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主义音乐研究论文

2008年7月15日至20日，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召开。本届年会共有210名代表参加，在4个按照专题设立的分会场上，共有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69所高校的132位代表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全体主义音乐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全体主义音乐研究论文 篇1：

关于中华传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 要： 中华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结，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与内涵，需要广泛的研究和挖掘。以“四川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的建立、管理和发展为例，就中华传统音乐的研究提出见解和思考，旨在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开展中华优秀文化研究、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华传统音乐;传统音乐研究;四川音乐学院;传承;创新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3.001

华传统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中华文化的特性，认识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别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和繁荣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四川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建设推进情况为例进行样本分析，希望能为促进中华传统音乐研究，为深入思考高校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

一、用好条件

2019年岁末，四川音乐学院按照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同志关于“四川音乐学院要深入研究、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要求，开始筹建研究院。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研究院于2020年5月26日正式揭牌运行。研究院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成立并开展工作，主要得益于3个有利条件。

（一）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把文化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让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赶上了百年以来最好的机遇。可以说，研究院的建立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是对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具体落实。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背景下，研究院的建设工作得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指导，建设速度、质量和效果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二）川音的深厚学术积淀

面对国家的重大文化决策，四川音乐学院之所以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主要原因是川音长期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深耕。川音建校80余年来，汇集了中国西南地区艺术研究最雄厚的学术力量，为研究院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与丰富的学术成果;为研究院整合国内外的传统艺术研究力量，形成一支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团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目前，川音有18个创作与表演院系可以直接介入到传统音乐的展演展览和创新创作工作中，其中音乐教育学院与艺术教育系是中国西南地区传统音乐教育系统化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重要支撑。同时，川音毕业生分布在省内外传统艺术研究以及传承、传播、创新、创造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相关工作岗位上，为研究院的艺术人才整合、梯队建设、资源协调提供了其他艺术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协同整合优势与梯队建设空间。

（三）川音的顶层设计和全力推进

自2019年12月决定成立研究院以来，川音就把其建立和发展列入学校重点工作，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发展规划方案，完善体制，建立长效发展机制，从机构建设、人员配置、场地及经费等方面着力推动研究院实体化运行。在学院人员、经费与场地都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学院为研究院配置了专职与兼职研究人员及专门的办公场所;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安排专项经费支持的基础上，再每年配置1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用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传承、创造与推广。同时，为确保健康运行，研究院采取院长负责制，由学院院长担任研究院院长。在管理层设院长与执行院长，运作层设学术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研发层分设传统音乐研究中心、传统戏曲与曲艺研究中心、传承传播研究中心、创新创作转化研究中心、藏羌彝传统音乐大数据工作站、音像档案采集与修复实验室等6个专题研究单位。

二、定好目标

建立研究院的主要目标是在对传统国乐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阐发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学术研究―展演展览―传承传播―社会服务―创新创造―文创文旅为一体的传统音乐当代再生生态系统。通过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推广、转化与创新，呼应四川省委省政府文化兴省的政策方针，并以一系列传统音乐优秀成果有效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研究院定位为典型的主题研发机构，依托四川音乐学院，整合国内外传统音乐研究力量，形成一支优秀的研究阐发梯队;以四川地区数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传统音乐为核心研究对象，包含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诸多类型，突出四川传统音乐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多种成果形式深刻阐释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核，诠释四川传统音乐与中华文明的深刻内在关系;力求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化格局中更深刻地理解四川传统音乐，并为传统音乐的当代生命力找寻前进道路。

目标既定，规划先行。研究院的工作将围绕3个相互叠加的工作阶段来推进。

第一阶段，以传统音乐的研究阐发与展演展览为重心。 用1～2年的时间，以学术数据库、学术著述、学术课题、学术活动、展演展览共五类十余种成果样式建构四川传统艺术的宏观与微观知识体系，深度挖掘其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

第二阶段，以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与社会服务为重心。 用2～3的时间，以原真性传承、學校化传承、普及型传承等十余种活动方式为基础，扩大传统艺术在时间、空间和更广泛人群中的认知、认同与流动。

第三阶段，以传统音乐的双创工作为重心。用3～5年的时间，力抓传统音乐的推陈出新，以双创与文化产业、文旅实践的结合关系，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其主题性、系列性与跨界性;在艺术创新中强调工艺、功能与材料的多维度创新;在文创文旅中强调产品开发、品牌打造与产业研究三者的实际结合。

三、抓好重点

5月26日，甘霖同志在研究院揭牌仪式后主持召开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座谈会”，对四川音乐学院加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推动研究院发展提出了5点要求。

一是要增强使命感，站在新时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传承发展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二是要着力构建传承体系，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统筹资源要素，做强学术基础，提高学术水平。

三是要突出自身特色，立足四川以及西南地域音乐文化资源，发挥优势，树立品牌。

四是要着眼创新发展，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赋予传统音乐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五是要融入当代生活，坚持活态传承，面向大众、服务社会，不断增强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理解、体会、享受中华音乐之美，探索其在当代传承发展的新路。

基于省委对学校和研究院广泛开展中华传统音乐的研究、传承、创新、创造提出的明确要求和川音办学特点，根据发展规划，川音整理出了研究院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做好研究阐发、展演展览工作

一是做好文化数据库建设以及学术著述、科研项目、学术活动等的相关工作。在研究阐发的基础上，通过对四川传统音乐的系统调查整理，以图、文、音、像、物等多种方式呈现研究成果，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相关的多种数据化知识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研究院的科研、创作、展演、社会服务项目的管理办法，使之操作性强并切合实际，以项目为抓手，实现全体人员围绕项目开展工作，人人有压力，肩上有担子;以项目为核心，整合资源，汇聚校内外研究力量，打造一批学术和创作精品。把学术交流活动作为深化与活化学术研究的主要途径，统筹计划每年度的学术交流活动，专项支持各类型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讲座和学者交流访问活动。

二是加强展演展览工作。一方面借助自身具有的艺术展示实体空间，展示研究院的研究与创作成果。以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城市音乐厅”为主阵地，有计划地与四川省各类型的艺术展示空间联动互助，面向社会广泛展示各类优秀的传统音乐作品。同时，积极参与四川省委省政府推进文艺作品展演展览平台的建设，逐步建立起最具规模与综合能力、最具当代媒体精神的四川传统音乐展演展览平台。另一方面，周期性地举办学术型、传承型和交流型展演展览活动，形象地呈现研究院的研究成果，直观地表达传统音乐的精髓。

（二）提升传承传播、服务社会的能力

在精准深入、全面研究阐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和社会推广服务，构建四川传统音乐的多渠道传承体系，做好原真性传承、学校化传承、社会性推广和海内外传播。

1. 原真性传承

以对优秀传统音乐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目标，有计划地邀请传统音乐传承人、巴蜀艺术大师到院建立工作站，进行以面对面、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的传承。

2. 学校化传承

研究制定基础教育阶段地方艺术课程的课程标准与具体课例实操方案，帮助各类学校开设以地方传统音乐为核心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网络课程，并提供青少年学习成果的展示与展演空间，在第一时间转化相关研究成果。

3. 社会性推廣

针对学术界、艺术界与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人群，定期开放传统音乐公共资源，通过开放性的讲座与相关单位、社区、机构合作，进行传统音乐普及性的展示演出活动。

4. 海内外传播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传统音乐的宣传推广，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向海内外推送、展示优秀的地方传统音乐。同时，在年度计划中专门列出年度定点定项的艺术传播计划，实现与省外艺术团体、个人、项目的交互式传播合作。

（三）肩负起创新创造、文创文旅责任

传统音乐既是历史珍品又是活水源头，创新创造是艺术生命永恒的本源。研究院通过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全力推动四川传统音乐的创新发展与创造转化。在整理四川地方传统音乐珍品的同时，加强艺术创作与艺术创新工作。

一是以四川传统音乐为主题，以“创作项目”为抓手，向广大传承人群体、艺术家群体、教师学生群体发出创作邀请，将巴蜀艺术的创新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中，以主题创作项目、系列创作项目和跨界创作项目为手段，实现项目的多样性、系统性和梯队性。同时，支持多样化的创新活动，着力对传统音乐的工艺、功能与材料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研发创新。

二是组织专门人员对文创产品与文旅活动相结合进行专项研究，以市场引领传统音乐的产业化，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深度注入传统音乐元素，创建四川传统音乐的文旅品牌。在跨行业合作的基础上，开发四川传统音乐的游学精品主题线路，协助地方政府挖掘地方音乐名片，用音乐助推乡村振兴。

研究院的挂牌是川音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承载着川音人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艺术院校”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待，翻开了川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服务社会和国际交流的崭新篇章;同时，也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子。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0-06-11

作者简介：刘立云（1966 — ），男，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四川成都 610021）。

作者：刘立云

全体主义音乐研究论文 篇2：

关注传统音乐现状　纵论文化遗产保护

2008年7月15日至20日，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召开。本届年会共有210名代表参加，在4个按照专题设立的分会场上，共有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69所高校的132位代表提交了自己的论文。此次年会参与人数之多，代表来自地域之广，性别、年龄比例之均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生机与活力。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现以专题为分类，选取部分文章进行介绍：

1.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仪式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仪式化展演过程》中谈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等同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常常同口头传说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事项彼此难分。倘若我们看到“表演过程”与“仪式过程”二者之间包含的某种共性，便可将“仪式化展演过程”作为一条纽带或环链，将表演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环境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纳入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审视。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在《仪式音声之民族志构建──内蒙古西部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考察与思考》中讲到，内蒙古西部既是历史上“秦直道”的北段，又是昔日“西口路”的必经地和目的地。这里蒙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雄厚。作者企图从整合的视角，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梳理、研究，以期达到总体的概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论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两阈结构”模式》认为，祭祀仪式的场域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模式，这就是由“凡俗阈”和“超凡阈”构成的“两阈结构”模式。所谓“凡俗阈”，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间阈境（人间世界），是仪式场合的现实空间；所谓“超凡阈”，是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阈境（神鬼世界），是祭祀者观念中（或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文章以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说明“两阈结构”中音乐作为一种包含观念、行为和声音的特殊现象，是怎样以其特殊的观念“意向”、行为“指向”和声音“效应”达到沟通、调和两阈关系的。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广西壮族“魔仪”音声描写为例》以作者对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场域中“超验”现象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作为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之例，讨论：（1）“身体感”及其带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uctivity ）或“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作为仪式音乐田野研究体验基础的“感性”（somatic ）能力及其合法性；（2）仪式场域的“默声”现象，作为整体“声谱”的一部分是否应该被表达，而前述基于“身体感”的体验又如何表达之？（3）体验作为田野研究的话语实践，如何能使音乐研究真正成为对音乐实践活动自身的“趋近”，其观察、自省、批判、对话的整体研究又将对音乐学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在《重构声音》中讲到，沿袭欧洲乐器学理念的音乐学研究，通常不包括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但对于中国民俗事项的阐释来讲，尤其是对发生在乡村仪式中的音乐来讲，打击乐器却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器就没有乡村仪式。那些专业音乐家概念中的声音与局内人概念中的声音，常常有一定距离，甚至背道而驰。

香港城市大学罗明辉《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从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谈起》根据有关香港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结合洪朝仪式音声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文本资料的建构、理论架构的依据等方面，探讨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香港道乐团刘红《仪式音乐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判定》围绕在田野考察中，考察者如何掌握和判别自己的身份、角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田野工作的概念；（2）田野考察者于本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3）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如何判定；（4）田野考察的目的。

2.传统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耀华《关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后”的思考》论述了作者在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教材的过程中，将中国民族音乐四大集成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作了一番学习，在对“集成”的巨大贡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对“集成后”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学科架构、规划和愿景——音乐人类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为个案，讲述依托上音的优秀学术传统，该学科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以领域的唯一性、优先性和学科的独特性、领先性作为建设目标的重点，推动了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受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奈特尔（Bruno Nettl）的启发，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并对“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问题——兼谈“民族音乐学”教育实践的良好契机》认为，当前，由政府领导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既然是“文化遗产”，无论其概念定义、重要性迫切性还是行政命令、操作措施都富含独特的科学学术品质。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换个思路说传统音乐的承接——从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谈起》认为，音乐圈内，甚至传统音乐圈内，疑惑的声音时有耳闻，如：有些“原生态民歌”是否还能算“原生”？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参加青歌大赛？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进入歌舞团？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是否真正值得拯救？是否可能得到拯救？等等。本文拟换个思路，从三个角度，寻求阐释上述问题的突破口：（1）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2）传统音乐的符号化存在方式；（3）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误区与潜力。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咏《中国当代“民工歌曲”中的表现主题及其相关社会意义》通过对“民工歌曲”的研究，倡导在“民工歌曲”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护。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希刚《借鉴、融通与理性期待——基于音乐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差异从哲学背景、审美追求、表现形式和音乐风格等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1）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2）对经典曲目进行解构与重建构；（3）创建历史文化情境来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4）通过深刻理解音乐特征领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沈云芳《胡登跳“丝弦五重奏”的音乐创作观念及存在价值研究》对丝弦五重奏的生成脉络作了较为细致和详尽的梳理，从胡登跳先生的丝弦五重奏创作入手，对作品的音乐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充分提炼其创作观念和手法，并在与丝弦五重奏关系密切的演奏员和由此形成的专业民族器乐重奏课程等方面，探寻丝弦五重奏这一新的艺术品种形成以及发展的社会、文化成因，客观看待其得失利弊，以观照、审视、思考民族室内乐在当代的发展。

3.山西（及其它区域）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研究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吴学源《葫芦丝漫谈》以简要的历史回顾形式，从民族音乐学、乐器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对葫芦丝的分布、名称、形制、音体系及其相关文化背景作了较客观的记述，并试图就这种乐器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地域、族属等历史渊源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王亮《上党八音会调查》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中有关资料为参照，结合相关文献，对上党八音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观看演出、跟踪班社活动、录音录像等方式，以“全面普查”与“个案跟踪”横、纵两条线索对该乐种的现存状况展开了田野调查。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许璐、蔡际洲的《1980年代以来的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以1980年至2006年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领域的论文（合计156篇）为对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在汉族民间吹打乐这一领域，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状；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田野工作还须加强等等。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叶明春《云南洞经音乐审美观初探》基于音乐人类学“概念”（审美观）——“行为”（音乐行为）——“音声”（音乐作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音乐作品、音乐行为，返观洞经音乐的基本概念，探索洞经音乐的审美观。

天津音乐学院李微微《山东柳子戏唱腔五大基本曲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柳子戏进行了界定和概述，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柳子戏五大基本曲牌进行了音乐与历史、现状的综合分析。

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东北大鼓备忘录》以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手段，从“东北大鼓之生成探源”、“东北大鼓之兴盛考略”、“东北大鼓之衰微发幽”、“东北大鼓之保护撷要”四个方面对东北大鼓进行了论述。

上海音乐学院齐江《说唱音乐分类研究》肯定了说唱音乐两分法的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借鉴张鸿懿提出的说唱音乐两分法以及吴文科对于说唱艺术的分类方法，提议将我国的说唱音乐分为牌子曲类、鼓书类和杂曲类三种。

4.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新方法、新视角、新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传统音乐思维的丢失》中谈到，纵观今天的民族器乐，在与传统器乐相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变化：音声变化、制度变化和思维变化。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最后分野》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应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二者的分野可从五个方面界定：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考据的还是比较的、音乐的还是文化的、国家内的还是国际的、乐事的还是乐人的。

青海音乐家协会巨奇君《土族民歌多源文化特征初探》对土族民歌的多元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形态上的初步探讨，指出土族民歌中土语、汉语、藏语的三种语言形态，从歌词的语言和结构、曲调的旋法、调式结构等方面比较了土族民歌与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民歌之间的关系，并从语言、宗教、文化、地理、族源、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探索形成土族民歌多元化的因素。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玉珍、商树利《二人转音乐中的俗文化特征》以民俗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以及美学的多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得出二人转音乐的俗文化特征审美价值所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1）二人转源流性质的解释；（2）二人转表演曲目内容的结构特点和题材分类；（3）审视二人转俗文学唱词语言的“剧诗”性特征的体现；（4）解析二人转俗乐唱腔的基本特征。

青海民族学院艺术系苏娟《青海土族婚礼曲的音乐特征》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大庄村的婚礼仪式和婚礼曲为切入点，通过对该地婚礼曲的音乐特征和歌词的艺术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折射出青海土族婚礼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与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特征。

会议期间，山西文化厅、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展示了山西大学在教学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经典山西民歌汇则使代表们充分领略了山西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18日下午的闭幕式上，乔建中会长对本次年会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规划，并宣读了刚刚吸纳的100名新会员的名单。最后他宣布，2010年的第十六届年会将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承办。他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一次年会就是1980年3月在南京艺术学院，由高厚永教授和在读研究生沈洽、杜亚雄共同发起而举办的。如果说南京会议上高厚永教授所作的主旨发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和反思的话，那么，28年来，则是全体会员坚持以建设性的态度，一直在满怀自信地往前走。2010年是学会成立30年，届时回到出发的原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思、总结。希望我们的学会以更加健壮的身姿，在2010年年会上，迎接自己的“而立”之年！

作者：张　宁

全体主义音乐研究论文 篇3：

务实耕耘勇于探索

2011年11月17日至20日，一百多位学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参加为期三天的全国“首届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重庆会议”)。是次会议由西南大学音乐学院、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主办，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加盟联合主办。

传统音乐源于远古，活在当下。研究传统音乐，是研究当代文化学术之一端，亦可管窥当代社会文化之面貌。大会主题虽为“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但同时也倡导关注中国的西部音乐文化。研讨会中关于西部音乐的论文达三十余篇，约占总篇数的40％，大致体现了会议的初衷。

在我国的音乐学术研究领域，关于西部音乐的研究水平及质量还需要提高，本次会议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即多校联合共谋发展、整合区域研究力量、提高区域教研水平的新机制，形成区域性研究意识和群体。

本次会议交流形式多样，由专家讲座、专题报告及大会宣读论文三大板块组成，另设高校音乐学院院长论坛。讨论主题及内容广泛而深刻，三场专家讲座涉及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大议题，或拓展完善已有的理论体系，或对事关大局的争鸣焦点独抒己见；六场专题报告论及音乐教育、田野考察、借鉴外来学科、边疆民族音乐现象等；大会宣读交流的八十多篇论文，广泛涉及传统的研究领域并特别关注其当代生存现状；又开掘了新的论域，或论传统音乐的审美心理，或究民族唱法元素与理论构建等。

一、专家讲座：学科建设引众议

本次大会开设三场学术讲座，主讲教授从不同角度论及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体系或热点争议话题，从观点和方法上开启了新的思考，引起全体代表的强烈兴趣和关注。

由于历史、观念的原因，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话语长期以来多沿用欧美17、18世纪作曲专业的话语体系(这在初创阶段无可厚非)，随着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体察的进展和理论研究的积累，当前中国音乐研究实际上是三种话语体系的并存：欧美音乐话语、中国民间口头话语、中国研究者创用的术语。那么，如何看待这三种话语?如何选择、综合或整合?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由此真正建立起本民族的音乐话语体系?已逐渐提上研究日程。

王耀华教授以《构建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编撰的尝试性探索》为题，阐述了他构建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丛书》编撰既是为传统音乐理论专业提供教材，更由此实现从历史、跨文化比较和中华民族思维三方面构建民族音乐话语体系的战略意图。王教授的发言有理论有实践，抱负宏大亦很有操作性，宏观指引了传统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具有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引起了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代表纷纷提问，或问及民族音乐话语体系构建实践的理论支撑，或问及“腔”的清晰定义等，王教授一一解答，使相关专题向更纵深细致的层面思考。

中国多声部音乐研究是一个正向系统化、精深化迈进的领域，已取得诸多重要进展，也还遗留不少未知之谜。樊祖荫教授在此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他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讲座，系统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多声部民歌的整体特点，并特别强调要对相关术语作精确区分和界定，对多声部民歌历史发展做了，“混声”、“齐唱”、“多声”的阶段划分，同时对多声部民歌起源提出了新的看法。讲授充分体现了严谨务实的学风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引起代表们的兴趣和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多有国外音乐思潮观念传人中国，其中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引入对传统音乐研究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引发了持续30年的概念和学科属性之争，并波及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发展的道路问题。蒲亨强教授《音乐人类学：学科或方法?》讲座，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证了两个基本观点：一、从研究思想、重心和方法看，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大同小异，而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有较大区别，三者的特点和关系应该厘清；二、从学科构成要素(知识体系、人才培养等)看，音乐人类学是一种方法论而非学科。认清这些关键点才能解决长期的认识迷茫和纷争，坚持以音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目标和基本内容，正确合适地借鉴音乐人类学的有益因素，拓展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方法。作者的观点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刘勇、杜亚雄教授根据英文名称提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是有一定区别的；有代表认为音乐人类学在国外是一个学科，导致推行中确实存在诸多问题；《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先生发言指出，这篇论文体现了治学的勇气和务实，但论述还需更加周密完善。

二、专题报告：话题多样互动忙

本次会议中，一些专家就其专长领域开设了六场专题报告，以使代表们了解更多的研究成果、动态和信息，促进学术交流百花齐放。

杜亚雄教授《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针对当前国内推行民族音乐学中出现重文化轻音乐的现象，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性质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它不等于人类学和文化学，它的研究重心应该是音乐，故民族音乐学只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同时杜亚雄批评了当前诸多民族音乐学具体研究中忽略音乐本体的现象，并分析了现象的成因。扬州大学杨殿斛对杜亚雄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音乐就是文化，意即音乐应研究文化。

甘绍成《从(儒院文稿)看早期成都儒坛的设置》根据民国年间成都万殊楼归一儒院、蜀西培本孤儿教养院出版、印行的《儒院文稿》一书，分析探讨早期成都儒坛的设置、仪礼与洞经音乐传承情况，颇具创建地提出儒家学派亦不失为一种宗教的观点。

刘桂腾《北纬40度以北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的萨满乐器》结合视频生动展示了寒带族群的萨满信仰基础和祭祀形式，采用“单面鼓”为共同特征的萨满音乐形态。他强调田野考察要尽量接近原生态的观点给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杨民康《云南南亚语系诸族传统器乐民俗当代发展状况的考察与研究》阐述了器乐民俗考察在认识民族性、地方婚俗和追溯历史上的意义，并详述了佤族小三弦、布朗族牛腿琴和德昂族马腿琴弹奏的“串姑娘调”在乐舞民俗中运用的状况及音乐特色，表明该类乐曲向艺术化、通俗化方向的发展。

李岩《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缺失——以朗朗美国“白宫演奏事件”为例》以民族音乐学“深描”方式对此事件进行分析与价值判断，认为反映出“当代音乐教育理念缺失、重形式不重内容及教育功利主义”的问题。

田可文《弄本(民歌史料集)，如何?》从史学角度阐述了民歌文字史料的四个来源，即正史之《乐志》及散见的歌诗辞集、笔记、小说，提出了拓展民歌史料搜集的新思路。

三、院长论坛：整合资源谋发展

为了交流经验，促进全国尤其是西部高校营造学术研究氛围，加强课程改革与民族音乐资源的结合，完善音乐教育的行政管理机制，本次会议特设了“院长论坛”，以构造一

个院长交流的平台和体制。

有二十多位主要来自西南地区的高校音乐学院院长参加了院长论坛，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友刚做了《音乐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专题发言，从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学科专业建设评估体系与教学观念、模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赵玲《大众音乐文化视野中的高师音乐教育研究》、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祁慧民《基础教学理念更新的意义：来自国际音乐大师班的启示》等发言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方法和理念更新。这些发言都具不同程度的启发性。随后各高校音乐院长纷纷发言介绍本校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对各校在学术研究和精品课程建设再上新台阶提出了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长江师范学院音乐院长李沙介绍了学院注重当地传统音乐的研究，成立了研究所，专门研究乌江流域民间音乐，将丰富的传统音乐资源研究后吸收进课堂教学，取得了乡土教材建设的经验，据此编创富于地方特色的歌舞节目。引起了与会院长们的浓厚兴趣和进一步发展的建议，有院长认为如果通过合理运作和专门研讨，完全有资格申请到国家级精品课程。类似交流热烈进行，各院校之间增加了认识和友谊，获得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大家一致建议今后这样的学术活动应该制度化、专题化，使不同地区音乐学院在教研管理上得到更充分的交流与互补，促进院际交流和学术研究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四、参会论文：杂采纷呈现新意

由于论文多，时间紧，代表们宣读论文被分为三个会场同时进行。各位代表宣读论文的内容广泛，涉及多个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歌种、剧种、乐种、宗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特点及其生态环境。此外，还涉猎一些新话题，如传统音乐审美“意象说”的心理学研究、“民族唱法”相关元素研究等。

(一)民间歌种乐种现状与特点

关于民间歌种乐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西部地区一些著名歌种的传统特色及其与文化背景的相关性方面。

胡晓东《巴渝民歌的语音学研究初探》对重庆方言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与整理，并从显性音乐符号与隐性音乐符号的两个角度，就两种符号的六种形式探讨了重庆方言各因素对巴渝民歌音乐形态特征的影响，旨在探究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语言与音乐的阐释学意义。肖珺《巴山“背二歌”：传统与现代》明确界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巴山“背二歌”体裁属性是山歌，此文在实地调研“背二歌”演唱现状及其主要传人基础上，提出了创新观点，即将此歌种的传承状况区分为长途背运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传统形态和纯艺术表演形式的当代形态两种类型，使人们对这一著名歌种的历史与现状有更清晰准确的体认。论文还着重对“背二歌”的音乐特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实际可行的传承保护措施。严国林、马桂花《青海河湟“花儿”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论述了民间口头文化遗产河湟花儿属于民歌中山歌类的情歌体裁，具有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唱腔和丰富的内容等艺术特色，并提出具体传承保护措施，如对现有民间花儿歌手进行录音、录像，并建立个人艺术档案；注重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将其引人大学课堂；建议出一本真正属于“花儿”的公开刊物；培养年轻的花儿民间歌手和研究者。穆杉杉《重庆木洞山歌“禾籁”艺术特色探析》对重庆木洞山歌歌种“禾籁”进行了初步的音乐形态学研究，认为应属田歌体裁，并在音调结构和旋律特点上集中体现了巴歌的特色。朱江书《蜀派古琴的传人、传谱与传曲》系统梳理了以张孔山为代表的蜀派四代传人的传承，对其传谱作了较详阐述，对蜀派琴曲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其在中国古琴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刚《激昂悲亢音凄楚黄土情：庆阳婚丧唢呐音乐文化演研究》立足于音乐形态分析，对盛行于陇东地区的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吹乐庆阳婚丧唢呐的音乐特色进行论证，认为其音调高亢激昂，风格婉转悲情，具有浓郁的黄土音乐文化特色。并考证其历史源流，阐述其社会文化功能与民俗特征。朱婷《焦滩“河闹”浅谈》论述了“河闹”的由来、表演程序与功用、歌词创作特点及音乐特色。

(二)宗教音乐个案调研

西部地区素为宗教音乐资源特别丰富的区域，以往学术界有关这个区域宗教音乐的研究人员和成果都十分稀少。本次会议中出现了较多针对西部宗教音乐现状和特色的研究论文，使这一区域的宗教音乐研究呈现出可喜的新局面。下面择要述评之。

陈芳《重庆华岩寺“华岩腔”研究》以田野调查的几种主要仪式音乐的一手资料为例，采用旋律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从主要旋律型的音乐形态学分析角度人手辨析“华岩腔”的音乐特色，又与常州天宁寺梵呗曲调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华岩腔的整体音乐风格为十方腔与地方腔的有机融合。此文关注西南地区汉传佛教音乐，做出了努力探索。赵培波《西盟县佤族自然宗教音乐考察与研究》通过对西盟佤族的实地考察，并结合该民族的研究文献、传说，从新米节、接水节、接新火、丧葬、叫魂、祭司岗、拉木鼓、砍牛尾巴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盟佤族的自然宗教音乐概貌。郭羿努、郭莘舫《重庆市梁平县双桂堂“浴佛”诵经套曲考源》通过实地考察重庆双桂堂“浴佛”仪式音乐，研究其音乐特色并进行曲调溯源的研究，得出佛教音乐是以丛林寺庙为中心传承传播的结论。袁梦《重庆市清真西寺伊斯兰教开斋节仪式音乐特色研究》实录开斋节仪式程序，以采集的四首经文为例，立足于音乐形态学，以核腔分析法论证其音乐特色融合了西北及巴文化区域的中国民间音乐特色与浓厚阿拉伯音乐特色的观点。李素娥《巫祭仪式音声巫神文化信仰——鄂西北“扛神”仪式行为、信仰、音声探析》对基于自然、祖先、神鬼崇拜的巫神信仰、“扛神”仪式，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分析其源流、仪式行为及仪式音声。王冬冬《大理洞经音乐田野觅踪》对大理洞经音乐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现状进行归纳。

(三)剧种音乐研究

戏曲剧种音乐在当代文化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会议论文有关剧种音乐研究中涉及到一些古老剧种的历史与现状考察，如目连戏、辰河戏、童子戏等，其研究对象和结论都不乏新意，值得注意。另有一些论文也关注到古老剧种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现状，提出了问题和解决思路。

袁环《徽州目连戏研究——以宗族戏班“马山班”为例》对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老剧种、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目连戏，梳理为三种存在形式，即高腔系统的独立剧种——目连戏；高腔系统剧种的重要剧目——《目连传》；其他声腔剧种中的剧目——《目连传》。尤其对目连戏流传的核心区域徽州及最著名的以演出目连戏为主的宗族戏班“马山班”的历史、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宗族观念进行了详细调研，认为“马山班”作为宗族戏班，其强烈的宗族观念为保留古老的目连戏唱腔和表演形式做出了贡献。并将“马山班”保存的所有唱腔归为民间音乐唱腔与宗教音乐唱腔两

大类别，其不同的音乐成分体现了音乐所具有的民间与宗教两种音乐属性，使目连戏具有“驱鬼、娱人”的双重功能。王洁《童子戏变迁轨迹及现状考略》从“童子说唱”时期、“童子串”时期、“童子戏”时期及“通剧”四个时期厘清其历史发展轨迹，从表演形式、剧本剧目及唱腔等构成要素考证其变迁轨迹。以纵横两条线索，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论证了作为我国地方剧种重要成员之一的南通童子戏音乐在戏曲音乐家族中及戏曲音乐形成史上的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周来达《甬剧(典妻>上演九年后的思考》从甬剧《典妻》音乐的角度出发评述其实为一部歌剧化的作品，意在指出作为戏曲形态的传统甬剧艺术形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进而提出甬剧必须改变创作机制，使演员真正在唱腔上形成自己个人的特色乃至流派，真正具备创腔能力和深厚的传统戏曲音乐文化为底蕴的全面艺术修养。颜曼秋《试谈传统音乐与当代中国——从川剧<金子>唱段(油炸花生嚼起香)说开去》谈到由重庆市川剧院创作演出的川剧《金子》荣获国内多个高级别奖项这一现象，并由此引发了对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思考。张婧《从太原市实验晋剧院的发展看国营剧团的问题与出路》阐述了山西省太原市具有代表性的晋剧国营剧团的历史、生存现状与改革，从而思考其在探索中求发展的方向与出路。曾洁《鄂西土家族地区“南剧”音乐特色初探》认为南剧这一地方剧种的唱腔音乐不仅仍保留皮黄腔音乐因素外，还较多吸收了当地土家族音乐的因素，两者产生交融现象，呈现浓厚的地方音乐特色。刘忠民《歌仔戏乐器编配及常见手法分析》对唯一诞生于台湾本土的戏曲剧种歌仔戏的艺术特征，从伴奏乐器组合的历史成因、伴奏乐器的特色、组合方式、伴奏常见手法及特殊效果预期的运用进行了细致的归纳梳理。吴超《重庆市秀山县“辰河戏”生存现状调查报告——以建设路辰河戏班和宋农乡辰河戏班为个案田野调查》运用文献史料收集与田野调查的手段对辰河戏的生存现状进行调研。

(四)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相对薄弱，而有关西部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则更显不足。本次会议中，出现了较多针对西部民族音乐研究的论文，突出了会议强调研究西部音乐的主题，为西部民族音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萧常纬《透视民歌集，探析羌族民歌研究历程》对正式出版的羌族民歌集进行剖析，提出加速抢救、多学科协作，深化研究的论点，对于了解羌族民歌研究的历程，探寻完善研究之路具有指导意义。申波《从峨山彝族花鼓舞的族属之争看文化的融合与传承》以史料为线索考证峨山彝族花鼓舞为中国以外的胡地传人。从峨山彝族花鼓舞由传人到植入、由神圣到世俗、由民间到主流这一融合到变迁的过程，论证其是峨山彝族民众兼收并蓄文化胸襟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董波《蒙古族敖包祭祀的音乐功能》从音乐学的视角，探讨敖包祭祀仪式与音乐的互动关系。论述了蒙古族敖包祭祀的沿革、音乐功能的演变与现状及对官方和民间敖包祭祀音乐功能进行比较演研究。贾力娜《毕节市苗族传统音乐特色与婚丧礼俗的关系以白杨苗寨为例》以仪式与音乐相结合为研究手段，探讨白杨苗寨音乐特色在婚丧礼俗中的留存现状、其与礼俗之相互依存关系。吴云《浅析土家族“舍巴日”音乐》从“舍巴日”音乐的声乐伴唱与器乐伴奏两方面论述了土家族摆手歌和锣鼓音乐的特点。对探讨土家族民间歌舞音乐的艺术价值、传承民族文化作了有益的探索。陈练《四川峨边彝族婚嫁歌的表演程序及其艺术特征》运用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以音乐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四川峨边彝族婚嫁歌的表演程序与艺术特征做了全面考察分析。甘小云《从悲喜音乐看土家族音乐民俗的审美意识》对土家族婚丧习俗中具有代表性的哭嫁歌和丧歌音乐特点分析，探讨其音乐民俗的审美意识。田彬华《商业旅游背景下白马藏族歌舞景观》论述了经济高速发展、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白马原生态民族歌舞艺术，在当代发生变异。表现在民歌为歌曲内容的变化、文化禁忌的消失、受流行歌曲的冲击及藏羌歌曲的影响；舞蹈则为祭祀性舞蹈的宗教仪式意味转向多元化发展，娱乐性舞蹈则由全民狂欢向舞台化表演和狂欢共存过渡。论文为探寻现代化与传统的良性互动而引发的深思这一点对传统音乐的多个研究领域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另有杨梅《北川羌族情歌的艺术特点》、范钰湘《论云南省墨江县哈尼族情歌的艺术特点》、谭相东《三峡库区土家族歌舞艺术的审美文化学研究》、周翔《“列目丛毕”中的毕摩经诵音乐》、曲比兴义《彝族的谱系文化》、高树林《阿弓镇高氏丧葬“点主礼”中的(诗经)孑遗》、吴太祥《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抢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特定区域特定民族音乐品种的艺术特点及抢救保护问题。

(五)其他论域

除了关注传统的领域外，也有不少论文采取了新的研究角度，涉及一些新话题。如关于传统音乐审美心理、民族唱法技术理论、传统音乐与音乐教育关系、传统音乐与移民史、传统音乐与专业创作关系等，反映了多侧面、多角度研究当代传统音乐的格局。

郑茂平《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意象说”的心理学涵义》据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的心理倾向，即“重神轻形”“重意轻象”说，认为音乐审美者在音乐审美过程中会超越声音形象体验或领会到声音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并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意象”所具有的心理学涵义。该研究对深入挖掘传统音乐的美学价值和心理学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赵璐《中国古代演唱技术理论的当代意义》认为当代演唱技术理论是古代唱技理论的逻辑发展，应当从古代唱技理论内容和独具民族特色的形式上重新继承与发展。陈开颖《中国传统声乐的稳态音色意识》提出以中国传统声乐音色问题的研究应引入更深层次，进而认识中国声乐传统的自律性特征。张淑芳《浅议“民族唱法”的成因、发展及当前的困惑》指出民族唱法的“土洋”之争及当下弊端是“千人一面”现象。叶原／赵希《新兴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以北泉村“板凳龙”为例》、叶沃《从“板凳龙”的演变窥看原生态艺术的保护》二文，分析了“板凳龙”的历史与现状，阐述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环境下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矛盾，阐释原生态艺术种类的保护当避免由政府行为和学术研究行为构成的片面化文化保护模式。颜婷婷《中国传统音乐中节奏熵变运动》是一篇研究节奏的专题论文，运用熵的理论研究总结了我国传统音乐节奏形态的熵变特点。刘勇《论“反哺”在传统音乐传承中的作用》借乌鸦“反哺”习性暗喻传统音乐传承中的现实问题是，政府文化部门和音乐学者应该将自己掌握的来自民间的知识和资料，反过来投向民间，让传承人对传统音乐的传承起到实际作用。张巨斌《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音乐：以社会结构对音乐的影响为考察的重

点》认为音乐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活动会不同程度地受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表现出社会发展的某种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的单一结构反映在音乐上呈现出三种表征：其一是强化了的音乐单声织体结构的延续，其二是抑制着对比性曲式结构的形成，其三是滋生了音乐中的程式化现象。李令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教师教育中的传承——以高师声乐教学为例》认为当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在改变，原始的口传心授逐渐消亡，文化传承基本以学校为主，高师是现代教师教育的“母鸡”，有责任和义务唤醒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识。赵彬宏《高师音乐教育学科教学思维拓展研究：以音乐教学中研究型学习为例》认为高师作为我国教师教育有生力量培育的重要阵地，应当真正将更新观念的学习革命落到实处。杨英《云岭乡音出佳作聂耳的音乐创作与云南民间音乐素材的关系研究》和王小龙《传统音乐作为论证移民史的重要支撑：以江苏金湖秧歌为例》分别就传统音乐在专业创作和论证移民史上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讨。

结语

历时三天的学术会议落下了帷幕，会议呈现出来的严肃热烈的气氛、充实丰富的内容、严谨求实的学风，给会议主办方和全体代表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笔者也从中得出两个鲜明的印象。

第一是会议的“务实”。时下学术会议，渐多“友人聚会”气氛，而少认真探讨问题之意。本次会议论文大多基于实地考察经验，都针对历史或现实的问题而思考，或研究音乐艺术特色，或考察传承的历史与现状，或对当前学术争论焦点发表自己见解。没有玄虚空谈，亦少“高深”话语；提问时大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专家之间的咄咄提问，体现了严谨学风。年长者对后学的质疑和指点，展示了前辈的殷切希望，年轻学人敢于向权威提问发难，表现了孜孜渴求和牛犊生气。绝无门户之见，亦无门第观念，充分体现了务实的学术精神。

第二是体现出的“勇气”。时下学术研讨，渐多繁琐顾忌，每遇名家朋友，或逢敏感话题，常口欲言而嗫嚅，步欲趋而趔趄，坦诚直言之风渐不常见，实无益于独立思考锐气的养成。本次会议中时见学术探索勇气的进发，或尝试建构传统音乐的话语体系，或对名家之论提出质疑，或大胆批评当前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少见深恐得罪大家的顾忌，亦少利害得失之顾盼。有的是对音乐理论发展的关注，探寻学术真谛的勇气。

今日学界尚有这么多甘于寂寞、潜心学术的研究者们在广阔田野中奔忙，在冷板凳上思考，执着地高举中国传统音乐事业的薪火，那么，中国传统音乐复兴之梦终究会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作者：蒲亨强 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