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透明研究论文

2022-04-20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贸易政策透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贸易政策透明研究论文篇1：

区块链技木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考虑到传统国际贸易缺乏透明度、跨境交易风险增加和边境瓶颈等弊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会使国际贸易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贸易融资、海关程序和货物来源等方面。对于贸易融资，区块链可以减少依赖第三方贷款或保险进行融资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对于海关程序，区块链可以降低成本、加快海关程序，并比全球消除关税更能促进全球贸易量和经济产出。对于物品出处，区块链可以通过提供货物来源和移动的实时信息来改进供应链的管理。区块链将通过增强可追溯性、促进数字化和保护监管链，改善全球供应链利益相关者的业务。同时，区块链还将有利于改进对非法贸易流的检测，并努力阻止非法规避贸易规则的行为。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贸易融资;海关程序;追踪溯源

0引言

国际贸易建立在一个复杂的发展机制基础上，多个缔约方（政府机构、运输公司、国际贸易辅助机构、银行机构等）参与执行国际销售合同。面临缺乏透明度、跨境交易风险增加和边境瓶颈等诸多降低效率的障碍。区块链被许多人视为促进贸易程序和加快跨境贸易数字化的机会，能够消除中介干预，降低成本，通过使用通信和商品交易平台提供更多的安全和透明度，产品的可追溯性及其在清关点的控制将很容易实现。

目前对国际贸易有关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国际贸易领域，李佳等研究构建智慧物流服务平台，探索智慧物流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结合前沿技术，实现全流程电子单证交换、全流程订舱协同、全流程通关协同、全流程物流追踪四大对外贸易核心业务功能。促进对外贸易一体化的发展。Liu等研究了国际贸易中的货币选择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提供贸易融资方面的探索;针对国际贸易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研究。李海波利用区块链数据的不可篡改特性、时间戳技术、点对点传输、分布式共识算法以及可追溯性等特征，实现对跨境支付以及跨境货物的全程监控。涂红等研究区块链在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应用，强调它将带动经济和产业格局的重大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大机遇。丁庆阳四等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产品信息的追溯并防止篡改，通过结合物联网技术解决产品防伪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了区块链与国际贸易交易的相关性。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国际贸易的现状和问题，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化应用，研究区块链技术如何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各个步骤，从贸易融资到海关程序、认证、运输和物流，并帮助实现贸易的更大数字化。

1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原理

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账本技术，用于维护和跟踪永久性和防篡改事务数据记录，其中分布式账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数据库，由分散网络的参与者共享、复制、同步和维护。区块链最初是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解决以前无法解决的双重支出问题。这进一步打开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

区块链将数据存储在加密哈希链接块的序列链中。每个区块由相同的属性组成，包括区块号、当前区块的哈希、链中前一区块的哈希、事务记录和时间戳，如图1所示。

每个块中的数据通过哈希函数进行“哈希”。哈希函数通过数学算法将任意长度的字母和数字输入转换为固定长度的加密输出。散列是将散列函数应用于某些数据的过程，散列函数的输出称为散列。安全散列函数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给定散列，在数学和计算上无法确定提供给散列函数的输入。事务发生的顺序由区块号、上一个哈希和当前哈希共同确定，每个区块的时间戳决定记录的事务发生的时间。总之，区块链创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在该平台上，经过加密验证的交易和数据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控制，共享的分类账以可验证、透明和永久的方式记录交易和数据。

2国际贸易领域现状及问题分析

2.1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的传统重点集中在高度复杂、范围广泛和执行成本高的交易上，其核心存在漏洞。

（1）糟糕的客户体验：需要在出口商、进口商、开证行和通知行的复杂环境中进行高度协调，这会产生不利影响。其中包括过于复杂的流程、长时间的等待、低透明度和高水平的不确定性，鉴于交易的国际范围日益扩大。此外，即使交易以信用证的“保险因素”为依据，进口商仍面临欺诈性装运的交货风险。

（2）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信用证的创建与银行和客户的高成本有关。争议解决可能很复杂，而且成本高昂。目前对可行的贸易融资客户的限制意味着有限的可扩展性。通过在尚未开发的客户群中建立大量业务来降低成本的潜力很小。

（3）实质性的监管负担：制裁和贸易壁垒等地缘政治风险的管理，加上防止欺诈，贸易融资业务的强制性要素日益增长，这进一步增加了运营管理费用。

2.2海关程序

海关程序包括所有与跨越国界运输商品有关的规章制度，因此，它是任何成功的国际贸易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关程序包括几个单独的步骤，商品必须清关，以备进口或出口。例如，进出口许可证、报关单和货物报关单等都必须经过确认和核实，有时由不同的人单独确认和核实，还必须完成和验证贸易安全程序。由于海關流程的复杂性，很多时候无法按照正常的流程测算通关的时间，这通常是由繁重的合规要求、代价高昂的延误、边境腐败和安全漏洞造成的。

（1）合规要求和延迟。国际航运业承担着全世界90%的货物贸易。仍然主要依靠纸质文件。雇用中介机构处理文书工作会增加货币和时间成本。由于主要采用纸质文件，从而导致关键文件容易在混乱中丢失，造成额外的昂贵延迟。

（2）腐败和安全问题。除了直接贿赂和故意拖延进口外，欺诈对海关程序构成了重大威胁。欺诈行为可能涉及伪造提单和其他出口文件，如原产地证明。欺诈的一个例子是“丢失”货物，当有人少报货物时，他们便能够窃取差额。

2.3追踪溯源

货物的出处是指货物的来源，以及货物所有权和位置的时间记录。商品来源信息可以帮助企业满足消费者和生产商对商品来源和所有权以及构成商品的所有材料、组件和成分的详细信息的需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每年因吃被污染的食物而生病的人大约近百分之十，导致的死亡人数近达42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尤其危险，死于食源性疾病每年有近12万名，中国情况也不容乐观，2018年较去年相比，事件数增加27.13%，发病人数增加19.15%，如表1所示，食源性疾病造成了全球性威胁，保障食品安全和防止食源性疾病至关重要。

3国际贸易领域区块链技术的优化应用

3.1构建一个开放、自动化和“去信任”的平台，优化贸易融资环境

在整个贸易融资交易中，预计区块链解决两个基本挑战：（1）自动化发行、发货跟踪支持和支付：假设各个网络参与者都采用了提议的平台。他们将实时记录诸如信用证发放、货物装运或交易付款等事件到区块链，区块链将向网络广播这些事件。鉴于这些事件的公开记录。不再需要一个纸质的追踪操作团队。工作流中的后续步骤可以在自动化的基础上可靠的启动。（2）完全审计透明度：装运容易发生欺诈或非法活动。一个贴上运输香蕉标签的海运集装箱实际上可能是运输武器，显然需要有效的控制，区块链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机制非常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其中“共享真理”是由大多数人参与建立的。此外。所有重要事件（如定期协议、装运或付款）都可以追溯到过去，错误事件的可能性最小化。如果被认可的网络参与者需要的话，对这些信息的访问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形成一个既有私有区块链特征又有公共区块链特征的混合体。

3.2构建基于区块链的海关程序，提升海关的数据驱动力

将区块链技术集成到海关流程中可以使托运人数字化其供应链，并消除许多导致昂贵延迟和腐败的中间商。数字分布式账本的设计是安全的，只有在其他处理节点同意的情况下，每笔交易才上传到链中。未经网络中其他用户的批准，几乎不可能进行欺诈性索赔或编辑过去的交易。

区块链技术在海关程序的应用，海关将变得更加数据驱动。通过参与区块链，海关能够准确、及时地收集必要的数据（所有与商品相关的数据，如卖方、买方、价格、数量、承运人、金融、保险、商品状态和位置等）。海关可能成为区块链的一部分，并更多地嵌入贸易过程中。区块链传输的数据可以自动集成到海关系统中，并与贸易商和运输商提交的数据进行核对。在更集成的版本中，海关甚至可以自动清除区块链本身在内的商品。另外，区块链可以帮助海关更好地打击金融犯罪。海关和有关当局将定期更新银行系统内可能被滥用以隐瞒非法资金流动的事件。运营商提交的贸易数据与金融机构记录的资本转移之间的反复比较将导致可侦查金融犯罪。

3.3实现国际货物贸易的可视化管理

利用区块链跟踪原材料的来源，并跟踪国内和国际供应链，可以满足人们对物品出处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其透明度和准确性在以前也是无法达到的。区块链最明显的用途之一是数据监控。区块链与物联网相结合，提供了跟踪产品历程的新方法。它是促进供应链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强大工具，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建立消费者的信任。

利用区块链技术将全球供应链中各节点的相关信息进行分布式存储，供应链上成员通过查询端口能随时查看食品生命周期的全程跟踪信息。

通过结合区块链技术，买家和卖家可以通过所有权和处理的变化来跟踪实物资产，消费者可以发现单个产品的来源。来源跟踪通过使用区块链参与者发行的数字代币来验证货物的移动。每次项目换手时，数字令牌都会被锁定移动。换句话说，现实世界的监管链由区块链中记录的一系列交易反映出来。代币充当了一个虚拟的“真实性证书”，比一张纸更难被偷窃或伪造。这就隐式地为商品创建了来源信息，并提高了供应链质量。

4总结

在区块链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跨境交易的性質为区块链技术提供了许多促进交易的潜力。本文探索了区块链技术在放松贸易融资、改进海关程序和跟踪商品来源等国际贸易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如果成功地创建一个有利于区块链更广泛发展的生态系统，国际贸易在未来可能会完全不同。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技术、互操作性和法律问题，需要在充分发挥技术潜力之前加以解决。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各国政策的逐渐支持，相信区块链技术定能助力国际贸易的高速发展。

作者：张志李军祥刘洁黄芳旧

贸易政策透明研究论文篇2：

中国需要国际化战略智库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这里面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了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

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因此，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

多视角看中国智库

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 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归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過去20年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

“在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了或低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确实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分析说，30年多来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库蓬勃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由于需求方的层次不同、领域各异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别，客观地促成了中国智库庞杂的现状。

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今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 %；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六点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美、日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认为：“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

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 、“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和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世纪之交的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比如，1992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了半官方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认为，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这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后三类智库构成的民间智库，尤其是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 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

比如，1999年，在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和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支持下，清华大学引进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希光等人才群，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期间，该中心密切參与政府“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研究，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开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了智库作用。类似的案例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内重点院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中国智库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同志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

尤其是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和次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智库论坛，显示出中国智库开始寻求摆脱被动角色，有了自主发展的新气息。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从事智库和中国政策过程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将越来越多。

但是，不能不承认，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智库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态。尤其是在利益分层日益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天然与利益游说和政策影响难以分割的智库，面对生存现实和独立研究的构成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异和分化。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20多年以来，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多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他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

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門之间的隔阂。

同时，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说，“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认为，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张宇燕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見。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时势造英雄”

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认为，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众多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每次都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那是神而不是人。”

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随着智库的发展和智库产品市场的繁荣，其结果之一似应是对同一问题不同智库往往会给出对立看法。这一方面能够丰富人们对诸如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家、企业家和机构领导人展示其智慧和判断力提供了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发展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

（2009年第7期）

作者：王健君韩冰

贸易政策透明研究论文篇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摘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是新时代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精准描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基本现状、展望其未来前景，文章借鉴“制度规划-制度体系-制度保障”的分析框架，以169份相关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NVivo11软件，通过筛选关键词和文本编码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对制度程序设置较为关注，制度创新成效显著，但对于制度保障的关注度较低。因此，未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主创新制度，应当从加强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及构建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来完善。

关键词：上海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

作者简介：唐坚，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校（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上海201210）。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这是我国应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战略选择，是新时代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和自贸试验区的“领头雁”，上海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来，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政府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其是自主构建以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开启了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到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的新局面，对推动形成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起到了示范作用。

学界目前对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进行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有学者基于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监管视角，认为自贸试验区是以海关特殊监管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它的战略地位又高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部分学者则以自贸试验区对我国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的意义为出发点，将自贸试验区视为集投资、贸易、科技创新等领域于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2]。另有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路径应当包括培育创新文化、把脉企业需求、按需下放管理权限、合理对标国际规则、突破法律痛点、强化部门协同、创新人才管理机制等[3]。还有学者深入分析了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路径，认为其先是构建了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再稳步开放资本市场，如此，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投资交易规定进入上海证券期货交易场，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债券的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的资本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4]34-38。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为自贸试验区完善自主创新工作、提升制度创新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就研究内容而言，现有的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研究侧重于对模式和路径的分析，而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作为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的制度机制，目前还缺乏对制度本身的深度研究；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尚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169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文本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准确把握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基本现状，并试图从中找出不足，据此提出前景展望。

二、研究框架

为了更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文本分析框架。本文借鉴“制度规划-制度体系-制度保障”三层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选取169份相关政策文本为样本，将制度文本划分为制度规划、制度体系、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具体来说，制度规划主要涉及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的目标、依据、内容等；制度体系则关涉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的主体、适用范围、制度程序等；而制度保障涉及的主要是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的监督管理、法制保障等内容。

三、设计理路

（一）样本选取

明确研究的设计过程是内容分析法的前提和基础。为呈现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基本现状，应以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的分析框架，梳理出取得的成绩和需要改进之处。

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策文本，政策文本是观察制度运行实践的重要切入点，文本内容是实现制度建设有序进行的基本依据，“为人们提供了认知、协调、规范和信息”[5]22。经过时间积淀的大量政策文本，是对制度信息和制度知识的客观文字记录，具备可获得性与可追溯性。本文选取有关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方面的169份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文本主要来源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汇编（2013—2017）》一书，能够全面反映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基本现状。为保证选取样本符合该研究主题，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契合性原则，即选取的文本整体或部分内容要涉及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的具体规定；二是规范性原则，即选取的文本应当是国家和上海市各级层面发布实施的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本文数据为政策文本，与访谈等数据相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权威性、可行性和典型性。因样本有169份，如果对其进行整体分析，样本与样本之间不易区分，不仅不利于探索自貿区自主创新建设的基本特征，而且还难以描述其未来的整体发展概况。故将这169份文本分为投资管理（Z1）、贸易监管（Z2）、金融创新（Z3）、政府治理（Z4）以及法律保障（Z5）五类政策文本（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各种政策文献内容进行客观、全面阐释的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文献内容质量的分析，可以判断某一时期的政策重点，解析其存在的问题倾向以及在几个时期的变化规律等。内容分析法最初源于传播学研究，随后在社会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研究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问题、选取研究样本、选择分析单元、建立分析类目、定量处理与计算”五个研究步骤。内容分析法的独特性在于研究过程中受研究者主观影响较小，可以反复验证，避免了传统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有助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内容分析法被应用于气候变化政策工具[6]、食品安全监管方式[7]、容错纠错机制[8]、防范化解重大稳定风险[9]、政府注意力变化[10]等研究领域，它在自贸区建设领域的运用较为少见。因此，本文运用NVivo11软件来对上海自贸区自主创新文本进行研究，通过选取关键词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进而对文本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度解读。

四、统计分析与研究发现

由内容分析法的一般分析步骤可知，在研究样本和分析维度确定后，需从文本内容中选取关键词对其进行编码，继而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密度统计等，从中得出发展现状。

（一）统计分析

1.筛选关键词。本研究采用NVivo11软件对自贸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关键词进行选取。首先，将169份政策文本导入NVivo11软件中，点击词频统计按钮进行词频统计，删除低于总词频5%的词，形成关键词的高频词库；其次，依据自贸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语境，对词库中的所有关键词进行语义分析，剔除无实质意义和产生歧义的关键词；再次，从词库中选择与三个分析维度相近的词作为此次内容分析的关键词，以此形成关键词汇总表（如表2所示）。

2.文本编码。在选取了关键词后，利用NVivo11软件建立节点，根据上文建构的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运用逐行编码的方式将文本内容中相关词语或句子归入相应的一级关键词下。如果出现某一词语或句子能够代表多个关键词信息时，就要凭借词语及句子在文本段落中的具体语义进行判断选择。为检验文本编码的可信度，一方面，需进行编码覆盖率统计，即运用NVivo11软件统计Z1、Z2、Z3、Z4、Z5五类文本的编码覆盖率。结果表明（如图2所示），Z1、Z2、Z3、Z4、Z5的覆盖率分别为87.31%、91.07%、91%、94.47%、93.5%，均达到了80%以上，这意味着构建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如实统计自贸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而且还能够客观反映自贸区自主创新建设的整体状况，文本编码的理论价值较大。另一方面，还需进行编码信度①检验，即邀请另一位研究者从制度文本中随机抽取1份文本重新进行编码，通过计算两名研究者之间相互同意及不同意的编码数量，得到编码信度为85.35%。与此同时，为检核本研究者自身内部一致性信度，在完成编码分析一周后，再次随机抽取任何1份文本重新进行编码，计算得到内部一致性达90.23%，这表明前一次的文本编码信度较高，整个编码过程较为合理。

3.编码密度统计。运用NVivo11软件对五类自贸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后，点击软件中的编码查询选项，得出五类文本在一级关键词的编码密度（如表3所示）。编码密度指的是每一个一级关键词分布的相对比例。密度越高，文本内容出现的频率就越高，也就代表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度越高。编码密度较高的一级关键词同时也是自贸区自主创新工作实践的重点。

（二）研究发现

1.整体分析维度。整体分析维度是对三大分析维度整体的编码密度进行研究，从中可以挖掘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薄弱环节。整体来看（如图3所示），在Z1、Z2、Z3、Z5文本中，相较于制度规划与制度体系而言，制度保障的编码密度均较低。这说明政府对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体系构建较为重视，而对制度实施后的各类监管保障措施关注较少。就一级关键词的整体编码密度而言（如图4所示），制度内容和制度程序的编码密度明显较高，而制度目标、制度依据、制度主体等的编码密度明显较低，表明在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文本中，对制度内容和制度程序的规定较为详细、具体，这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取得良好效果提供了重要保障。

2.类型分析维度。类型分析维度是对Z1、Z2、Z3、Z4、Z5五类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不同类型的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各自侧重点。图5显示了五类政策文本各关键词的编码密度。由此可知，在制度内容的编码密度中Z3最高，在制度程序的编码密度中Z5最高，在监督管理的编码密度中Z4最高，在法制保障的编码密度中Z5最高。这意味着在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中，金融创新方面的制度重在对制度内容的规定，政府治理方面的制度则聚焦监督管理，而法律保障方面的制度则对制度程序和保障措施更为重视。这不仅凸显了不同类型自主创新制度的不同特性，而且未来还可针对这些特性探索出进一步的制度优化路径。

五、研究结论与前景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整体分析维度和类型分析维度，本文对169份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并结合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实践，对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注重自主创新制度的程序设置。科学合理的程序设置是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的重点内容，是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效能的基本前提。编码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整体分析维度还是从类型分析维度来看，制度程序的编码密度均占比较大，其中法律保障政策文本中制度程序的编码密度已达到35.33%，这表明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安排侧重于程序设计。程序的规范完善是自贸试验区各类自主创新制度的重心所在，是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工作不断落实的重要依据，也为政府各部门及企业提供了规范的行动指南。以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为例，它的程序设置就包括了案件的申请、受理、答辩、反请求及答辩等。法律保障政策文本对程序设计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这是因为法律程序要为自主创新制度提供根本保障，一旦出现违法情形，就需要具体且严格的程序予以处理。

2.制度创新成效显著。自主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建设的核心要义，自贸试验区已成为自主创新制度的主要载体。上海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来，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政府治理以及法律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政府治理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而且还扩大了服务的对外开放范围，不断降低外商投资门槛。从政策文本内容来看，在投资管理方面，负面清单不断缩减，从2013年版的190项措施缩减到2014年版的139项，再缩减至2015年版的122项，继而减少到2017年版的95项，最终减至2018年版的45项，在很多领域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在贸易监管方面，自贸试验区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实践，“先进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一次备案，多次使用”等模式的试点推行，有效降低了申报出口时间，有力提升了通关效率。在金融创新方面，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极大地优化了营商环境。在政府治理方面，政府对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海外人才出入境和工作便利度的提升，为自贸区自主创新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法律保障方面，行政审批及地方性法规的调整、司法保障的提供、仲裁规则的设定，均为自主创新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上述一系列措施均表明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設取得了显著成效，开创了国际规则由被动接受型转变为主动对接型的新局面，对于形成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局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3.自主创新制度的实施保障不足。制度保障是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就整体分析维度而言，五种类型的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的制度保障编码密度均不高，最低的仅有1.52%。就类型分析维度而言，在五种类型的政策文本中，监督管理的编码密度最低的只有0.18%，这表明从整体上来看，有关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保障的规定在政策文本中占比较小。毋庸置疑，科学合理的制度不仅需要合理完善的制度程序，而且还需要配套的监督与保障措施使制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文本内容而言，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对于制度保障环节的规定较少，仅笼统地提出监督、检查、追责等，而且主要侧重于监督管理，只有少数文本规定了自主创新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情形。在法律保障方面，一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依然缺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贸区的自主创新与日常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影响自贸区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容易导致自贸区自主创新法律条文“朝令夕改”的现象，法律实施适用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不能得到保证。另一方面，过于倚重地方性立法，不仅容易受到传统地方保护主义理念的侵蚀，出现法律适用冲突和地方保护倾向，而且还会导致法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11]。

4.自主创新重投资贸易，轻服务贸易。如前所述，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包括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政府治理和法治保障五个方面。就政策文本内容而言，从目前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方案来看，自贸试验区建设沿袭过去保税区的建设经验，重投资贸易，轻服务贸易。从服务业对外开放来看，自贸试验区产业开放主要依靠“负面清单”，但与“负面清单”相配套的机制，如境外人员自贸试验区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尚未建立，“负面清单”外的产业难以落地。与此同时，“负面清单”中限制类的措施依然较多，与外资相关的监管措施审查标准不够清晰，政府自由量裁权过大，无形中提高了外资进入的成本[12]。目前，在国外发展成熟的自贸试验区，关于外资在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等领域的投资，都设置了明确的审查标准和程序。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贸易以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为发展趋势，倘若我国不能主动接受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规则，就容易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另外，对于服务业开放带来的风险，我国目前仅以行政管制为主要防范措施，缺乏其他有效防控风险手段。自贸试验区的管理方式仍然是在自贸试验区的地域范围内实行“负面清单”以外的产业开放。然而，大多数的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难以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一旦没有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就会给境内市场带来较大的风险和挑战。加之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新的行业不断出现，“负面清单”的更新速度明显滞后于行业的更新速度，这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二）前景展望

本文借助内容分析法对169份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以上研究结论。基于此，未来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应当聚焦立法保障、服务贸易以及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以期破解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难题。

1.加强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是至今为止试验时间最长、开放经验最丰富、改革力度最大且成功的自贸区地方性法规，其中的很多内容历经实践检验已较为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可成为通行的规范，具备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可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为制度基础，制定自贸试验区法。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将会成为未来国家层面的自贸区立法的重要渊源，可将其可复制与推广的内容直接纳入中国自贸试验区法，不断推进自贸试验区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提供更具权威性的法律保障。

2.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首先，需充分发挥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统筹服务贸易相关的法规政策，不断加强服务贸易领导小组对服务贸易工作的领导，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其次，不断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改革滞后的监管制度，鼓励率先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始，探索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体系，进而向全国自贸试验区推广。再次，改革完善服务贸易体制机制，注意与现行国际标准对接，借鉴国外自贸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对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更好地促进试验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13]。与此同时，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未来要充分运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服务业的信息化、智能化进行改造与完善，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拓宽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最后，建立自贸试验区的人才培养机制，将自贸试验区企业需求与大学教育相结合，在高校增开与服务业开放相关的课程，实现自贸试验区人才的定向培养，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制度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3.构建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建立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在自贸试验区，可探索建立“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园区企业”三位一体的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对关涉自贸试验区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动、自然人流动、大数据跨境流动等风险较为集中的领域进行重点把控，强化海关货物监管、资本流动监管、跨境套利监管等，联合具有审批和管理权限的政府机构，进行在线化与平台式联合控制风险管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监管工作的效率。二是建立社会信用评价管理体系。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社会信用评价标准进行量化处理，建立自贸试验区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的分值，划分信用等级，对社会信用实施分级管理，形成社会信用评价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自贸试验区的风险防控能力，完善自贸试验区的自主创新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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