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共8篇）

篇1：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国际直接投资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理论和证据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FDI必将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对中国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经济走向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

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

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3]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4]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 to Neu 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Behrman.J.N.，1972：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Latin.America：Autos and 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 J.H.Dunning，ed.，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New York.Praeger.

[8]Demsets. H.，1982：Barriers to Ent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2：47-57.

[9]Dunning. J.H.，1993：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ha the Global 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 and Structure in on Open Developing Economy：The Case of Malaysia. Weltwirt Schaftliches 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 D.Irwin.

[12]Tirole. J.，1988：Theory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 Cambridge，Mass：MIT Press.

[13]Vernon，R.，1977：Storm over the Multinationals：The Real lssu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篇2：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一)重视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和学科的知识结构。

布鲁纳把认知发展作为教学论问题讨论的基础。他指出:“一个教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怎样利用各种手段帮助人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布鲁纳将其称为“成长科学”,即认知科学或智力发展科学。他认为教育“不仅要教育成绩优良的学生,而且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教育的任务在于发展智力。”“儿童的认知发展是由结构上迥异的三类表征系统(行为表征、图像表征、符号表征)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质的飞跃过程。”[1]布鲁纳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指由人过去对外界事物进行感知、概括的一般方式或经验所组成的观念结构。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主动地获取知识,并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其知识体系。他指出,“不论我们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认为“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学科结构最基本的要素”,“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怎样相互联系的”因为这些基本结构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而有力的适用性”。[2](二)提倡发现学习,注重直觉思维。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主张“发现法”。所谓“发现法”,对学生是一种学习方法,叫发现学习;对教师则是一种教学方法,叫发现教学。他认为“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是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发现教学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引导学生去发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过程,不如说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想法的过程”。[3]他主张让学生主动地去发现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发现教学”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即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应的教学方式。其基本程序一般为:创设发现问题的情境→建立解决问题的假说→对假说进行验证→做出符合科学的结论→转化为能力。布鲁纳认为“发现”依赖于“直觉”思维,他主张在教学中采取有效方法帮助儿童形成直觉思维能力,要鼓励学生去猜想。

(三)提倡螺旋式课程。

篇3：结构主义理论与拉美工业化

关键词：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拉美工业化,进口替代工业化

拉美结构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中心———外围”关系命题，认为在中心国家的产品对整个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条件下，对外围国家交换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公平、都有利，而只是对“中心”国家有利，对“外围”国家则有损害。普雷维什于1950年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拉丁美洲经济研究(1949年)》等重要文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学派。

一、结构主义与拉美工业化

普雷维什认为工业化是外围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他提出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是由依附性经济转向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关键。他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展难题、通向更高生活水平的惟一道路，就是工业化”;工业化被视为一条“有可能使拉美国家利用技术进步好处的、惟一有效的道路”。为了顺利推进工业化，拉美结构主义学派提出了一整套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几项：[1]

1. 必须把拉美国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自发的”工业化上升到“自觉的”工业化的新阶段，即“自觉地”为内向工业化创造条件和制定政策。

2. 根据发展的优先次序有效配置资源。

3. 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4. 推进地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

5. 外部融资与内部储蓄相结合。

6. 进行土地改革，并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

7. 制定发展规划。

8.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拉美结构主义学派从研究外围与中心之间的著异性出发，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外围国家特点的工业化道路，无疑是在发展理论上的一次创新。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拉美经济不能对价格信号自动作出反应。拉美国家需要由政府来推动工业化，工业的增长将不再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为了实现工业化，外围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政策和进口替代战略，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国家计划，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这就是依附论称之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综述

1. 发展过程

在经济上结构主义理论主张将“有计划的工业化”即“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主导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整体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是有其发展过程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拉美国家在原有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开始了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由于二战扩大了世界市场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在四十年代前期，一些主要拉美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然而，一方面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战火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正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R.亚历山大所说：“世界经济形势迫使拉美国家不得不奉行进口替代。”[2]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随着结构主义理论的形成，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拉美国家工业化的主导模式。

2. 措施与成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拉美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已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五六十年代，由于进口替代的所谓“容易阶段”进展顺利，因而这一时期被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拉美各国普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这一模式。

作为工业化道路上“后来者”的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初期，对本国工业加以保护是必不可少的。保护本国市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高筑贸易壁垒。就关税壁垒而言，由于它的作用，进口商品提高了价格，市场竞争能力降低，而与进口商品竞争的本国产品遂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拉美国家一直把高关税率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拉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把进口配额作为保护国内市场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通过发放进口许可证等手段，在规定期限内确定某一进口商品得以进入本国市场的最高数量和金额。由于在数量上受到限制，进口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被提高。即使其价格未被提高，进口配额也能使本国制造商利用进口商品减少引起的缺口扩大生产，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进口配额还具有涉及范围广和主观随意性强的特点，并且能发挥关税难以发挥的作用。

拉美国家一方面通过提高关税和设定进口配额来高筑贸易壁垒，以抵御外国商品的竞争，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快本国工业的发展而提供各种刺激性优惠。如在配置资源时向制造业倾斜，在所得税和关税等方面提供税收优惠，等等。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毫无疑问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拉美地区的经济和工业产值都保持了较高的年均增长率。1945—1980年，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5.6%，其中巴西和委内瑞拉等6国达6%以上。其中1940—1968年，拉美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5%。同期，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2.7%，这远高于1925—1945年1%的增长率。[3]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拉美30多个国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18个国家均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阿根廷等6国被列入上中等收入行列，而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则早已被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4]

3. 缺陷

从纵向比较(即与拉美国家自身的过去相比)来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确实使拉美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拉美的成就却是有限的。实际上从人均收入等角度来看，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是许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如：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法国相仿，但今天只有法国的1/5。195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委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甚至高于芬兰、奥地利和意大利，智利和墨西哥超过和接近西班牙。1960年，有些拉美国家甚至超过或接近日本。但是目前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仅大大落后于日本，而且不如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和许多欧洲国家。[5]拉美国家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

(1)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这一弊端在进口替代的“容易”阶段结束后尤为显著。

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这导致了工业制成品价格高昂的不良后果。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之所以难以提高经济效益，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受到过度保护。它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缺陷：第一，保护水平高。第二，保护的持续时间长且涵盖面广，即整个工业部门基本上都能得到长时间的和不同程度的保护。

(2)国际收支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随着进口替代从“容易”阶段向“困难”阶段过渡，拉美国家对进口投入的需求越来越大。尽管拉美国家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初衷是通过兴建自己的制造业来减少制成品进口，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但是，许多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愈益突出。

4. 危机

到五十年代后半期，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这种模式已显示出“活力衰竭”的征兆。进入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政治形势和外部国际环境风云变幻，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继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拉美地区造成了很大冲击。由于社会冲突爆发，出现了依附论，对结构主义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依附论者认为，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过度依赖于外国资本，拉美国家不仅没有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附，反而陷入一种更为严重的新的依附，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应积极地限制外国资本的活动范围，使外资符合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

5. 终结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拉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制成品出口等。六十年代以来的政策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始终无法克服国内市场狭小、国际收支失衡、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结构性问题。这一模式所固有的许多弊端仍然十分突出：片面强调进口替代，使国民经济的内向性愈益严重，出口部门严重缺乏活力，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对国内市场的长期保护，使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减弱;国内资本积累率难以提高，使拉美国家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实际上到了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此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工业还处在重点发展日用工业品和部分中间产品的阶段，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还相当落后，它们的工业化还是处在一种数量扩张的阶段”。[6]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对大多数依赖石油进口的拉美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使他们的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这意味着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1973年9月智利发生了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新上台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基本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乌拉圭、阿根廷两国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这一时期拉美各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负债增长”的道路，这固然使拉美地区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延误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时机，并引起了商品进口的失控和广泛而不理智的金融投机，最终导致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这也意味着拉美结构主义的衰落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终结。

6. 小结。

对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危机和终结，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和寻找原因。

(1)长达数十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并未减轻拉美国家的对外依赖。走上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拉美国家没有提出扩大制成品出口的目标。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前期明显降低了进口系数，后期则只是改变进口商品的结构，造成了工业化程度越高，对进口设备、技术和原料的依赖也越高。

(2)保护政策失效。长期全方位的保护导致民族工业缺乏国际视野，没有必要的国际竞争力。

(3)传统出口部门的发展陷于停滞，国家收入严重不足，已不能满足公共部门的需要，于是赤字大量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被迫大量增发货币，进而导致通货膨胀;或是大规模举债，形成恶性循环。

(4)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延续时间过长。虽然在六十年代各国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性调整，但未能及时转换工业发展模式，继续保持内向型发展方针，形成了一种惯性，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历史性延误”，加速了结构主义的衰落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终结。

三、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于二战后初期拉美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反映了拉美国家探索自由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结构主义思想的特点之一是把拉美国家在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初步形成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将其规定为拉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它对拉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影响了拉美整整一代人。

在进口替代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内向型工业化模式由于其内在局限性，逐渐不能适应拉美国家发展的需要，最终在经历了“五十年一贯制”的发展后，由于八十年代初债务危机的爆发而走到了终点。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对拉美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R.亚历山大所指出：“虽然债务危机使(拉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停滞了l0年，但是，不论进口替代有什么样局限性，总的说来它还是成功的。”[2]

参考文献

[1]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7]R.亚历山大.J.迪茨.等著.拉美进口替代的回顾.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 1990.

[3]江时学.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演变[J].拉丁美洲研究, 1996, (4) .

[4]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5]江时学.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初步总结[J].拉丁美洲研究, 1995, (6) .

篇4：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关键词]国际经济新秩序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1-0106-05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追求的主要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梳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无疑将为深入思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结构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中”，是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晶，其主要倡导者是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概括地讲，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失衡。结构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就是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体系。结构主义指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地以及工业品销售市场，而发达国家则完全控制了工业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成为羁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②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贸易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属性，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完全被冷漠甚至边缘化”；而且，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所奉行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亦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主义强调，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完全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金融事务的决策。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还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因此，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结构主义坚信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必须予以改革和调整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对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性的思考“构成为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目标。1974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由普雷维什担任秘书长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主持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三份“体现结构主义理论精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纲领性文件。从总体上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合作互利和共同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确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以普遍性、非互惠和非歧视原则为基础的普遍优惠制度(普惠制)，多边贸易谈判应遵循对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优惠原则。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国际金融决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及发展贷款，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制订跨国公司国际行为守则以规范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促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制订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守则，促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技术转让。根据上述原则，结构主义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意义就在于：首先，“国际经济新秩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其次，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依托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因此，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方案应综合评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而促进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总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旨在“克服现行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主要缺陷”，从根本上讲是“要求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对有关的程序和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理论解读阐明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实质，即国际经济新秩序并非是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有关结构性不平等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体系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理论一再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实现途径则是寻求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平衡，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阐释无疑准确把握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实内涵，并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发达国家学术界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拒绝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不同观点。尽管拒绝主义的观点影响甚微，但在评论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之前仍然有必要对其加以简要分析。

拒绝主义(Rejeetionism)明确表示拒绝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倡导者沃尔特·罗斯托甚至声称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基于错误的知识观念、错误的议事日程、错误的谈判论坛和错误的谈判角色”。拒绝主义的依据主要是：1、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规范和效率方面均是无可挑剔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或贫困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造成的，因此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利益需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只是暂时现象。基于此，拒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应明确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所有要求。

毫无疑问，拒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依据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明显失之偏颇，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应和者寡，对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争鸣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

在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辩论中，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立场的典型观点就是功能主义。从总体上讲，功能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持否定态度，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即使不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至少也是毫无效率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奠基者理查德·库珀更是坚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方案包含着难解的悖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发达国家的利益，结果只能是导致矛盾和冲突。具体地讲，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功能主义声称世界经济秩序“并没有导致结构性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已经从世界市场和国际投资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缺乏起码的道义依据。与此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努力，而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政策的选择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国际规则调整充其量不过是辅助性的措施”，因此，借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设想实际上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理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其次，功能主义坚信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平等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功能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具有积极价值”，如果按照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重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将得不偿失”。功能主义承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非尽善尽美，需要作出特定的渐进式改革，而改革的最佳方法就是尽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以“确保该体系的持续运转及其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完整性”。“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约翰·鲁杰认为，“自60年代初期以来，现行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整”，目的就在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规则可以在渐进式改革的基础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

第三，在承认现行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作出渐进式改革的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南北谈判应以功能性标准作为指导原则，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全球议程”问题，诸如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功能主义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全球议程的新挑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构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专门性多边制度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亦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功能主义认为迎接全球议程挑战的关键并不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加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尤其是功能性的多边制度如关贸总协定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

功能主义完全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作出了有失公允的评判。首先，功能主义竭力否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功能主义夸大了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作用。第三，功能主义注意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因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功能主义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平等参与全球议程的谈判，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第四，尽管功能主义有关渐进式改革的主张旨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完整性，而非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当承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渐进式改革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政策策略选择之一，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谈判与制定，以国际经济新规则的阶段性成果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新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均提出了质疑，认为结构主义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理由是：结构主义没有考虑到南北方之间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连接南北关系的纽带是相互依赖而非依附，南方和北方共享的利益与义务必须成为全球改革的基础；结构主义的观点是肤浅的，它忽视了远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如全球环境保护和世界和平等。与此同时，新功能主义亦批评功能主义是“基于狭隘的相互依赖理念”，主要表现在：功能主义以国家利益代替了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且零碎的渐进式改革将难以赢得南方的合作；功能主义所主张的基于北方主导的专门性多边制度的改革方案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因而不值得信赖。在批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新功能主义就全球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

首先，新功能主义从南北之间相互依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南北关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亦明显增强。就南北关系而言，“离开了北方，南方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同样，北方的繁荣也有赖于南方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发展意味着相互依赖，这两者都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责任”。

其次，新功能主义明确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新功能主义着重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平等获益的机会，因此，必须通过全球改革以增进全球范围的公平程度。简言之，全球改革“必须遵循权利与机会平等的原则，进而达成公平的妥协以消除严重的不公正并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利益”。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同时强调，解决全球公平问题、实现全球改革的途径应是南北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南北对抗。

第三，新功能主义坚信全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关注全球公平问题的同时，新功能主义强调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应超越纯粹的经济增长并致力于寻求生活必需品的公平分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因为“人的基本需要”体现了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新功能主义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三个核心内容：食物营养、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只有将全球改革与“人的基本需要”结合起来，南北谈判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而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发展中国家亦应承诺进行相应的国内改革。不仅如此，新功能主义还强调了全球改革对于南北双方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认为全球公平和“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是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新功能主义从全球公平、尤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视角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因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新功能主义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质疑仍有待商榷。首先，新功能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一观点与结构主义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认识基本相同，但新功能主义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没有考虑到南北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却是缺乏说服力的。实际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就是相互依赖、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亦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寻求同发达国家展开全球谈判，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全球谈判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次，新功能主义明确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但其目标并不是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致力于全球公平、尤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从长远来看，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显然是符合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的全球改革目标无疑具有合理的内涵。同时应当看到，“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除了发展中国家必须奉行积极有效的国内政策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的平等获益的机会，关键环节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换言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此可见，新功能主义着眼于全球公平和“人的基本需要”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离开了世界经济、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从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角度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一个必要步骤。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不同观点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体现为南北之间的谈判过程，而且还“彰明较著地展示了有关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与预期的基本结构的理论争鸣”。结构主义揭示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阐明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实内涵，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但结构主义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政策策略却未能作出充分完整的论述，发展中国家因此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功能主义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出发点，竭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并由此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依托；尽管如此，功能主义有关渐进式改革的观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新功能主义剖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性质，同时又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质疑，并从全球公平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角度阐述了全球改革的主张；尽管新功能主义未能就全球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全球改革的倡议仍然为发展中国家从更深远的层面思考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视角。

篇5：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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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 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由来已久。

孔德和斯宾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迪尔克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比较系统地阐述过功能主义。

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一。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1）适应；（2）目标达成；（3）整合；（4）潜在模式维系。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而金钱、权力、影响和价值承诺则是一些交换媒介。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四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以使系统保持稳定性。R.K.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提出了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概念，区分了正功能和负功能，并引入了功能选择的概念。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K·戴维斯、M.J.利维、N.斯梅尔塞等社会学家。在整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中曾占主导地位。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功能主义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其中有的直接针对它的功能逻辑前提，特别是对它采用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也即把系统各组成部分存在的原因归之于对系统整体产生的有益后果或正功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的批评它只强调社会整合，忽视社会冲突，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变迁。

西方政治学理论及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它集中研究政治系统履行的功能以及实行功能的结构，为分析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框架，强调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

产生与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源于生物学中的有机体论。20世纪初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马林诺夫斯基率先将结构功能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T.帕森斯、R.K.默顿等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学的分析。1960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学。此后，经过他和F.W.雷格斯、D.阿普特、W.米歇尔等政治学家的努力,结构-功能主义于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西方政治学中风靡一时的分析方法之一。

基本内容与分析模式 结构－功能主义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它有4个基本假设:①政治结构的普通性，所有政治系统都拥有履行相同功能的同样结构。②政治功能的普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结构都具有政治功能。③政治结构的多功能性，所有政治结构的功能都是多方面的。④政治结构的根本功能是维持政治系统的生存。结构-功能主义所谓的政治结构，是指一个政治系统中相关的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化关系的形式，亦即政治行为的模式。主要指政府的宪政结构、行政结构、司法结构和非政府的政党结构、利益集团结构、政治文化结构。西方政治学家不提阶级结构这一实质性的政治结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政治分析的一种方法，与一般的系统分析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除了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普通性等系统分析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静态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所谓政治功能，则是政治结构的活动后果或影响。西方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结构有 3个基本特征：①尽管政治功能会有变化，但政治结构总是存在的；②同样的政治结构既可履行相同的功能，也可履行不同的功能；③某些政治功能只能通过特定的政治结构才能实现，换言之，某种政治结构是实现特定政治功能的必要条件。政治功能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功能是有目的的或预期的后果；隐性功能则是非预期的或偶然产生的后果。

西方政治学家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各不相同。阿尔蒙德早期着重于功能的研究。他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认为，政治系统有 7个基本功能：①政治社会化和社会录用；②利益表达；③利益聚集；④政治交流；⑤规则制定；⑥规则实施；⑦规则裁决。随后他和G.B.鲍威尔一起,把这7大功能概括为“转变”功能,并补充了“维持”和“适应”两大功能,同时加强了对结构的研究，对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在1966年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中，提出政治结构可分为系统、过程和政策 3个层次。雷格斯较强调结构的研究，认为结构要件在分析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过程中更加重要。米歇尔认为政治结构的功能是和整个社会结构功能紧密相联的。他从政治功能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维持和目标实现的关系来进行政治分析，使政治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他认为国家或政府是调动一切资源以实现整个系统的目标的子系统，政治系统有4个功能要素:①系统目标的权威性阐述；②为达到系统目标对资源的权威性动员；③系统的统合；④价值与代价的分配。阿普特反对单纯进行经验性研究。他认为应把经验与规范研究结合起来。他把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分析政治的起点，并把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核心内容放在政府。认为政府的特征是由一系列有条件的功能决定的。政府应是社会法令的集结点；历史与未来的象征性过渡;系统角色的规则性组列与实现的负责者;社会中成员资格和参与标准的规定者。他据此认为政治系统的4个功能是:适应能力、目标实现能力、统合能力以及目标维持能力。

篇6：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最近听了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千篇一律，老师不知道所云，学生听得都是睡到一大片。很关键是老师的课程结构没有设计好。江苏学信学院举办的第六期PTT国际专业讲师培训就针对老师的课程结构做了详细的讲解。高校的98%的课程结构都是按照A字课程结构。即逻辑体系清晰，知识系统全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但是课程沉闷，内容无重心；内容平均化，学生易走神。而让学生喜欢的课程应该是按照E字课程结构来设计，即以应用为导向，解决学生思想意识上的实际问题的微课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每个内容点包含：知识结构、能力素质、思想态度、行为标准。PTT国际专业讲师培训的导师周平老师分享了一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微课流程：

1、一度学习建框架：用1-3分钟讲解，把问题说清楚，2、提问1-3人，会了嘛？

3、二度学习讲要点：1-3分钟，4、讨论（8-10分钟）；游戏（1-3分钟）等，5、三度学习练能力：示范一遍，6、训练，7、总结反馈。

通过E字形结构的7步法，学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在睡觉，而且学习现场效果，更重要的是能掌握实实在在的思想和原理。

篇7：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丁烯和丁烷自由基阳离子的分子结构和超精细结构的理论研究

用密度函数理论13LYP方法和6-31G(d,p),6-311G(d,p)及6-311+G(d,p)基组,分别对1-C4Hg+,2-C4H8+和C4H10进行了构型优化和频率分析计算.预言1-C4HF+具有非平面构型,与以往报道的从头算和密度函数理论计算结果不同.在各自由基阳离子的B3LYP构型上,进行了B3LYP、MP2及MRSDCI方法的超精细偶合常数计算,得到了比以往更好的`结果,特别是MP2//B3LYP计算值是至今与实验值符合得最好的理论计算结果.

作 者：刘亚军 黄明宝 郑世钧  作者单位：刘亚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部,北京,100039)

黄明宝,郑世钧(河北师范大学计算量化研究所,石家庄,050091)

刊 名：化学学报  ISTIC SCI PKU英文刊名：ACTA CHIMICA SINICA 年，卷(期)： 60(2) 分类号：O6 关键词：丁烯自由基阳离子   丁烷自由基阳离子   密度函数理论   超精细结构  

篇8：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高职的学生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过程, 实质上可以看成是高职学生们对数学的认知结构的一个建构的过程, 其存在于学生们脑海中的对于数学课程学习的认知结构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动与建构之中.因而笔者认为, 在高职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高职教师在进行备课和对教案的设计上要注意, 教案的设计围绕激发和形成高职学生的很好的认知结构为主要目的, 努力创造一些条件, 注意及时打破所谓的“平衡”, 让高职学生在数学课程的从平衡到不平衡, 又到新的平衡的一个事物的循环中不断感受到由简易到复杂的数学课程的建构过程.那么, 我们在高职数学课程的具体教学中, 应该如何很好地应用建构主义理论来促进高职的教学, 从而提高高职数学教学的教学质量呢?

一、建构主义理论及数学观念

结构主义理论又称为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源于结构主义.如果要追溯其起源, 我们可以追溯到著名教育家皮尔杰的发生认识论, 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从哲学的角度提出:“知识不是独立于观察者客观世界的代表, 反而知识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感觉以及认知经验构造我们的知识, 学习也就是人类适应经验世界的过程, 也是人类知识增长的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提到, 对于数学的学习并非是一个由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 它是一个师生主动建构数学知识的过程.换句话说:数学知识的学习不能从一个人迁移至另一个人, 因此, 一个人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必须基于这个人的个人经验的操作和交流, 其通过不断对数学知识的反省来形成主动建构, 这才是将建构主义理论正确地用于学生的学习中来.

所谓数学概念, 指的是人们对于数学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和对数学的看法, 对数学这两个字的理解以及对其概念的概括.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数学知识并不是由学生被动地接受, 数学课程的学习靠的是认知主体对于数学知识的主动建构而形成的.此外, 数学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由于外界的强加而得出的概念, 它是要求以数学的知识为载体, 数学学习的经验为中介, 通过对数学的主体建构之后才能够得以形成.数学知识实质上就是一种观念, 它是由个体的认知结构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以及对数学的不断建构的过程, 此过程就是数学观念的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在我们高职学生学习数学课程时, 我们要侧重这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以及掌握不断建构的方法, 把学到的数学知识点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去回归, 再去解释自己学到的理论或者知识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建构过程, 便于我们理解这些知识点, 将它们完整地有效地转换成自己的知识.这样一来, 我们不是对于所学的高职数学内容进行简单的重复学习、被动接受, 而是主动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动脑筋思考数学问题, 用新的观念去改变一些原有的理解或者想法.

二、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实施数学教学

教育在不断的探索和更新中进步, 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将建构主义的理论融入进高职数学教学中来, 提高教学效率.然而, 当我们面对建构主义的理论和原理, 我们的高职教师开始进行不断的探索, 很渴望能将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用于高职数学教学的实践中来, 高职数学概念的建构性让我们懂得:由于每个高职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程度等方面的不一样, 他们所体会到和所获得的数学经验、数学知识和对于这些数学知识的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这样一来, 也就造成了每位高职学子的数学观念的形成上有了一定的差异.从此看出, 我们高职教师的最首要的任务, 是去理解和发现高职学生的数学概念, 理解了学生形成的数学概念之后, 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高职数学教学.

在我们进行高职教学的时候, 应该以高职职业教育的独有特点为基础, 并且与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来制定符合教学实际的职高数学教学目标.我们在高职数学课堂教学中, 应当由老师来进行适当的引导, 但是学生是课堂的主体, 我们要把主要的时间交给写生, 让同学们很积极地融入到数学知识的思考和探索中来, 教师和学生一起对课堂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 直到将重点难点问题彻底解决.这样一来,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完全的、充分的发挥.同时, 在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教学时, 我们应当把握住以下几点基本的教学原则:

1. 学生主体参与原则.

学生的主体参与原则指的是:作为高职数学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参与, 数学教师尽力营造教学氛围, 吸引主体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的学习氛围当中, 最大可能的去将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 将被动的学习变成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行为.学生主体参与的这一原则不仅符合建构主义理论中建构主义教学的设计中应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原则, 它同时也强调了在建构的过程之中, 高职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情境性以及非结构性, 并且注重了新知识与老知识间所存在的逻辑性与系统性.

2. 应用性原则.

高职数学教育要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识, 让学生学用数学知识和正确的数学思维方法去解决实际发生的问题, 做到学以致用.如:某职工60岁退休, 75岁病逝, 退休时养老金账户共有23万元, 请计算该职工养老金账户收支情况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 资金缺口是多少?通过查阅资料, 我们知道: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养老金, 再考虑储蓄的利息r=3%的因素, 经过计算得出F缺=F折-Q=14152元 (过程略) .

3. 循序渐进原则.

因高职数学教学的任务比较繁重, 使得教学进度被迫加快, 忽略了高职学生的思维节拍, 从而使得高职数学课堂的教学变成“走马观花”式的数学教学, 这样的教学无疑是不成功的.在高职的数学教学中我们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数学知识的系统化, 也就是帮助学生形成很好的认知结构,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求我们“把知识和知识点串起来”, 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教师可以把各章节用图形标示出来, 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更加直观和容易理解.如下图所示:

第二点则是思想方法的系统化, 也就是说, 从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角度来将知识“串起来”, 这样一来, 学生可以在脑海中搭建起数学思维方法的一个“信息框架”.

综上所述, 我们在运用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进行高职数学教学时, 教师应当把握好在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设计好的认知的“桥梁”, 创设出数学问题的情境, 来激发学生们的数学学习兴趣和对于数学知识的求知欲望.设计数学问题应当依据学生原来具备的知识经验作为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和生长点, 由易变难、由浅入深, 进行层层推进展开, 使得高职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不断的作出顺应、调节或者改变原有的图式来对新知识进行同化, 获得更高层次的平衡.最终, 高职数学教学将会取得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孙霞, 章茜.建构主义学习观下高职数学问题启发式教学的探索[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13 (1) .

[2]王紫虹, 黄沛琛.社会建构主义模式下的高职数学教学[J].学习月刊,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