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诗史意向论文

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对传统乐府的体式开拓和艺术创新，集中代表了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鲜明体现了杜诗作为“诗史”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征，在杜甫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杜诗诗史意向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杜诗诗史意向论文 篇1：

意淡情幽 诗苑魅力

摘 要：我国古代古典诗词是我国诗歌百花园中的奇葩，多少年来，让无数中外人士为之倾倒、为之折腰，而细品诗歌蕴义，我们可以很快发现，诗歌的魅力不仅在于表面用字、用词的对仗及韵味美，深入挖掘诗歌内在，我们可以发现，意向与情感表达才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深层次内涵，而意向往往化身为一种具有高级审美价值的意境，用以寄托、表达诗人的内心思绪。

关键词：古典诗歌；意向；情感表达

古典诗歌构建了诗歌百花园中惊艳的一幕，让人为之叹服，笔者在研究、思考相关古典诗词的基础之上，发现诗人往往在作诗时会用到某些意向，不少意向还具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笔者综合起来，认为山水、月亮、流水，这三种意向极为常见，也构建了丰富的诗歌意境及内涵，寄托了诗人的内心情感。

1 “山水”意象，惆怅心理

古典诗词中关于山水诗的诗歌数量是很多的，纵观不少古典诗词，我们发现，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人们往往要越过千山万水才能与友人、爱人相逢，一旦离别，又将面临着千山万水的阻隔，因此，很自然的，在古人吟诗时，就会把惆怅的思绪通过山水来表达，山水不仅成为时空上的阻碍，也成为了诗人内心的阻碍，这就是意向的外在表现形式。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就是《诗经》与《古诗十九首》之中的例子。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在诗经《秦风·蒹葭》一文中，诗人描绘出了这样一幅景致：深秋霜露时分，诗人伫立在河边，远远地凝视着河对岸，河对岸就是伊人所在的方向，而在诗人的想象中，此刻对岸的伊人一定是长裙飘飘、袅娜多姿，但是诗人与伊人之间隔着一道河水，诗人可望而不可及。在这里，山水成为一种意向，暗示着天涯咫尺、一水相隔，诗人看着苍茫的河水，深感惆怅。

在《迢迢牵牛星》中，诗人从女性的角度，想象着织女的生活，写到了织女会因为相思而无心织布，诗人与佳人之间，仅仅隔着一到又清又浅的河水。在这里，山水不仅成了现实的阻碍，也成了诗人心里的阻隔，山水成了诗人心中惆怅的源泉。

以“山水”作为意向的案例举不胜举，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是表达了临别之时，用山水比作情深意切，这是对深水意向的一种升华，一般来说，山水成为阻碍，引发作者的惆怅、忧伤的情怀，同时，山水也成为一种对感情的考验，跨越山水，就能与爱人、友人相逢，不正是从反面说明了爱之深、情之切吗？

2 “月亮”意象，思乡情切

月亮在古典诗歌的意向中，可谓十分频繁，望月思乡、望月思人，这与月亮的物理性质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月球约一个农历月绕地球运行一周，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它的公转周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只能看见月球永远用同一面向着地球。从外形上看，月亮呈现出“曲”和“圆”两种形状，圆形给人以丰盈、圆满的审美意识，曲形则给人以回旋、柔美的审美意识。在光芒上，月亮的光或银白，或微黄，给人一种光亮柔和、清新淡雅的审美体验。含蓄柔和的光彩，最符合中国古典诗人的审美追求。这个审美追求强化和契合了诗人对月亮意象的“悦目”之美。

最具有代表性的使用“月亮”意向最多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了，在杜甫创作的诗歌中，咏月诗颇有特点，梳理一下，仅诗题中有月的就有二十多篇，为咏月诗歌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看《月》（其一）：

万里瞿唐月，春来六上弦。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

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

这首诗，杜甫以“月”为题，阐释了月亮意象的另一重含义。全诗以明月寄托思情，用同一轮明月寄予两地的思念，将悠远绵长的思情与孤独寂寞感伤交织相容，最后形成一种寂寥苦思、清丽深婉的清凉的氛围，这就更容易引起读者与之同悲的共鸣。

又如《月》（其二）：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

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

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

此诗也是表达诗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在这首诗中，杜甫的月亮意象有了更新的意义。“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一二句描绘出了一幅凄冷萧瑟的场景，渲染出一份清秋的萧瑟气息，表达出了诗人对故乡亲人的思乡之情。“月清影”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月亮的无限抒怀，而这里月亮下诗人的清影与月亮独自悬于一方的清影已经融为一体，在杜甫的艺术空间里，月亮和自身经常形影不离，情感交织。《月夜》这首诗是杜甫的月亮诗中的经典之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诗人将遥远的两地情用一种创新的手法来表现。诗中并没有写出自己如何思想妻子和孩子，而是通过“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的想象写出了对方是怎么样的思念自己，这种角度在中国古典诗歌上实属少见。《月夜》更重要的艺术价值在于全篇一开始就用月亮意象铺垫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这首诗中的月亮意象一共出现了两次，“今夜鄜州月”一句点名了诗人当时的境况，看着明月，望月抒怀；“清辉玉臂寒”一句虽然没有出现“月”字，但这也是诗人月亮意象的一个层面，诗人借月亮的“清辉”，想象着妻子在异地的情形。

3 “流水”意象，功名遐想

“流水”意向在古典诗歌中也较为常见，结合流水本身的特征，与流逝、时间、生命、青春等都有着直接的联系，自然与诗人的功名利禄也有着必然的割之不断的关联。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在其《登高》中就用了东去的长江的流水作为一种意向，意在表达自己感慨时光流逝，而壮志难以实现。

在我看来，流水意向用的最为淋漓尽致的要数张若虚了，在他那首被赞为“孤篇压全唐”的诗歌《春江花月夜》中，他正是运用了流水这一个意向，让古今中外的诵读者得到了共鸣，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才。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一曲游子相思惆怅之篇竟被诗人演绎得如此音调优美、词清语丽，如果说诗韵在于其表面洗净了六朝宫体的浓脂腻粉，那么内在则是超越了世俗，写尽了关于宇宙、生命、哲学的奥秘，这些魅力很大层面上来说是归功于“流水”意向的功劳。流水是流逝的青春，流水又是今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透彻了人生的真谛，也就明了了春江花月的绚烂。

总之，作为今人，有幸站在文艺百花园中吟诵古典诗歌，这是一种时过境迁的幸运，在吟诵之余，不免深深膜拜那些留下诗篇的古代诗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古典诗词的魅力却深深沉淀于岁月，与流逝无关。

参考文献

1 马大龙，怎样鉴赏古体诗词中的形象[J].教师，2012（01）

2 王世海，杜诗“诗史”说当时意象探究[J].中国韵文学刊，2006（02）

（责任编辑 杜和）

作者：杨莉

杜诗诗史意向论文 篇2：

论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

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对传统乐府的体式开拓和艺术创新，集中代表了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鲜明体现了杜诗作为“诗史”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征，在杜甫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汉武帝正式创立乐府官署，乐府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也开始了它的发展（虽然当时“乐府”只是朝廷主管音乐的机构名称而非诗体名称，但这种诗歌样式是伴随乐府机构而出现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当时所采集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等民间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且“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对这类被后人称之为“乐府诗”（或乐府民歌）的基本艺术特征和表现功能作了简要的评述。汉乐府中的部分民歌，如《战城南》《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民众心声，显现了乐府诗的本质特征，成为汉乐府中的精髓。因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的創作传统，也是“乐府诗”的精神内核，更是后世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诗的创作准则。

基于乐府诗的这种重要特征，我们认为，“新题乐府”首先必须继承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和现实精神，否则，就抛弃了乐府诗的本源，丧失了乐府的实质。杜甫的“新题乐府”之所以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并奠定了“新（题）乐府”的创作格局，根本原因即在于它充分地显扬了“汉乐府”的这一创作精神与本质特征。

一

杜甫“新题乐府”诗作为唐代出现的新诗体，既具有对传统乐府诗的继承性，又表现出艺术形式的开创性。汉末魏初以来，乐府诗开始受到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逐渐地由民间转移到文人手中，并因之得到迅速发展。建安、曹魏时，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乐府诗人，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以古题写时事，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乐府诗，如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但从其发展趋势看，“上变两汉质朴之风，下开私家模拟之渐……乐府与社会之关系，始日就衰薄”。乐府诗在六朝至初唐时期形成了创作高潮，但六朝乐府“其风格则儇佻而绮丽，其歌咏之对象，则不外男女相思……几与社会完全脱离关系，而仅为少数有闲阶级陶情悦耳之艳曲。”而初唐乐府也“不过音制调和之事耳，其内容之空虚而日与实际社会相远如故也。”因此，综观杜甫以前的乐府诗，大多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即使有自拟诗题者，也很少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和创作精神，故并不属于被后人确立和认同的“新题乐府”的范畴，笔者认为只能称作“自拟题目的乐府”。杜甫在写《兵车行》等作之前，也写过一些自拟题目的乐府诗，如《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乐游园歌》等，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看作“新题乐府”，原因即在于此。因而，杜甫之《兵车行》《丽人行》等作，才是杜甫以至唐代最早的、真正的“新题乐府”。

什么是“新题”？明人胡震亨说：“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而杜甫“新题乐府”的“新”，不仅体现在诗题的外在标称上，更体现在其内在意义上。杜甫在学习、吸收汉乐府的精神实质及艺术形式的同时，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和体验，从现实事件中概括生活的本质，自创新题写时事，体现出全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三吏”“三别”便是诗人从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遭遇的征兵事件中，通过艺术提炼而自创的六个新题，而其本身就十分概括地揭示了现实的本质特征。如以《新安吏》名篇，即以新安小吏与“客”（作者）就征兵一事的对话，展示了社会现状及民众苦难。以《新婚别》命题，则以“暮婚晨告别”的女子对被征丈夫的倾心话语，描述了由战乱造成的人生悲剧。此外，杜甫的其他“新题乐府”的立题也大多与此相同，如《丽人行》以杨氏兄妹的豪奢、淫靡的生活及炙手可热的权势自制新题，《悲陈陶》以唐军兵败陈陶为表现内容自立新题，《哀江头》以曲江今昔盛衰对比而自创新题。这些“新题乐府”在创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创制新题。因此，诗题均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元稹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这里，虽然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称杜甫这类作品为“新题乐府”（这一概念当时已为李绅、元稹提出，见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实际上已阐明了杜甫“新题乐府”的创题特点，肯定了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开创性成就。到了后来，诗家明确地把杜甫的这类作品称为“新题乐府”，并指出了其本质属性。如许学夷云：“自子美则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清人冯班云：“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施闰章云：“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宋荦云：“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诸作，便成千古绝调。”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论者均把杜甫“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与“时事”联系起来进行评说，这正说明，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社会事件应该是“新题乐府”的艺术本质，是继承汉乐府传统的鲜明标志。萧涤非在论及杜甫新乐府时说：“所谓新乐府者，‘因意命题，无所倚傍’，受命于两汉，取足于当时，以耳目当朝廷之采诗，以纸笔代百姓之喉舌者也。”这既概括了“新（题）乐府”的创题特色，又指出了其与传统汉乐府的继承关系，也阐明了新题乐府的社会功能与精神实质。

有论者认为，杜甫的《兵车行》等“新题乐府”并非是首创，因为汉乐府也是“缘事而发”，也无前代旧题可依。此言诚然。汉乐府的首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以为，到了杜甫的时代，已经有了大量的乐府古题，许多诗人都以模拟乐府古题为能事（如李白），然杜甫却不去单纯拟作，沿着前人的轨迹亦步亦趋，而是“即事名篇”，努力拓展和开创乐府诗的表现领域与艺术形式。古乐府中有不少反映战乱或战争的古题，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蒿里》《七哀》等，但杜甫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却完全不倚凭旧题，而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创制一批新的乐府题，如《前（后）出塞》（笔者认为，该题虽由古题而来，但已不属传统的乐府旧题）《兵车行》《悲陈陶》《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这些“新题乐府”不仅彰显了传统乐府的精神品格，同时还充分体现了乐府诗的新的风貌和内涵。据笔者的统计和研判，杜诗中没有一首地地道道的乐府古题，全为杜甫自立或创变的乐府新题。这正是杜甫能超越前人、高出时人的地方。因此，杜甫的“即事名篇”与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同样具有对乐府形式的开创之功。正如杨伦所言，“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沈德潜认为：“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我们则有理由说：以新题乐府写时事，肇端于杜甫。这也应该说是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的。

二

杜甫的“新题乐府”不仅发扬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乐府诗的现实精神与思想意义，具有反映生活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杜甫以政治家、史学家的眼光洞察、把握社会，又以诗人的独特敏锐力和高超表现力审视、描写社会。他善于发现生活中富于本质特点和典型意义的事件、人物和现象，以个别反映一般，以局部表现全体，使其“新题乐府”显示出广泛的生活面和深刻的思想性。

杜甫真正创作“新题乐府”是从困居长安的后期开始的。在近十年的困顿生活中，他认识到社会政治的残酷与黑暗，目睹了统治者的豪奢与腐败，体验到了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创作了一批自立新题、反映时事的优秀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之为“新题乐府”，也是杜甫诗歌创作迈向现实主义道路的标志。“安史之乱”发生后，他更多地运用这一新的诗歌形式，写了大批反映战乱给国家、社会和民众造成深重苦难的现象的诗篇，如《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塞芦子》《洗兵马》等。特别是在华州任职时写的组诗“三吏”“三别”，更是代表了杜甫“新题乐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杜诗“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的顶点”。

这六首诗是杜甫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创作的大型组诗。公元758 年，唐肃宗令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别率领众节度使讨伐安庆绪，但因二人“皆元功，难相临摄”，却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领两军，“而不立帅”，导致“时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相顾望，责功不专”。结果，唐军先胜后败，伤亡惨重，“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郭子仪退守东京，“诸节度各溃归本镇”。这样，唐军急需补充兵员，便强行在全社会征丁拉夫。此时的杜甫正由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亲自闻见了当时的征兵惨状，“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

在“三吏”“三别”中，作者从六个不同场景、不同事件、不同人物入手，真实地、本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揭示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體现了其深厚而复杂的思想情感。他一方面痛恨、谴责统治者强行征兵的罪恶，同情、关注民众的不幸与苦难：“有吏夜捉人”“二男新战死”（《石壕吏》），“百万化为鱼”（《潼关吏》），“暮婚晨告别”（《新婚别》），“子孙阵亡尽”“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鲜明地反映了战争与征兵造成的现实的苦难与苦难的现实，真是“天地终无情”（《新安吏》）！另一方面，他又劝勉民众应征上战场去平定安史之乱：“送别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垂老别》），并高度赞扬人民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热忱与献身精神：“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石壕吏》），“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在《新安吏》中，诗人通过与“吏”的一段对话，从多方面展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征兵的真实状况，让我们透过一个小小的新安县，看到了征兵给全社会带来的惨状。同时，这首诗几乎包容了整组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想，显示出极深厚的现实意义，具有通领六诗的作用。杜甫将之置于组诗之首，有以哉！“三别”的第一篇《新婚别》，诗人选取了一个特殊而又平凡的普通新婚女子，记叙了她与丈夫离别之际的一段独白，反映了征兵造成的一幕家庭悲剧，“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揭露统治者摧残起码的人情、人性和人伦，违背了“新有婚者，期不役政”的“先王之政”。新婚夫妇都逃脱不了这场灾难，他人则可想而知，他们的遭遇只不过是无数个家庭的缩影。我们把汉乐府中的《妇病行》与《新婚别》作一简单比较不难看出，虽然都反映了现实，都是妇对夫语，但在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人物的生动性、表现生活的广泛性等方面，前者是远远不及后者的。

“三吏”“三别”这一组诗，充分展现了杜甫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每一首诗均选取既普通又具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生动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时代本质。我们从组诗中的不同人物命运与不同事件中，清楚地看到了“安史之乱”给广大民众和千万家庭带来的灾难，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现实的残酷。杜甫的这类诗，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鸟瞰、把握整个社会，同时又从现实中提炼出典型的人与事，去概括、展现社会的本质特征。虽然诗中所写的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和极为平凡的人物，但它映射出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因而思想内容更为厚重、丰富，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强烈。

三

在表现手法上，杜甫的“新题乐府”吸收和运用了古乐府的优长，如对话、叙事、语言通俗等，但他又在传统乐府手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有所创造，显示出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杜甫的“新题乐府”大都具有叙事的特点。但这种叙事，却不像汉乐府民歌，只是较为客观地将事件作简要的描述，而是将个人的主观情感、思想倾向、立场态度寓于叙事之中，使诗歌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体现为叙事与抒情的结合；它也不像一般的叙事文学作品，注重事件、情节的完整性和故事性，而是选择一个事件作单线的描写，以叙事为基本框架，具有诗歌的真实性、客观性，显示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民族特性；而诗中作者的主观色彩和情感意向又鲜明可感，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汉乐府中也有不少带有叙事性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东光》《平陵东》等篇，形成了汉乐府的一大特征。但这些作品的叙事大多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其客观性，作者的主观色彩较为淡薄（这与其为民歌有关）；二是描写的事件多为断面，缺乏相关的延伸，显得较为单一。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不仅描写不够集中，且只是平面式的铺展，倾向性也相对模糊。又如《孤儿行》，沈德潜评曰：“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虽有褒扬，但也指出了其在记事上存在的不足。再如《平陵东》，不管所写为何人，叙事也过于简略和单一，事件缺少起因、过程和结果，末句“归告我家卖黄犊”，或以为是“卖小牛来凑足应交的钱”（余冠英语），或解释为“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萧涤非语），都不过是论者的想象与补充，而不是诗歌本身的叙事。这正是我国早期诗歌叙事的方式与特点。

杜甫“新题乐府”的叙事，多以某一事件为中心，随着事件的发展而逐步展开，叙事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一定的变化性。“三吏”“三别”六首诗，“各举一事为言”。在“三吏”中，围绕中心事件的叙事主体明显，诗人在诗中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通过与“吏”的对白，推动事件的发展，很少正面发表议论，近似于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如《石壕吏》，以诗人所见所闻为视角，以“有吏夜捉人”为中心事件，以由暮—夜—天明为叙事的时间构架，以老妇的“啼”“致词”及“从吏夜归”和老翁的“逾墙走”及诗人“独与老翁别”为叙事的基本线索，描写了事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三别”中不仅诗人并没有直接出场，且叙事主体呈隐现状态，没有正面出现，而完全是通过“新婚女子”“年迈老妪”“独身男子”的自白，采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进行叙事。如《无家别》，“首言乱后归乡，景情并叙”，下则“言归而无家”，写故里之残破荒凉，接着“说暂归旋役之苦”，最后“言无家又别”。全诗虽为无家男子之自叙，然叙事层次清晰、条理井然、有始有终。这些事情，都是诗中人物（包括杜甫）亲身经历过或正在发生的，因而，整个叙事过程更为真实感人，而作者的爱憎也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中得到显现。诗人的倾向不是“特别地说出”，而是通过叙事，“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种叙事方式，较之汉乐府中同类作品，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是杜甫“新题乐府”的重要表现特征，而且形成了我国古典叙事诗的一种类型、一种民族传统。

杜甫的“新题乐府”既以叙事为中心，那么，在叙事过程中就必然会有人物的活动，因而，人物描写也就成为“新题乐府”的重要方面。当然，这里所说的人物描写，不同于小说、戏剧、影视文学及长篇叙事诗，它不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变化性，也不注重形象的完整性、丰富性，而只是突出诗中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思想、某一性格侧面，通过人物的某一特征去揭示主题。“三吏”是各以一下层小吏及其活动为中心，集中叙述他们在征兵中的言行，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统治者的本性。“三别”则是以三个普通民众及其遭遇为中心，着重表现他们的不幸命运、情感特征和心理活动，从而展示广大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新婚别》中的女子，便是一位感情真切细腻而又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诗人准确地把握了結婚仅一天的新嫁娘的身份、地位和口吻，以个性化的语言描写了她的无奈、痛苦与怨恨，正如高步瀛所言：“琐琐以陈，字字凄惋，所谓发乎情也。”同时，她又以“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的行为和“与君永相望”的誓言，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表现了她的爱国精神与高尚品德，“侃侃而道，字字激愤，所谓止乎礼义”。诗歌生动地展现了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使得人物形象真实而动人。

乐府，来源于民歌，因而语言通俗生动是其本色。杜甫的“新题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的语言特色，大量学习、吸收、提炼、运用民间口语、俗语、谚语，使诗歌语言既活泼、多样，显示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又生动、准确，最适合描写和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三吏”“三别”的语言，从整体而言，口语化、通俗化是其基本特色，如“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安吏》），“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吏》），“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石壕吏》），“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垂老别》），“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等等，皆明白如话，自然通俗。另外，诗人经常在诗歌的两句中采用词语对举的方法，构成大致相称的句式形态，如前举之“肥男”与“瘦男”“大城”与“小城”和“结发为君妻（‘君妻’一本作‘妻子’），席不暖君床”（《新婚别》）“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这种用法在《石壕吏》中尤为突出，在《石壕吏》中，诗人共用了四组这样的句式：“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种句式在前代乐府中也时有所见，如《公无渡河》中“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江南》中“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陌上桑》中“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杜甫学习了乐府诗的这一语言表达方式，大量运用在“新题乐府”中。“三吏”“三别”六首诗有五首出现了这种句式，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诗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它既保持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语言本色，又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在《新婚别》中，诗人不仅采用了较多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全诗“‘君’字凡七见”，“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这一独特语词在诗歌独特语境中的反复运用，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的情感内涵，而且使全诗叙事严谨，诗意贯通。前人曾这样称赞杜甫：“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酬李甫见赠十首》），“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房皞《读杜诗》），这里的“当时语”“寻常话”，正道出了杜甫“新题乐府”的一大语言特色。

此外，“三吏”“三别”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浦起龙云：“‘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三吏”主要运用主客对话或对答的形式；“三别”则以独白、自述为叙事方式。且三首又各不相同，《新婚别》是妻对夫语，《垂老别》是夫对妻语，《无家别》是无人对语（或曰对诗人语、对他人语）。在用韵方面，“三吏”较为自由，可任意换韵（以“平水韵”为准），如《新安吏》中大多用下平声“八庚”韵，又间用“九青”的韵（丁、俜）。萧涤非先生认为“三吏除《新安吏》外俱换韵”，如依“平水韵”，该诗则属换韵；《潼关吏》首二句用上声“十九皓”韵，余则杂用上平声“六鱼”“七虞”的韵；《石壕吏》用韵更自由且平仄转换互用。“三别”每首诗均一韵到底，《新婚别》用下平声“七阳”韵，《垂老别》用上平声“十四寒”韵，《无家别》用上平声“八齐”韵，无换韵现象。这样，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变化多姿，用韵形式丰富多彩，增强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使其“新题乐府”诗在艺术表现上显示出新的体貌。

杜甫在继承和发扬汉乐府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大胆突破了旧有的乐府形式和创作规范，创制了“新题乐府”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道路。杜甫以后的诗人从杜甫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杜甫的一批“新题乐府”为后人的创作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宣称：“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指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可见，杜甫的“新题乐府”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在乐府诗方面的文学宗旨和创作方向。中唐时期“新（题）乐府”诗创作高潮的出现，可以说直接源于杜甫的“新题乐府”。冯班云：“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元、自之后，此体纷纷而作。”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传统、新的范式、新的走向。

（选自《杜甫研究学刊》）

作者：马承五

杜诗诗史意向论文 篇3：

方寸间显功力　宏论中传经典

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从古至今对杜诗的研究从未间断。作为杜甫晚年创作重要时期的夔州阶段一直广受关注。甚至早在宋代就引发过争论。推崇杜甫的黄庭坚称：“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对此，朱熹却表示异议：“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前此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清邃阁论诗》)对夔州诗的评价意见相左，引起了后人的研究兴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各种角度切人对夔州诗进行研究的论文近百篇，1984年即举办过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1999年成立了夔州杜甫研究会，成为杜诗研究的一大热点，在此课题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略感缺陷的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或注重考据索引，或关注艺术形式，即便是内容研究也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对诗人深层心态的理解普遍笼统单一；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角度不同，也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的观照。近来偶然拜读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一书，深受教益，书名虽谦称“疏论”，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别具匠心，弥补了此前的缺憾，给读者客观完整、生动形象地呈现了杜甫晚年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诗歌风貌，是一部融汇贯通、自成系统的研究论著。

此书体系严谨，分为六章，从结构上看，诗人的晚年行迹和心路历程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通过对作品的细致解构，兼以历史背景的深度阐释，作者敏感地捕捉到诗人人夔前后、在夔期间、出夔前后心态的不同变化，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变化的原因、应对的态度行为以及诗歌中的相应体现。论著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深思明辨，创新迭现。现简述如下：

首先，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足于人性的视角，不以主观意识随意拔高或扭曲，而是怀着尊敬之心，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及诗歌作品，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而不是长期被偶像化了的“诗圣”。作者认为，夔州时期的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破灭、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恐惧，使得诗人晚年回归到远祸全身的人身本位，走上了为农自给的道路；而在精神层面上，他却依旧保持着兼济的志向。以往研究者多强调“致君尧舜”的理想在杜甫身上的一以贯之，将笔墨聚焦于诗歌中那些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内容，而乱世中一个病老迟暮的普通人的生存体验与情感波动。尤其是深层心态。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而此书作者心怀同情之理解，对人夔后长期陷于贫困又拙于生计、不得不寄食友人又饱受物质和精神双重折磨的诗人，进行客观的描述，如：“为了密切人际关系，杜甫不得不倾心交结。但他除了作诗一无所长，于是只能作一些让施主们感到舒服的诗。……杜甫是正直的人，但正直的人也要吃饭。对于无权无势又有求于人的杜甫来讲，写赞美诗、说恭维话是他可以用来密切人际关系的唯一手段，也是他获取衣食的唯一资源。”这种结论并非作者主观臆断，杜甫作诗称颂的对象之一——严武。在蜀川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恶行明确载于史籍。但诗人积极顺应的外在表现与其内心的矛盾痛苦是同时存在的，因而投射到诗中就有了“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郁郁久为客”、“悠悠常傍人”的无奈感叹。又如离开夔州到达江陵之后，杜甫曾试图找机会结交卫伯玉、写信向群公乞援，但却遭到江陵官府从上到下的轻慢对待。作者以杜诗文本中自比为狗的不同表述为证。认为由“天狗”到“乞食狗”到“丧家狗”，反映了杜甫心态的变化以及晚年的穷途末路。这些阐释加深了我们对杜甫晚年挣扎于生存边缘的艰难处境的全面理解。

第二，作者紧紧抓住研究中的问题，深入挖掘，提出了许多自出机杼的观点。尽管这个课题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但是具有争议、仍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杜甫人夔前后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促使杜甫走上为农自给道路的?杜甫在夔州归田意向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杜甫为何又会迁离夔州?杜甫晚年是否走上隐逸之路?这些问题是理解杜甫夔州时期诗歌创作的关键，并且越是显而易见，回答起来就越不容易。以往许多研究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多以模糊笼统的表述概括之，但本书论者却以问题为切入点，层层剖析，全面思考，以探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最典型的如分析杜甫离开夔州的原因，学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杜甫是为了到江陵与胞弟杜观团聚，一是认为杜甫打算由江陵借道襄阳返回中原。本书作者在对前人观点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杜甫对夔州奇异风俗和饮食起居习惯难以适应；二是夔州治安混乱，缺少安全感；三是夔州轻儒重商，夔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冲突，杜甫对夔州商业文化不能顺应与认同。从夔州风俗及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解释更为周全而有说服力，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又如，许多论者认为杜甫离开夔州后一度走上隐逸之路，这是根据杜甫诗中对隐逸的种种设想而作出的结论，但作者举证认为：从杜甫的一些诗篇看，他在湖南漂泊期间确实产生过隐逸的想法，但实际上没有付诸行动，原因在于：一方面担忧衣食，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是彻底违背其人生目标及生存意义的。这样的分析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心理学角度加以剖析，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第三，作者对文本的解读细致入微，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视角对文本进行多维度的阐释。一方面，作者遍览前代及当代学者对杜诗的点评、注释，以杨伦《杜诗镜铨》为主，辅之以王嗣爽《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朱东润《杜诗叙论》等注本，对各家说法比较辨析、补充论证；另一方面凭借考据学、训诂学的扎实功底，根据杜诗文本中的有效信息准确定位作品的创作主旨，对文本涉及的典故词章熟稔于心，对诗意的把握合乎情理，评点赏析鞭辟入里。譬如分析《负薪行》的动机，作者推翻了《杜诗详注》、《杜臆》、《读杜心解》中普遍认为的“杜甫不满夔州男逸女劳而发”之说，提出夔妇辛劳之根源在于“供给”，这里的“供给”同其他夔州诗中所指相同，都是“赋税”的意思，因而“诗的主题是对战乱与诛求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表达对夔州妇女生存状态的同情。”如果不是对全部夔州诗烂熟于心的话，是不可能通过横向比较注意到这一细节的，于细微之处彰显真工夫。

第四，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所谓“以史证诗”，是指根据大量文史材料证明诗中所表达的现实真相、诗人的真实心愿和本事的真实性；而“以诗证史”是指诗歌中的写实性描述。可以在细节上补充史家之阙。杜诗被誉为“诗史”，在抒情的同时兼有历史内容的纵深，作者充分重视到这一特点，文史互证在全书中始终贯彻，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纯熟运用来看，作者深厚扎实的史学基础令人叹服。在研究杜甫入夔前后的转变时，作者细致探讨了安史之乱、邺城战败、房琯罢相等历史事件对杜甫心态的影响。在第三章“昨梦前尘的回望”中，以杜诗为线索，以史实为铺垫，完整地呈现了诗人坎坷崎岖的生活历程、从积极追寻理想到最终迷失惆怅的心路历程，同时。唐代由盛世繁华转为剧变动乱的兴衰史也随之展开。第四章根据“河北藩镇”、“异族侵逼”、“蜀中战乱”、“征戍诛求”四大历史社会背景来谈杜诗中对民族存亡的关心、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以及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史证诗，言之有物，最大程度地扩展了杜甫夔州诗的史学内涵，反过来，杜诗的史料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封野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就读于南师大，师从郁贤皓先生，工作以后依然能够专注学问，静心研究，持之以恒，勤恳踏实的求学态度令人钦佩，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本专著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对于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思路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为今天的南师学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120

[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中华书局1962：157

[3]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38

[4]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123

作者：海　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