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们把短篇小说的写作推向极致，极大地丰富了短篇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价值，共同地编织起了世界短篇小说的华美花环。虽然他们都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展开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佳作，但是在具体的表现过程中，三者依旧存在着差异。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个人哲学思考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个人哲学思考分析论文 篇1：
克尔凯郭尔个人生存之路及其非理性主义转向
摘 要：受所处的时代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生存之路充滿痛苦，哲学思考成为他缓解内心痛苦的一剂良药。他发现在认识问题上，怀疑与信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通过不断地认识自我之后，他逐步走向非理性个人生存的信仰之路。克尔凯郭尔非理性哲学不仅对个人生存具有重要意义，还批判了陷入传统理性思维框架里的形而上学，对哲学未来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个人生存;非理性;怀疑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但却不能单纯地成为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究其原因，克尔凯郭尔在其个人生存之路上的哲学理性思考，只是他消除个人痛苦工具中的一个手段。在结合实际层面的个人体验和在对认识的不断探索中，克尔凯郭尔作品中的非理性特质越发明显，并最终实现了他对信仰的跳跃。克尔凯郭尔在理性与非理性，哲学与宗教的交互中完成了个人生命层次的转换，其一生留下的著作也为后人研究超越传统理性思维的哲学拓展了新的方向。
一、个人存在的痛苦
克尔凯郭尔出生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丹麦。此时的丹麦无论经济还是国际地位在世界上都属于下降状态，整个国家开始了许多的大小改革，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转型，克尔凯郭尔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成长在一个具有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因为在贫穷时诅咒过上帝且有过通奸的行为而整日处于恐惧之中，这种心理带给这个家庭一种沉闷黑暗的氛围。“我早年的全部生活环境笼罩在最黑暗的忧郁以及最阴沉的压抑的迷雾里”[1]33，作为家庭中最小的一个孩子，父亲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就是权威和模范。羸弱的身体，敏感的情感加剧了克尔凯郭尔的痛苦。克尔凯郭尔“极其渴望抛弃掉的我那有罪的肉体，是我那生来就不得不穿在身上的囚服。”[1]23而面对死亡和诅咒，“我能够和世上的一切但不能和我自己脱离关系;我甚至连睡着的时候也不能忘却自我。”[1]1对于这个自我该如何得到释怀，他是绝望的，整个精神世界散发着浓浓的黑暗。克尔凯郭尔曾试图通过寻找真理来满足他那空虚的存在状态，他努力读书，抛弃神学观念，开始尝试以哲学的思考和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内心体验。在哲学和文学的写作体系中，克尔凯郭尔感受到“自己基本上成了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永远在重新体验他人的经验和思想，却无法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2]7极度渴望得到救赎的克尔凯郭尔思想必须通过实用的方式方法不断发展，取得实用性的回报——消灭“罪”对他的影响，让他的灵魂能够远离恐惧，享受安乐。
二、关于怀疑的理性思考
为了解决自己灵魂不安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尝试以理性的哲学思考帮助自己。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家往往高度概括自己的认知内容，运用理性的力量来获取确定的知识，获取被群体认可的真理，并将个人情感化、独特化语言丢弃，不考虑在现实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则将自己的目光盯在个人如何生存这一个问题上。“约翰尼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才去思考普遍的怀疑”[3]53，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片段》中提到在学习真理的过程中，无论是从苏格拉底还是女仆，包括任何的老师类型的事物中这都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或某一特定角度来看待真理的。并且“因为我所信赖的真理是在我心中的和出自我心中的”[4]13，不采取特定的某一角度来窥探真理，而是用关乎个人生存层面的认识方法来获得真理。为得到确定的真理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怀疑成为克尔凯郭尔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近代哲学开始了认识论的转向，什么都可以怀疑，但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我正在怀疑”这一事实。笛卡尔借助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思”的主体。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论怀疑者》也是从近代思辨性的怀疑入手，在和哲学模式的分手之前进行最后的自我陈述。怀疑是一种人认识外界和自身的认识方法，克尔凯郭尔将其论述为“1.哲学由怀疑始;2.哲学思考之前我们先得有所怀疑;3.近代哲学由怀疑始”[3]25。这三个论题涉及“怀疑”“哲学”“近代”三个关键词，克尔凯郭尔分析出来假如近代哲学由怀疑为开端也可以由其他为开端，那么与哲学由怀疑始的这个论题就出现了矛盾。且在近代哲学之前的哲学严格来说已经不叫作哲学的思考，其关键点就在于这个开端是历史性的还是本质性的。怀疑是否在进行哲学思考前就已经存在。克尔凯郭尔认为在《论怀疑者》中思考清楚这些，他才能放心地走下去下面的哲学道路，才能对他有实用性的帮助，给予他走出黑暗困惑的光明。
人认识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眼睛看、鼻子闻等，但要达到深刻实用的认知，怀疑就是不可避免的认知方法。经验性的东西可能会欺骗我们一阵子的认知，但是在意识之中进行对怀疑思考的思考才是我们获得真理必要走的道路。正如笛卡尔所确定的那个“我思”主体，这个主体性原则是始终舍弃不了的，形而上学也就不可避免。克尔凯郭尔关注的不是形而上学中自己不可认知的“彼岸”中的事物，而让自己陷入可能的颓废、虚无主义之类的生活之中，相反他是透过某种方式感知到了“此岸”与“彼岸”直接的相通性，因为他认为上帝也想通过外延来为自己证明。实用主义的创始者皮尔士认为探究认识实际就是“信念——怀疑——探索——信念”的过程，且基于“社会圈子”这一背景，真理的发声者受限于社会语言。克尔凯郭尔与皮尔士的观点存在分歧，在他看来“群体”这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指对任何东西，只是一个概念型集合，因此他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克尔凯郭尔又思考了“单个个人”和这个“哲学自怀疑始”是如何发生关系的。通过思考哲学的永恒性，克尔凯郭尔获得了个人体验上所需要的认知。“哲学思考者会是这副德性，着实让他受不了。说来好难为情，他们从来解释不了什么事——可终归会与那么个人需要听听这解释的。”[3]41研究哲学的人通常忽略详细思考有关怀疑的这个问题，直接选择某一特定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辨。撇开了个体在生存方面的怀疑，搞再多的哲学也是无用的，倘若哲学只是单纯思辨性的不切实际，那么克尔凯郭尔是肯定要做出和哲学传统的理性产生相背离的选择。
三、走向非理性的个人生存信仰之路
克尔凯郭尔借助对怀疑的理性思考，发现基督信仰同某種层面的怀疑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进一步走上他的个人生存方面的信仰之路。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个人思想前后的着重点的不同，同后期作品着重表达个人的宗教思想不同，前期更为偏向于哲学式的反问与思考。与苏格拉底、黑格尔、康德的思想有着纠缠的关系，这让他的理性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直至后来他的著作《论怀疑者》开始有了转向，他通过怀疑的工具手段体现出了他的实践层面的认识目的。克尔凯郭尔自己本身就是他自身思想的“试验”品。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克尔凯郭尔必须通过超越经验心理——即纯粹理性精神的哲学思考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摆脱绝望、痛苦。此时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在哲学的问题中显现出来。
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我们能在哲学领域中更直观感受到其思想在个人生存层面的显著特征。为了解决真正的问题，哲学家们需要对世界与个人存在等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人的我们该如何生存，如何“去”存在才是有价值的、正确的事情。日常中人的认识是建立在各种欲望的冲动之下的，在不同的环境中所刺激引导人们的感知，有着众多的披着假象的钩子，引导着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业”——行为。“艺术家毫无疑问地知道，大画家名作给他的愉悦比店铺招牌给的强烈”[5]4，这种情况是复杂的，因为尽管都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但是人的感知又受到不同的个人先天偏好，由各种繁杂的因素组合的现实情况，更是会让下一时情绪失落的当事人也忘记了在大画家名作前时的激动的人是谁。克尔凯郭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经常记日记——“为的是使自己的记忆力有所恢复。”“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完全忘记了使我朝这走或者那走的原因，这不仅考虑到了琐碎平凡的事，而且也与最关键的进程有关。”[6]39这样，日记就相当于一个摄像机记录着克尔凯郭尔认识自我的客观性，从而帮助在认识个人的连续性方面也得以在某种确定层面上被理性观察。
怀疑是认识中的一个特性。认识自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是我们通往个人生存实相真理的一个关键点。哲学的思考方式偏向于反思、怀疑，为了拓展认知，我们会从很多角度进行建构和解构，尝试用各种方式来寻求真理。认识外界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正如实用主义的工具论那样，对外界的扩展认知，只是增加了我们丈量这个世界尺子的长度。在人有限的时间里，更多地向内去寻求或许能成为走向永恒的可能性。假如一个人也是如此的痛苦，就像克尔凯郭尔一样，有严重的“致死的疾病”，他不断地思考如何治愈的问题，终于克尔凯郭尔发现了“个体”“重复”的力量。这或许并不是他走向世界的工具，却在个人体验上缓解了恐惧不安的感觉，并为个人在痛苦黑暗的生存中提供了光明和力量。最终克尔凯郭尔选择在日常中重复性的活动走向精神的制高点——信仰。“信仰的悖论在于，存在着一种与外在性不可通的内在性，而且请记住，它不等同于原先的内在性，而是一种新的内在性。”[7]43信仰基督是克尔凯郭尔解决生存绝望的一个关键，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乃至对于克尔凯郭尔自己来说，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克尔凯郭尔内心的痛苦恐惧感受让他承受不了，但“克尔凯郭尔”（A）仍然知道观察和感受这些痛苦的却是另一个“克尔凯郭尔”（a），这个克尔凯郭尔（a）也是他的意识中所认同存在的一个自己。这个关系特点我们通过《论怀疑者》这本书——该书就是克尔凯郭尔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自传性的哲学著作更容易感受到。从根本上说，这个克尔凯郭尔（a）才是他本人能走向光明的制胜点，指导他如何在认识上做出有助于实际的更好选择。这个克尔凯郭尔（a）本质上也体现出了人在认识思考和实践的统一性。
四、个人生存层面上的非理性主义转向
在对真理的追求中，理性并不能完成对自身的批判，此时就显现出在个人生存层面上非理性的价值所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是研究者在哲学范畴中所探讨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强有力证据，原因在于自然科学通常有着强烈说服性的理性逻辑在支撑。逻辑才是论证论点的关键所在，哲学家阐明一个观点，从一个角度出发，往往得出的结论仍然在这个角度所构建的范畴。类似可知与不可知这种对立的关系充满所有的哲学研究，而二元对立正来自于思辨。思辨亦离不开严密的理性逻辑，如此，理性更加被推崇。对认识来说，认识外部与内部都可以拓展广阔的空间，但都脱离不了认识这一认知活动。此时认识我们的认知又会重新进入认识的世界——仍然处于对外在认知的状态，即并非真正地在高度上超越认识。根据哲学一般化、抽象化、精简内容的特点，把这些对认识活动的认识内容，我们同样加以框架起来，将内容看为无差别——因为在这个认识活动的所有内容中同样存在着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在一定层次上是必需的，这也是有“我”存在的毕竟衍生物——所以，在对这些认识的所有内容“消融”后，留下来的只有认识这一活动过程，此时的认识主体“我”才能进入一元的世界入门，人的认知才能达到纯粹，此时在个人体验上面也是相对纯粹的，在这种状态上的保持远离了理性主义，展现出来非理性主义的转向。
结合个人体验来讲，非理性主义的四大鼻祖——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他们都尽量远离用逻辑的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多地采取相对文学方式更真实地展现自己的个人体验。带有个人特点的方式真实地阐述自己的问题、情绪、精神世界，不去考虑所阐述的内容是否一定符合理性。克尔凯郭尔有令人足以“致死的疾病”，而他并没有在寻求良药的过程中考虑药必须是哲学类的还是宗教的。非理性主义者并不在意自己是否有哲学家这个身份。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显而易见，哲学倘若作为一种纯理论无碍于对人事实的影响，纯概念定义上的范围界定游戏，以逻辑理性为潜在的无形认知操作者，这种游戏和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结合“人”的体验，哲学才能走出狭隘的概念化、纯逻辑理论化游戏的兜兜转转，离开了哲学的原始基本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研究只能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而非涉及严肃认真的实践层面的真相。
在哲学研究里，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等人结论是非理性的，但他们都采用了理性的阐述和连贯性——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看他们依然脱离不了使用理性的逻辑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但理性的思考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必然带来二元对立的关系，非理性才更有可能冲破这种情况。非理性并非不借用理性逻辑这一工具，也并非疯子的胡言乱语，它正是看到了作为大千世界中一分子的“我”正是具有莫大的潜在力，借用一定逻辑理性认知，进行个体能够实践的个体行为，以克尔凯郭尔说的那种“个体的重复”，实现一定的“跳跃”，让精神世界和在现实层面的个人体验上产生实用性，在克尔凯郭尔来说，就是让自己真正地走向令人安心的简单纯粹。如果我们能从克尔凯郭尔这一非理性主义者一生的个人体验和其著作中深入思考并去体验，我们或许能发现非理性中更多适用于人类对哲学原始和基本问题的回答的普适性。非理性主义者对哲学今后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为未来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哲学家看到自身理性建构的出发点，突破个人理性的限制，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在纯粹理性世界里得不到对最基本问题的回答，那么克尔凯郭尔以鲜活的个人“leap to faith”的勇气可以鼓励更多在理性架构中思考的哲学家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为寻求真理进行更多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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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丹]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刘继，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王星月
个人哲学思考分析论文 篇2：
精致讽刺与传奇
【摘 要】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们把短篇小说的写作推向极致，极大地丰富了短篇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价值，共同地编织起了世界短篇小说的华美花环。虽然他们都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展开令人拍案叫绝的短篇佳作，但是在具体的表现过程中，三者依旧存在着差异。莫泊桑善于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契诃夫喜欢以诙谐的讽刺来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欧·亨利则更加青睐于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精致讽刺传奇
一、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
莫泊桑善于在精致的描摹中绘制纷繁复杂的众生图。他师承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将描绘的精致和表达的细腻作为写作的不二法则。在这一写作指导思想的要求下，莫泊桑特别注重对描写对象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探寻，醉心于把细致微妙的笔触放置在具体的写作过程当中，特别是其笔下人物的一颦一笑，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描摹，把能够引发人共同情感的特质进行独一无二的表现，从而实现其写作的既定目标。与此同时，莫泊桑更擅长通过景物的有效烘托，将人物微妙的心理动向进行深入的挖掘，对人物的心灵奥秘进行有效的探索，丰富世界人物形象画廊。
莫泊桑的细致描摹首先表现在其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通过对人物特征的精湛表现和有力刻画不仅可以有效地将人物的外貌、身份、地位等因素进行交代，读者更可以根据这些细致的描摹来窥探人物的内心，透过其外貌了解其精神内涵。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利用其魔幻的笔触，有效地实现了对特殊人物的经典再现，使作家要表现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既不显得唐突，更不显得生硬。而且在透过莫泊桑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透过其经过作家精致描摹的外貌来窥见这些人物的内心及内心的微妙变化和活动。举例来说，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主要塑造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是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这三个主要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外貌，而这些不同的外貌正好极大地映衬了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首先，奥士高纳大爷的外貌自然给人一种老实甚至平庸的印象，如果让其他别的作家对此类形象进行描摹也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是莫泊桑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简单描摹，他更注重对其表现人物的微小特质进行深度而精致的描绘，读者在这种描绘中，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心灵公认。那么莫泊桑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通过奥士高纳大爷极致个人化的表情和动作的精致化描摹。在奥士高纳大爷捡绳子和在乡政府与官员辩驳的两处情节中，莫泊桑投入了大量的笔墨，特别是奥士高纳大爷颤颤巍巍的动作和木讷的言语，极致地丰富了其人物的精神内涵，使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对其特征的捕捉与把握，并在内心形成鲜明的印象，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莫泊桑个人式精致的描摹。
其次，莫泊桑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莫泊桑除了善于挖掘人物的特质外，更善于通过对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使之共同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使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众生图的欣赏过程中感受形形色色的人物。接着上述的论述，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莫泊桑不仅刻画了老实的农民：奥士高纳大爷、乡政府的官员以及阴险的马具商人，同时刻画了众多的普通群众，对这些普通群众的刻画虽然是侧面的，而且寥寥数笔，但是却传神地揭示了其精神风貌，更进一步深化的作品的主题。具体来说，这些普通的群众虽然千人一面，但是有着共同地特征，就是爱管闲事，爱充当法制与公众的代言人，喜欢在对他人的评价中完成自我精神危机的超越，获得病态的精神慰藉。而莫泊桑正是在《绳子》这篇短篇小说中对此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深化，不仅使读者第一时间获取众多的信息，更将读者导向对奥士高纳大爷悲剧的深入探寻。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表面上是马具商的陷害，但是，我们如果探寻其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普通的民众也难逃其责。因此，正是他们的冷嘲热讽和冰冷的眼神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他们通过舆论这个强有力的外界压力，迫使奥士高纳大爷丧失其生存的尊严和内在动力，最终导致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
最后，莫泊桑通过人物众生图的绘制完成其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接着上述的分析，莫泊桑通过三个经典人物的塑造，来完成其精致人物画廊的书写，通过不同人物的传神刻画，编织起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那么，我们透过这张特定历史时期的众生图，进而进行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进一步探寻，我们不难发现，在精致描摹的背后隐藏着莫泊桑对整个社会的体察与思考。首先，奥士高纳大爷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勤劳朴实，本身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自我维权意识的淡薄，造成其被卑鄙阴险的马具商陷害，而代表权威的乡政府不但没有给奥士高纳大爷公道，反而对其进行深入的伤害，而广大的普通民众的煽风点火进一步加速了奥士高纳大爷的悲剧，这一系列过程，正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写照，极大地还原了当时人的卑鄙与阴险，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其中饱含着作为作家的莫泊桑的深入思考。
二、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与莫泊桑的精致化描摹不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将写作的焦点放置在诙谐的讽刺中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契诃夫更乐于以诙谐幽默的讽刺来总领其创作。与传统的讽刺作家的创作不同，契诃夫不是为了诙谐而诙谐，而是把诙谐作为一种手段，一种表现作品主题的方式。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他善于设置经典化的情景和诙谐化的冲突，在幽默风趣的氛围中实现其对社会的独到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辛辣的讽刺，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
为了更加具体而形象地阐释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我们以其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创作《凶犯》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探寻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内在意蕴和独特文学价值。在《凶犯》中，契诃夫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情节丰富的故事：格里戈里耶夫因为在铁路上偷了一颗钉子而被送上法庭。这本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故事了，但是，普通的故事到了优秀的作家手里就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质变。在这里，契诃夫为了展现其对社会的整体性思考，蓄意加入了法庭辩论的情节，在这个情节中，由于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看待问题的焦点、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二人在阐释同一件事件的过程中产生完全不同的表述，甚至使读者感觉二人完全是在表述不同的事件，而法官与凶犯二者沟通的困难更进一步增加了幽默的气氛，法官的腐朽与上纲上线被极致的表现，作品收到了极大地讽刺效果。
然而，契诃夫追求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讽刺，讽刺在他那里仅仅是表现的一个手段，他意在通过讽刺来完成其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极具个人化的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具体来说，《凶犯》这篇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发读者的发笑，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蓄意制造了极端的矛盾冲突，在冲突中展开其有效的讽刺，进而实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虽然契诃夫是以作家主体性的方式蓄意制造的矛盾冲突，但是，这个矛盾冲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凭空捏造的，而是有着现实的原型的，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契诃夫选择这个有讽刺意味的原型进行深入刻画寓意何在？我们现在逐一地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凶犯》之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幽默效果，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幽默对话，那么，二者之间的沟通存在的严重的障碍，法官善于迂腐的上纲上线，把一枚单纯的铁钉视为罪恶的根源，把格里戈里耶夫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时私欲兴起视为对整个国家的不忠；而在格里戈里耶夫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制造一枚鱼钩，既没有伤害他人，更不可能危机社会乃至国家，所以两人之间认识根本差异种下了法庭辩论幽默的种子。而契诃夫的长处在于在这个幽默种子种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肥，使其生根发芽，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就是作家的幽默施肥过程，通过法官和格里戈里耶夫二人喋喋不休的争执，读者不仅接受到极大的幽默诙谐享受，更进一步收获了讽刺的戏剧效果，很自然地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这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契诃夫在蓄意设置幽默场景后，将写作的关注焦点很自然地导向对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无论是法官还是格里戈里耶夫都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与病态正是契诃夫痛心疾首的根源，也是其写作这篇小说的内在动力。而讽刺则是契诃夫的完成对社会整体性批判外表下的华丽外衣。
三、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与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人的创作不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更倾向于故事情节传奇性的设计，在出乎意料而又符合现实的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欧·亨利善于把握读者的兴趣点，特别擅长于设置悬念，不到故事的结尾绝不把故事的真相揭示出来，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读者在故事的结尾终于了解故事的真相后又自然而然地产生充满哲学意味的思考，将简单的故事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领域。为了更加翔实地阐释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特色，我们有必要选取其经典创作之一《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进行深入分析，重点探索欧·亨利是如何实现在出乎意料的传奇故事中完成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
《警察与赞美诗》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苏比在故事开始唯一的企图就是能够进监狱来度过漫长的寒冬。为了实现这一企图，苏比尝试了一系列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出乎苏比的意料，警察没有拘捕他，因为他反常的行为与以往的嫌犯出入很大。当苏比在聆听到震撼心灵的赞美诗后，毅然决然地决定重新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却因为妨碍公务被警察拘捕。读者惊异于苏比的遭遇，并进而思考为什么苏比想作为一个坏人的时候不被警察逮捕，而当他想重新做一个好人后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首先，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苏比在受到赞美诗的心灵洗礼之前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角色，是受到读者本能地鄙夷的，特别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被警察拘捕而无果后，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欢笑，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特别是苏比被赞美诗感动，希望重新做一个好人之时，却被警察无端地拘捕。此时，读者一方面产生一种莫名的情绪，被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搞得不知是应该喜悦还是忧伤，另一方面，读者在反复咀嚼《警察与赞美诗》这篇短篇小说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欧·亨利表现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是什么导致这种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发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想做坏人，社会却不给他机会，而一个人希望做好人时却又被剥夺了机会？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呢？又是什么情愫引发欧·亨利开启了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呢？笔者认为，欧·亨利之所以这么创作，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其对幽默的极端推崇，更不是他刻意追求传奇式的故事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根本原因在于欧·亨利希望通过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生存现状的反思与思考，并进一步将问题考虑的焦点导入到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现状的预言，我们都不能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都是被盲目的外力所胁迫，既不能保留自我意识，更不能追求真正的自我，有的仅仅是“黑色幽默”式的生存悲哀，这也许才是欧·亨利真正想向我们传达的。
【参考文献】
[1]王尧.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杨凯.中国的契诃夫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
作者：高建宏
个人哲学思考分析论文 篇3：
科林斯的自然神论思想
摘 要：科林斯是英国自然神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然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自由思想》中，这一著作通过对自由思想的界定、自由思想的必要性和对反对自由思想的观点的反驳三个方面来论述自由思想。他以理性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自由思想来论述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将理性与宗教信仰统一起来。
关键词：自然神论；自由思想；理性
英国的自然神论在近代科学和英国的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形成了，赵林先生在为科林斯的《论自由思想》的代序中提到它是“广泛流行于17-18世纪英国具有理性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神学思想，它与英国经验论、牛顿机械论世界观以及英国大的君主立宪制度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成为中世纪启示神学和新教正统神学向近代泛神论、无神论、道德神学转化的关键性中介。”[1]自然神论中的上帝，已经不再是信仰中的人格神了，而是在创造世界后就不再干涉事物发展的理性神，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相类似。爱德华·赫伯特，即雪堡的赫伯特勋爵是英国自然神论的奠基人，被称为“英国自然神论之父”，约翰·托兰德和马修·廷德尔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廷德尔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被称为“自然神论的圣经”，而在托兰德和廷德尔之间，还有一位神学家值得一提，那就是安东尼·科林斯，虽然他的名气没有前三位大，但却是英国自然神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国内对于英国自然神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的“自然神论”译丛，翻译了赫伯特、廷德尔和科林斯等重要著作，研究性著作只有王爱菊的《理性与启示：英国自然神论研究》，这一著作主要是对赫伯特、托兰德和廷德尔做了重点分析，对科林斯的论述很少，因此，对科林斯的自然神论思想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安东尼·科林斯（1676-1729），主要著作有《论理性之运用》、《论自由思想》、《关于人类自由的哲学思考》和《论基督教的根基和理由》，其中《论自由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自由思想的界定
科林斯认为，自由思想是“指运用理解力，致力于弄清命题的证据的性质，并根据证据的强大或不足来对命题进行判断。”[2]51并且列举了五个论据，来论证自由思想。第一，每个人都有自由思想的权力。如果上帝要求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就有权利认识真理，那么我们也有权力自由地思考。因此，“认识真理的权力，必然意味着自由思想的权力。”[2]52第二，自由思想是科学臻于完善的唯一途径。我们在对各种手工技艺进行自由的比较和体验，才能认识到它们的完美境界，与此相反，如果在一些领域中，思想受到了禁锢，则体现出无知的特征，因此，“对人类的所有科学进行思考是在这些科学上臻于完美的唯一途径。”[2]55第三，如果不能自由思想，必然会导致荒谬。这些由于不能思想而导致荒谬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宗教领域中，而且也存在于伦理学、天文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并且通过禁锢人们只用感官与心灵官能的手段来让人们不能自由思想而导致荒谬。第四，不可能以理性为由来禁锢思想。因为“除非是有些想法、命题或者推论能够证明我思考我所希望思考的话题是不合法的，否则任何对我的思考的禁锢都是不正当的。”[2]62第五，“自由思想是摧毁魔鬼在人群中建立的王国的唯一的合法途径。”[2]63-64因为，魔鬼的势力的强弱，往往取决于自由思想发展的状况，而其他方法则往往效果不佳。
科林斯通过对自由思想的定义以及五个论据完成了他对自由思想的界限，那么自由思想的必要性就是他下一步需要论证的思想了。
二、自由思想的必要性
对永恒存在者或上帝的本质和属性等宗教问题的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权力，而且更是我们的职责，但人们对这些问题自由思考却往往被自由思想的敌人所剥夺，因此，自由思考这些问题有其必要性。第一，人们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意见。为了得到救赎，人们有必要在这些宗教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意见，否则将受到惩罚，“那么人们理应怀着极其关切的态度来独立思考，因为自由思考才是获得正确意见的最佳途径。”[2]67第二，若要在任何问题上形成任何意见，人类唯一的职责就是自由思考。因为这是获得真理的最佳途径，“只有自由思考的人才能尽其所能以求正确，从而实现仅仅要求人尽力而为的上帝对他的要求。”[2]68相反，“人在形成意见时，他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没有自由地思考。”[2]68第三，如果要消除迷信带来的巨大祸害，除了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别无其他解救的良方。通过自由思想可以了解迷信产生的根源，由此，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也可以得到克服，使人们在心灵上得到宁静。第四，不计其数的人都自称获得了启示。如果人们必须听从这些启示，那么首先必须对这些启示进行自由地思考，以此来证明它们的真实性。第五，英国建立了一个旨在向海外宣扬福音的组织。在英国女王的支持下，建立了这个组织，来推动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宗教问题进行自由思想。“这个组织机构其实是认为，对宗教问题进行自由思考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一切人的职责。”[2]73第六，福音的意图，以及我们的救主及其使徒的讲道。人们通过自由思考，可以发生合理的改变，鉴别新旧宗教，真正地信仰宗教，福音的意图也就通过传到，使人们自由地思考，通过有力的论证，接受真正的信仰，使徒们的讲道也是这样，不强制人们接受他们的权威，而是理性的论证。第七，由于神职人员的不端行为，例如教会内部存在着滥用《圣经》、教会的教义相互矛盾、违背理性、神职人员在上帝的本质和属性等问题上众说纷纭等不端行为，使我们无法获得真理，形成许多障碍，心灵无法获得平静，因此，“我们就必须停止对牧师们的依赖，并独立地进行自由思想。”[2]104
科林斯用以上七个论据完成了对自由思想必要性的论证，但仍然存在着自由思想的敌人质疑自由思想，由此，科林斯开始对这些质疑进行反驳。
三、对反对自由思想的观点的反驳
反对科林斯自由思想主要由以下六种观点。第一，人们缺乏足够的能力，无法对思辨性的问题进行自由的思考。科林斯反驳道，如果人们感觉自己的能力不够，不一定会因为自己有自由思想的权力而盲目地进行思考。“假定上帝要求我相信某个观点，却不让我具备了解这个观点的能力，这才是荒唐可笑的。”[2]105第二，自由思想会导致观点分歧和社会混乱，科林斯认为，千差万别的观点并不会导致社会混乱，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派、斯多亚派、怀疑论者、学院派、犬儒主义者曾并存，观点各异，但并未造成混乱。第三，如果进行自由思想，人们可能会变成无神论者。科林斯引用培根的两句话进行反驳，“深思的无神论者非常罕见。”“对哲学的一知半解会使人倾向无神论，但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却会是人心皈依宗教。”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培根正是认为由于缺少自由思想才更容易导致无神论，科林斯又论证，“允许自由思想时产生的无神论者的数目绝对会少于禁锢自由思想时产生的迷信之人和狂热分子的数目。”[2]108后者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因此，应该允许自由思想。第四，平信徒有专门挑选出来的牧师替他们自由思想，所以应该信赖牧师，就像信赖牧师和医生一样。他反驳道，不能因为已有从事法律和医学这两个职业而不允许其他人学习法律和医学，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不能将神学与法律和医学进行类比，因为，“除了我本人的信仰，其他人信仰根本不能让我得救。所以，在宗教问题上，独立思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2]111第五，为了社会的安宁，有必要将某些观点强加于众人。科林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宗教的性质，“经验和理性都可以证明，如果将思想强加于人，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其实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一直就是而且必然成为祸害人类的罪魁祸首。”[2]112第六，自由思想者们是一群毫无理智、臭名昭著和邪恶败坏的人。科林斯认为“运用理解力的人，一定比不运用理解力的人具有更多的理性。”[2]116自由思考的人也是品德高尚的人，因为，自由思考可以使人摆脱邪恶对人的摆布，并且科林斯还列举了许多理解力和品德出众的自由思想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培根等等。
科林斯通过对自由思想的界定、自由思想的必要性和反对自由思想的观点的反驳完成了对自由思想的论述，《论自由思想》这一著作也是科林斯对自由思想的运用，即运用理解力，致力于弄清自由思想的含义，探究支持和反对自由思想的性质，来进行判断。这一著作的核心是“要求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学术自由。它认为，思想不仅是人类的权力，也是人类的义务。知识的进步只有在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环境下才有可能；没有思想自由，人就不可避免为压抑人类的偏见所统治。”[3]而且他认为自由思想者就是自然神论者，因此，这一著作也清晰地展现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
参考文献：
[1]赵林.论自由思想（代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9.
[2]安东尼·科林斯.论自由思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51-116.
[3]吕大吉.从狂热的信仰到冷静的理智——17、18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J].云南社会科学，1991（6）.
作者：尹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