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中心议题。WTO框架内欧盟和巴西关于翻新轮胎问题的贸易争端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发达国家要求成立专家组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禁令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第一次合理使用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冲击，以维护本国利益的生动博弈。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全球治理中的智库角色及前景

冷战后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催生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同时也孕育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设想。各国决策者和战略研究界开始意识到，在未来，决策议题的复杂程度和决策领域的演变速度都将达到全球规模，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将政府决策者之外的社会力量—比如智库这样相对独立的信息枢纽和专业知识组织—吸纳到“超国家”层面的平台上，进而凭借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政策辯论，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从20世纪末开始，智库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全球治理的制度大厦已初见规模，逐步成型，而智库在其中的独特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具体而言，智库与全球治理架构体系的有机结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传统治理中的智库角色。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贸易与金融的传统治理体系与智库之间，制度化的密切合作关系已建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已建立向智库寻求咨询和协商的固定渠道与机制，并借助智库推进各自的全球治理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智库视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特定类型，设立了每年举行两次的“公民社会政策论坛”，与智库之间开展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换；并且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纲要文件，用来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年里与智库等机构开展联系的工作，在发布这份文件前还向各家智库和利益集团、政见社团等开放线上平台，听取咨询意见。世界银行不仅运作上述“全球发展网络”平台，还通过自己的内设智库“世界银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推行“用于发展的知识”（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K4D）项目。以该项目为平台，将各国的智库、利益集团和政府职能部门整合在一起，以促进知识经济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在全球各地的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里设立“世贸组织教席”，资助智库专家开展有关国际贸易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

第二，欧洲区域一体化中的智库影响。智库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密切相关。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伴前行，共同发展，相辅相成。尤其是以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为标志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一直被理论家们视作支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冷战结束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几年间可谓势不可挡。在此进程中，覆盖全欧洲的智库协作网络架构，特别是由位于布鲁塞尔专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智库牵头运作的智库协作网络，在有效整合欧洲顶尖智库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与进度，尤其是欧盟决策的议程设置与决策节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间接发挥了作用。

第三，二十国集团架构中的智库。智库已成为二十国集团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1999年以来，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之间相互协调宏观经济决策、平等探讨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堪称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了增进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相互协商，巩固最高领导人实施决策的民意基础，二十国集团特地在智库、工商、劳工、女性、青年等领域设立了配套性的“接触对话组”（Engagement Group），由二十国集团成员派出各领域的代表建立对话组，举办论坛和峰会，形成了独特的“接触对话组”机制。在此机制中，智库领域的“接触对话组”不仅能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而且发挥着建构决策观念、塑造议程设置、影响精英话语体系的作用。二十国集团的智库“接触对话组”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顶尖智库开展信息交流的平台，进而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思想源泉。

第四，智库应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将“知识机制”与“决策机制”和“生产机制”相提并论，认为“知识机制”的结构特征制约着决策的观念建构和经济的运行模式，而智库则是“知识机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视角来看，智库向决策层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在本质上是以专业知识为表现形式的公共产品。换言之，智库是重要知识生产者，能够凭借自身长期积累的信息数据和分析能力，向决策层提供专业知识，从而塑造其决策观念与范式。现在，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化所蕴含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已消耗殆尽，而积累的矛盾显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政治等似曾相识的历史光影正在卷土重来。全球治理体系未能有效处理金融与债务危机、能源与环境问题、贫富分化与区域不平衡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应对上述问题的专业知识和制度资源都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智库提供专业知识形式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未来，智库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架构的制度创新，更迅速地推进智库协作网络的全球化扩展，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作者：忻华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2：

WTO框架内欧盟和巴西关于翻新轮胎问题的贸易争端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中心议题。WTO框架内欧盟和巴西关于翻新轮胎问题的贸易争端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发达国家要求成立专家组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禁令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第一次合理使用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冲击，以维护本国利益的生动博弈。尽管巴西最终败诉，但它却虽败犹荣，并且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WTO；欧盟；巴西；翻新轮胎；贸易争端

作者简介：张祥熙，男，江西赣州人，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

施建光，男，云南石屏人，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史、区域国际关系史。

在多边层次上，但凡涉及环境保护问题，欧盟一直都是强有力的监管规范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欧盟往往被认为是“绿色的全球领导者”。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欧盟和巴西关于翻新轮胎问题的争端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南—北”国家立场的大逆转。在世界贸易组织历史上生平第一次由发达国家提议建立一个专家组来应对巴西这个发展中国家利用“生命健康例外”和“环保例外”来证明其贸易禁令的合法性。尽管巴西最终败诉，但它却虽败犹荣。

一、国际环境和国际贸易矛盾冲突简况

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中心议题。随着多边环境协定的扩展，在国际环境制度的协调上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面临的新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最明显的当然是避免现有机制的分裂。作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中心，美国和欧盟无疑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助推剂。然而，由于美国脱身，欧盟目前已成为环境领域主要的规则制定者和调节者，这造成了超国家层面上的反对意见，不仅削弱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且还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美国和欧盟之间有关牛肉激素争端问题就是例证。由于20世纪90年代疯牛病肆虐，欧洲禁止进口含有人工激素的肉类。美国和加拿大立刻做出反应，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来应对欧盟的禁令。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理由，欧盟向专家小组提出抗辩，但没有获得支持。专家小组认为，当时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没有提出符合《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定》第五条第一款要求的风险评估。由于WTO初创的宗旨是减少潜在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以避免商业的扭曲，环保或健康有关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变相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1991年发生了“关贸总协定”框架内第一次正式冲突，起因是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墨西哥对美国提起贸易诉讼。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法律规定，禁止从任何捕捞做法不符合保护海豚安全标准的国家进口金枪鱼。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专家小组认为，美国仅以墨西哥捕捞金枪鱼的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国内标准为由对墨西哥金枪鱼实施进口禁令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且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并未允许一成员对另一成员根据其国内法律规定采取相关贸易措施。此事件的直接后果导致了1994年马拉什喀什的部长级会议创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虽然欧盟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监管规范的驱动力，然而，欧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并非易事。欧盟的领导地位主要源于自我认知的过程，因此其在外部是颇受争议的。事实上，大量的欧洲卫生和环境规范往往倾向于反映世界的最高标准。此外，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也被认为是一支正在出现的全球力量。事实上，巴西在这方面的立场很像欧盟。然而，在与环境有关的外交政策的立场与原则，巴西依然捍卫是其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欧盟——巴西关于翻新轮胎问题的争端

翻新轮胎因其生命周期较新轮胎短，故而其销售价格较低。自1991年以来，巴西就已禁止进口使用过的货物，包括禁止国内制造商进口旧轮胎用于翻新。2000年，巴西还以公众健康和保护环境为由取缔翻新轮胎。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禁止进口就意味着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禁止进口或出口的数量限制”的规定，但协定允许当事人援引协定规定的某些例外情况为自己的禁令做出辩解。在这种情况下，巴西援引“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时承认贸易禁令的合法性。

欧盟作为这类轮胎的重要出口地区，认为巴西这一禁令的目的是要保护巴西国内轮胎翻新行业，决定把这一事件提交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过程中，欧盟指出：就欧共体看来，翻新轮胎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包括翻新轮胎进口国。翻新轮胎的使用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如石油和橡胶），这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同样的，新轮胎的生产也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同样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

而在巴西看来，如果废旧轮胎真像欧盟声称的那样，是安全和珍贵，那全世界的废旧轮胎应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欧盟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的今天，全球应该将废旧轮胎作为一种宝贵的可替代能源。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废旧轮胎能替代其它能源。巴西政府认为，废旧轮胎会带来两种危害。其一是会滋生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登革热、黄热病和疟疾。其二是有消防隐患，一旦轮胎燃烧起来就难以控制，并会排放有毒的二恶英。此外，收集废旧轮胎代价很大。

巴西前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认为，轮胎废物的产生和积累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她举例说，2007年，巴西27个州中有25个州以及65%的市报告有登革热病例。根据2003年巴西卫生部对全国1140个市的调查显示，25%的市认为废旧轮胎是最重要的传播登革热的蚊子滋生之地，43%的市认为废旧轮胎是传播登革热的蚊子第二重要的滋生之地，41%的市认为废旧轮胎是传播登革热的蚊子第三重要的滋生之地。玛丽娜·席尔瓦宣布，巴西的禁令是合法和必要的，并强调巴西的禁令与欧盟坚持的非代原则和就近原则是相符的。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及欧盟面临的困境

要清楚地了解欧盟与巴西之间关于翻新轮胎的争端，还需注意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南方共同市场的裁决，另一个是巴西国内的禁令。南方共同市场裁决，巴西必须允许从乌拉圭进口翻新轮胎。而巴西翻新轮胎生产商认为，翻新轮胎的进口会对国内轮胎翻新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故而要求法院继续维持翻新轮胎进口禁令。

2007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否决了巴西的提案，确认巴西的贸易禁令行为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总则“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原则。尽管该裁决不利于巴西，但世贸组织还是确认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即翻新轮胎使用周期之短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此外，该裁决承认，巴西可以限制对此类产品的进口，前提是这种限制是非歧视性的。

欧共体虽然对世贸组织仲裁小组的裁决表示欢迎，但极不认同世贸组织对巴西的行为不作任何的谴责，这使得巴西有可能只是停止进口废旧轮胎，却并不取消翻新轮胎进口禁令。所以，从欧共体的角度而言，此次争端虽胜犹败。由于巴西决定继续延长翻新轮胎进口禁令，包括从南方共同市场的进口，欧盟仍无法将翻新轮胎出口到巴西。

此外，在此次争端中，欧共体尽管赢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其还面临内部的严峻挑战。因为欧共体内部许多组织强烈要求实施更加环保的公共政策，因此欧共体很难对巴西采取任何合法的制裁措施，更遑论欧共体早在1993年就批准了一项垃圾掩埋指令，该指令明确规定，从2006年开始，禁止在河道两岸堆积废旧轮胎。

四、本案例的现实意义

本案例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发达国家要求成立专家组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禁令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第一次合理使用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冲击，以维护本国利益的生动博弈，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本案例显示了环境问题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冷战结束以后，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趋于瓦解，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越来越小，其地位在国家间关系中逐步地让位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随着相互依赖的不断发展，“全球环境问题正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如此，“生态环境问题的跨国界性，以及围绕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生态安全等问题产生的环境纠纷，已成为国际社会中地区矛盾的重要因素，往往导致双边或多边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其次，本案例也生动地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内政治国际化和国际政治国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其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作用明显加强，因此，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不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其他国家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一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决策不得不更多的考虑到当今的世界潮流、国际舆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所有这些都使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边界日益模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将随着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最后，本案例还预示着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凸显。“新兴国家所描述的是国际社会中正在兴起的、所走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金砖5国”、“金钻11国”等。主要体现为：第一，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层面，新兴国家通过20国平台参与其中；第二，在全球气候问题上，通过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基础4国”方式让世界看到新兴国家应该拥有的话语权；第三，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无论是关于制裁伊朗或叙利亚，或是其他重大国际问题，新兴国家都以特有的方式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影响；第四，在地区问题上，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着世界各个地区蓬勃发展。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尼日利亚等等，这些国家不仅在地区事务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合力”推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复合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未来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力的彰显依赖的不仅仅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的大小，更多的是依赖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并合理运用国际制度实现自身利益，以及变革和重塑国际制度能力的大小。

注释

① 《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明文规定：“缔约方可以为某些特定目的而限制进口或出口。”见红雪枫《谁将大棒挥向中国稀土？》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93792，w1310308949955797。

② 条文的详细内容可见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15-sps.pdf。

③ 条文的详细内容可见http：//bm.gduf.edu.cn/kcpt/sjmyzzgl/else/wto01.htm。

④ 条文的详细内容可见http：//bm.gduf.edu.cn/kcpt/sjmyzzgl/else/wto01.htm。

参考文献：

[1] Buck， Matthias； Kollman， Kelly； Carius， Alexan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and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Setting the Agenda for Rio+10. An Expert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and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Lisbon， February 2000.

[2] Manners， Ian：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40，2，2002.

[3] Elgstrm Ole，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a Problematic Aspir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4 2007.

[4] Elgstr m， Ole. Outsider’s percep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5. No 4， 2007.

[5] Zaki La di （ed.）， EU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rmative Power and Social Policies， Routledge/Garnet Series： Europein the World， 2008.

[6] De Lima， Maria Regina Soares： Brazil Rising. Multipolar World. IP. Fall. 2008.

[7]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RAZIL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332/R. 12 June 2007. （07-2358）.

[8] 黄河、吴雪.环境与国际关系： 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J].国际展望，2011，（02）.

[9] 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 夏安凌、唐辉、刘恋.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国际格局的变化[J].教学与研究，2012，（05）.

作者：张祥熙 施建光

世界贸易组织公共政策论文 篇3：

毕业生求职国际组织势头强劲

6校领先，北京大学领跑

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有6所高校处于领先位置，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领跑是北京大学，共有89人到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人数创历史新高。39人在国际组织总部或者海外国家（地区）办公室实习任职，约占总人数的44%。其中，7人获得2年以上的国际组织工作机会，6名2019届应届毕业生毕业后直接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北大认为，国际组织正逐渐成为毕业生的求职新去向。

紧随其后的是清华大学，有70余人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其中含9名毕业生1名博士后，80%实习生实习地在海外。之后是中国人民大学有56人，复旦大学48人。这四所大学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的人数也是稳步上升，相较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增加一倍，复旦大学增长5倍。

南京大学46人次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创新高，比2018年增长 170.6%。

南开大学首次在就业质量报告中披露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人数情况，有23名学生获得国际组织的正式实习职位。南开认为这是学校在拓宽视野渠道，打造更高质量就业的良性机制上获得的成绩。

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有8人、中国农业大学有6人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哈尔滨工业大学另有6名同学获得了2020年国际组织的实习Offer。

天津大学自2018年实现零的突破，两年来共有7人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多措并举，助力同学们跨过高门槛

各个学校近年来高度重视大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采取多种措施。在校内组织讲座开展宣讲、组织比赛建立人才库、组织学生赴海外参访活动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高校以微信公号的形式及时发布相关实习任职的信息也很常见。

更重头的举措亦不少。多所高校与一些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如中国农业大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订实习生合作协议;南京大学先后与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域总部、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签署实习生选派合作备忘录，确立伙伴关系;厦门大学与国际法院（IC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亊会（CIPSH）及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建立实习合作项目等等。

同时，高校正在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纳入教学。

北京大学正式出版了《高校毕业生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入门》一书，这是全国首本系统指导大学生前往国际组织实习求职的教材。

四川大学开设《国际礼仪与跨文化交际》《国际法》等数十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相关课程，首开“波兰语+”创新性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于2019年7月正式成立国际组织学院。

复旦大学设立“国际公务员”等系列课程项目。复旦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启用首个海外办学点，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建设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合力促进全球治理后备人才培养。

不少学校建立了训练营来帮助同学们了解国际规则、国际亊務与国际竞争。

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该校的第一届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西北工业大学举办了西北地区首届“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

第二届清华大学国际组织人才训练营邀请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对近150名后备人才进行集中培训。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组织人才暑期训练营，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相关讲座和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期国际组织人才“新星计划”训练营在瑞士举办，成员先后赴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欧洲总部（UN）等八个国际组织进行深度参访学习。

一些学校选派学生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实习实训项目成为常态。如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都选派学生参加“联合国青年领袖精英班”，各校选派人数不一，少则15人，多则36人参加。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选派多名同学参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开展的“国际组织人才海外访学项目”。武汉大学选派18名在校生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实习实训。

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是一件很有门槛的事情，但是随着高校积极响应国家部署，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课程设置、社团发展、组织活动上做出安排，有计划地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跨越门槛，在就业质量报告中持续上升的数字就是很好的说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多关注、多了解，积极参与，即使不是作为就业目标，相关的课程学习、活动经历，对于大家的求职也是颇有帮助的。

作者：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