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视野下打造服务型政府论文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法律的规定，将政府定位为服务者角色并按照社会、公民的意志承担服务责任，贯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行政执法规范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执法关系和谐，提升政府形象。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众视野下打造服务型政府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众视野下打造服务型政府论文 篇1：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浅析政务新媒体建设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务新媒体因具有传播范围广、互动性强、展现形式丰富等特性，成为了连接公众和政府的重要桥梁和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阵地。为进一步建设服务型政府，发挥政务新媒体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浅析我国政务新媒体发展的特点，以及在政务新媒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为贯彻落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政府通过建设政务新媒体的方式，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等相关工作。政务新媒体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务公开，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充分调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务新媒体的建设，既是顺应社会发展和回应公众诉求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提升政府网上履职能力的必然路径。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一是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应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或掌舵使社会朝新的方向发展；二是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三是战略思想，行动民主；四是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需要和利益，为公民服务；五是政府官员应该关注的不只是市场，还应当关注宪法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六是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七是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1]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政府服务职能、公共利益观念和保障公民权等方面，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许多契合之处。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要为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加强政民互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政府通过推动政务新媒体建设，为公民提供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拓宽政务公开和宣传途径，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務新媒体建设是政府在信息时代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一次有益实践，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推进政务新媒体建设提供了理论方向。

三、我国政务新媒体发展的特点

（一）政务新媒体发展速度快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8月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为13.9万个，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头条号81168个，较2018年底增加了2988个。同时，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占网民整体的59.6%。其中，微信城市服务累计用户数达6.2亿。[2]政务新媒体发展速度快、服务用户规模广、互动性强，已成为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等相关公共管理工作的重要阵地。

（二）政务新媒体表现形式多样

政务新媒体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在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的政务账号或应用，以及自行开发建设的移动客户端等。[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务新媒体已不局限于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政务APP小程序等形式，抖音短视频等新形式的政务宣传已屡见不鲜。以抖音号“共青团中央”为例，其通过图片加音乐的形式，制作15秒短视频，积极宣传国家大事、社会热点，报道先进事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社会正能量，用积极向上的内容、丰富活泼的形式吸引了广大青年的关注，成为政务宣传的一支新兴力量。当前，政务新媒体已基本覆盖各类新媒体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宽了政务宣传途径，丰富了政务宣传形式，扩大了受众范围，充分发挥了政务新媒体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人民服务的积极作用。

（三）以文件形式进行规范管理

2018—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印发《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和《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等文件，进一步规范政务新媒体发展，严格考核和管理政务新媒体运行，为我国政务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导向性意见。其中，《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22年，建成以中国政府网政务新媒体为龙头，整体协同、响应迅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形成全国政务新媒体规范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新格局。[3]

与此同时，对政务新媒体的考核设置了“单项否决”指标，考核的重点在出现安全、泄密事故等严重问题，内容不更新和互动回应差3个方面。通过设置考核指标，进一步明确了政务新媒体发展要以信息安全、保密防范、定期更新和政民互动为目标，更安全、更及时、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政务新媒体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政务新媒体运维有待完善

一是平台发布数量方面，部分政务新媒体平台信息发布数量较少、频次较低，存在开通前期频繁发布内容，后期较长时间不更新，疏于管理和运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务新媒体的社会形象。二是平台发布内容方面，部分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缺乏原创性，较多转发其他平台的内容；政务新媒体具有政务属性和媒体属性，但是部分政务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内容为迎合大众的喜好，忽略了政务属性，内容发布不够准确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权威性。三是新媒体平台开通方面，部分公共管理部门对建设政务新媒体的重视程度不够，沿用老路子、缺乏创新意识，没有积极开通新媒体平台、拓宽政务宣传渠道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务媒体的传播效果。

（二）政务新媒体人才建设有待加强

政务新媒体是架设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是展现政府形象、履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平台。公众对政务新媒体平台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政务新媒体运营团队的专业能力、政治素养和工作作风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政务新媒体人才培养有待加强。一是部分政务新媒体运营团队成员非专岗从事新媒体运营，人员权责设置不够清晰，主体责任意识薄弱，不利于培养政务新媒体专业人才。二是部分政务新媒体运营团队成员缺乏专业训练，对新媒体运营和传播的客观规律的把握不够到位，在政治敏锐度、文字表达、项目选题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容易导致“雷人雷语”等现象。

（三）未充分利用政务新媒体的互动性

政务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强的基本属性。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为例，公众可在政府发布的微博、微信推送下留言、点评、提出疑问等，政府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回复、解答。然而，政务新媒体的互动性未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利用，政府部门更多倾向于利用新媒体渠道单向发布政务信息，而回应答复公众的意见和反馈的速度和质量均有待提升。

（四）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有待加强

政府部门将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办事服务与政务新媒体融合，方便公众远程享受五险一金查询、出入境办理、医保挂号等服务，让公众多走“网路”、少走“马路”。但是，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仍有待加强。一是部分政务新媒体平台服务内容重复，容易导致公众混淆，浪费新媒体平台资源；二是部分办事服务功能不完善，由于信息技术、系统维护等而无法使用。

五、关于政务新媒体建设的思考

（一）加强政务新媒体管理和运维

1.提升政务新媒体信息质量。政务新媒体兼具政务属性和媒体属性，因此政务新媒体发布的信息必须准确、规范，向公众公开政府信息必须及时、有效，从而保证政务新媒体的政务属性本色；切实做到为民服务，从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深入挖掘公众关切的选题，不断拓宽视野和思路，以简练的文字、求真务实的态度、多角度的分析，进一步实现政务新媒体内容创新。

2.创新政务新媒体展现形式。随着政务新媒体平台不断丰富和扩大，要创新政务新媒体展现形式，充分发挥移动互联媒介的优势。通过漫画、短视频、网上直播等方式，不断丰富展现形式，扩大受众范围，让公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切实发挥政务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的积极作用。

3.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制定对政务新媒体管理和运维的绩效考核指标，定期开展绩效考核工作，严格落实“单项否决”指标，对出现安全、泄密事故等严重问题，内容不更新和互动回应差的予以单项否决，切实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引导政务新媒体高效有序发展。

（二）强化政务新媒体人才建设

1.加强政务新媒体人员培训。坚持按需施教，以“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课程设计—培训计划實施—培训效果评估”为模型，结合政务新媒体运营实践，科学设置培训内容，认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创新采取研讨、模拟、案例教学等培训方式，模拟政务新媒体运营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促进运营工作人员对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邀请新媒体业界专家、学者讲解前沿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等，进一步提高运营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2.制定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政务新媒体运营工作人员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扎实的文字功底、快速的应急处理能力和敏锐的舆情研判能力等核心技能。政府部门在制定中长期的政务新媒体人才培养计划时，要紧密围绕政务新媒体运营所需的核心技能，科学研究制定政务新媒体运营工作人员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具体举措，分阶段、分层次、分专业开展新媒体人才培养工作。

3.加强政务新媒体团队建设。设立专门的政务新媒体团队，专人专岗专项负责政务新媒体运营工作，强化运营人员的主体责任意识，保证政务新媒体运营的权威性和可控性；在实践中实现人才培养、技能提升，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岗责明晰、分工合理、具备专业传播知识的政务新媒体队伍。

（三）增强互动性，切实回应公众关切

1.立足公众需要。政府部门具有筛选、整合、提炼信息资源的能力，为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务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和方式要立足于公众需求，为公众提供权威、翔实、所需的信息，切实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

2.回应公众关切。要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公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交流互动，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力，使政府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公众诉求，进一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科学收集社情民意，做好分析和舆情研判工作，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切实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质量。

3.开展政民互动。要以开放、求真务实的心态开展政民互动工作，避免出现答非所问、生搬硬套、态度生硬等现象，主动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需于民；积极探索政民互动新方式，通过组织策划公民大讲堂、政策宣讲等方式，吸引公众关注公共服务、参与公共管理。

（四）增强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

1.整合升级平台资源，强化集约管理。着力解决政务新媒体分散建设的问题，做好统筹协调，对内容、性质、属性相近的办事服务功能进行整合升级，强化集约管理，避免办事服务内容重复造成平台资源浪费、引起公众混淆；坚持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大数据综合应用为发展方向，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数据交互，强化与社会第三方平台的深度融合，提升政务新媒体的服务能力。

2.升级智慧政务办事服务功能。要坚持以痛点思维和问题为导向，综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手段，深入分析和探讨社会公众对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的需求和办事习惯，进一步改善政务新媒体办事服务功能，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操作系统的稳定性，让公众多走“网路”、少走“马路”，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获得感。

六、结语

政务新媒体不仅承担着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等职能，更发挥着引导舆论、凝聚民心、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对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深远影响。因此，政府部门要切实运用好政务新媒体平台，在亲民心、听民意的同时，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履行信息公开、舆论引导、政民互动、提供办事服务等职能，切实解决社会公众的问题，真正发挥政务新媒体的价值和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8-431.

[2] 于朝晖. 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网信军民融合，2019（09）：30-31.

[3]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J].中国广播，2019（02）：47.

作者简介：黄宇斐（1993—），女，广东深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作者：黄宇斐

公众视野下打造服务型政府论文 篇2：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规范化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 行政执法 队伍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根据法律的规定，将政府定位为服务者角色并按照社会、公民的意志承担服务责任，贯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行政执法规范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执法关系和谐，提升政府形象。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执法规范化的内在联系

行政执法规范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行政机关的执法权由宪法和法律规定，任何行政执法行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运行，且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为个人、组织设定特定的权利或免除义务。因此，从内涵上看，行政执法规范化倾向于从依法行政和完善执法体制的层面进行，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则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二者的侧重点可以看出，行政执法规范化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执法体制、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的规范化，这不仅有利于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更贯彻了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切实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执法规范化的外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是衡量服务型政府绩效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如何推动行政执法体制规范化、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化就给党和政府提出了新标准和新要求，这极大地拓宽了行政执法规范化的外延，使行政执法规范化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行政执法不规范的表现

第一，执法体制不健全。执法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几年虽然我国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性规定等措施对执法体制进行改革，执法环境逐渐变好，但还存在个别部门职责交叉、权责不清、执法环节衔接不通畅等问题。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建立服务型政府，多部门协调合作执法成为必然趋势。但由于一些部门之间的利益固化、信息闭塞和协调机制的缺乏，使得多部门联合执法较难实现。三是由于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完善，使得一些部门没有做到信息的充分共享，形成“信息孤岛”，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执法效能的提升，也使得各部门无法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人民，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第二，执法程序不规范。加强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化建设，是规范执法行为和依法行政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执法程序的规范化是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保证，但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程序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执法程序规范化意识淡薄。少数执法人员认为只要处置结果合法合理，就不必严格遵守执法程序。二是个人因素影响大于流程规范。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执法过程的规范性不仅是为了保证执法结果的公平正义，而且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更标准、更全面的服务。但个别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欠缺服务意识，只注重实体处理，忽视执法程序中规定的现场笔录、时限等要求，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良好的政务体验。三是程序制度建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存在落差。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但当前，执法程序中的告知制度、回访制度等不完善，给执法程序的规范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带来了阻碍。

第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政执法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经常性工作，同时，直接面向社会和公众。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既要做到依法执行，又要考虑到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综合素质、法律素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队伍建设也就成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我国行政执法人员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招聘人员、军队转业人员、临时雇佣人员和机构改革后分流的人员，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教育背景、工作经历都差别较大，很难做到执法队伍整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执法过程中极易出现不规范执法，甚至是暴力执法的现象。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

落实责任，规范执法体制建设。首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以宪法为依据，结合执法现状制定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准则，明确行政执法的目的、原则和作用。此外，对执法权、执法程序等细节方面的问题进行说明，厘清执法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协调机制提供法律层面的指导。其次，各级政府根据宪法法律，结合各执法领域和执法地区的现状，出台相应规定以完善执法权限的划分，对地区存在的执法重点问題和难点问题进一步梳理。再次，在执法权限规范的基础上，对工作协调的机制进行明确界定，让各部门间的合作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最后，推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统一化、标准化，便于各职能部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执法领域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加深彼此了解，推动各部门的联合执法，更为高效地“为人民服务”。

强化法治观念，规范执法程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法治观念、规范执法程序不仅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理念最为根本的体现，也是保证执法结果公平正义、提高人民政务体验的根本保障。首先，执法人员应牢固树立法治信仰，认真学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以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的理念指导执法程序。其次，要系统学习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掌握中央层面的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和地方制定的具体行政规章，将法律法规与执法程序规范有机结合，消除执法盲区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法规冲突的现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行政为民。最后，优化执法程序，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服务型政府视野下执法程序的规范，要以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为最终目的。因此，要构建源头、过程和结果相互衔接的执法程序链条，以公开、透明、共享的执法信息保证人民群众的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

加强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执法队伍建设不仅是执法部门提高执法能力最根本的途径，也有助于树立政府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一要打造规范化执法队伍。紧紧围绕依法治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加强执法队伍的统一管理，保证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的一致性。二要通过执法业务培训体系、监督考核体系、执法作风建设体系、后勤保障体系的整合和统一，促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作风的统一。三要在执法装备、人员着装、车辆装备形成规范化、统一化的标识，以提升执法队伍的专业性和统一性，进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执法部门的辨识度和认可度。四要定期对执法人员开展培训工作，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进而提升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

【注：本文系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规范化研究”（项目编号：HB14FX006）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吴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多维度思考》，《人民论坛》，2014年第23期。

②韩利：《服务型政府之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探讨》，《科学之友（B版）》，2010年第1期。

③房宇：《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依法行政探讨》，《法制与经济》，2016年第5期。

④刘熙瑞：《法制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最终归宿》，《人民论坛》，

责编/肖晗题 美编/史航

作者：王芳

公众视野下打造服务型政府论文 篇3：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摘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对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遇到许多问题，体现在公众参与意识薄弱，传统的政治管理方式产生阻碍，社会组织的不健全和沟通渠道的缺乏等方面。如何走出困境，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是每一个政治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范家琛（1992-），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的顺利进行需要公众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参与。公众的参与是社会治理成功进行的必备条件。

一、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公众參与，主要指公民在政治层面上的参与，即“公民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手段，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自觉自愿地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2]。公众参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依法选举，参与投票，加入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建言献策等。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国家实现善治的重要条件，对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众参与有利于提升监督水平，保证行政决策的合法性

行政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发挥行政管理职能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3]。在我国，各级政府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各个行政决策也是由少数的政府内部人员协商制定，并由决策人对其最终负责的。由于决策者人数的多少与决策效率的高低成反比关系，决策者人数越少，决策效率就越高，因此行政首长负责制在行政决策的制定上拥有不可否认的效率优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决策者人数的减少必然会导致集权问题的出现，很有可能使政府领导人出现肆意妄为、违法决策等问题。这样决策人就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决策。这样的决策缺乏了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使得其缺乏实质上的合法性。决策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又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

因此，在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若广泛参考公众的意见，引导公众积极参与，让公众通过参加听证会等方式建言献策，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对政府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最及时地修正行政决策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真正做到有效消除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政决策的出台，切实提高行政决策的准确性和民主性，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使其拥有充分的合法性。

（二）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物质大量丰富，极大程度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大量的社会问题也浮现出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医疗就业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紧密联系、互相协调[4]，每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更是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政府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无法深入了解，更没有经历开展大范围的调查，如果单单凭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想要妥善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完善社会治理，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而公众则不同。相比政府而言，社会现状与公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公众更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往往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和实际情况。因此，公众若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针对多种社会问题与政府讨论、协商，提出重要的信息和准确的建议，将会有助于深入挖掘到问题背后的原因，集中力量进行解决，节约行政资源，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三）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来的是社会群体新的身份认同。不同身份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往往不同，政府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制定的决策要兼顾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会出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矛盾，社会利益和部分群体利益相碰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缺乏柔性艺术，大都采用强硬的态度，对与政府决策相背的群体行为严厉打压，强行制止。而被打击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会进行抵抗，甚至不惜暴力抗法。这样的碰撞必定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可能造成流血事件，对于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正如于建嵘教教授所说，政府的这种治理行为“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5]。

因此，政府如果能够引导公众提高法律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将会为政府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提高良好的渠道。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广泛听取不同群体代表的意见，与其进行对话。在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及时协商，向其说明原因，得到对方的理解，消除群众对政府的误解，温和地解决问题。这对于减少社会矛盾，避免暴力抗法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公众的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的成功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仍存在着许多阻碍公众参与顺利进行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对于我国社会治理的有效实施，社会矛盾的及时处理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识较为薄弱，积极性不高

要想让公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首要条件就是公众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树立参与意识，关注社会问题并热情地向政府建言献策。然而当前公众对于参与社会治理确实热情不高，积极性较差。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即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一直使用的是“家天下”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是由皇帝、大臣把持和管理，老百姓只要服从管理就可以了。因此在公众的意识中，认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自顾自的“小民”意识流传至今，造成了当下公众对于社会问题，对于政治生活的不积极，不热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也使公众对政治参与产生了误解。建国后，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政府对一切大包大揽。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这种“全能政府”的形象却深入到公众的意识之中。政治的运行和政策的制定产生对于公众来说充满了“神秘感”，使得公众对于认识不清，加深了公众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隔阂。不仅如此，许多公众对于政治拥有错误的认识，认为过多参与政治会导致自己犯政治错误，因此处于自身安全考虑，自动远离政治。这两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了当下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识薄弱，积极性不高问题的产生。

（二）传统的政治管理方式和政府官员思维阻碍公众参与进程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政治管理方式的惯性影响，政府依然包揽着大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留给公众参与的空间十分狭小。我们知道，社会治理要想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大力发展民主，构建市民社会，在国家治权与社会矛盾之间构建缓冲地带，设置中间隔离层，以弱化社会矛盾对制度的对抗[6]。而政府的过多干涉，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无法准确地解决社会矛盾。不仅如此，我国许多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欠缺，想的多是“当官做老爷”一类的脱离群众的事情。在工作过程中，更是满脑子“官老爷”思维，经常运用手中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来粗暴地解决问题，对于公众的参与诉求更是置之不理，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仅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加剧公众对政府的误解程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样的良好局面，而我国传统政治管理方式的惯性作用以及政府官员的错误思维不仅与其背道而驰，还会大量挤压公民自治的空间，对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发展有严重的负面作用。

（三）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公众参与的能力不足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表达自身诉求，需要以一定的组织为依托，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正规化、制度化。但是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社会组织不健全的问题十分突出。从组织数量上来看，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66.2万个，吸纳社会人员734.8万人，作用较为有限。从组织类型上来看，目前维权类和公益类的社会组织发展较差，在组织总量中占比较低，不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维护群体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等需求[7]。而且我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数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成立的，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从组织运行上来看，我国许多社会组织内部章程不健全，运行也不够规范。有的组织由于专职人员过少、财力不足等原因，其目标和宗旨难以有效实现。

除了社会组织不健全外，公众自身对于政治参与也存在错误的认识，能力上较为欠缺。党和国家对于公众参与的提倡，是要求公众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序地、理性地参与社会治理。如果公众只是片面強调参与的权利，而不注意参与的手段和途径是否合法，往往会对社会治理产生有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激进的公众参与事件，例如群体性泄愤事件，激进地游行示威以及闹访事件，就是不正确、不合法的公众参与行为。

（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缺乏，机制不完善

公众参与包括了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而参与渠道的多少以及是否通畅直接影响到参与结果的好坏。在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渠道：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诸如市长接待日、市长信箱、市长热线以及各种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第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8]。对这三种参与的渠道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每种渠道都有一定的问题：第一，公众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直接参与机会很少，反映问题效果不好；第二，市长的接待日、信箱，以及市场热线等，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效果不佳，公众反映的问题经常得不到回应；第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发展不健全，官办色彩较浓。公众由于缺少有效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缺乏利益的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现有的参与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是往往会采用规定范围之外的方式进行参与，例如集体上访等，这就会产生过激的行为，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三、走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方法

公众参与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种种困境，对我们社会治理的顺利进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探索走出困境的方法，切实提高公众参与水平，让公众充分发挥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地发展，是当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培养公众的民主品格

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水平，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培养公众的民主品格。这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就政府而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地位优势，运用自身掌握的大量资源，并通过各种渠道，营造一种民主的文化氛围。同时通过学校、社会组织等方式加强对公众的民主教育，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帮助，帮助他们学习必要的政治知识，树立正确的参与观念，培养健康的政治情感和民主品格，让公众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主人这一事实，让他们能够积极践行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责任。

就公众而言，要认识到自己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树立“公共人”理念。所谓“公共人”，就是能够主动承担公共责任，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人。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维护了公共利益，才能保证公民个体利益的实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因此，公民应该认识到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性，认识到自身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提高自身参与意识，主动承担社会治理责任。

（二）政府转变自身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和公众参与的主要支持者，政府机构如何设置，政府管理如何进行，对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好坏会产生重要的作用。过去那种政府包揽一切的作风已然不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当下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建立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满足公众参与的要求，保障公众参与的政治权利。因此，政府要转变作风，改变对待公众的态度，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树立新型执政观，学会适当放权，将一些社会治理职能向公众及社会组织转移，扩大公众参与的空间，形成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建共治的良好格局[9]。

（三）壮大社会组织力量，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协调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缓和社会矛盾，还能够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拓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增进两者之间的信任。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当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因此，社会组织要完善自身的管理，吸引高素质的人员加入社会组织之中，并健全组织内部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提升组织专业化水平，壮大组织自身力量。与此同时，公众也要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学会运用诸如互联网等多种手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四）完善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机制，搭建有效的平台

针对目前我国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渠道不畅，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应该探索多种方法来解决。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这一条件，打造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10]。在这一网络平台上，政府可以加强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便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可以建立互联网交流机制，增加政府和公眾之间的沟通，为公众提出自身需求、意见提供更为便捷的渠道。不仅如此，政府还应建立健全听证制度，鼓励公众参加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建言献策，表达观点，与政府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为社会治理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贺柏蓉.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的现状探析[J].广东蚕业，2018（1）.

[2]陈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J].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杨海坤，李冰.建立健全科学民主行政决策的法律机制[J].政治与法律，2006（3）.

[4]邓少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逻辑及现实路径[J].法治社会，2018（1）.

[5]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2014

[6]季建林，戚小倩.十“重”十“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建设中的误区[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6）.

[7]田瑞华.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精细化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1）.

[8]丁茂战.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9]陆萍.社会治理视野下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17（4）.

[10]胡燕.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必要性、问题与对策[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

作者：范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