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论文

摘要：内涵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节约日益紧张的社会资源，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孕育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理念，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增长整体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基本依赖优越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国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论文 篇1：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摘要：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法治化;环境政策一体化;黄河流域协同治理

文献标志码：A

一、从西部生态保护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9年9月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突出了法治生态治理、法治生态保障的重要性。从地理位置看，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护涉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法治一体化规制。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是对多年来生态治理问题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将环境治理问题提到了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一体的高度，是对人类日益需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回应。

2006年国务院同意批复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为“十一五”规范）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提出要求，特别是针对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提出制度性安排，对生态保护重点工程予以明确，并对修复森林草地公顷数制定了量化指标。其中，在针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问题上，“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发展理念。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生态保护理念，并不是以“保护”作为重点，而是将生态资源的“开发”与“节约”提到并重的地位。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具体把握“开发”与“节约”之间的度量关系。尽管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第一个十年，是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效显著的时期，但是这样的生态保护理念，势必会对后来环境恶化埋下隐患。

以西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对黄河流域保护为例，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国家对于西部地区生态保护理念的转变，即从“开发与节约并重”转变为“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但是针对黄河黑山峡河段重点水利开发工作，使用的是“加快”该地段的开发，同时也没有健全与之配套的保护制度。所以在具体的黄河流域资源开发与保护工作中，并没有深入贯彻生态保护的理念。事实上，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其实质是指兼具“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效合一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针对具体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该正确平衡好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度”，这才是真正实现生态法治化治理的关键。

《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818个县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2018年与2016年相比，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县域占9.5%。基本稳定的占79.1%，变差的占11.4%”。不难发现，从2016年到2018年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变差了1.9%。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破坏的速度要略微超过保护的速度。无论对环境资源进行怎样的保护，都会对后代人的代际利益造成影响，“子孙后代所继承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就会降低”。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保护好子孙后代的代际利益。不能对自然资源一边开发、一边保护，又一边破坏。

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年印发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为“十二五”规划）到2017年印发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为“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可以看出国家对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将“十二五”规划中的“生态环境”一章改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突出了国家对生态保护的理念已经上升至“生態安全”的高度，特别凸显的是对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将黄河中上游纳入重点生态工程，使国家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此外，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以“坚持绿色永续，建设美丽西部”作为生态发展的原则，强调了对黄河上游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力度，形成了开发与保护相衔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置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的地位，共同构成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而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2018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提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不仅实现了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的转化，提升了生态文明概念的法律地位，也会对宪法上的观念、权利、制度及其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对环境宪法自身体系而言，丰富了宪法中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规定的有限性和生态文明建设职责的局限性，甚至是完善了宪法中人权保障;另一方面，对部门宪法而言，使其成为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为下位法在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立法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特别是宪法环境条款的内外规范结构对环境法律规范的影响。

2019年9月，中央首次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区域协调国家级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黄河流域的跨区域性，决定了其肩负探索流域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旨在为全国跨区域河流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从而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凸显出国家对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重视。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该以生态法治体系化构建为重心，用法治的方式推动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将生态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从而实现依宪、依法保护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二、黄河流域之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充分体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化发展理念

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化的构建是实现新时代下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的价值目标，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对西部地区生态保护理念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在法律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等概念，但是缺乏可以具体实施的标准以及法律责任部分的规定，使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形同虚设。

其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缺乏对生态文明理念的构建。生态相对于环境而言，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概念，因为生态“既关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也重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资源要素割裂开来保护的理念，不利于实现生态整体性保护。自然资源要素范围大小的限定将直接影响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全面性。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国的“能源流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土地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我国环境法律规范采取以环境保护要素为对象的立法模式，例如，针对黄河流域的资源保护与发展涉及的中央立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这种立法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在看到生态资源各要素独具特性的同时，没有注意到生态资源之间所具有的共性。导致在具体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实现目标价值的时候，没有将其他生态资源的要素考虑其中，如此，将不利于对整个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的系统性保护，更不用说对后代人享有生态权益的保护。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要告别传统的以生态资源要素分类的保护理念，不再受制于人类对于生态资源要素认识的局限性。

其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制度构建不完备。在全国一系列空间发展战略中，从上至下依次是京津冀经济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与黄河经济协作区一体化发展不同的是，“黄河流域尚无东中西部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而国家其他空间发展战略彼此之间签订众多协议，一般以发展经济为契机，其他各项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依次铺展开来。黄河经济协作区第一次会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由山东省牵头在青海召开。以后每年轮流召开一次省区负责人会议，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事实上，黄河经济协作区并没有展开深度的、实质性的合作。黄河经济协作区内各省市在生态、文化、教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构建上也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更不用说达致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有效协议。

生态保护制度的构建应当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生态问题。有学者提出，西部地区的生态特点主要表现为“土地沙质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草原生态破坏严重”。例如，在公民个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参与规制上，将生态保护的主体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强调国家在生态保护与防治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生态保护中应尽的义务。事实上，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是保护环境的义务主体。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制度的构建上，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湿地保护是治理的重点，除了要发挥国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外，还需要当地居民提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自觉性，贯彻绿色发展意识，进行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此外，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也是推动黄河流域全面复兴的重点任务。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大肆开发，公民个人对生态保护参与的缺位势必对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进度带来阻碍，因此有必要生态保护立法先行，构建完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制度。

（二）缺乏地方立法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涉及黄河流域现行有效的中央層面立法有95件;现行有效的地方规范562件，其中涉及黄河流域的地方工作文件332件;地方其他规范性文件200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仅有20件。可见，涉及黄河流域的地方立法大多以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做出，也就是以通常所说的“软法”来规范黄河流域的开发与保护。在公法中，软法是指行政主体发布的非法律性的指导原则、规则和行政政策。本文也将采用这一论证逻辑，将涉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非法律性的指导原则、规则和行政政策视为软法。

不可否认，软法在调整法律关系中发挥着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就立法成本和技术而言，软法具有制定成本低、制定效率高的特点。当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的时候，就可以先制定软法来予以规范，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应当突出软法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立法落实的难易程度而言，软法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而硬法受制于本身固有的性质，即当制定完成之后，法律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现实。此外，硬法也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便无法维护法律的权威。但是具体结合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来看，若不能及时将行之有效的软法上升为硬法，赋予其国家强制力以保证实施的效力，将会对整个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障带来困难，甚至对整个生态法治化进程带来阻力。所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软法虽然发挥着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软法在参与黄河流域治理中也存在法律效力层级不高、执行标准不统一的难题。

其一，在黄河流域治理中，过多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将不利于国家生态法治建设，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重庆作为直辖市，享有先行先试的立法权：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代表的自治区享有先行先试和有限制变通的立法权;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变通的立法权。当中央层面发布了针对黄河经济协作区生态保护的规划之后，各省区是否能将规划中的精神、原则，甚至是制度及时与本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转化为法律，是保证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的关键。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黄河经济协作区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少之又少。大多數是决议、通知、意见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政策性文件。

其二，黄河经济协作区各省市立法主体没有及时将生态保护政策予以法治化确认。例如，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退耕还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对退耕还林活动予以全面的系统化保护。《管理办法》对退耕还林活动的范围作了界定，即退耕地还林、配套的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沙）育林。然而在“十三五”规划中，已将“重要水源地坡耕地”纳入新一轮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之中。同时在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四大专项整治就将水源地保护纳入新的专项整治范围，而地方立法却没有及时根据政策的需要作出立改废。

其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的灵活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实现一个动态平衡。黄河经济协作区各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建立统一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不能因为政策的偏向就进行大量的立法，也不能因规避风险而不进行地方立法创新，新时代完善生态法治中国建设，应该在实现法制的需求与法制的供给之间形成稳定的动态平衡。

例如，200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的批复》，旨在用10年左右时间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2008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黄河流域防洪规划的批复》，提出到2025年，黄河流域流经省份建成比较完善的防洪减淤体系，基本控制洪水和泥沙。然而地方对中央政策防洪减淤体系立法情况整体表现为立法积极性不高，通过地方性法规对中央政策予以落实的省市有山东省、河南省，以及江苏宿迁市、山东东营市。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省市有山东省、河南省，以及山东淄博市、甘肃兰州市。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新增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积极的立法偏好，而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新增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消极的立法回避，大多采取以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作出，即立法不作为。

（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应当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在制定其他政策，甚至是法律的时候，也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其中。“五位一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应当深入贯彻“生态文明”理念，除了要在生态法治领域体现生态文明理念，还需要在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也体现生态保护的理念。

其一，缺乏财税制度与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的结合。虽然在《环境资源法》中已经针对排放污染物作出明确的规定，即采取征收环境保护税或者污染物排放税的制度设计。有学者也提出，“采取税收限制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办法”，对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具有积极的意义。《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有关机关可以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在环境保护方面基于政策和措施上的鼓励和支持。“我国现行资源税覆盖的征税范围，基本上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征税范围远远小于世界其他国家”。黄河流域流经的省份，可以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采取税收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政策导向，要符合税收制度的依法合理设定，不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当然也不能设定过低的税收优惠，从而对地方的财政收支带来负担。

其二，商事经济领域与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结合不足。在追求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向法治生态化转化。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效率、成本，不符合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必然会在法治生态化转向过程中出现阻力。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自身就在经济、环境等领域落后于东部地区，所以不能因为盲目赶超东部地区而过度地在商事经济领域予以倾斜，恣意开发和利用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三，缺乏旅游业与法治生态化的结合。为了加快旅游的发展而盲目地兴修道路、桥梁，给生态法治发展带来阻力。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黄河经济带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制定，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应当充分发挥黄河旅游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黄河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然而黄河流域各地区在开发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建设相配套的有关旅游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效益原则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由于生态旅游资源的特殊性，有很多生态旅游资源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具有不可再生性，过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不利于对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的保护。

三、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障之完善

法治才是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根本。2018年“生态文明”的入宪，标志着生态法治发展有了新的内涵，“意味着中国宪法观体系进一步丰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规范指引。将黄河流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提到并重的位置，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法律与政策协同保障生态发展，以及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协同的法治发展等三个方面人手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一）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体系是实现作为第五国家战略之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实现黄河流域依宪、依法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提到，要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法治体系。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应该是以宪法为根本，以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规范为核心，以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多层级、多部门融贯的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因为“体系不仅可以保障最大可能的概观性，同时亦可保障法安定性”。在时间上实现将生态文明贯穿于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的始终：在方式上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的法治生态化转变。因此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可以从生态保护的理念和制度建设两个维度出发。

其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理念构成。现阶段，在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理念的时候，首先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正确处理好黄河流域开发与保护的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新的矛盾和任务。因此面对生态发展问题，在借鉴国内外成熟的生态治理经验的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特别是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其次，要立足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有学者早在2003年就提到，“只有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也有学者提到，“生态文明入宪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生态环境领域发展的最新趋势”。生态文明理念丰富了當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内涵与外延，为提高黄河流域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提供了规范指引。最后，要立足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绿色发展是对宪法序言中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化。其核心就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正确处理好“绿色”黄河流域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其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可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制度、保障制度，以及救济制度出发。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制度中，制定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在各省市分段治理的同时，也要实现跨区域污染防治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障制度中，要加强黄河流域环境执法，形成多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高效环境执法梯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监督救济制度中，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督查常态化，完备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的黄河流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体方面，可以分为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因为“公民、国家和社会是当代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中最主要的主体性要素”。根据各主体在生态环境中所享有的权益的不同，应当分别对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对生态保护负有的义务予以明确，确保生态保护主体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功能定位。首先，应当突出国家在生态问题中的“治理”功能。这是由国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其次，应当彰显社会组织在生态保护中的“防治”功能。社会组织在从事民商事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负有充分的注意义务。最后，应当鼓励公民个人在生态保护问题中具备“预防”功能。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然而在一系列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规划中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采取的是防治的进路。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防治的环境对象要远远多于保护和维持的环境对象。不可否认，因为在政绩的要求下，对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防治要比保护和维护现状的生态环境治理容易很多，直接表现为政策在发挥生态法治进程中具有易变性，给生态保护法治化进程来带阻力。笔者认为，可以将环境保护的对象类型化，“既要求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持良好环境，也强调对负面的污染和公害进行有效预防”。因此在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对象所处不同的状态进行分类保护，如维持现状、预防、治理。

（二）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律与政策，协同保障生态发展

政策的灵活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应该实现一个动态平衡。一方面，实现政策的灵活性能够弥补法律自身固有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实现具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能够弥补政策效力层级不足的问题，从而达致政策与法律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方面功能互补。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以黄河流域政策与法律相协同的法治发展路径。

实际上，国内外在很多领域都借鉴了欧盟开放协调机制（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并逐渐形成可以广泛推行的成熟经验。例如，京津冀地区跨区域雾霾治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合作，泛珠江三角洲对跨区域水域的治理等。所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政策与法律规范协同保障生态发展的完善可以通过对欧盟开放协调机制的借鉴，以及国内成熟的经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一体化。

具体来说，欧盟开放协调机制包含四个主要步骤：第一步，由欧盟负责制定统一的政策目标，再由各成员国根据已经制定完成的政策目标，分别制定各国具体的实施计划。而且欧盟统一的政策目标，也是建立在各成员国平等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由于考虑到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目标完成的时间。第二步，保证各成员国忠实地履行实施计划，减少不必要的拖延情况。该机制规定了各成员国实际情况的定性指标（indicators）和基准（benchmarks），并以此为依据对比各成员国的完成情况。第三步，各成员国将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将已经制定的政策目标上升为本国国家法律。第四步，监督机关定期对各国实施情况予以监督和评议。

欧盟成立之后，为了保证每个成员国都能积极地落实政策。一开始是采取“共同体方法”，即选择行政强制力推行政策实施的硬法治理模式，然而并没有取得良好实施的治理效果。与欧盟治理模式恰恰相反的是，西部地区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在一开始多采取软法的治理模式。由于政策在治理模式上效力的不足，西部地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扭转。事实上，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法治，就会制约司法审判在环境保护案件中监督与救济功能的发挥。

具体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问题上，在国家层面制定了统一的政策目标规划之后，黄河流域流经地区应当积极落实，突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阶段性和地域性。前面也提到，由于黄河流域流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有关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法律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事实上，“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薄弱的地区”。所以在国家层面制定了统一的生态政策目标、保护规划之后，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应当根据自己所辖行政区划内实际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相应配套的软法或者硬法来保障国家层面生态政策目标、保护规划的落实，即黄河上游地区应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中游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及下游地区的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别视为本辖区的改革目标。同时，还需要监督机关对各地区的实施情况予以监督和评议，才能保障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此外，还要加强立法机构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立法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是实现利益博弈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立法参与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保证立法制定后，各地区之间都能切实遵守。

（三）实现黄河流域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良性互动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设不单单需要有关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的政策法治化，还需要实现有关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的政策与其他各领域的政策实现良性互动。特别是实现与税法、经济产业发展、基础性设施建设、行政监管等政策的对话。在欧盟环境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将该此种模式称之为“环境法律政策一体化原则”（Environmental Policy Ietegration，EPI）。

我国学者在研究欧盟环境政策法律问题领域，对EPI的定义其实就是采用签署国际协议中的解释，即一体化原则又称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他欧共体政策之中的原则，即“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纳入其他欧共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与我国“五位一体”的政策目标基本相似，但是在地方具体落实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目标内涵与外延的规范阐释。事实上，有学者在文章中梳理EPI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指出，EPI并不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是由一系列的政治性承诺发展而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制定的环境行动计划（Environmental Action Plan），以及随后于1993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 Treaty）。非环境政策领域需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为欧盟EPI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环境法律政策一体化原则具体可以分为在组织机构上的一体化和法律政策制定上的一体化。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在制定其他法律政策的时候，应该允许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生态保护与发展小组的积极参与，加强各组织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协作。真正意义上保障各部门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正当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在其他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产业结构、基础性设施建设等非环境领域，将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于法律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是保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有利于助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要破除西部生态环境“短板效应”难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要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纳入法治轨道，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用法治逻辑、法治思维处理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从整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环境政策的生态化转变，实现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間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法律规范与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健康有序地发展。

（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张震 石逸群

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论文 篇2：

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

摘要：内涵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节约日益紧张的社会资源，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孕育经济增长方式的新理念，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整体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基本依赖优越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难以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是粗放式生产。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产业的产业部门，同样也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和全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能够节约社会资源。缓解日益紧张的资源矛盾，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分发挥农业生产要素的效能，稳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使农业生产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社会发展表明，粗放式社会生产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全球因为资源短缺所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缺乏可持续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我国的农业的生态环境保护，是对现有的农业环境资源的保护。这里的保护应该是广义的，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性维护，而是包括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优化。有效利用科技和管理多种手段，在节能降耗的前提下，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效能，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稳步发展。具体实施功能可以从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探讨：

从广度上看，不再是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无限制地增加农业生产资源的投入；或者违背环境规律，改变、限制农业生态环境的一些功能。而是考虑环境的承载力，避免以往粗放式农业生产扩张而过度消耗资源。历史上，一些地区出现过开山毁林种植水稻，也有的地方填湖造田；从后来发生的自然灾害人们终于看出，这样片面地以增加粮食产量为目的的农业扩大再生产的经营理念，最终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深度上看，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研究，提出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科技和管理方法。发掘农业生态系统的潜能，提高资源的效能。从根本上抛弃“靠天收”、“望天田”的把农业看成是纯粹依赖自然的传统农业思想。

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由于一系列的转型，村民变成了市场的利益主体，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样受到市场利益机制的决定。普遍存在的趋利动机使保护的主体模糊。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主体为追逐利益甚至损坏环境也不意外。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保护有自身的一系列技术要求，从而在技术层面上增加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使这一工作还处在低水平上。人们不难发现，一些对农业生产形成灾害的原因，是生态资源的效能未能得到发挥。水库年久失修，在雨季不能正常蓄水，抗旱能力大大减弱；农田中间的道路比较原始，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

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保护的广度和深度的转换成为可能。保护的广度和深度的转换实际上是主体经营理念的转换，主体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承担者，没有主体经营理念的转换所有的活动将会落空。主体经营理念可能转换的理由是：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的利益动机会使自己尽量减少支出，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满足主体的利益要求，这是其经营理念转换的内在动力。第二、国家作为宏观利益主体，能够充分发挥调控的职能，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制约主体行为，这是主体经营理念转换的外在压力。第三、农村环境保护理念的转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是这是主体转化经营理念的群众基础。

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增加内需，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的稳定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变成现实。

1.增加生产资料的需求。面对我国出口逐步减少，投资需求受控，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就需要有钢铁，水泥一类的工业生产资料，这无疑会扩大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其拉动产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巨大。这是因为农村环保工作进展缓慢，诸多方面的建设还存在空白；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大；农村人口多，农村社区占绝对的比重。不少人认为，农村的发展主要是水、电、路的问题，这种把城市建设的经验完全带入农村的思想，没看到农村建设特殊性的观点显然欠妥。

2.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缩短，剩余的时间外出打工。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紧张的矛盾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大量农民离乡也引发了不少的社会矛盾。虽然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明显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贫困的农村更差。在明确农村环保主体的前提下，应该有效地利用周边剩余的劳动力，逐步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使农民增加收入和基础建设趋向统一。

3.在社会实践中推动科技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资源丰富多样，科学治理自然环境必然会遇到多方面的难题，实践的需要为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一方面是在科技和经济落后的农村，更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以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回到社会实践中，是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

显然，上述诸方面存在巨大的反作用：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加，稳定了经济发展；优化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农民收入的增加，既进一步增加市场的有效需求，缓解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又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城多差别；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推动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三、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社会主义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反过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方面。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也同时带来了一些问题。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不协调；部分农民收入不高，农村贫困人口多，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一般农村社区建设缺乏科学的规划，农民任意建房，有的建筑物妨碍交通，有的建筑物不利水利设施的建设；住房建设不集中，既占用了宝贵的农田，又影响农村社区的形象。这些存在的问题，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精神文明滞后的状况。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社会发展最终都要体现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是包括农业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力系统的协调，而不是片面地发展其中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过发展社会协调的生产力来实现国强民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梦想。体现时代要求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充分体现中国社会生产力根本性的跃迁。这一伟大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无疑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能够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反作用。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全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贫穷的国情，结束贫穷的历史。这无疑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热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规划和建设农业社区，无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社区散居的混乱局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极大地提高农村社区的形象，使农村社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

从深层次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传统的视角是重视外在的，这对于制度建设是积极的。但是，合理的制度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要求。特别是在制度基本明确后，社会发展的主要来自于人的贡献，否则，无论多么美好的制度将受到人的惰性的挑战。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环境，要比社会援助满足生活需要更有价值。人们从注重制度的东西转向关注客观事物内在的联系，这无疑是传统思维方式的革命，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必定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2]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作者：陶仲庸

经济增长生态保护论文 篇3：

推进青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路径研究

摘要：青海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举措，是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性、迫切性，努力探求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新路径。

关键词：青海;生态系统;保护;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同时强调，“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当前，青海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举措，是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性、迫切性，努力探求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新路径。

一、推进青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总体形势判断

青海正处于加快绿色发展转型、实现生态拐点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提出“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进一步强调要“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这为青海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新青海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青海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并把生态保护优先作为首要前提，全会指出，保护生态是青海最大的责任，必须立足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青海省正处于跨越生态拐点的关键阶段，必须通过更大力度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以更低的消耗、更小的环境影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引擎，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统筹推进大扶贫、大生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省份的绿色发展新路。

青海省正处于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的“攻坚期”。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特定区位造就了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势高峻，地形复杂多样，气候寒冷，干燥缺氧。面临着能源消耗大，产业结构偏粗、偏短、偏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近年来，青海在经济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环境监管执法、环保制度改革等方面力度明显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但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区域生态环境分化趋势显现，部分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下降，生态安全呈现复杂多变、风险加剧、影响深远的态势。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青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环境质量仍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短板，实现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目标面临着极大挑战。

青海正处于深化改革创新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窗口期”。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提出的“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着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在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转方式调结构，核心是创新驱动，底线是蓝天净水，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发展成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青海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成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并被列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并成为青海三大改革。开展具有牵引性和综合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并依据责任分工形成具体任务工作台账，成为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设计图”和“总施工图”的省份。对此，要坚持以群众实际感受为评价标准，把握好国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窗口期”，切实当好生态环境保护排头兵，使绿色发展成为新常态下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人民共享发展获得感的必然选择。

二、青海生態系统保护修复的主要基础及短板分析

（一）经济结构总体偏重，格局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2010年至2015年，全国30个省（区、市）绿色发展指数显示，青海的平均指数排名第7。这主要是依靠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提高了绿色发展指数排名。青海植被（草甸为主）占全省面积70%，300公里以上的274条河流只有湟水河受到污染。全省资源丰富，污染物排放较少，但经济结构总量偏重的格局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从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来看，天然气、水电等优质能源消费比重逐步上升。青海现有产业主要以高耗能、重化工业为主，从而导致现有工业企业能耗高。2018年，青海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2048.99万吨标准煤，占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96.3%。另外，工业快速增长带动了能源消耗增加，高耗能行业能耗总量在扩大的同时，一些低耗能行业，随着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消耗总量也有不同程度增长。

（二）生态系统总体仍显脆弱，生态空间被挤压现象依然存在

近年来，青海立足青海省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布局，实现空间管控“一张蓝图”。按照“三区三线”空间管控要求，科学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形成生态良好、城乡统筹、设施完善的全域空间布局。2018年，青海承办全国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现场会，启动湟水流域规模化林场建设试点，完成营造林270666公顷，森林覆盖率达7.26%，涵盖水面、湿地、林草的蓝绿空间占比超过70%。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落地实施，祁连山国家公园挂牌。生态红线划定方案通过国家技术审核，县级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完成，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全部注销。开展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专项行动，淘汰燃煤小锅炉789蒸吨，节能减排完成年度任务，主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3.4%，湟水河出省断面Ⅳ类水质全面达标。但青海省生态系统总体而言仍然脆弱，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突出，地表风化强、土层质地粗，加上气候寒冷、植物生长期短，自身调节能力弱，恢复能力差，一旦地表植被被破坏，恢复周期较长，而人工恢复则要付出巨大代价。

（三）深层次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仍需进一步突破

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加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监测体系，设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为科学决策、环境管理、考核评价服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祁连山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监管。建立省级督察体系，调整监测体系等，确保三江源水质。加大青海省东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力争使大气环境质量达中上水平。总体而言，青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突破性成果还不多，改革试点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基层环境监管能力缺口较大，农村环保投入力度还需加大，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长效机制还需健全，生态文明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部分环境关键指标仍存在短板，需要进一步补足

2017年，西宁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81.1%，同比上升5.7个百分点。环境空气中PMlO和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99微克/立方米、39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12.4%、20.4%。湟水流域青海境内共布设28个监测断面，其中，湟水24个断面中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目标的有19个，达标率为79.2%。I一Ⅲ类水质断面16个，占总数的66.7%。Ⅳ类水质断面3个，占12.5%。V类及劣V类水质断面5个，占20.8%。湟水水质轻度污染。大通河4个监测断面均为Ⅱ类以上水质，水质状况优。但部分环境关键指标仍然存在短板。受高寒缺氧、气候干旱、紫外线强、降水量较少等自然条件影响，我省环境空气中颗粒物和臭氧背景值浓度偏高。同时，还存在污染控制任务重，二氧化氮、臭氧浓度上升趋势显现等问題。

三、进一步推进青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路径研究

（一）确保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部署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加快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现格局优化、系统稳定、功能提升，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生态保护工程设计要坚持贯彻“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有机整合各类生态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维护区域生态安全。青海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应紧紧围绕功能区战略布局的推进落实，立足不同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谋篇布局，求得突破。按照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属性，把区域、流域作为保护和修复的有机整体，把各种生态问题及其关联和因果关系都体现出来，打破行政界定，实现整体设计、分项治理。根据国家环评法规定，对城市总体规划设置独立的生态环保篇章，强化环境保护的倒逼、优化和约束作用。优化空间格局。对青海省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产业布局开展规划环评，调整优化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的产业布局、规模和结构。开展功能区战略环评和规划环评，明确区域“三线一单”（生态功能保护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对不同功能区实施相应的空间管控规则，倒逼各地进行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二）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底线，以生态廊道为支撑，构筑青海省生态保护修复大格局

生态功能红线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以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为目的。必须着力构建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试点开展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产业发展格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格局，进而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构建“一带三廊两屏”生态安全格局。“一带”即黄河生态保护带;“三廊”即湟水河生态廊道、大通河生态廊道、青海南山一拉脊山一积石山山地生态廊道;“两屏”即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通过系统实施以环青海湖地区、青海东部干旱地区、共和盆地、环祁连山地区、沿黄河地区为重点的“五大生态治理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山体、森林、河湖、湿地、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目前，青海构建生态修复大格局已经形成。主要是统筹推进东部黄土高原地区、三江源地区、环青海湖地区、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和柴达木盆地五大生态功能区生态建设。

（三）努力为生态保护修复探索模式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青海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基础能力差、历史欠账多等问题，应建立多层次、大范围的立体推进格局，进而加快恢复和提升生态环境安全水平。目前，青海省祁连山地区被列为国家先期启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支持范围。这对于推进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进一步稳定、人工生态系统进一步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系统绿色发展指标的优良化具有重要意义，将极大地促进青海省生态保护与建设由过去单一生态要素治理向整体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转变。通过推进生态保护试点建设，开展保护和示范，凝练操作性强、可推广的技术模式，深入探索建立有利于生态系统保护的体制机制，从而为青海省提供生态保护修复经验。建设生态保护先行区，通过在自然禀赋相对优越、工作基础良好的地区开展试点示范，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和管理举措，培育一批生态保护特色典型，进而探索生态禀赋优越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家公园的管理办法，优化现有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管理办法，创新运行机制，增强园区各功能分区之间的整体性、联通性、协调性，对各类保护地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一体化管理。

（四）针对区域主导生态功能和关键生态问题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

根据区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主要生态功能定位，确定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部署区域。综合生态调查评估结果和生态保护修复关键技术，考虑地形地貌、河流水文、土地植被等自然环境，确定以流域为范围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布设片区。结合重点区域，针对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内容，提出分区、分类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布局。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运用跨界和平台理念，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快绿色科技的推广应用和成果转化，不断加强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末端治理、脆弱生态保护等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示范，按照“一块区域、一个问题、一种技术、一项工程”的思路，形成生态保护修复系统性关键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五）建立生态保护修复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制度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决定性保障。

一是以压倒性思维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践行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源头上加强预防和治理，进而实现青海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

二是持续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和财政投入力度，确保重点生态区域及生态脆弱区域的植被恢复。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的投入责任，采取普惠支持、产业基金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确保财政科技投入持续增长，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

三是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方位资金筹措机制，统筹社会各方力量，推动基金项目建设。借鉴现有的成熟融资模式，不断创新支持方式和利益分配机制，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四是强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重点打破部门分割现状。加强部门联动，加大监管力度，形成管理合力，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相关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和统一监管机制，落实生态保护与修复责任主体，把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与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的干部“三项机制”实施结合起来。

五是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完善各类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创新多种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审计。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加快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实现省级环保督察全覆盖，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作者：冯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