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杜诗诗史特点论文

刘燕远女士的《柳如是诗词评注》在世纪之交出版了。本书的注、评细腻而严谨,实际可看作柳如是的评传。诚如白化文先生的序所说:“作者以女性而研究女性,能挖掘出男性研究者忽略或见不到之处。”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那部“大”书比起来,《柳如是诗词评注》也许是一本“小”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明代杜诗诗史特点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明代杜诗诗史特点论文 篇1：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

[摘要]“诗史”说及诗史互证是杜甫诗歌研究经常使用的术语，随着时代演进及艺术规律探讨的深入，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却少有明确界定和认识。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史结合及杜诗研究史的角度，试图厘清“诗史”说的具体义项，并对杜诗阐释史中“以史证诗”的局限进行考察，认为“以诗证史”是史家所擅长而非注家应有之义。

[关键词]杜诗；以史证诗；以诗证史

诗史互证包括“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两个方面，前者指通过史实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特质，并以此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后者指通过诗歌考证历史，具体包括补史之阙和纠史之谬。关于诗史互证的内涵，一般认为包括“以史证诗”、“诗史互参”和“以诗证史”，但仔细推敲，所谓“诗史互参”，其实内容不外“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自古以来，杜甫诗歌因为“善陈时事”，被历代学者视为“诗史”，对于杜诗历史背景的考证也格外倾注精力，今人概括曰“诗史互证”。诗史互证提法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史观念的变革、诗歌笺注的发展以及激烈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诗歌与历史有不解之缘。作为古代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毛诗正义》引郑玄云：“国史采众诗，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使可歌。”诗、史发挥了纪事监察的功能。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是以史学为主，包括今天文学在内的学术整体。两汉时期，文学依然附丽于经史。扬雄认为辞赋之作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吾子》)王充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依附经史之学，才能提高其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地位。即使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文学渐从经史的羽翼下挣脱出来，但一般文士所重，还是攸关治国安邦的经史文章，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轻视描写个人生活、吟咏性情的一般作品。儒家传统的诗教观点，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经过六朝经学和诗风衰变之后，唐代许多人更视诗歌为个人遣闷排忧之作，是经济人生的“小道”、“末技”，对史学价值、史笔精神有了更自觉的追求，杜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贻华阳柳少府》中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集中反映。他在诗歌中一再以“史臣”称道友人，主张直笔发抒的诗风。其“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等新题乐府，信笔直书，善纪时事，庶几乎史。长篇大章的新体律诗也一反过去局限于孤情只意、借古喻今的陈规，直面人生，反映现实，显示了自觉的史学趋向。到了晚唐，孟綮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说得到后世的响应，如宋祁就称赞杜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即是对杜诗“诗史”说的肯定。

后代学者在运用“诗史”的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诗学观点和对杜诗的理解，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对之阐释、修正，从而极大丰富了“诗史”的内涵和学术性。除了上述“善纪时事”的解释外，尚有：其一，“史德史识”说。认为杜诗有不隐恶、不潜善、不虚美的史家之德和“知本察隐”的史家之识，故或拟之《春秋》，或拟之司马迁，号为“诗史”。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十引李遐年之言曰：“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正《春秋》法也。”王质《西征从纪序》曰：“自古经行天下，其著者唯司马子长、杜子美为广，其文若诗，皆宏伟洪博称之，岂不有所助哉!”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曰：“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文天祥序其《集杜诗》，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深感“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因谓“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杜甫在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面前，往往察微知著，义正词严，富有史家之美德和卓识，故黄庭坚誉之“千年是非存史笔”，是甚有见解的。其二，“近经”说。此说从诗歌发展史的高度考察杜诗的历史地位，肯定杜诗“言理近经”、“有三百篇之旨，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蔡居厚《诗史》)，故称之为“诗史”。如明代的高棅云：“公之忠愤激切、爱国忧国之心，一系于诗，故常因是而为之说曰：《三百篇》，经也；杜诗，史也。诗史之名，指事实耳，不与经对言也。然风雅绝响之后，唯杜公得之，则史而能经也，学工部则无往不在也。”将杜诗与《诗经》相提并论，称赞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以及赋比兴手法的完美结合。其三，“补史”说。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代宗朝时，(杜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其四，“自传”说。杜甫奔波流离，辗转大半中国，诗歌无论叙事或抒情，每见自己身影，故后代学者得以考其生平踪履。仇兆鳌说：“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瀤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端痫斯世斯民者乎?读其诗者，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虽然各种说法自有道理，但归根结底不能离开杜诗纪事写实的根本特质。杜诗对导致封建社会中落的安史之乱有极为详细的描写刻画，前后八年，篇什之富，再现之真，远轶流辈，垂范后世。自天宝十四载冬乱发前夕，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之句，对大乱将临已隐有预感。至广德元年，梓州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喜战乱平息。携家逃难，有《彭衙行》；陷贼长安，有《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对雪》、《塞芦子》、《哀江头》、《春望》；至凤翔行在，有《喜达行在所三首》；任官拾遗，有《述怀》、《羌村三首》、《北征》、《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收京三首》；官华州司功，有《洗兵马》、“三吏”、“三别”等。加上晚年追忆之诗，总数不下四十篇。恰如巨幅历史画卷，逼肖真实，曲折生动，艺术反映了八年离乱给唐帝国造成的永久疮痍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杜诗还善于记录重大社会主题，如《兵车行》揭露玄宗穷兵黩武，《丽人行》揭露杨氏兄妹专宠跋扈，《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

百字》、《哀江头》直斥统治者荒淫误国，《盐井》、《岁晏行》等记述田制破坏、币制失策、横征暴敛等严重的经济弊端，《释闷》反映边防松弛、外患连绵，《去秋行》、《草堂》、《客居》、《逃难》、《三绝句》反映藩镇猖獗、割地自雄、拥兵作乱的现状，《驱竖子摘苍耳》、《岁晏行》等刻画贵贱、贫富、劳逸、苦乐诸多方面的不均现象。

“诗史”观念也集中体现于历代的各种杜甫年谱和杜诗笺注之中。自北宋吕大防开始，先后产生几十部杜甫年谱。从今存的吕大防、蔡兴宗、赵子栎、黄鹤、朱鹤龄、仇兆鳌等人的年谱看，作者均采取诗史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探赜索隐，详尽考察杜诗中的史料线索，大致确定了杜甫一生的踪迹和大部分作品的系年。而在杜诗笺注中，“诗史”的作用更为明显，成为笺注杜诗的一个先设观点。从北宋陈禹锡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自题其书日《史注诗史》，到清初钱谦益、朱鹤龄等笺注杜诗，广引博征，该恰精审，辨疑纠伪，以两《唐书》、《通鉴》为主干，以各种地志、杂史、笔记、诗话为羽翼，互相发明考订，形成了阵容浩荡、学风坚实的“以史证诗”派。宋代的黄鹤注本在编年和考史上代表了宋人的最高成就，而随着史学及其方法的发达，清初注家对唐史的研究日臻精密，“以史考诗”的水平也超越往古。在以钱谦益为核心的苏州以及江南地区，聚集了一批学有根底、精于考据的注杜、评杜和学杜的学人，人数达百人之众，形成了浓厚的研究唐史的风气，极大地推动了杜诗研究的深入。他们认为杜甫命意是“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主张必须精通史书，熟稔典故，体察杜甫的生平经历和处境感受，如此方可解诗。试看钱谦益熟练使用史料，似若己出，即可窥见其史学修养；据以阐释诗意，发皇杜甫之心曲，冀存少陵之真面目，澄清旧注之谬误，使杜诗底蕴大白于天下。这在他自诩为“凿开日月，手洗鸿蒙”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诸将五首》诸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几首诗笺注的宗旨，就是指出杜甫对玄、肃、代三帝及朝廷的讽喻。尽管因求深求新而有可议之处，但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杜甫“一饭不忘君”的愚忠看法，还原了杜甫的“真面目”，这是其最值得称说之处。朱鹤龄亦据史重新解读《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收京三首》、《建都十二韵》等诗，一洗旧注之陋。可以说，清初学者在“以史证诗”治杜方面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绩。

但也必须看到“以史证诗”的局限。第一，杜诗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杜诗中以为题材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考之唐史，均大体合节；所吟颂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大致与史书相符。例如杜诗《八哀诗》对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等人的叙述，与《旧唐书》对照，大略基本没有出入。合观称颂李嗣业的几篇诗，与新、旧《唐书》对照，可以说“遗貌取神”，基本抓住了李嗣业的精神风貌，是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合璧。得杜诗可以论世知人，此非虚言。但又不可不注意到，无论是史书还是杜诗，都是人写的，都是历史的客观和史官、诗人主观综合的结果。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所谓的“二十四正史”，均是撰写者取舍、组织、阐释、叙述出来的，特别是在材料的取舍和人物的评价方面，更是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所以“以史考诗”，首先必须正确而辨证地看待史书，不宜将之看作完全无误的铁证，然后再用杜诗对照。宋代杜诗注家过信两《唐书》中杜甫的史料，以之解读杜诗，结果许多作品凿枘难合，甚至连诗旨都无法确定，就是吃了盲从正史之亏。对待杜诗也是如此，不应将杜诗看作完全的“信史”。杜甫本身限于各种原因，或错误记载历史，或有意无意疏忽某些史实的因素。错误记载历史的例子，如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作《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十二首，朱鹤龄即指出：“河北入朝事，史无明文，疑公在夔州，特传闻而未实耳。”而有意无意疏忽的例子，例如严武与杜甫十分亲密，但无论是生平大节还是评价，史书之严武与杜诗之严武还是有相当差距的。《旧唐书》中关于严武在朝“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以及“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章彝)”的劣迹记载，在杜诗中不可能见到；而《旧唐书》中对严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的此类评价，在杜诗中也不见丝毫踪影。人们更可能记得杜甫在《八哀诗》中对严武“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美誉。事实上，严武并非杜甫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可为国之栋梁的人才，至少《旧唐书》与杜甫的认识是不同的。这种情况在杜诗中恐怕绝非一处。

第二，无论史书或者诗歌(文学)，均只能反映部分的现实。各种唐代的史料总和，也只是三百年唐帝国活生生史实的脉络而已；包括“诗史”的杜诗在内的所有唐代诗歌或文学之总和，也只是唐代生活的斑斑点点而已。史和诗有不能对应交集的空白地带，那是历史的沉默之处，注家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株守现有的史料，力图为诗歌安排合理的历史归宿；对于史料不及处，注家应该知难而退，这就是“诗有可解，有不可解”的用意所在。

第三，史料和诗情有严格的区分。钱钟书说得好：“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以史证诗”要求诗歌必须提供足够的史料线索，为笺注者明引或暗示寻求史料的通途幽径，正如几何学有“三点固定法”一样，诗歌作品必须提供足可“锁定”相应史料的数点“信息”，仅凭蛛丝马迹，考出所谓“史实”，再以之笺诗释意，鲜有不谬。所以它一般多适用于叙事性强、直接描写与时事有关的作品，或借比兴传统来表现现实社会的作品，至于那些抒情成分较多的诗歌作品，并不适合，杜诗尚有不少作品姑从旧编而无确证以系年，就是证明。如果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势必沦于穿凿附会，宋注和清注皆曾犯过此类错误。邓之诚说：“钱谦益《读杜小笺》事事征实，不免臆测。”钱注虽在杜诗旨意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事事比附史实，亦难逃臆测之诛，并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作者的本旨深趣。

第四，“以史证诗”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准确赋予诗歌作品一定的时代和事件背景，可以避免对诗歌解释的随意性，为进一步解读和欣赏文本自身打下基础。但从杜诗的笺注史来看，注家往往注目于史实、地理等背景考证，对诗歌审美反倒似乎视而不见，亦即所谓的“释事忘义”或买椟还珠。杜诗之美，更多的是凝练之美、雄浑之美、韵律之美，而这不是枯燥乏味的考史释地所能给予的。甚至清初出现了一些完全抛弃旧注的白文杜注，可以看作是对旧注过于注重背景考证的极端反叛，此举虽不值得提倡，但所蕴含的意义则当引以为戒，值得今人反思。

“以诗证史”也由来已久，非后世或近代学者的发明，但直到清初才明召大号地提倡此法。

中国的上古之史，多赖《诗经》等保存一定的史料。《左传》大量引用《诗经》，多达一百九十首次；司马迁《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记载殷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后稷的事迹，几乎全搬《诗经·商颂·玄鸟》和《诗经·大雅·生民》，《诗经》成为补商、周史阙的重要材料，均是典型的“以诗证史”的例子。就是说，《左传》作者和司马迁在考定《诗经》多载上古之史的基础上，才将其援引入史的。历代官方正史也不乏补诗入史的情况。杜诗在宋代受到极大关注，其史料价值也得到重视。黄鹤《补注杜诗》注《三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引著名学者鲍慎由的话说：“开州、成都远，不知其故，史不书，失之。”说明北宋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刘克庄说：“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得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

但“以诗证史”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注诗的方法，而是一种考史的方法，具体而明确的内涵及目的是对史书的补阙纠谬，目的在史而非诗。近代陈寅恪主张“以诗证史”，也是出于同样目的。在他眼里，诗具有史的真实性。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他以杜诗中关于“杂种胡”的诗句，补证“故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云：“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此视杜诗为信史。又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中，以唐史考证杜诗“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一句，得出杜诗中的“朔方键儿”即指同罗部落而言的结论。他认为“唐代诗歌保留了大量历史记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象。”但钱钟书显然反对“以诗证史”，在《谈艺录》中说：“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在《管锥编》中更是反复致意：“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他批评的对象显然是指陈寅恪。两人的观点皆有合理之处，但指向却不完全一致。从陈氏看，诗是广义的史，自然无误；“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考证文史的综合手段，也是适用的。从钱氏看，强调“诗道之尊”和诗歌独有的美学价值，也未可厚非。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立足点的不同，陈是史学家，他眼里的杜诗都是史料，但具体到治杜注杜，除了上述几例对杜诗研究有所助益外，作用并不明显，这就说明今人习用的注释杜诗所谓的“以诗证史”，其实是对其内涵的一种误解。以杜诗考证历史，目的在史而非杜诗本身，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杜诗所应该重视的方面。

(责任编辑　苏宁)

作者：周金标

明代杜诗诗史特点论文 篇2：

从《柳如是别传》谈到《柳如是诗词评注》

刘燕远女士的《柳如是诗词评注》在世纪之交出版了。本书的注、评细腻而严谨,实际可看作柳如是的评传。诚如白化文先生的序所说:“作者以女性而研究女性,能挖掘出男性研究者忽略或见不到之处。”

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那部“大”书比起来,《柳如是诗词评注》也许是一本“小”书。可贵的是,《评注》的科学而严谨的写作态度,是与《别传》一脉相承的;在一些方面,《评注》还作了有益的补充。为了寻根溯源,本文想对《别传》的文化史等方面的特点多谈谈,进而谈到《评注》。

柳如是,是文化史上的奇女子、刚烈女子、多情女子。但是自明末清初以来,直到二十世纪末,近四百年间,对她是褒贬不一的。下焉者视为扰攘名教的烟花女子,“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陈寅恪语;上焉者誉为“诗史”。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柳如是虽有才情,能诗善画,但是由于出身于青楼,社会地位卑微,还由于受后来的丈夫钱谦益的牵累,所以她的诗文、事迹是长久被湮没甚至误会的。钱谦益始则因降清而受到知识分子乃至老百姓的物议;继而因参与反清活动而受清廷的追究;竟落得个这般下场:明的降臣他后期的复明活动反而不彰和清的贰臣因之在《清史稿》中堕入“贰臣传”。陈寅恪氏的《柳如是别传》等,剔隐发微,诗史互证,为柳氏争得她应有的文学的和历史的地位,也为钱氏澄清了若干历史的误会,并最终称钱氏的一些诗为“诗史”。

文学史上的“诗史”名号,发轫于杜诗学,千余年不衰,是响亮而隆崇的。考量到钱氏的复杂的历史表现,称钱谦益为“诗史”,是要有真凭实据的。经过仔细的论证,主要对于钱氏的后期诗集《投笔集》,陈氏给予了可称“诗史”的赞誉:“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9页

但是,必须指出,陈寅恪对柳如是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活动既给予应有的高度评价,而对她的诗才的评估,又是十分谨慎的——在给予钱谦益“诗史”桂冠的同时,并没有十分明确地给予柳氏一顶同样的桂冠。这无疑是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学者的谨慎之处。

近来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陈氏是同时承认钱谦益及柳如是为“诗史”的。我们以为此说证据尚不足。

其实,在陈寅恪之前,早已经有人称钱谦益的诗为“诗史”。钱氏有七律《一年》《有学集》八,含有为弘光帝开脱的意思:“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典型,含旧法、常规义;“型”一作“刑”黄宗羲评价说:“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范锴:《华笑庼杂笔》—《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黄氏的意思,主要是认为这首涉及南明弘光政权的诗,可以保存史实。但是这毕竟是称钱谦益的诗为“诗史”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出于一代大儒、反清义士的黄宗羲之口。黄氏曾纵论“诗史”的艰难的产生条件,认为“诗史”是“血心流注”、“凄楚蕴结”的“故国之音”,是“史亡而后诗作”黄宗羲:《南雷文案·撰杖集》因此,他对钱谦益的诗的品评,并不可能不考虑钱氏整体的人格。——如此,陈寅恪有黄宗羲做“后台”,所以敢于给钱谦益戴上“诗史”的帽子。当然,陈氏已为此付出了数十载的学术功力。更全面地看,是陈氏把黄宗羲的初步看法用全新的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加以丰富和证实了。

应该看到,陈氏不惜以其“瞽目膑足”的二十年惨淡余生,构筑《柳如是别传》的学术广厦,首先不是为钱谦益立传。我们以为,陈氏关注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寅恪之研究‘红妆’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可谓知人论世之语。“夷夏”的关系,首先就是明清之际的中华民族的整合、融合之大势;“气节”问题就是当时士庶的抗清开始是绝对必要的、降清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复明仍能保持对清廷的一定威慑、顺清大势所趋,且以清室接受华夏民族认同观为条件……的错综结合。抗清与复明是迫使清廷在民族融合问题上让步的必要手段。

《柳如是别传》的传主是柳如是无疑,钱谦益是配角,这是陈氏明确申明了的所谓不能“喧宾夺主”。从中可看出陈氏对一个出身风尘的奇女子的尊重,也可窥见只给钱谦益一个适当历史地位的良苦用心。

《别传》全书十分严谨,史笔诗心,其论证情节无一处无来历。并着力抒写了“钱柳因缘”,也可谓浪漫风流:半野堂乔装过访钱氏,舟中结缡,黄山观浴,我闻室藏娇……而传主终于从儿女情长跃为“复明英雄”。其实,“钱柳因缘”在一定意义上特别表现为诗的因缘是儒文化的参天大树上的一枝红花绿叶虽然这叶子上有斑点,是儒文化的一个投影和缩影。这是和全书的民族斗争与融合文化和历史认同的大背景相一致的。

关于柳与钱的高下差异,人们早有定评,如袁枚《题柳如是画像》诗云:

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

百年此承何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

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

袁枚《题柳如是画像》,见《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

这是从大处着眼,自不待言。而陈氏更仔细地举了一些例证,说服力尤强。

《别传》通过明清易代的大动荡时期的史、文主要是诗,透过一位“女侠名姝”陈氏语以及她的“二流夫婿”指钱谦益,见袁枚:《题柳如是画像》:“夫婿班中第二流”的命运,抒写了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从陈寅恪抒写的“钱柳因缘”中,从二人的赠答中,从“吴宫晋殿”、“北望神州”等诗句中,给钱谦益、柳如是构筑一番“诗史”佳话,也许是呼之欲出的。但陈氏首先构筑的是以“诗史互证”为建筑术和梁柱的儒家民族认同观的大厦。对于钱谦益,陈氏该贬的贬,该褒的褒,贬时痛加责难,褒时也不吝惜一顶“诗史”的帽子。——他称钱谦益反映了“复明”活动的《投笔集》为“诗史”,无疑是考量了“诗史”是民族斗争、融合及认同的文化—诗学产物后得出的判断。

至于柳如是,陈寅恪虽曾称她的诗词为“清词丽句”并认为她开始是学明代前后七子,但她的诗是否即符合“诗史”的要求,陈氏并未下明确的结论。陈寅恪对柳氏的诗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柳如是“所以不同于寻常闺阁略通文史者之特点,实在善记忆多诵读。”《柳如是别传》,586页。

我们要强调的是:刘燕远女士的《柳如是诗词评注》的科学态度。在评注柳如是诗词的时候,《评注》材料翔实,论列精当;但也并没有把“诗史”的桂冠奉献给柳如是。《评注》选注的柳如是的诗词百余首,无疑是柳氏的主要作品,其艺术特点是袒露了柳氏自己的灵魂,表现她对人生、爱情、中华文化真谛的真实感受和无悔的追求。这代表了柳氏诗词的主要面貌;也如实地表露了柳如是的诗词还不是反映历史巨变的“诗史”性质的作品。然而,如果没有柳如是这些诗词中反映出的她对华夏文化真谛的探索和追求,怎会有她后期对反清复明活动的执著投入其实质是为了维系华夏的文明呢

从这点看,《评注》在相当的深度上,可信地证明了陈寅恪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既然柳氏参加了反清活动而且带动了其夫,为什么没有留下“诗史”性质的作品呢?

明末的李香君、寇白门、柳如是,虽然出身风尘,但其气节凛然,深明民族大义,甚至大大超过男人。李香君的气节强于侯方域;寇白门强于朱国弼;而柳如是强于钱谦益。这种现象,或可叫“丹青让与柳枝娘”现象;或径可称为“柳如是现象”。清代著名的《赌棋山庄词话》卷十《柳如是词》中,针对这种现象也说:“嗟乎,明社将屋明朝将倾覆,青楼女子独多倜傥不群。”

这些倜傥不群的女人,有的善诗文。虽然她们的诗篇还不是“诗史”,但这丝毫无损于她们的形象,人们当然也无须对她们的作品加以拔高。

钱谦益有诗《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投笔集》,其第三首:

北斗垣墙黯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减损齑盐饷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

写柳如是以自己的私房首饰等钱物装备义军,气势十分壮丽而流畅;同时也写出了柳如是在斗争中勇敢地站在丈夫前面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起来,柳如是做得多,写说得少特别是在后期;钱谦益写说得多,做得少。如柳如是这段“破除服珥装罗汉”的事迹,在柳氏几乎绝口不谈。而钱氏施之藻绘,咏为诗章,收于《投笔集》明显地取“投笔从戎”之意,成为名篇,是构成自身的“诗史”地位的重要砝码。当然,如钱氏八十高龄时,还坐小船与义军联系,也是难能可贵的。

前面引用的《赌棋山庄词话》那一段中还说:柳如是“……乃风尘虽脱,依归尚非第一流,卒之君负国,妾不负君,苍凉晚节,此尤红颜之薄命欤”这里所谓“依归尚非第一流”,可参前面所引袁枚《题柳如是画像》:“夫婿班中第二流。”

《柳如是诗词评注》的选材和评注,以及所附的《柳如是年谱》,如实地、较全面地反映和描写了传主毕生求索的、敢爱敢恨的人生。

如《评注》未选柳如是与钱谦益唱和的艳诗例如《东山诗集》里“奉和”钱谦益的“素女千年供奉汤”等诗句,而选柳氏回答钱谦益初期对她的追求的《横山杂作》一诗,可谓颇具选家的慧眼。针对其中“徐看雀坠枝先坠,谁惜桃僵李亦僵”二句,《评注》说:“诗中进而以鸟雀坠枝先坠、桃李同根共命作喻,意在说明二者休戚相关,荣损与共的道理。”——这“二者”的关系可指钱柳因缘及其深刻的内涵。针对“只此时名皆足废,宁须万事折腰忙”二句,《评注》说:“何必……摧眉折腰、颜事人呢”——这也预言了钱谦益后来的行事,并成为后来柳氏劝钱氏一死以保持清流名节的张本。

又如选了《咏梅》一诗,针对“千秋知己何人在﹖还赚师雄入梦无﹖”《评注》说,这是柳氏浩叹“能否……找到一位既可作她的师长又是她景仰的英雄豪杰呢﹖”——恰足以说明柳如是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同时,《评注》不受“钱柳因缘”的限制,如实地记录了柳如是一生最出色的诗词是与陈子龙有关的。这是评注者的见解,也是传主诗词的真实面貌当然,与钱氏结缡后,柳氏也不乏力作。而这样做,既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学术勇气,是颇为难得的。

最后,选了柳氏的代表作《金明池·咏寒柳》陈寅恪以“金明馆”、“寒柳堂”为书斋名,并以《寒柳堂集》为书名,可见他对这首词的激赏及同一类的《垂阳碧》,并分别在《评注》中说:“此词可视为诗人与钱谦益结缡前的情感总结。它既是‘自咏’,又是自立的一个小传。”“此诗可视为诗人生活史上除旧迎新的转折点。”——这些地方,都足以显现《评注》“能挖掘出男性研究者忽略或见不到之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前人见解的有益补充。

总之,《评注》在《别传》等前辈的研究成果上,又努力挖掘了传主的一些微观的、深层次的东西——坎坷、奋斗、凄凉、美艳的人生阅历;并对文化史女性篇章中何以出现这种奇人奇文进行了富有诗意的诠释。

《柳如是诗词评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0.00元

作者：许德楠

明代杜诗诗史特点论文 篇3：

“出郭九行”与“诗史”精神

内容提要：出郭九行“是对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际瑞九首叙事诗的总称。这组诗以沉痛的笔调描述了顺治末年百姓在官兵掳掠、盗贼横行之下的惨痛生活，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在艺术手法上，也吸收了牡甫叙事诗的艺术精华，井予以活用，体现出杜诗在清初诗坛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出郭九行 诗史精神 魏禧 魏际瑞

“出郭九行”是指清初著名文入团体“易堂九子”中坚魏禧及其兄魏际瑞所创作的九首诗歌。其中包括魏禧六首：《出郭行》、《人郭行》、《从军行》、《卖薪行》、《孤女行》、《孤兄行》；魏际瑞三首：《猛虎行》、《将军行》、《恩官行》。以“出郭九行”命名这九首诗歌，自于魏际瑞。在其《跋出郭九行》中，把魏禧的六首诗称为“前六行”，己作三首为“后三行”，合称其为“出郭九行”。

一

在《跋出郭九行》中，魏际瑞将上述九首叙事诗与杜少陵的诸“吏”诸“别”相较，开宗明义，指出“出郭九行”之来由，其云：

老杜《石壕吏》、《新婚》、《垂老》、《无家》诸别，每读辄怅惘累目，以谓人生到此，当者惨毒，固已安知若命；旁观岌岌哀惧，翻若不能终日。叔子作前六行，予作后三行，非规杜作。古人谓：惟以告哀，如有疴痛，不觉其呼于口也。昔杨升庵每病老杜“诗史”之称，乃摘其寡妇痛哭诸语，谓非诗人温厚平和、怨而不怒之旨。然刺褊心，斥遄死，着无良，指鬼蜮，《墓门》、《圻父》、《何草》、《羔羊》所直指斥者，盖不一而足矣。《书》云：诗言志。有为而作，固非有所择而为之也。

显然，“出郭九行”之命意直接来自于杜甫的“三吏”、“三别”。解读其中意旨，大凡道出了魏氏兄弟这九首诗歌之所由作也，盖心中有所“疴痛”，不由自主地发抒而为诗歌；而且这些诗歌皆属“有为而作”，合乎所谓“诗史”之旨。对于明代杨慎对杜诗“诗史”之称的诟病，魏氏颇不以为然，并举例予以驳斥。虽然文中明确说明“出郭九行”“非规杜作”，但显然是受到了少陵“三吏”、“三别”的直接影响，甚至可以从这些诗歌中看到“规摹”杜诗的影子。然而这种“规摹”绝不是简单的摹仿，即所谓的“优孟衣冠”，而是对于“诗史”精神的重新肯定与弘扬，并以自己的创作来实践这种诗歌观念。强调诗歌须“有为而作”，并倡导弘扬“诗史”精神是以魏氏兄弟为代表的“易堂九子”共同的诗歌理念和追求，这也是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明末清初之诗风密切相关。

少陵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堪，尤其是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少陵的一生几乎就是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环境里游走，由此他真实地触摸到了百姓的心声，再加上自己生活的穷困潦倒，使得他对于民瘼之痛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诚如前人所言，“甫于行役所经，伤心惨目，上悯国难，下痛民穷，加以所遇不偶，怀抱抑郁，程形赋音”，他以诗人的敏感和深刻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几于一字一泪”。杜甫“诗史”之称始于唐代孟柴，其《本事诗》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人故多因此说而赞誉之。总其精髓，盖有以下两端：其一为实录精神，即《新唐书，杜甫传赞》所言其“善陈时事”，《塵史》云：“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胡宗愈说少陵诗“读之可以知其世”清人施闰章云：“杜子美转徙乱离之间，凡天下人物事变无一不见于诗”。以实录笔法写诗，以诗存史，杜陵为古代诗歌创作别开天地，明人胡震亨云：“以时事人诗，自杜少陵始。”施闰章亦云：“古未有以诗为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这为后世诗人倡导诗歌创作须“有为而作”，勇敢地直面现实起到了典范作用，也使得诗人具有了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其二，辞寓褒贬，具有“春秋笔法”之微义，辞约而旨丰，于叙写时事之时，诗人自己之爱憎情感同时见于辞语之中。杨维桢云：“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徐增有诗称少陵“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在冷静的叙事中，诗人的讽喻之义自然溢于笔端。

“出郭九行”中，魏禧的《出郭行》、《人郭行》、《从军行》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卖薪行》、《孤女行》、《孤儿行》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魏际瑞的“三行”亦作于此后不久。考清初顺治末年之历史，虽然距甲申之变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满清之统一大业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然处在历史夹缝之中的百姓仍然饱受战争之苦：满清政府对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展开最后的围剿，同时各地汉人的起义仍然频繁，清政府则予以残酷镇压。清军纪律松弛，所过之处满地狼藉，如在滇地，清军虽奉有“勿得擅取民一草一木”之命，但实际上是“戎车所至，狐兔不存”。洪承畴密奏顺治十六年(1659)滇之情形时云：“如衣粮财务头蓄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盖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病残，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哭地，莫可控诉”，甚至有的地方“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此为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因战事所迫，军队粮饷紧缺，国库不盈，清政府不得不加紧催集钱粮。顺治十八年(1661)，各地欠饷甚多，又因滇闽用兵，治顺治帝之丧，钱粮不充，当年入不敷出达五百七十万两以上，而且支付在即。窘迫万状，于是决定加派练饷，八月初八日户部奏准：查明季加征练饷例，按每亩一分征收，直隶、山东、江西等十三省共田地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该征银五百七十七万余两，在加上各地官吏之敲诈盘剥，把百姓逼人了“守法常得死，何不豫为贼”(魏禧《入郭行》)的绝境。当时滇黔兵寇之祸害最为惨烈，然亦波及江南各省，魏氏家乡江西赣南也不得其免。魏氏兄弟同堂挚友曾灿描述其乡之祸乱云：“滇黔发难初，流祸及闽粤。吾乡亦传烽，盗贼恣驰突。川谷起黄埃，郊原多白骨。田园日就荒，庐舍渐芜没。”江右之惨状据此可知。

此时民生之惨状相较于安史之乱时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是易堂九子之一的李腾蛟就说：“今日之乱，甚于安史”。魏氏兄弟亲眼目睹了兵荒马乱中下层人民的惨痛生活，郁积于心中，自然而然地和杜少陵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诚如魏际瑞所言：“老杜《石壕吏》、《新婚》、《垂老》、《无家》诸别，每读辄怅惘累目，以谓人生到此，当者惨毒，固已安知若命；旁观岌岌哀惧，翻若不能终日。”此一语有无限辛酸泪，与少陵共淌，于是有多少“疴痛”积于心，何以告其哀，便“不觉其呼于口也。”

二

“出郭九行”以冷静而沉痛的笔触记录下了当时普通百姓的惨痛生活。魏禧《出郭行》真实地描一绘了顺治末年“逼良为盗”，百姓处于生死两难的现实境遇之中，行行悲哭，句句血泪。《出郭行》开篇即写“盗贼”之盛及其无恶不作：“郭门日萧条，盗贼纷纷起。十家村务中，乃有五家是。大者肆屠杀，小者驱牛豕。纵火烧谷屋，系人要货贿，”盗贼如此猖獗，以致使村人“薄夜携妻儿，往伏荒榛杞。侵晨望四山，乃复

归墟里。哭声满中野，不敢直言指。”读至此，陡然令人对这些如此丧尽天良之所为而感到深恶痛绝。然而，在听下面“盗贼”在官衙前的陈述之词，这种痛恨之感一刹那又荡然无存了，反生无限同情。何则有如此之大之反差?盖“盗贼”乃被逼所为：

终年苦力作，不得养妻子。食缺衣不完，谁能饥寒死。地方日索钱，豪民恣驱使。大户瞰缙绅，小户饱士子。一人身富贵，婚友争搏噬。舆皂仗官威，吸唼尽脑髓。一或逆人意，夤缘人犴狴。见官我所愁，见我官所喜。无钱死饥寒，有钱死系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贼是。(《出郭行》)

此血泪之辞，道尽“盗贼”之所由来，令人痛彻心肺。他们遭受着“地方”、“豪民”、“舆皂”等多重欺压，致使面前只有死路一条，遂于无奈之中铤而走险，由良民一变而为“贼”。更为可笑的是，有“仗剑客”为“贼”说情，言“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并质问审问盗贼的长官“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时，长官居然也笑着道出自己那本难念的经：

汝但晓贼意，独不晓官情。初我得官时，早夜苦经营。胥吏前致辞：到任礼先行。恒愁令节至，辄复闻生辰，民奸财不易，敲扑何由停。无钱败我官，子贷谁为应。甚或丧性命，岂得爱他人。愚民感作贼。剿杀有官兵。(《出郭行》)

由此来看，长官之“无情”亦实是无奈之举，世事逻辑至于此，实已荒唐至极，不复能言矣。最后魏禧发出感慨：“贪吏诚当为，盗贼良可矜。两皆不得已，慎勿为良民。”其心痛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慎勿为良民”一语一针见血，戳穿了“逼良为盗”的残酷现实。

魏禧《从军行》与魏际瑞《将军行》控诉官兵以剿贼为名，而对百姓无情的掳掠。由于盗贼纷起，顺治末年官兵屡屡以缉逃剿贼为藉口而对百姓进行大肆侵扰，成为当时一大祸害。据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兵部督捕右侍郎陈协等题称：“应捕以缉逃为奇祸，以拿贼为利媒。地方中拿一逃入，必令咬报富家，以为窝主诈吓，遂欲，竟行释放，然后又诈一家。有不顺其心者，指示逃入硬为窝主，及至有司审明，而良家之家产一荡然矣。”“应捕”即缉捕盗贼的吏役。其又“明知逃入而相交好，窥小民之愚懦者，不曰曾买本人之产，则曰欠本人之债，串通同辈三五成群，攘臂而入，捉妇女，夺资粮，致令百姓吞声而不敢问，盖皆惧逃入之波累，故甘心而忍之。”其毒害之深可见一斑。而魏氏兄弟的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对当时惨烈现实的最好注解。

《从军行》中，将军点兵到山县拿贼，然“山贼闻兵来，窜走无遗踪。”将军捕贼本应是为民除害，百姓高兴才对，但再看百姓的反映，则知道事情并不简单，“百姓闻兵来，行往两怔忪。”何以“闻兵”而“怔忪”?原来百姓早已知晓将军盖非真正为拿贼而来，其意在于掠夺而已：

后旒未出郊，前旗已先临。骑上挟鏃矢，步卒横长縱。呵云此近贼，焉得不相通。遂使絷子女，搜牢何从容，斬木取犁铁，橐米碎瓦甕。背负生彘肩，鸡鸭笼中鸣。

在百姓面前，官兵竟如此之威风，不去追捕逃贼，反诬陷民众与贼相通，这就是他们对百姓“搜牢何从容”的藉口，而百姓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被一扫而空，甚至是犁铧之铁，也不放过。

《将军行》则讲述了将军与贼人沆瀣一气，致使一壮丁鬻亲身母的故事，正是应捕“明知逃入而相交好”的鲜活实例。当有人叱责这个年轻人卖母的“大恶逆”行径时，年轻人不得已尽道其中之隐情：

贼谓将军曰：此间多顽民。某某合诛僇，某特赢金银。某有美妻子，某与某姻亲。将军闻贼言：尔是好男子。假尔千守把，尔但作吾事。踝骨绞弓弦，倒悬勒拇指。一刀分所甘，求死不得死。左邻卖妻子，右邻掘坟地。甚或无亲丁，权鬻甥与婿。可怜我孤穷，独有此老母。

贼人不但未受到惩治，反而成为了“好男子”，得到了“千把守”的职位，因为他能够向将军提供掠夺乡民的最直接的线索。由此而观，将军与贼人实并无区别，俱以危害百姓为其要务而已。于是乡邻俱遭其祸，出现了卖儿鬻女、甚至是卖母的人间惨剧，把百姓逼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何人为之，非为贼人，实为将军。

魏禧《孤女行》、《孤儿行》，则刻画了这一年代中儿童的凄惨遭遇，一个是在“龙蛇画梁头，雕刻及柱足”的“官街”中独自哭泣的孤女，不禁让人想到少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一个则是被“公税数加派，私费十倍之”的沉重的赋税弄的家破人亡的孤儿。《卖薪行》讲述一个以卖柴为生的“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的男子被强行驱入狱门，后又被驱人军门的悲惨经历，刻画出一个“路逢暍死人，身僵口微蠕，竟作路傍鬼，仰卧当青天”的人间地狱图景。魏际瑞《猛虎行》叙述了一个猎户为民除害，射猎了一只危害乡里的老虎，然而却由此惹得里正前来敲诈的悖谬生活的逻辑的事件。《恩官行》讲述的则是发生在宁都的一出闹剧：一个“自分是耕夫，宁敢充衣巾”的在宁都作“长年”(长工)的农民莫名其妙被“捉”为“俊秀”，“农已升为士”，并以此来逼交“区区只百金”的官银。令人感觉到可笑与不可思议的同时，不觉声泪俱下。

“出郭九行”以生动的写实的笔触再现了顺治末年百姓的不幸，他们深受着战乱、官府、军队、贼盗等的残酷蹂躏与任意践踏，处在“求死不得死”(《将军行》)的生存悖论之中。同时表现了魏氏兄弟深切于民瘼，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生之极度同情，以及对于这些罪恶制造者的嘲讽和痛恨。九首诗皆以诗存史，直面惨痛生活，是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

三

“出郭九行”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法，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再现出清初顺治末年的社会一生活图景。在艺术手法上，“出郭九行”继承了杜甫以“三吏”、“三别”等诗为代表的叙事艺术，以沉静的笔触把读者带人那个混乱不堪、民生惨烈的历史情境之中。这组诗不是仅仅把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冷冰冰的临摹对象而作简单的客观描绘，而是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自己的爱憎情感、思想倾向等寓于冷静的叙述中，从而在叙述之中抒情，把“言志”“缘情”之诗与“纪事”之史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话式叙述与独白式叙述。

“出郭九行”所采用的最重要的叙述方式是对话体叙述方式。往往通过当事人自己的叙述凸显事情的经过及原委。《出郭行》、《人郭行》、《孤女行》、《孤儿行》、《猛虎行》、《将军行》、《恩官行》都采用的是对话式叙述。玆以《出郭行》为例说明。《出郭行》中主要有两个对话场景，一个是被拿“盗贼”与审讯官的对话，一个是“仗剑客”与审讯官的对话。前者是“盗贼”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而为官所拿，官问“盗子”答：

嗟汝盗贼心，何叹灭天理。盗子闻斯言，欷獻复长跪：君心肯和平，为君说始终。……

以“盗子”之口亲自说出其之所以为盗的原委，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无钱死饥寒，有钱死系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贼是。”后者以“仗剑客”为问，审讯官为答：

有客仗剑来，谓汝太不贤。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堂上双抚手，大笑老书生。汝但晓贼意，独不晓官情。……

长官于是说出一番所谓的“官情”来，其“无情”亦不得已而为之，世事竟然可笑至于此，“两皆不得已，慎

勿为良民”，然而在可笑的背后，却隐涵着令人欲哭无泪的哀情，诗人之意深矣，其心痛亦剧矣。

《卖薪行》则采用了独白式叙述，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位“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的卖薪人被抓为兵丁的不幸遭遇。独白式的叙述方式增强了事件的逼真性，读者如亲闻其哀述，其声如泣，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从而强化了叙述的情感性。

场景的描写与细节的刻画。

“出郭九行”非常注意在场景之中叙事，有特别讲究特定场景之中细节的刻画。如《出郭行》中，长官要审讯“盗子”的时候，有生动的场景描写，其云：“侵晨鸡载鸣，鼓声何田田。舆皂喧公府，长官坐高厅。”“鸡载鸣”之时，府堂之外鼓声震耳，多么肃杀；府堂之内皂隶喧哗，多么阴森；高厅之上长官横坐，多么威严!就在这个时刻，“有客仗剑来”，大声叱责长官：“谓汝太不贤。四境大苦贼，贼亦可哀矜。汝号民父母，何以特无情。”在这样的场景之中，“仗剑客”居然敢于做出如此之举，其光明磊落、勇敢直爽的形象跃然于纸上矣。《卖薪行》中，通过“我”的视角，描绘出了被抓为兵丁者的不幸：“陆行荷重担，水行牵大船。水深风不顺，力尽船不前。解缆暂登舟，拔刀斫我肩。或遇浮沙潭，并命没黄泉。更驱次班下，努力各争先。”活是一副人间地狱图。《从军行》中剿贼之兵掠夺乡里时，是这样的场景：“斯木取犁铁，橐米碎瓦甕。背负生彘肩；鸡鸭笼中鸣。”在这幅图景中，军兵残绝人性、丧尽天良之性毕露无遗。

再看细节刻画。《出郭行》中，当“仗剑客”痛斥长官“太不贤”时，对长官有非常生动的细节的刻画，“堂上双抚手，大笑老书生”，用“抚手”与“大笑”两个动作的细节把长官飞扬跋扈、老于世故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仗剑客”的正义力量也在长官的拍手笑声中被消解了，令人感到绝望窒息。《从军行》中当将军下令要点兵剿贼时，“山贼”与“百姓”的不同反映：“山贼闻兵来，窜走无遗踪。百姓闻兵来，行往两怔忪。”此处诗人用“怔忪”这样一个细节描写，不仅把过往百姓此时惊恐不安的心理状态非常逼真地描绘出来，也给读者留下了疑惑：兵来剿贼，对于百姓来讲本是好事，应该庆幸才是，而此处百姓却为何具有如此惊恐之状?真是咄咄怪事!通过这个细节的描写，引起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反衬出兵对民之残毒之甚。《人郭行》中当“予”看到“扬扬数骑来，下马俨佳客。一再拜主君，环作酬杯酌”而感到错愕不解时，曲道处的一位老人“附耳向予言”，道明“主君”祸害乡里的事实，此处“附耳”一个细节有非常丰富的意蕴，老人又怕“主君”听见而惹来杀生之祸；但又愤怒郁积心中，不吐不快，其情状通过这一细节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场景与细节的描写和刻画增强了事件的生活质感，使事件中人物的性格、情状更加凸显，叙述的张力也由此表现出来。

比兴手法的运用。

“出郭九行”使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如《孤儿行》中，开篇没有直接展开对事件的叙述，而是描写田中之野鸦捡食余粒的情景：“野鸦朝暮噪，集我田中飞。行行啄余粒，田空鸦苦饥。”然后才进入对孤儿“独夜归山邱”的叙述。显然是以野鸦之“苦饥”暗寓孤儿之情状，是典型的“兴”的手法，彭士望于此两句诗后评曰：“起兴好。”“比”之使用如《人郭行》中老人向“予”讲述“主君”施方略其人时说：“此人性咆哮，吞噬比鲸鳄。”又如<猛虎行》中，本述猛虎之毒，而实际以虎毒影射官吏之毒，写虎毒：“大儿死樵採，兄弟死田亩。半夜发庐壁，床内攫老母”，而猎户因猎虎除害反而引火烧身，“明日里正来，官府使问汝，虎皮有几张，虎肉几多许。爪牙胫与骨，各依钧票取。自后为正供，汝当充猎户。设或无此物，岁以白金赎。老妻鬻无多，幼子典不足。赎程未及半，此身已孤独。”由此，只得“誓折弓矢，宁甘受虎毒”，是“苛政猛于虎”的实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篇辞约而旨丰，意隐而毕现，语尽而思远。善用比兴也是“诗史”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要区别之一，清人施闰章在谈及少陵“诗史”与“史”的不同时说：“史重褒讥，其言真而核；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而且诗可以使“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因而“其用有大于史者。””“””‘出郭九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印证了这一点。

叙事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

在语言上，少陵叙事诗通俗易懂、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元稹称其“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房希白也称赞道：“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出郭九行”继承了杜甫诗的这一语言风格。通俗化是指不求语言之华美新奇，也不作刻意的雕琢，直接引“当时语”、“寻常话”等民间语言人诗，如“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卖薪行》)，“前者阿父死，阿兄逃深谷”(《孤女行》)，“邻里相劳问，呜咽不能辞”(《孤儿行》)，“见官我所愁，见我官所喜”(《出郭行》)，“壮丁标老妪，日日行千里”(《将军行))等等。有时，当地之俗语亦被采人诗中，如“恩官听告诉：我是南丰人。宁都作长年，雇值日一分”((恩官行》)中的“长年”一词即为南丰方言，诗后魏际瑞自注云：“南丰人谓雇工为长年。”由于“出郭九行”主要以对话或独白为叙述方式，因此诗中具有大量对话的内容，而这些对话叙述皆随口而出，如亲耳聆听当事人之述说，因此使其整体上呈现出口语化的特点。不同的对话者，因其地位、身份不同而其语言亦自不相同。如《猛虎行》中县官的两段对话，“此乡甲被虎，县官大生嗔：四邻不救护，纵虎而食人”；“汝在虎窝中，虎去汝还住。汝既不射虎，当是虎亲故。前日虎陂下，雷击田中夫。我罚彼乡人，一家千青蚨。”读其言，县官之荒唐可笑、蛮横无理、狰狞之面目跃然纸上。又如孤儿、孤女等惨民之述，如泣如述，如幽咽泉流，闻其言，其惨状如在目前。

当然，叙事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并不等于说不对辞语进行精心锤炼。《卖薪行》写官府对卖薪者的奴役，使用了三个“驱”字，“驱我入狱门”、“驱我人军门”、“更驱次班下”，魏礼评论道：“三驱字妙，直如猪羊之人屠肆。”(魏礼于诗中夹评)三个“驱”字就把官吏之残毒、百姓之惨苦状写出来了。又如《孤女行》中写孤女的外貌，也只是寥寥几笔，“发短不及眉，身长才二尺”、“五木交十指，骨见不遗肉”，其剪影已鲜活欲出。

“出郭九行”在艺术手法上明显地受到杜甫叙事诗的影响，但又能活用其法，叙写当代惨痛之事，抒发一己疴痛之情，此魏际瑞所言“非规杜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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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