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摘要：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篇1：

地方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探析

【摘 要】在阐述课程及课程体系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业的特点，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和评价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地方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

【关键词】地方院校 旅游管理专业

课程体系

0047-03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教育在各院校蓬勃发展。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旅游教育滞后于快速发展的旅游形势，这在地方院校中的表现尤为突出。课程体系一般由课程的目标、内容、设置和评价等五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它们组合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统一体。课程体系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宏观上的课程体系即为专业设置，具体来说即指学科和专业，比如旅游管理专业；中观角度的课程体系则是指某一专业的课程体系，如旅游管理专业中酒店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等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问题；微观方面则为教材体系，比如旅游学概论课程中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案等相关的具体教学内容。旅游业是应用性极强的产业，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结合旅游业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在权变中求发展。

一、旅游业的特点

与其他专业相比，旅游专业更具有综合性、涉外性、敏感性以及行业指向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基础和原则。

（一）综合性。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几个环节，涉及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相关行业和部门。据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统计分析，直接和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行业部门达30余个，涉及108个不同门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的综合性。旅游供给是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这就要求旅游业与其他行业共同完成旅游服务与管理。二是从旅游产品的角度来看，旅游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不仅是某种单项旅游产品，更多的是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多项服务项目的综合体。三是旅游业涉及的部门包括直接部门和间接部门。旅游业的综合性体现在旅游从业人员身上就要求他们博闻多识，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即为通才型人才。

（二）涉外性。旅游业是一种跨地区、跨国界的广泛的人际交往活动，具有明显的外向性或涉外性。涉外性既体现在大量国内旅游活动方面，国内旅游活动主要是跨区域性。更重要的是跨国界的繁多的交往活动。旅游业的涉外性是由旅游活动中人们寻求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产生的。从一个地区来说，既要接待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游客，也要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旅游业的涉外性体现在课程体系中要注重不同国家的语言交流，主要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风民俗和深厚多彩的文化内涵。

（三）敏感性。旅游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产业。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旅游业产生迅速的影响。

1.旅游业外部环境的波动导致旅游需求发生较大的变化。例如：自然因素中的地震、气候反常、疾病；经济因素中的经济危机；政治因素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社会因素中的战争及恐怖活动等都会导致旅游业的停滞。

2.各相关产业的变化会导致旅游业发生相关变化。旅游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旅游业及其相关的直接企业与间接产业某一个节点上任何一个细小要素的变化均会导致旅游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我国近几年旅游交通铁路运输不断提速，缩短了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时间距离、游客的心理距离，最终导致原来因为交通问题而造成旅游时间不足的大量游客如今可以自如地前往自己喜爱的目的地，由此带来旅游业服务系统中的旅游宾馆、旅游目的地游客所需服务企业部门的繁忙。旅游业的敏感性特征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权变能力以及开放系统。

（四）行业指向性。旅游业一方面具有综合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有极强的行业指向性，是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产业。具体来说，旅游业是以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酒店以及旅游行政单位和外事接待单位为核心的综合性产业。因此，高等院校的旅游教育在强调厚基础、强能力的宽泛教育的同时，更加要注重旅游业独有的特性，尤其对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不可存储性、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涉外性以及极度敏感性等特性备加关注。

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认知）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维目标。

1.认知目标。主要是发展学生的学科知识。可简单地分为三个层次：记忆、理解、运用。记忆是指学生对知识的储存和回忆；理解是指学生对课文意义的建构，学生能用与课文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方式（自己的方式）表达课文的意义；运用是指学生将课堂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相似或不同的情境中。

2.过程与方法目标。主要是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方法）。最基本的学习策略有三个：粗加工、精加工、深加工。粗加工策略是指对知识进行重复记忆，一遍遍地诵读、抄写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长时间地记忆知识。精加工策略是指对知识补充细节、解释意义、举出例子、作小结或使之与有关的观念形成联想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知识的提取提供更多的途径，增强学习和记忆效果。例如：“考拉”一词，由于它是两个汉字组成的无意义词汇，我们只能采取机械的方法进行记忆。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动物名称，记住它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如果你能看到关于考拉的体形特征、生活习性等录像，则有可能深深地记住考拉是什么。关于某一事物的信息越多，我们对它回忆也更容易。深加工策略是指找出知识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以帮助记忆和理解。如列提纲、画结构图、进行纵向梳理、横向比较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主要是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这一目标也可分为三个层次：接受、反应、生成。接受是指学生对某一观点或事物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不拒绝接受有关信息，但不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反应是指学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度，不仅接受了有关信息，并表示愿意采取相应行为，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并没有出现；生成是指学生的情感被激发出来，表现出比课文、教师更多的情感，并因此积极采取相应的行动。

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旅游教育在国内经历的时间短暂，很多理论还不很成熟。旅游业本身具有很不确定性，使得旅游教育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诸多地方院校的旅游专业教育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不能一味照抄照搬或者是保持传统做法不变。目标的确定在整个旅游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院校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走极端，要么以高职高专为标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基础；要么以研究型大学为蓝本，追求精英教育。地方性本科院校要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站稳脚跟有一席立足之地的关键是准确定位，明确目标。通过对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的调查，结合旅游业的特点以及目前国内国际形势，教育部2011年修改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针对这一目标，将地方院校旅游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学生掌握旅游专业和相关专业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表达能力，通晓国际市场旅游行业营销与管理的惯例和规则；具备创造性与开拓性思维，形成卓越的分析、判断和执行能力。力争经过4年的学习，将学生培养成为现代模式下的旅游管理专业方面的高层次应用型管理人才。

（二）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传统观点认为，教学内容就是教材所展现的内容。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教材是教学内容的基础。而目前教材具有极强的滞后性。相对于紧跟时代的旅游业，教材仅仅只能作为展现基本理论的平台之一。

泰勒认为“教育的基本手段是为了提高学习经验，而不是向学生展示的各种事物”。这种观点认为决定教育质量的不是教材本身而是学生。学生是活的教材，应针对学生的需要及其实际要求，把相关的理论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教师的职责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构建各种场景。当然，这就加大了教材编著和教师教学的难度。通过对旅游专业在校学生的访谈、毕业生的跟踪以及对旅游业从业人员高流失率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地方院校旅游专业的教学内容应以相关教材为基础，突出实用性特点，强调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采用各种方式将教学内容加以展示。

（三）课程设计。通常来说，课程设计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宏观层次。该层次以学科为中心，通过一个专业的设立或改革需要进行课程设计。这一层次承担着确定课程宏观结构的任务。其设计主体一般为国家，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其二，中观层次。这一层次在宏观层次的基础上，将宏观层次包含的内容具体化。其三，微观层次。该层次是以课堂为中心，将宏观和中观确定的课程内容具体化，往往通过教师在课堂上实现其目标，以教学计划、教案等为表现形式。

地方院校在旅游专业课程设计方面主要存在教师自身和教学条件两方面的不足。旅游教育发展历程短暂，部分学校的该专业附属于其他专业，教师带有很多自身专业的痕迹。由于旅游专业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特征，表现在课程设计上就对实践型教师提出了需要。但是，由于学校体制的制约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旅游专业的实践型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打折扣。目前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地方院校的旅游专业教学仍然是“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条件落后或者实验室不能名至实归，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无论如何，旅游专业的课程设计在遵循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旅游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结合地方院校的特点，设计符合学生和社会需要的课程。可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在这三大模块中注重各模块之间的逻辑性和跨学科的广度。

（四）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解决“how to do”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课程的实施应当忠于原计划，当实施者执行了规定的课程内容，取得预期成果，实施就被认为成功，课程被执行的程度越高，实施的效果越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照本宣科，缺乏互动，不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导致僵化和教条。旅游专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因此，该专业课程的实施是由教师、学生及社会共同完成的。教师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对课程的了解，对课程做出整体规划。学生则要在教师的指引下与社会充分接触，配合教师构建各种场景。最核心的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要将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共同开发创造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让教师和学生能感受到课程实施的乐趣。

（五）评价机制。评价机制属于控制的范畴，是对照课程设计的目标、实施的方法、实施的步骤等，与实际成效性比较多得的结果。“评价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教育过程（校内）计划于组织的判断（决策）和学生成绩（学生的学习成果）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多地方院校的课程评价体系过于单薄。课程评价至少包括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单单学生考试而已。从目前部分地方院校来看，课程评价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对于相关管理部门和教师的评价要落到实处。针对旅游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亟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让校内和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真正发挥其应该的作用。

总之，地方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在充分调查市场的情况下，与社会零距离，遵循旅游和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握旅游管理学科的逻辑性，五要素齐头并进，突出地方院校的优势与特色。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百科全书[M].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2]胡弼成.高等学校课程体系现代化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4]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K].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5]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基金项目】2011年广西教育厅教改课题（2011JGA121）；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1C0111）；贺州学院重点学科：旅游管理学（2011ZDJSXK03）

【作者简介】王俊平（1974- ），女，湖北宜昌人，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岭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硕士。

（责编 黎 原）

作者：王俊平

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篇2：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

摘 要：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关键词： 海洋环境政策；政策内容分析法；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治理

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交流频繁密切、国家间往来互动加强的趋势下，海洋已不仅仅是世界沿海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地与资源空间，更是架起国际睦邻合作与推动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2003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3年，习近平主席战略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和倡议，再次将“海洋”的战略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构想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及海洋事务管理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创新海洋科技、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海洋双边国际关系等战略目标。然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虽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却是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海洋强国梦想的重要保障。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需能够以良好的海洋环境推进蓝色经济的发展，能够以海洋生态的维护实现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能够以海洋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共处规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此方能称之为真正的海洋强国。

海洋本是国土资源的组成部分，其公共物品属性毋庸置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务当属政府固有的职责范围，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管理活动。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具有公共政策的全部属性，属于重要的部门政策之一，是海洋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对海洋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1979年国家开始重视环保工作以来，中央相关管理部门共出台了161项与海洋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政策文件，各项政策经过多年实践检验与优化修订，形成了当前的海洋保护政策体系，并拥有相对完整独立的政策结构与框架。

以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法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总结出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政策发展脉络及政策演变逻辑，以可视化的图景深度透视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厘清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以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政策制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找出海洋环境政策决策体制的内部结构，并能清晰描绘出多元政策主体间的关系网络图谱，分析其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政策体系的优化完善、政策决策体制的改良与决策机制的创新。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评价

为了分享更多的海洋利益，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确立、实施符合本国利益和要求的海洋政策，十分重视海洋发展基本政策和战略规划的制定。如作为世界海洋强国的美国分别在1945年、1969年、2000年和2004年制定了《杜鲁门公告》、“斯特拉特顿报告”、《2000海洋法令》和《21世纪海洋蓝图》，这些政策包含了对海洋环境问题的总体概括，治理海洋环境的整体目标和具体措施等内容，成为美国治理海洋环境的出发点和行动纲领[1]。同样，我国在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出台之后，相继出台了保护海洋环境的多种政策法规，至今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性的政策体系[2]。海洋政策对海洋环境保护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符合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当前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多数研究浅尝辄止。虽然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仅为起步阶段，不过既有研究打开了对海洋环境政策分析的大门，也初步呈现了政策研究范式的雏形及研究路径。

当前对海洋环境政策屈指可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关注。第一，对有效的海洋环境政策供给及政策选择模式的探讨。海洋环境政策能否对海洋环境管理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所提供的海洋环境政策是否是有效的。有效的海洋环境政策应能够突出海洋环境特征，具备适时性、多样性的政策供给方式，能够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3]。同时，有效的政策也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结构及政策选择模式。海洋环境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和海洋环境治理客体的特殊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二者特点的互补与搭配形成了多种海洋环境政策的选择模式，不同的政策制定模式必然产出不同的政策结果[4]。第二，对海洋环境政策工具选择、运用及如何完善的研究。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不同政策问题的解决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针对目前我国海洋管理中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存在的问题，王琪、丛冬雨提出应构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督促政策执行，转变企业环保动机，提高公众海洋环保意识等建议[5]。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海洋环境政策作为政府治理海洋环境的工具，由于海洋环境属性与公共属性存在冲突，所以当前的海洋环境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引入更多的治理工具来弥补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不足[6]。第三，对海洋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具体政策进行专项研究。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海洋生态是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必须不断完善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政策体系[7]；海洋倾倒政策是从陆地源头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涉及陆地和海洋多部门的政策协调与整合，复杂性较高，存在问题也较多[8]；国家出台海洋生态补偿政策对强制性的海洋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9]。第四，中西方沿海国家海洋环境政策执行的比较研究。澳大利亚和日本同中国一样为主要沿海国家，海洋利益与海洋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经研究发现，在陆源污染物控制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政策执行效果较之我国更为理想，其原因是在政策执行主体、手段和监督方式上的独特性，他们政策执行的成功之处和重要经验值得我国借鉴[10]。

公共政策学在我国发展的三十多年来，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政策理论及分析方法应用于各个政策领域的研究之中，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从公共政策学的理论视角研究海洋环境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先，既有研究肯定了海洋环境政策的功能及研究意义，强调政府治理海洋环境需要有效的政策供给，但在分析有效供给的政策特征及供给路径之前并没有对当前的海洋环境政策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和结构解析，故而，对政策有效性质疑的说服力不强；其次，从政策工具理论出发对海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有很强的实际价值和理论前瞻性，然而，对政策工具的选择适用性仅停留于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之中，不能彰显出研究的实际价值，研究结论容易陷入空洞无物的怪圈之中；最后，对具体政策领域的分析及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研究应以对海洋环境政策体系的全面解析及决策体制的深入研究为前提，显然，这一研究前提并未实现。虽既有研究已经初露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端倪，但研究的深入程度和全面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为以下四点：第一，通过对1979年以来161项国家海洋环境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及政策内容分析，梳理出我国国家层面海洋环境政策的演进轨迹，总结政策的主要特征；第二，通过对政策大样本的统计与编码，分析海洋环境政策的发布主体和内容体系，厘清政策体系的结构特征；第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海洋环境决策的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找出海洋环境决策模式，绘制出多元政策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图谱；第四，通过对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的编码数据分析，分析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类别、选择及使用情况，寻找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逻辑。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1.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指对于文献内容进行系统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11]，它适于对一切可记录与保存并且具有价值的文献研究，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特点[12]。内容分析法源于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领域的研究，经过多年来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现已应用到公共政策的文本分析之中，衍生出政策内容分析法。有学者将这一方法应用到了国家的科技政策、土地政策、能源政策等公共政策的研究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运用变化概率抽样、整群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了1979年-2015年间出台的161项与海洋环境保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政策文本内容按照“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章节”进行政策工具编码。样本数据来源的主要渠道是：在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农业部（渔业局）、国务院政府公报专栏等几个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政府部门网站中，进入相关法律、政策与法规、政策通知、政策解读等专栏内进行逐项筛选，选择与海洋环境相关的所有政策文本；借助中国海洋环境监测网、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等本官方性质网站中的政策法规专栏，选取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国家政策；通过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的“法律”数据库，检索并选择国家级海洋环境保护的政策文本。

3.分析单元与类目确定

本文以161项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相关的政策条款作为采用内容分析法的必须分析单元，以306个政策条款作为分析海洋环境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的最小分析因子。

根据研究需要和前文确定的研究目标，本文从基本环境政策工具维度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进行分类。三种政策工具依次是：政府直接通过管理生产过程或产品使用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或在特定时间和区域内限制某些活动等直接影响污染者环境行为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主要包括标准、许可证、区划、禁令、配额、使用限制和污染治理检查等措施；政策采用经济激励手段以“内化”的方式改变环境污染者行为的经济激励型工具，包括罚款、补贴、环境税费、使用者付费、交易许可等措施；以信息公布、环境评价、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实现海洋环境保护的信息-鼓励-参与型工具，主要包括信息公开、环境评价、非政府组织发展、生态区建设、公众参与、道德建设等措施[13]。

4.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验证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关键步骤，是通过比较多位文本评判分析员相互同意的程度来对主评判员编码结果进行的可靠性检验。为了保证文本分析结果的客观、严谨，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本文对161项政策文本的编码是同两位研究公共政策的博士生共同完成的。通常认为，不同评判者间一致性比率达到80%，则主评判员的编码结果可以接受。通过对两次评判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经过计算与调整，两位评判员的一致性比率达到92.2%，显然可以接受文本主评判员的编码结果。

三、数据分析

1.政策演变

由图1可见，1979-2015年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呈现数量整体上升趋势，1979-1996年属于低位徘徊期，政策单年数量与整体趋势上的变化不明显，这与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刚刚颁布，政策系统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1999-2005年政策单年数量为整体上升趋势，政策数量与过去几年间相比成倍数增长。2006年至今政策演变呈现周期性波动，大概两年为一个波动周期，每个周期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特征。

1979-1996年为政策起始阶段：从1979年《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开始，环境保护工作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实现环境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细化实施，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领域，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以该法为核心，海洋环境各领域的保护法规和政策在1982-1986年间也相继制定，正式开启了我国海洋环境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篇章，也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起始阶段的政策制定热潮。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构建的历史由此正式开始。

1999-2005年为政策平稳执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把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重大措施，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海洋开发利用创造了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14]。这一阶段是海洋经济红利凸显的时期，国家战略眼光更多的放在海洋经济开发与利用上，对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这一时期海洋环境政策的成果不多，属于政策体系发展的平稳期，更多的是以前一阶段政策执行为主，政策曲线呈低位徘徊态势。

2006-2015年为政策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各涉海管理部门制定了诸多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部门法规和决策，使政策内容覆盖面逐渐拓宽，政策体系日益丰满和完善。新世纪的前十五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海洋经济红利的快速释放，2006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越了平均水平线，海洋经济进入了平稳增长期，然而同时，经济发展已经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新时期的重要工作目标。所以，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首次将海洋以专章形式列入，明确提出要强化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2008年国务院通过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发展目标。一系列的战略与规划将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推上了政府政策议程的新高度，2009年前后形成了新的政策制定高峰期，至今，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仍在不断运行与完善。

2.政策发布主体

整理161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发现，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涉及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海洋局等16个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部门，联合发布政策数8项，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然而，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商决策配合情况整体不足，联合决策数量仅占政策总数的4.3%，可见，政策发布协同性不高，政策制定过程可概括为简单多元决策模式。

公共决策体制的主体构成情况决定了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模式，直接影响政策选择的结果，同时，由于不同政策主体的政策价值倾向、关注点和关注度的不同，政策结果所秉承的价值理念也各不相同。通过表1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参与主体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参与主体多元，除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国家海事局）和农业部（国家渔业局）等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直接相关的主要涉海部门外，财政部、发改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等国家多部委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策制定活动，故而，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主体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第二，在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的决策模式下，国家海洋局、海事局和渔业局三部门对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议题给予的关注最多，制定的政策文本数量所占比重最大。环保部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仅负责陆源污染排放问题，决策关注内容单一，制定的相关政策数量相对上述三部门较少。其他几个部委的政策制定数量极少，所占比例非常低，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参与十分有限。第三，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政策样本中，多部门之间联合发布政策文本的数量仅为8项，占总数的5%，其余均为各部门单独发布政策。由此表明，政策制定以单独决策模式为主，联合决策情况非常少。第四，多部门联合制定决策集中发生在最近十年。随着治理理念的引入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展开，协同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来指导涉海研究，尤其是海洋环境治理的模式转型与体制机制创新更是依托于该理论的借鉴。由表2可以看出，最近十年间，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协同治理理念逐渐深入并执行，多元主体协同决策的成果明显增加，海洋环境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逐步形成。

3.政策主体协作情况

为了直观地揭示各发文主体的协作情况，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发文主体的网络图谱。首先，从分析样本中提取政策主体，统计每个政策主体与其他政策主体共同合作次数，即两两统计它们合作发布政策的情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16×16的共现矩阵。其次，运用 UCINET 软件对该共现矩阵进行分析，为了便于观察网络的特征，本研究对分析数据进行了二值化处理，即将多值关系数据转换成二值关系数据，最终得到政策发文主体网络图谱，如图3所示。其中，网络图谱中的“节点”表示政策发文主体，节点之间的线段表示政策主体之间存在联系，线段的粗细则表明两两政策主体间合作的紧密程度。从图3可看出，农业部、环保部、国家海洋局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并且有较多链接关系，即他们是整个网络的核心节点。从线段的粗细还可看出，农业部、环保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以及发改委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说明他们之间合作程度较高，其他政策主体合作程度次之。另外，图中还可看出全国人大、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土资源部独立于网络的边缘位置，说明他们在该政策网络中与其他成员间缺乏链接，即他们与其他成员基本没有联系。通过对他们的背景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该图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量化分析为质性假设提供了支持，使得复杂的交流模式能够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政策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图谱方式表现出来，呈现出一幅系统的关系图。

4.政策工具选择

在环境政策工具基本维度下，汇总161个政策样本进行编码，统计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工具使用情况表（表3）。基于下图，在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选择中，控制型工具占据数量上的显著优势，鼓励-参与型工具次之，经济型工具使用得相对较少。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及各涉海管理部委在对海洋环境治理进行政策指导时，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性较高、效果显现更快的控制型工具。海洋环境治理明显呈现强硬地“自上而下”控制特点，“自下而上”的社会主动参与治理明显不足。

基于图4的分类比较可以看出，在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控制型政策工具占59.2%，使用频率最高；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为26.4%，次之；经济激励型工具为14.4%，使用频率较低。政策工具使用总体上呈现“强硬管制”的特征，以控制型工具为核心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严格管控，经济型和参与型工具以相对柔性化的手段辅以行为约束和价值规约。具体分析如下：

（1）控制型工具应用存在过溢现象。根据频数统计结果，控制型工具占整个基础政策工具的59.2%，其中，使用限制和污染治理检查应用最为频繁，分别占据16%和11.4%，许可审批、区划、标准和使用禁令使用频率相似，分别为8.8%、8.5%、7.8%和6.5%。基于统计结果，可以归纳出控制型工具的使用逻辑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不相害的目标下，政府对所有用海主体进行严格的行为规制，对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所有行动都做出了明确的使用限制，各海洋环境主管部门会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将进行处罚整治，如此既能保证海洋资源的正常使用，又能尽量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在对各项行为进行严格限制的基础上，辅以严格的许可审批、标准限定措施来控制用海行为的准入，并对一些明显会带来环境破坏的活动下达明确禁令。

（2）经济激励型工具使用频度较低。在频数统计中，经济激励型工具仅占14.4%，其中罚款与环境税费占12.4%，补贴与排污交易仅占2%。在四种主要经济型工具中，补贴与排污交易为激励式的正向经济工具，能够鼓励企业自发主动地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属于事前控制；而罚款与环境税费为制裁式的负向经济工具，是促使企业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被动式地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激励力明显不如正向激励方式，且易滋生侥幸心理，属于事后控制。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直接易行、成本较低的罚款和环境税费工具，对于成本较高，但效果更持久的补贴和排污交易工具使用非常少。

（3）鼓励-参与型工具的使用结构不合理。在三种基本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统计中，鼓励-参与型工具占26.4%，比经济型工具使用频率相对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环境治理中社会和公民参与情况较好，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海洋环境政策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对此种工具使用情况进行细分，其中信息公布、监测评价和生态区建设占到了17.9%，而技术创新、道德建设和鼓励社会参与仅占8.5%。这说明在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中，政府十分重视环境监测、环境评价及环境信息公开，强调“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希望海洋环境问题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以真实的环境评价数据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调动全员保护海洋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然而，“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社会参与和道德建设工具使用不足，社会力量主动参与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路径狭窄，社会公众的行为略显被动。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的内部构成不利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长远、持续推进，应尽可能地调动全社会主动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四、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结构特征

1.政策演变整体上呈现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近期显现出渐趋平稳的发展态势。受政策发布初期总量较少的限制，早期的政策演变趋势并不明显，表现出在低频区域长期徘徊的特征；经过近20年的政策酝酿，在九十年代末期政策发展进入持续增长期，呈现出政策数量稳步上升，政策体系日臻完善的特点；就近十年的政策发展趋势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政策数量围绕平均值上下震荡，政策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根据前文分析，这种震荡的波动性强度日趋弱化，表明政策进入了逐渐稳定的演变通道，围绕《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已经形成并日臻完善。

2.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呈现出“简单”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我国海洋环境治理体制的“条块化”和“部门化”决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必然出自多个部门，政策制定的主体包括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十几个中央部委，每个管理主体在各自管辖领域内根据职责权限制定政策，共同构成当前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由多部门共同制定的政策文本仅占所有政策样本的5%，可见虽有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但各主体之间的决策活动过于分散，政策文本内容根据职能内容相互割裂，政策体系相对松散，故而呈现出政策主体的“简单”多元化特征，尚未实现多元主体决策的真正“协同”。

3.政策主体之间形成了二元主从式的协商决策网络。从图3可以看出，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主体间的协作网络形态为“倒8字形”，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网络结构。以环保部、海洋局、农业部、财政部和发改委为核心形成了“主网络结构”，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形成了“次网络结构”。其中，主网络结构内各主体联系更为紧密，互动较多，网络形态更为丰满；但次网络结构中各主体关联度较轻，且主次网络结构相对各自独立，联系互动较少。在主次网络结构之外，更有几个部门与各主体之间均不存在互动，独立于政策网络之外。可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主体间的互动网络整体上呈现网络结构松散，主体粘合度不高的特征。

4.政策工具存在明显的差异化选择特征。海洋环保部门更倾向于使用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对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倾向较低，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失衡，信息公开与环境评价过溢，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每一种政策工具选择与使用情况都蕴含着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行为逻辑。从控制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情况可以透视出政府对用海主体行为“规制-检查-治理”的政策管控模式；从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看出政府对海洋环境治理以事后控制为主，鼓励性工具使用不多，以事后的经济处罚工具使用为主，从而呈现为“前松后紧”的政策管控模式；从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情况能够看出海洋环境治理主体仍以政府为强势核心，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凝聚成的社会力量处于治理体系的边缘，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极小。从而可以推出，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主体的多元性仅局限在体制内部，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参与。

五、讨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海洋环境事务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本文所研究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虽可能尚未收集全部政策文本，但通过对161个大样本的分析，也足以窥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结构特征的全貌。本文仅是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深入研究的起点，希望通过对政策历史演进的梳理和结构特征的解析能够为更加深入的政策研究提供基础，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在本文研究基础上，须继续对海洋环境政策进行几大方向的深入探讨，方能使该政策真正成为政府治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资源的一柄“利剑”。第一，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政策的历史嬗变轨迹，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的演变趋势并做政策仿真分析；第二，分析当前政府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供给情况和实际的政策需求情况，构建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政策体系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第三，深入分析海洋环境政策制定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尝试构建“协商--合作”型的政策决策模式和决策机制，从而提高多元主体的协作互动程度；第四，以本文对海洋环境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特征的分析为基础，探究政策工具的有效选择模式，为提高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综上，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我国最重要的部门公共政策之一，与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强国建设等息息相关。但与科技政策、土地政策、社会政策等其它部类政策相比，当前对海洋政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政策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笔者会继续深入对此领域的学术探索，期待有更多的声音加入并与之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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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卿）

作者：许阳　王琪　孔德意

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篇3：

示范性高职院校推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探究

摘 要: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不断发展,其教育质量问题也备受关注,如何建立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管理体系成为高职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示范高职院校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规范教育教学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在国内高职院校行列起示范作用、引领作用。那么如何规范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则成了根本性问题。教育质量管理体系的模式有多种,其中按照ISO9000质量管理模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一、示范性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现状

我国高职院校目前普遍采用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根据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及《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等级标准及内涵》建立起来的。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强化政府对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宏观管理的重要举措。是运用行政权威自上而下地加强对高职院校工作的评价和监督,重点针对学校整体的办学思想、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进行评价,其着眼点在于对照标准确定现有的教育教学质量是否达到既定要求,更多的是侧重于对结果的评估。大多数高职院校内部采用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也是靠分解该评估指标来构建的,注重的是某一部门的职责及某项工作的操作规范,缺乏教学质量的系统性和全员性管理。但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这种体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一)目标设定比较微观,主要关注教学工作系统内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忽视了其他方面对于促进教学质量和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

(二)制度不够健全,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管理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学校制定的各项制度之中,相互间缺少有机联系。

(三)质量监控对象相对局限,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将教师作为监控对象,往往忽略学生、教学管理人员以及教学条件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

(四)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完善,教学信息反馈不及时,过程跟踪不到位,数据处理片面,问题解决缺乏效率,调控措施无法彻底落实,难以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并形成长效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借鉴ISO9000族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理念,结合示范性高职院校特点,建立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质量标准,构建有利于实现质量标准的质量保障体系,是高职教育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对高职院校的适宜性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可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与保证、业绩改进与提高的标准。它可以帮助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组织建立并实施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是质量科学和质量技术的精华,也是先进管理思想和先进管理经验的结晶,已被许多国家认可与采用尤其是在各类生产性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被证明卓有成效。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典型特点是建立一系列文件化程序来规范组织内部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程式化的生产或服务过程,使各个关键环节得到持续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即保证了产品或服务的固有特性满足顾客要求的程度。应用这种方法的直接成果是建立起一套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这种方法也叫“质量管理体系方法”。

高职院校内部人员及设施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都通过了精心安排,具备ISO标准中所谓组织的各项特性,是一种典型的组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所涉及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程式化的服务过程。因此,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适宜应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国际管理学界的研究也表明,对于低成本的、具有可逆性的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采用目标管理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对于高成本的、不可逆性的生产服务过程的管理,如高级人才的专业化培养,传统的目标管理模式日益凸显其不尽合理和难以监控的弊病。而ISO9000族质量标准体系管理模式,在管理中,将目标控制与过程控制有机结合起来,全员参与,让每一项工作都按照“PDCA”循环(经典戴明闭环,即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处置),具有可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显著特点。因此,它也应是高职院校首选的质量管理模式之一。

三、借鉴ISO9000族标准的思想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

为适应现代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变化,按照市场和价值规律来塑造高职高专院校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在学校教学管理系统中,借鉴ISO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理念,将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围绕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指标体系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框架,制定出系统完整的教学质量标准,形成一个覆盖教育部下发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的6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一项特色项目指标、36个主要观测点,构建与教育部相对应的各种形式自我质量管理和自我评估活动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此同时,为确保所建立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适合自身实际情况并有效运转,在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时,还应侧重考虑以下具体事项:

(一)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必须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树立大众教育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不断更新管理理念,根据新的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不断完善质量标准,制定符合学校自身定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合理、规范、完整的质量标准,在此基础上根据监控对象选择适当的监控方法与手段,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的。

(二)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涉及到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要实现多样化的信息的收集、复杂信息的分析处理和信息的及时反馈等都需要借助于强大的信息管理平台,对教学质量各环节进行动态控制,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监控的及时、有效、到位。

(三)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需要不断创新。“最好”是一时的标志,“更好”才是高等教育工作者永恒的追求。引入ISO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思想,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应遵循教育管理规律,从学校自身基础和条件出发,以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主,充分考虑学校自身基础、利用学校办学条件,制定质量标准、实施程序、激励机制等,同时还要确保时间、财力、操作、效果等几个方面都具有可行性,符合教育客观规律和社会客观需求,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转。

(四)结合教学评估,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自从全面启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以来,全国各类高职高专院校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内涵的要求,加大教学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这对全面提高高职高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水平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评建”工作必须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学校内部的教学检查评估、信息反馈、组织协调等手段,对教学质量进行过程控制,并形成一个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良性循环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使各项教学工作能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四、借鉴ISO9000族标准,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ISO 9000族标准真正应用于教育领域是近10多年的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教育领域掀起了学习和贯彻ISO 9000标准的热潮。1992年,英国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成为全球第一家进行ISO 9000认证的大学。美国于1992年就有220所高等院校采用此标准。截至2000年底,通过ISO9000质量认证的教育机构在北美有139家,欧洲有263家,亚洲有123家。我国最早采用ISO9000标准的教育机构是海洋、海事类学校,如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大连海事大学等,这类学校是属于强制性执行ISO 900标准的教育机构,而在高职院校的应用还极其有限,那么,如何借鉴ISO9000族标准,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呢？

(一)教学质量策划系统。根据ISO9000的要求,做好事先的策划工作,其目的在于制定并采取措施实现质量目标。高校在实施教学质量监控中可对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调整,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各项教学质量监控措施的出台都做好事先的策划工作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在教学质量方面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制定监控目标,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层次解决,促使教学质量监控的目标由保证教学环节的质量发展到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教学质量实施组织保障系统。为了确保教学实施过程中质量要求,学校必须依据各种质量标准要求,对每一过程阶段和教学环节中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进行测量和评价,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和纠偏,达到质量保障的目的。为此,学校应该建立一个由教学校长、专家性质的校、院教学委员会,专职教学质量监控机构、各院系教学管理机构以及教研室、在教学质量第一线工作的学校督导队伍以及临时组织的监考和巡考队伍等为主体组成的教学质量实施组织保障系统,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学校的教学质量政策,在授权范围内制定有关的教学质量管理文件,组织和实施学校或本部门的日常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管理活动。

(三)教学实施情况检查、评价系统。高职院校可以根据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对教学过程进行质量监控,针对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制定系统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如建立包括政府、中介评价机构、学校、学生、企业在内的多元化的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价体系,形成对高职高专教学质量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检查与评价。

(四)教学质量信息反馈与分析改进系统。信息反馈系统包括校内、校外两个系统。校内系统主要包括定期和不定期教学检查制度、教学督导制度、干部及教师相互听课制度、教师评学、学生评教、院(系)内部进行的各种教学检查、教学观摩、教学评优等。校外系统主要包括毕业生跟踪调查信息、与用人单位间的双向交流和信息反馈、人才市场需求信息和社会调研等。其流程为“信息收集→分析→对策→实施→处理”。

五、高职院校实施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1.尊重教育规律

在高职院校进行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策划和要素设计时,要注意ISO900标准要素的移植一定要尊重高职教育规律,切忌生搬硬套。要在深刻、全面理解ISO9000标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高职院校教学、教学管理的实际,科学地设计出符合高职教育规律的质量体系要素。

2.理顺学生与教师在质量体系中的关系

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学生是“顾客”“产品”,教师是“生产者”“服务者”,既要充分关注学生的要求,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要强调尊师重教,确立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切忌将师生关系简单地定义为“服务者”与“顾客”的关系,更不能庸俗地将学生看成教师的“上帝”、“衣食父母”,削弱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影响教育质量。

3.优化质量体系文件

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编制文件的多少、文件内容的繁简是质量体系建立时遇到的实际问题。根据已有的经验,除标准要求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手册、六个文件化程序和相关质量记录以外,质量体系文件数量和详略程度取决于学校人员的素质和现行教学、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一般而言,体系建立初期,文件规定应当细些、多些,随着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行为逐渐规范,文件就可以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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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