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面临的风险措施论文

摘要：本项研究对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的目标和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现过去改革不成功的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目标笼统、模糊，互不兼容，无法据此确定改革措施的优先序；以控制为主的改革措施，影响了改革的依赖对象——医院、制药公司等的利益，无法激励他们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涉及范围太宽，导致协调的成本过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公司面临的风险措施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公司面临的风险措施论文 篇1：

十项措施，给世界以信心

西方媒体称中国的十项措施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紧接着一个星期后的11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四项实施措施。这四项措施包括：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确定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具体安排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的政策措施。

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印证了“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目前，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氛围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调整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如此，此次调整还是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政策出台不仅快，力度也很大，这是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并且，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这么大，将极大地增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快速增长的信心，并将对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不亮，东方亮

“这十项措施多少会给大部分人一些信心。有了信心大家就会多做一些努力，有了政策的指引，对大家来讲是打了一剂强心针，现在股市都涨了。”在某国企工作的张女士说。

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即将实施的政策兴奋不已时，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十项措施公布次日，在我国股市上涨超过7%的同时，世界主要股市也不同程度上涨，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法国CAC指数及德国DAX指数分别上涨0.9%、1.1%及1.8%，透过股市可以管窥各国投资者对十项措施的“兴奋”。

西方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称中国的十项措施的震撼力堪比北京奥运会，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认为此举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适度”的影响，有助于缓解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1月10日文章《正如奥运一样，北京的5860亿美元救市计划击败所有对手》中写道：“试想：推出一项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不仅使本国经济免于衰退，而且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博弈策略。如果这个计策成功，那5860亿美元可花得太值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10日文章《中国救市计划被赞为对人民的“新政”》中评价道：中国出台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这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从规模上说不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但它比美国的方案更广泛、涵盖面更广。

美国《时代》周刊11月10日一期文章《中国的新政》中这样描述中国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此举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这在今后几年将会有所感觉。

俄罗斯《独立报》11月11日文章《中国的反危机处方》(作者弗拉基米尔·斯科瑟列夫)：中国将投入巨额资金来消除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

美林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认为，中国的救市计划堪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罗斯福颁布实行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他说：“过去的两个星期证明了一点：政策奏效了。我们认为，就中国来说，这一积极政策能阻止经济大幅下滑。”

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愈演愈烈，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世界经济面临衰退，许多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难免受到一定的影响：经济增速已连续近五个季度减缓，今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增速回落4.8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上年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

面对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和外部压力，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温家宝总理不久前也说：“保持住中国强有力的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态势，就是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和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横空出世，这将为我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引擎。同时，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行为给了世界信心。

“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了，但是对全球的影响力还是相当有限度的。其他国家的内需和经济增长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政策来解决，当然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到现在的地步了，经济体之间联络比较多，相对来讲中国的拉动力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个不能太乐观，但是我们也有很好的心理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告诉《经济》。

惠及百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依靠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和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就顺理成章的“身兼两职”：一边连着国计，一边连着民生。

十项扩大内需措施出台后，新华网就“哪项措施将会对个人受益最大？”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十项措施中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成为网民首选，第二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由此可见，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收入、看病上学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

“政府拉动内需的目的，为了让老百姓的钱包更鼓。收入分配、城乡差距、两极分化问题等等都存在，拉动内需政策就是尽可能地在弥补这些差距，让老百姓有钱可花。”刘霞辉表示。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居工程的建设被列为第一位，目的是通过加大廉租住房建设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如果这项政策如能落到实处，不但会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博士说。

刘霞辉认为，十项措施中增加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对农民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措施。其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 “三农”支持力度等措施不仅更好的践行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要求，而且更是实实在在的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国家将通过增加政府投资，集中解决民生等领域的历史欠账，还将加快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进行改造等；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提高低收入群众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则会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而此举将会很好的回应新华网网友的呼声。

这十项措施中，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就是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

通过增值税转型有利于企业经营和利润的增加，此外，利润的增加也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多动力，会给企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并有利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按照部署，要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据测算将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如果政策很好的落实，不仅仅让企业倍受鼓舞，使企业获得发展，对于我国经济整体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在十项措施出台的几天里，股市终于摆脱了一段时间低迷，渐渐有了起色。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更加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措施的陆续出台，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矛盾和问题将会逐步化解，影响股市的经济下滑的趋势将得以抑制，一批上市公司的经营环境也将得到改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得到金融政策的扶持也将逐步走出困境，增值税的改型也彻底改正了原先重复交税的问题，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良性循环。

尽管政策不是直接针对股市的，但它间接的影响了企业的效益、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需求、影响了社会的信心，随之就会对股市产生作用，但是，股市也是一个市场，它也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股市实质性利好会出现。

快、重、准、实

国务院在11月5日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在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施这些措施，总的要求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如何理解“快、重、准、实”？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之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它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这次中央提出来，第一个字就是“快”，还有一个字就是“准”，这两个字我觉得体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财政政策的核心。

“现在经济受金融海啸影响已经初见端倪，经济自身恢复不了了，必须下猛药了，要把这个不均衡的状态给扳过来。所以，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出手快、出手重、措施准、工作实这样才能让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李佐军表示。

事实上，“快”就是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

“在经济还未受到实质性打击时，这个措施非常及时，及时出手，把握住了经济恢复的先机。”刘霞辉表示。

“多种信号表示，中央政府在推进‘十项措施’时强调的‘快’，并非强调中国经济增速，而是要借此‘时机’，加快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软着陆。”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景清此前对媒体表示。

实际上，这里的重不仅强调了此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的力度，从四万亿投入也能看出是“

“重”就是要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另外，这个重字不仅仅强调的是此次夸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的力度，也透露出政府将投入重金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四万亿的投入就是对这个“重”最直观的一种解释。

“准”就是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准是采取的措施要准，什么问题来了就解决什么问题，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先解决，要突出重点。”李佐军说。

温家宝总理在11月5号的会议上要求：“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十项措施大致可分为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以及增强扶持企业创新能力三大类，这几类不仅仅贴民生，也还都是政府份内职责，并不挤压市场、与市场冲突，从这里也能看出政府的角色定位很清晰了，就是更注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实”就是要抓好落实。

如何保证这十项措施很好地落实？如何确保4万亿的投资真正用在刀刃上？如何更好地惠及百姓？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才能被称为“实”。

“这四万亿是老百姓的钱，要用好，防止浪费腐败。审计部门对于这些项目要尽快跟上，落实后续审计，防止腐败。一些有关技术部门一定要把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关。在分配这四万亿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搞运动式的分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此前对媒体表示。

在李佐军看来，要想“实”首先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一般来说，政府投资应该先解决社会投资不愿意的项目，长远的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否则政府去挤社会投资也是不利的。这做好了对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增量。另外，项目的带动性要强，长远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显著。第二，项目选好后资金的运作，如何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项目本身的管理等也需要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第三，监管体系也要健全。

链 接：

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作者：蔡亚林

公司面临的风险措施论文 篇2：

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为什么不成功？

摘要：本项研究对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的目标和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现过去改革不成功的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目标笼统、模糊，互不兼容，无法据此确定改革措施的优先序；以控制为主的改革措施，影响了改革的依赖对象——医院、制药公司等的利益，无法激励他们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涉及范围太宽，导致协调的成本过高。未来的改革方向在于，将医院和医药企业加以“分化”，根据实现目标的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规范与发展并重，控制与疏导并重。

关键词：联动改革；战略目标；协调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寄予厚望，并进行了艰苦的改革努力。特别是自2000年7月以来，以一批优秀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由原国务院体改办牵头，计划、财政、劳动保障、卫生、药品监管等部门参加，共同负责，政府组织了一个组织协调机制，共同推进全国性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及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实现医保、医疗、医药改革的“联动”和协调，显著加大了改革力度，力求实现改革的“快速突破”。

医药产业链和价值链之间的高度关联，决定了医药、医疗、医保、价格等部门政策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部门的界限；医药、医疗、医保、价格等部门政策目标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政府各个部门不可能在没有其他部门配合的情况下达成本部门的政策目标。所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部门的改革进行联动和协调，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从这个角度看，联动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

但六年时间过去了，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问题反而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乎没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由于医疗的公平性、可及性下降，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有些学者已经发出了“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医疗体制改革失败了”的声音。面对这种现实，“联动改革”的倡导者之一郝模教授也发出疑问：“我国的医疗改革还有希望吗?”。当然，郝模教授并非真的对医疗体制改革失去了信心，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唤起人们对他提出的新方案——“在总额预算基础上按照‘服务单元’收费”的关注。但2005年末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由政府官员、医疗界、学术界参与的评估会议上，这个政策思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认同。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首先考察联动改革的目标与特点，然后分析联动改革的战略和措施的问题，最后探讨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原因；通过这三个途径总结教训，借鉴经验，从而为突破医疗、医药、医保改革的僵局，探询联动改革的出路提供思路。

一、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目标与特点分析

目标既是制定改革战略和措施的依据，也是评价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目标错误或者模糊，都可能对改革战略和措施产生误导。所以，笔者首先对中国医改的目标进行识别，对其特点进行分析。中国医改目标可以从两个途径来识别：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官方文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组织和实施医改工作中的讲话。二者之间有联系，但也有一定不同。所以，笔者分别对其进行回顾，并分析其特点。

(一)文件中的医改目标：笼统模糊，远近不分，没有层次

从政府文件上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目标存在着一个渐进的演进过程。笔者以刘继同、吴明对改革目标的回顾和概括为基础，对各阶段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目标进行梳理后看到，目标一方面与医疗体系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有关(图1左侧实线方框)，另一方面与服务和保障的质量和范围有关(图1右侧虚线方框)；前者是手段和工具，后者是最终目的(如图1所示)。

仔细分析医改目标及其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医改目标设计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卫生体系建设目标不完备，不足以为制定有效的改革战略提供指导。目标的完备性是指目标设计时必须涵盖医改要达成的关键领域。在手段上，医改目标重点强调“卫生体系”建设，但这个“体系”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特点，比如，应具有何种地理分布特征、构成体系的主体应具有何种行为特征与产权特征，才能达成服务和保障的目标等，在医改目标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

其次，医改目标在最终目的方面朦胧模糊，无法作为评价改革与发展绩效的依据。提高医疗保障的质量与范围是医疗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我国在保障范围和质量方面的目标，存在一个起伏的过程：从1985年的“防病治病，便民利民”，提高到1995年的“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2000年目标下调到“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后来也许是觉得“初级”不够鼓舞人心，把2010年的目标提高到“国民健康指标在欠发达地区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目标的起伏和波动给人一种印象：医疗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审慎的科学计算的基础之上，而是纯粹的主观臆断的结果。另外，医改目标极其模糊：什么是“初级”卫生保健、“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等，有关文件或者注解中，并未对此做出说明。

第三，文件中的医改目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样笼统模糊，远近不分，没有层次。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医改目标体系应该包括愿景(Vision)、战略目标(Goals)、任务目标(Objectives)三个组成部分。三者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相互衔接，相辅相成。愿景是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中国社会期望且可能达成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功能与特点、及其服务质量和范围的理想图景的直观描述。而战略目标则是愿景的分解，通常考虑在5年左右的时间中，应该达成的医改目标。战略目标应比愿景更明确、具体和完备，不但要描述方向，而且要有相对定量的指标。而任务目标，通常是年度目标，把战略目标分解到年度、以及具体的任务领域。所以，任务目标应该是定量、可操作、可达到和可衡量的。分析文件中的医改目标，显然在时间维度上并没有明确区分。

目标设定在时间维度上的模糊，会导致两个问题。首先，容易使社会公众把要经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成的目标当作马上就可享受的福利。期望太高必然导致失望太大，从而激发矛盾。为社会和谐而提出的“和谐目标”，却可能引致社会的不和谐。其次，无法为确定改革措施的优先序提供指导。医疗改革需要执行的任务数量极多，非常复杂，所以，确定改革措施的优先序(Priori-ty)，是安排改革步骤的重要依据，对保证改革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但由于医改目标没有形成系统和层次，愿景、战略目标、任务目标相互混淆、交叉，长远的愿景和近期的任务目标无法区分，所以无法根据目标确定改革的优先序。

(二)实施中的改革目标：在内容上互不兼容，

矛盾冲突

也许是意识到文件中的政策目标的笼统性，在改革操作层面，当时负责改革领导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将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目标解释为：“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要，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郝模教授根据联动改革实践将其概括为：“以较低的费用获得较高质量的服务(医保改革目标)；为此需要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减少高精尖医疗设备的过度设置和利用，即制约医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延式扩张模式(医疗改革目标)；需要扭转药品市场中高价药容易销售的畸形导向，为消费者提供价廉质优的药品(医药改革目标)。”

这些政策目标确实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期望和意愿。政府和学者提出这些目标，体现了他们对人民群众需求的关心。但从改革实践看，目标提出者虽然具有良好的动机和意愿，但并没有对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目标赖以成立的前提等进行审慎研究，导致改革目标本身存在问题。

首先，联动改革目标从长期看不兼容，相互冲突。医疗改革的目标是“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个目标如能实现，固然理想。但从长期看，医院有可能“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吗?“低廉的费用”和“优质的服务”能够长期共存、相互兼容吗?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是医院技术、组织管理、财务资源等因素持续改进的结果。尽管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困难，但还是有大量研究表明，从长期看，虽然高医疗成本并不必然带来高医疗质量，但医疗质量的综合提升必然导致医疗成本上升，而降低医疗成本的长期努力则会损害医疗质量。

其次，医药改革目标同样不兼容。医药改革的目标是“为消费者提供价廉质优的药品”。同样，从长期看，药品的“价廉和质优”能够同时并存吗?

一般而言，药品的质优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给定药品品种，质量要均一可控(方差要很小)，合乎标准；二是给定疾病特征，药品疗效要高。给定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物，价廉和质优——质量可靠和稳定，是可能同时获得的；但是质优的另一个含义——疗效高则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病毒、细菌和其他致病因素的演化和发展，要保证高疗效，就必须不断研发新的药品。而新药研究开发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使得高疗效和低价格从长期看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除非政府承担主要研究开发投入。

在确定医药改革目标时，并没有对药品优质的含义进行区分，没有对“价廉”和“质优”兼容的前提进行识别，更没有提出平衡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的措施和方法。把这些美好但不现实的愿望当作政策目标，会激发社会公众非理性的改革期望；非理性的改革期望会加剧对改革结果的不满；社会公众的不满又可能激发不现实的改革目标承诺；承诺无法兑现，又会进一步激发不满，形成恶性循环。

二、联动改革措施：实施成本太高甚至不可实施

由于文件中的医改目标朦胧模糊、远近不分，在时间维度上没有层次；实践中的医改目标在内容上互不兼容，相互矛盾与冲突，导致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联动改革战略与措施。

(一)联动改革措施：重在控制而非发展，侵害了改革依托对象的利益

自2000年国家推行联动改革以来，在医疗改革领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病人选医生、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医药分家、医疗机构后勤服务社会化、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反商业贿赂等。医药分家、盈利性医院和非盈利性医院的划分，因为操作成本太高或者无从下手，并未真正付诸实施；药品招标采购，确实付诸实施，但并未起到预期效果；病人选医生方面，进展较为明显；其他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医药改革领域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对制药企业强制实施GMP、医药流通企业强制实施GSP，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将强制退出；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府定价的药品实施最高零售价，并不断降低药品价格；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和取缔非法药品交易等。与医疗改革不同的是，医药改革的上述措施，基本上付诸实施了。

这些措施，确实是针对我国医疗、医药产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采取这些措施也是必要的。但为什么政策实施的结果却并未达到预期，甚至与预期相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存在一些共同特点：重在控制，而非发展；重在规范，而非激励，极大地损害了改革依托对象——医院和制药企业的实际利益。

比如，在医药改革领域，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价格控制措施，极大地压缩了制药公司产品的价格，但丝毫没有降低营销成本；GMP、GSP标准的强制实施，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却没有分摊成本的途径和办法。实施这些措施，意味着医药企业产品价格下降，成本提升，利润空间缩减。

在医疗改革领域，实施医药分家却没有合适的补偿机制；后勤服务社会化又没有配套的人员安排机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反商业贿赂等，也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医院、医生的利益。实施这些措施与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前，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在实施过程中，更是能够切身体验到的。

面对这些以控制和约束为主的措施，医院、医生、制药公司等很容易预期到这些措施对其利益带来的损害；当这些措施实施后，必然引起医院和药厂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弹。这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价格政策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发改委每一轮药品降价以后，降价的药品要么换个名称以高价重新回到市场，要么完全退出市场，没有企业生产，没有药店和医院销售。其他变革措施，如反商业贿赂等，也都遭到了类似的抵制。结果，政策措施无法有效实施，政策目标无法达到，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影响。

客观地讲，中国的医药企业、医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以往的研究，包括媒体，一谈到医院、医生、药品销售人员，主要的话题就是“吃回扣、开高价药、医药合谋、串通、非道德行为”等，一时间千夫所指。大家指出的这些现象确实存在，甚至很严重。存在的，决不必然是合理的。姑息纵容这些行为，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控制和约束是必要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医院、医药企业等，同时也是改革的依托对象。没有多数医院及医护人员、医药企业等的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改革的目标很难达成。改革目标和措施，需要能够妥善平衡和协调医院、医生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能够激励关键利益相关者共同致力于改革目标的实现。以损害所有医院、医药企业的利益来达成“使普遍的社会公众，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医疗保障服务”这样的目标，只能靠政府强制，而不能诱发医改依托对象的参与，必然导致医改过程是一个政府与医院、医药企业的博弈与“拉锯”的过程：政府出台相关的控制政策，医药企业和医

院出对策，抵消了政策应该产生的效果；改革无法见到成效，社会公众不满，政府为平息不满，动用政权的强制力量推动改革；但由于改革措施不能得到依托对象的普遍支持，抵制改革措施实施的医院(医生)和企业是多数，动用政权力量也只能抓少数“倒霉鬼”，但对改革的推进于事无补。

(二)联动改革措施：强调联动，但忽略协调成本

联动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能够认识到联动改革的必要，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联动改革的设计者虽然关注到医疗、医药、医保之间的依赖性，但没有对改革涉及的各项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医疗、医药、医保改革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交互依赖关系(Reciprocal Interdepend-ence)。比如药品质量控制的有效性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药品价格的控制有效性影响医疗服务的成本和医保的支付成本；而医院的药品采购决策机制、医生的处方决策行为影响药品价格控制的有效性、影响制药公司的营销战略，包括定价战略，如此等等。任务之间的交互依赖，不仅决定了改革过程中协调的必要性，同时也决定了协调的高成本。特别是医改牵涉部门较多，而部门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和矛盾，如果改革设计时没有审慎的设计，贪快求多，只能导致协调无法进行。

协调成本太高，不仅是因为改革措施很多，牵涉面广，涉及的部门多，而且因为不同部门的目标在短期内存在明显的矛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鼓励创制药物研究开发，但与药品价格管理部门控制价格的目标、医保部门控制费用的目标相矛盾；药品价格管理部门控制价格的目标与医院增加收入、改善职工福利的目标相矛盾，与财政部门减少投入或补贴的目标相矛盾，等等。短期目标的矛盾，是协调成本过高的主要根源。

总之，联动改革措施重在控制而非激励，重在约束而非发展，严重侵害了改革依托对象的利益；重视联动但忽略联动必须的协调成本。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改革成为政府与医院、医药企业的博弈和拉锯的过程，使联动改革陷入泥潭。

三、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什么借鉴?

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改革内容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但改革的最终目的和面临的宏观环境是相似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能够对医改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改革过程角度看，中国渐进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新价值的创造，而非价值的再分配；在于不直接侵害原有行为主体利益的情况下，培育有活力的经济区域、有活力的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行为主体。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来说，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即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始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个人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关键参与人的积极性，创造出了巨大的新价值，几乎使参与变革的每个关键利益相关者都能获益。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对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继续实行计划经济、稳定这些区域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在南方设立经济特区，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培育新的行为主体，创造更大的价值。待到这些新的区域、新的行为主体发育到一定程度，价值创造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改革的示范效应和价值创造效果得到普遍证实，因而国有企业也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和压力的时候，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由于基本没有剥夺原有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利益，而是重视新价值的创造，从而使绝大多数的利益相关者受益，激发了他们对改革的积极参与，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

从改革措施看，过去的联动改革基本上属于以追求静态效率为核心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确确实实是针对中国医疗、医药产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但客观上也给医院、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利益方面的直接损害。

总之，“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医疗改革目标从长期看实现概率很低，因为“低廉的费用”和“优质的服务”在不损害医生利益的情况下难以兼容；“为消费者提供价廉质优的药品”的医药改革目标从长期看实现概率同样很低，因为考虑到疾病演化与药品疗效的动态关系，“价廉”和“质优”难以兼容；过去的联动改革目标使医院、医药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担心利益受损，形成悲观预期，无法激励他们支持改革；联动改革的愿景、战略目标、任务目标相混淆，无法据此确定改革措施的优先序和科学的改革步骤。

在改革措施方面，只有依托医院、医药企业才能达成改革目标，而以规范和控制为主的措施又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产业关联、价值链关联、目标关联，决定了联动的必要性，但不兼容的目标和复杂的没有优先序的改革措施，导致协调和联动的成本太高。

联动改革目标、措施和实施方面的上述矛盾，导致联动改革陷入僵局。笔者将进一步系统研究下述内容，对过去联动改革陷入僵局的根源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总结，这是突破联动改革僵局的基础。

我们过去和现在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是：医疗、医药、医保改革依托的重要对象是医院和医药企业，而过去的改革目标和措施，又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尽管这些既得利益并非完全合理。哈佛大学科特教授长期研究组织变革。他发现，没有哪一项严重损害变革依托对象的利益的变革是成功的。能否有效地破解这一矛盾，是决定我们未来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把所有医院和医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是无法突破联动改革僵局，同时达到如此众多的改革目标；将医院和医药企业加以“分化”，根据实现目标的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规范与发展并重，控制与疏导并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将另文提出医改的目标、战略和关键措施。

(责任编辑：燕　祥　刘传红)

作者：刘　学

公司面临的风险措施论文 篇3：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摘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当前一些中小企业缓解资金压力、解决融资困难所采取的常见措施。在其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涉法问题将借贷双方一齐置于未知的风险之下，极易引发新一轮危机。文章针对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开展现状以及常见的法律风险，提出了包括完善知识产权流转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在内的系统防范策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法律风险；应对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经贸全球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影响，越来越多的产业正逐步向国外大型企业放开，加之关税的不断降低，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力正逐步提升。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众多中小企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使他们逐步意识到企业转型的重要性。就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以及转型过程而言，由于产业升级是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资金的短缺无疑成为了整个升级过程中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而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几成以上的贷款又是放给那些具有较大规模以及对资金需求较大，拥有较强还款能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这更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与获贷金额的比例失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有效融资，进而阻碍了正常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和产业规模扩张对融资又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特别是新兴的高新技术领域，由于企业在研发以及创新中的不断投入，在企业前期创业与发展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我国目前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二级市场尚不够完善，使得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取资金，只能通过非正式债权和非正式股票市场融资，这无疑增加了企业融资的风险与成本，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政府也已意识到我国中小企业转型过程资金需求量大、融资困难等问题，相继推出各类优惠政策措施，包括减免税务、资金扶持以及产业优化等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一批中小企业缓解了资金压力，走出了制约发展的瓶颈，获得了健康的发展。

这期间，一种相对新型的，区别于传统的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方式，即企业或个人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后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获得融资，并按期偿还资金本息的一种融资方式（即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中小企业间兴起。此类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其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涉法问题，将借贷双方一齐置于未知的风险之下，极易引发新一轮危机，不仅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还应注重科学防范和有效应对。

二、国内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现状

应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质押从1999年试水至今已取得较好的实效，就当前情况来看，国内不少城市都已启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试点工作。有些省份的成功经验也逐渐发展为具有推广意义的典型模式。

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银行&企业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质押”的直接质押融资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与银行间签订协议保证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的持续性与发展性。北京市作为较早一批开始试点工作的地区，由于北京地区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推行力度与实行均较为到位，相关的保障机制也较为完善，因此从目前背景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情况来看是在全国推进最好的城市，仅2009年北京先后有40余家高新技术型企业获得了共计4.53亿元的贷款。据统计，截至2011年年末，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小文化企业版权质押贷款累计发放16.28亿元，客户已达91家。

二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银行&政府基金担保&专利权反担保”的间接质押模式，通过第三方结构的介入保证企业与银行各自的利益。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试点工作，据统计，全上海市自2008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共有54家企业先后获得了共计7.5亿的融资额度，帮助350余家企业实现了企业转型与产业的升级换代。

三是以武汉为代表的“银行&科技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的混合模式，此种模式是兼容了上述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点而建立起来的，同样具有较强的官方扶持背景。目前引入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武汉科技担保公司，该公司在武汉市科技局和知识产权局的要求与支持下，尝试以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应收账款、专利权、著作权等多种权利和无形资产作为反担保措施，其中以专利权质押的方式由尝试走向推广。

浙江省作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东部沿海大省，在试点工作开展中很好地借鉴和汲取了之前多个省市的发展经验与不足之处。据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省实现专利质押融资近3亿元。其中，在民间借贷危机的逆境中，温州市依然新增专利质押贷款13笔，贷款额达4230万元，同比增长44%，在用知识产权撬动资本市场，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的结合，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进行了成功、有益的尝试。与其他地区由政府出面组织推动、投入资金、全面担保的模式不同，浙江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正形成自己更自主、更开放的特征。以温州市为例，其主要运作模式是：政府牵头制定规则，搭建银企合作平台；银行制定实施细则，严密防控贷款风险。对于制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主要瓶颈——无形资产在贷款管理中的巨大不确定性，温州市通过引入第三方担保模式，与银行共同承担贷款风险损失。此外，温州市科学技术局、财政局还规定，由市财政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的贴息，贴息以贷款同期基准利率利息总额的50%为限，为大力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注入强心剂。

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常见法律风险

实践中，由于缺乏实施专利所需的资金，为数不少的专利权人希望以专利权质押的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但由于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规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不论是价值评估、转让风险还是制度规范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其主要是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尚不健全与完善，受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本身存在较大的权利不稳定性，以及权利人的权属与权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权属争议。笔者根据目前浙江省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认为目前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如下两个方面。

（一）质权人难以掌握实际交换价值

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主要依靠专利商标怎么在市场中起作用等方式，如通过专利、著作权转让、交叉许可、侵权损害赔偿和抗辩等途径实现价值。而我国目前的现有法律由于对于知识产权的许可以及转让等归属权问题存在一定法律空白，无法有效约束相关产权质押人对于产权的转让与易主，这使得质权人无法有效指导实际产权的归属者，从而导致其无法通过合理手段进行产权交易与置换。质物的权属不清未来还有可能导致发放贷款以后由于权属问题借款人、出资人或者相关的第i人之间发生争议、纠纷或者诉讼以致质物被冻结、被查封或者无法变现。由此使得许多的知识产权的价格存在分歧，质权人从获得知识产权至转让知识产权时可能会因为产权价格的定价不同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尚待改进和完善

从浙江省现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目前主要是通过政府引导，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与此同时，温州市作为省内试点，先后颁布了《温州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和《温州市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了温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基本条件和流程，还明确了温州市科技局和工商局分别作为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的牵头推动部门，施行至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由于处于试点阶段，许多管理工作尚有需要改进之处，其主要存在的法律风险如下。

一是权属有争议，权利存在不稳定性。根据我国目前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规定，我国的公众可以对其认为有争议的知识产权进行申诉，一旦申诉成功则意味着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变更，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产权质押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质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是是指产权质押登记存在漏洞。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在质押时应该向相关地方的行政部门进行登记与备案。但由于我国各地的产权质押依然在探索试行阶段，尚未形成统一、同步的网络互通或信息共享，这也使部分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利用这一漏洞进行产权的二次质押、不经相关单位产权变更或是利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虚假登记、重复登记等，进而侵害质权人的权益。

三是缺乏必要的产权质押公示。从目前浙江省产权质押试点的过程而言，没有对实际的产权质押进行一定时间公示这一程序，因此公众也便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的产权质押的信息。而实行产权质押公示，一方面可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能在保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公开、公正、透明的前提下对当事人形成有效的监督，保证质押双方的合法利益。

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法律风险防范的应对建议

从上述浙江省在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为了有效保证质权人与质押人双方的利益，使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得以更好地开展与实施，提出以下防范措施与建议。

（一）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知识产权质押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可以说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是知识产权质押的关键环节，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不仅存在评估方法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对产品市场估计的差异。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针对知识产权的评价提出了如实物期权定价法、客观赋权法、模糊数学评价法、要素法等评估方法。

同时从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而言，缺乏相应的评估责任制度，使得评估人员对于其评估的知识产权的责任归属的模糊。因此，我国应该首先建立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一是建立统一的专门人才培养机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与所在地区具有相当教学实力和资源的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安排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关技能与知识的培训，同时定期安排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与评估人员之间的交流座谈会，使我国知识产权评估人员全面、及时了解和掌握知识产权领域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实务技能。

二是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估资格和价值认定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应该将不同的知识产权进行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价值认定，按不同种类进行分类管理，指导地方政府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现状的准入门槛机制，全面规范评估机构、评估从业人员和评估行为。

三是及划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权和职责，理顺知识产权融资的管理体系和权限，减少相关职能部门的越权处理，进一步加强与明确相关评估人员的责任，在责权统一的前提下。

（二）健全知识产权流转机制

首先是行业内部建立自我循环与流转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流转机制的关键在于整合整个知识产权循环中的每一个服务机构与企业。包括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评估机构、金融机构等整个是知识产权交易链中的每一环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加强互相之间的互信、合作与交流。

其次是通过政府的介入或第三方机构的引入，帮助加快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流转，这样不仅可为社会提供更加完备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科研与产业的媒介沟通，有效推动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成果商品化、发展产业化”的目标。

（三）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常见纠纷主要以司法途径解决，但鉴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自身尚不完备。诉讼周期冗长等制约，经常导致质押方与质权方一齐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笔者认为可引入ADR（AlternativeDispute Resolution，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模式，以协商、调解、仲裁三大途径作为诉讼解决知识产权质押纠纷的补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所谓协商，即建立起以尊重押贷双方自主意愿为前提、基于基本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开展友好协商以化解纠纷的处理机制。可以在企业、金融机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评估机构以及政府的共同协作下进行。主要包括产权的快速交易、价值评估与转让，以及产权归属认定等。通过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间各部门的协调，更高效与快速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则借助第三方或是中立机构的介入来“撮合”双方，促进纠纷进行解决。同样需要尊重当事双方的自主意愿并符合法律规范。建议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可出面或牵头，建立相应的调解结构，或在现有的人民调解体系下开辟专门解决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的特别途径，使其更具专业性和规范性。同时，基于增强第三方的中立、公信和该领域本身的专业要求等考虑，还可聘请与纠纷无利益牵绊的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专家，资深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人员等来担任纠纷调解专员。

当然，不论协商或调解，必要时都可通过公证将双方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案（协议）进行法律效力上的补强，以降低非法律途径化解纠纷的不确定风险。

相对前两者，知识产权仲裁则是直接具有法律效力、可作为司法执行依据的诉讼外解决机制。其在国外的应用相对成熟，可以弥补法官对某些知识产权专业领域的知识缺陷。应该说，国内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其争议常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诉讼制度于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即在于法官专业性不足。而采用相对灵活的仲裁制度，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完善具有知识产权和法律等多元学科背景的专业仲裁员储备等措施，强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领域的仲裁力量。加之仲裁本身的特征，双方当事人可相对自主地决定将由谁来担任仲裁人，从而有效保证了仲裁结果的客观性与权威性。

（四）法律建议

首先，有必要针对我国现行《仲裁法》已无法满足知识产权仲裁需求的客观现状，及时完善《仲裁法》。应融入与同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仲裁规则，明确知识产权仲裁的受案范围、管辖等具体细节，使其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其次，要理清并妥善处理好质押方与质权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积极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的执法、司法环境，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发展。并注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的法律风险防范，建立针对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预警机制和制裁措施，维护健康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

此外，整合有利纠纷解决的社会资源也很重要。支持仲裁机构依法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仲裁，充分吸纳和发挥各类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及监管部门的力量，加强联合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完善多元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纠纷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五、结语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可以有效缓解我国高新企业在最初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资金压力，提供有效的稳定的资金保障。同时对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转型注入了动力。但是，就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在各省的开展情况而言，除上海、北京以及广州等地政府给予了足够的政策支持以及法律保障之外，其余各试点地区依然存在众多的不足以及法律风险。这也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未来的中小企业发展及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作者：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