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时空性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面临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自身不发达、不完善，更为主要的是存在政府干预权力配置不合理、干预权滥用侵害市场主体权益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问题，决定了控权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法本质功能，这与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内在契合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法时空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法时空性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摘要】规范性缺失是当前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分析工具的非法学化、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和对策性研究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导致了经济法的权威性弱化，影响了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为克服这一问题，经济法学者应当注重与传统学科进行知识对接，抽象出自身的研究对象及构建起一套适用于经济法的权利理论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学 规范性 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法学在质疑声中一路走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民法学等早已形成了丰厚学术积淀的传统法学学科相比，学科积累还较为羸弱，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笔者认为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研究规范性的缺失。法学是一门关于规则的学问，规则即是规范，而规范性则是法学研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在成熟的法律体系中规范性是法学研究的生命。因此，应对中国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所存在的规范性缺失现象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探寻出可能的学术研究规范化路径。

经济法学研究规范性的缺失现象

分析工具的非法学化。社会存在既高度分化又高度依赖，学术领域也亦然。经济法学虽属法学学科，但其学术研究不应局限于法学领域，而应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与分析工具。然而，在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却存在分析工具非法学化倾向明显的问题。冯果教授曾经针对该现象指出：“作为法学的子学科，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①法学的基础性分析工具应当是法解释学方法或者说规范分析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经济法研究中对此基础性分析工具的研究与应用都严重不足，而更倾向于采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外部学科的分析工具阐释经济法学问题。非法学分析工具应当被用来分析与阐释经济法学问题，但绝不能越俎代庖，取代法解释学方法的应有地位，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主流方法。

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尽管社会生活从外在形式上看是碎片化的存在着，但理论或者学术研究的使命应当是发现不同碎片之间的连接点，并将它们规律性地放置在学术研究脉络体系之中。与民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化，能够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不同，经济法研究乐于追逐社会热点问题，导致经济法学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多是浅尝辄止，未能为法律实践提供有深度的思考。尽管由于经济法律、政策具有较高的变动性，导致经济法呈现出相对的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或者说变动性并不应是经济法引以为傲之处，应当努力尝试减少或限制其不确定性，维护其作为法律的基本属性。

对策性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民事法律制度自古罗马以来已无根本性变化，这就决定了民法学的研究路径与对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律制度，因政策性或者说对策性特征明显，相对于民法而言具有更强的民族性、时空性特点，更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性。然而，当前经济法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是过于关注对策性，以及对策性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法学研究的中心点应当是权利，一切法学问题归根结底都应当是权利的实现与保障问题。

经济法学研究规范性缺失现象的弊端

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既弱化了经济法的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

削弱经济法学的权威性。法律的确定性、规范性是法律权威性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严重，无法为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明确性的参考借鉴，亦无法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确定化的行为指引。在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中，由于一直未能建立起自身的学术研究范式、分析工具甚至明确化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总、分论割裂的倾向，总论无法有效统领分论，分论无法充分诠释总论的现象。社会热点和政策对经济法研究的导向作用明显，也突显了这一现象。正是规范性的缺失，导致了当前经济法学研究出现上述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削弱着经济法学的权威性，使得法学界对经济法学的非议至今未决。

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市场经济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已经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缺失，如过分依赖非法学分析工具，就会导致经济法学者仅仅能够描述一个问题或者分析一个问题，却无法真切而全面地指出如何解决一个问题以及如何避免这个问题解决所可能引发的其他附带性风险；不注重法解释学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就无法尊重既有的制度，对待问题纠纷往往习惯于从破解立新的制度构建视角出发寻求解决法门，却不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其实一样可以实现理想的效果并且制度成本与风险更低。追逐社会热点、回应国家政策方针，又使得无法借助规范性、体系性方法从一般性层面上提出解决之道，这些都影响了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

经济法学研究的规范性出路

注重同民法等传统学科的知识对接。民法学与经济法学从表现上看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或者说研究领域，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它们仅仅是法学中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向。经济法是在为克服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的、具有专属特征的法律部门。换言之，民法学等传统学科为经济法学产生与存在提供了知识储备基础。因此，应摒弃盲目且激进地与民法等传统学科划清界限，置这些传统法学学科的普适性理论与分析范式于不用，转求经济学、社会学等远道的思维。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自己的方法”。但创新的前提是继承，经济法学首先应当充分地继承民法等传统学科成熟的知识积淀，尤其注重对法解释学方法的学习与适用，唯此经济法学才能真正克服其规范性不足的积弊。

尽快抽象出经济法自身的研究对象。从传统学科分类方法来看，研究对象是否独立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重要指标。从规范性构建视角出发，经济法学需要构建起自身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而其第一步即应当是抽象出自身的特有研究对象。此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文中之所以没有用“发现”而是使用“抽象”二字，是因为研究对象绝非表现化的、形式化的外在社会问题，而是在现象基础之上抽象出来的规律性问题。经济热点、经济政策都不能被称之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是以经济热点、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于经济法规范性缺失弊病的克服而言并无益处。经济法学唯有尽快从现象中抽象出自身的研究对象，才能规范性地研究需要经济法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构建经济法的权利理论体系。当前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对策导向下的权利语境失位问题，即经济法学著述偏重对国家、地方经济政策的解读，权利尤其是私权话语缺失，有国家本位或公权本位的嫌疑或倾向。吴越教授对此提出：经济法应当是守护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权利的法群，将经济法理解为‘国家干预的法’或是‘社会本位’的法是对经济法理念的误读。当前经济法学应当构建起自身的一套权利理论体系，以此体系来克服自身的规范性困境。首先，经济法学研究着眼点应当实现由权力到权利的结构性转变，避免权力的肆意，而唯有借助权利才能找寻到限制权力的规范性法律途径；其次，应当总结出经济法主体权利的结构与特点，形成自身的权利分析工具；最后，应当广泛吸收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知识积累，提炼出一套经济法主体权利救济理论，如民事主体权利有违约救济与侵权救济，而经济法主体权利受到损害后应当如何被救济，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权利救济理论体系。经济法的权利理论体系，其实是一套以权利为核心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借助这个理论体系，经济法学就可以体系性的、规范性的研究经济社会生活，而摆脱出碎片化思维的束缚，更好的服务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冯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责编/王坤娜 孙垚（见习） 美编/杨玲玲

作者：麻松林

经济法时空性研究论文 篇2：

新时期经济法功能定位探讨

【摘要】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面临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自身不发达、不完善，更为主要的是存在政府干预权力配置不合理、干预权滥用侵害市场主体权益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问题，决定了控权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法本质功能，这与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内在契合性。

【关键词】经济法 政府 市场 控权 功能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从本质上看就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认识、实践、创新的过程。但是，二者仍然没有找到最佳结合点。不论是对市场作用的凸显，还是对政府角色定位的重申，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背景下都隐含着“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的基本共识。

建设法治经济，必须以法律之尺严格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依法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予市场，让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说，“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贯穿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那么，建设法治经济，让政府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体制框架中更好发挥作用，理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①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主导法在新时期对从制度层面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应当有所作为。

经济法发展检视

“市场失灵”问题。目前，经济法学界多是以市场失灵假设作为研究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贡献。他们打破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神话，指出毫无外力干预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可以自发调节社会生产和配置资源，但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市场机制会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而导致盲目生产、经济结构失衡、限制竞争、社会资源浪费等严重后果，需要政府主动干预介入经济生活，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保障社会化经济平衡运行。可以说，这是西方经济法的产生逻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学者至今对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未能超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法产生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垄断并限制和恶化竞争环境，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②这就决定了市场失灵在我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内涵是不同的。

一方面，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来看，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后的市场失灵情况下，导入国家干预而形成经济法。中国经济法产生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市场，一个强大的政治国家和分散的权利主体，其市场失灵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市场本身的不发达、不健全、不成熟。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来看，西方的市场失灵正如哈耶克所认为市场秩序是自生自发的而不是建构式的，国家（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介入经济对市场失灵进行修正。而反观中国走的是一条由政府自上而下启动的建构型市场经济之路，政府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而存在的。

总体上讲，中国的市场失灵须放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来理解。在体制转轨这个过渡期中，市场失灵表现为市场发育不健全而导致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未能有效实现，以及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市场调节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从市场经济的共性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育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还是尚未成熟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都存在着内嵌的功能缺陷，从而需要国家干预加以弥补。同时，我国市场尚未成熟，还存在着一些市场自身的功能障碍，如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制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使得其基础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同样需要政府补位，承担起培育市场机制的职能。因此，我国虽然还没有形成像西方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但也同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同样存在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经济法发展现状。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转型的进行，中国经济法也开始了自身的产生、发展和变革。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廓清了目标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的准确定位和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导引，此后的中国经济法更加科学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重视政府在确立市场秩序规则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功效，强化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权力的约束”，③短短几年间又接连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及《价格法》等重要的经济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立法也逐渐趋于现代化和科学化。在此过程中还以国际化意识不断优化经济法制度，借鉴西方国家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经验，当然对教训也要引以为戒。

短短三十几年中国经济法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国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制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行政权力过大、审批过细过多，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不到位。因此，经济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揭示和研究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法未来的功能定位有所裨益。

鉴于文章仅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视角，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比如说，在风电、LED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给予适当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区经济、谋取政绩，在土地、融资等方面对企业进行“保姆式”的扶持，造成产能过剩，不仅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而且还导致基础建设浪费；同时，政府进入市场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管理者又是参与者，政府运用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利去管理市场，权力和市场利益没有完全分割，出现了诸如导致恶性竞争的税收优惠等政府经济角色错位的现象；在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引导和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方面又严重缺位，使得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其二，疏于构建经济法权利体系。由于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先天不足，政府干预权滥用屡屡发生，但市场主体权利的设置却多流于形式。政府干预经济势必会影响甚至侵犯到市场主体的自治权，从而引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法律在赋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的同时也应赋予市场主体经济自治权。

经济法功能之理论分析

经济法首先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伴随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展开，权力所固有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经济法同时也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④

经济法首先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谋求最大化利润的逐利经济。在自由竞争的规则下，市场主体作为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成为他们唯一的目标。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变成了私人利益的角斗场，市场规制变成了任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社会资源财富在特定条件下总是有限的，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市场主体往往因利益的诱惑而出现不择手段的进行恶性竞争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而市场自身对此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有限的经济。每一个市场主体只能把握自己所从事的产业领域的信息，很难把握整个社会产业宏观领域的信息，这对于具体的市场主体自身来说也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社会产业宏观领域来讲会导致市场的盲目性。因此，政府有责任提供信息这一公共物品，惟其如此，才能克服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盲目性。日本学者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⑤

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市场调节具有利益扩张的欲求，国家以公权力的形式介入社会经济，但是权力的自身属性决定了政府干预行为也存在增扩利益的冲动，是极易使它扩张和滥用的。经济法应当为干预权的行使设定界限，一旦政府超越法律界限和法定程序滥用职权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时，经济法要给予现实回应即不仅对权益受到损害的市场主体给予救济而且对滥用干预权力的行为给予制裁和处罚。从市场角度来看，维护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不随意和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乃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应然逻辑，在需要国家介入时须通过法律进行必要的授权，以法律形式厘定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边界，设定权力运行的法律程序，依法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从国家角度来看，授权同时也是控权，政府只能在国家法律授予的权力范围内依法定的程序对经济进行干预，越权则无效。

经济法不仅承担着矫正市场失灵的任务，而且其本身还有应对政府失灵的要求。这其实是经济法本质功能的两个方面，即经济法既是授权之法又是控权之法。

一是经济法的授权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只能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经济法律来授予，即经济权力法定。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法定具体表现为：干预权主体法定，哪些机构拥有干预经济的权力由法律明确授权，市场调控权主体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检查部门等，宏观调控权主体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干预权权力范围和行使的方式及程序法定，超越权限范围或非依法定程序行使干预权无效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是经济法的控权性。授权和控权在经济法的功能领域具有内在统一性。干预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公权力的天然强势力量和稀缺资源性使其极易被滥用而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为确保政府能够提供无瑕疵的“公共服务产品”，经济法在授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还应在法律上厘定政府权力范围和边界，确立法定职责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设定政府行政权力运作的严格法律程序，确保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透明化、法治化，进而保障市场自由与社会正义。

控权：新时期经济法功能的现实选择

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时空下对经济法功能和地位的要求是不同的，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且适用于任何国情和时空的“经济法理论”。我国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来，长期以来形成了诸如权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等陋习，因此在施行市场经济之初，经济法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的、直接的、过度的干预和管理。同时，由于市民社会发育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但又参与和制约国家并受法律保护的自治性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⑥市场中权力与权利失衡的国情特点决定了授予政府一定的权力及论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不是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重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控制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范围、职责和程序才是当下中国经济法应作出的现实回应。

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其控权功能具有内在契合性。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私法意义上的私人利益，也不是抽象的、政治性的国家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利益是普遍性的、终极性的、经济性的和公共性的利益。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权滥用会导致政府干预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侵蚀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显然控权与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内在契合性。

控权功能的实体表达。新时期经济法控权性的厚重须体现于制度构建层面方能彰显其对经济法制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市场规制领域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除了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和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导致的市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的问题外，更突出的问题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分渗透及政府干预过度，并且对市场权利缺乏足够的尊重，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些政府为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及地方政府的政绩，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甚至搞地区封锁。我国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经济法律法规对政府机构不当干预经济的行为都设置了一定法律责任，但是主要采取的行政责任形式，难以进行有效规制，因此在市场规制法律领域应设置更为严格的责任机制；宏观调控法领域，基本体现授权即控权的基本原理，《预算法》、《价格法》等都规范了有关政府机构在对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但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相比，政府干预不足更为突出一些，政府在对市场应当给予引导和弥补的地方没有及时“补位”，学界一直在呼吁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以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控权功能的程序要求。程序和实体制度同样重要。程序要求的内容在于从规范干预行为过程着手，以此避免政府干预权的滥用。经济法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时，要求政府行为要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也要坚持“法无授权即非法”的法律理念，实践证明，严格的法定程序，能保证干预权行使的规范性，从而进一步保证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现阶段，我国的干预决策普遍缺乏科学性和程序民主性，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如可以在决策程序中设置咨询程序、论证程序和听证程序等基本制度。

法治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要求法治政府和法治市场同步推进，政府和市场主体都必须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权力有着被滥用的现实可能性，厘定政府干预边界的控权理念是正确处理经济法视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清除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分渗透和操纵的现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自治权，建立竞争型市场经济，对此，经济法将承担起艰巨的历史重任。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

【注释】

①“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经济’”，《经济参考报》，2014年10月20日。

②李平：《经济法教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③鲁篱：“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检视与前瞻”，《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33页。

④穆虹：“干预经济之法与规范干预之法”，《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70页。

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⑥李永成：“政府干预经济的中国经济法思考”，《经济法论坛》，2008年，第115页。

责编 /韩露（实习）

作者：王艳

经济法时空性研究论文 篇3：

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

摘 要：研究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的正常秩序以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经济法涉及哪些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有多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的话题，也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二者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方面经济法不能将社会公共利益弃之不顾；另一方面，经济法也不能将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都归到自己的经济法体系之中。

关键词：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市场经济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8.06.097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正常运行的有利法律保障。为了进一步体现经济法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价值，需要对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梳理。那么，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范畴又是什么？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国内外有不同的观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同一地域的社会公共利益范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至今也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总的来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建立的。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出台了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各种部门法，所以，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探究这两者之间的渊源，有助于加深对经济法的探究，从而对于推动经济法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要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先明确这二者的相关概念，首先来看一下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内容。

一、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毫无疑问具有社会属性，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生的，究竟什么才是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这个定义，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从它产生发展的机制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此外，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地域也会出现不同的观念。因此，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是在不同时空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国家地域特色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多数人的利益共同体。

社会公共利益是相对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而言的，从长期的发展状况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合理存在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法律实现的重要基础，对于国家的立法、执法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也会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虽然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具体的含义，但却有一定的标准，首先是公共性，这也是它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其次是公平性，除此之外，还包括合理性、互利性。

二、经济法

经济法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经济法是对调整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国家干预、调整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参与方，即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故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作为法律的核心精神，构成了经济法有别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门法的一种特质[1]。从经济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机制来看，经济法需要借助相关经济制度等手段来发挥作用，不然，社会公共利益就难以实现和维护。

三、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社会公共利益是各个部门法所维护的对象。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经济法有何特殊意义呢？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如前所述，社会公共利益内容广泛多样，而经济法所要维护的是涉及经济秩序的社会公共利益，即“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因此，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整体所享有的，保障社会正常运转所要维护的有效价值。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足点。经济法只有以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克服市场失灵，有效调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彰显经济性的特征，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

社会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的体现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经济法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而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利益体的行为，使各经济体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生存；其次，经济法维护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经济法对经济运行的制度规定，保障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也得以维护，从而维护了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再次，经济法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经济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旦失灵就会危及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因此，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进行有效调节，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国家需要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来规范市场秩序，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运而生，经济法的两个重要门类由此成立。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国家经济运行，涉及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方方面面，需要有专门的法律部门来维护，而经济法则扮演这一重要角色。这一独特的视角使经济法不同于以往的法律部门，甚至独立于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确立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因此，社会公共利益对经济法有特殊的利益，两者不可分割[2]。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剖析，我们对这两者各自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并且知道二者既有一定的聯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它代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多数人的利益，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是保障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它在调节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它通过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明确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加深对这二者的认识，进而充分发挥经济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胥保平.论经济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J].商情，2013（44）：308.

[2] 王黎黎，李贞.论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1）：48.

作者：刘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