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企业技术创新论文

[摘要]本文借助组织创新采纳研究的基本框架，对国内有关出版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展开系统梳理，归纳出新技术采纳内涵、新技术采纳影响因素、新技术采纳策略。基于新技术采纳的管理创新等研究内容，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关键词]出版企业；创新采纳；影响因；管理创新[作者简介]丛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印刷企业技术创新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印刷企业技术创新论文 篇1：

技术创新要素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依据相关文献及研究假设，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在对样本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创新要素的协同、企业与外部创新要素的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创新绩效都起到积极显著的直接影响作用，且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该研究方法为获得科学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创新要素协同；创新绩效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novation Elements Synergy’s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E Ling , CHENG Xin, QIU Jian-hua

(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Key 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ynergy of innovation element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最终是由创新绩效来反映的。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内部各参与主体因追求各自局部或短期利益而导致创新失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使得从协同的角度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研究尤为重要。对这些因素的掌握有利于监控创新的运作，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1]。而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创新绩效本身的构成指标上，对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机理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在调研基础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为掌握重要绩效影响因素、全面客观评价创新绩效并对其优化提供有效依据。

一 概念模型的设计

英国经济学家J.Langrish（2000）总结出6个导致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有权威的杰出人物支持创新活动，有其他方面的杰出专家支持创新活动，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创新组织内的良好合作，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Moreno，Montes（2004）认为要想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就必须先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团队凝聚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Griffin (2003)对研发和市场营销两个要素的投入进行分析表明，那些研发和市场投入协同配合得好的企业，其研发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外，一些学者就企业内跨部门协同配合程度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有的还做了实证分析。但多是分析研发与市场营销的协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未从系统角度对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学者马宁等人（2006）通过调研，以专利数量、创新产品数量和创新产品销售比例作为度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指标，用统计回归法分析了影响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从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看，官建成（2004）认为，技术创新能力可划分为学习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和战略计划能力共7类[2]。

基于已有研究及对我国多领域企业的调研分析，本文探讨企业内部创新要素的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的协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内部创新要素的协同主要体现在技术与非技术要素的两两协同、技术要素本身内部的协同以及企业内部多要素的协同三方面。企业内外创新要素的协同可以从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能力、合作的关系、政府和中介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三个方面来体现。基于已有研究及我国企业的特点，将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划分：研究与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构成，学习能力、资源配置和组织创新能力是另外两个很重要的能力分支。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度量应采用综合性指标，因为单一指标很难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总体绩效。本文采用中间过程产出指标、最终产出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来综合度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间过程指标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数、科技论文发表数、技术诀窍数；最终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开发的新产品总数、新产品销售收入、销售利润率、物耗（能耗）降低率；社会效益指标主要用减少环境污染程度来度量。综合这些因素，本文提出了它们之间关系及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Goldenberg K(2003)认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应当寻找一个平衡点，该目标应通过寻找研发与企业战略及内部组织设计的方式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技术与其它因素的平衡发展会给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结果带来正面效应[3]。许庆瑞（2006）认为，技术创新必须牵涉到技术与非技术因素的相互配合，非技术因素主要指对市场的开拓、对科技人才的有效激励、创新组织的合理设置以及企业的技术发展战略，这些非技术因素只有和技术因素本身获得协调发展，才能促进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及创新绩效的优化[4]。基于有关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需要，提出以下假设：H1：技术与非技术因素两两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2：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3：技术创新能力在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协同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梁雨谷（2004）指出，企业研发机构内部要促进研发行为与研发管理行为之间的协同，应形成超前研发、应用性开发、成果转化及科研管理等各项行为协调的局面[5]。陈钰芬（2009）指出，技术要素内部也是存在相互影响的，超前研发与实用开发之间关系的合理处理、科研资源在创新各环节的合理配置以及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都是技术要素内部要考虑的环节，这些环节的协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并能增进创新产出[6]。基于有关学者的研究及本文需要，提出以下假设：H4：技术因素内部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5：技术因素内部协同对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6：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技术因素内部协同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Laursen K &Salter A（2006）对工业企业的62个新技术项目做了实证分析，表明研发和营销的投入匹配度越合适，项目成功率就越高[7]。国外一些学者(Joe T 2001；Gupta A K,Rogers E M 2002)对各部门间协同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各创新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源、制度等多边协同度越高，越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从而加快企业消化吸收技术的速度，增强企业技术积累和创新产出[8]。许庆瑞、郑刚（2006）认为企业应当突破线性创新流程的范式，追求企业内各个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协同发展，并认为这种协同对企业积累技术知识以及企业绩效可能有促进作用[9]。基于有关学者的研究及本文需要，提出以下假设：H7：企业内部多因素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8：企业内部多因素协同对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9：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企业内部多因素协同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Faems D & Vanlooy B（2005）指出，企业创新的成功不仅与其自身的资源有关，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对本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很明显，各创新组织间应加强合作和交流[10]。Michael D S（2000）分析了产学研合作行为及各合作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认为除了要做好企业内部的创新工作外，还应从外部获得创新资源，如应建立和维护好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处理好和政府以及中介组织的关系，提升参与外部创新合作的能力[11]。这些行为的加强将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创新的业绩。Cooper R G(2003) 指出企业拥有的资产、创新能力与环境不协调是导致绩效下滑的主因[1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0：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11：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1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H1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三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的目的是测量6个潜在变量(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 技术要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绩效)的观测变量。我们借鉴了国外的研究量表，并结合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特性对问卷中的观测变量进行了改进式设计，并用调整后的量表做了实验性测试与访谈。实验性测试后的观测变量中，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有5个观测变量（技术与市场、技术与人力资源、技术与战略、技术与文化、技术与组织）；技术要素内部协同有3个观测变量；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有3个观测变量；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有3个观测变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5个观测变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8个观测变量。总计27个变量构成问卷的项目，变量的计分方式均采用7级打分法，从1到7代表程度从最低到最高。

（二）调查对象

为使调查结果符合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本研究对目前国内各行业的典型企业（以生产型工业企业为主）进行问卷调查，其中钢铁企业12家、铝工业企业11家、高技术装备制造业企业7家、生物科技企业6家、新材料企业8家、环保企业14家、IT企业16 家、汽车行业企业 5 家、化工行业企业8 家、建筑行业企业14 家。采用电子文档和印刷品的方式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涉及的区域包括深圳、广州、长沙、武汉、郑州、成都、重庆等地。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性，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为企业研发部门的主管、研发人员及其他一些相关性比较大的部门主管。我们共发出问卷480份，收回396份。在收回的问卷中，有效问卷33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69.6%。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是对调查结果采取Cronbach α系数进行了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协同、技术要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绩效的Cronbach α系数均超过了0.7，显示了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的问卷由前人文献经过适当修改而来，因此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考虑到国情及企业技术创新的特定环境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CFA)对具体测项进行检验。由表1可知，27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明本研究的各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四 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采用 AMOS7.0应用软件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需要首先建立各个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如上所述，本研究的潜在变量有 6 个，观测变量有 27 个，依此可从协同角度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一）初始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对于利用AMOS7.0估计出的初始模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用各种拟合指数对模型做整体的评价；二是检验参数的显著性，评价参数的意义和合理性[13]。本研究先采用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指标来测度初始模型拟合的质量，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所列出的初始模型拟合指数可知， /df<5，是符合检验要求的。其他的拟合优度指数中，RMSEA=0.068>0.05，但根据标准小于0.08仍可看作是合理的。

对模型参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评价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对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二是对测量模型的负荷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17]。对初始模型的路径进行估计与检验的结果见表3。

中列出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以及相应的C.R.值。结构模型中的所有路径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考值，表明其路径系数在p=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对初始模型的测量模型进行估计与检验后发现，“（B4）技术与文化?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协同”的负荷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目前国内很多企业都没有从实质上对企业文化进行建设，或者只是留于形式，没有真正让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工作起到有效激励作用所致。因而，需要对原模型进行调整，即去除该测量指标，并需对调整后的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和检验。

（二）模型的调整与修正

经过调整与修正之后，调整后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结构模型以及测量模型都得到了验证，其最终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数都有所改善）。

（三）效应分解

变量之间的总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所产生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不需经过中间变量，其作用程度由原因变量指向结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来表示；间接影响是指原因变量通过中间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其作用程度可以用原因变量指向中间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乘以中间变量指向结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乘积来表示[18]。在本文的最终模型中，技术创新能力是中间变量，技术创新绩效是结果变量。从协同角度探讨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各方面变量对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技术创新能力对绩效的间接影响进而总影响的结果可以从表4中得到体现。

（四）研究结果

通过运用结构方程建模(SEM)方法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关系分析表明：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技术因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它们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本文得出汇总表5。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本文假设的支持情况。

由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小于直接效应，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也可从图2中得到体现。

五 结论

研究表明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技术因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这四个环节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活动，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各种因素必须与之密切配合，才能产生协同效应，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技术与战略及文化等因素越是协同发展、研发资源越是合理配置，企业多部门之间越是有效协同配合、企业与外部合作越是紧密，越是会产生更高的技术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协同、技术要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这四个环节又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企业内外创新要素的协同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企业越是善于消化吸收来自企业外部的知识技术，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努力加强自身的技术积累，越是有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在技术与非技术要素两两协同、技术因素内部协同、企业内部多要素协同、企业内外创新要素协同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间接效应明显小于直接效应，所以是不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掌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而改善管理决策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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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灵 程鑫 邱建华

印刷企业技术创新论文 篇2：

国内出版企业新技术采纳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借助组织创新采纳研究的基本框架，对国内有关出版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展开系统梳理，归纳出新技术采纳内涵、新技术采纳影响因素、新技术采纳策略。基于新技术采纳的管理创新等研究内容，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关键词]出版企业；创新采纳；影响因；管理创新

[作者简介]丛挺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普及，围绕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国内出版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早期应用于传统出版流程和管理的信息化技术，到当前面向数字环境的新媒体技术，出版企业对技术的理解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出版与新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如何借助相对系统成熟的框架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国外有关组织层面的技术创新采纳研究起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Damanpour首次基于企业层面提出创新采纳的概念，认为创新采纳是一种组织为适应环境变化提升或保持自身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组织运行手段。目前，该领域研究大体可分为过程研究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两种范式。前者是将创新采纳过程分为一系列连续阶段，分析组织是如何采纳新技术并最终实现组织与技术之间的融合；后者则着重于分析影响组织采纳新技术的各种复杂因素，其目的是揭示哪些因素影响组织对创新的采纳。依循上述研究范式，该领域形成相应的研究内容，包括组织创新采纳内涵与动因、创新采纳决策及实施过程、创新采纳影响因素等。

本文尝试以组织创新采纳为基本框架，对国内有关出版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从而为今后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指明方向和重点。

一、新技术采纳内涵

广义上谈，出版企业的发展已步入技术创新阶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实际载体。有学者更是将出版企业技术创新系统视作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体现出多主体多层次、开放和动态演化的特征[1]。然而，相较于一般高科技企业，出版企业并非以直接的技术创新为驱动力量，从出版史的角度考察，技术因素在出版活动中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手段”层面[2]。紧紧围绕出版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必要的技术适配，是现阶段较为理性的选择。“内容为体，技术为用”是对两者关系的合理定位。有学者主张，出版企业与新媒体之间应保持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从而把握新媒体特性，找到出版与技术嫁接的最佳方式[3]。出版与技术之间相互融合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界定上。徐丽芳教授指出，数字出版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是从出版过程到出版产品全面数字化的一种全新出版形态，而利用数字技术完成出版某些环节的做法，更适宜称之为出版的数字化[4]。区分传统出版的数字化与基于新媒体的数字化出版，绝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尽管两者都属于广义的数字出版范畴，同样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但两者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主要是利用单一的数字技术对纸质内容进行数字化转换，而后者则完全面向用户需求，充分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挖掘数字内容的巨大潜力，创造新兴的商业模式[5]。由此可见，出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其认识也不尽相同。

二、新技术采纳影响因素

关于新技术采纳影响因素，黄京华等人在提出传统企业电子商务系统成功影响因素模型后，以我国图书出版行业为实证研究对象，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识别出客户、战略、技术因素和网站综合性能四大关键成功因素[6]。曾建勋、司静辉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成长因素，并将其分为外部与内部因素，前者包括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四个方面，后者包括产业链结构、出版流程、经营管理、人才资源、服务方式以及产权保护等[7]。汪曙华从我国出版业特殊性、出版社规模因素与决策者因素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出版企业实施ERP的制约因素[8]。王关义与蒋骁则借鉴TOE框架模型，对影响出版企业IT吸收的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9]。在诸多文献中，数字出版政策法律法规建设，尤其是数字版权保护体系普遍被视作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而传统出版企业本身的观念意识和参与热情则被视作重要的内部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出版企业对数字内容的掌控能力，对用户需求的把握，以及培养相应的技术管理人才等问题也都在技术采纳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客观地说，技术创新不能脱离特定的制度环境来探讨，传统出版业的制度惯性或许是上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大伟认为，这种制度惯性在准入许可、盈利模式、有效监管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10]。要提升出版企业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并不是单纯依靠资金投入就能实现，而是需要打破受保护的制度惯性，从而发挥出资源与技术的最大潜能。准入许可与开放自由的互联网精神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必然影响到数字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技术采纳策略

针对新技术采纳的策略问题，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提出相应的策略。徐丽芳教授从商业模式、组织策略、营销手段等方面，系统提出了网络出版的关键策略[11]，尤其是结合经典营销学及相关理论，提出网络出版产品、价格与促销策略。通过对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新媒体运营策略的总结，张志林与彭文波提出以用户阅读为导向的新媒体服务策略、以内容保护增值为核心的新媒体整合策略、以出版物推广为目的的新媒体营销策略和以全球化为视角的新媒体本地化战略[12]。围绕新技术环境下的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代杨认为，出版企业应将自身定位于数字内容提供商，积极发展跨媒体出版，并围绕数字出版对企业的管理机制进行创新[13]。刘寒娥则重点强调构建立体化的数字出版格局，实现跨行业的深度战略合作，同时整合资源优势，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14]。

同样是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或规模的出版企业而言，转型的路径和策略存在较大差异。卢丽莉从出版类型与出版规模两个视角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路径，针对不同出版类型，提出专业出版适合采取基于结构化的定制模式，教育出版应转化为数字信息服务模式，大众出版则更需强调与市场的互动；针对不同出版规模，提出大型出版企业应强调对产业链的主导地位，着重从资源的深加工、全方位整合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小出版社则应在国家政策、资金扶持的前提下寻求特色化经营[15]。合理的定位是企业构建合理商业模式的逻辑起点，出版企业在产品定位上需要明确目标市场，确定服务对象，在渠道定位上一方面与上游作者合作，另一方面与平台运营商合作[16]。任殿顺结合双边市场理论，对数字出版产品定价，以及出版企业多平台接入条件下与平台企业的博弈策略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出版类别特点，提出大众出版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注重内容的娱乐性与易得性，教育出版则需注重互动性与体验性，专业出版需要注重资源的系统性并提高附加值[17]。

四、基于新技术采纳的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离不开必要的管理创新，对于开展新媒体业务来说同样如此。陶喜红认为，管理方式创新与组织结构创新对出版集团的技术创新，以及价值链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出版集团通过实行资源计划，能够优化集团内外部资源配置，在既定成本范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18]。传统出版企业的组织架构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特性，但当出版企业进入以网络产业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形态，传统垂直、多层次和职能化的组织结构就遇到严重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层面的创新。赵金楼认为，出版企业首先应适应网络经济环境特性，建立起扁平化、虚拟化的网络组织结构；其次减少组织层级，向纵向一体化过渡；然后改变单纯功能分工的组织方式，建立以流程为导向项目团队；最后实现内部市场化，使组织内部各个单元形成各自的利润中心[19]。朱静雯与胡誉耀从技术、人文与经济三个层面探讨出版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公司治理问题，其中包括出版企业治理环境虚拟化，推动公司治理管理系统开发，以及为应对数字出版市场激烈竞争而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20]。除了组织结构，绩效管理同样是管理创新的重要一环。王勇安通过对多种绩效管理方法和模型的分析，针对出版企业的特点，提出以平衡计分卡为核心，以目标管理、关键绩效管理、360度反馈评价法为辅助的绩效管理系统建构方案，最终促使出版企业内部的工作团队与个人的绩效表现能够与企业战略目标达成一致[21]。

五、小结

通过对出版企业新技术采纳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围绕出版与新技术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积累，并且形成了若干研究领域，但大部分是针对出版企业技术创新的宏观概述，基于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对策研究较多，而结合具体研究问题展开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匮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和规范的研究方法，相关定性研究所阐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由此产生的结论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可验证性。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研究需要借助组织创新采纳等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应用到我国出版企业创新问题的研究中。通过规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出版企业技术采纳的相关规律。除此之外，相较于国外三大出版类别之间较为明确的界限区分，目前我国出版业依然存在大众出版泛化、专业类别不突出的问题。因此，结合我国出版业发展实际，需要综合参考出版领域与组织类别等分类角度，分析不同类型出版企业在技术采纳状况上的差异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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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丛挺

印刷企业技术创新论文 篇3：

我国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定性评价

摘要:文章在界定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基础上,对我国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进行定性评价,同时指出了我国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认识偏差。

关键词: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创新;机械;电气

技术创新已成为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与进步的主流,并在政府、企业、科研、学术界及社会之间达成共识。在对技术创新共性看法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各界对不同的行业、产业、企业及产品的技术创新特点各有深入探讨和理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方法。但对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份额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技术创新,却鲜有论述和研究。

同时,许多与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相关的企业虽然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但往往方向不明,或者面对现有技术特点不突出的产品无从下手而茫然困惑,或者忙于产品更新换代,不断开拓、取悦客户而精疲力竭;或者急于逃离竞争惨烈的现有市场,投巨资于蓝海且新产品一无所获。

针对这一普遍现象,文章认为除了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之外,对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足,或许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将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1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界定

目前“机电一体化”的定义各有表述,较为普遍的定义由“日本机械振兴协会”经济研究所提出,即“机电一体化是在机械主功能、动力功能、信息功能和控制功能上引进微电子技术,并将机械装置与电子装置用相关软件有机结合而构成系统的总称”。

按照机电一体化的定义,如果将计算机、执行元件、动力源、传感器、机构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要素,那么与其相对应的五大功能是控制、操作、动力、检测、构造,如图1所示。

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包括印刷机械、纺织机械、轻工机械、食品机械、机床、交通运输工具等等,其重要特征是机械动作的精度及准确性、各种动作的协调性、机械机构及功能的可靠性、机构及产品的寿命长期性。这些重要特征决定了机电一体化产品对其加工对象的加工完成能力,即被加工的对象产品性能及质量指标能否满足其要求和标准。

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机械速度的高低现在已成为许多产品最重要的功能指标之一,其它的功能要求,即使是十分重要的要求,反而成为高速度的派生要求。尽管不同类别的行业及产品对“高速度”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单张纸胶印机大约在15 000张/h的速度指标下基本分出了国内外产品的档次与能级;书刊胶订联动线国内外产品的档次与能级明显界限则为速度7 500本/h左右,但速度高低确实已成为许多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档次、能级的分水岭与界限。

文章即是根据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基本定义,对高速度下的国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技术指标及性能进行定性评价及探讨。

2国产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定性评价

当前对国产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与国外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之间存在差距没有异议,但对差距的认识和评价却有不足,与其说对技术和产品本身的差距认识不同之外,倒不如说对如何缩短差距分歧较大更为贴切和准确。若要消除分歧、求同存异,还得对国产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有一较准确的评价,国内外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现状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

①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检测与传感系统、接口设计系统、控制系统、执行与驱动系统的设计、制造模式较接近,社会配套能力差距较大。

②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机械系统的设计、制造模式有明显区别,能力有显著差距。

③上述可归结为电气部分较接近,机械部分差异较大。

表2表述的意思不难理解,需要解释的是:

①国内企业及社会配套企业的生产硬件水平,如厂房、机器等不比国外企业差多少,很多企业已经超过国外企业,所以机器零件精度已有保证,实际水平也确实不低。

②机械材料有一定差距,但主要是材料选用和处理专业知识掌握不够,对工艺技术不够重视,而且材料工艺处理能力不足。

③机械质量标准并非大部分比国外低,而是标准高低不一,对标准尺度把握不足,高低与否心中无数,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标准超过国外标准。

④国内企业及技术工人装配能力并不低,但实际装配水准及精度却不高,除了装配标准不够准确外,精益求精的意识较差是主要原因。

表3反映出的现象说明:

①国内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性能及指标与国外产品相比,不管是局部水准还是整体水准均有着较大差距。

②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上,技术差距不是整体差距的“最短版”。

③上述指标水准差距更多体现在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机械部分。

国内产品的故障率较高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而且产品寿命周期较低也一直被客户所诟病,图2反映了国内外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时间与故障率之间的对比关系。

由图2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①国内产品初期(约半年)故障率较高;国外产品初期故障率较低。

②国内产品稳定运转周期(约半年至两年)较短;国外产品稳定运转周期较长。

③国内产品稳定运转周期内故障率高于国外产品。

④国内产品使用寿命低于国外产品。

3机械与电气孰强孰弱的探讨

目前,对我国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机强电弱”,这是基于我们许多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企业的产品开发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判断。由表1可知,我们的机械零件基本上是企业自己或者是国内外部协作企业承担的,而电气控制元件基本是外部采购的,并且更多的使用了国外品牌产品,越是高端产品,电气控制元件国产化率越低。所以上述判断是有道理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国家而言,“机强电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国家有必要反省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并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及政策。但对于企业而言,“机强电弱”却是一个假象,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基于企业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我们却是“电强机弱”,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理解这一所谓悖论并不困难。

前文已经论述,社会化的高度分工使得企业只能集优势资源专注于核心技术及竞争力,而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的专业化程度极高,投入极大,远远高于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企業的投入,即使企业有足够的实力进入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领域,其投入产出比也是很低的,何况在充分竞争的社会里,更多的具有竞争传统优势的电气企业向社会提供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企业有着较大产品选择空间和较多选择机会,这将使得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企业涉足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变得极不经济。

因此,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企业“电弱”恰恰是正确的“战略放弃”,而企业向社会采购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使得自身的产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和较强的竞争力,却表现出了自身产品“电强”的特点。目前,世界上领先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制造企业开发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的比例不多,向社会采购是全球国际化企业不约而同选择的业务模式。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制造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在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上差距不大,他们选用最新的电气控制技术及产品和我们仅有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差距,选用出发点更多的具有品牌“偏好性”差别,可以认为国内外企业基本处于同一个竞争水平。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我们的所谓“机强”恰恰是“机弱”,这是一个亟待纠偏的认识问题。前文已述,我们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基本表现在机械部分,这种差距不仅较大,而且均不是提升或更换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所能解决的。事实上,由于我国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机械部分的落后,并且设计人员和客户对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可靠性的过度追求,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的许多性能无法完全展现,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选用的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功能过剩”和“技术过剩”。

机械部分与国外产品的较大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设计原因、材料原因、工艺原因、加工原因、装配原因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原因。这种差距表现在产品质量,更多源于人的技术意识和产品质量意识。

事实上,我们已有不少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或者收购国外的企业及产品和技术,但到了国内生产,依照同样的图纸和工艺却生产不出同样优质的产品;外国工程师在国内指导可以生产好产品,外国工程师回国后我们的产品质量再次下降。殊不知目前我们国内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企业设计硬件与软件以及生产设备水准已与国外一流企业不相上下,在许多行业甚至大大超过他们,员工的制造经验和技能也不比国外差,但生产能力和效率却远远落后。

对机电孰强孰弱讨论的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厘清一个概念,更在于要明确基于企业的高速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和创新应将主要着力点集中于机械部分的研发、改进、提升,而不是以一个空泛的概念为依据将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投入于企业无法且不应当承担的电气控制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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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