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市场多元化计量分析论文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的大环境下，各个主要行业快速成长起一批企业，又快速消失一批企业。据统计，中国新兴的企业生命周期在5年左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外贸市场多元化计量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外贸市场多元化计量分析论文 篇1：

外向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摘要:利用重庆1990—2009年的数据,研究重庆外向FDI对重庆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分析了重庆出口贸易和外向FDI的现状,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对重庆市出口贸易额与外向FDI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在前面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当前重庆利用外向FDI存在的问题、现状以及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重庆;实证分析

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向FDI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重庆作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外向FDI也同样对其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达5 194万美元,但截至2008年底对外直接投资额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与此同时,重庆的出口贸易额也在逐年增长,2009年底,重庆市的出口贸易额达至77.1亿美元。可见重庆的外向FDI和出口贸易额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为衡量重庆的外向FDI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

一、重庆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重庆出口贸易的现状

1.外贸出口总额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重庆市的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只有1996年、1998年、2009年出现大幅度回降外,其余年份出口总额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出口依存度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重庆市开放型经济效应逐渐显现,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外贸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逐步提高。重庆积极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出口市场。近年来,重庆市外贸市场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2008年共有193个进出口市场,实现进出口总值在1亿美元以上的外贸市场有30个,其中美国和日本两个市场均突破10亿美元;5 000万美元～1亿美元的外贸市场有12个,1 000万美元～5 000万美元的外贸市场有31个。

3.外贸出口方式多样化。重庆对外贸易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占到了80%以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走出去”对外投资企业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作为投资进口设备、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等其他对外贸易方式也随之发展,对外贸易方式更加灵活,效果更为明显。

4.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制成品已在重庆出口商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但重庆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仍以低技术的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尤其是掌握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微乎其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太小,使得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

(二)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投资主体从国有企业为主转向以民营企业为主。长期以来,重庆市境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外贸公司。进入2003年以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在2003—2009年的六年间,新增境外投资民营企业52家,占同一时期新增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89%。目前,重庆境外投资民营企业的企业数及投资额已分别占总数的65.8%和71.2%。民营经济已逐步成为长期境外投资发展的主体。

2.投资地区以亚洲国家(地区)及不发达国家为主。由于长期对外投资主要依托摩托车、机电等在内的比较优势产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以亚洲国家为主。以2009年全市经审批登记的境外投资企业为例,重庆市现有经审批的85个境外企业分布在33个国家及地区,其中,亚洲国家(地区)占68%,不发达国家占74%。

3.投资行业以摩托车及零部件为重点的机械制造业为主。重庆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共涉及十大类约27个行业,机械制造业投资额占49%,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投资额占44.5%。可见,机械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业是境外投资的支柱产业。

4.投资类型从贸易型企业为主转向生产型企业为主。重庆市对外投资企业大多数经历了从贸易型到加工贸易型为特点的生产型转变。即企业先在国外建立贸易公司,打开市场销路并建立相应的销售网络后,再合资或独资设立境外加工企业,从国内进口原材料、零配件进行加工组装销售。截至2009年底,重庆境内加工贸易企业36家,占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42%,境外加工贸易持续增长。

二、外向FDI对重庆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介绍与数据说明

外向FDI對出口贸易的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一般均衡意义上的间接影响,应当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测量和检验。这里采用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OLS估计法,对2004—2009年重庆出口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样本数据进行观测和处理。在该回归分析中,被解释变量EX是当年重庆市出口贸易总额,解释变量外向FDI为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额。本文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EX = a + bFDI (1)

(二)实证结果

用Eviews软件解析两者的相关关系,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81421。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大于0.8。说明我们选择的变量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

再用以上数据对式(1)进行OLS估计,最终估计结果如下:

EX = 261 506.4+30.78894* FDI

(10.47426)(6.551148)

R2=0.914744D.W=1.332484F=42.91755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拟合度很好,可决系数R2=0.914744,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的非常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看,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n-2=4的临界值t0.025(4)=2.776。回归结果还表明,2004—2009年期间重庆市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出口贸易总额增加30.78894%,可知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互补关系。

启示及对策

(一)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最终还是存在一种互补关系。随着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也在日益显现,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的扩大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和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上,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提升重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未来重庆市需要大力推进和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重庆市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得到的启示主要包括:(1)需要大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2)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需要进一步优化。(3)应鼓励那些生产环节较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4)应加强国企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参考文献:

[1]刘龚,张宗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7,(4):19-21.

[2]刘新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对策分析[J].江苏商论,2007,(1):92-94.

[3]古广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分析[J].亚太经济,2008,(1):55-57.

[4]古广东.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机理分析与尝试性检验[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6-9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4—2009[R].

作者：古广东

外贸市场多元化计量分析论文 篇2：

公司成长：机会导向还是战略导向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的大环境下，各个主要行业快速成长起一批企业，又快速消失一批企业。据统计，中国新兴的企业生命周期在5年左右。企业生命周期如此之短的原因是什么？

机会导向型战略为什么容易失败

从中外企业发展的研究中可以揭示出这样的规律，凡是有所作为的公司都毫无例外地采取机会导向型战略，或者采取战略导向型发展战略。而采取机会导向型战略的公司一般生命周期比较短，或者说在发展中比较容易失败。

采取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给企业提供了各种利于发展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展的机会很多，政策、法律、法规等环境还不健全，企业发展更多采用机会主义的战略或策略。什么赚钱干什么，利用当时的市场空间或市场空白发展壮大。

在这种体制环境下，不仅一批民营企业利用此机会快速成长起来，而且一批传统有垄断经营优势的大型国企也采用了机会主义发展策略，发展不相关多元化，但由于管理控制体系的不完备，最终造成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如一批大型专业外贸公司利用早期与国际企业打交道的先机，较早地接触到国际市场、拥有了一批国际客户资源、掌握了大量国际市场信息，但这些资源不是靠企业自身经营能力，而是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垄断经营获取的。这些公司由于垄断经营，市场、客户、资金、利润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必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拓展就能获取，在发展上自然不是建立在对外部市场透彻分析、对内部能力的充分研究，两者最佳结合的基础上，而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方式，靠个人的关系和对市场的直观判断，于是伴随企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乱存款、乱贷款、乱投资、乱开设机构、乱代开信用证、乱调动资金等不规则经营现象，基本上采取放账经营的方式，在短短的数年时间，设立海内外机构数百家，不良投资上百亿，逾期应收账款上百亿，遍布全球的海外企业基本上都造成巨额的损失，其中绝大部分后来都被关闭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21世纪前期，战略管理被逐步引入到中国企业当中。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体现在国家层面战略的主动转变和一批国有企业遭遇危机面临倒闭边缘的被动转变传统的发展战略，同时体现出从依赖国家扶植到向适应市场的转变。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特别是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纷纷倒闭，宣布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无法支撑起国家的长期发展的。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政府给财阀式企业集团金融、税收、包括经营政策、政府工程等巨额和涉及广泛的政策优惠，使韩国从相当落后的经济土壤中快速成长起一批涵盖经济各主要产业的企业集团，当时的钢铁、化工、造船、汽车、石油、纺织等领域都被30大财团，特别是前5大财团所垄断，这些产业构成了韩国经济的主体。

当时我国政府对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曾经很欣赏，政府、企业纷纷派团前去学习。在外贸领域已经开始引入日本、韩国的综合商社模式，并且也想靠政府政策支持快速成长起若干家以贸易为主体，金融、信息服务和一些主要产业无所不包的综合商社，并选择了中央和地方企业进行试点。就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处于形成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日韩一批靠政府支持的企业集团相继倒闭，中国一些国有企业有的倒闭，如广国投、中农信等，更多的是陷入了支付危机，不良投资、巨额逾期应收账款，这些大企业病都成了这些企业危机的根源。由于国际银行普遍实行从紧的信贷政策，原有贷款缩短还款期，到期债务不再续期，那些依靠巨额贷款从事贸易的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支付危机。

从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依赖政府政策支持成长起来的企业的脆弱性和隐患的巨大。国家战略逐步调整，政府着力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市场的方式去培育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其次是强力推进大型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体制改革，在制度上为企业成长创造环境。第三是在主导行业破除垄断，引入竞争，在石油贸易、化肥进口、金融、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等行业都引入至少3个以上的竞争者，开放这些行业，市场化环境逐步在形成中。企业战略的调整，不再依赖政府政策，而是培育市场竞争能力，从20世纪末，公司战略管理正式引入到这些国企中来。

在20世纪末期，一些国家的大型外贸公司开始在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协助下，逐步实行国际企业通行的战略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

外部竞争力量的强大压力和残酷性是推动中国企业成功转型的动力。转型就意味着放弃传统的轻车熟路的一套管理和经营方式，甚至变革还将是组织内部的利益和权利的重新洗牌，一些既得利益者或利益集团会拼死反抗、阻挠变革。这时，公司变革的成功往往取决于最高管理者的意志力、决断力、推动力，这种意志力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具备的。在世纪之交的企业变革转型过程中，也有一些大牌企业倒下了，或者走向了衰落，如德隆、科龙、健力宝、三九集团。

中国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机会主义导向的一个比较特有的现象就是过于看重政府关系，政府关系的维系是要花费较大的成本，这种成本对政府掌握公共资源及其配置权利来说，又可以在获取过程中进行摊销和消化。从成本和收益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众多的企业不惜血本地进行政府公关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机会主义导向的亚洲企业都有多元化情结？实质上还是战略选择能力不高所致。机会主义的战略模式，什么赚钱做什么的思维模式，追求进入500强的表面强大的情结是多元化的三大温床。在这样的模式下，永远都存在诱人的机会，永远都存在赚钱的行业，多元化也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做强是做大的基础，做大是做强的保障。企业越强，做大的能力越坚实。然而中国大而不强的企业普遍很多。从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名单来看，是行业重组公司或行业垄断公司，这在石油、石化、钢铁、贸易领域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营业额很大，但竞争能力不强，利润率很低。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创造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多，采用机会主义导向、机会主义战略模式的企业越来越多，一些企业做了5年、10年仍然主业不清晰，仍然没有确立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而是在一个又一个行业里摇摆不止。在这种摇摆过程中有两类风险：一是不同行业转换过程中，不断增加不良资产，使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二是错失了在发展进程中做强的机会，在大的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丧失了生存机会。

企业在发展进程中，主业的选择，核心能力的确定比赚取利润更重要，因为这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若生存的基础都无法确立，何谈发展。

为什么机会主义战略导向的企业在中国没有做大做强的案例？因为机会永远导向不相关领域，机会主义导向的结果是走向不相关多元化，不相关多元化是机会主义导向的归宿。那么不相关多元化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成功的案例很少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经营资源的约束

经营资源主要是两大类：一是财务资源，二是人力资源。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两种资源都是稀缺的。在两种重要资源难以保障的条件下机会主义战略导向的不相关多元化就会发生重大失误，或者说导致战略选择的失败。

德隆集团是机会主义战略导向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经济在转型、行业在重组、企业在改制，大量的机会涌现。德隆利用并购各类金融机构作为其在全国多元化扩张的资金平台，圈到高达500多亿的资金，在全国掀起德隆并购浪潮，在短短几年内打造起跨十几个行业的德隆系企业集团，但资金链一断，德隆帝国瞬间倒塌。

机会主义战略导向的另一经典案例是格林科尔，其采取与德隆相类似的手法获取资金，或者承诺的投资资金迟迟不到位，或者在企业间资金挪用，建立了庞大的格林科尔系。这种建在沙滩上的格林科尔系企业大厦一旦遭遇到外部环境变化，转瞬就会倒塌。

管控能力的约束

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管控体制替代了国际大公司通行的管控制度和体系。这样的企业在中小规模、一两个行业和一两个地区发展时还能管控得住，一旦发展成大型企业规模，行业扩张到5个以上，地域变成全国性或全球性公司，以个人为中心的管控体制就会发生管理失控问题。这种失控表现在：

在决策体系中，高层管理职责定义不清，决策流程混乱，决策体系中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不明确，决策会议没有严格的程序。

在管理体系中，战略管理被忽视，或者被表面化，或者不起作用；预算管理成为软预算约束，或者成为讨价还价的过程；人力资源管理中缺少科学化、流程化的考核程序，选用人随意性，激励不足，关键岗位的后备人才培养缺少规范化程序，中高层管理者的培训常常被忽视。

在控制体系中，业务运作流程缺少监控环节，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备，内部审计控制流于表面化，特别是业务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大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常常陷于不知全局情况的状态，对于庞大的多元化业务群的日常运作状态不清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平安无事，要么就是打击全局的大事件出现。

这两种约束使得机会主义导向战略所引致的盲目多元化和规模化扩张的失败率高于聚焦化战略。美国著名的西屋电气公司向金融领域延伸，营业额为586亿美元，亏损高达24亿美元，几乎陷入破产。美国另一著名的复印机龙头企业施乐公司向投资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领域多元化，受到重挫，以7.78亿美元亏损退出，使主营的复印机业务被惠普、富士等公司超越。眼镜行业的博士伦公司是软性隐形眼镜技术的发明者和市场占有者，在确立了行业领导地位后开始向电动牙刷、助听器、皮肤药膏等不相关多元化业务扩展，分散了对主营业务的研发能力与市场拓展能力，错失技术和产业更新换代的机会，被强生公司所超越。实际上，一个行业或一项业务，其市场潜力和引领需求能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前，轻易放弃这项业务的深度拓展而投资新业务，失败的机会相当大。管理学家阿尔·里斯曾将多元化战略和聚焦化战略比作太阳和激光，太阳是一种以数亿千瓦能量计量的强能源，由于其普照大地而很容易被遮蔽；激光是以几瓦来计量的弱能源，却集中于一束连续的光柱中，可以达到无坚不摧的效果。这是迄今为止对多元化和专业化战略最形象、透彻的解释。

战略导向型发展为什么会成功

机会导向型的发展完全受机会的驱动，有什么机会做什么业务，不是根据外部市场环境、竞争对手、行业现状和前景、自身核心能力和条件来决定是否进入某一行业或拓展某项业务，这种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失败的概率极高。战略导向型则是在进入某一行业或某项业务之前，对这个行业和业务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准确的评价，对自身能力和约束条件进行了有条理的分析，新业务与现有主营业务间的协同效应作了充分的论证，特别是对要进入的业务对公司长期发展的相关性作了深入的探讨，对进入的策略方式作出不同的方案评估论证，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理性和最优的选择。

虽然战略导向型的企业成功概率高于机会导向型，但是战略导向型并不偏向于专业化、相关多元化和多元化中任何一种选择。

大量成功的案例所表现出的规律性是，企业在初创时期是要靠捕捉市场机会，顺应市场机会去培育主营业务，建立起核心竞争力，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在有了业务基础和一些数量的盈利之后，相当多的企业选择多元化投资，但这不是最优的战略选择。正确的选择是不断巩固和延伸核心业务的竞争能力。在主营业务发展出现速度减慢、停滞甚至下降时，不能轻易地进行主营业务转型，而是要认真分析影响主营业务下降的因素。一是竞争强度的大小，竞争者的竞争力是否超出自身主营业务的能力；二是自身对主业的投入是否充足；三是外部经营环境是否发生巨变，自身应变是否同步；四是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营体系是否存在阻碍主业发展的因素，是否及时作了调整；五是市场是否达到了饱和。这些因素分析清楚后，才可决定是否进行主营业务的转型，拓展什么新兴业务，值得注意的是对市场饱和的认识，这涉及到主业调整和主业转型的战略抉择。人的需求有无限性的特征，市场实际上不会达到真正的饱和。可以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主业通过创新是可以极大延长其生命周期的。

战略导向型对主营业务向相关多元化或多元化转型选择之前，会坚持制定一个详尽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在评估现有业务和潜在市场机会，自身竞争能力能否承担起向多元化业务转型的重任，包括资源约束条件，设计出清晰的转型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而调整。

战略导向实际上是一种主动思考的方法论，其实质是在于选择，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选择的基础就是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允许做什么，自身的内部条件能够做什么。成功的竞争战略就是在所选择的行业建立起差异化的核心能力，围绕这种核心能力对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战略导向的实施过程就是以所选择的行业为中心，将在这个行业培育起来的核心竞争能力通过经营和管理系统加以系统间的最优化过程。战略导向型追求的不是这个系统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的成功，而是整个系统的良好运作，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优。

（作者为中海集团战略发展部经理）

作者：林　叶

外贸市场多元化计量分析论文 篇3：

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存在性检验

摘要：选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资本、劳动力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现象普通存在;第二，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关系;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为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对其产生正向影响。

关键词：要素扭曲;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

DOI：10.16315/j.stm.2020.01.0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经历40年的努力后，中国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初步完成。而在要素市场上，其市场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但是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与产业升级不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具体内容。社会需求，科技进步，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都将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不仅在于企业的变通能力，即自身的改革，更主要在于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要素的有效配置。据统计，我国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3%、40.5%、51.2%，其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三、二、一”格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虽然某些产业在规模和成本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总体仍然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低端，而且在其产业内部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结构升级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姜泽华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需求、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此外，唐德祥等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揭示了1999-2005年我国R&D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其实证结果显示R&D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enery等从需求方面用投入产出法验证了一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将会带来内需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需求的变化是产业份额增加的原因之一。DASS分时期揭示外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早期的外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的垄断程度加深，而就长期来说，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是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干春晖等认为政府在制度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要素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微观领域，同时也是企业投入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改进与完善必然要以要素为落脚点。因此，要素市场的扭曲必然会导致企业决策的失误，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价格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相关文献综述：近年来，较多学者对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颇有建树。郑振雄等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至产业结构演进的传递途径，并且认为技术进步特征均会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而加剧，最终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滞后。林雪等建立VAR模型，进一步分析能源要素价格的相对与绝对扭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建议需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实现宏观经济的再平衡。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得出一些颇有建树的结论，但是将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并不多，比较传统的研究视阀更多集中于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扭曲是普通的现象并会产生一定的正向效应。本研究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一般思路发现和厘清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之问的传导机制和动态调整，旨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1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量

1.1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及结果

1.1.1测度方法的选择

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主要通过各自要素价格扭曲指数来反映的，因此本文选取各自其价格扭曲程度指数代替市场扭曲程度。由上文的綜述可知要素价格扭曲估计方法主要包括生产函数法、影子价格法和前沿技术法。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选用C-D生产函数对要素价格扭曲进行测度。

1.1.3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生产函数的参数α和β进行估计，由于西藏缺少部分年份的固定资产总额数据，无法测算其资本存量，因此截面数据不包括西藏。本部分的数据来源包括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共510个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知网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经网数据库。

即总产出（y）。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出各省市2000-2016年实际GDP，然后取对数为ln y。

即资本存量（K）。采用张军等的估算方法，利用永续盘存法测度我国30个省市年度的物资资本存量，即Kit=Kit-1（1-δit）+Iit，将各省各年度的资本折旧率统一为0.096，最后取对数为In K。

即劳动力投入（L）。本文将各地区的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量，并取对数为In L。

即资本的价格（r）。用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折旧值除以相对应年份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

即劳动力的价格（W）。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总量的比值表示。

1.1.4计算结果及分析

基于本文的数据回归模型采用2000-2016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所以本文使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别使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F检验的P值为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明显由于混合回归;在Hausman检验中，由于P值为0.000，故也拒绝原假设，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本文的α估计值为0.185，口的估计值为0.940。

我国近20年来资本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都不等于1，所以各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总体上两者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资本价格的扭曲来看，各省份在2000-2015的价格扭曲程度均大于1，此时说明资本的价格被高估，资本要素价格被负向扭曲，即资本的价格相对于其边际产出偏低。于此同时，劳动力要素也反映了相同的机理，即劳动力要要素的价格相对于其边际产出也出现偏低的情况，如图1、图2所示。

1.2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及结果

1.2.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选择

产业结构转型是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异的核心变量，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2个维度。本文选取合理化指标和高级化指标来估计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反映了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也反映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即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衡量。本文修正干春晖的做法引入泰尔指数的倒数。具体公式如下：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是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在经济结构驱动下的信息化是产业结构升级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服务经济”过程中第三产业增长率快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典型事实，本文以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ISA简写）为基础，作为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即ISA=Y3/Y2，ISA越大，则意味着经济正朝着服务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1.2.2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对我国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列举全国产业结构的2个衡量指标，在产业结构合理化（RIS）方面，自2000年以来，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逐渐上升。在高级化（ISA）方面，ISA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是在2011年之前，高级化程度变化并不大，自2011之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上升迅速。在2015年，RIS指数达到1，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大于第二产业增加值。综上，自21世纪以来，RIS与ISA值均表现出波动性，且两者的演变趋势大致一样。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考虑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就可以避免2种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2实证分析

2.1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本文旨在分析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从要素价格扭曲这一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检验。在本文之前的分析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选取了合理化和高级化2个指标衡量，因此本文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为

2.2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部分的数据来源包括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共510个数据，本部分的数据主要来源知网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经网数据库。产业结构升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以及劳动力、资本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等指标前文已经一一介绍，在此就不赘述。因此，本部分主要介绍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it选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总额（剔除物价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国地区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INFR_it使用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以及高速公路里程数之和表示地区内公路密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TA_it使用地方财政支出在地方GDP中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环境规制ERI，本文借鉴沈能的做法，选取各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力度。消费需求结构c_it参考吴晓霞的做法，采用人均各省GDP的指标来衡量。外贸规模FTC_it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重来表示。研发资本R&D_it采用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指标来衡量R&D的投入。

2.3实证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很多，如LLC、HT、Breitung檢验、IPS、ADF检验等。本文选择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 4种检验方法，以4种方法都通过检验的作为最终结果，增加单位根检验结果的说服力。最终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均是平稳数据。

在进行要素市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先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省际数据地区模型的选取，如表2所示。在进行F检验时，拒绝原假设，即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在进行Hausman检验中，接受原假设，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综上所述，在进行要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回归分析中，本部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其之间的影响。

由表2可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2、-1.436，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具体来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对存在着负向关系。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存在着负向扭曲时，即劳动力和资本的实际工资低于其边际成本，那么此时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率就会被压低。对于低技能和低存款的人而言，他们将过少的劳动收入仅仅满足于自身的温饱，过低的工资存款占据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使其减少对自身或者后代能力的培养及教育的投资，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创新，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相反，对于那些高收入者而言，由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负向扭曲，使其劳动付出得不到相对应的报酬，从而使劳动者丧失劳动积极性，离开企业，进一步导致企业丧失更多的人力资本，抑制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与此同时，对于企业而言，资本的价格扭曲同样也会抑制企业产业结构。由下表可以看出，相对于资本要素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要大，说明了劳动力要素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大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改善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发展情况迫在眉睫。

另外，在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管理方法，还可以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其他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在本文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卻不是特别显著的，此外，在模型中可以看出，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影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外资企业强大竞争力占据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使一些内资企业发展缓慢甚至淘汰出局，尤其是先进的技术性产业等第三产业，而本文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选用的是三二次产业比值来衡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INFR）而言，其对产业结构发展是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程度（STA）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负向影响，表现政府应该简政放权，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又好又快发展。停止对那些无法盈利的僵尸企业进行政策扶持，让企业通过市场这一环节自行优胜劣汰，从而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促成产业优化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为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打下优质的外部基础，可以看出环境规制（ER）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大更加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促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比较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对于消费需求结构（c），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正相关，在上文分析中可以得知，消费需求与个人收入密不可分，而收入水平又决定着消费层次，进而影响着产业结构，与已有文献的结果一致。从外贸规模（FTC）的角度来看，外贸市场的繁荣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奠定巨大基础，尤其在推动第三产业方面的发展非常显著，同时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外贸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有正向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并不显著。最后从研发资本（R&D）角度来看，研发资本会引起边际利润的扩大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从回归结果来看，研发资本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正向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并不显著，可能存在的原因是R&D自身内部的扭曲错配所影响的。

在进行要素市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之前，先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省际数据地区模型的选取。由下表结果显示，在进行F检验时，拒绝原假设，即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在进行Hausman检验中，拒绝原假设，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综上所述，在进行要固定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回归分析中，本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其之间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实证结果可看出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度、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4、-0.143，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具体来看，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为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越大，其要素成本就越低，那么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它的资本收益就比较低。所以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其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越大，其行业越难发展，最终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对于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同样对前文的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机制一样，因为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会使企业在维持自身较高利润的同时牺牲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或者说企业自身还是停留在初始的发展状态，这样就会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这与上文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是一致的。

另外在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管理方法，还可以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其他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从本部分的回顾结构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IN-FR）而言，其对产业结构发展是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同，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程度（sTA）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正向影响，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动稳定期待作用。于此同时，政府要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市场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对于环境规制（ER）这一控制变量来说，中国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从而使得大多污染密集型企业对环保方面要求提高，短期内加大企业运行成本，从下表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对于消费结构（c）的影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结论一致，消费需求与个人收入密不可分，而收入水平又决定着消费层次，进而影响着产业结构。对于外贸规模（FTC）和研发资本（R&D）来说，两个变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不管对于外贸规模还是研发资本，两者对于产业提供的技术，资金，经验支持都是非常显著的，都会能引起边际利润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目前经济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以劳动力和资本为例）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在分析我国目前要素市场发展现状之后，测量我国要素之间的扭曲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在此基础上，选用2000_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手段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体研究结构如下：第一，资本，劳动力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现象普通存在。由上文得知我国近20年来资本与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都不等于1，所以各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总体上两者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第二，从实证结果来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均产生影响。其中，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对存在着负向关系。相对于资本要素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要大，说明了劳动力要素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大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影响。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劳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资本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首先在要素市场构建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实现要素市场的合理定价，对不同要素市场扭曲要做特定的调整。在劳动力市场上，促使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消除市场分割;加快劳动力自由流动，消除就业歧视;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改善就业结构，拓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和选择机会。在资本市场，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程度，减少政府干预程度，减少金融抑制，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方面，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服务业，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水平。

作者： 金本庆 汪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