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高中历史论文

文化视野下的高中历史论文 篇1：

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侵华日军犯下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屠城之日起，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严厉谴责，其后也始终不绝。如《大公报》1938年2月11日社论指出：

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

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日本现代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下同）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态的走势。

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本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历史家”。（秦郁彦『昭和史の谜を追う』[上]，《文芸春秋》1999年12月）秦本人，就是后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系的角力。

从战时到东京审判：不争论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转引自《饭沼守日记》，文收入《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年）对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

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文收入《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年）中回忆：

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

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大屠杀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主要成因。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的话，无疑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标签。因此，日本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没发生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等被告不在现场，无责任等。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京审判便基本上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书上。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二者：一般战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40余位，其中四分之一是为南京大屠杀而受法庭传唤的，足见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指控、当为“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疑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首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杀害”、“数千名妇女被强奸”。

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反共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变得首鼠两端。而这种政策转型的结果，便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成为畅销书；东京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了“南京事件”；20世纪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5年之后。

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封杀与斗争

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该年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党左右派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保守合同”，合并结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的政治版图，并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年体制”的由来。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反共、保守”的标签。

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民主党开始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达，对屠杀、强奸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大阪书籍1955年版、东京书籍1964年版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

19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之后经过修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

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日益表面化。

70年代：左右对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化干戈为玉帛。随着对华经贸、文化往来的频仍化，战争责任问题再度浮出舆论“水面”，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派舆论重镇《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赴中国内地采访。调查报告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即《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年）。这部赫赫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以冷峻的新闻主义笔法，曝光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犯下的累累罪行：平顶山事件、活体细菌实验、鞍山菱镁矿的万人坑、强虏劳工、三光政策，等等；关于“南京事件”，记者用两天的时间采访了四位受害者，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惨状……如此活生生的新闻调查，令沉浸于战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接下来，本多胜一又连续推出了两部“南京事件”题材的著作，进一步揭露日本的国家犯罪，带动了一个新闻出版界的“南京热”。一时间，主流媒体和坊间出现了许多标题或书名中带有“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书籍，十分醒目、刺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日益升温。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出版后，因其中记述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南京的“百人斩”竞赛，一位名叫铃木明的右翼作家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社，1973年），公然为这两位在南京审判中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处死刑的杀人凶手鸣冤叫屈，声称以所谓“百人斩”为象征的“南京大屠杀”本身即为“幻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书甫一出版，颇有市场，居然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第四届）。后来还怂恿两位战犯的后代兴起了一场名誉权诉讼的闹剧。其目的，一是颠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二是试图让民众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出现的、要求检证日本侵略及加害历史的动向产生抵触和反感。因右翼也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和舆论阵地，其理论主张也能得到有效的放大、传播，曾几何时还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否定论”开始坐大，且日益体系化。至此，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展开正面对决，彼此动静都不小。

这种对峙局面，胜负姑且不论，其所带来的一个客观正面效果，是对“南京事件”的“脱敏”：从70年代初开始，“南京事件”逐渐溢出政界和历史学界的场域，成为日本民众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的话题。中小学教科书的记述已不在话下，“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称谓也不再是禁忌，常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成为与“南京事件”并行混用的历史名词。

80年代：“南京大屠杀”大论战

80年代，总体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波折。尤其是80年代初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反而刺激了中国沉睡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苏醒。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全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邓小平亲笔题词）竣工落成，“遇难者300000”——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刻在纪念墙上。围绕大屠杀和死亡人数问题，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如本文开头所介绍过的——历史学者秦郁彦话语中的所谓“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古董式’的历史家”。用比较通俗的表述的话，则是“虐杀派”（“反体制派”）、“中间派”（“古董派”）和“否定派”（“体制派”）。

“虐杀派”亦称“大屠杀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家永三郎、洞富雄等，清一色是日本“反体制派”学者。在死亡人数认定上，这派学者基本上接受或接近中方的观点：如笠原十九司认为，“洞富雄的‘有不低于20万人的中国军民成为牺牲’的推测是最有说服力的”；本多胜一是职业记者，干脆表明“作为新闻记者，正确传达中方的主张是我的任务”。“中间派”亦称“中屠杀派”或“过少评价派”，主要代表学者有秦郁彦、板仓由明。这派不是“反体制派”学者，但并不否认屠杀的事实（用秦的话说：“即使死亡4万人，那也是正经的屠杀。”），但主张以实证的方法评价历史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认为死亡人数在1.3万人（板仓）和4.2万人（秦）之间。“否定派”多系日本的“体制派”学者，代表极端保守的一极，包括铃木明、田中正明、渡部升一等人，上述的“幻影派”，也是这一派的代名词。他们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认为是中方“白发三千丈”式的“文学夸张”、“政治宣传”，是“中美的圈套”，是“幻影”、“虚构”。这派的特点是矢口否认，但不轻易涉及数字。公开辩论的场合，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吐口“譬如杀了3000到6000人”。于是，被反对派抓住——“那难道不是屠杀吗？”因此，他们尽可能规避在逻辑上被人诘问的风险，只“定性”（否定），不“定量”（涉及具体人数）。

这场大论战，最终以“虐杀派”（也包括“中间派”）的胜利、“否定派”的失败而告终。今天，虽然在具体数字上仍然存在分歧，但至少有从数万到10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了日军的杀害——已经成为日本学界和传媒界的主流观点。各大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其中绝大多数，是“虐杀派”学者的编纂。在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已不是问题。相反，不记述和否认才是问题。应该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论战后形成的主流社会看法，带有很强的共识性，已不大容易被颠覆。

90年代以降：逆流难转大趋势

进入90年代，“平成”改元、“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终结、中国崛起……日本的国内环境和地缘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人的焦虑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又发生过一些逆流、回潮：诸如保守派政治团体“历史检讨委员会”出台《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1995年）一书，为侵略历史翻案；阻挠中国电影《南京1937》（吴子牛导演，1995年）在日上映事件；新一轮教科书问题（1997年）；右翼分子冲击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社青木书店（1999年），等等，但主流社会的立场并未动摇。

不仅如此，一些旷日持久的、标志性诉讼案例纷纷审结，无不以“虐杀派”胜诉、“否定派”败诉为结局，如家永三郎诉文部省案、“百人斩”竞赛两军官后代诉本多胜一案、冒牌者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案，等等。笠原十九司据此认为，“这足以证明南京事件争论在司法界也已结束”。（见《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笠原十九司著，罗翠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2页）

今天，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已难以见到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教科书的编写制度相对“自由化”，会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主持编纂，但过于保守的内容也很难通过审查。退一步说，即使通过审查，也难以得到市场（学校）的认可。如2000年4月，由成色保守的“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提交文部科学省审查，但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上未通过审查，被打回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虽然仍比较暧昧，却勉强通过了审查。可2002年4月新学年开始时，在中学教育现场，“编撰会”版历史教科书的预订数只有区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而同一时期，立场相对温和、持论公允的“东京书籍”版教科书的采用率高达51.2%。随着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今后也不排除会有新的逆流和回潮，但基本可以断言，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和表述上出现大幅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笠原十九司认为：“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南京事件争论已经结束了。然而，要求尊重这个结果并寻求在政治上也给予了断的意见，一直遭到自民党政府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反对。”因此，南京大屠杀与其说是历史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因两国毕竟制度、文化不同，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被害者与加害者的立场差别，强求历史观的一致不太现实。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求大同，存小异”，即在大的原则框架下，谋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和数据的接近，勿强加于人。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宅巍指出，切忌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上陷入“三个误区”：即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他认为，只要承认日军在南京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残暴行为的事实，关于死者数量的问题可留待今后探讨，“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孙先生的话确不失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作者为东亚问题学者）

（责任编辑洪振快）

作者：刘柠

文化视野下的高中历史论文 篇2：

也析中山装的政治含义

关键词 中山装，政治意义，历史真实，史料实证

2004年版岳麓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必修二第13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在有关中山装的小字部分是这样描述的：“中山装造型的含义：前襟四只口袋代表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依据国民党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权分立的理念，将前襟设计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国民党立国的三民主义；封闭的衣领显示了‘三省吾身’、严谨治身的理念。”2015年版对有关中山装的小字描述依然如故（以下简称为“三四五”）。针对这种说法，薛伟强、汤文撰文进行了详实地考证与辨识，认为：“根据对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①笔者经过阅读相关论著后认为：中山装虽不像岳麓版所引用的那样，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意义，但也不若薛文所述中山装没有某些政治含义。事实上，中山装在创建过程中虽然没有史料证明它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但其在流变与流行过程中却不断附着政治意义，取得了事实上的国服地位，只是这些政治含义不是特殊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分立等。中学历史课堂在讲述中山装时，只有厘清了它的来龙去脉，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一、中山装缘起的多种说法均没有“三四五”这种特殊的政治含义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具有轻便、简单、实用的特点，它迅速成为中国男人的工作服和社交服，曾在中国的特殊时代十分流行，至今也还是中国男子喜欢的标准服装之一。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人经常在公开场合穿着中山装，西方也习惯称其为毛装。但是，孙中山在事后回忆他设计中山装的初衷时，只说明了设计中山装的原因，并无特别的政治含义。

关于中山装的缘起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南洋华侨企领服说。1902年，孙中山在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位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用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将企领服的三个口袋改为四个口袋，便于存放学习或工作工具，如笔记本、纸张、钢笔等。②《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也认同和采用了这一说法：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合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③

二是广东便服说。持广东便服说的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广东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形成的。①

三是宁波便服说。这部分人认为中山装是以宁波便服为基础，也是加入西装硬领与多袋等特色形成的，并考證指出，1916年孙中山请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装。②

四是缘起日本说。中山装缘起日本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山装缘自日本校服和陆军士官服。孙中山长时间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据说是孙中山委托居日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同年孙中山返沪后命王才运依图生产。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孙中山在1919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而成中山装。③

中山装缘起的四种说法，没有一种说法与中山装某些特殊的政治含义有关，甚至连基本的关联性都没有。

二、多位专家考证中山装的政治含义与“三四五”没有关联

例如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负责人余齐昭曾说：“这是不靠谱的民间娱乐版本，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三民主义’挂钩”。“中山装以其简便、实用而深得孙中山喜爱，但是孙中山一生每个时期的服饰均有不同。对孙中山来说，西装、中山装、长袍马褂、长衫并行不悖，是看场合与需要确定的。”④余齐昭进一步考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以中山装为主要服饰，从1912年初至1924年底的13年间，孙中山除了主要穿中山装外，还喜欢穿长袍马褂。“中山装从孙中山时代的七纽扣到国民政府时期的五纽扣，胸前左右的暗袋改为明袋，袖口装饰也由两粒纽扣变为三粒纽扣。这只是适应当时不同时期人的审美观而作出的相应调整”。⑤

再比如陈蕴茜女士在写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一文时，曾专门咨询了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陈永发、古伟瀛和萧忆梅博士，前两位都表示在阅信前从没有听说过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的政治含义。萧忆梅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⑥

此外，1929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服装条例》定下标准，成为当时中国男子的正式礼服，并规定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要身穿“中山装”，但也未解读或确定中山装具有“三四五”的特殊政治含义。民间确曾一度出现过中山装象征“三民五权”的言论，但很快被遗忘，当时知之者甚少。民国文献也极少出现“三民五权”的记载，说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并没有认可这种说法。⑦

多位专家的考证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山装没有“三民”“四维”“五权”这样特殊的政治含义。

三、所谓中山装“三四五”的特殊政治含义是近二十年的“新发明”

所谓中山装有“三四五”等特殊政治含义的说法是如何产生与流行的呢？是谁最先提出呢？笔者以薛伟强、汤文《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一文为基础，结合其他一些资料，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了中山装“三四五”说法的缘起与流行过程，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山装所谓“三四五”的政治含义是近二十年的“新发明”。

其中，复旦大学夏林根老师率先提出。他在1992年的《第一套中山装》一文中描述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⑧夏老师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很多疑点：一是他没有注明这种说法缘何而来，这是最大的硬伤。二是夏老师是旅游学院教授，他不是历史学者，相对而言，对历史真实性的判断与史料的恰当运用或许没有历史专业人员那么严谨。三是宣传中山装诞生于上海，并具有这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或许符合旅游从业者的职业习惯与职业追求。四是这种说法本身具有新奇趣的特点，易于传播与流行，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此后，《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这篇短文在基本沿用中山装意含五权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民主义”“国之四维”这两个说法。形成了中山装完整的“三四五”故事，并迅速流传开来。但这种“三四五”的说法依然没有任何史料史实支撑，应该是基于旅游业需要的“新发明”与“新创造”。①

另外，《新民晚报》的科技记者谭经望著文称：“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礼服。国民党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制上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上有五粒纽扣（原为九粒）则含有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纽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中山装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民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②谭文也有三处硬伤：一是谭经望只是一名晚报的科技记者，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历史学专业素养不达标。二是谭文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过硬的史实证据和史料实证。三是，所论“宪法”中也查阅不到关于中山装的相关条款。但也许正是因为谭文说法的高大上，不但被非專业人士广泛引用，而且还被历史学专业人士反复引用。

还有，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推波助澜。《走向共和》最后一集中孙中山在张勋复辟后发表演讲：“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③电视剧再次完善“三四五”说法，强化了人们对中山装特殊含义的印象。虽说历史剧为了观赏效果可以设计或编造一些历史细节，但主要史实一定不能虚拟，影视历史剧应该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基本原则，不可随意虚构。

最严重的是，历史教材的传播。如果说非历史人员炒作中山装的特殊政治含义与意义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驱动、民族文化自豪或对革命伟人崇敬与纪念的话，那么前述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引用和运用这段假史料，却十分不应该，既没有提供这则材料的任何支撑证据，也没有标注文献来源，纯属“三无史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错误的传播。

最后，基于利益的推波助澜。在电视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大量渲染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之后，浙江宁波红帮裁缝、上海开开集团、北京红都集团、广东中山市等地方政府和企业单位于2005年至2007年多次提出申报中山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具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含义、政治意义和政治文化成为申遗的共同前提和历史叙事的浓墨重彩。申遗的哄抢，客观上推动其说法的广为流传。

由此可见，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政治含义是虚假史实，以讹传讹，让历史谎言成为了“神曲”。本文在此再次呼吁岳麓教材能尽快删除关于中山装小字部分的“三四五”叙述。同时也建议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上不再使用“三四五”等假史料，以免继续贻误教学与千秋万代。

四、中山装流变与流行过程中附着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既然“三四五”不是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那中山装到底有没有附着其他特别的政治意义与政治含义呢？如果有，又是什么？为了加深学生对中山装政治含义的理解，我们把中山装在流变与流行过程中所附着的政治含义作一个史实性梳理。

“人类的服装行为受人的主体意识主导，它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它具有满足自我表现与审美的功能。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服装又具有象征性与标识性，是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人们社会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因此，服装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进一步而言，服装现象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现象，它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外在物化形式，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因此，服装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第一，中山装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

古代中国社会比较重视服装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功能，看重服装的象征意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西周礼制通过服装“辨名分明等威”，把服装“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王朝更迭一般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清朝入关也曾强制汉人易服，为此还引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孙中山当然深谙服装的社会意义和特殊的政治功能，早在1912年时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②因此，孙中山设计中山装的目的与追求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革命诉求，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③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的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④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山装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我们把南京大学陈蕴茜教授的《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一文的一些观点辑录如下：

中山装的流行，主要源于国家权力的推广，人们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中山装代表革命、进步、文明的审美认同。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成为流行服装，并进而成为国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服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中山装的流行，体现出作为国民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国民党一直追求将国民塑造成为忠于党国的三民主义信徒，从国旗到国歌，从中山路到中山纪念堂，再到中山公园，无不围绕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展开社会文化的建设。

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服式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第二，中山装流行过程中更加强化其政治功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山装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政府要求官员及工作人员穿着制服的目的就是通过服装的统一而达到身体空间与思想意志的统一。”⑤同时，通过政府的示范与提倡，在崇拜革命的火热年代，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中山装迅速为进步青年所接受与崇尚，中山装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服装。加之1925年后国民党大力提倡崇拜孙中山，中山装的流行也不仅仅是时尚流行的问题了，而是国家对民众服装引导的结果。下面几个具体史实可以作为本论点的佐证材料。

一是蒋介石一辈子以穿着中山装为主，参加国家典礼更是多着中山装。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请到北京香山碧云寺恭祭孙中山，在北平的國民党中央委员、市党部委员均与祭。这是正式的谒灵，主祭、襄祭均着中山装。①

二是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不仅严格执行总理纪念周制度，而且下令“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②

三是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领导人出席重要仪典一般都是着穿中山装，参加奉安大典的各机关公务员也都着中山装。“中山装恰恰将身体空间与孙中山纪念空间融为一体，又在纪念仪式中进一步彰显出这一服装的正统性。”③

中山装流行后，其服装本身的功能弱化，人们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上。一是爱国的国货意义，中山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一般用国货中山布制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中山先生，才能起到缅怀和纪念孙先生作用。二是中山装在整齐、严肃、神圣、庄严的背后隐含着“通过身体实践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隐性化规训”，对“政治要求的自觉认同”。三是让每个国民党党员，都觉得党员应该穿着中山装，应通过统一着中山装来维护党内团结与凝聚革命力量。四是关联爱国，“穿着中山装的身体进入社会视野之中时，这个身体也应该是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④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与进步。

五、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几点警示

历史上的历史有四个层级的内涵：已经发生的历史，已经被记录的历史，已经被解释的历史，已经被赋予教育意义的历史。中学历史教育正是从上述四个层级来养育学生核心素养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史料实证时，应遵循这样的基本逻辑：从史料到史实、从史实到史论、从史论到史养。多个史料构成真实的史实，多个史实建构成科学的史论，多个史论不断提高学生能力和养育学生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我们需要以历史时空下的史料实证为价值校准器，经过现象分析、逻辑思辨，尽量使历史认识还原客观。历史因真实而崇高，虚假史实是无法培养出诚实的公民，真史是中学历史教育中史料实证的“生命底线”。

第一，真实是底线。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活动与主观活动一旦成为了过去，就是历史了。而一旦成为历史就具有不可逆转性，形成了具有不可重来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在历史的真相上。因此，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真相也永远立存在哪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但同时，历史又具有主观性、可认识性及借鉴性的特点，不断诱导后人殚精竭虑去探寻其真相。所以，中学历史教师基于自己的职业特点与要求，应该具备一双慧眼，能科学甄别和恰当选取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传授给学生。如同超市的采购员，始终坚持把“正品”“行货”采购上架，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坑害“顾客”。因此，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史料实证时，要保障每一段史料都要具有无可争议的真实性。尽量选择源自“名门正派”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如考证过的或权威学术资料、名人传记、回忆录、最新的学术成果等。要尊重和维护历史的尊严，不能随意地编造、想象、拼凑和虚拟历史史料，或把影视剧中和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虚构的情节，当做真实历史来使用。史料实证要像法院判案一样以事实为依据，立足于证据链，把一个个历史结论办成历史铁案。

本文所及，孙中山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是千千万万自然人中的一个。正是基于他平凡人的身份与取得的不平凡成绩，中学教材才关注、研究和学习他，以他为养育学生精神、助力学生成长的楷模。但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或魔怪。孙中山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中山装抑或汉装、唐装与西装等，都与他的历史贡献大小没有必然关系，发明中山装与是否穿上中山装不是孙中山历史贡献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既不会因为他发明了中山装或穿上了中山装，就能豁免他的历史局限性；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拔高他的历史贡献。后人对中山装有“三四五”特殊政治含义的过度与炒作有待纠正，我们不能为了强化结论的说服力，而使用放大的或缩小、甚至是虚假的历史事实。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伟人这个结论也同样是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的，证明他伟大的所有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也必须是真实无误的。只有构筑孙中山是伟人的这栋“高楼大厦”的每一块砖和每一粒沙料都是真实的，伟人的结论才能真实可靠。

第二，厚实是主线。“厚实”用在此处是想说明：历史解释的生成与史论的确立，必须是基于多个史料实证构成一个系统史证链条，史料实证材料越多，所得出的结论就越经得历史的检验。

对孙中山的研究是一望无际的苍穹，影响其客观性有七类因素，如孙中山本人与研究者、传播者的主观性，个人偏见与群体偏见，更有研究者和传播者所依托者的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这七类影响因子为研究孙中山的历史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铁盖，使历史真相具有神秘性、遥远性与艰难性。无数孙中山研究者为我们了解、认识和学习孙中山在这个铁盖上钻了许多“小孔”或“大孔”。但无论是小孔或大孔，那只是我们认识孙中山的一些小视角，而非全部。中学历史教材对孙中山的叙述也只是众多小孔中的一个，即便是大孔，也只能算作是众多大孔中的一个。中学历史教育除带领学生学习和运用教材这个A孔外，其他的BCDEF孔也是值得我們老师指导学生去看一看、读一读、学一学，要让学生能够在众多大小孔中形成比较完整的史料实证链条。史料实证越丰富，窥探孔越多，孙中山是伟人的这个史论就越坚固科学，我们就越能全方位培养学生能力与养育核心素养。

第三，参实是防线。中学历史教育所运用的史料、史证、史识、史论等要尽可能多方核实，反复查证和验证，多维参实，不但“其术所得比诸家为多”，而且还能“除凶类”。参实是历史鉴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最后一道防线。

孙中山发明与推广中山装，中山装是否有“三四五”特殊的“政治含义”，或其他政治意义与政治含义等，都不会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理性准确、用真事叙真人，才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大的尊重与致敬。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中山装，在保证史料真实性的基础上，我们不必过度关注和宣讲或炒作。应该立足于当代社会需要，置身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思考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通过对孙中山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与评判，汲取经验教训，形成我们自己对孙中山的正确评判，把对孙中山的本质性认识演绎成为历史教学的灵魂与学生成长所需要的人文素养。同时，历史教育也应该不断吸取史学新成果，与时俱进，纠正各种不全面、不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名人，已成为近代中国划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他的理论与思想已成为了建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资源。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的眼光去传播和传承，只有建立在史料实证链的基础上求真史、育真人，才是弘扬与发展孙中山精神的康庄大道。

【作者简介】毛经文，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东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作者：毛经文

文化视野下的高中历史论文 篇3：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思考与践行

摘 要 国家认同素养在核心素养引领下的思想政治课程实践中具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探讨国家认同素养的本质内涵，以及它与理性精神、法治意识等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逻辑关系，并围绕常态性学科课程、活动型学科课程和活动型综合课程三种样态下的实践进行尝试。

关 键 词 高中思想政治课；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国家认同

文献编码 A

近年来，中小学核心素养研究成为热门话题。而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重要的国家课程，如何适应核心素养时代的教学变革，如何从学科教学向学科育人转变，如何真正将核心素养落到课堂实处、走到学生心中、表现在学生的行为上，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一、“国家认同”素养之价值认识

时代必然。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与上个世纪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今天的高中生多出生于本世纪初以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与互联网发展息息相关，可谓是网络原住民。互联网带来的扁平化人际关系、微传播的沟通方式和海量的数据信息，都给传统的国家认同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学科育人，尤其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学科育人中，做好国家认同这篇文章，有效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素养，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与实践。

复兴使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本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中国梦”的主要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具体表现为本世纪的“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中国梦”实现要走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确立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四个自信”的确立，恰恰说明了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说，国家认同素养是“四个自信”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国家认同素养，就不可能有“四个自信”的确立，也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精气神。

教育应然。重视和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的普遍共性。制度化的国家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都会面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而国家认同就是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内涵之一。一个国家的国民国家基因、文化底色、价值追求和共同理想都是制度化国家教育必须完成的，而国家认同素养也就是国民国家基因、文化底色、价值追求和共同理想的综合体现。而就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制度化国家教育不应该、不可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缺位，制度化的国家教育必然要求重视国家认同素养的培育。

课程实然。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课程和国家意志表达的主干课程，通过各种途径培育学生国家认同素养是课程的应有之义、应当之为。同时，国家认同素养并不是高中思想政治学科专有的核心素养，而是在中学大部分学科中都有分布。29门学科课程标准中，都涉及了国家认同，其中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提及了21次，高中历史提及了15次，高中语文提及了13次，义务教育语文提及了12次，高中思想政治课仅仅提及了4次。[1]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认同素养是绝大多数国家课程在课程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也为跨学科进行国家认同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可能。

二、“国家认同”素养之概念辨析

“国家认同”的本质内涵。国家认同素养属于社会参与中“公民责任和道德实践”这一核心范畴。即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其生活的国家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四个领域认同。[2]这四个领域认同相互叠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国家认同素养的宽度，同时也表现为对四个领域的基本认知、价值认可和情感认同三个水平维度，共同形成了国家认同的深度。

四个领域认同中，政治认同为核心，历史、语言和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下政治认同的投射和反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以解构历史、歪曲历史的方式来否定政治认同，同样，一个文化软骨病患者也不会有政治自信和政治认同。而三个水平维度则是在不同水平维度对国家认同的基本测量，一般呈现出阶梯式上升，有时也会呈现出某种错位和倒置。首先是基本认知，然后是价值认同，最后是情感认同，这是一个交替上升的过程，国家认同素养最终应该表现并内化为情感认同这一水平维度。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两种现象：或仅仅停留在基本认知，止步于价值认同，更谈不上情感认同；或在盲目从众心理下情感认同很强烈，基本认知却知之甚少，完全没有主体性判断、独立性的理性思考。而这些都不是成功的国家认同教育。

学界提出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当前国家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领导力量的认知、认可和认同。就我国而言，就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执政方式和执政地位的认知、认可和认同。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素养的实践，既要重视国家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基本道路的认知性教育，更要通过历史、文化和语言多个领域认同来提升和助力政治认同；既要在基本认知上，做到准确、全面、到位教学，更要在价值认可和情感认同上下功夫、做文章，实现国家认同素养的螺旋式上升。

“国家认同”的理性辨析。 国家认同素养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核心素养相伴相成。思想政治学科将学科素养分为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四个维度。我们要真正理清国家认同素养的内涵，就需要对国家认同素养与理性精神素养、法治意识、公共参与和国际意识等相近素养进行辨析。

国家认同与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个体在生活中表现出的独立思考、辩证批判、宽容多元的思维品质和行为特征，它是国家认同在自我认知、现实行为、人际关系等层面的具体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非理性的所谓爱国行为，一般呈现两个极端，要么完全否定我国现行政治制度、领导力量，要么静止地看待我国现行制度，完全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进步空间。这两种极端的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精神下的國家认同，而这样的国家认同是对国家认同素养的背离和伤害。

国家认同与法治意识。法治意识表现为对法律权威的认可、尊重和遵从。法治意识是个体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在行为处事、权利义务上线意识、底线意识、边际意识的体现。因此，国家认同离不开法治意识，法治意识也不可能脱离国家意识。几年前，在钓鱼岛问题上，有西安某青年破坏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甚至损害其他公民的人身健康的行为；几个月前，在韩国萨德问题上，依然出现部分群众打砸乐天等企业的行为。如果排除蓄意寻衅滋事，那么他们就是缺乏法治意识的“爱国行为”。就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法治意识就是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让每一个行政行为都能经得起法律的考验，让每一个司法行为都能守住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最后底线。有法治意识支撑的国家认同更能入人心，动人情。

国家认同与公共参与。公共参与是每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享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有效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一般而言，良好的国家认同素养支撑着公共素养，公共素养综合呈现出公民的国家认同素养。俗话说，你在哪里，中国在哪里；你做什么，中国就做什么；别人怎样看你，就怎样看中国。无论在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在社区“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无论在国内人情场面上，还是在国外旅途游玩中，我们每一次的公共参与其实都承载了国家认同素养的高低，都展示了我国的国家制度、民族文化和道德价值。

国家认同与国际意识。国际意识与国家意识同属于核心素养的社会参与领域，主要表现为具有多元文化与国际化的视野，关心本土和国际事务，能够关注全球议题和国际形势。近代以来，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各国以越来越密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国家认同和国际意识也越来越紧密起来。尤其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传播网络化，世界越来越小，传播越来越快，国家认同与国际意识更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可以说，没有国家认同的国际意识是虚无的，而没有国际意识的国家认同是虚假的。

三、“国家认同”素养培育之案例实践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例，笔者通过常态性学科课程课堂实践、活动型学科课程和跨学科综合课程实践三种基本样态，尝试分析国家认同素养的实践策略。

基于常态性学科课程课堂实践。核心素养引领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并不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传统教学方式是课程实践的常态。在一个特定空间中，在教师的主导下，围绕特定的知识点，通过教师讲解、师生、生生互动、小组合作、共同探究、限时训练、评价反馈等环节，实现教学目标。

具体做法：教师通过创设学生熟悉、感兴趣的生活场景或者案例，如针对去年个别港独思维的议员在宣誓时的种种辱华事件，全国人大及时对基本法104条进行了释法，调动学生已有的学科知识，让学生明确知道政府、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知识，并对应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议员和香港议会等机构。教师通过全国人大释法过程，讲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中，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权利义务，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中央与地方等的关系，从而显示全国人大释法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权威性，最终培育和提升学生的国家认同素养。

实践反思：教师讲解是常态性学科育人过程中基础性的教学方法。而通过教师精要讲解、精当分析、精选习题，将学科理论逻辑与学生生活逻辑有机统一，让学生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准确理解学科理论逻辑，让理论的力量有效指导学生生活，为国家认同素养从认知认同到学科认同和情感认同飞跃准备必要条件。同时，合作学习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课堂集体学习的重要呈现。在同伴互助、师生相助中，学生不仅学习了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价值认可和情感认同。因此，合作学习是培育包括国家认同素养在内的核心素养的有效方式。

基于活动型学科课程的实践。新修订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将社会活动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必修内容，并占到三分之一的学时和学分。课程标准提出了基于必修课程包含社会活动的规定，采取内容与活动相互嵌入的组合方式。也就是说，活动型学科课程将作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独特的学科育人方式而存在，也将展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学科特色和特质。因此，在活动型思想政治课程中作好国家认同素养的落实，显得非常重要。

具体做法：教师可选择一个学生熟悉的议题，组织课内外一体化的设计流程和探究过程，从而组织教学。教师可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本地现实需求，事先设计若干开放性的议题，让学生进行选择。如笔者结合昆山地方实际，设计“小区居民停车难问题”“昆山美丽乡村建设”“昆山普通高中资源现状与瓶颈”等多个议题，让学生选择，并形成几个议题小组。用一节课时间进行课本知识的自主学习，用一个半天的时间让学生走访，将昆山市地方人民大会作为必访环节，了解昆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设置、工作制度、代表工作，形成对于自选议题的基本看法、已有工作和未来设想。最后，利用一节课时间进行各组成果展示，将地方人大的相关知识作为必展内容，同时展示本组对所选议题的总体介绍、问题困境和具体建议。

实践反思：相较于常态化课程实践中案例的选择，活动型学科课程的议题更加注重学生的生活性、现实性、开放性和探究性，能够满足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认知走向实践，从学中练变成做中学、做中悟的需要。议题的选择既要包含学科的主干知识，也要呈现学科价值追求和情感呈现，选择开放性、引领性的议题，围绕议题开展教学设计，包括学习路径、方法和策略，并能为不同学生提供表达机会。

同时，思想政治课的生命在于辨析，突破一言堂的最佳办法也是辨析。让不同的描述、甚至对立的观点在课堂中展示，对同一问题进行多角度质疑，老师可以有意成为异见者，成为学生辨析的靶子和素材，从而让课堂包容更多不同的声音，在碰撞中捕捉真理的火花，在争辩中展示理性的价值。

基于活动型综合课程的实践。学生在多学科老师的指导下，基于生活，通过特定主题，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充分调动包括思想政治课程在内的多学科知识，来解决特定问题。而多课程、多学科交叉、相融和整合，设计活动型综合课程来实现国家认同素养的培育，能够突破单一学科教育教学中的很多不足和局限。

具体做法：教师可将思想政治、历史、英语等不同学科整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各学科的知识。比如，学生可以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史实，论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对建国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史搜集、分析，论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实可行性，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总结，论证人民代表大会的重大优越性；学生可通过选择、阅读英文版的美国独立宣言、英国大宪章的部分章节，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现实条件；通过现代传媒了解西方议会制度的优势和局限，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国会”乱象。最后在学校层面，将学生的学习成果以某个主题活动的形式进行呈现、展览和评比。

实践反思：跨学科的活动设计仅仅依靠学科教师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学校层面协同好相关处室，如德育处、团委、教务处，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主题活动，做到有计划、分阶段、分年级、分主题持续推进。如此，既能提升综合实践课程的学术内涵，也能依靠丰富、活泼、参与感强的主题活动，提升学生素养，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认同素养不是思想政治学科所独有的，而是多种学科的共同素养。因此，通过设计跨学科课程，也即活动型综合实践课程，培育学生的国家认同素养，有着独特的优势。跨学科课程让学生面对真实世界、真实场景、真实场景，让学生充分调动已有各学科知识和生活经验来解决真实问题。

参考文献：

[1]林崇德.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7.

[2]马文琴.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进行国家认同教育[J].教育学术月刊，2008（10）：10.

（作者單位：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江苏苏州 215300）

责任编辑 王清平

作者：季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