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论文

摘要：进入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发生了新变化，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新挑战，政府回应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成为关注的焦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受到政策、制度和利益层面诸多制约。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创新回应、沟通、互动机制，形成综合治网格局。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论文 篇1：

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摘 要：随着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而突发网络舆情的频繁出现，持续升级，使得政府传统社会治理能力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变革。在这样背景下，以往的单靠行政手段处置舆情不再灵验，只有了解自媒体发展趋势，科学分析舆情特点，探讨采用舆情收集研判、平台渠道整合、灵活选择切入、网络化引导等对策，谋求提升网络舆情引导处置水平。

关键词：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网络从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转变为新的社会形态，并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入“人人都是麦克风”新的舆情生态环境，习近平指出：“要创新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在这样背景下，各级政府必须改变以往依靠行政手段处置舆情的传统治理方式，从了解自媒体发展趋势、掌握网络舆情生成模式入手，创新探索网络舆情引导。

一、自媒体发展趋势

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对“We Media（自媒体）”定义为：“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简言之，即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提供分享自身看法的一种途径和和传播方式，在国内最具代表的即微信、微博。

首先，从数据分析看自媒体已成舆论主阵地。根据2016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高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使用率为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达1.73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24.5%〔1〕。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中心、腾讯网、企鹅智酷联合发布的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显示，每天使用移动终端在3小时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为46.6%，自媒体作为新闻渠道的比例接近半数（49.4%）远超传统媒体。自媒体已成社会舆论的主要阵地，在传播信息、设置议题、制造热点等方面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其次，从自媒体实际作用看舆情引导成效显著。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自媒体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利用网络突发舆情事件，极力鼓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不断唱衰中国发展，宣扬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恶意制作丑化国人形象的图像视频，传播恶搞历史人物的网络段子，炒作公务员、军人、警察的相关纠纷事件，搅乱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认识；极力宣传崇富、拜金思想，贬低传统精神，削弱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而以人民网、共青团中央、学习小组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有效占据网络阵地，结合网络舆情特点规律，积极发声、主动作为，有效促进了网络舆情积极健康发展。

二、当前网络舆情成因分析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既有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有社会经济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影响，其形成机制较以往更加复杂多变。

（一）危机事件频繁发生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400件，平均每天2.2件，社会舆情事件的不断攀升，说明在我国危机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存在〔2〕。一是社会发展的时代挑战。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带来人口大量增加，但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又与城镇居民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极大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但也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看到社会快速发展带来阶层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阶层之间矛盾的增加，甚至尖锐对立。二是社会矛盾的集中显现。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伴随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在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矛盾得到解决，在收入分配、教育医疗、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司法公正等方面的诉求得到满足。三是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随着当前国际上宗教原旨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普世民主等主张不断显现，各类思潮的碰撞更加激烈。现实中国际动态必然传递到国内，加之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显现，各种思潮理念的碰撞更加尖锐。

（二）主观诱因亟待重视

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总体上表现出思想更加开放、价值观念更加多元 、民主意识更加深入。一是负面情绪急剧膨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带来了各个群体利益的调整，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个体利益诉求、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加大，使得社会固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受到强烈冲击，人们的心理急剧变化，各类负面的社会情绪日益增多，浮躁心理成为群体画像。二是个体意识不断增强。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出现，人民群众的公民主体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和维权能力日益增强，公众价值、态度、信仰等政治文化要素日趋多样化，权力诉求、利益主张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各个阶层群体迫切希望通过有效的参政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三是个别事件严重损伤社会公信力。个别领导干部形式主义盛行，热衷形象工程和权力寻租，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疾苦不闻不問；个别企业热衷摄取经济利益，将法律赋予其应履行的义务和基本社会道义抛之脑后，极大损害群众利益；个别公众人物借助公众对自己的信任，企图名利双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三）舆论制造空前增强

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人人都是意见表达的主体。庞大的网民群体成为一个新意见阶层，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都不容忽视。一是舆情监督作用不断强化。网络互联互通的实现为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的信息管道，也为群众反映呼声提供了平台渠道，更给社会实现公正公平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而2009年，原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因不当言论，导致人肉搜索出天价烟、名贵表和多处房产，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成为舆论监督的标志性事件。二是自媒体增长劲头强劲。截止2016年6月微博用户规模为2.42亿，微信用户为5.6亿，使用率分别为34%和78.7%〔3〕。截止2016年4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达到156645家，其中政府机构微博118429家，个人官员微博38216个，地域上已经全面覆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4〕。三是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双向作用。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数据上看在2016年上半年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占比58%，传统媒体曝光占比26%；从舆情影响力看，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已超过传统媒体；从传统媒体角度看，也在积极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和空间获取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一道成为社会主流媒体。

三、网络舆情引导管控思考

（一）科学做好舆情收集与研判

面对网络海量的信息，在人员较少和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只有科学合理的收集和研判舆情，才能实现对舆情实时监管和引导。一是搜集掌握舆情。采用有效、便捷的方法，建立成一套舆情信息采集、汇总的合理工作机制。就目前网络信息采集的手段而言，主要可采取手动人工收集、借助舆情分析软件和多部门联合收集这三种方式来收集和分析网络信息。二是分析舆情真伪。通过以往舆情案例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从时间、空间、意见指向、网民情绪、舆情集中度等要素入手，通过技术手段分析群众对舆情信息意见和评价情况，积极协调舆情所属地相关部门查证核实，从舆情的数量和质量两种角度分析舆情的价值。三是掌握舆情核心。对舆情核心的把握决定舆情研判走向和后续舆情沟通的工作重点，除了事实、细节等事件方面的信息以及网络的技术层面的分析之外，还需着眼舆情信息的价值取向和走势进行快速判断，力求公开、公正、公平的立场，据此给出舆情处置与沟通的决策建议。

（二）有效整合舆情平台与渠道

根据当前舆情分布情况，积极有效整合多种沟通渠道，实现舆情引导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提升舆情引导效果。一是根据规律合理引导。正因为自媒体时代赋予每个个人充分的参与性，舆情引导必须首要满足网民对事件信息相关事实的了解，减少其他不利因素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更关键的是通过合乎网民期盼的引导方式，不断强化军事自媒体在网民心中的公信力，切实成为解决舆情事件、缓和矛盾、避免冲突的基石。二是传统媒体重点引导。自媒体在近几年诸多舆情热点中虽然成为与传统媒体相当的平台，但其自身信息来源鱼龙混杂、充满情绪化的缺点不容忽视。根据调查显示，网民对门户网站客户端作为新闻源的信任度最高（46.3%），其次为电视（40.6%），远超自媒体〔5〕。因此，在做好自媒体舆情引导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作用。三是网上网下联动引导。深刻认识舆情演变过程中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规律，必须充分考虑到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在网上舆情引导的过程中除做好网上沟通之外，在事件所属地由相关部门主动沟通矛盾双方配合开展处置，就能够有效缓解甚至消除舆情的进一步激化。

（三）灵活选择舆情处置切入点

通过对舆情的收集和判断，进一步科学判断舆情类型，让舆情处置更具针对性。一是一般舆情正面回应。自媒体的普及和应用，极大方便了网民在信息获取、发布、传递、加工和整合等环节的参与。必须积极看待广大网民基于个人知识和经验对事件的专业化化解读、对零散信息的系统完善、对他人解读的继续阐释、对观点意见的正面辨析，使之达到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道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二是重点舆情及时回应。面对可能在扩散、升级后产生负面影响的舆情信息，必须主动、迅速地进行沟通引导，除了理念上采纳、行动上积极、态度上态度中肯、处置上公正之外，还必须将我方内部的信息以及相关方面的信息及时告知公众。三是复杂舆情联合回应。舆情处置不仅涉及相关责任人以及具体负责舆情引导的同志和分管主管，还需要综合协调涉及的不同部门。特别是要在总结以往舆情处置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部门协作和专家智库咨询的有效机制，提升舆情处置决策科学化水平。

（四）积极采取舆情网络化引导

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熟练运用网络化手段，让舆情传播方式成为化解沟通的“纽带”。一是建立常态化舆情危机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舆情预警机制是第一时间沟通引导的“灭火器”。那么根据舆情涉及的领域和类型，如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安全事故、重大案件等等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建立处置预案库。一旦获取相关舆情信息，可依托预案根据需要快速合理处置。二是奋力抢占话语阵地。舆情出现在网络上之后，从众多网友的跟帖、评论看，在表达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是官方回应的期待。但是据新浪微博统计，2015年9月之后，约4.2万个政务微博没有更新；部分账号2015年全年无更新，不少官员选择注销微博或者更改微博认证信息〔6〕。可见在舆情升级扩大之前及时进行权威发布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舆情导向，满足广大受众公平正义的心理诉求，不让舆论的阵地在手中丢失。三是运用“大V”设置议题。利用网络“大V”即意见领袖发帖数质量高、关注粉丝庞大、受众垂直细分的特点，通过自身培养意见领域和联合民间意见领袖等方式，发挥其在舆情引导关键时期的指引作用。特别是突发舆情处置过程中，如果运用得当意见领袖合理设置议题，再配合权威媒体跟进引导，将极大提升舆情引导水平。

〔参 考 文 献〕

〔1〕中國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8-03）.〔2016-11-23〕.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网络舆情热点面对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8-03）.〔2016-11-23〕.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4〕蒲红果.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5〕腾讯网.2016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EB/OL〕.（2016-11-15）.〔2016-11-23〕.http：//tech.qq.com/a/20161115/003171.htm#p=1.

〔6〕孟建，裴增雨.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与有效沟通〔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宋沛栩

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论文 篇2：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合作治理创新

摘要：进入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发生了新变化，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新挑战，政府回应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成为关注的焦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受到政策、制度和利益层面诸多制约。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创新回应、沟通、互动机制，形成综合治网格局。

关键词：网络舆情;合作治理;政府回应;理性沟通;良性互动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和手机网民的规模双双超过9.8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0%。[1]网民们习惯于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社会民生、环境保护等热点事件进行讨论交流、表达诉求，并以极快的速度瞬间扩散传播。这种社会公意（情绪）形成的舆情在互联网上的公共表达就是网络舆情。“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社交媒体成为网络舆情的发源地、传播渠道和发酵平台。[2]网络舆情集合了具有一定强度、烈度和影响力的意见、态度、情绪或要求，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传播内容碎片化、观点偏颇片面化、情绪多事实少等问题，给社会管理造成巨大压力和负面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一）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新变化，对网络舆情研究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发生了新变化。新闻媒体和意见人士的影响力相对减弱，普通网民的表达机会增多，网络舆论的话语权趋于平等化。社会矛盾领域依旧是网络舆情的高发和高压区，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仍占绝大部分，但压力程度有所減低。吏治与反腐舆情压力有所下降，体育娱乐及公众人物舆情数量和舆情压力持续增长，涉民族宗教和涉港议题凸显。但现有的网络舆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视域，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和方式去“控制”网络舆情，忽视了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及其表达的合理正当性，对情感和传播互动等网络舆情核心要素的研究成果较少，少有研究关注到网络舆情治理的沟通要素和合作治理的研究途径。

回顾审视近年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性舆情不断涌现，复杂利益主体、非理性参与、非理性问责等复杂新情况出现，加强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持续深入研究意义重大。抓住网络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探索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进治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新时代研究者的任务和使命。

（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呼唤合作治理的沟通机制

Governance译为“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的热门话语。[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日益凸显，党和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新时期网络舆情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府回应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成为关注的焦点，呼唤着网络舆情治理的理论创新。一般而言，治理理论研究有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以及在“网络管理”框架内整合前二者的合作治理三种途径。合作治理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利益，达到合作管理、共同治理的目标。[4]合作治理理论的引入，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同时，对网络舆情沟通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从更广视域、更多角度全面研究网络舆情，弥补现有研究立场、观点和内容的不足。

二、政策、制度、利益：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合作治理的制约因素

（一）政策层面

1.政府内部多元治理，合作广度和强度较低，未能形成合力

刘怡君筛选了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指出在国家层面有53个部门（团体），在地方层面有133个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及团体参与网络舆情治理。[5]国家层面治理主体通过联合发布网络治理政策等方式，形成治理合作网络，但大多数的治理主体的合作广度和合作强度较低。地方政府层面，虽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和网络传播制度对自媒体进行规制，但因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而形同虚设，异地侵权问题也难以解决。不同部门缺乏协调配合，往往只关注涉及本部门或本领域的舆情，网络治理条块化分割严重。参与网络舆情治理的部门众多，却还未能形成合力，多主体协同合作治理仍需努力。

2.政策强调主体责任带来的压力，层层问责下的行政消极作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政务舆情回应责任，按照舆情涉及的层面确定责任主体。政策实施后，各级政府部门明确了主体责任，增强了回应网络舆情的主动性。但在一些热点舆情如地方环境污染问题上，因涉及部门多、牵扯利益复杂、治理难度大，个别政府部门为了规避主体责任，往往用“反应迅速”“高度重视”等语言回应，对网络舆情反映的合理诉求持敷衍搪塞的态度，忽视与网民的平等对话和积极沟通，仍然按照官僚主义方式处理突发事件和发布信息，引发网民更多的负面情绪，使网络舆情形势恶化。

3.政府外治理主体权利界定不清、保障不足，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现有的网络舆情治理政策，并未清晰界定网民的正当权益，仅仅简单提及保护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却无具体内容界定和阐释，导致政府外治理主体权利的保障缺失。鸿茅药酒事件中，医生谭秦东就因用某手机APP吐槽该药酒，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为由抓捕并被企业提请侵权诉讼。这种由政府单方面来制定治理的规则政策，政府外治理主体在制定政策时的缺声缺位，更加剧了政府内外治理主体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导致合作治理各方地位不平等，政府外治理主体处于缺位或弱势地位。

4.政策内容凸显舆情治理中的“促”“抑”导向，治理信息不全面

现有网络舆情治理政策“促”的方面主要是按照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的原则，促进宣传政府执政方针及工作业绩、促进宣传社会正面典型、促进及时回复社会热点事件等信息。“抑”的做法主要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制订并沿用的“九不准”等禁令，抑制各种不可为的使用网络社交媒体行为。现有网络治理政策的“促”“抑”导向使得舆情治理中信息不完整、不全面，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

（二）制度层面

1.信息公开不到位，缺乏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建设官方网站、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设立新闻发言人等形式，推进政务信息公开。但信息公开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还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信息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仍有待提高。部分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服务意识不够，所公开的信息原则性规范性的内容居多，主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和公众需要的信息偏少，缺乏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2018年全国政府网站抽查结果显示，政府网站互动渠道不畅通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政府网站仍未按照统一要求，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的监督举报平台入口;部分政府网站没有设置互动交流栏目或有设置互动栏目但长期没有回应互动。2019年国务院办公室印发的《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进一步丰富了网民监督的具体内容作为考核指标，以解决一直存在着的信息沟通缺乏双向互动问题。

2.政府回应不到位，缺乏及时有效的回应沟通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回应经验不足，回应时效性、针对性不强，出现片面回应和无效回应等情况，网络舆情就会向负面发展并逐步恶化，造成激烈冲突，乃至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国务院2020年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显示，个别政府网站以及政务新媒体存在互动不回应等问题，政务信息更新不及时、政府服务不实用的问题依然突出，所抽查的政府网站中高达52.3%存在办事指南内容不规范不完整等问题。[6]政府回应的时效性差，回应低效率、回应不透明等情况，造成民众的不满。政府长期回应不及时不到位，被动回应、选择性回应等情况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只有通过积极沟通和有效回应，实现政府、社会与民众多方的双向交流，才能增加理解互信，促进问题的解决。

3.情感重视不到位，缺乏“有温度”的情感沟通

自媒體涉及到司法公正、环境保护、住房医疗、食品安全、教育管理等领域的话题，具有很强的敏感度和爆发性，网民很容易把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带入话题，在传播中激起群体的同理心，形成集群效应，出现情绪化倾向并产生不理智的极端化行为。网民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和持续程度，很大程度上受事件本身的社会敏感度、与网民的利益攸关度等因素影响。如在云南孙小果涉黑案的沟通过程中，政府部门、媒体和网民各方因立足点的不同，官方回应的内容和方向与网民所关注的焦点出现了偏差。虽然官方的回应和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网民进行理性思考，但未能摸准网络民意的脉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网民的强烈情绪与了解真相的迫切欲望。网民的敏感神被触碰到后，舆论场各方群体各自为阵、各说各话，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和沟通的效果。

（三）利益层面

1.群体利益冲突，导致网络舆论分化和情绪对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因利益分化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和地域群体在观点、利益和价值方面的认识差异和冲突，如土地确权、征地补偿、弱势群体维权等利益分化投射到网络上，容易造成网络舆论分化和情绪对立等现象。分析网络热点事件，发现事件与多数网民的自身利益并无直接的关联，但部分网民会在网络上出现阶层、年龄和地域群体认同，舆论圈层化后，相互抱团声援，形成舆论规模群体，不利于舆论的缓解和引导。2017年北京等地商品房和保障房连接处建隔离墙引发的舆论热议，就凸显了住房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伴随着社会矛盾新变化出现的网络舆情分化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这种多元分化有其负面的影响，需要各治理主体积极应对。

2.非理性表达盛行，容易异化演变为网络舆论暴力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Kiesler对网络传播的研究规律，网络参与中出现非理性表达盛行与社会规范约束困难等问题。[7]大部分的网民进行网络参与，更关注事件（信息）而不是事件（信息）所反映问题的解决。这种网民情感及观点的非理性表达，使得网民对负面信息的关注高于正面信息，因此，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自媒体时代的网络问责，因其参与成本小、门槛低以及匿名性等特点，导致问责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成为部分网民宣泄对现实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渠道。除了发表片面偏激的言论外，个别网络用户（自媒体平台）甚至还虚构捏造事实，引发其他网民围观跟帖转发，扩大了非理性问责的压力和范围。2020年以来，个别网民通过人肉搜索、吐槽谩骂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等形式，倾泻因疫情防控引发的负面情绪，并在网络引发大量关注转发，造成网络舆论暴力。当非理性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后，正常的网络问责就可能异化演变成为网络舆论暴力。

3.经济利益驱动，自媒体平台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缺失

自媒体是在虚拟网络环境下，由网民在自主的时空内，自主选择喜欢的信息或服务，具有个体性、社会性、虚拟性、自主性和参与性等特点。网络用户（自媒体平台）出于利益驱动，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虚假信息或断章取义地传播信息以提高点击率和关注度。2019年某微信公众号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引发热议，被指贩卖焦虑，传播负面消极内容以获得流量。《人民日报》发声，强调自媒体不能搞成精神传销。另外，个别自媒体运营者表面上是引导社会情绪或是缓解网络舆情，但其行为更多地还是进行自我炒作或利用网络转发流量进行“搭车营销”。自媒体的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还需要增强，对自媒体运营的约束和监管还要继续加强。

三、回应、沟通、互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合作治理创新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同时，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调动网民积极性，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8]新时期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是自媒体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媒体平台、公众网民等多方群体，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线上线下相融合，共同预防、应对并化解舆情危机的治理模式。

（一）回应：加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回应能力

1.倾听公众诉求，满足网民的舆情回应需求

长期以来，管控型网络舆情管理模式下，政府部门与网民群体的合理交流被限制，有效沟通受到遏制，网民只能实现被动有限地进行政治参与。自媒体时代处于网络信息末端的网民个体，更加渴望通过网络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并与政府部门实现信息沟通和双向互动。政府内治理部门既要以法律法规和治理政策为依据，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按照规范和程序要求对网络舆情进行积极有效的回应;又要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公众期待和具体要求，主动倾听梳理公众诉求，全面准确把握民意，采取各种方式满足网民对舆情的回应需求。只有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满足网民对舆情有效回应的诉求，政府部门才能知民情、顺民意、得民心，避免次生舆情及舆情危机的发生。

2.注意回应态度，选择及时准确的回应策略

政府回应是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回答、回复及响应，反映出政府部门对于舆情反馈的民情民意和社会诉求的倾向性态度。回应态度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政理念和应对网络舆情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网络舆情治理的动机和行为，决定其是否愿意采取措施以回应网络舆情。2018年安徽六安教师集访事件的处置，政府部门选择在官网予以正面回应，诚恳地回应和负责任的态度，使得事件没有进一步扩散恶化，网络舆情迅速消融。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和知识能力有限，其关注的领域和方向随工作重点发生变化，而关注点和注意力影响着网络舆情回应态度。回应的策略上，政府部门应不断加强信息沟通能力，与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充分交流沟通，做好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准确无误地从网民期待的角度多渠道回应诉求，勇于担责，明确答复，做到不回避、不拖延。

3.融合線上线下，采取积极有效的回应措施

热点舆情事件尤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维权事件，通过网络进行组织动员后，借助自媒体等渠道，网民会快速集聚形成网络集群，形成相对一致或趋同的舆论，线上线下行动结合，共同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线上的舆情催生了线下的集体行动，两者相互发酵扩大事态，迫使政府部门作出回应解决问题。格罗弗·斯塔林在对政府回应进行较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回应的关键，不仅要对民众的诉求作出反应，更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诉求所指向的问题。[9]2017年宁波江北爆炸事件没有在网络引起舆情发酵，主要原因是警方在事件发生后97分钟就将调查进展和侦查情况，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并持续跟踪报道，成为网络舆情线上线下配合处置的经典案例。政府回应工作不能单纯局限于线上回应或线下治理，必须线上研判舆情态势和风险，线下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机制，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探索网络舆情引导规律，寻找线上线下融合治理的途径。

（二）沟通：构建畅通的沟通渠道，重视网民情感引导

1.寻求利益认同，消除利益分化引发的分歧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指出，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了解群众所思所愿，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10]在制定网络舆情治理政策前，政府部门应主动与政策指向的服务对象（自媒体平台、网络企业、社会组织及网民等）进行充分沟通，就舆情治理问题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确定各方主体相互合作的利益分配，实现各方利益需求的最大认同。网络舆情治理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应持续注意协调好多方主体的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因利益分化导致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政府内外各方主体以平等身份共同参与网络舆情治理，消除政府内外治理主体利益对抗的矛盾，提升各方主体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参与度和支持率，有效整合各方主体的技术、知识、经验等资源，创新和改进治理方式，解决舆情危机和社会问题。

2.转变沟通观念，实现各主体平等理性沟通

在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中，政府部门必须遵循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及共享”的精神，重视公众的参与体验，尊重公众的服务需求，树立为服务对象提供平等服务的理念，建好官方网站及“两微一端”等沟通平台。自媒体时代，公众对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社会事件及政府决策等有着更加强烈的知情需求和参与意愿，政府部门应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转变观念，熟悉自媒体技术;放下身段，直面网络舆情;适应舆情压力，提高运用互联网引导舆情能力;以务实的态度和平等的姿态，主动与各方主体进行充分沟通交流，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发展。

3.加强情感引导，提供社会心理疏导化解服务

近年来发生的于欢案、江歌案等网络舆情事件，传播过程中“情绪先行”“情感代入”等特征明显，网民容易被困于“情感陷阱”，失去对事件的正常理性判断，出现明显群体极化现象。对现实生活中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不满意情绪，容易在网络虚拟空间蔓延，必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监测、预警和疏导，提升网民的情感体验。信息发布要注意人文关怀，实现舆情治理主客体情感共振，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心态，化解不良社会心态等风险，构筑正面网络舆情。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关注弱势群体及负面认同感强的网民群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公益组织等方式，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多元心理咨询和干预机制。

（三）互动：保障网民的参与权利，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1.完善自律他律，实现自媒体及网民约束引导

近年来，国家逐步探索完善网络监管模式，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專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规定，但针对自媒体进行监管的专门法律法规还未出台，必须加快网络监管立法。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政府部门对自媒体及网民等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理性规制，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和舆论定舱石作用，自媒体及网民加强自律共守“七条底线”。同时，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探析网民产生道德偏差的根本原因，加强网民的道德教育，消除产生社会负面情绪和消极网络舆情的土壤，净化网络空间，尊重公民权利，培养理性网民。

2.构建互动平台，推动网络虚拟协商民主发展

合作治理意味着原来的政府绝对权威转化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权力的运行方向由自上而下转为上下互动。互动的基础是政府自我约束、媒体与网民自律。网络治理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建立平等关系，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追求最大利益认同并实现共同目标，引导网络舆情的正面发展。政府部门以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电子政务服务、开放共享政务数据信息，构建互动平台，上下联动搜集整理网络民意及诉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和处理。在重视网络舆情互动的同时，通过“两微一端”等自媒体渠道实现政务互动，让这种网络虚拟协商民主的方式能对政府决策有帮助。

3.加强议程设置，引导网络舆情治理有序推进

新时期网络舆情治理部门，要主动适应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网络传播和舆情治理规律的理论水平，提高有序引导网络舆论发展的治理能力。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掌好“舵”、权威媒体定好“舱”，政府的权威性和媒体的影响力相结合，第一时间发布官方消息和权威报道，澄清事实真相，引导正面舆论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治理部门要秉承以民为本的理念，建立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议程设置，把握好议题设置的时机，占领话语主导，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成为舆论场主角，构建并畅通各方参与互动渠道，引导媒体及网民有序参与。

四、结束语

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期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人民群众追求民主法治、实现个人价值的热切愿望。自媒体时代让人民群众获得了更多便捷高效的网络参与渠道，也让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政府部门理应建设良好网络生态环境，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条件，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充分发挥引导正面舆论、关注反映民心民意的作用，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权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舆情合作治理格局。十四五时期，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和研究者仍须继续探索网络舆情合作治理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提高回应能力，畅顺沟通渠道，倡导治理参与主体自律和他律结合，寻求线上线下融合治理，提高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服务于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2021-05-05]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李培林.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56.

[3]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8-59.

[4]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1.

[5]刘怡君，蒋文静，陈思佳.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主客体实证分析——基于1997-2016年网络舆情治理政策[J].管理评论，2017（11）：227-239.

[6]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2020年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通报[EB/OL].（2020-12-16）[2021-05-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 2020-12/16/content_5569781.htm.

[7][美]S.Kiesler，J.Siegal，T.W.McGuire.Soci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10）：8-15.

[8]习近平.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EB/OL].（2018-04-21）[2021-05-0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4/21/c_1122719810.htm.

[9][美]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32.

[10]姜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N].人民日报，2016-04-20（01）.

责任编辑：叶民英

作者：谢炜聪

自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论文 篇3：

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摘要]新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也是国家主权利益在网络虚拟空间的重要体现。网络社会思潮传播的多元化、新媒体技术传播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特征、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不断侵蚀、西方国家“网络自由”文化的蛊惑等因素必然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网络技术强国、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法治建设、不断强化“心防”力量、还应积极处理好“同心圆”的关系。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意识形态；挑战

[作者简介]卜建华（1970-），男，汉族，山东省邹平县人，现为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菲菲（1994-），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濱州医学院2017级应用心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张宗伟（1966-）男，汉族，山东省惠民县人，现为滨州医学院纪委书记，教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网络空间作为国家的安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与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利益在网络虚拟空间的重要体现和拓展延伸。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定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①而在新媒体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意识形态是否安全关系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危，必然会持续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未来与发展。

一、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要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做好网络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挑战。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②之所以要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因为由于新媒体技术的便捷性、迅捷性和普及性，使网络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和社会渗透力，是当前推动社会实现重大变革的巨大力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生产生活，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形式，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交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如何针对网络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挑战，积极发挥好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主动出击，敢于亮剑，合理有效地应对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所带来的挑战和做好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是党和国家面临的新课题。

网络社会思潮传播的多元化必然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因素是意识形态安全，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就无法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而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则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由于网络技术的虚拟性、便捷性，各种网络社会思潮依托新媒体技术大肆传播，必然导致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极大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虚拟空间的传播，使社会公众深受各种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侵扰，部分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散布各种有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悲观论调，从而对社会公众带来极大的思想困惑。出现这一现状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民群众在利益诉求与思想观念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为网络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媒介在网络空间的覆盖面不足，传播形式枯燥、乏味，传播内容相对陈旧、呆板，必然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被削弱。

新媒体技术传播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特征必然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网络虚拟平台为网络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提供了场所。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开放性、即时性和隐秘性，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软件与硬件重叠交错，意识形态领域自然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国家和群体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重要途径。④由于新媒体技术的虚拟性特征，任何社会公众都掌握着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从而可以把普通的社会事件聚焦化、网络化和扩大化，从而使社会公众网络意识形态与社会公共事件的交互影响日趋深入，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加剧了民众对社会事件信息的快餐式消费，极易在信息掌握片面极端的情况下引发意识形态的激烈论战。这些社会事件从小到普通的民众纠纷，大到有关国家方针政策问题，都可能成为网络意识形态的争论点，从而广泛持续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心理，从而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不断侵蚀必然影响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掌握着互联网技术的主动权，长期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文化，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极大冲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网络自由”的本质是网络霸权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倚仗自身掌握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匹敌的先进网络技术，极力倡导所谓的“网络自由”。然而网络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注定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自由，其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这种网络自由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体现在西方国家在网络主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即在关系自身利益时，就宣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屡次借各种理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指责和提出维权要求；而在与自身利益无关时，就高调宣扬“网络自由”观点，主张网络空间无边界。这种双重标准完全暴露了其网络霸权主义的实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崇“网络自由”的真正目的是借助网络推行意识形态战略。⑤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网络平台实施意识形态战略，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借助网络虚拟空间宣传推行其价值观，从而影响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

西方国家“网络自由”文化的蛊惑也威胁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地位。尽管我国一直强调网络主权，谴责美国的网络霸权行为，不断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但限于网络技术发展的滞后性，在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抗衡之中仍处劣势。伴随智能技术的普及，新媒体技术已经实现大众化、便捷化，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已从政治精英的政治议题或知识分子的学术议题逐渐发展到普通网民的生活议题中，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严重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散布于网络空间之中，西方敌对势力还会栽培和收买“公知”、“大V”、网络写手等极端反体制分子在网络空间兴风作浪，试图扰乱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判，严重威胁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阵地的话语权。⑥国内部分网民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享乐文化，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借助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例事件，大肆丑化、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网络空间散布有关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悲观论调和消极情绪。少数网络媒体淡化甚至故意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肆传播利己主义等极端错误价值观，极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削弱和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影响力，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对此必须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加強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二、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措施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互联网管理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互联网主管部门、各级宣传部、主流媒体一同发力、积极作为，打响了一场网络意识形态反击战。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既要加强技术防卫力量，又要强化“心防力量”。

（一）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网络技术强国。我国网民总量庞大、网络空间广阔，使得网络发展的复杂性相比其他国家更加突出，网络发展大而不强是目前我国网络发展现状。核心网络技术的缺乏，是我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网络安全的维护需要继续加强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网络硬件设施的控制权，重点提升网络软件技术水平，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力争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⑧因为掌握了网络核心技术，才能转变我国网络发展大而不强的现状，通过巩固我国网防来抵挡各种错误言论和思潮的入侵，从而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同时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二）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要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法治建设。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的网络领域必然也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完善和强化网络法制建设是净化网络空间、捍卫网络安全，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的保障性措施。强化网络法制建设不仅需要完善现有网络法律体系，还要依据互联网发展的实际状况不断更新网络法律体系，提高网络法制建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为核心，确保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传播的安全，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建设的法制化进程，依靠法律维护我国网络安全。”⑨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网络文化法制建设，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才能够在全社会真正构建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文化氛围。

（三）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要不断强化“心防”力量。西方意识形态的外部入侵最终是借助国内的商业网络媒体以及持极端化倾向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实现的，因而加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在于培育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和政治敏锐度，提高广大网民的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提高对广大网民的教育和引导，使其在思想深处真正认同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和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蚀，成为自觉捍卫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生命军。要明确网络主权是我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根本组成部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西方国家所鼓吹的“网络自由”，掌握我国网络舆论空间的话语权，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不断适应互联网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后真相”时代特征，在事实传播的基础上增加情感传播，增强议题设置和话题转换能力，善于运用接地气的网言网语表达传播内容，运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丰富传播手段，同时将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在新闻报道、评论特别是对外宣传中表达维护网络主权、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态度，让互联网变成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维护主流网络意识形态的正向平台。⑩

（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还应积极处理好“同心圆”的关系。一方面，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要处理好各方关系。首先，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兼容并包的关系。网络信息具有多元化特征，因而要重视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不仅要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引导，提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也要知道网络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并不等于排他性的威力，要努力实现意识形态的多元共存。处于网络信息时代的民众信息获取能力大大提高，他们对外部环境的了解也更加广泛且深刻，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与影响力；其次，处理好柔性的讨论氛围和刚性的制度约束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平台，容纳着各种观点和言论，其中有真相也有谣言。网络意识形态引导，要提供柔性的讨论氛围，相关部门在社会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在网络上公布真实准确的报道，积极发挥讨论的去伪存真的作用，让谣言无处遁形，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让主旋律“刷屏”、好声音响亮、正能量强劲。同时，网络舆论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对于恶意散布谣言、诋毁主流意识形态等恶劣行为，要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发挥法律制度的威慑力。?学校、社区也应采取多样化措施实施网络普法教育，促进网民正确使用网络，培养守法意识与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要把握好重点工作。首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相信和依靠网上群众。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网上的群众。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民众对于网络的应用逐渐普及化，对于维护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多数网民，要相信和依靠。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要求主流媒体必须主动占据网络空间，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和影响力，避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入侵。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对于不同群体要有针对性和侧重点。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其引导网络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共产党员应自觉利用网络空间宣传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认识，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下的各种虚拟社区，选择合适时间和恰当媒介以及合适内容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投放，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要看到他们个性张扬、喜欢创新等特点，对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加重视历史文化、国情社情和道德情操教育，同时对于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则迫切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课堂比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思想感染青年人。

总之，在新媒体技术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安全的“第五疆域”。网域就是疆域，网权即是主权。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任务已经从现实世界扩展到虚拟网络空间，网络安全建设必须为国家政治安全保驾护航，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安全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维护政治安全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则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为国家政治安全构筑牢固的防火墙。网络空间是人民的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全体网民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第335页.

③④?李彬彬.科学应对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挑战[N].学习时报，2017-01-11（7）.

⑤⑥⑧张卫良，何秋娟.应对西方“网络自由”必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红旗文稿，2016（9）.

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9.

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80.

⑩任晓山.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有主权意识[N].湖南日报，2017-05-10（1）.

?李月明.国际反恐视域下加强新疆舆情管理的重要性解读[J].实事求是，2016（11）.

作者：卜建华 高菲菲 张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