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发展探析论文

摘要：银行业的金融改革可主导又可配合其他要素共同完成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使命。文章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解读入手，指明要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进而分析当前银行业既面临对接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新发展机遇，同时面临着自身的转型压力与挑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银行业发展探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银行业发展探析论文 篇1：

中国中部地区银行业协调发展探析

摘 要：针对目前区域金融协调中观研究的不足，构建衡量区域银行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为区域金融产业的协调发展比较提供较为客观、全面的衡量标准。通过数据的横向与纵向比较，揭示不同区域银行业的竞争力和效率，为中部地区银行业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存在区域的不平衡，这体现了金融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基本规律。中部地区银行业发展应加长短板、适度差距、金融合作、协调发展与系统优化。

关键词：银行业；金融协调；协调发展

引言

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是一种整体优化状态，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稳定性、功能优化性的稳态。国外学者对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与技术层面，而较少对某一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展开论述，缺乏空间维度的考察。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新的理论和范式为进一步深入探析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径。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学者意识到金融系统的内外协调决定了金融的安全与效率，也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但是很多学者未对金融协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或者不同学者界定的内涵外延存在交叉和冲突，导致金融协调的诸多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其理论体系还比较杂乱。此外，相关文献多致力于全国视角，对中观区域视角的研究还很不够。

所谓金融协调是指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和健康发展。各区域的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自身的微观金融行业的协调，也涵盖了其金融、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而非区域角度出发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

金融产业是金融功能的核心载体，其演进能够通过双重效率的改进，促进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产业的区域协调是金融协调的重要层面。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整体来研究金融产业的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很难有效贯彻该理念。因而对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整体宏观层面，必须深入到中观层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实际的研究结论。区域金融中观协调作为一项相对前沿和边缘性的研究工作，中国案例的研究将丰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金融产业包含的范围很广，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基金业等五大行业。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实质是金融资源在区域协调配置的效率与程度，即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与效率。本文尝试弥补金融产业中观研究的不足，将主要对各个行政区的银行业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同时结合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2009年数据与2001—2003年平均数据的比较研究），进而为中部地区银行业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区域银行业协调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

1.指标纳入。在衡量各区域银行业竞争力与效率时，要考虑区域金融数据的可得性，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综合全面地考察。因为只有某方面指标的先进还是不够的，而其他诸如金融组织结构、技术装备和银行业务创新等方面跟不上，那么，“木桶原理”、“窄桥原理”的短边决定论和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必将很快发生作用，因此，采用定量和定性指标来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成长。前者包括银行业务指标（存款总量、存款增长率、贷款总量、贷款增长率、私人企业银行贷款、中间业务）与银行业自身发展指标（区域银行覆盖率、银行部门资产所占比重、金融组织机构）；后者包括区域信用评价、银行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规模扩展、电子化发展）与金融风险指标。指标定义如下：

私人企业银行贷款：假定私人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效率更高，因此贷给私人的贷款量越多，其银行业务可以保证一定的利润，这个指标与银行竞争力呈正相关的关系。2008年该指标用小企业贷款余额近似替代。

银行部门资产占GDP的比重。反映某区域间接金融的发展程度，特别是银行部门的发展程度。2008年以金融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及其发展速度、金融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似替代；2001—2003年以银行工作人员劳动报酬、银行利润和贷款来替代。

区域内银行覆盖率=区域内总银行数目/千人，2008年数据来自于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地图集，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村镇银行计入；2001—2003年银行的分支机构则分别统计了城市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福建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金融组织结构=各区域银行数目/全国银行总数目，用于衡量金融部门的网点设置和地域集中度。

中间业务主要考虑汇兑业务与保险业务；2001—2003年主要考察银行卡业务与保险业务。

区域信用评价：参考实际利用外资额、外资金融机构数目以及区域的形象得分加以衡量。

产品开发：参考银行电子商务应用的网络金融统计相关数据，考虑域名分布和站点分布状况，为金融创新创造便利。

规模扩展：主要用金融保险业的从业人数、劳动报酬（千元）、平均劳动报酬（元）的变化情况来衡量。

电子化发展：2008年参照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相关指标，包括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接入端口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来替代；2001—2003年主要以四大国有银行银行卡的发卡量、交易额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来衡量。

金融风险主要参考各区域的不良贷款率情况来评分。得分越高，金融风险越小。

根据分析的需要，银行竞争力模型中的权重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层次分析法（Ana1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是一种对较为模糊或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使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根据目前国际上银行考核对于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权重通行的“八二原则”，本文设定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总体权重分别为0.8和0.2，则考核得分Y= A×0.8+B×0.2。

2.权重的设定。对综合考评体系中每个指标权重的设定，根据不同指标数量的组别采用不同方法。对一个层次中，指标个数小于3个的，直接赋权重；而对于指标个数超过3个的，严谨起见，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中的层次分析法（AHP）。具体程序如下：对于各个层次的指标都按照先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进行层次单排序，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的方法来确定各自的权重。第一层次中，有2个指标（2<3）：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可以直接赋权重，按照“八二原则”分别赋予80％和20％的权重；以定量指标为例，第二层次上，有2个指标（2<3），所以也可以直接赋权重，这里假定银行业务指标和银行自身发展指标同等重要，因此二者的权重各取50％。接下来，对于同层次中指标数目大于或等于3个的情况，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该层次上的指标权重值进行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存款总量（5.4%）、存款增长率（5.4%）、贷款总量（3.08%）、贷款增长率（6.38%）、私人企业银行贷款（12.54%）、中间业务（7.2%）、区域银行覆盖率（8.8%）、银行部门资产所占比重（24.8%）、金融组织机构（6.4%）、区域信用评价（10.8%）、产品开发（1%）、规模扩展（0.6%）、电子化发展（1.6%）与金融风险（6%）。在数据的选择上，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各区域的银行业发展现状，并且兼顾数据的可获性，采用了2009年数据与2001—2003年平均数据进行分析。在数据的无量纲处理方面，采用线性变换法进行无量纲处理。

二、区域银行业竞争力差异与中部六省的协调短板

根据银行业发展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全国31个省区各项指标的得分以及各区域银行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就银行竞争力而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存在区域的不平衡。2001—2003年东南沿海城市银行的发展占绝对优势，排在全国前六位的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六省，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和江西的排名依次为第九、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和二十三位，河南省居于中部六省首位。2009年，银行业排名前十五位的省区中，东部省份占8个，东北3个省份，中部占3个省份（山西、安徽和江西）。西部占1个省份。可见东部银行业发展依然相对领先和完善。中部六省的银行业竞争力排名依次变为第十七、十八、十九、四、十三和十五位。河南省在存款总量、贷款总量、中间业务、金融组织以及区域信用指标上均位于中部六省之首，然而由于其过多的人口导致区域银行覆盖率指标的大幅度缩水。另外该省的不良贷款比率过高，排名居于全国第二十七位，严重阻碍其银行业的协调健康发展；在存款增长率、私营企业贷款以及金融风险指标上，安徽、山西与江西表现较好；在中部六省中，湖北省不良贷款最低，而其银行资产总量最高；湖南、湖北的银行的创新能力较强，分别位于全国第十三和十四位。与2001—2003年相比较，中西部省区在存款、贷款增长率方面有落后趋势，如山西、河南在贷款增长率分别位于全国第二十七和二十八位，表明其资金运用的低效率；中部省份的中间业务得分相对于2001—2003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2001—2003年广东省的中间业务得分高达6.527，而大部分中西部省区此项得分在1~2之间，中部六省中间业务平均得分只有1.96，远低于东部六省5.08的平均得分，即使是中部地区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河南省其中间业务也只有2.777分。2009年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河南中间业务得分为3.558，仅低于广东省；2001—2003年，东部地区很多省份的创新能力得分在1.5~2之间，而中西部省份除了四川省，其他省份的银行创新得分都在1以下，河南省该项指标只得到0.857分。2009年，尽管湖南、湖北的金融创新能力提高较快，但是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银行业的发展主要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存贷业务，缺乏创新能力，科技水平低，信息网络不发达，金融基础设施落后。从区域银行的覆盖率指标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股份制银行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拓展业务，但其占全国银行总数目的比例仍然不高。

截至2006年底，湖北、河南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分别达172家与127家，要远远高于中部其他省份。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绝对数量来看，2007年末，江西省和山西省相对落后，河南以11 924家居于中部地区第一位，比网点最少的山西省高出一倍多。然而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河南省银行机构的总量又是微不足道的，如东部的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2006年底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量分别为684家、435家、319家、538家和416家。银行类金融机构数量的不协调性,使得落后省份金融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整体金融运行效率低下进一步制约资金吸纳能力与资源配置功能。如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在河南尚无一家分支机构，除了交通银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河南省所设的分支机构也非常有限。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种类来看，中部六个省份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垄断地位，除了湖北省具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的金融格局，其余五省到2007年末都没有外资银行的进入。

在银行业资产方面，显然东部省份处于绝对的领先，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均位于东南沿海省份，而中部排名第一的湖北该项指标得分也只有12.252分，且居于第十八位，处于全国中下等。说明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东部省份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比较完善。区域信用方面，中部省区有了一定改善，如2001—2003年河南、山西、安徽的区域信用得分只有0.758、0.624和0.757，而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同一指标的得分分别为9.464、6.233、7.062、6.015和4.050，大大高于中部省份；2009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得分提高到2.461、2.146、2.062与2.025，与东部省份差距逐渐缩小，中部省份的区域形象和信用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也吸引了部分产业的集聚。可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制约着一区域商业银行的创新与发展，浙江省打造“信用浙江”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如浙江省的不良贷款率在所有省份中最低，且得分高达6分，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其银行业良好的金融监管和资金利用的高效率促成其金融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因此，中部地区只有规范监管，构建良好的区域诚信体系，才能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结论与建议

按照演化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平衡与不平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就社会金融系统来看，由于非平衡和差异性可以产生协同作用，导致系统非线性的耦合，因而能够实现金融活动的自组织。区域金融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金融的内生成长规律往往自主地保持区域金融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张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区域金融成长差距的长期存在。在银行业发展方面，首先，要正视这种差距，防止区域差距拉大的同时遵循适度差距的原则发展各区域的银行业，不强求各地区发展的绝对同步，然而对有条件的省区要积极促成其加速发展，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导向作用，如河南省经济区位优越，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具备银行业做强做大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利用中部崛起的良好机遇促进其金融创新，拓展中间业务，塑造区域形象，完善金融服务，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银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次，倡导金融合作，协调发展。2006年底国内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放开，外资银行在内地设置分支机构的地点选择上也不再满足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除了频频有外资银行在江浙一带设置分行外，中部地区也逐渐成为外资银行的关注点，今后仍需继续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步同国际金融业接轨。同时为增强本土银行业的竞争力，各区域金融系统也需要加强金融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中部六省的金融信息与客户资源共享等，打造中部金融合作区，充分利用各省份在资金使用方面的时间差或空间差，通过各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沟通信息，融通资金，发展区域金融市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增强本土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部地区银行业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Marshall D A.,Financial crises and coordination failure:A commen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6,2002:5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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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刚.发展金融学研究框架[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 邵国华.金融系统协调论[D].成都: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7] 蔡则祥.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8] 王威.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9] 尹优平.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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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eorge M.Von Furstenberg,Michele Fratianni.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7(1),1996:19-29.

[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田霖

银行业发展探析论文 篇2：

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发展路径探析

摘 要：银行业的金融改革可主导又可配合其他要素共同完成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使命。文章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解读入手，指明要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进而分析当前银行业既面临对接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新发展机遇，同时面临着自身的转型压力与挑战。在此基础上，依据浙江省经济现状提出浙江省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蓄势增能的发展路径，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银行转型 供给侧改革 发展路径

文献标识码：A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解析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以及新常态，其关键并非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结构性错配”：一方面生产出大量无效的产能，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却又没有能力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因而，从供给侧入手加快提高各种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运拉开大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领域由注重需求管理变为注重供给管理的重大改革，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缓解当前各种矛盾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思路。具体而言，就是要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将发展方向锁定创新产业、新兴领域以创造新增长点刺激消费，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日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时，部署了以下四项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因此，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可预见性产业变革突出点主要有二：一是三大产业的比重变化和要素流动新分配，减税降费将极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将加速折旧和去产能化，与此同时将对劳动力提高要求，将进一步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的流转，且人力资本的价值愈发凸显；二是新兴消费品市场与现代服务业的更多发展机会，二胎开放、教育发展、“一带一路”等战略相关政策出台，必将提升教育产品、养老服务、旅游产业等领域的供给，尤其是金融、消费信贷、教育培训、养老医疗等专业化程度高且知识型人才集中的现代服务业开始着力提供高品质、定制化、具备前瞻性的服务。

二、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和挑战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结束，银行业的规模扩张阶段也接近尾声。商业银行在当前的发展中需要努力探寻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调整的道路，既面临对接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自身的转型压力与挑战。

（一）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机遇

供给侧改革正在加快推进银行业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银行需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通过提升管理效率、经营水平和有效金融供给，产生新一轮的生产力跃升，真正引领金融新常态。银行业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可以在实现自身信贷业务转型的基础上破解资产质量下降难题和盈利增长瓶颈。当前供给侧改革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优化银行业金融服务环境。供给侧改革致力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以此培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这对于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大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更加开放、竞争加剧的银行业市场环境服务环境，需不断构建与时俱进的行业监管方式和行业服务规范体系，以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保证银行业的持续有序经营。

二是有利于为银行业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要实现自身轉型发展，就要以稳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抓住改革机制催生出的新的市场需求。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比重的大调整，银行业将适当调整存量、整合产量，其信贷资源和金融服务将主要投向代表经济结构转型的行业和企业，例如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对债券发行、资本运作、跨境并购等的综合融资需求。

三是有利于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当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主要集中在四大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的目标与商业银行存量信贷资产质量优化的诉求是一致的，同时实体经济去杠杆给以股权融资业务、并购重组业务见长的投行业务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例如银行业密切关注房贷集中度，统筹房地产调控和经济转型升级和风险防范。

（二）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压力与挑战

当前“三期叠加”效应，互联网金融大幅分流银行业收入且增幅不断上升，银行业面临着利率市场化与降准降息的双重冲击，净息差收窄，净利润增速降低，不良贷款率却在攀升，在对接供给侧改革面临的自身转型压力和挑战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坏账上升与信贷管理负担加重。“三去一降一补”调整首冲银行的信贷管理，尤其在旧产能过剩和“三高”行业以及已经丧失经营活力的僵尸企业中引入退出机制后，原有的不良贷款将极有可能转化为坏账，而不良资产处于大幅折价且拐点难现。因此，银行业若不及时将信贷资源对接到高端制造和创新机制中，则将承受更大的资金压力和信贷质量管理的负担。

二是基础资产淡化趋势下的企业估值与服务定价难。新技术和新科技为代表的供给结构调整，带来的更多是服务模式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更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的投入，而非企业固定资产的再投入。另外，国务院对供给侧改革的意见中提出“鼓励商业银行发展创新型非抵押类贷款模式，发展融资担保机构”，银行业从原先锁定的企业基础资产转向非抵押贷款模式，这将失去对企业估值的依据，也难以为后续金融服务进行定价，更难以预计利润空间。鉴于此，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中紧跟前沿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仍亟待定夺。例如，股权投资仍是相对陌生的领域，如何确保资金的安全却是银行业将要持续面临的另一挑战。

三是组织架构和人才专业上的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跨地区经营的世界知名银行在面临利率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时均实施了组织模式变革和流程再造。供给侧改革对银行业服务效率和专业程度提出更高要求，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服务水平均需大幅提升，银行业目标是要搭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体系，例如前台按客户群体建立条线化、专业化的运营体系，同时将中后台的风险管理以及资源配置等嵌入业务条线，增加业务条线的话语权，建立责权利配套的运行体系，释放生产力、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这些都需银行配备专业性强、运作效率高的服务团队，在人才专业性和技术保障性上均提出新目标和高要求。

三、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发展路径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近几年，浙江省陆续实施打造特色小镇、“三改一拆”、“四换三名”、“五水共治”等战略，这一系列有破有立、转换动力的转型升级组合拳究其本质则是围绕供给侧改革开展的先行实践。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季度环比增幅在趋缓，但总体可控，省银监局则已制定银行业支持“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意见，引导银行业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落地和浙江省各类重点项目建设。鉴于上述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和挑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浙江省银行业对接供给侧改革蓄势增能的发展路径。

一是强化重点项目的资金保障，发展优势企业的并购金融。浙江省银行业应继续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信贷保障，大力支持“五水共治”、七大萬亿产业、特色小镇建设、江海联运等国家战略落地和省内重点项目建设。应对供给侧改革中日益发展的并购金融，银行业可发展相应的并购贷款、财务顾问、法律监管等综合性并购金融服务，支持优势企业沿着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收购兼并，实现产品、服务、技术、管理以及品牌的全面提升。

二是严控资产质量的组合管理，加强信贷资产的风险防范。从完善资产结构角度，可实施从行业、产业和客户等维度的“退、压、限、控、进”差异化措施进行有效地资产组合管理。从改善信贷架构和流程角度，需加强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在信贷管理尤其是贷后管理领域的应用，着力提高自动化风险预警能力，统筹信贷增量和存量管理。从审慎处置不良资产角度，可建立起不良资产绿色处置通道，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债转股试点等不良资产处置新途径。从风险防范角度，需持续健全全口径风险管理体系，发挥监管效力，实现对跨界、跨市场、跨境风险的总体把控。

三是推动建立政银企信息沟通机制，着力“三去一降一补”方向改革。关于稳妥有序去产能，可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科学确定名单、分类处置方案和资产保全计划，把握退出方式、节奏和力度，循序渐进，支持出清，保护债权，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关于多措并举去杠杆，浙江省银行业信贷增幅正在理性回归，但仍需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资源配置，综合运用售后回租融资、投贷联动、直接融资等方式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关于差别措施去库存，重点支持实力较强的大型房地产企业和优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但对住宅用地供应远超实际需求、库存消化压力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和资质较低的中小开发企业持更加审慎的信贷政策。关于疏堵结合降成本，浙江省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有所回落，可围绕提效让利、增值让利、防空转让利等规范展业，并通过缩短融资链条、提高服务效率、创新还款方式，支持直接融资等，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关于聚焦优化补短板，浙江银行业则可持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发展绿色金融、小微金融、“三农”金融、扶贫金融，支持浙江补齐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建设短板。

四是改革组织架构和考核机制，组建专营机构和专门团队。2015年嘉兴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创新“双创”系列产品400余个，支持创业客户近10万户，成效显著。因此可重点推进组织架构、考核机制改革，设立专营机构、专门团队、金融专家库等，在客户准入、新兴产业企业估值、风险控制、降低成本等各方面突破并有效激励，扩大“双创”金融服务覆盖面。此外，可按实际情况设立客户专营支行或专营部门深化客户金融工作和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积极争取投贷联动试点，加强与创投机构、券商、股权交易中心等合作，提升专业化高效率的精准服务。

五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资源整合与创新，完善对接供给侧改革的支持性信息平台。浙江省互联网金融产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实体经济“金融+”的持续深度发展正在改变着省内金融业态，要求浙江银行业不断刷新视角和方法重构客户关系和创新服务模式。不同于上述团队和专业人才的软实力建设，完善对接供给侧改革的支持性信息平台则是基础工作和硬环境建设，可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小微金融评价体系、银行业押品资产交易信息、企业授信总额联合管理、监管导向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使之网络化、信息化、批量化、安全化发展，从线上线下双渠道进一步创新业务流程，推进网点智能化转型，强调差异化客户体验和综合营销，实现产品、服务、风控的O2O融合。

参考文献：

[1] 何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北京金融评论，2016（5）

[2] 薛洪言.供给侧改革催生银行业转型.中国外汇，2016（5）

[3] 鄢红兵.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金融产品新需求与新供给的思考.武汉金融，2016（8）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台州黄岩支行 浙江台州 318000）

（责编：贾伟）

作者：陈丽燕

银行业发展探析论文 篇3：

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方向探析

摘 要：私人银行业在中国已经发展近五年，迄今仍没有一个在市场上能够占据绝对优势的商业银行，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从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的市场供求状况入手，分析了内资银行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对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一定的探析。

关键词：私人银行 财富管理 商业银行

一、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的市场供求分析

（一）私人银行业的需求因素分析

1.中国私人财富的增长产生巨大的财富管理的需求。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统计，2008年中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接近38万亿人民币，同比2007年末增加约5%。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正在逐年扩大。2008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①达到了约30万人的规模。其中，超高净值人群②也接近1万人的规模。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达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2900万人民币。其中，超高净值人群的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部财富占比达到16%。

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③，2009年，中国内地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年增长6.1%和7.8%，有1900位10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其中，北京有151000位千万富豪和94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省有145000位千万富豪和82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22000位千万富豪和73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三。

根据调查，近八成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接受多元化的投资，接受资产配置的理念，对财富的保值、增值以及转移产生巨大的需求。

2.银行业自身业务发展需求。步入21世纪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部挑战，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如何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如何面对日益走进的利率市场化，如何面对愈来愈严格的资本金管理，这些都迫使银行提高其零售业务的战略地位。

意大利经济学家菲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马特莱法则即二八定律：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常占多数，因此只要控制重要的少数，即能控制全局，反映在数量上，就是80/20原理，即80%的价值来自20%的因子，其余20%的价值来自80%的因子。即经营好20%的重点客户，能够为企业创造80%的利益。英国银行学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的零售银行客户中，只有20%富裕客户为银行创造利润；美国的零售银行，90%的利润由10%的富裕客户所贡献；高盛的调查指出，贡献最高的20%富裕客户为银行创造的利润是全体客户的1.7倍。因此能否抓住这20%的高端优质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这就使得银行产生了巨大的为高端客户提供更优质服务的需求。

（二）私人银行业的供给因素分析

1.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的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需求，二是非金融需求。金融需求的满足体现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上，如果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金融市场，则无法实现。中国的金融市场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还较为落后，但是目前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金融产品，进行资产配置，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

2.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随着《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私人银行相关业务的开展有了一定的依据，同时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 65号第20条规定：对于具有相关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高资产净值客户，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服务满足其投资需求，不受本通知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限制。（十八条：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资金参与新股申购，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十九条：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这就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发展空间。

二、中国私人银行业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症结

（一）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国内银行在2007年开始涉足私人银行业，在2008年开始扩大，截至2010年12月，内资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主要有，中国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8家银行。尽管目前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上形成核心竞争力，能够占据市场领先优势，但是仅仅几年的发展，各家银行在客户数量和管理资产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截至2010年6月，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达到10415，管理资产总量2169亿。2010年，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群增长幅度达到42%，管理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增长幅度达到49%，截至2010年底，已经在全国16个重点城市设立20家私人银行中心，进一步扩大了私人银行客户服务覆盖率。

工商银行在2010年末，私人银行客户突破1.8万户，管理资产3543亿元。成立北京、上海、广州等10家分部，形成覆盖国内重点经济区域的业务布局。

中信银行在2010年年报中称其成功构建了有中信银行特色的“五型私人银行”，私人银行业务报告期内实现盈亏平衡。其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达到10055户。

（二）中国私人银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1.文化和思维方面的障碍。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国内个人财富的拥有量随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社会各方面往往更多的只是关注财富增长问题, 财富管理理念相当单一,理念缺失是当前私人银行业举步维艰的基础性障碍因素。尽管具有高净资产值的个人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其财富管理需求事实上已经从单一的财富积累转向了财产保护与传承等综合性需求,但是普遍的理念单一导致私人银行客户对自身的财富问题不够敏感, 难以主动提出需求，培育财富管理价值链的理念在中国国内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私人银行业需要的是私人银行家，不仅熟知国内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精通法律、信托、保险、外汇的规则和运作，甚至对艺术品和奢侈品也有足够的知识；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有相应资格和资历，一个出色的私人银行家通常都有10年以上的专业经验；而我国目前的本土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大多二三十岁，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还不能适应高端客户财富管理的需求，很难能够得到高端客户的信任。尽管国内部分银行在人才培养上已经投入相当大的力度，但是，真正私人银行专业团队的构建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3.传统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障碍。私人银行业务广泛，对产品创新有着特殊的要求，同时为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进行风险的经营与管理，既能够管理好风险，又能够支持产品创新？如何在每一个具体的业务环节把控风险？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些挑战。

4.制度及市场环境的障碍。私人银行业务涵盖极为广泛，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分业经营限制、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以及法律、法规的尚不完善都使得私人银行业务难以迅速开展。例如2007年5月银监会发布了《關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境外股票及其结构性产品，但是仍然不允许投资于商品类衍生产品及对冲基金，对股票投资也有很多限制，国内私人银行客户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同时，我国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

三、中国私人银行业未来发展思考

国外的私人银行业发展已经数百年，为银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成为国外一流银行的战略核心业务。尽管我国居民财富增长速度极快，财富管理市场空间极大，利润丰厚，但是从文化理念、市场环境发展、人才储备、风险控制等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此，在中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认清我国财富管理现状，对财富管理市场供求状况进行深入剖析，制定阶段性的发展目标。

1.认清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中国目前的私人银行业务严格的说还不能叫做私人银行业务，只能说是财富管理业务的向上延伸，或者说是一些零售业务较为成熟的银行为其高端客户打造的一个特别的财富管理业务。因此，在目前，零售业务有一定基础、中小企业业务较为成熟的商业银行，都可以考虑建立并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或高端财富管理业务，但是要认清发展阶段，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私人银行业务模式，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自身的特点，制定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及远期目标，以期在完整的框架下，分阶段实现高端财富管理的目标。

2.培养储备人才。人才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即便是国外发达国家，私人银行家仍然是短缺的人才。银行及相关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培训、考试、进修等手段和途径持续的培养专业人员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同时还可以聘请国外的专家和私人银行家进行指导，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专家和私人银行家需要熟悉中国国情。在当前人才不能够快速达标的背景下，组建团队是解决问题的良好思路。例如可以通过聘请学者及顾问搭建非常设性顾问平台，充分利用社会高端资源，一方面可以满足当前开展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员。

3.建立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采用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加强对客户信息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从而将私人银行客户与其他客户有效地区分出来，深入了解私人客户需求，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高质量的资产管理等精品服务。大型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应当充分发挥公司或集团内部各业务单元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主要来自客户转移和产品交叉销售。在客户转移方面，国内商业银行有覆盖范围非常广的网点，深厚的客户基础，尤其是理财客户中有大量优质客户，从分支行和理财中心挖掘和转移客户是迅速扩大客户群的有效方式；在交叉销售方面，银行综合化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使交叉销售成为可能。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有个强大的系统共享和支持。

4.提高内部风险管控能力。私人银行的业务风险和商业银行的整体管理风险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将其纳入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管理体系进行统筹规划。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当充分了解和掌握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体系。

私人银行的操作风险是非常显著的，因此，着重建立一个风险监控环境尤为重要。需要制定一套识别与评估、监控、缓释、度量及报告操作风险的完整流程，并在私人银行部门设置独立的内部风险控制单元，负责监测整个流程的执行。在私人银行业务流程之中，对待每一个环节及风险易发点都需要建立操作准则加以预防。有关反洗钱、产品规范性、人员资历达标、客户准入条件等等内容都需要有明确的内部控制条例，并通过严谨的操作程序给予有效监控。

私人银行的业务极为广泛，其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都较高，私人银行业务范围中，中间业务比重极大，因此建立完善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機制是极为重要的。首先要从理念上进行革命。彻底打破商业银行把法律部门的工作重心定位在以处理银行诉讼事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法律风险的事后救济功能上，这种理念既模糊了银行法律工作与资产保全工作的界限，又使银行法律工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需要，无暇顾及为快速发展的银行业务创新和变革提供事前防范、控制和化解经营法律风险的保驾护航功能。其次，必须循序渐进的完善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商业银行方能能动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一是要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管理制度。既要重视发挥中间业务相关合同的能动作用，即通过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库，公平、合理安排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架构，使中间业务相关合同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又要重视对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和使用管理，以充分发挥合同文本对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功能。二是要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法律专题研究，提前介入中间业务，充分论证中间业务新产品的合法、合规性，公平、合理地设计和安排中间业务的法律框架，研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并予以积极预防。三是建立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后评价制度，研究、中间业务法律咨询中的疑难、有价值的法律问题，进行后评价，形成法律指引，规范相关中间业务的发展。

注释：

①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个人。

②超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个人。

③富豪是指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收藏品。

参考文献：

1.本·爱德华兹.许文卿.私人银行放弃它们的唯一标签.经济资料译丛，1995(4)

2.郭田勇，邓伟.中资银行如何拓展私人银行业务.西部论丛，2007(1)

3.郑荣年，陆磊.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研究.经济纵横，2008(8)

4.曹彤.关于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思考.银行家，2009(3)

5.连建辉,孙焕民.走进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2010年中报及2010年年报

（作者单位：北京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00）

（责编：贾伟）

作者：邵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