我国宪法属于

我国宪法属于（共6篇）

篇1：我国宪法属于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

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

关于人身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4保护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

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其他方面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瞻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狭义的所谓赡养，主要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广义的赡养，指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包括两种情况：

(1)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种赡养是有条件的，即须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

上述规定是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特定群体的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缘关系。作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儿童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与自由。他们有权最大潜力地发展其个性、能力及才智；有权从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中获益；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有权以可行和积极的方式知悉他们的权利。①虽然儿童在家庭中有着独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由于儿童在年龄、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场合尚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的权利，以保护儿童的利益。本文从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等方面粗浅分析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1）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第17条）。（2）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第19条）。（3）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儿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负有在其能力和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确保儿童发展所需生活条件的首要责任；缔约国按照本国条件并在其能力范围内，应采取适当措施帮助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实现此项权利，并在需要时提供物质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别是在营养、衣着和住房方面（第27条）。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儿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护而不能对话的群体，而是作为权利的主体被承认，并被保护着。儿童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样有着对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儿童同样享有人格尊严，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利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②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投票权等条款。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在教育与职业问题上，父母尤其要考虑子女的才能和爱好；父母在对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虑子女对独立的需要，在视其发展状况合适的情况下，应当同子女讨论父母照顾权问题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规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与父母和其他亲属来往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子女的财产权利等几个方面。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传统从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国家体制之中，家长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对儿童的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历来都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考虑，没把儿童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对其享有处分的权力，不仅决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决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权利及享有权利的“份额”。因为受到传统的漠视子女利益的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规定，但过于原则、缺乏体系性，也未明确规定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

二、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

亲子关系诉讼，作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对世的效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是法律对其的调整，还是法官对其的判定都必须慎之又慎。亲子关系诉讼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财产关系诉讼不同，法院在诉讼在中限制了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适用，通常采用职权主义，将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首要目的，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亦不允许当事人的自认。正是由于亲子关系诉讼具备上述特点，亲子鉴定在此类诉讼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方法，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分析，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关系的鉴定。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也不断提高，亲子鉴定的结论通常具有很高的证明力，导致普通老百姓、律师甚至法官对亲子鉴定技术结论的过分依赖。因此，在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只求助于亲子鉴定，作为自然血缘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

上海某区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诉讼乙男，请求法院确认乙男为其女儿丙的生父，并承担丙的生活抚养费。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照片、邻居的证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费凭证的证据。但是乙男否认丙是其亲生女儿。法院认为甲女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甲女和乙男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但不能证明乙男与丙之间有血缘关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但乙男以会损害现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严为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对于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拒绝鉴定的当事人是否有协助亲子鉴定进行的义务，是否能进行强制鉴定及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二是亲子鉴定是否解决亲子关系诉讼争议的唯一手段。

在亲子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后，必须取得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准后，才可以进行亲子鉴定。实践中，一部分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坚持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致使事实真相难以查明，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又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造成了当事人实质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调整证据分布的结构性不均衡和适当减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的目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父子关系诉讼上，为确定生物学上父子关系之存否，明确规定当事人甚或第三人负有血液检查义务。除美国须以当事人申请始可进行亲子鉴定外，法、德、日都承认法院得依职权命令当事人为血型或DNA检验。④对无正当理由不协助亲子血缘鉴定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模式。德国法采取直接强制，拒绝受检者不仅要负担因拒绝所生费用，并科处罚金；若不能追缴时，裁处拘留。应受检查者无正当理由，一再拒绝受检时，法院得加以强制，尤其是强制拘提其接受亲子鉴定。多数国家采取间接强制的立法例，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亲子鉴定，如无正当理由不接受鉴定时，法院得迳为不利益的认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为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鉴于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3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该答复区别了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两种情况，但对什么情况必须做鉴定未作出明确规定，且也未规定对拒绝强制鉴定的当事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样，无法获得对方当事人所特有的证据性资料，而承担败诉后果的现象决非偶然。

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常常成为亲子关系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以鉴定结论定输赢，这样原被告双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甚至法官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的权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从“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子女有知道双亲的权利、接受亲情的权利和藉由父子关系有否确定，而使父母适切地履行其经济上与非经济上的权利。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承认亲子鉴定结果得作为证据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际，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思，且表见父母适切履行父母的责任时，判例法运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⑤在法国，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自然也无亲子鉴定适用的余地。

三、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我国政府对保护儿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视，在《宪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儿童的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对“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关于夫妻生育权的行使没有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指引。我国法律规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权利，但对于生育权的行使没有规定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赶个好日子而不顾子女的利益，随意决定子女的出生时间，进行非自然分娩。这种依据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让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长。此外，我国农村地区仍存在着选择生育性别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儿特别是女性第二胎往往会被人工流产。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权的行使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

2、离婚诉讼中未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在我国离婚诉讼中，在解决父母离婚问题时对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附带一并予以处理，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处于离婚的从诉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制度，没有专门的诉讼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向法官提出借鉴性的建议，有些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往往会接受父母对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建议在离婚诉讼中增设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3、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没有设立监督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怨恨，不让对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极大损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长。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建议在《民法通则》中增设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监督人制度，规定监督人的指定范围、职权和更换。

4、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的确定和变更未规定应依据“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第1、3项规定，“父母一方优先考虑抚养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倾向，是与“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相违背的。建议在《婚姻法》增加规定，父母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行使对子女的保护和照顾的权利。

5、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之协议解除没有规定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收养法》第26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这种仅仅依据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的意愿，就可以协议解除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收养关系的规定，有可能不利于优先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建议在《收养法》增补规定，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收养协议的成立和解释必须符合被收养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0年6月3日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71年10月29日)（我国1993年4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6月19日华盛顿）（我国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994年)(我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我国2006年12月29日批准)

篇2：我国宪法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还不具备制宪的条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在总结胜利成果和确立国家制度方面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大陆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民族在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被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开始；1953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颁布后，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普选，选出了基层代表5669万人、全国人大代表1226人。这就为召开全国人大、制订宪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现实也迫切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制定宪法。当时，我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确定了以一化三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任务。这就需要有一部根本大法来确定国家的领导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1952年12月2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全面筹备制宪工作。同年底，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着手起草宪法。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广泛参阅了中外宪法文件特别是苏联等民主国家的宪法文件，数易其稿，宪法草案初稿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从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组织了8000多人和15亿多人对草案初稿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后，形成了提交第一次全国人大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20日，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贯穿1954年宪法的基本精神。由于受过渡时期历史条件的局限，1954年宪法还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954年宪法确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它的制定与实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事业走上了新的里程。从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基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三次修改五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在近半个世纪中，曾被三次修改五次修正。

11975年的第一次修改

1954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左”的错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这条错误的路线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得到了肯定。“左”的错误的影响，使庄严的宪法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4年，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到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做到按期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1963年先后进行了五次选举，也基本上做到了按时选举。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连续10年没有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也10多年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从1970年开始，我国着手对宪法进行修改。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同年8~9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就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决定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主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提请全国人大讨论，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的宪法，是在那种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宪法对于很多需要认真规定的东西，都过于草率。因此可以说是一部有严重缺点和问题的社会主义宪法。

2.1978年的第二次修改和1979年、1980年两次局部的修正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宪法做出进一步修改。这就有了1978年对宪法的再一次修改。1978年宪法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组成的修改宪法委员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了这次宪法的修改。在起草过程中，反复征求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后，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978年3月5日正式公布。

3.1982年的第三次修改

1978年以后的几年，是我国处于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主持修改宪法。决定成立以胡乔木为秘书长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起草工作。1982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认真修改后，于1982年11月23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宪法修改草案。

4.对1982年宪法的三次修正

篇3：我国宪法属于

然而这种分类并不意味着否定“实然”的宪法而去追求“应然”的宪法。因为这种分类并非相互对立的。从宪法的运动过程来看, “实然”的宪法中亦包含着“应然性”因素, 而且这种“应然性”因素自宪法产生时起就成为宪法的支配力量, 并决定了“实然”的宪法本身就是“应然”的宪法的产物。而“应然”的宪法的“应然性”问题也是一个须待考证的问题。因此, 宪法研究不应是在分类问题上纠缠不清, 而应探求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以适应宪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 从实证角度考虑, 由于宪法是支撑法网的权利框架, [2]如何进行框架的搭建, 以保证法网的适度, 进而实现法追求自由的价值, 也需要审视宪法的应然性。

探求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实质上是探求宪法合理、有效存在的支撑力量。作为宪法运动的整个过程, 从宪法原型到模范宪法实质上都是“应然性”因素支配的结果。基于此, 通过对宪法的“应然性”因素进行梳理, 确定支撑宪法发展的合理因素,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宪法, 并进一步追求宪政的理想效果。本文拟通过“应然性”因素的理论分析, 并结合外国宪法的实证, 来达成对宪法的“应然性”因素的一种认可,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宪法作出评判。

一、宪法制定的应然性规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过程

现代社会追求的是法治社会, 而法治社会强调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并且首先尊重的是宪法。宪法怎样才能被人们尊重?其前提之一应该是宪法具有权威性。而权威性的取得则是人们都认同宪法的内容和宪法所蕴含的理念。如果某些人不认同宪法, 他就会不尊重宪法、不遵守宪法, 甚至出现宪法危机。

那么宪法怎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呢?则必须是不同利益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 都得到尊重, 共同参与宪法的制定, 并就宪法的内容通过一种妥协、博弈甚至斗争, 形成一种合意。只有这样的宪法, 才能够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 也才能够被不同利益主体所遵守和尊重。

因为, 当今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利益主体。必然或者存在不同的阶级、或者存在同一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如果宪法的制定仅由一个或几个利益主体所决定, 那么, 他们就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有时他们为了社会的稳定可能会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甚至反对者的少许利益, 但绝不会公正地考虑他者的利益) 。这样的宪法, 被损害或者未被照顾到利益的主体必然不会虔诚地尊重宪法。宪法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 法治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的旋律。

从世界宪政国家制定宪法的情况来看, 可以说被人们推崇的宪政体制都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制定的宪法。具体表现为:作为近代宪法先驱的英国, 其《权利法案》是代表市民议会和封建贵族及王权通过斗争, 在与国王妥协并分享政权的基础上通过的;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 则是美国十一州的55名代表, 经过激烈的争吵、讨价还价、妥协而制定的;而二战后日本的宪法, 亦是经过议会、各在朝在野党派及公众, 通过自由媒体的长期充分辩论, 再由超过三分之二公民投票通过的。

由此可见, 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制定的宪法基于各方的认同能被各方遵守, 因而也就能保持宪法的长期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并且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制定宪法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性, 即基于主权在民的理念由人民决定国家治理规则, 并保障人民的权利。总之, 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制定宪法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 也是人民能够尊重宪法权威的依据。

而在我国先后制定的几部宪法中, 尽管有全民讨论宪法草案的迹象, 但讨论宪法草案的并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 而是利益共同体, 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宪法的最终通过并不是履行公民批准的程序。因此, 我国宪法一直被看作纸面上的宪法, 一直不能发挥宪法的作用、体现宪法的权威。可见, 我国宪法的制定要考虑多方力量的参加, 体现多方的利益。

二、宪法修改的应然性:不宜频繁启动的一个宪法程序

宪法的权威性还在于宪法的稳定性, 不被频繁修改。因为频繁修改的宪法会导致宪法内容的不确定性, 人们就无法遵从宪法, 宪法的权威性自然受到损害。因此, 宪法一旦制定, 就不要轻易修改。即使修改也要遵循严格的修改程序。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通过后, 一直到现在仍是美国政府职能运作和人民权利保护的依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了一些修正案。这也成为美国宪政被人们热衷研究和借鉴的原因之一。而法国自1791年第一部宪法起到1875年共颁布了十余部宪法, 这一方面反映了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 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宪法只是当权者为其合法执政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而宪法的这种频繁的更替, 并不能保证哪一部宪法被全国人民真正地遵守。可见, 稳定的宪法是树立宪法权威的基础, 而频繁变化的宪法只会降低宪法的权威。

我国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开始, 到1982年也经历了4部宪法的制定过程。而1982年宪法作为现行宪法还不断被修正。按照宪法不宜频繁修改的应然判断, 我国对宪法的态度实际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的一种尊重, 导致人们想对宪法形成一种信仰都难。因此, 在我国宪政进行的过程中, 如何保证宪法的稳定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宪法内容的应然性:体现民主、权利、人权、分权与制衡、法治

民主、权利、人权、分权与制衡、法治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针对封建君主专制而提出的一些思想口号, 并得到普遍认可, 成为支撑现代国家的价值理念。而宪法的存在则必然受这些价值观念的支配, 即: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 基于其政权的稳定及上述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决定了宪法的内容必然要体现这些价值观念。因此, 这些价值观念实质上是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 并被学者称之为前宪法现象。[3]

正是这些应然性因素决定了现代宪法的正当性存在。即:基于君主专制而提出的人民主权成为宪法不得不依据的正当性来源。基于人民主权则必须保障人权、保护人民的正当权利, 包括保障人民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而人民权利的保护则必然避免政府权力的扩张, 而应限制政府权力;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防止专权则需要确立分权与制衡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也是现代宪政国家的统一认识;而宪法依据上述因素所规定的内容要想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则必须在法治的观念支撑下才能实现。因此, 现代宪政国家必然通过宪法确定法治原则, 在宪法中规定体现民主、权利、人权、主权、分权与制衡价值观念的内容。

现代宪政国家宪法运动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首先, 资产阶级宪法都确立了民主制度, 使宪法成为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其次, 资产阶级国家都强调人权, 保障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第三, 英、法、美等国家都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模式治理国家;最后, 资产阶级国家都尊重法律, 把一切行为纳入法律运行的轨途中。总之, 支配宪法存在的上述价值观念至少从形式上在资产阶级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坚持民主与法制。在经济转型时期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特别是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修订增加了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 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最基本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我国政府的权限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可能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以至于当政府行使合法伤害权时, 作为弱势的公民、团体往往无能为力。另一方面, 作为公民的权利极其有限。我国现行宪法总共规定了十八种权利, 即使这很少的公民权利在行使起来也是极其困难的, 有些甚至不可能行使, 致使这些权利形同虚设。因此,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一些支配宪法存在的价值观念, 导致我国宪法并不符合宪政的要求。基于此, 我国宪法应进一步作出修正, 并贯彻、体现法治观念。

四、宪法实施的应然性:宪法应表现为一种可操作的程序

法治国家, 首先应尊重和遵守宪法。怎样尊重和遵守宪法, 应当表现为宪法的可操作性。因此, 宪法的内容并不当然体现在实体的权利和权力上。宪法的实施和其他法律的实施一样, 应配置相应的程序。“程序”成为发动宪法的必要机制。不论是宪法权利, 还是宪法权力。其配置离开了程序的保障, 都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3]同样, 宪法责任的承担也依赖于程序的保障。如果宪法没有确立相应的程序来使宪法责任成为一种实际上可以承担的责任, 那么, 宪法责任确定的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3]因此, 宪法程序应当成为宪法实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宪法实施将会因为宪法程序的完善而得到保障。

为宪法实施提供程序保障, 在实施宪政的国家是存在的, 如美国。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把宪法价值的核心立足在“程序”上, 这也应该成为美国宪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因素。

我国宪法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理倾向的影响, 导致在宪法程序设置上几乎是空白的。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诸多权力, 但因缺乏程序的保障导致这些权力被弱化。主要表现在:1、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怎样监督?如出现了违宪案件如何处理?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解释?解释宪法的文件具有何种效力, 与宪法的关系如何确定?3、全国人大享有罢免权。但全国人大如何审理罢免案, 通过何种形式来作出对罢免案有效的决定?罢免后如何使被罢免者承担宪法责任?等等。所有这些, 因缺乏程序的保障, 致使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权力无法实现:违宪审查案件几乎没有、不存在对宪法的解释、对代表进行罢免的权力无法彻底实施。不过上述应然性因素为我国宪法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途径:如何通过宪法程序的规定来达到对我国宪法有效的实施。

五、结语

现代宪政国家之所以能实行宪政, 从宪法的制定、修改、反映的内容到实施, 无不体现着一种“应然性”的决定因素。作为宪政国家, 宪法的正当性也必然以这些“应然性”因素为基础, 并进一步吸收合理的因素, 才能保证宪法的正当发展, 并促进宪政的建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在新的形势下, 更应该考虑宪法的应然性因素, 并使宪法的存在成为我国实施宪政、实行法治的有力保障。因此, 我国宪法应尽快摆脱只是纸面宪法的局面, 在应然性因素的支配下, 进一步完善宪法。使我国宪法真正成为治国依据。使我国宪法不再束之高阁, 而是呈现一种与社会现实“共同栖息”的状态。

参考文献

篇4：从宪法侵权看我国的宪法救济

摘 要：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基石，中国宪法的私法化无成例可考，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剖析。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

1 案件

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1999年。这一年，事情真相大白，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起诉到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就此案来看，在齐与陈等之间，齐的合法的权利确实受到了陈等的不正当侵犯，，然而在审判中却发现一个问题：齐玉苓到底是什么权利遭受了侵犯，该应用什么法律来保护她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上出现了盲点。为解决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并最终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4日就该案发布的法释[2001]25号批复、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法院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笔者之所以援用这个案件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来介绍一下中国宪法理论中的 “宪法司法化”并对此作分析。

2 宪法的司法化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

宪法司法化的正当理由：

(1)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和基础。宪法也是法，具有法的一切特征，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规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

(2)从实践来上看，当代世界上宪法的调整领域已由传统的公法领域逐步扩展到“私法领域”。

(3)从中国的法律现状来看，强调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中的直接适用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许多新型的法律不断产生，在具体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确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宪法原则予以指导具体案件的裁判。

(4)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直接依据宪法，显然是超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范围。

3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

3.1 法理上的困惑——对公法性、政治性的挑战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公法性质。实现其司法化，特别是实现“宪法引用”，使其具有同民法等其他法律同等的裁判效力，即具有普适性。这可以说是宪法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一般认为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首先不是对抗一般的公民个人，而是对抗国家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效力指向对象不是弱小的公民，而是指向强大的国家公共权力。可见，真正实现中国宪法的司法化必须跨越理论上的障碍。

3.2 制度上的障碍——制度上的缺失

(1)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对于宪法司法适用均无相关的程序规定。(2)违宪审查主体、标准模糊不清。《宪法》第6条第2项及第67条第1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主体，《立法法》第88条规定的极为宽泛，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甚至于“授权机关”这样的不确定主体。(3)违宪审查程序不完善。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的判断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而不属于法院。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时，应裁定中止诉讼，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这些法律规范是否违反宪法规范。

3.3 观念上的偏差

篇5：我国第二大岛属于

海南岛地势地貌：海南岛地势为中部高四周低，中部偏南到四周沿海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逐级递降，组成环形层状地貌。

在各种地貌类型中，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岛总面积的.25.4％，丘陵占13.3％，台地占32.6％，阶地占16.9％，平原占11.2％，其他占0.6％，具有台地、阶地特多，山丘密集相连，平原少而分散的特征。

篇6：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请同学阅读第八课题下的引言并思考回答以下问题：我国法律在哪些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依法治国为什么核心是依宪治国? 为什么要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设计此总是的目的是：(1)使学生对本课要讲的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2)突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和宪法的最高权威概念：(3)学生并不一事实上能马上回答出不，但要道德有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

[导入新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却容易使人认为是国家领导人的事，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事，不如具体的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论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人们每天都能接触和使用的法律来得具体。宪法好像离我们很远，与我人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是这样吗?否!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太阳系是个独特的星系。它由一颗恒星(太阳)、9颗行星及36颗卫星、几万颗小行星、千百万颗彗星组成。在这个“大家庭”中，太阳含有全部物质能量的99.9%,是这个星系的中心,控制着行星和其他天体的运行.对于人类来说,宇宙中没有比太阳更重要的物质了.所有地球上的生物或太阳系其它地方可能存在的生物,全部依赖太阳中心的火海才能生存.太阳的确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却因其有巨大的能量而与我们息息相关. 宪法也是这样,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些类似太阳系中的太阳,所有其他法律必须领带它存在,围绕它放置它是母法,是法律中的法律. 这是我们这堂课要学习的中心问题.

一、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板书)

1.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板书)

提问：国家生活的根本问题有哪些?区分不同性质国家的根本问题有哪些?(学生回答后，教师提示。) 区分不同性质国家的问题有：国家性质、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从内容上看，它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如：

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根本任务：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文化教育权利等;

公民的基本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仍法纳税、劳动、受教育等。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板书)

提问：何为法律效力?(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提问：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表现在哪几方面?

⑴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板书)

(教师引导。) 依据宪法第18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依据宪法第103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依据宪法第11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等。我国目前已颁布施行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共有4000多个。其中，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制定了328件法律和法规，尤其是近五年来，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法规117件，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总数的35.8%,为历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法律最多的一届. 我国法律、法规浩如烟海，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司法、行政，到军事、外交、民族、教育、体育、卫生，牵涉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但归其大类，主要是政治、经济及与公民权利义务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制定，是宪法的具体化体现。提问：举例说明我国制定了哪些使宪法具体化的法律?(学生回答后，教师引导。)

与国家政治制度相关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与国家经济制度相关的法律有：《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对外贸易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专利法》、《审计法》、《会计法》、《商标法》、《破产法》、《矿产资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经济合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食品卫生法》、《公路法》、《建筑法》、《农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与公民权利和义务相关的法律有：《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职业教育法〉、〈婚姻法〉、〈继承法〉 ……

⑵普通法律不能和宪法相抵触，否则要被撤销和宣布无效。(板书)

提问：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几部宪法，分别是哪年颁布的?(学生发言后，教师引导。)

我国建国以来共通过了四部宪法，其中，1975年宪法是在“文革”中制定的，“左”的思想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致使条文之间相互脱节，语言文字含混不清，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 1978年宪法由于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后新形势的需要，所以，1982年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再次修改宪法。这次修宪彻底清除了1978年宪法中“左”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铺平了道路。 1982年宪法明确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迫切需要表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国一直把经济立法放在首位，并对一批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进行及时修改。如：1982年宪法确认“个体经济”可以合法存在之后，个体经济俐到发展，为1988年国家制定和通过私营经济合法化的宪法修正案提供了法律依据。

(组织活动：一次与现行宪法配套的法律家族聚会。由学生扮演不同的法律成员分别阐述不同的法律功能及维护宪法的共同作用。见教材第110至第1118页。)

3。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板书)

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以，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其目的是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宪法的制定，由国家成立专门委员会起草，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普通法律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

我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才可以提出议案，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才能通过;而普通法律则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都可以提出法律修正案，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