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法制定必要性论文

摘要：非正规金融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融资。本文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在吉林省农村的表现形式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导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典当法制定必要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典当法制定必要性论文 篇1：

论典权制度的存废

我国现行《物权法》中并未规定典权制度。典权是我国传统固有的不动产用益制度，它将真的要被历史所淘汰，在当今社会没有用武之地了？在对典权作了粗浅的探究之后，笔者对此持相反观点，本文将进一步对典权制度在我国的存在价值进行探讨。

一、典权的概念及历史背景

设立典权后，出典人需将典物转移给典权人占有。典权人支付典价，对典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典权有用益物权的性质。典物转移占有的同时，出典人取得典价，在典期届满后返还典价将典物赎回。如未将典价返还，典权人可拒绝返还典物，留置典物以确保典价的收回，所以典权的设立又有担保典价偿还的功能。当然，我们不能仅就此说典权是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从属于债权，而典权并未从属于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典权制度中，对于典权人而言，典物有用益性。对于出典人而言，典物对典价有担保作用。

在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中，未明文规定典权。第三次“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指出：“有些常委提出，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已经消失，目前开办的典当实际上是“当”动产的业务，并未办理“典”不动产的业务。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动产担保，而我国对动产的担保已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因此，本法对典权和让与担保可暂不规定，如果以后确有需要，可以再行研究。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删去这两章。”接着在第六次“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再次指出：“原草案规定典权的目的主要是融资。依据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法律的规定，房地产可以通过抵押，出租，约定买回等多种渠道融资，再约定典权的实际作用不大。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再恢复关于典权的规定。”

我国古代，“囊内钱空，无以治事，则转而谋诸所有之物，以所有而匡其所无。”此种情形下，典当在当时被广泛应用，是个人或家庭应急融资的主要途径之一。“典”在古代典籍上由来已久，其意义也有多种，曾经有“典当”、“典质”、“典卖”等称谓，其具体制度构造亦不断演变。到了明清，典制逐渐明确而定型：典权的标的物为田宅等不动产，交付于典主占有。而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早已远离了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空前活跃，信用制度发达，融资方式趋于多样化的情况下，现今社会是否已时过境迁，典权是否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和价值。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二、典权制度存废的观点分歧分析

物权法草案前两稿均设典权制度，第三次审议稿删除了有关典权的规定。立法机关在制定《物权法》时，体现出了对典权的存废的举棋不定。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典权也有着存在和废除两种相对立的不同观点。

（一）废除说

典权废除说的核心观点有：

其一，典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保留祖宗产业的观念是封建的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体现。典权的这种社会和心理因素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建国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不承认典制的存在与作用，就是因为它体现封建宗法思想，被认为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一部分。

其二，我国保留典权制度的台湾地区，近些年典权在社会实际中也以很少被利用。台湾地区设立典权登记的数额为：1997年2002件，1998年仅有16件，1999年431件，2000年29件，2001年1月至5月为9件。就整个趋势而言，典权已告式微。即表明典权制度已经走向没落，传统功能已消失，故典权没有保留价值。

其三，有学者认为，典权制度也存在其固有缺陷，主要体现在：原因一，典权过多倾向保护出典人，典权人所负担的标的物灭失风险远远高于出典人，同时出典人的回赎权也使典权双方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而现代社会出典人和典权人的地位已相对平等，这就导致了典权制度设置的显失公平。原因二，找贴多少没有准确而易操作的客观标准容易发生纠纷。

其四，反对设立典权者认为，典权中对融资的担保作用可由现存的抵押权代替，对不动产的用益作用也已由现代十分发达的租赁制度所取代。认为事实上现实社会中并未出现或极少出现典权的设立，正说明了典权已经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五，典权制度虽被大多数学者归为用益物权体系，但它并不完全符合用益物权性质，法理难圆。

由于以上原因主张废除典权。

（二）保留说

保留说认为典权应当继续保留，原因在于：

其一，典权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扶弱济贫的优良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将其列入物权法中，有利于充分体现出我国物权法的中国特色。

其二，典权制度中被认为不合理之处，可以通过修改和制度的设置加以完善，使之适应现实社會的需要，不必仅因此废除典权。

其三，典权兼具用益和融资的功能，可以充分发挥物的双重经济效用，有着租赁、抵押制度不可取代的价值。

其四，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房产已经大量实现私有化，相比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房屋国有集体所有的情况，有关房屋的用益和融资需求会大量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相较改革开放之前，典权制度的存在将获得更加广阔的社会基础。

基于以上原因故主张保留典权。

（三）对于上述学说的分析

针对上述学说，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保留典权制度，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典权在我国的存在历史悠久，制度的设计是经历了几个朝代充分的实践检验，到明清已经发展成熟，是对各方利益全面权衡的结果。虽说它是产生、生长在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被人定位为封建社会中的土地流转融资制度。有与当今快速流转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之处，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规定上不健全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可以通过立法的修改对其进行改进完善和加以弥补，没有必要仅仅因该制度的一些缺陷，就将我国这一特有的相对健全的制度全部废除，这样未免因噎废食。

其二，反对设立典权者提出典权过多偏向出典人，有显失公平之嫌。笔者认为，一项法律制度是否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不仅仅要看制度本身的权利设计是否平衡，还应当看这项制度得以存在的经济背景。

典权人获得了典物的使用、收益权，出典人取得了低于典物价值的典价。典期届满后，出典人可能面对两种情况：一是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好转，财力增加，有能力返还典价从而赎回典物：二是生产经营状况恶化，无力返还典价。典权人获得典物的用益权意味着典权人得到了利用典物创造财富的权利，可以利用典物创造新的财富。而出典人通常是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将财产出典，取得货币通常用来应急。得到的典价往往因维持生活而被用尽，最终很可能会因为生活窘迫而无力回赎出典的财物。因此，在农业社会中，农民往往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最后选择将土地房屋出典。由此出典人因具有典物的使用收益权，而生活原本拮据的出典人又丧失了典物的收益权，使得出典人处于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出典人只享有典物的所有权，由典权人占有管理典物并进行使用收益，典权人可就典物在十年二十年较长且固定的期限里，以自已的意志占有使用典物。出典人处在难以掌握管理典物的境地。如出典人负担全部风险损失，典期届满时出典人返还典价，此时出典人丧失了自己典业的同时还要负担巨款，对典权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典权制度设置中，将标的物灭失所应承担的风险规定由出典人和典权人分担。正是为了真正保护相对弱势一方的利益。

其三，发展到明代允许出典人采用找贴的方式来救济。找贴，即在典权存续中出典人表示以其典物的所有权让与典权人，而由典权人按时价找贴典价以外的不足数，取得典物所有权的制度。有学者认为找贴制度的设置易生纠纷：第一，找贴期限无限制而生纠纷。第二，找贴次数过多而生纠纷。第三，因找贴多寡而生纠纷。有学者指出，典权人可以对出典物进行使用收益和改良，典权人的改良投入对于典权人有价值，但是对出典人则未必有意义，甚至还会有所损害。双方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的不同，利益立场的对峙及对改良投入的价值判断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根本无法寻求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可行方案，来解决他们之间是由典权人恢复原状，抑或出典人留买以及留买价格多寡的纠纷。笔者认为，找贴制度设置引来的这些不便之处可以通过对典权制度的改进加以解决。首先，可以规定典权的找贴期限，如可规定典权在典权期限届满时或届满后两年内找贴。其次，设置典权时进行登记，通过国家指定部门评估作价。找贴时也通过相关部门评估，增加找贴的权威性，减少矛盾的发生。双方矛盾可通过国家指定部门制定统一标准进行调整。

三、典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典权制度有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是其他制度不能全部代替的，下文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论证典权制度的内在价值。

（一）典权与租赁权和抵押权的比较：典权制度不可替代

笔者想就典权对不动产的用益功能与租赁做比较，再就其返还典价的担保功能与抵押制度做对比。希望通过粗浅的思考，探索典权制度的两项主要价值，即对物的用益性和和对融资的担保作用。

1、典权的用益功能和租赁权用益功能的比较

对比典权和租赁对不动产的利用中各自存在的优势劣势，我们先从不动产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出发。

尽管租赁是一种灵活方便、经常用于使用他人房屋的制度，但承租人通过租赁对房屋享有的权利是有限的，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任意的使用房屋。而房屋在出典的情况下，典权人则对房屋享有较为广泛的权利，与善意所有人使用自己房屋无异。

出典人出典典物的目的主要在于融资，租赁通常分期给付，往往不能解决不动产所有人大量融资的需要。但通过出典，典权人可以一次性取得相当于房价一半以上的典价，达到快速融资的目的。当然租赁制度主要目的不在于融资，而典权制度的主要用途之一即在于融资。那么下面我们将典权制度的融资担保的作用和抵押权的融资担保作用作出对比。

2、典权的担保功能和抵押权的担保功能的比较

出典人就其房屋设置典权通常出于融资的需要，其不愿将不动产出让，且急需资金，可以通过将房屋出典的方法获得一定的资金，即典价。尽管典价可能比从银行获得的借款要少，但出典也具有抵押所不能替代的特点：

其一，现实生活中，通常中小企业通过抵押向银行借款的程序复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贷款质量，防止不良贷款风险发生，对申请贷款的客户的还款能力、还款时间等信用要求审查严格，即使通过抵押担保融资仍很难获得贷款。而典当融资方式相当灵活，以为房产设立典权为例，只要房产产权所有人提供符合规定的当物，相关证件材料齐备，就能够取得当金。

没有繁琐的资格审查程序，融资手续便捷。与商业银行相比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间，目前典当业务中，融资一般在七个工作日左右便可以成功受理。商业银行对发放贷款的使用范围要求非常明确，贷款人不能超出贷款时约定的范围改变资金的利用方式。而通过典权融资并未规定使用范围，使用贷款非常自由，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能够满足中小企业周转资金的迫切需求，不至于贻误商机。

其二，即使通过抵押借款成功还要定期向银行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是向私人抵押借款，一般利率高达10%至12%，比向银行借款利息更高。对于一些借款者短期还未收回投资，定期向出借人返还利息就已经成了很大的負担。而如果出典自己闲置的房屋店铺，出典人在融资时，取得了相当于房屋典价一半以上的典金，到期以后，返还典价即可再次取得不动产的占有，就不必像抵押融资时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

（二）典权亟待入法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典权制度有其优势和存在的必要性，其并未被规定在《物权法》中，那么目前生活中关于典权的纠纷是如何调整的呢？

1、典当行业的蓬勃发展

典当行在很多城市大量出现，典当行的房产抵押业务逐年稳步上升，典当成为融资的新途径。典当业正处于快速，健康发展阶段，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2494户，行业注册资本总额246亿，2006年已营业的2052户典当行典当总额960亿元，比上年增长40%。2007年上半年，已开业的2342家典当行资产总额862亿元，同比增加12.7%；上半年累计实现典当总额441亿元，同比增长31%，房地产抵押典当金额236亿。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典当行业正在兴起，作为社会辅助性的融资渠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典当行业如此繁荣，其中有没有用到典权制度呢？根据典当行宝瑞通的统计，目前宝瑞通总体业务当中，房产典当占50%到55%。我国传统的房产典当即应运用典权制度。即按照传统典当制度，典权制度在典当行中的房屋典当中应该是被广泛运用的。

2、当今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典权，我国目前仅有一部由公安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并于2005年4月1日起实施的《典当管理办法》。依据《典当管理办法》，房屋典当是指当户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首先，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第37条等对典价的利息和月综合费率作了专门规定。现实意义上的典当是为了获得典价的利息和月综合费率，并未真正出让典物的使用收益权。而传统房屋典当中，典权人支配房屋的使用价值，即“房不记租，钱不记息”是房屋典当的基本法律特征。从这一点看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42条的规定，典当行在处理绝当物品时，如果当物估价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当事先约定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此项规定既意味典物着通过拍卖进行所有权的处置，对于估价在3万元以上的典物，在出典人届期不能偿还典价时，典权人只有通过拍卖受偿，并不当然享有典物的所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现实中的房屋价格绝大多数是超过3万元的，即房屋典当中运用到的典权，典权人不具有房屋所有权的期待权。在典制下，出典人放弃回赎时，典物归典权人所有，出典人可以通过招贴要求补齐差价。可见，《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传统典权中典权人具有的所有权期待权的情况也是不相同的。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的精神，当事人之间约定典期，典期届满，出典人要求回赎的，应当准许。如典期届满已逾10年或未定典期经过30年，才提出回赎的，原则上视为绝卖，如果出典人确实无房居住，而承典人又不缺房，同意出典人回赎的，经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调解解决。对当事人在典期内或典期届满后，约定延长典期的，应当准许。可見，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允许绝卖的，《典当管理办法》和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之间存在着分歧和冲突。

综上，可见《典当管理办法》中对房屋设立的典权不过是对房屋抵押融资的变相规定，与传统典权的定义是不相一致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典当行中房屋典当融资的纠纷，以典当为名义的高息借贷融资合同，往往不被法院认定为典当关系，而认定为抵押借款合同纠纷。辽中县人民法院将一起“典当”合同纠纷案件定性为抵押借款担保纠纷。2010年5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起对案例评定为了优秀指导案例。

可见《典当管理办法》对典权规定的并不准确完善。与最高法院根据法理作出的司法解释存在冲突。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倾向于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案件进行定性裁判。由于《典当管理办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之间规定的不一致，会导致此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使公民在使用典权制度时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缺乏可预见性。因此加快制定有关典权制度的法律法规，使法官在司法中能够有法可依，公民可以根据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四、结论

典权具有抵押、出租所不具有的效力，这使该制度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更具有优越性。现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和对不动产的占有、使用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所有人将自己的一部分资产固定在了物上，这种情形下，如何尽可能实现不动产的物尽其用成了不动产所有人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典权就解决这一问题有独具的优势，允许对不动产设立典权对于充分发挥不动产的效用十分必要的：既满足了不动产所有人的融资需求，又满足了典权人的使用收益的需求。典权在现实生活中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完善有关典权的法律法规，尽快将典权入法。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9.

[2]张宝新.典权废除论[J].法学杂志，2005（5）：9-10.

[3]马新彦.典权制度弊端的法理思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1）：18.

[4]贾瑛瑛.我国典当行业发展路径与前景—访全国典当专业委员会会长吴贤达[J].中国金融，2008（3）：37.

[5]王智.司法介入破解典权难题[J]，民主与法制，2010（12）：28-29.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作者：王向南

典当法制定必要性论文 篇2：

浅析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表现形式

摘要：非正规金融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融资。本文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在吉林省农村的表现形式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导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表现形式；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徐晶(1970～)，女，长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一、非正规金融在吉林省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1、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农村资金供需失衡问题。自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县域机构网点，回拢信贷管理权限，使基层银行信贷能力严重萎缩。加之邮政储蓄在2007年前“只存不贷”，这样，吉林省广大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上只能依赖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由于其自身规模有限。吸储能力弱，信贷资金不足，无法满足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全部资金需求。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农村资金供需失衡的现状，满足农民融资需求。

2、拓展农民的投资渠道。改革开放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扶农政策，造就了一批富裕农户。先富起来的农户渴望手中的资金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金融抑制存在的结果使正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严重扭曲，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期的真实利率为负，迫使农户的储蓄存款流出银行体系，寻找新的投资路径。同时，多数农民对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不熟悉。不愿涉足这些投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直接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投资方式成为他们首选的投资渠道。

3、非正规金融具有比较优势。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一定的亲缘或地缘关系，融资时手续简便且较少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贷款者可根据借款人的具体需要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很大的成本效益优势、信息优势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优势。

二、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表现形式及存在问题

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相比有一定不同。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民间直接借贷、金融互助会、集资、农村贷款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民间票据贴现、典当行等。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受传统经营方式的制约。主要以民间直接借贷、集资、农资赊购赊销等初级形态为主，极少存在南方盛行的金融互助会、地下钱庄等组织严密的融资形式。

1、民间直接借贷。这是吉林省农村最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农村民风纯朴，村民普遍重亲情，邻里关系和睦。面临无法从正规金融途径获取资金需求时，村民首选向亲戚或村邻借贷，借款条件以口头约定为主；借款金额以几百元至几万元居多：借款期限整体上以短期为主，但也有借贷双方不约定明确还款期限的，通常在借款人有偿还能力或贷款者索要时偿还。灵活性较强：借贷利率视借贷双方关系及借贷金额而定，对于借贷金额小、借贷双方关系密切的借款，往往没有名义上的利息，其利息是隐性的，是通过人情成本体现的。对于借贷金额较大、借贷双方关系一般的借款，利率普遍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甚至有些利率具有高利贷的性质。可见。以利益机制和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农村民间信贷市场在吉林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吉林省农村民间直接借贷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

2、农资赊购赊销。近年来，在吉林省农村广泛出现了农户及经营者赊购赊销农用生产资料的变相借贷行为。许多农资经销商纷纷打出诚信为民和全力助农的服务牌，开展了免费送农用生产资料到家活动。并提供“农资赊销服务”。这样一来。经销商不仅能快速打开销路，而且给农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农资赊购赊销在规模较大的种养殖户中也普遍存在。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在销售时主动向代养户赊销饲料，收回成鸡时，在扣除饲料款的基础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频发，使吉林省桦甸、磐石、永吉以及蛟河等部分地区农民粮食减产，导致农资经销商收回赊账有一定的难度。一些基层农资经销商在无法收回赊账的压力下，选择经销假冒伪劣产品来维持正常的经营，损害农户利益。

3、企业集资。由于吉林省农村私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乡镇企业、农村中小企业起步晚，发展规模有限，他们无法完全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向职工筹募生产性资金便成为他们筹集资金的捷径。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集资相比。吉林省农村企业集资利率偏低，市场化运作情况较差，企业内部农民职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与不愿意参与本村镇企业集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林省一些农民更热衷于参与一些虚假宣传的非法集资活动。据有关数据统计，在万里大造林案、吉林赛诺斯案、海天案等非法融资案件中，受害者主要来自东北三省。

4、典当行。以物换钱是典当的本质特征和运作模式。当户把自己具有一定价值的财产交付典当机构实际占有作为债权担保，从而换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当期届满，典当公司通常有两条营利渠道：一是当户赎当。收取当金利息和其他费用营利；二是当户死当，处分当物用于弥补损失并营利。在吉林省农村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汽车、摩托车、金银饰品、股票、国债等常见质押物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同时由于农户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无法抵押，这就决定在农村典当中主要以房屋典当和生活用品典当为主，抵押物范围较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典当行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高。

5、小额贷款公司。自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始以来，社会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热情较高，截至2009年12月末，吉林省已批准121家小额贷款公司筹建，资本金累计达26.42亿元。已经批准了75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资本金累计15.72亿元。已获批准筹建的小额贷款公司遍布全省主要市(州)、县、地级市和长白山管委会。其服务对象面向“三农”。按照《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但发展中存在发展水平不均衡。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相关法规制度还不完善。监督监管存在空白；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经营能力受限制：盈利水平与担保、典当相比较低等问题。

三、吉林省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正确对待，强化监管

非正规金融是“双刃剑”，它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不足、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加速社会资金总量的扩充、流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它在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国家税款流失、增加社会不稳定等方面显现负面效应。目前对非正规金融我们应采取既“管”又“扶”，有“堵”有“疏”的态度。应将合法的民间融资与一些非法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非法金融交易相区

别，坚决打击高利贷行为和一些具有欺诈性质的集资行为，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合法的民间融资活动规范化。可指定专门职能部门通过建立民间融资信息监测系统对民间融资实行监管。

(二)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提高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

法律部门应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送金融知识下乡”等活动扩大法制宣传，正确引导农民的投资行为，不断增强农民的风险意识、法制意识和对非法集资活动的识别、抵御能力，让农民自觉远离非法集资活动。

(三)总结借鉴东南沿海农村民间融资的经验，发展民间合作金融组织

金融互助会，也称为合会或合会，是一种成员之间的民间借贷，它具有自治、自愿参与、进退自由、高度自给自足、决策时一致同意等特征。具体运作方式上表现为会首和所有会员的一种共同储蓄活动，也是成员之间的一种轮番提供信贷的活动。金融互助会是我国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其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较高，利率多数控制在我国高等法院司法解释中界定的“高利贷”标准之内。吉林省在规范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时，可适当借鉴其经验，发展民间合作金融组织。

(四)继续做好以直补资金担保为农民提供信贷支持的工作

2010年3月，吉林省政府召开了以直补资金担保为农民提供信贷支持试点工作动员大会。确定了公主岭市、农安县、前郭县、扶余县、柳河县、舒兰市、东辽县、敦化市和白城市洮南区为试点县(市、区)，确定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吉林省邮储银行和吉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4家银行为以直补资金为农民提供信贷支持的试点银行。用直补资金担保是撬动和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农民的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今后几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吉林省政府应推动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1]郭沛，农村非正规金融：内涵、利率、效率与规模[D]，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论文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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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震，吉林省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研究[D]，东北师大研究生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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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传谌、刘振强，非正规金融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J]，税务与经济，2005，(02)。

[6]郭艳云，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及其规范[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1)。

作者：徐晶

典当法制定必要性论文 篇3：

民间融资管控对策研究

【摘要】民间金融的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是治理民间融资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在制定管控民间融资对策时，要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并根植于河北省民间融资管控实践。要构建政府主导的、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民间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制定社会自治组织参与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使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在其应有的领域内充分发挥作用。

【关键词】民间融资 政府管控 社会自治 河北

民间金融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的概念及协调

民间金融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的概念。第一，民间金融政府管制。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政府管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市场化和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市场交易行为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交易安全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和结构性社会问题。为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引发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管制应运而生。政府管制是指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基于一定的管理目的，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对社会经济各种主体和经济行为进行有强制力的管理控制，以求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我国民间金融行业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二元金融结构下金融管控机制处于构建的初步阶段，民间金融制度缺陷凸显，需要完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以保证民间融资领域的交易安全和市场的公平竞争，于是政府金融管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民间金融监管难度大，隐秘金融行为难于被察觉，因此政府管制的强制性、法制性和政策性可以通过公权力机关逐渐渗透至民间融资各个领域，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指引性。

第二，民间金融社会自治。社会自治是指社会经济各主体为谋取自身发展而减少政府政策规制和干预，并通过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管理其交易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效率。从理论上讲，社会自治是与政府管制相区别的社会经济管理工具。社会自治以地区或行业的交易习惯、行规行约、市场规则为基础，由社会自治性组织通过法律具体授权行使管理职能。民间金融交易从其历史沿革上看，是在正规金融渠道无法满足市场资金需求时，由市场自发产生的金融行为，也是金融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和不可或缺的环节。从其发展过程上看，民间融资种类、形式、规则的发展速度较快，且基本形成一套潜藏的交易规则，政府管制民间金融，具有一定时滞效应，容易出现政策效果滞后的现象。如果通过社会自治民间金融组织对其本行业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风险防控，可有效保证管理效率。

民间金融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之间的矛盾及协调。金融行业的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从权利来源上看，政府金融管制是每个公民部分权利让渡的结果，而金融社会自治是通过市场或金融行业自治协会进行，是市场内部权利的再分配，不涉及权利的让渡。因此，二者间成此消彼长的态势。政府过多的拥有管理权限，意味着市场行业自治的权利过少，进而产生金融抑制的状态。如果政府较多的放权给市场金融自治组织，则交易效率和监管效率将有所提高，但也存在监管强制性不足和“监守自盗”的发生。因此，如何协调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是管控民间融资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结合国内外金融治理理论和实践，世界范围内协调金融领域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大致有两种方式，即有限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有限政府理论认为，政府不应是“全能政府”，政府和市场是同为两种金融治理手段，但各自功能不同。政府的功能是保护市场的有效性，应承认政府监管的必要性。然而，政府不能肆意将监管的触手延伸至民间金融各领域，而应只履行基本的职责，将其他职责交由市场行业自治组织解决，保证市场化的基本方向。具体到民间融资上，政府应对民间融资中有可能对金融秩序和交易安全产生严重后果的行为加以约束，确保民间融资在金融市场上的安全性。而将具体交易习惯、交易规则和交易中的审查交由行业自治组织负责，做到“小政府、大市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肯定市场自治的基础上，也重新定义了政府职能。该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应当是服务，因此政府的角色应当由“划桨”转变为“掌舵”，帮助市场一起寻找漏洞并提出解决方案。因此在民间金融管控领域，政府应当只承担同服务行政类职能，并不是直接支配和命令管理关系，对本地区民间融资进行非强制性建议或指导，协助有关机构拟定民间借贷合同、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等。

民间金融涉及国计民生诸多领域，存在潜在区域性风险，因此在金融风险的监管、融资企业信用风险监控上必须明确政府的监管职责，社会自治作为辅助配合。民间融资的发展是不同利益主体在意思自治基础上为满足资金需求而发展的产物，存在诸多利益诉求，因此在交易的具体过程、交易的规则、纠纷化解上应主要由民间融资行业自治机构管理，政府只需通过服务型行政行为、政策建议及法律法规等方式予以支持。

河北省民间融资发展现状及管控中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民间融资现状。根据2014年河北省融资数据显示，河北省2014年上半年民间融资规模大约500亿元，占河北省2014年社会融资总量的约9.6%，且逐年上升。从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上看，近年来河北省民间金融机构从数量和业务范围上都显著增加，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跻身全国前五名，融资性担保公司超过600家，注册资本金超过400亿。2014年河北省典当行新增37家，新增分支机构12家，典当融资正逐渐向全省扩展。从民间融资利率上看，河北省企业民间融资加权年利率约为15.3%，向企业、个人和民间融资机构借款利率分别为18.8%、14.0%和23.6%。若以央行于2015年十月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4.75%为标准，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利率均徘徊在法定的四倍利率上限附近，有部分利息收入不受法律保护。

河北省民间融资管控中存在的问题。河北省民间融资主要以政府管制为主，管控权限集中在政府和相关国家机关。分析政府管制内容可以看出，管控内容分散、覆盖面狭窄、手段单一，没有体现出“小政府、大市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在社会自治方面，河北省虽也存在行业协会，但这种行业协会本质上是交流研究平台，并未出台对本行业的管控规章或规则，进而无法和政府管制形成配合。长期以来，这种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的不协调，不仅阻碍了河北省金融管控的步伐，也浪费了优质的社会管理资源。

第一，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作用发挥不充分。在风险防范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一个严格的监督者，始终贯穿金融风险监管的各个阶段。河北省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缺乏系统性，导致金融风险始终处于监管的边缘地带，地方政府在民间融资的管控中越位缺位现象严重。例如，非银行民间融资机构是金融风险的高发区，但关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只停留在《公司法》等上位法之中，河北省政府没有针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进行差异化对待。其原因在于金融领域仍然具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地方政府金融政策必须服从于中央，缺乏一定自主性。而民间金融的特点之一是显著的地缘性，地方政府金融管制的意义是在能够立足于本省金融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省发展要求的系统的、全面的、根本性政策法规。

第二，管制方式单一化。民间融资的政府管制中，政府的职能是通过行政服务类行为帮助金融主体弥补交易中存在的漏洞，规避交易风险。实践中，河北省金融管制部门往往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政策具有显著的指令性，政策设计僵化，且多为行政干预。除此之外，河北省金融管制部门的监管措施主要是直接行政管理，政策直接作用到金融主体上，缺乏灵活性。合理的政府民间金融管制中，政府应当大量使用间接管理的手段，通过协商、服务、法律、评估等方式进行管制。

第三，社会自治缺失。民间金融治理中，在交易的具体过程、交易的规则和地区社会信用保障上应由民间融资行业自治机构负责。河北省至今仍无民间金融管理的自治性机构，虽然担保、典当等行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行业协会，但是行业协会章程中主要涉及协会会员的活动、业务的培训、技术交流，没有对本行业进行监管的内容。

政府主导建立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民间金融风险监控体系

建立专业、综合性金融风险管控机构。河北省民间金融机构缺乏有效市场准入和行为监督，造成大量金融中介在自身不具备风险防控能力的条件下从事民间融资业务。而风险防控是金融业发展的底线，因此需要由政府主导，并通过其强制力构建金融风险管控体系，将民间融资监管纳入银行监管体系中，从而降低我国“影子银行”运行风险，保证系统性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

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具体可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由人民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本省新设立的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准入监管，重点是对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人员组成和注册程序进行审查，全省金融监管当局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统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注册资本金数额，并比照商业银行监管方法对其进行核算。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风险和经营方式不同，因此应在设立最低基础上进行差别化调整，针对高风险、高杠杆率的融资担保等机构，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做到防患于未然。其次，对民间融资过程进行监督。民间融资具有隐蔽性，必须阳光化方能进行有效的风险防范，因此应借鉴银行监管的经验，通过存贷比、资产负债率、坏账率等指标构建基本风险评估机制，并逐渐建立民间金融机构风险监测系统。目前河北省民间融资机构的准入主要由地方金融办负责，从监管能力和监管技术两方面看，都不适合作为民间融资主管单位，必须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专业的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建立政府监督、社会运作的融资主体评级机构。民间借贷市场之所以利率高企，除市场流动性不足外，信息的不对称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河北省乃至全国在民间融资领域都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民间信用评级机制。资金的供给方在提供资金之前，不能通过民间融资信用评级机制了解资金需求方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对放款的回收很难产生合理预期，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规避风险。

融资主体信用评级必须始终在政府严格监管下进行，但评级机构须为社会自治下的第三方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应明确政府和评级机构权责归属，既要确保评级过程的公正性，又要保证评级结果的有效性。在评级机制构建中，应重点考虑评级机构的选择问题。民间融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由具有良好评级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担任，政府可参照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过程进行选择，全面了解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设置情况，并针对河北省不同地区产业集群的群体信用给予服务型建议，第三方评级机构必须对评级结果负责。

构建政府、市场相配合的河北省经济社会征信平台。民间融资究其本质，是信用条件下的资金拆借，政府若想对民间融资各方面全面系统检测，必须对各主体信用进行调查，因此，在有效的信用评级机构设立后，还要搭建全省经济社会征信平台和登记系统，不仅要约束资金需求者行为，也要约束资金供给者行为。在征信体系构建中，征信主体的选择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征信主体往往分成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主张通过纯市场化手段进行征信，征信机构独立于政府。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则强调政府征信的重要性。在法国，征信机构只存在于国营征信机构。

政府主导的征信系统主要负责全省企业和个人基本信用记录，如个人基本信息、职业、家庭状况、收入、信贷记录等，以便政府充分了解债务人的基本信用情况。此层次重点应处理好个人隐私权和信用数据收集的矛盾，不允许任何超越个人隐私权的信用信息披露。在基本信用征集完毕后，应采取社会自治的征信系统，以行业自治性组织为主体，针对该行业所必须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和披露。这样既可保证公权力有效渗透至信用体系，又给予不同行业充分的自主性选择，保证了征信体系的灵活和高效，使资金供求双方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信息的对称。在征信体系搭建完毕后，政府应出台相关征信制度法规，尽快将征信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保障信用征集的强制性。

建立社会自治组织参与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

在交易领域，协调政府管制和社会自治的关键是明确何种交易需要政府强制规范。为充分保障交易的效率，政府应只对交易的宏观原则和需要打击的交易行为进行规制，采取负面清单制度，保证“无禁止即自由”的治理理念。而社会自治机构则应根据本行业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行业内交易规则。在纠纷解决上，应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府推动相关法规制定，而行业自治机构负责简单纠纷的调解和协调

制定社会自治组织参与的民间融资交易规范。民间融资具有隐蔽性，长期以来各地尚无通用的市场规范，从而使河北省民间融资方式混乱，交易规则欠明晰。与政府管制相比，民间金融行业内社会自治组织对于本行业的交易通则、规范和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的惯例更加了解，因此，针对交易领域的民间金融管控需由社会自治组织参与，而政府则需对行业自治组织进行合法性审核和宏观管控或给予服务型行政指导。

在河北省2014年民间融资纠纷中，自然人之间或非融资机构法人间借贷纠纷所占比例最高。在民间借贷领域以信用和承诺作为仅有的担保，依靠熟人间的人情关系进行借贷，借贷双方甚至没有有效的借款合同。针对上述融资方式的监管，应首先成立相关行业自治组织，对交易的程序、担保规则等进行详细的规范，政府则应侧重服务型行政干预。政府服务型行政干预类似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定期的窗口指导，虽然不直接影响被指导主体行为，但政府指导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足以达到提示和指导的目的。

制定《河北省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民间融资纠纷解决应以多元化为原则。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上看，河北省解决民间融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刑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分散于不同法律位阶，且不同法律间存在冲突和界限模糊的现象。在上述诸多立法缺陷并存的背景下，在此原则指引下，政府作为政府规章的制定机关，应充分行使其规章制定权限，借鉴温州模式经验，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河北省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厘清合法融资和非法集资边界，规范民间金融机构审查登记制度，明确各种法律禁止的非法转贷、非法经营和冲突交易等行为，在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明确民间借贷利率，明晰法人间借贷是否合法。法律在约束交易双方行为的同时，还应约束政府行为，分配金融监管、风险监测和预警的责任归属，制定完善的追责机制。

（作者分别为河北金融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邯郸房企融资危机对河北省管控民间融资的借鉴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5FX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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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兴涛　吴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