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人生哲学论文

[摘要]中国人对黑色的崇尚由来已久，由尚黑到提倡“运墨而五色具”独特的墨色审美情趣，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色彩语言系统。由尚黑到中国水墨画的形成，道家的思想是其根源和哲学基础，中国士大夫的宗教——禅宗，对中国水墨画审美情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共同影响了水墨绘画的用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式人生哲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式人生哲学论文 篇1：

《幽梦影》的创作、传播及影响

摘 要： 《幽梦影》通过对自然事物之感怀及阅览世事之思考的记录，展现了清初文人张潮独特的生活趣味和人生态度，自面世以来备受推崇，引发无数读者的共鸣，在不同时空都展现了不同的时代意义。在清代，在组织刊刻《幽梦影》的过程中，张潮邀请众多好友为此书作序、撰写评语等以增加此书分量，凭借此书营造了以其为中心的文人活动圈；在近现代，此书吸引后人进行相关续作和仿作；在国外亦被进行了广泛译介。从此书的传播轨迹中，可以知晓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的传播途径，对新时代下古典文学的传播亦有跨时代、跨文化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张潮 《幽梦影》 传播

一、《幽梦影》创作概述

《幽梦影》作者张潮（1650—1708？），字山来，号心斋，别号香雪、焦山，又号心斋居士、三在道人，祖籍徽州，后移居扬州。张潮为盐商，并设诒清堂刻书，好交游，凭借其文学家、出版家、编辑家的多重身份结识了大量文士，并将与各文士的鱼雁往来编成《尺牍友声》《尺牍偶存》，从这两集里可以梳理出《幽梦影》一书的创作、传播的时间轨迹，亦可窥见当时以张潮为中心的文人活动圈的盛况。

（一）《幽夢影》创作动机

张潮多次表达出自己刻书、著书不为“射利”只为“扬芳”之意，《幽梦影》从书写到完成刊刻的时间跨度约17年之久，亦体现出本书对于张潮的意义之重。

张潮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张习孔仕途之路坎坷，所以认为读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法；其兄张士麟英年早逝，因而张习孔对张潮的管教十分严格。可造化弄人，张潮十三岁开始学习八股文，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却因好文学创新、不满八股文的缘故多次科考不中，遂决意摒弃科考之路，陶然于交游、刊刻、著书中，并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

因此，《幽梦影》一书承载了张潮不一样的文学态度，在内容与结构上，《幽梦影》都不同于同期的清言小品。内容上，《幽梦影》淡化了教化意味，大多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微小的瞬间对生活进行内向性的审视。结构上，随感格言式的著述在《幽梦影》之前已经出现，如屠隆《娑罗馆清言》、陈继儒《小窗幽记》等，而《幽梦影》创造了一种新的“跟帖”式的文体形式，每则清言之后均附评语，有单个人对张潮的清言进行评点，也有友人间的交错互评，可谓是妙趣横生。张潮也希望此书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思想片段，通过不断索序、索评，留下更多不同思想火花碰撞的痕迹。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张潮亦想凭借《幽梦影》广集八方文士。张潮在交游、刻书、雅集的过程中，结识了大量文人，在文士们对《幽梦影》进行跟帖、点评的同时，一个以扬州为中心的文人活动圈在不断扩大。张潮通过各方友人的评点来扩大此书的影响力，一些文士亦想通过跻身张潮这一文人活动圈而扬名，《友声新集·卷四》王臬札：“尊著《幽梦影》妄评续貂，或有可录择而取之，则弟亦赖以传不朽矣。”可见他是以能够进入张潮所编的记录和友人书信往来的《尺牍友声集》为荣的。而张潮本人亦秉持着“随到随钞，不分爵里”的理念，将来往的各个信件编在《尺牍友声集》中，尊重每一位来信者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的锁链清晰地看到清初文人们真实的交往生态。

（二）《幽梦影》成书及刊刻

作为刻书家，张潮设有“诒清堂”进行一系列的刊刻活动。明以来，私家刻书渐渐兴起，比起官刻，家刻由私家主持刊刻印刷，私宅刻本刊刻校点更为精密详实，且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更注重交流学问、传播知识、兴盛文化，因此私家刻书之主流群体多为官宦名流和知名学者。同时，清初社会崇尚经世致用，编书、刻书讲求实用性，商业写作出版的风靡、制纸的便宜快捷都使印刷业在清初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拥有广泛的市场，使得以藏书、刻书、著书为一体的家刻文化风靡一时，张潮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凭借其积累的财力、人力进行着一系列的编纂刊刻、读书交友活动。

在这样一个印刷传播的时代，文本的传播离不开最基本的传钞、刊刻及再印。为了扩大《幽梦影》一书的传播范围，也多次组织重印、再印，并且创造性地用点评互动方式，让不同时空的人能够共同出现在《幽梦影》之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观所感，从《幽梦影》一书的点评刊刻中可以看到《幽梦影》基本的传播过程。

《幽梦影》成书时间尚无明确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幽梦影》从写成到付梓的时间至少相隔17年。康熙十九年（1680），张潮挚友黄周星谢世，而《幽梦影》中已有黄周星评语数则，故《幽梦影》写作时间应早于1680年。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幽梦影”多次出现在张潮与文人的往来信件中，《友声戊集》余怀第二札中提及：“《香梦影》题词已经属草，容即录出送政，余委尽当如命，但吕翁点铁成金，弟则镕金为铁，如何如何？红桥之游，心非不愿，且续阮亭二十年前之旧梦，正好行酒赋诗，以相娱乐。” 可以看出，张潮一开始想将此书定名为“香梦影”，而此处所说“红桥之游”指的是张潮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组织的红桥宴集赏荷，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文人多于此日雅集，红桥修禊因王世禛而扬名，具有一定文化坐标的意味，张潮此举更有引导文坛风气之意。

同年，张潮向余怀索序：“至《幽梦影》一编，则乞挥数语以为弁。”而后在《尺牍偶存·卷三·寄王丹麓》中，张潮也询问序言的情况：“所恳《幽梦影》序文，俟发梓时再容拜领可耳？”可见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潮不断向各好友索序索跋，《幽梦影》一书应已有定稿。《幽梦影》初版刊刻年份学界尚无定论，《友声后集·壬集》江之兰札中有言：“《幽梦影》梓成，望多寄几册。”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潮已将《幽梦影》付梓。在写成与付梓之间的这些年中，张潮一直将《幽梦影》交予各文士之手，请他们为此书进行评点。

《幽梦影》在康熙三十六年刊刻之后，依然有大量评语不断补入，张潮在《寄孔东塘主政》中提及：“今一面付梓，留木以待补评，尚可增人耳。”由此可见，在印刷的过程中，张潮为了方便将后期的评语补充进刻板之上，选择事先在刻板上预留空行。此举受到各方友人的积极回应，新的评语或是直接批注于书上寄回给张潮，抑或“另录别纸，以备来择”，不断地从四方涌来，友人们附言希望张潮择优而录，无锡贡生顾彩更言如若张潮“以为太多”，可“移数语于他良友名下”。在收到评语的同时，张潮亦不断收到索书的信件，《友声壬集》王晫第一札：“尊刻如修补完好，敢乞多惠数册，以友人见者，无不欲抢欲夺也。即如所寄样本，已为友人强要去矣。”可见《幽梦影》一书在文人圈里备受欢迎。在蜂拥而至的评语中，张潮有选择地采用各类评语，在出现名字的125位友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当属张竹坡之评语，共计83条，而85人只被收入1—2条评语。

（三）张潮通过《幽梦影》所营造的文人活动圈

法国学者戴廷杰曾给《幽梦影》一个颇为有趣的评价，他认为《幽梦影》一书具有“社交性质”，原因正在于张潮通过《幽梦影》一书与八方文士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扬州为中心的文人活动圈。一方面，他通过基本的书信往来以及不断地组织、参与各类唱和与雅集结识文坛大家；另一方面，张潮亦凭借自己的财力资助了一众文士。这些大家、文士在不同程度上都为《幽梦影》后来评点之盛景助力。此文人圈所覆盖的文人范围极广，有名声较响的孔尚任、尤侗、冒襄、吴绮、王晫等曲坛、文坛名家，亦有众多初进文坛之辈。

文人们的相关诗作及书信往来再现了张潮与各位友人的交往状况。孔尚任《广陵昕雨诗序》中记录了张潮在扬州城举办的第一场雅集的场景：“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乃于仲冬晦前，修五直于行署，如约集者十有六人，于是考世籍，序年齿，长者安父兄之尊，少者执子弟之礼，洗爵献罪，礼仪卒度……今日之集，既适然之集，雨亦适然之雨，诗亦适然之诗，合人地而传之，又何莫非适然之事，大抵事皆成于适然耳。”这场雅集集孔尚任、冒襄、邓汉仪等名士，俯察天地之间，文人们纵情山水、品文论世。而后几年，张潮亦多次举办雅集，例如康熙二十六年（1987）的兴教寺唱和、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红桥宴集、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闰五蜀冈雅集和西园送秋之会等，这些雅集为文人们提供以文会友、吟咏诗文之平台的同时，亦不断扩大了张潮的名声与交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康熙年间的文坛风尚。

除了集会以外，张潮也凭借其财力资助了不少的落魄文人，并慷慨赠书。这些文士或多或少都为《幽梦影》多加美言，称赞此书“必传无疑”“超超玄著”“快妙无比”，王晫、沈思伦、王臬等文士更多次请张潮“多惠数册”，均为《幽梦影》一书在当时的传播尽心尽力。

为了使《幽梦影》一书征集到更多评语、传播更广，张潮亦托多位友人替其在京城扬名或代求名家评语。张潮在《尺牍偶存·卷四》中写给其同郡诸生袁启旭的信《寄袁士旦》中就提及：“拙著《幽梦影》承允弁言，亟求惠教。又蒙允为恳诸名家评语，不识曾有暇及之否？”那时袁启旭正准备去京城，便帮张潮在京城求名家评语以扩大《幽梦影》一书的影响力，然而袁启旭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生病去世，张潮此愿也只能暂时搁浅。

尽管如此，最终《幽梦影》一书中仍然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人圈盛况。在《幽梦影》所呈现出的文人活动圈中，有不少都是张潮同乡同郡，例如王棠、袁启旭等；也有许多人因缘巧合从别处来扬小住或是经过扬州而与张潮相识，例如张道深、庞弼等；也有不少是张潮旧友，例如尤侗、余怀等；但更多的都是机缘巧合、偶尔往来的新朋友，他们或是来扬交游与张潮结识，或是因张潮之声名寄送评语，抑或是通过旧友、赠书等途径与张潮相识写下评语，这都与清初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二、《幽梦影》续作、仿作及接受

在不断的刊刻、重印之后，《幽梦影》一书在后世凭借其闲散自然、清新流畅的风格及独到的生命观点和生活趣味吸引了后人进行续作和仿作，其仿作和续作的出现也一定反映了《幽梦影》在不同时代的流传程度和流传范围。在这些续作和仿作中，流传较为广泛的为清末朱锡绶的续作《幽梦续影》及近人郑逸梅仿作《幽梦新影》。

（一）清末朱锡绶《幽梦续影》

朱锡绶（生卒年不详），字啸筼，号弇山草衣，江苏镇洋（今苏州太仓）人，道光十六年（1846）举人，官枝江县令。《幽梦续影》为朱锡绶对张潮《幽梦影》之续作，共收录86则正文，正文后附有粟隐师、华山词客、张石顽、箬溪钓师等人的107句评语。

关于朱锡绶其人，现存资料较少，从其门生潘祖荫在光绪四年（1878）为《幽梦续影》所作之序之中可以推测出朱锡绶的一些基本情况。潘祖荫（1830—1890），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清末藏书家、书法家，晚清大臣。潘祖荫祖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了状元，是嘉庆时著名大学士，而潘祖荫则于咸丰二年（1852）时探花及第，作为潘祖荫备受推崇的孩提时代的老师，朱锡绶本人也必须具备不浅的学识。

从这篇序中可看出，朱锡绶与张潮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从治学的角度来讲，张潮一生倾心于刻书、编书，晚年却锒铛入狱，郁郁而终；朱锡绶颇具学问，“陈说古今，亹亹发蒙，使人不倦”，但刊刻好的诗集却“板毁于火”；从古代文人入仕的愿望来说，张潮著作等身却屡次科考不中，朱锡绶著作甚丰却只能“作令湖北，不为上官所知”。或许正是两人如此奇妙的相似遭际使朱锡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他将目光投向这部150年前的抒写性灵的作品，并产生了将其续写的想法。

《幽梦续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延续了《幽梦影》一贯的风格和传统，书写性情与真趣，体裁上与《幽梦影》相比更显短小整饬，题材涉及生活情趣、为人处世、自然万象、文化文人等，每则正文后亦附上了友人评语。但就评点人数和评点总数来说，《幽梦续影》都远不如《幽梦影》评点数目之多，传播范围较为局限，影响亦没有张潮《幽梦影》广泛，每则正文平均仅有一二人评点，主要在好友之间传阅互评，并沒有能够再现张潮之文人圈盛况。

（二）近人郑逸梅《幽梦新影》

郑逸梅（1895—1992），本姓鞠，谱名际云，号逸梅，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社社员，因擅写短小文章为报刊补白而被称为“补白大王”，为人清雅，文风简练，雅俗共赏，爱写文人的趣闻轶事，著有《艺林散叶》《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因觉张潮《幽梦影》、朱锡绶《幽梦续影》“语殊清隽，耐人玩味”而作《幽梦新影》。

《幽梦新影》共有格言166则，涉及郑逸梅先生读书感怀、为人之道、生活碎影等，言语简练，颇具趣味，处处彰显人生智慧。最初被附于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中。相较于《幽梦影》和《幽梦续影》，《幽梦新影》的传播范围更小了，此书由郑逸梅先生独自完成，并没有邀请好友撰写序跋、进行评点，却也自成一种风格。

虽是《幽梦影》之仿作，《幽梦新影》承载的却是郑逸梅先生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情趣。郑逸梅先生重在传承这样一份文人情结，而并非有意仿写，也没有刻意并不拘泥于《幽梦影》的格式。他自知此书“有乖时代”，这本书与讲求出新的时代气象并不符合，在那样的时代潮流下甚至有些旧文人的迂腐气了，但自己却“在所不顾也”，看重的只是将张潮、朱锡绶等一众中国古代文士的闲情与气度进行传递传承，通过清言展现自己的所思、所得、所感。文学风向固然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却不能囿于时代。

1992年出版的《幽梦三影》将《幽梦新影》与《幽梦影》《幽梦续影》三本书合编为一本。这本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钱行先生校注，首次让这三本清言跨越三个时代共入一册出现在世人面前。宗璞年轻时爱读《幽梦影》，暮年想起《幽梦影》之旧事，甚是感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得的便是这一本《幽梦三影》。她称自己有一种“《幽梦影》情结”，多年后重读，感受到的是一种“中国文化对人生的智慧的态度，以及与万物相知相亲的审美心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代代相传的不竭动力，一代代文人坚守着这一份清澈单纯的情感，感知宇宙自然万物在心灵的回响，这也正是郑逸梅先生作《幽梦新影》的动机所在。

三、《幽梦影》海外传播及接受

学者黄鸣奋在《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中肯定了20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是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空前扩大的世纪，是它与以华文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关系空前密切的世纪，是位于上述两种文化圈结合部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成功空前辉煌的世纪。” 20世纪，国际秩序开始重组，面对科技革命的革新、国家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印刷传播时代面临革命，电子传播时代逐渐走向世界，文化的交流也加快了速度，这些都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可能。因此，20世纪以来，《幽梦影》不断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幽梦影》的海外传播以英译本为主，其他语言的译本有日文版、法文版等，在此笔者以林语堂的英译本及日本学者合山究的日译本为例对《幽梦影》的海外传播进行阐述。

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方文化语境、文化心境的差异，《幽梦影》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减少传播中的文化流失、如何创新古典文学的传播方式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英译本：以林语堂译本为例

谈及《幽梦影》在西方的传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英译本为林语堂先生所译《幽梦影》。最开始林语堂先生在其《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翻译了部分《幽梦影》，其后经过思量将其重译，翻译了近原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并增加了《幽梦影》正文之后点评互动的翻译。

《生活的艺术》1937年在美国出版。这本书中翻译了《幽梦影》中的部分清言，最先将《幽梦影》中的哲学思想“送出去”，使得《幽梦影》在西方国家拥有了相当一部分受众。《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先生将这本书定义为一本“哲学书”，并坦言：“我并不是在创作。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表现过；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很显然，林语堂先生非常注重中西方思想的共通性。在这本书中，他将老子、庄子、苏东坡、白居易、张潮等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思想、人生经验进行翻译，兼具“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通过翻译这些国学经典向读者阐释自己独到的人生观点与哲学趣味，在不同的时间、地域中追求着中西方思想的一种巧妙的平衡与统一。

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盛赞张潮“对于人生问题所说的话是如此澈彻警惕”，也崇尚着张潮这种自然与人生相融相生的人生观。从对于生活的态度来讲，林语堂先生与张潮有着奇妙的共通之处，他们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追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对生活和精神世界统一的“闲适哲学”，并希望将这样一种恬淡安逸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传递给更多人。林语堂先生用轻松自然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生哲理，并以其独特的幽默语言将中国哲学传递到西方去，作为译者不断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而张潮创新了清言的书写方式，自创一种正文与点评交错并存的清言小品文，再现了清初文人活动圈的盛况，让不同文人的生活态度、思想哲理穿越时空展现在同一本书中，使哲学思想更富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也为扩大《幽梦影》一书的受众和影响力不断地进行索评、组织重印。

《生活的艺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非常畅销，那时的美国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正经历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时期，赛珍珠希望能够有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中国文人，系统性地让西方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样貌，也为美国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通过已经名声大振的赛珍珠女士的引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出版之后在美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古典文化的道路，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客观、准确、全面地理解，也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文化观。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女性大多在家做全职太太，鲜少出门工作，因此，《生活的艺术》也因此被当时的女性所喜爱。

林译本巧妙地依附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二战”时中国选择站在美英为首的同盟國队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帮助中国树立形象加大宣传力度，而林译本抓住这次宣传的机会，借助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体，巧妙地宣传了中国文化，更推进了《幽梦影》的海外传播，此时的传播主要以文字和媒体传播为主。

1960年，林语堂先生在编译《古文小品译英》时决定重新翻译《幽梦影》，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跨文化语境问题，此次的翻译中，他采用“音译直译为主、解释为辅”的方式，尽可能地译注了《幽梦影》原版近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林语堂先生将所译内容归为“人生”“品格”“妇女与朋友”“宇宙万物”“房屋与家庭”“读书与文学”六大类，翻译过程中也增加了对于中国文化专有名词的文内、文外解释；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林译本也将《幽梦影》中的句子进行了句式转换和文化置换，必要时也采用删除策略，并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理解。

总体看来，林译本在《幽梦影》的海外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幽梦影》在海外传播及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实的基础。

（二）日译本：以合山究《明清文人清言集》为例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有着很强的文化渊源，日本的俳句便是由中国绝句发展而来。俳句与中国之清言亦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它们都取材于生活中的自然万象，蕴含着文人们自身的思考感悟，并通过他们独特的书写方式表达出来，句式短小清丽却极富哲理，自成一种玄妙意境。因此，比起在西方的传播，《幽梦影》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时所产生的文化流失就少了许多，日本读者读《幽梦影》会更感亲切，也更能够体会到《幽梦影》中所包含的中国文人特有的自然人生观。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文坛风靡一时，在日本也掀起了一阵“林著日译风”，翻译的大多都是林语堂先生三十年代在美的畅销书。《幽梦影》一书被翻译成日文可追溯到1938年日本政治家坂本胜所翻译的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书，日译本名为《生活的发现》，这本书也在1979年再版为《人生如何度过》。

1977年，《幽梦影》被收录进由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新书》中，而后日本学者合山究先生也对《幽梦影》进行了系统性的翻译和阐释。合山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明清文学研究家，对清言钟爱至极，称其为“心灵的中药”。在他眼中，清言是疗救心灵的病态的药物，抚慰那些“为烦恼所困扰而迷失了自身”的人，由此在1986年和1987年分别出版了《明代清言集》和《清代清言集》，希望读者们“因此而能消解精神上的紧张，收到如同轻松的娱乐或修养一般的效果” ，书中选编了张潮《幽梦影》58则、朱锡绶《幽梦续影》37则，并进行了一定的点评和注解。1990年，中国学者陈西中在合山先生首肯后将其合编汉译为《明清文人清言集》，为了配合国内读者的需要，在合山先生的原文之外加上了注解，使中国读者能够在跨文化的视角下看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多样性理解。

（三）《幽梦影》传播困境及反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幽梦影》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学者戴廷杰、韩国学者宋景爱都对张潮其人及其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有力地说明了《幽梦影》一书的传播效应正在不断扩大，《幽梦影》中独到的中国式人生哲学正在不断地被“引出去”。

不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幽梦影》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文化流失。文化流失在跨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在古典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过程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幽梦影》中存在着的大量文化专有词，如中国传统器物“笙”“管”、特殊的地域古名“三吴”、文化典故“昭君和亲”“庄周梦蝶”等，这些专有词中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这些文化专有名词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关键所在；对于译者而言，如何在保持原文原意的同时传递原文之韵味亦是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文化专有词，林语堂先生运用文内解释、文外接受、注释、附录等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持《幽梦影》文化、言语意蕴的原本样貌，也注重对于句中排比、对偶等特殊句式等的翻译，让西方读者体会到《幽梦影》的语言美、句式美、音韵美。

不过，由于中西语法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差别，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进行省略、调换和增删，这些是基本的翻译策略，却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幽梦影》本身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含蓄美感。尽管如此，林译本《幽梦影》已经力求在文化传播和读者接受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保持《幽梦影》的原文生态，对于新时代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反思价值。因此，也有诸多学者就林译本中存在的错漏之处、不妥之处进行整理总结，此举对于完善《幽梦影》的海外译本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各种传播技术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传播方式渐渐由文字传播、印刷传播渐渐过渡到电子传播、数字传播。想要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舞台上走得更高更远，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将中国古典文学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如今，《幽梦影》原著以及相关译文不再局限于纸质版，而是出现了电子书版、影音版，方便人们更加便捷高效地进行互动阅读。为了让中国古典文学更加贴近现代生活，《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的出现都是文化传播的新尝试，用“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将古典诗词、古典技艺、文物用现代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增加了文化传播趣味性的同时，亦提高了大众对于古典文化的接受度，在海外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在新媒体潮流下，运用新兴网络媒体进行文化宣传与文化普及必不可少，如何将“清言”用更具时代性、理解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还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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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幽梦影》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011117107Y）

作 者： 张辰悦，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作者：张辰悦

中国式人生哲学论文 篇2：

道、禅世界观影响下的中国水墨绘画

[摘要]中国人对黑色的崇尚由来已久，由尚黑到提倡“运墨而五色具”独特的墨色审美情趣，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色彩语言系统。由尚黑到中国水墨画的形成，道家的思想是其根源和哲学基础，中国士大夫的宗教——禅宗，对中国水墨画审美情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共同影响了水墨绘画的用色。

[关键词]　道 禅 水墨绘画

黑色在中国古代色彩观念中，承袭最原始的色彩感知，即黑色是原始黑暗无生命世界的颜色，与白色构成产生有彩色感知的基础。由尚黑到中国水墨绘画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色彩语言系统。中国艺术精神的雅文化如文人绘画，以墨为材料的黑(玄色)被视为母色，其中包含滋生着变化多端的五彩。这种用色超越了感官的本能和习惯，用心灵去辨认和把握色彩的无穷变换，去领会和体验色彩的丰富内涵。对这种独特的色彩语言个性的形成，我们有必要进行探究，这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感悟中国水墨画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哲学内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老庄及禅宗世界观的同一性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

纽曼曾经指出，《易经》和老子代表的中国智慧。是母系意识偏爱黑暗和隐秘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老子的道以“柔”、“弱”与“无为”、“不争”、“为下”、“处下”为特征。庄子之道也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规律或法则，其特征也是“不争”、“柔”、“弱”、“处下”、“无为”、“任自然”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庄子亦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在老、庄看来，五色、五音、五味等令人心跳的人间享受，其实都是对人的挑逗和诱惑，应该拒绝物质和精神的诱惑，满足于清淡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们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在心中保持冲淡虚静的境界，才能永远知足常乐。这一世界观正与佛教的出世观念。与佛教所设想的境地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比较适合尘世间士大夫的口味，体现超凡脱俗的高雅，这也与印度佛学的禅宗思想是相同的。

中国的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融合了中国式的那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并且还融会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派别。禅宗讲究万物同一，梵我同一，心物同一，一切皆空。禅宗的影响在中唐以后已经超过了老、庄、玄学及道教，并且把老、庄思想的一部分精华包容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了。

经过唐、五代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他们一起历游名山大川，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宋代许多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十分密切，如苏轼、程颐、黄庭坚等。而他们在绘画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代绘画，精致含蓄，富有寂静、安宁的空灵韵味，长于悠远含蓄的意境表现，正是宋人那种细腻内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心理性格的外化。而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正好成了这种心理性格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佛教与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的结合开始，到中国式的佛教——禅宗正式建立，宗教与哲学合力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适合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同时也日益在士大夫心目中确立了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这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观对中国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二、老庄、禅宗尚黑的色彩观对中国水墨画色彩运用的影响

道家尚黑色，认为一切颜色从玄黑中生长出来并以黑为显在条件。道家以“清淡”为宗，崇尚玄黑，反对五颜六色的绚烂之美。老、庄精神浸入中国绘画领域，尤其是山水画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墨代五色，也正是这种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之一。所以，摒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玄”乃是道家学说的归源之地，玄即黑，也即天，墨色就是天色。是颜色中的王色、自然色、母色，它是可以统治其他颜色、产生其他色感的。《山水松石格》——书中提出“高墨犹绿，下墨犹赪”，还提出“破墨”，即水墨渲淡，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浓淡相破的破墨不同，而是浓墨中掺加清水，因加水量的多寡分破成不同层次，然后用不同浓淡的墨去渲染出山石的阴阳向背、高下凹凸，在理论上已经奠定了以水墨代五彩而成为水墨山水画的基础。唐代的张彦远在解释水墨画的意蕴时说：“夫阴阳陶蒸，万物错布。玄化无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摔。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墨色如兼五色”，亦只有处于天色、玄色地位的墨色才“可具”、“可兼”。这些都清楚的表明了水墨的方式是舍去现象而直抵本体。唐代伟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为中国画“破墨”表现的创始人，作为画家的王维的诗更注重色彩的表现，如：“兰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都显现诗人对大自然色彩的关注和表现。因此，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评王维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破墨”画法的传人张臊于墨色表现中深得画理，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唐代以墨色表现的画家中，王洽的“泼墨”画最为彰显性情的疏野。他在作画过程中，“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雾，染成风雨，宛若成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

唐代以后的文人画选择墨色作为色彩表现的主流，以鲜明的个性实现局限在黑白之间的表现性色彩自觉。中国早期具有隐士思想的画家(如宗炳)继承和发扬老、庄的哲学思想，在绘画中也摒弃绚丽灿烂的“五色”，代之而起的是“朴素”的水墨山水画。因而，千余年来以墨代五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优秀传统。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的“三远”对后世画家的启发也是很大的。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其人物之在三远，高远者明瞭，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瞭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

“三远”的境界不仅与庄子的精神相同，即“无”、“虚”、“淡”的境地。而且还是山水画用墨的技巧，“深远”用墨较重，“平远”用墨较浅。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使人精神上以超脱，这正符合山林之士的精神境界，也是山水画更成熟的境界。

三、水墨绘画色彩表现的主要特征——冲淡、空灵、虚静、玄逸

由于道家思想与禅宗的相通，使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往往是相连的，禅宗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一种清、幽、静、雅、寒；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诗、宋词中，还是在宋、元、明、清的绘画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暮色如烟、缥缥缈缈的自然的静谧和面对空寂的宇宙而抒发的内心淡淡的情思。这种情思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倾泻，写成诗、画成画，在这些诗和画中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我们称作有“禅气”、有“禅思”。因此，“诗不入禅，意必肤浅”。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趣，常常用诗比禅，用画比禅。与这种幽深清远、宁静的环境和恬静的心理相适应的色彩是恬淡的黑、白等色彩。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厌弃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和引起人情欲或感官追求的绚丽的色彩，而选择了墨色，也即玄色。

文人士大夫向禅宗靠拢，禅宗的思维方式深入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意境”——即作品的形象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中的“凝神观照”与“沉思冥想”。唐宋以后，诗越写越凝练：画越来越偏向于简约，画的空白越来越多。笔意越来越草率粗放。简练含蓄、不露声色的山水诗与笔意疏放、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占据了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成为文人诗画的代表。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意境萧瑟、枯寒虚静的水墨绘画中，一切外在的色彩都淡化，在这淡的本真状态中，墨显出自身的“绚丽多彩”来。如果说“纤秾”是对生命与活力的赞美和追求。那么在意境萧瑟的水墨绘画中，虚静则是为寻求真实存在而进行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宋、元山水画，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节奏总是舒缓闲适的，色彩也总是淡淡的。那幽远的重山、寒江的暮雪、深深的庭院、静静的密林，每一幅都给人一种静谧闲逸的感受。无不表现了宋元文人那种追求寂静旷远的情趣。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选择了墨色，也即玄色作为崇尚的颜色，表现忘却物我、精神解脱的虚静人生哲学与适意、淡泊的生活情趣。把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推向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且成为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和文人诗画的代表，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山林文化。

在几千年的民族色彩传统中，中国人由对黑的单色崇拜，渐渐完成向纯粹的审美境界升华。墨在气韵生动中自然变化，与艺术家的精神合为一体，把人的灵魂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造就了一颗空灵静明之心，成就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清澈透明的艺术智慧，创造出东方艺术特有的意象美的色彩形式，在世界绘画之林，它是那么的恬淡、含蓄，犹如中国人的性格，谦虚、内蕴，但生生不息，充满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

作者简介：张咏梅，临沂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作者：张咏梅

中国式人生哲学论文 篇3：

从苦情戏看中国人生哲学

[摘要]苦情戏是通俗剧的一种，体现的是—种中国式的“人生悲苦”。2009年在央视热播的68集台湾电视连续剧《我最爱的人》择了牺牲现实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为代价来突出道德教化意义。善与恶的绝对对立不但体现出了苦情残的本质特征，更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一种有意味的显露。

[关键词]苦情戏　道德教化　人生哲学

与西方的命运悲剧不同的是，苦情戏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人生的悲苦”，而苦难的来源则是诸多外在压力和迫害，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和道德批判性。2009年初，央视引进的台湾电视连续剧《我最爱的人》正是一部典型的苦情戏，故事的内容是围绕一对姐妹的爱恨纠葛展开的。

陈秋玉和陈秋美是一对以卖唱为生的姐妹。秋玉和秋美的妈妈在弥留之际，交代了她们去找一个旧皮箱，里面藏着她保存多年的秘密。秋美抢先一步发现了皮箱的秘密，原来姐姐秋玉并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而是富豪陈百川的私生女。

秋美陷入了沉思，一旦姐姐认亲了。她将会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而自己呢?母亲将亡，自己势必仍然在歌舞团中讨生活，难道自己的一生将在观众淫邪的目光中宽衣解带吗?掌声又能维持多久?当她年老色衰之时，母亲的一生将是自己未来的写照。秋美毫不犹豫地把信上秋玉的名字改成了秋美。至此，一场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上演了，一对姐妹起伏跌宕的命运也开始了……

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苦情戏往往以牺牲现实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为代价来突出善与恶的极端对立。所谓性格即命运，姐姐秋玉天性善良，面对生活的磨难，表现出一种传统女性特有的知足与安分。虽然从一开始，她就陷入了妹妹秋美设计的陷阱里面，父亲被抢走了，爱人被蒙骗了，工作没有了，健康失去了，女儿也没法照顾了，甚至面对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状况，她依然爱着自己的妹妹。

秋美在篡夺了姐姐的身份后，为了实现她的上流社会梦，一步步走向疯狂，秋美这个形象几乎被恶魔化到了极致。因此，观众对这部连续剧的评价也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喜欢的人极力赞美秋玉的善良和隐忍，贬斥秋美的不择手段。不喜欢的人则认为秋玉的愚善是一切恶果的根源。正是秋玉的一味退让才导致了秋美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从风格上说，苦情戏无疑是一种以“苦”见长的悲剧形式，它遵循的是苦难美学。这种“苦”能使观众体验到特别的快感，对于这种快感，朱光潜分析说：“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到并得到表现，与此同时，它那郁积的能量就得到宣泄而缓和。这种郁积能量的缓和不仅意味着消除高强度的紧张，而且也是唤起一种生命力，于是这就引起快感。”

事实上，善与恶的绝对对立不但体现出了苦情戏的本质特征，更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一种有意味的显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这里要求的“修身”，修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比如要做到父慈子孝，那么，做儿子的，便不问父亲是否慈爱，我只先尽了儿子的孝心。同样，做父亲的，先不问儿子是否孝顺，只先尽了我傲父亲的慈爱之心。做儿子的要用自己的孝心来诱导出父亲的慈爱之心，做父亲的要用自己的慈爱引发出儿子的孝心来。也就是说，修身要从自身做起，要用自己的善去感化周围的人。

在电视连续剧《我最爱的人》中，秋玉就具备了这种具有道德感化意义的善良，这种始终如一的善良不仅获得了李明辉的友情、沈文华的爱情，陈百川的亲情，并且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

秋玉的婆婆为了周家的遗产，将周氏企业的继承人秋美视为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并极力阻挠儿子文华与一名不闻的秋玉相爱。可是后来当她看见失明的秋玉真心地祝福她的女儿与明辉婚姻幸福的时候，忍不住说：“秋玉，我不管秋美怎么想。你虽然是我有名无份的儿媳妇，但是我还是要说，你是我沈家真正的好媳妇!”

秋玉从来不去要求别人应该怎么做，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内心的善良与坚韧。秋玉千辛万苦地生下女儿，可是失去记忆的沈文华却被妈妈蒙骗，将要娶秋美为妻子。绝望中的秋玉背着女儿投海自尽了。她的绝笔信中写道：“人生总有现实与梦想之分。然而，大多数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走向的是现实。沈文华的事情，是我人生所有梦想的破灭……”煽情的叙述，在这里达到了一个顶点。编剧没有让秋玉真的消失。也并没有让沈文华和秋美的婚礼及时得到阻止，而是让文华和秋美同样也生了一个女儿，秋玉和秋美的命运波折又在她们的女儿身上延续着。

中国的文学是人生的文学，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仅仅是对男性而言的，对女性同样具有约束力。修身齐家，对古代女性来说就是要恪守做人的道理，把自己的感情充分发挥出来，使人群相和相安。满足快乐。传统戏曲中就有大量以女性为主角宣扬道德教化意义的剧目，比如《王宝钏》、《韩玉娘》、《琵琶记》、《三娘教子》、《李陵碑》等等。

苦情戏承袭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传奇叙事。它的特点是大悲大喜，表现夸张和善恶分明，这种美学手法是将是非、黑白、褒贬高度戏剧化，用来表现基于道德或教化意义上的尖锐冲突，其结局往往是善终胜恶的煽情式“大团圆”结局。

这些既是苦情戏的鲜明特征，同时又带来了剧情模式化的流弊。比如，当一切真相大白，秋美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变得一无所有时，秋玉依然不肯与文华完婚。因为秋玉对秋美还没有真正实现道德意义上的感化。剧情一直发展到姐妹两个在江金泉面前忘我地挣扎。极力想保全对方。当秋玉大声哭喊着求江金泉不要杀秋美的时候，秋玉第一次讲出了自己一味退让的原因“不要杀她，因为她是我妹妹，我爱她，我爱她，所以才一次一次的包容她。”秋美终于在秋玉的大爱前幡然醒悟，勇敢承认自己的罪恶。最后。秋玉在秋美的祝福下，在亲朋好友的注视下，终于和爱人沈文华完成了迟来的结婚仪式。全剧也在完成道德救赎的任务后终止于大团圆的结局中。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乃是教人做一个好人。即做天地间的一个完人，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的好人的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善”，孔子所谓的“仁”。而此种精神，今天的人则称为“道德精神”。换言之，即是一种伦理精神。

抛开台湾电视连续剧《我最爱的人》在艺术上的缺陷不谈，客观而论，这其中的确蕴含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哲学与独特的人生意味，是中国人情感人生的悲喜剧。

作者：花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