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论文

2022-05-01

【摘要】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其它要素的前提,是企业健康运行的保证,“三鹿事件”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失控的典型案例。本文基于三鹿事件,从管理因素、组织因素和人本因素三个角度透视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认为企业应从各个方面优化内部控制环境,为企业健康运行提供保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论文 篇1:

河南省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2008年、2010年财政部联合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分别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内部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可以使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而推动国有企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本文在对河南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和分析其内部控制环境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 内部控制环境 调查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对内部环境的定义是: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以下简称“配套指引”)中的内部环境类应用指引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从不同方面解读了内部环境构成的主要内容。

一、问卷调查的实施和数据统计分析

(一)问卷调查的实施。本调查问卷选取的对象主要是河南省大中型的国有企业,共选取了51家,其中以河南省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为主(共32家),占总数的64%。问卷主要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发放和收回,共发出51份,收回51份,其中2份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有效问卷共计49份,占发出问卷总数的96.08%。

(二)问卷的数据统计及分析。

1.是否按照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要求设计组织架构。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善。被调查企业董事会成员中有兼任管理层的37家,占比75.51%;监事会成员中有兼任管理层的15家,占比30.61%。被调查企业中董事会兼任管理层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董事会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管理层,如果董事会有兼任管理层的情况,会导致董事会的监督职责大大削弱。监事会成员兼任管理层的比例虽然低于董事会兼任管理层的比例,但比例仍然较高,也会影响监事会监督职责的发挥。

2.对组织架构评估的情况。被调查企业有7家经常从设计的有效性和运行的效率和效果对组织架构进行全面评估,占比14.29%;超过半数的企业(32家)偶尔进行评估,占比65.31%;10家企业从来没有进行过评估,占比20.40%。由此可见,被调查的企业大多数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架构全面评估机制,无法及时发现组织架构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3.企业是否设有内部审计部门,其是否隶属于董事会。被调查的企业34家设置了内部审计部门,占比69.39%;但仍有三分之一的企业(15家)没有设置内部审计部门,占比30.61%。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督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主要力量,缺少了内部审计,将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监控,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15家被调查企业审计部门隶属董事会,占比30.61%;7家隶属监事会,占比14.29%;11家隶属总经理,占比22.45%;4家隶属财务部门,占比8.16%;12家隶属其他部门,占比24.49%。为了保证内部审计足够的权限和独立性,一般认为内部审计机构应隶属于董事会,内部审计部门隶属层次越低越不利于其保持独立性,从而不利于其开展相应的审计工作。从被调查的情况看,有30.61%的被调查企业,其内部审计部门隶属于总经理和财务部门,还有24.49%的被调查企业其内部审计部门隶属关系不够明确,内部审计机构开展工作的难度比较大,难以真正发挥其监督的职责。

4.是否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48家被调查企业制定了发展战略,占比97.96%,只有1家没有制定发展战略。可见被调查企业对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视的。

5.企业是否设置了战略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负责企业的战略制定。25家被调查企业负责制定战略的机构为董事会,占比51.02%;没有单位选择监事会、经理层。选择其他的企业有24家,占比48.98%。企业的战略委员主要研究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发展方针以及经营目标等方面的内容并根据企业实际提出相关建议,其应当对董事会负责,一般应设在董事会之下,战略委员会主席应由董事长担任。通过调查发现半数企业的战略委员会是属于董事会的,但是剩余的企业战略委员会的设置并不明确,不利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管理。

6.有无对发展战略进行宣传和培训。15家被调查企业经常对发展战略进行宣传和培训,占比30.61%;32家偶尔进行,占比65.31%;3家极少进行,占比6.1%。过半数的被调查企业均没有对发展战略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和培训,这样会导致企业的高层无法树立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而基层员工无法对发展战略充分了解,不利于企业围绕发展战略开展工作。

7.企业是否建立员工使用和退出机制(多选)。32家被调查企业对高管人员建立了引进和开发机制,占比65.31%;35家对技术人员建立了引进和开发机制,占比71.43%;20家对一般员工建立了引进和开发机制,占比40.82%。从高管人员、技术人员和一般员工的引进和开发机制的建立情况可以看出,企业比较重视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开发机制的建设,而许多企业并没有建立一般员工的引进和开发机制,这样不利于企业在员工和岗位之间形成科学有序的良性流动机制。

38家被调查企业对高管人员建立了使用和退出机制,占比77.55%;38家对技术人员建立了使用和退出机制,占比77.55%;20家对一般员工建立了使用和退出机制,占比40.82%。同上,大部分被调查企业对于高管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建立了相应的使用和退出机制,这样有助于企业降低人事风险以及防止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泄露。但是对于一般员工的使用和退出机制却不够完善,不利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8.企业是否建立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24家被调查企业定期对社会责任进行报告,占比48.98%;13家随机对社会责任进行报告,占比26.53%;12家从不对社会责任进行报告,占比24.49%。可见,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而选择定期报告的企业多为上市公司而不得不定期报告,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非常少,有些企业甚至从来没有披露过社会责任报告。

9.是否建立了责任危机处理机制。33家被调查企业已经建立责任危机处理机制,占比67.34%;8家尚未建立责任危机处理机制,占比16.33%;8家企业选择不清楚,占比16.33%。对于责任危机处理机制大部分企业均已经建立,但是仍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并没有建立相关的责任危机处理机制,这样在企业面对突发危机情况时可能无法积极应对,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0.企业文化建立的情况。29家被调查企业建立了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占比59.18%;11家没有建立企业文化,占比22.45%;9家选择不清楚,占比18.37%。从调查情况看,超半数的企业均有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但是仍然有22.45%的企业根本没有企业文化,这说明部分被调查企业在对待企业文化上还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企业经营的巨大作用。

二、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对策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明确治理结构中的权责划分,就是明确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其次需要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职能,这就需要避免出现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兼任经理层的现象;再次要完善监事会的功能,使监事会可以有权监督董事及董事会的决议等;最后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应当处理好企业各级机构与党组织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各级机构按照相应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二)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评估体系。企业的组织架构如果存在缺陷,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为了及时发现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存在的问题,企业可以根据配套指引,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定期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机构的设置进行全面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组织架构的设计是否得当,其运行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运行的效率如何等。当发现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以及内部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职能交叉或缺失时,及时进行解决,确保企业的组织架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三)加强内部审计监督职能。内部审计作为内部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督内部控制环境其他要素的重要力量。要保证内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必须给予它足够的职责权限,由于内部审计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及企业各部门的内部控制执行和设计的有效性进行审查、评价和建议,因此必须保证其相应的独立性,才能使内部审计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将内部审计置于经理层或者财会机构之下,其独立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内部审计对于经理层和财会机构的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将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在董事会或者审计委员会下,可以较好地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从而保证监督的效果。

(四)加强发展战略的宣传和培训。发展战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兴衰成败,因此企业必须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科学的发展战略要得到良好的执行,必须加强对发展战略的宣传和培训。对公司高层进行发展战略的宣传和培训可以帮助高层树立战略思维,为其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奠定基础,对基层员工进行发展战略的宣传和培训可以帮助他们认清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把企业的战略有效地融入自己的日常工作中,从而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企业可以通过培训、讲座、座谈、竞赛等多种形式对发展战略进行宣传和培训。

(五)建立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的员工是内部控制的主体,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可以使企业充满活力,同时对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不仅要重视高管人员和技术人员,还要重视一般员工,因为他们是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企业需要制定公平、公正、公开的人力资源政策,建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高管人员、技术人员和一般员工的引进、开发、使用、退出机制,激发各级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树立尊重人才的氛围。

(六)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协调,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又履行了对员工、对社会的责任。企业定期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可以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得到社会的尊重,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定期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企业自身而言都是有益的。

(七)构建积极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为内部控制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国有企业的历史,部分企业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积极的企业文化,相反还有部分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文化氛围,而且企业领导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够重视,造成企业规则和制度意识淡薄,无法对员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员工也缺乏归属感,优秀人才容易流失。因此企业首先应当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责任,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应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使企业文化真正能够渗入全体员工的意识中;最后还应当不断推动企业文化的创新,使企业文化的建设适应企业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方红星,池国华.内部控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门韶娟.从内部控制审计角度浅析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环境[J].商业会计,2012,(2).

3.周燕敏.对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问题的研究[J].金融经济,2013,(8).

4.赵璐.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调查与分析——以河南省国有企业为例[J].财会通讯,2012,(26).

作者简介:

赵璐,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审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主持参与研究多项国家、省级课题。

作者:赵璐

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论文 篇2:

基于三鹿事件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研究

【摘 要】 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其它要素的前提,是企业健康运行的保证,“三鹿事件”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失控的典型案例。本文基于三鹿事件,从管理因素、组织因素和人本因素三个角度透视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认为企业应从各个方面优化内部控制环境,为企业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关键词】 三鹿事件; 内部控制; 控制环境

根据COSO报告对控制环境的描述,企业内部控制划分为五个层面——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内部控制环境包括企业人员的个人诚信、道德价值观与所具备的完成组织承诺的能力、董事会与稽核委员会、管理层的经营理念与营运风格、组织结构、职责划分和人力资源的政策与程序、组织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理念。因此,控制环境是一种氛围,能够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执行以及企业经营目标及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环境,其他控制要素无论质量如何,都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

企业控制环境可以分为三类因素:第一,管理因素,包括公司治理、内部监督和内部审计。第二,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风险预警。第三,人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和管理者素质。本文以三鹿事件为例,从这三个角度透视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同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一、三鹿事件

三鹿集团全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20世纪90年代初,该公司开创了“奶牛+农户”饲养管理模式,曾为三鹿确立了为同行所效仿的奶源优势。2007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00.16亿元,同比增长15.3%。但是这种高增长背后隐藏的内部控制及其环境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从2008年3月份起,三鹿就陆续接到一些患泌尿系统结石病儿童家长的投诉,一些媒体也开始以“某品牌”影射三鹿,但是三鹿并未就此引起足够重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导致事态日益恶化。据估计,9.02亿元的巨额医疗费和赔款已经造成三鹿集团严重资不抵债。2008年12月25日,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发布三鹿破产消息,破产裁定书已送达石家庄三鹿集团有限公司,一个曾经作为奶业龙头的企业一夜之间消失。究其原因,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不佳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管理因素

(一)公司治理与“内部人控制”现象

公司治理结构旨在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公司治理不健全,公司必然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的内部控制制度都会流于形式,难以达到既定的效果。因此,只有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内部控制系统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石家庄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96%左右的股份由900多名老职工拥有。三鹿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是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持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华自1987年到2008年任职长达21年。可见,该公司股权相当分散,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制衡关系无从谈起,“内部人控制”现象不言而喻,治理机构的制衡机制失效,这为“毒奶粉事件”埋下了治理隐患,这种不良的内部控制环境成了管理层道德缺失的温床。

(二)内部监督流于形式

内部监督可以保证内部控制制度持续有效的运作。监督的过程,是由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评估控制的设计和运行,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论是经营层或是其他控制人员,只要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都应当及时地向适当的管理层报告,并使其得到果断处理。三鹿集团内部质量监督的具体做法是在养殖区建立技术服务站,派出驻站员,监督检查饲养环境、挤奶设施卫生、挤奶工艺程序的落实。驻站员作为内部监督的手段是内部控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驻站员监督检查等并没有严格实施,在原奶进入三鹿集团的生产企业之前,缺乏对奶站经营者的有效监督。

(三)风险预警缺失

风险管理和控制是企业内控的基本要求。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既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基础。企业的产业链越长,风险点就越多。对食品行业而言,质量监控无疑是风险控制的关键。通过预警系统,企业一旦有风险的苗头出现,即可进行防堵,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避免或减弱对企业的破坏程度。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37条规定:“企业应当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明确风险预警标准,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或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人员、规范处置程序,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可悲的是,风险控制不到位正是压倒三鹿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从2008年3月份起,三鹿应对危机的方式是“推、拖、瞒”,导致事态日益恶化。

三、组织因素

(一)组织结构与盲目扩张

内部控制来自组织内部,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组织变化是内部控制发展的主线。组织嬗变是内部控制的发展诱因,它推动内部控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由于三鹿集团有牌子而缺乏奶源、一些地方小乳品厂有奶源而缺乏品牌,因此集团在内部开创“牌子和奶源”结合的发展模式。沿着这种模式,三鹿集团以产权为纽带,以品牌为旗帜,相继兼并了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甘肃等省濒临破产的30多家中小企业,使得三鹿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行唐三鹿乳业有限公司由三鹿集团控股51%,另外49%的股权由行唐县政府控制。本质上,这种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企业规模,扩大了市场份额,有利于三鹿集团的发展,然而,在被三鹿集团兼并之后,没增添任何新设备和资金,开动老机器就开始生产奶粉,厂区内景象破旧不堪。三鹿集团旗下类似这样的分公司或子公司比比皆是。这种扩张导致了资金投入跟不上、机器设备及内部管理跟不上的现实,埋下了诸多安全隐患。

(二)企业文化与“责任做秀”

企业文化是现存的一种无形力量,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境界和广大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内部控制的不断发展、成熟,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控制环境。比如,企业通过建立符合单位自身情况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树立全体员工的是非判断标准,形成正式的书面文件,向员工传递单位对其责任、诚实性、道德观的期望。同时高层管理者更要应注意自己的言行,起到表率作用,引导员工做道德范围内的事。三鹿集团曾宣称其企业文化的灵魂是为提高大众的营养健康水平而不懈地进取。其宣传资料显示,三鹿集团多年来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饲养奶牛80万头,带领8万多户农民脱贫致富,吸纳5万下岗职工和8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扶持农民养牛、抗洪救灾、抗击“非典”、老区扶贫、扶残助教、捐助多胞胎家庭等捐资捐物,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企业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轻工业十佳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等省以上荣誉称号200余项。三鹿集团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取得的各种荣誉无可厚非。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提供给社会优质的产品来实现。三鹿集团产品中含有大量三聚氰胺已给婴幼儿及食用者造成身心伤害,给中国奶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方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这种沽名钓誉式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应该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裁。

四、人本因素

(一)人力资源政策与用人机制不当

建立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对培养企业的员工,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内部控制有很大的帮助,还能确保执行企业政策和程序的人员具有胜任能力和正直品行。不少奶农和专业人士不相信三鹿集团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原奶在收购环节中被掺入三聚氰胺毫不知情,三鹿集团奶源部的几千员工大多是农村人,来自奶源地,可见三鹿的用人机制不当是人力资源政策制定不完善的突出表现之一。

(二)管理者的理念和经营方式

管理当局在建立一个有利的控制环境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管理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企业制定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超越设立这些制度的人,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同样也无法超越那些创造、管理与监督制度的人的操守。管理思想是支配企业运行的灵魂,是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对社会及员工的责任观念等的集中体现;管理人员对控制的态度决定了整个公司的态度和行为。管理阶层的管理哲学及管理风格,包括企业承受营业风险的种类,管理当局对待经营风险的态度和控制经营风险的方法,极大地影响着控制环境。

三鹿事件中,企业管理当局在利润的诱导下以工业用原料三聚氰胺加入奶粉,置消费者的健康于不顾,完全突破道德规范。这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违背经营目标所采取的短期行为,使制度的执行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了不应有的弹性,导致内部控制的功能大大削弱,引起整个企业“群体越轨”现象,致使控制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首先应提高自身的素质,包括理论修养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并形成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明确的管理目标。另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自身起表率作用以外,还要引导其员工以道德标准统驭自身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管理者应将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尽力用权力维护其有效运行的同时,对控制的遗漏和功能缺陷进行弥补和完善,使内部控制为实现经营目标服务。

五、研究结论

“三鹿”事件暴露了乳品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针对问题最为突出的三鹿集团,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基本要求,影射出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种种弊端。三鹿集团为我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创建和谐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关乎企业的盛衰荣辱和生死存亡。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关键,确定了一个企业的基调,它影响着整个企业内部所有人员的控制意识,在三鹿集团的案例中,如果该企业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企业应从各个方面优化内部控制环境,使企业能够提高效率和功效,防患于未然,为企业健康运行提供保障。内部控制的加强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也不是单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国家也要给企业塑造一种重视、开发和研究内部控制的宏观环境。●

【参考文献】

[1] 杨玉凤,曹琼.基于内部控制环境的管理层道德建设[J].煤炭经济研究,2007,(10).

[2] 黄杨梅,刘广瑞.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案例分析[J].财会通讯,2008,(02).

[3] 梁小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分析与优化[J].河北企业,2008,(07).

作者:王 芳

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环境问题论文 篇3:

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否提升企业环保投资?

摘 要:与现有文献关注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内部控制执行力度越强的企业越可能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与处于法律环境差的地区的企业相比,处于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上述研究不仅是对内部控制和环保投资研究进行的有益补充,而且为政府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促进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内部控制执行力;企业环保投资;重污染行业;法律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72162007);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碳管理质量、生态效率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2018YJ11)

一、引 言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體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来。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报告, 2018年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排放量分别比2017年增加了18.320%和15.780%,严重阻碍了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作为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源的企业,应如何推进实施环境治理是需要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然而,现有文献多数从政府环境规制等外部制度层面来探究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2008年以来,为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质量,我国陆续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保证其稳步推进的一系列法规和措施。随着这些制度、措施的逐步实施,我国上市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现有研究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产生诸多正向溢出效应[1],如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降低股价下行风险,增强企业合规性、降低企业诉讼风险,以及提升企业价值、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等[2]-[6]。尽管这些研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是还未有研究从内部控制执行力角度来探究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区别于企业其他的投资决策,企业环保投资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具体而言,企业的环保投资有利于环境改善和环境治理,但短期内能否提升企业价值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高管的薪酬通常与企业价值挂钩,环保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高管进行环保投资的动机较弱;同时,企业环保投资本身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其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环保投资的使用绩效难以评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高管可能会将用于环保投资的资源用于追求自身利益[7],从而减少实际的环保投资额。那么,作为企业不完备契约的补充,内部控制执行情况是否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产生影响?处于不同行业、不同法律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怎样的差异?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提升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扩展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股价崩盘风险、诉讼风险、融资成本等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的经济效应,而本文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这说明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 (2)丰富了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环境规制、财政税收和补贴等外部制度因素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考察内部控制执行力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3)本文综合探讨了不同行业以及制度环境的情境效应,有助于理解内部控制执行力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边界条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环境管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严格的环境监管是企业改善环境的主要驱动力[8],其原因是监管力度能够提高重污染行业的生存门槛,从而增强了企业增加环保投资的动力。如Shapiro和Walker[9]基于1990—2008年美国企业样本研究发现,环境监管力度越强,污染程度越低;王云等[10]研究发现,对目标企业环境行政处罚能够增加同伴企业的环保投资;陈晓艳等[11]以2012—2018年重污染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处罚对于企业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翟华云和刘亚伟[12]以2006—2016年我国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说明环境监管确实能够发挥环境治理功能。其次,环境政策可以通过强制压力来影响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如王兵等[13]与姜英兵和崔广慧[14]发现,环保基地、环保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张琦等[15]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施行之后,与不具有公职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环保投资相比,具有公职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相对更高。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的环境管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呈U型关系[16], Chen等[17]甚至发现,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没有对重点排污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激励性的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如卢洪友等[18]研究发现,受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来自政府监管的压力,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更可能增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降低污染排放量,而后基于2010—2016年774家重污染企业的研究发现,政府财政补贴能够提升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从而增加其环保投资,具体而言,政府财政补贴每提升1% ,企业环保投资额至少提高了0.498%。

(二)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

在有关内部控制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发布之后,由于担心不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可能会因此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甚至导致股价下跌、融资成本提高、诉讼风险增加等不良的经济后果,我国上市企业纷纷加大了内部控制投入,内部控制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按照内部控制理论,企业的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的一项内部治理机制,担负着保证组织健康发展、促进企业战略实现的重要职能。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能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具体影响机理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还选取了企业治理和企业特征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此外,还控制了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具体控制变量及其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统计结果

1.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表2所示,企业环保投资(EI)的均值为1.184,标准差为4.377,变异系数达3.697 (即4.377/1.184),说明上市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执行力(IC)均值为1.728,说明绝大部分上市企业披露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较高;企业性质(Type)的均值为0.394,说明研究样本中非国有企业占比较高;重污染型企业(Pollution)的均值为0.400,说明样本中接近半数的企业为重污染型上市企业;上市企业董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均符合我国制度要求;其他变量如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企业增长等的均值统计结果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表明样本选择具有合理性。

2.相关性检验

根据表3所示,内部控制执行力(IC)与企业环保投资(EI)显著正相关。单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另外,虽然负债水平(Debt)和盈利能力(Roa)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超过0.350,可能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在后面的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该问题并未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其他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4给出的是内部控制执行力和企业环保投资的回归检验结果。表4中的列(1)给出的是不加入解释变量的基准模型,在该列中,股权集中度(Share)和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愿意进行环保投资。列(2)是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由于内部控制执行力(IC)的回归系数为0.054,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执行力越强的企业越可能增加环保投资,从而验证假设1。列(3)—列(5)给出了研究样本是否为重污染型的分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类型为重污染型的情景下,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企业类型为非重污染型的情景下,内部控制执行力虽然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在全样本中, IC×Pollu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有助于重污染企业提高环保投资,从而验证假设2。列(6)—列(8)给出的是企业处在不同法律环境情境下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处法律环境较好的企业,其内部控制执行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地处法律环境较差的企业,其内部控制执行力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在全样本中, IC×Law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地处法律环境较差的企业相比,地处法律环境较好的企业,其内部控制執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从而验证假设3。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笔者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唐国平等[16]的研究,以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环保投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其次,考虑上述结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如环保投资高的企业更可能强化内部控制执行力,规避环保投资风险,本文采用t年度上市企业是否受到违规处理作为内部控制执行力的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再次,为克服样本的自选择或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内部控制执行力取值大于中位数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取值小于中位数的企业作为控制组,采用1∶1比例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检验。最后,考虑内部控制执行力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由一些并未控制的遗漏变量导致,本文将内部控制执行力在观测值之间进行随意变换,按照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检验。①由于研究假设均通过了上述稳健性检验,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2015—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考察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和法律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执行力越强的企业越可能增加环保投资,经过替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保持不变。进一步研究指出,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与处于法律环境较差的企业相比,地处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其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形成如下两方面的研究意义:首先在理论层面,验证了企业执行内部控制法规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并且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法制环境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明确了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发挥作用的条件,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方面的研究文献;另外,本文以企业环保投资作为切入点,从经济后果角度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法规的实施进行了拓展研究。其次在现实层面,在国家大力倡导和推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未完备契约的补充,能够强化企业环保投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内部控制法规由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存在着立法层次低、缺少违规处罚措施等问题。为此,我国应该提升内部控制立法层次,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违规成本,增加内部控制执行力,推动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

[21] Orsato, R.J.Competi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When Does It Pay to Be Green? [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06, 48(2):127-143.

[22] 李志斌.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来自A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调查的证据[J].会计研究, 2013,(12): 72-78.

[23] 王建明.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和外部制度压力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 (6):54-62.

[24] Alrazi, B., Villiers, C.D., Staden, C.J.V.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Proactivit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102(4):4-57.

[25] Bansal, P., Clelland, I.Taking Trash: Legitimacy,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Unsystematic Risk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47(6):93-103.

[26] Pellegrino, C., Lodhia, S.Climate Change Accounting and the Australian Mining Industry: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Generation of Legitimac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2, 36(2):68-82.

[27] 胡珺,宋獻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7, (3):76-94.

[28] 逯东,王运陈,王春国.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J].中国工业经济,2013, (11):96-108.

[29] 黎文靖,路晓燕.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 2015, (12):97-112.

[30]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于振荣)

①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结果未在文中列出,笔者留存备索。

[DOI]10.19654/ j.cnki.cjwtyj.2022.02.011

[引用格式]白世秀,章忠志.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否提升企业环保投资? [J].财经问题研究,2022,(2):104-111.

作者:白世秀 章忠志

上一篇: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执政分析论文下一篇:老年性脑梗塞患者优质护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