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目的/意义]对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新型智库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分析，为我国新型智库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对2013—2021年新型智库的相关文献进行数量分析和主题分析，并运用Nvivo分析工具，基于内容分析方法，从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面临的问题和优化路径这三个维度来回顾我国新型智库理论研究的现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型智库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型智库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机制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高成果转化率及提升服务政府决策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方法/过程]本文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询服务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论述了政府—新型智库—智库研究人员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构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与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系数、智库组织激励系数以及研究人员努力程度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政府激励系数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正相关，与智库咨询服务社会化转换系数负相关;智库激励系数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负相关，与智库咨询服务社会化转换系数正相关;而双重监管对双层激励机制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政府与新型智库应相互配合、各有侧重设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机制。

关键词：新型智库    双重委托代理模型    决策咨询服务    激励机制

分类号：C932.6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1.04

1  引言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开启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全新篇章[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进入“快车道”，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智库大量涌现，国家高端智库“领头雁”的示范效应日益显现，较好体现了智库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的功能。然而，与当前我国政府决策对智库的期待和现实需求及发达国家智库提供的高质量智慧服务相比，我国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相对滞后，能够将成果转化为有效社会公共决策的智库较少[2]。因此，调动与激励智库组织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智库组织的激励和监督，提高智库研究人员知识创新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全面提升智库服务政府决策水平，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值得全身心投入的长期战略任务。

学者们关于新型智库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学者们对建设目标、方向以及主要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杨亚琴[3]分析了当前中国智库现代化建设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梁炜等[4]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建设目标、价值取向、基本特征、体系构架和支撑条件;文宏等[5]利用内容分析法，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本为研究素材，提出“目标引导—资源配置—环境开放—合作协同”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的逻辑。也有学者从数据资源的视角出发研究新型智库建设。例如，黄晓斌等[6]从需求规划、资源内容以及合作机制等角度，研究了新型智库信息资源建设的问题;陆丽娜等[7]从科学数据监管的角度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进行策略分析，提出建立以数据为基础的高校智库决策方式;罗繁明等[8]设计了基于大数据的特色新型智库信息化平台。②新型智库治理。石伟[9]从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策評估制度、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舆论引导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提出制度保障策略;汪桥红等[10]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治理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智库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郭宝等[11]分析了智库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智库治理路径结构，并分析了美国智库治理案例。③新型智库评价。黄晋鸿等[12]构建了智库行为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31家省市级社会科学院为评价对象，对地方社会科学院智库行为进行分析;汤建军等[13]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天井模型”;方茜[14]构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016年473家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评价;张颖等[15]辨析智库评价的情报作用，围绕智库评价与情报工作的共性、流程和方法3个维度，解析智库评价与情报工作的关系。④新型智库激励。唐平秋等[16]基于期望理论，分析了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激励的困境与对策;孙瑞英等[17]提出我国高校智库联盟激励机制，包括工作激励机制、报酬激励机制、精神荣誉激励机制、有效沟通激励机制;陈海贝等[18]构建了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激励模型，给出了最优合同设计。

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新型智库建设目标、路径与对策、智库治理、智库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已有研究涉及新型智库激励，但主要是单一对象激励，鲜少从“政府—智库组织—智库研究人员”三者关系视角出发，论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多层激励机制。因此，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决策执行服务行为进行探究，分析政府、新型智库与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和利益关系，并建立起三者之间的激励模型，设计新型智库的多层激励机制，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高成果转化率及提升咨询服务能力提供帮助。

2  智库咨询服务中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2.1  智库咨询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可以被看作一种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动态发展与深刻变化以及多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国政府面临的决策难度和复杂程度变得越来越大，亟需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与智慧服务。因此，政府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和购买方，可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智库购买政策调研、发展规划、服务咨询、决策论证、文稿草拟等软性服务[19]。

智库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重要机构，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决策需要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工厂”[20]。智库接受政府委托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和研究，为政府提供咨政建言和决策支持，是智库产品的生产方和供应商。智库提供的研究报告、咨询服务、战略规划等产品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点内容，而智库通过竞争获取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格，同时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增强自身服务公共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智库研究人员是由智库组织聘任的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素养、较强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专、兼职研究人员。智库研究人员接受智库组织的统一安排管理，以项目的形式承担具体的决策咨询任务，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形成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表述顺畅和具备可操作性的智库产品。智库的研究人员是智库产品的具体生产者，其智力成果集中体现为智库产品。

2.2  双重委托代理的应用条件

委托代理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Burley）等以现代公司治理为起点所提出的，目的在于平衡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契约关系，构建满足双方条件的最优化契约。而本文所涉及的双重委托代理，在两个传统参与方的模式下，增加一个参与方形成双重代理的三级供应链，包括政府、新型智库组织以及智库内部的研究人员。中间方即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以委托双方公认的指标体系进行双重激励。

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需要满足一定条件。首先，委托代理行为的参与方都处在信息非对称的环境中。本文所涉及的参与方中，政府优势在于把控了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改革都有全面的规划，但是对于智库组织内部的研究开发进程无法实时监控;智库组织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有足够能力为政府解决难题，但同时对于政府未来的发展政策难以预料。因此，本文双重委托代理的各参与方满足信息不对称的条件。其次，双重委托代理的行为主体追求效用的最大化，通过契约合同关系的订立，形成行为主体间激励与约束的协同关系，在保证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同时，实现行为主体的最优效用。因此，双重委托代理理论适用于本文对于智库激励机制的研究。

2.3  政府—新型智库—研究人员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购买新型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包括政府与智库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智库组织与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从双重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政府、新型智库与智库研究人员通过契约合同相互联系起来，构成关于智库知识成果的三级供应链。政府与一些智库组织长期合作，形成稳定的代理关系;同时，政府也会通过项目申请、投招标等方式，与一些智库组织形成短期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智库与其研究人员通过聘任合同，形成长期稳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中，政府既是购买服务的委托方，又是咨询服务的消费者，在委托智库进行项目调研、撰写咨政建议的同时，也对智库的努力程度、项目进度以及成果质量进行监督。智库作为委托代理行为的中间人，一方面，代理政府的决策咨询委托，接受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的报酬与奖惩;另一方面，组织智库研究人员进行项目的开发与研究，对研究人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智库研究人员既是购买服务的受托代理人，又是智库成果的生产者，代理咨询服务获取新型智库组织报酬，并提高自身效用。政府—新型智库—智库研究人员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如图1所示。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智库组织和智库研究人员本质上都属于理性经济人。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共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智库组织在保证自身效益的同时，来实现政府的最优公共决策;智库研究人员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激励模型构建

3.1  研究假设和参数说明

基于上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项目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来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机制进行研究。

（1）假设政府和新型智库组织都是风险中性，完全理性的;智库的研究人员作为自然人是完全理性，但风险规避的。因此，对于智库研究人员效用函数的表达，本文引用阿罗-帕拉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表示为u（k） = –e–rk。其中，r为智库研究人员的风险规避系数，其表达式为r = μ′′（k）/μ′（k），k为智库研究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报酬。

（2）假设只考虑一家新型智库组织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不存在与其他智库组织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并且不考虑智库组织内部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和流动性。

（3）假设政府与新型智库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智库研究人员的目标是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4）假设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本用其努力程度来代替，工作成本c（x）与其努力程度x和努力所投入的边际成本b（努力成本系数）有关，

即智库研究人员所投入的工作成本。当

x=0时，c（x）=0，说明当个人不付出努力时就不会发生努力成本，x越大即智库研究人员的努力程度越大，努力成本越大，随之带来的负效用也越大。

本文所涉及的关键参数及含义如表1所示。

3.2  效用函数的确定

3.2.1  智库研究人员效用函数    智库研究人员在整个咨询服务项目中的绩效产出主要与自身的努力程度和新型智库内部的管理水平有关。因此，绩效函数为y=ax+θ。其中，θ代表与努力程度不相关的环境风险因子，其方差σ2越小，表明绩效的产出水平大部分取决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水平。根据新型智库内部的委托代理契约合同，智库研究人员获得固定报酬?0，在绩效产出的基础上以系数?对其进行激励。当y>y0时，新型智库以?的比例对研究人员进行正向激励;当y<y0时，新型智库以?的比例对研究人员进行负激励。因此，智库研究人员所获得的报酬收入为?0+?（ax+θ–y0），且其努力成本为，智库研究人员的收益

函数为

（1）

由于智库研究人员对风险的规避性，效用函数表达为u（X） = –e–rk，因此，智庫研究人员效用函数期望值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2）

3.2.2  新型智库效用函数    根据政府对购买新型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委托代理契约合同，除了固定的报酬P0以外，政府需要根据该项目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对新型智库进行系数为t的激励。社会效益用（hx+λ）表示，即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程度的社会化转换，则该激励函数表示为T=t（hx+λ）。除此之外，智库组织还要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其监督所产生的成本表示为G = g – ηx。其中，η体现出智库的监管力度，随着研究人员努力程度的提高，智库内部的整体监管成本就会减少。因此，新型智库的收益函数为

（3）

由于新型智库属于风险中性，因此其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为

（4）

3.2.3  政府效用函数    根据政府对购买新型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委托代理契约合同，政府可以获得智库服务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即（1–t）（hx+λ）。同时，政府也要对新型智库内部的经营管理和知识成果的质量进行监督，其监督成本表示为M=m–β（ax+θ）。其中，β体现出政府的监管力度，具体以整体绩效的产出为基础进行监督。因此，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为

（5）

由于政府属于风险中性，因此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为

（6）

3.3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新型智库激励模型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设立条件，激励政策必须使得参与方满足参与约束（IR）和激励相容约束（IC）。其中，参与约束是指代理人接受委托人所委托的任务时，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不接受该任务的保留效用;激励相容约束，是指代理人接受委托任务时应满足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样才能保证代理人参与到委托活动中[21-22]。

因此，本文假设智库研究人员投入成本c（x）所获得的最高效用函数为u（X0），X0表示工作人员的最高机会收益，即选择其他委托时可能获得的保留效用;u（D0）表示新型智库所能获得的最高效用函数，D0表示其可能获得的最高机会收益。则分别存在和以个体和新型智库的效用最大化。

综上所述，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模型为

（7）

（8）

（9）

（10）

（11）

3.4  模型求解

对智库研究人员的激励相容约束公式（10），求解关于努力程度x的一阶偏导并使其为零，得到最优的智库研究人员努力水平，即

（12）

由公式（12）可以看出，智库研究人员的努力水平x*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a正相关，与研究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b负相关，与智库对研究人员的激励系数?正相关。

将公式（12）代入公式（4）中，得到在智库研究人员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新型智库组织的激励相容约束，并对其中新型智库激励系数?求一阶偏导数使其为零。因此，满足新型智库效益最大化的激励系数为

（13）

将公式（13）代入公式（6），得出同时满足智库研究人员和新型智库效用最大化的政府期望效用，并对其中政府激励系数t求一阶偏导数使其为零。因此，满足政府对智库组织最优激励系数为

（14）

由公式（14）可以看出，政府对智库组织的激励系数t*与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b负相关，与新型智库组织的监管力度η负相关，与政府的监管力度β正相关。当β<1时，存在，则政府对智

库组织的激励系数t*与新型智库决策服务产生社会效益的转换系数h负相关;当β>1时，

，则政府对智库组织

的激励系数t*与智库内部的组织管理水平a正相关。

将公式（14）代入公式（13）中，得到智库对研究人员最优激励系数为

（15）

由公式（15）可以看出，新型智库对智库内部工作人员的激励系数?*与新型智库决策服务产生社会效益的转换系数h正相关，与新型智库的监管力度η正相关，与政府的监管力度β正相关，与智库工作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b正相关。存在，则新型智库对智库

内部工作人员的激励系数?*与新型智库内部的组织管理水平a负相关。

将公式（15）代入到公式（12）中，得到智库研究人员最优的努力水平为

（16）

由公式（16）可以看出，智库组织研究人员的努力水平x*与社会效益的转换系数h正相关，与新型智库的监管力度η和政府的监管力度β正相关。

4  模型数值仿真

政府激励系数t、智库组织的激励系数?和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程度x，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a、智库工作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b、新型智库决策服务产生社会效益的转换系数h、新型智库的监管力度η以及政府的监管力度β参数密切相关。为了探究各参数变化对新型智库激励的影响，本文采用数值模拟分析方法对上述参数进行数值运算，并对运算结果进行仿真处理。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方法在随机情况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设置参数的初始数值为a=3，h=300，b=1，η=5，β=5，然后再逐步调整数值大小，以考察在不同参数变化下政府激励系数t、新型智库的激励系数?和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程度x的变动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4.1  政府对智库组织的激励系数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智库组织管理水平与政府的激励系数呈现正相关关系。智库组织管理水平越高，政府的激励效果越好。智库管理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智库组织管理规范、运营良好，研究人员处于宽松、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其研究能力和咨询服务水平可以较好地在项目中体现，政府的激励机制落实在高管理水平的智库组织相应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智库管理处于较低水平时，政府为了智库组织的发展会提高对智库的激励;当智库的管理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对智库组织的激励逐步趋于平缓。

智库咨询服务所产生效益的社会化转换系数与政府的激励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智库咨询服务所产生效益的社會化转换系数的增大，咨询服务项目社会化收益不断增加，智库组织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满足，此时，即便政府的激励水平逐渐降低，智库组织也会积极主动进行咨询项目研究。因此，政府不需要设定过高的激励也能确保项目的进行，并且可以有效地控制成本，政府的激励最终减小到趋于平缓。

智库与政府的双重监督对政府激励系数的影响如图2所示。政府监管力度越大，其激励系数也逐渐增大;而在智库监管力度同比增大时，政府的激励系数逐渐减小。政府的监管力度越大，代表其重视程度越高，政府会相应设定更高的激励系数。而双重监督同比增大时，政府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因此，政府与智库组织需要在监管时各有侧重，共同发挥监督效果，提高激励水平。

4.2  新型智库对智库内部研究人员的激励系数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随着智库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智库内部研究人员的激励系数逐渐降低。新型智库组织管理水平越高，组织结构更清晰、管理制度更规范，研究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也随之提升，智库组织研发效率、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即使智库组织设定较低水平的激励，也能达到较好的咨询服务效果。

随着智库咨询服务所产生效益的社会化转换系数的增大，智库组织对研究人员的激励同比增大。咨询服务社会化转换系数的增大，意味着政府咨询服务项目带来了持续的社会收益，这表明新型智库咨询服务更好地转化为社会福利，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也是智库组织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智库组织为了获得较高的转换系数，必然设定较高的激励系数，而较高的组织激励水平，也会带来智库咨询服务成果的高转换。

智库与政府的双重监督对智库内部研究人员的激励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如图3所示。当政府和智库监督力度不断增大时，智库组织对研究人员的激励系数也按一定比例稳步增大，且政府监督力度对于智库的激励系数影响更大。政府对智库的监督力度直接表现为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随着政府监督力量的上升，智库对研究人员的激励也随之增大。

图3  双重监管对于智库激励的影响

Figure 3  Impact of dual regulation on think tank incentive

4.3  智庫研究人员的努力程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与其努力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当研究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时，其努力程度不断下降，从急速的下降趋势最终趋于平稳状态。研究人员较高的努力边际成本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因此，研究人员往往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

智库组织管理水平与智库研究人员的努力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智库组织管理水平越高，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就会越努力，即高水平的组织管理可以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身心良好的工作环境，能够更加激发出研究人员的创造力与工作热情。

智库对研究人员的激励与研究人员的努力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随着智库激励系数的增大，工作人员的努力水平也随之增大，即智库组织激励机制使得研究人员愿意付出更多努力，但是受到努力边际成本的影响，研究人员的努力水平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然后趋于平缓。

智库与政府的双重监督对于智库研究人员努力水平的影响如图4所示。两种监督力度的增加都会给研究人员努力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随着监督力度的提高，政府与智库组织对于咨询服务项目质量的把控趋于严格，并且对于项目研发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更能激发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与创新能力。从同比增加的监管力度来看，智库组织的监管更为直接地影响研究人员的努力水平。

图4  双重监管对于智库研究人员努力水平的影响

Figure 4  Impact of dual regulation on the effort level of think tank researchers

5  结论

本文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将智库激励作为决策变量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多层激励机制进行数学建模及仿真分析，拓展组织激励和个人激励研究，丰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相关研究。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本文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询服务过程进行分析，构建了政府、新型智库组织和智库研究人员三者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与仿真，分析政府激励智库组织和智库组织激励内部研究人员时，主要因素对智库激励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政府对新型智库组织的激励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双重监管力度正相关，与智库咨询服务所产生效益的社会化转换系数负相关。因此，政府需要在新型智库发展过程中为其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条件，支持和引导新型智库走上健康、规范的创新发展道路，促使新型智库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咨询服务能力，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从而实现自我激励。其次，新型智库组织对内部研究人员的激励与双重监管力度、智库咨询服务所产生效益的社会化转换系数正相关，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负相关;而智库研究人员的努力程度与智库组织管理水平、双重监管力度正相关，与智库研究人员努力的边际成本负相关。因此，新型智库组织为了实现激励效用最大化，既要设计合理的监管机制与政府监管形成有效配合，又要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资源和条件，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创新水平和咨询服务能力，并通过咨询服务成果的社会化应用，提高研发人员的成就满足感，抵消努力带来的负效应，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产出份额和努力程度。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党和政府在决策咨询服务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坚持党的领导，在政府的带领下积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体系，完善智库的发展规划，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格局;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和评估制度，通过契约合同明确买卖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第三方评估智库成果质量，可以有效地增加决策的科学性;构建决策咨询服务平台，使得政府的研发项目和智库组织的成果实时对接，加大智库成果的转化力度;积极建立和推行专利成果的保护政策，强化成果保护观念，并提高科研开发的积极性。

本文虽然按照理论分析、模型构建、数值模拟和参数分析的思路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激励机制进行了系统探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需要继续细化新型智库创新激励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构成要素，从多个维度对双层激励机制影响因素进行阐释;从研究方法来看，可以采取组态分析的方法对新型智库组织激励要素及其内部关系进行分析，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激励的多组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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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金晓彤：设计构思，模型建立求解，数据分析，论文起草;

张笑楠：版本修订，论文语言修改;

拱  茁：资料查找;

刘雨彤：资料查找。

Research on Multi-Level Incentive Mechanism of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Double Principal-Agent Theory

Jin Xiaotong  Zhang Xiaonan  Liu Yutong  Gong Zuo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收稿日期：2021-08-09     修回日期：2021-09-04

作者：金晓彤 张笑楠 刘雨彤 拱茁

新型智库公共政策论文 篇2：

我国新型智库研究的进展及展望

摘要：[目的/意义]对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新型智库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分析，为我国新型智库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对2013—2021年新型智库的相关文献进行数量分析和主题分析，并运用Nvivo分析工具，基于内容分析方法，从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面临的问题和优化路径这三个维度来回顾我国新型智库理论研究的现状。[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主要涵盖研究背景、概念界定和基本特性，新型智庫面临的问题体现在智库自身应对诸多挑战、政府推进智库建设存在困境以及第三方评价主体影响较弱。提升智库自身能力、构建政府支持体系、发挥评价主体作用是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路径。未来需加强法学研究、案例研究和不同领域智库的研究，以此来丰富新型智库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新型智库    Nvivo    智库建设 质性分析

分类号：C93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1.05

1  引言

新型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自新型智库的概念被提出以来，新型智库相关的问题被广泛讨论，学术研究的成果颇多，关于新型智库研究现状的论著也逐渐增多。任恒[1]运用CiteSpace对近25年社会智库研究的年度分布、学科期刊、关键词共现等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试图展示该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吴艳东和米倩倩[2]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智库相关的165份政策文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新型智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四大功能，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启示。王静宇[3]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梳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有关高校图书馆智库的文献，全面分析高校图书馆智库的研究特征、研究方向以及未来趋势。江心如和何子耕[4]借助CiteSpace对比分析国内外智库研究现状，总结国内外智库的运行规律和两者间的差异，为我国智库研究的方向提供借鉴。相关研究通常停留在可视化计量分析层面，文本内容分析以政策文件为主，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尚不多见。因此，本文运用Nvivo软件，对该领域的83篇与新型智库密切相关的代表性文献进行文本分析，旨在研判新型智库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2  文献搜集与文献基本情况

2.1  文献数量分析

2013年，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的概念[5]。根据新型智库研究文献出现的最早时间，本文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库，以“新型智库”为主题，以2013—2021年为搜索年限，共检索到文献1945篇。

图1展示了新型智库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自2013年来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7年），该阶段的发文量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了重要批示，新型智库的相关研究逐渐攀升[5]。2015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型智库问题得到广泛关注[6]。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重要性[7]。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部署[8]。因此，该阶段的发文量呈现快速升温的现象，体现出政策文件对新型智库研究的导向性。第二个阶段，是趋向成熟阶段（2018—2021年），该阶段新型智库研究呈现逐渐回落的趋势，研究成果质量较高，这说明了新型智库研究逐渐地形成体系，研究内容也较为成熟。

2.2  文献主题分析

对主题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型智库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将1945篇新型智库相关文献在知网上呈现的主题词进行整理排序，除去对新型智库本身重复的内容，同时对同义词进行合并整理，从而得到排名前十的主题词，见表1。研究发现，新型智库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关于新型智库的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主要集中探讨智库内涵本质、逻辑以及智库种类，如“高校智库”“图书馆智库”“教育智库”等。第二，面向决策职能的智库角色定位，新型智库的主要职能在于参与决策过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结果。因此探讨新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新型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成为主要研究热点。第三，关于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各项会议文件多次强调要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新型智库建设迎来发展机遇。新型智库在现实中遇到的建设难题亟需得到理论上的指导，因此相关研究文献快速增长，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研究成为我国智库研究领域的重要热点。

3  分析维度确立

3.1  研究工具

Nvivo是一款专业的定性研究软件，是研究人员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经常使用的软件工具。该软件有助于快速整理和分析相关数据，如访谈、文献、问卷调查、音频等内容，能够有效地进行编码，避免以往资料整理过程中的繁杂工作。

3.2  样本选择及编码方法

为提高研究效率，更加有针对性地对新型智库研究进行内容分析，以CSSCI期刊为标准对1945篇文献进行二次筛选，得到453篇文献。着重关注新型智库整体研究现状，再次进行人工筛选，去掉重复论文，同时选择下载量和被引量都比较高的文献，它们能够体现近年新型智库研究发展状况，从而确定83篇文献为内容编码的来源。

为说明新型智库的研究概况，以及新型智库的建设情况，且根据新型智库研究的主题方向，本文将83篇文献的摘要、各级标题以及关键语句以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面临的问题和优化路径作为三个维度对原始文献进行整理分类，回顾我国新型智库研究的现状。

因此，将上述3个维度视为文本编码的一级节点，主要围绕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面临的问题和优化路径3个方面展开，手动编码参考点712项，形成3个一级节点，9个二级节点，节点及编码参考点结果如表2所示。对83篇文献逐份、逐句地进行摘要提取，并以简短的语句表达相关现象，对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进行二级编码，对新型智库的面临问题和优化路径进行三级编码，形成19个三级节点。

第一，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基于文献内容的编码，将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分为背景、概念和特点三大类。

第二，新型智库面临的问题。学术界主要从智库本身、政府推进和外界主体3个不同的层面对新型智库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83篇文献均提到新型智库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编码成三级节点（见表3），智库层面存在人才建设、交流沟通、定位导向、决策咨询、资源获取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挑战，政府层面存在支撑体系、行政体制和自身认知方面的困境。第三方评价主体问题则体现在机构差异较大和外界定位错误。

第三，新型智库的优化路径。本文通过整理发现，83篇文献对如何建设新型智库展开讨论，主要从智库、政府和第三方评价主体出发进行编码。智库通过强化人才队伍、畅通交流渠道、提高决策能力和明确发展定位四个方面提升自身能力;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保障机制来构建政府支持体系;评价主体作用的发挥则从改进智库评价、引导公众认知两个方面出发。节点及编码参考点见表4。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新型智库的本质特征

4.1.1  新型智库的研究背景    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其中35篇文献涉及对新型智库的一个或多个视角，总体而言，将新型智库的研究背景分为国际和国内双重环境因素。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正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周边环境，国际格局和政治力量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提出了挑战;从国内环境来看，面向十四五时期，当前和今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9]，国内强烈的政治需求和复杂的社会需求也要求加强新型智库的建设。

4.1.2  新型智库的概念界定    智库，亦被称为思想库、智囊团，是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结果的咨询机构。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和建设目标，国内学者及相关文件对“新型智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一是基于文献研究的概念界定。它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10]。新型智库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又不同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部门，也不同于西方党派政治及民间研究机构的新型思想库和智囊团[11]。二是基于规范文件的概念界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将新型智库定义为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12]。

4.1.3  新型智库的基本特性    一是獨立性。通常而言，智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实体，有学者认为“新型智库有着自身的背景、逻辑和目标，机构的独立性至关重要”[13]。二是协同性。新型智库是聚集各专家学者的高端平台，是联结多方科研力量的重要纽带。三是目标性。新型智库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及价值取向，始终把政治导向作为智库建设的原则[14]，把服务政府决策作为目标任务。四是专业性。智库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智库研究对象的专业性、智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智库研究过程的智力性[15]。

4.2  新型智库面临的问题

4.2.1  新型智库自身应对的挑战    新型智库自身应对的挑战包括以下6个方面。

（1）人才建设短板。人才建设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领军人才。高端人才主要分布于影响力大的智库，部分智库缺乏领军人才，缺乏洞察现实问题、参政议政的能力，并且“满足于现状，自我陶醉”等问题较突出[16]。二是人才流动问题。社会智库与官方智库存在人才流动差异，社会智库与公权力部门之间较少存在人才交流渠道，远不及官方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才流动程度[17]。三是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智库人才。高校青年教师缺乏社会工作经验，当面临职称晋升压力时，很难有动力到社会其他岗位去实践锻炼[18]。

（2）交流沟通不畅。一方面，是缺乏与政府的沟通。部分智库缺少与政府、党委沟通联系的机制，政府也较少关心智库的研究成果，造成信息不对称，难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是缺乏与国际的沟通。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智库公共外交的特点可知，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且“中国智库在国外的合作平台和研究中心数量还相对较少”[19]。在国际市场上较少看到中国智库的身影，较少听到中国智库的声音。

（3）定位导向不清。一方面，是部分智库对自身定位认识不清。部分机构将智库简单地定义为出谋划策的机构，但是并未真正做出实绩，造成智库行业同质化、低水平现象。另一方面，是部分智库对研究内容和方向认识不清晰。智库的研究内容有所偏颇，忽视了中国决策体制的特殊性，难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部分智库研究内容聚焦不明显，“对于长期的跟踪研究、基础性研究、微观民众性研究关注不足”[20]。

（4）决策咨询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水平有限。专家意见有时会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决策咨询职能发挥不到位。智库自身服务水平和能力、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等是影响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主要原因[21]。

（5）资源获取困难。在财政资金上，官方智库主要靠政府财政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整体造血机制不足;社会智库主要靠为政府提供产品服务获得资金，或是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筹集会费等方式弥补财务上的空缺;中西部地区智库更缺少支持，经费严重不足。在信息资源上，由于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公开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智库信息资源建设落后，专题数据库、信息情报数据库、云计算技术、数据共享技术等现代化工具尚未完全运用到智库建设中。

（6）成果转化低效。第一，智库成果推广方式单一，智库目前多注重学术论文的发表，较少通过媒体采访、宣讲、教育、社会实践等方式进行推广，智库成果转化受到阻碍。第二，较少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刊物，智库成果缺少国际评价。第三，科研成果转化慢，许多研究仅停留在成果被采用、被批示的阶段，对于后续效果以及是否运用到社会实际却较少关心。

4.2.2  政府推进智库建设的困境    政府推进智库建设的困境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支撑体系不力。第一，政府参与智库建设的资源投入呈现不平衡性，对东部地区的投入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对高校智库的投入较多关注“985”“211”高校。第二，法律支持体系不足，我国智库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尚未得到细化和落实，智库监管也处在法律盲区。

（2）行政体制问题。我国智库大多数是政府附属机构，政府内部的“圈层结构”、行政体制等问题影响了智库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水平，在政府委托公共决策咨询项目时，政府官员的偏好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部分地区政府内部存在政策垄断等问题，致使部分智库成果无法进入到决策层。例如，“体制内的亲缘关系更容易得到决策者的信任”“官方智库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论述，能够说明政府浓厚的行政色彩是阻碍其他智库深入政府层面的主要原因[22]。

（3）自身认知不足。一方面，政府部分人员对决策产品的质量和应用无法做出准确的预判，或政策研究水平不高，导致部分优质智库成果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用[23];另一方面，部分政策制定者出于对现有政策的盲目自信，使系统外部的政策建议难以进入政府内部。

4.2.3  第三方评价主体影响较弱    第三方评价主体影响较弱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

（1）机构差异较大。我国智库评价机构发展差异较大：一是国内部分智库大多形成了品牌效应，所纳入的智库机构、数据信息以及机构评价方法的重合度较高;二是智库评价机构分布在不同区域，对本地区信息数据掌握较全面，缺少与其他评价机构的协作分工;三是部分机构智库评价指标不够细化，指标重数量、重形式、重智库排名，适合智库的评价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使得政府、大众忽略了对智库重要成果的关注。

（2）外界定位错误。由于我国社会民众知识产权观念薄弱，且智库尚未摆脱行政依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智库为政府服务是理所当然且不求回报的，或者出现“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的现象[24]。

4.3  新型智库的优化路径

4.3.1  提升智库自身能力    提升智库自身能力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强化人才队伍。一是设置灵活的用人机制，打通“旋转门”的障碍，鼓励智库专家到政府内部挂职锻炼、学习培训，鼓励政府官员到智库内部任职、学习智库思想、了解智库研究内容等。二是加快人才引進工作，通过对比国内外智库人才相关评价指标，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引进专业素质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25]。三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培养智库人员熟练掌握各种统计分析工具，培养理论型和应用型相结合的智库专家，形成智库研究人员独立思考的氛围。

（2）畅通交流渠道。一是加强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和协同合作，畅通政府和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深化研究体制改革，使智库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二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学习和借鉴国外专业智库的经验做法，促进我国智库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会议论坛，扩大智库国际影响力。三是加强国内不同类型智库、不同区域智库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智库信息资源共享，促进智库思想市场的统一融合。

（3）提高决策能力。新型智库决策能力的提高需要从内外两个条件出发：一方面，智库需要增强自身的决策能力，如“汇集民情民意与建立数据库，随时随地为决策机构及决策者提供各种决策数据及社情民意”等[26];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释放决策咨询需求。政府作为决策过程的主导者，要充分发挥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作用，以此提升智库决策水平。

（4）明确发展定位。第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咨询理念，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思想立场和价值立场[27]。新型智库要在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坚持政治导向，明确智库发展目标，提出合理的政策方案。第二，智库要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国家民生重大问题为研究方向，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4.3.2  构建政府支持体系    构建政府支持体系包括以下2个方面。

（1）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在法律层面规定智库的地位，并推动政府法律智库建设[28]。我国智库自身需要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律意识，同时，要接受第三方机构的法律监督检查。

（2）加强保障机制。第一，建立经费保障机制。转变财政支持方式，合理划分政府资金，积极拓展经费来源;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对智库进行捐助。第二，拓宽信息资源渠道。政府与智库应进行长期的合作与沟通，建议政府定期主动公开相关决策信息，从而拓宽智库信息资源获取渠道。

4.3.3  发挥评价主体作用    发挥评价主体作用主要包括以下2个方面。

（1）改进智库评价。一是评价机构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立足中国国情，确立中国标准，坚持智库评价的本土化发展方向。二是树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态度。智库评价应坚持以客观评价为主、主观评价为辅，全面、准确地衡量智库发展水平，提高智库评价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三是评价机构要改进智库评价方法。主流评价机构要重视软性评价指标，如关注智库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建立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相结合的符合智库发展条件的评价体系。四是加强不同评价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以此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同质化现象。

（2）引导公众认知。新型智库与社会公众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智库依托自身优势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并反馈民意，社会公众的信任和依赖能推动智库向好发展[29]。一方面，智库要自觉地承担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向社会提供新思想、新观点，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各种民主渠道参与智库工作，增强对智库的信任感和信心感，为提升智库决策咨询能力提供民意参考。

5  研究展望

5.1  建设新型智库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对新型智库的规定主要是停留在政策层面，对智库的细则尚未落实和细化，许多规定和细则分散在其他法律文件中。《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对新型智库的意义、原则、目标等做出了详尽规定，但毕竟缺少法律的约束，有的问题处在法律盲区，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建设智库法律保障体系，离不开学者对新型智库的法学研究。法学领域的专家应深入了解我国智库建设过程的法律短板问题，并对我国新型智库做出实证研究，推动智库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律文件的出台，提高智库法学研究的水平以及相关文献的产出量，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5.2  加强新型智库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指结合现实社会实际，选取典型案例素材作为分析对象，这样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研究内容存在的问题。在对83篇文献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文献多偏重于理论研究，较少关注新型智库的案例研究。即使有相关研究，其案例素材的选取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新型智库或部分知名智库。一方面，后续的研究应集中于新型智库的案例研究，深入进行实践调研，研究某一智库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他智库的经验借鉴，研究某一地区智库发展现状、智库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等。另一方面，应加强对西部或落后地区新型智库的研究，探究中国智库区域差异，并对平衡不同地区的智库发展提出建议。

5.3  加深不同领域智库的研究

对新型智库的研究不仅是局限于上述主题范围，还包括教育智库、科技情报智库、传媒业智库、出版业智库等領域的智库，这些领域均有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文献产量不高，未开展全面、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我国智库的进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教育智库是服务国家教育创新的新型智库，为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问题时提供专业化的建议。我国是教育大国，教育智库可以为我国教育事业领域的综合改革提供智力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我国情报机构的定位、职能也提出了要求，即为政府、企业提供战略情报和信息资源。因此，建议加深对不同领域智库的研究，从而促进智库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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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黄  涛：提出研究选题，修改并终审论文;

李  娜：撰写并修改论文。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hink Tank in China

——Based on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Huang Tao1，2  Li Na1

1 School of Literature，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5

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5

收稿日期：2021-09-23      修回日期：2021-10-19

作者：黄涛 李娜

新型智库公共政策论文 篇3：

中国特色新型海事智库建设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建设海事新型智库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党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服务交通强国海事一流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实现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方法/过程]文章对现有海事智库进行了分类研究，分析了海事系统智库运行模式机制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智库运用、管理、建设等3个角度分析了海事智库发展与海事智库存在的8个方面问题。[结果/结论]针对问题，从海事新型智库怎么建、怎么用、怎么管、怎么强、怎么保等5个方面，提出了海事新型智库建设方略。

关键词：海事 智库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新型海事智库体系

分类号：G258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6.04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1]。海事系统多年来在加强内部智库建设的同时，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形式加强与外部智库单位合作，为海事政策研究、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持。但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和海事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海事新型智库建设，建立符合海事需求的新型智库体系和运行管理体制机制。

1 我国海事智库现状

笔者于2019年11月—12月，对海事现有智库机构、运行模式机制等情况，进行了实地和网络调研。

1.1 海事现有智库机构

各类海事智库因其与海事决策中心距离的远近、“政智渠道”的畅通程度，具有了不同的圈层特点，离中心越近，获取海事信息资源的渠道越畅通，发挥作用越方便。离中心越远，获取海事信息资源渠道相对越少，但与社会、群众较近，服务群众和政策评估越方便。按照圈层特点，海事智库可以分为3类：内圈层为海事系统内智库，受体制和编制限制，数量较少；中圈层为部属单位智库，专业性强，研究实力雄厚；外圈层为社会类智库，主要指除上述两类外，其他研究范围涉及水上交通、海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数量较多，但专业性和聚焦海事的程度相对较弱。

1.1.1 海事系统内智库 海事系统内智库属于海事智库体系内圈层。这些智库与海事决策者之间保持着天然密切的联系，且具有一定的参与决策的组织保障。这类智库因体制编制限制，数量较少、用于智库研究的经费数量较少且限制较多，但因其隶属海事系统，故在支撑海事决策、服务海事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作用较大。目前，海事系统内具有完全智库功能的机构较少，主要是浙江海事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天津航测科技中心、烟台溢油应急技术中心、大连危险货物运输研究中心等，这4家机构基本符合智库的要求，见表1。但海事系统内还存在一些具有部分智库功能的机构，承担着部分海事研究工作。主要是国际海事研究委员会及其分委会、相关标准化委员会等15个非常设机构，中国船舶油污损害理赔事务中心、船舶动态监控中心等29个海事机构，为海事提供相关领域决策参考。

1.1.2 部属单位智库 交通运输所属研究机构建设的智库位于海事智库体系的中圈层。这类智库与海事决策者之间的距离不及内圈层近，但因同属交通运输部系统，日常沟通合作仍比较通畅，主要有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规划研究院、水运科学研究院、天津水运工程与科学研究院、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大连海事大学等，见表2。中圈层海事智库其研究人员学历和职称层次较高、研究实力雄厚、研究经费较有保障、研究范围较广，为海事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但也因此类智库研究范围广，无法更多聚焦海事，海事研究工作深度、研究成果的操作性适用性有时不及海事系统内智库。近年来，为更好发挥此类智库作用，海事系统有关单位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等形式，拓展双方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例如，2019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分别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1.3 社会类智库 社会类海事智库是指除上述两类智库外的其他开展水上交通、海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智库。这类智库位于海事智库的外圈层，个体差异性较大，与海事联系密切程度不及上述两类智库。但也正因其社会性较高，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海事智库的有益补充。目前研究海事相关的专业社会类智库数量较多，但研究内容与海事需求有一定差距。比较典型的社会类海事智库有：中国航海学会、信德海事网、中国海事服务网，国内部分航海类院校和船级社等航运相关单位建设的智库等。

1.2 海事智库运行模式与工作机制

1.2.1 任务分配模式

第一，自上而下的任务部署。运用直属海事系统的垂直管理模式和地方海事机构的业务领导模式，根据系统内智库的职责、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在系统内通过年度、季度、月度任务下达等形式，自上而下部署海事政策研究、科技创新等任务。这种模式具有执行力强，针对性高等特点。

第二，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于一些常见的研究任务，各级海事部门都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公开比选、竞争性谈判等多种方式向智库购买服务。这种模式有效促進了服务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性，满足了海事部门多层次、多方面的决策需求。

第三，双方签署合作协议。近年来，海事系统有关单位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备忘录等形式，与有关智库拓展了双方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此种形式，海事系统可以及时获得科学性高、系统性强的全面战略决策智力支持。

1.2.2 成果输出模式

第一，嵌入决策流程，形成海事决策。海事在研究制定一些涉及面广、影响大的政策时，会邀请智库进行政策咨询。海事系统内智库承担的部分研究任务的目标是出台某项政策措施，这类研究通过层层决策流程后形成正式文件。其他一些海事公开招标比选的研究任务，也是为了出台某方面政策，部分成果经过评审后由归口部门推进决策流程，形成政策文件。

第二，提交研究报告，提供决策支撑。这是海事智库研究成果的最主要输出模式。以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开展的智库研究项目以及部分系统内智库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都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输出。这类研究报告一般比较详尽，对海事未来处理该领域问题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第三，依托媒介载体，提出工作建议。对于其他的智库研究项目，主要是社会类智库开展的海事相关研究内容、签署战略协议备忘录的合作智库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成果，通过一些媒介载体向海事进行传播，提出相关工作建议。目前这类媒介载体主要有《交通报》《水运报》等行业媒体，《中国海事》《海事研究》杂志等系统内媒体，中国航海日论坛、世界海员日活动等行业论坛活动，政务信息、舆情监测等海事内部信息渠道，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以及海事组织召开的相关务虚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等。此类成果也可对海事工作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1.2.3 研究保障机制

第一，经费保障方面。海事系统内智库单位的经费以中央财政预算的模式进行申报和拨付。海事系统各级机构会在年度预算中按比例和需要安排科技信息化等项目经费。海事系统内事业性质的智库如天津航测科技中心，可通过对外提供服务弥补部分经费。海事尚没有建立相对固定的经费保障或智库基金，其他项目研究一般由合作伙伴自筹资金开展。

第二，人才保障方面。从海事智库的实体上看，大多数海事智库主要是依附于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的体制机制，人员管理大多数还是以行政事业编制身份为主，人才保障模式和激励手段均和单位性质相统一、灵活空间较小。近年来，海事为加强智库人才和海事专家型人才培养，在海事机构与智库单位之间通过借调、交流等形式，初步建立了人才交流渠道。部分智库人员赴海事机关协助工作，部分海事人员参与到智库有关项目研究工作之中。

第三，智库管理方面。目前智库管理形式还是各相关部门分头负责，没有形成统筹的体系化管理。部海事局层面，宣传处负责政策研究以及智库、对外战略合作的归口管理工作；科技信息处归口管理科技信息化工作，负责统筹安排研究项目；各相关处室根据处室职责，归口提出研究项目选题以及在项目确定后具体负责项目推进。直属局层面亦采取类似模式，具体在政策研究职责方面有些局由办公室负责。在智库间合作以及智库评价等方面，尚未建立常态化机制。

1.3 海事新型智库对比其他领域智库的显著特点

1.3.1 海事新型智库的显著特点 海事新型智库是以我国海事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海事政府部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研究咨询机构，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按照新型智库的标准，结合中国海事工作实际和工作特点，海事新型智库除了要满足新型智库的普遍性要求之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较强的专业性。海事主要职责是保障水上交通安全，保护水域环境清洁，保护船员整体权益，维护国家海上主权，涉及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和登记、防止船舶污染和航海保障等工作职责，专业性极强。海事新型智库必须熟悉海事的发展规律并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丰富的行业经验，才能为海事主管部门提供专业化支撑。

第二，显著的应急性。海事部门承担着组织、协调和指导水上搜寻救助、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等有关工作，需要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特别是在重大水上突发事件（如“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桑吉”轮碰撞事故等）的应急处置、舆论引导、事后评估等方面，需要海事智库具备一定的应急响应机制、高度的专业技能专业素养，提供及时、准确、权威的决策支持和舆论引导，发挥海事智库的独特作用。

第三，鲜明的国际性。中国是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海事系统承担着组织实施国际海事公约，履行船旗国、港口国、沿岸国的监督管理义务，负责有关国际组织事务，提出相关国际公约起草修订建议等职责，国际交流合作任务重、责任大，迫切需要海事新型智库对国际事务进行长期跟踪、深入研究，为海事提出前瞻性、战略性意见建议和政策储备，协助海事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同时，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在国际不同层面宣传、解读和交流有关政策。

1.3.2 美国海事智库的特点 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十分重视发挥智库作用，提升自身战略洞察力和影响力。例如其依托智库阿灵顿研究所开展的“常青工程”，协助开展中长期战略决策取得显著成效。综合分析USCG与智库的互动关系，以及阿灵顿研究所等典型美国海事智库运作情况，美国海事智库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差异化发展为各类智库提供了生存空间，各智库凭借“专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于美国USCG的综合性智库数量非常少，而服务于特定领域的专业智库相对较多。

第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保障了研究的质量，维持了智库的运营。USCG所依托的智库，其经费来源并不单一来自USCG，还包括基金会资助、企业资助、国外资助、个人捐赠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相关经费等。在不为经费发愁的情况下，其智库成效不以利润来衡量，更看重对政策的影响力[2]。

第三，独特的“董事连锁”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保障了智库的长期发展。美国海事智库一般实行董事会制，其成员大多在其他机构身兼要职，智库特别欢迎那些具有丰富社会关系的成功人士加入董事会[3]。

第四，灵活的“旋转门”机制维持了智库服务决策的途径，极大地提升了研究人员素质。在旋转门機制作用下，政府离任官员、高校知名教授、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身份发生自由转换。一些有名望和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有机会进入政府从事公共决策工作，而智库也接收大量离任的政府官员从事政策研究工作[4]。

1.3.3 国内其他领域新型智库建设情况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江苏、湖南、河北、广西等地相继出台地区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方案，文化部、水利部、科协和军队系统等也相继出台了系统内部的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方案，旨在为本地、本系统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路径提供指导。各地各系统多从新型智库管理协调机制、决策咨询体制、运营评价机制、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等方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并从组织相关智库联盟或建立智库目录、开展领域高端智库等方式，引领新型智库发展[5-7]。

总体来看，海事新型智库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智库运用历史较长，但在新型智库建设上起步较晚。在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可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国内其他领域新型智库和国外海事智库建设的经验。

2 当前海事智库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海事系统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发展，充分发挥智库在咨政建言、政策评估、技术改进等方面的作用。各类智库、各方面专家积极为海事建言献策，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为海事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持。但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度来看，海事新型智库建设还处在摸索和起步阶段，与中央要求和海事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2.1 从智库运用角度分析，智库有效参与决策的平台机制尚未形成

一是决策咨询机制不完善。目前，海事在公共决策中有政策论证、“第三方”评估等政策咨询方式，但是保障智库地位和作用的制度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决策咨询的政府采购、研究成果输出和公开讨论评估等机制没有完全制度化。比如，海事哪些决策需要咨询，向哪些智库咨询，采取何种形式咨询，如何评估咨询方案等问题，尚无明确统一的制度安排。同时，对智库及其从业人员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标准机制，智库专家咨询的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等基础性制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不利于咨询机制的建立。

二是智库意见独立性不够。现在的大多数海事智库都是依附于海事管理机构求发展、求“盈利”“看脸色行事”倾向明显，影响海事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很多时候扮演着政府政策的解读者、宣传者和诠释者的角色。

2.2 从智库管理角度分析，科学高效的智库运行管理体系还没建成

一是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海事各类智库机构虽然数量不少，但一直以来缺乏总体的协调管理和规划引导。各类智库在海事招标项目的引导下，研究趋同化严重，在具体研究上还是会存在热点问题扎堆研究，基础问题鲜有深入研究等情况。海事较少有意向地培养具有特色和专长的智库，没有形成统筹协调、分类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是协作共享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多层次的信息与学术交流平台和智库发展所需的信息共享机制，智库之间协作和共享渠道不畅，智库之间以竞争为主，鲜少合作。系统内智库了解领导的决策需求，但受工作职能和人员结构等影响，常常力不从心。部属单位智库和社会智库对相关信息资料掌握不全面，往往游离于决策程序和决策活动之外[8]。造成系统内智库闭门造车与系统外智库报国无门现象并存。

三是扶持保障机制不够到位。海事系统内智库的经费主要是预算内的行政类经费，使用支出具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在激励和保障智库研究方面可发挥作用空间较小。对于系统外智库，海事尚未建立资金保障机制，扶持其长期深入跟踪海事问题。一些智库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将研究目光投向事务性、重复性的“短、平、快”盈利项目，真正满足海事决策需求的智库研究较少。

2.3 从智库建设角度分析，海事智库能力水平和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一是发展定位不够清晰。目前智庫关于海事方面的研究多以海事发布的招标“项目”为导向，鲜少主动在研究选题上做深入研究。研究的方向也随着每年海事项目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成果多以研究报告形式输出，发挥了一定的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功能，但在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等其他重要功能上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二是人才结构不够合理。系统内智库人员编制由人事部门根据行政或事业单位性质核定，配备行政、财务、人事、纪检等行政机构，行政事务性人员编制占比较大；且研究人员多以海事管理人员为主，鲜少有专业从事理论研究背景人员，研究运用的现代理论、方法比较匮乏，研究深度、广度不够。系统外智库研究人员多以科学研究专业人员为主，鲜少有海事工作背景人员，对海事工作了解不深，研究成果与海事的适应性不够。

三是品牌影响相对薄弱。海事智库尚没有一家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名单。在交通运输智库层面，海事系统内智库尚未有入选交通运输新型智库试点和交通运输智库联盟的单位，系统外海事智库有6家部属科研院所、大学等入选。在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方面，近年鲜有海事研究方面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海事智库领军人才较为匮乏。在国内4大智库评价平台中，尚没有海事智库和人才进入排名前列。

3 海事新型智库建设方略

海事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要重点解决怎么建、怎么用、怎么管、怎么强、怎么保等5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实现海事新型智库为海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持续、有力支撑。

3.1 分类推进，构建海事新型智库体系

3.1.1 推进系统内智库转型 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8个基本标准和海事新型智库建设特点要求，推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创造条件推进现有海事系统内智库和具有部分智库功能的机构、委员会，向海事新型智库转型。根据海事系统决策需求、机构布局以及海事新型智库建设总体谋划规划，适当增加建设一定数量的系统内海事新型智库。支持系统内智库在海事关键性、专业性、应用性强的领域深入开展研究。

3.1.2 深化与部属智库合作 充分发挥好部属单位智库人力资源丰富、研究能力强、资金资源保障性好等优势，引导支持开展海事领域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系统性强的问题研究。深化与部属单位智库的战略合作，根据海事决策需求、发展领域和部属单位智库的职能优势，通盘考虑战略合作方向，综合统筹、全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保障海事关键方向均有部属单位的强力支撑。

3.1.3 激活社会类智库功能 充分发挥社会类智库贴近人民群众、贴近市场需求的优势，支持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社会类智库，作为海事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开门纳智，鼓励社会类智库参与海事决策咨询、政策评估等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优势，保障社会类智库依法公平参与智库产品供给[9]。

3.2 统筹评价，加强海事新型智库管理

3.2.1 明确海事智库管理架构 建立海事局党组统一领导，职能部门牵头负责，业务部门分工负责的海事新型智库管理体制。将涉及智库综合管理、协调以及研究选题征集、筛选等职能进行整合，明确负责的职能部门，便于海事新型智库的综合管理。

3.2.2 组建海事新型智库联盟 充分整合海事新型智库资源，汇聚系统内外、行业内外、官方半官方与社会类智库力量，建立海事新型智库间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实施联盟化发展，协调合作共同壮大海事新型智库力量。积极吸引国内外智库加入，建立联盟研究数据库、刊物、论坛等载体，推动海事新型智库行业自治和协调合作，为建设交通强国，实现海事一流目标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3.2.3 加强海事新型智库评价 对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8条基本标准，立足海事新型智库内涵、特征和需求，参照国内四大权威智库评价机构的相关方法，制定海事新型智库具体评价指标，建立评价体系和评价系统，组织对海事新型智库进行系统地评价，以评价促进智库规范管理、功能发挥和发展壮大。

3.3 完善机制，发挥海事新型智库作用

3.3.1 完善政策需求分析机制 探索建立海事关注领域、关注问题通报机制，引导智库研究方向与海事需求更加契合。在现有专家学者务虚会的基础上，拓展智库参加海事内部务虚类会议的渠道，在确定研究方向上实现良好互动。建立海事研究选题公开征集机制，利用媒体、网络、会议、调研等方式，收集系统内以及社会和各类智库的研究建议，形成海事研究项目。完善全系统的政策需求遴选制度，着力避免选题重复等问题，不断提高选题质量，提高研究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实效性。

3.3.2 完善决策咨询嵌入机制 建立健全智库参与海事决策工作机制，根据决策层次和决策类型，智库在适当环节嵌入决策流程，实现智库参与决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系统内智库常态化参与决策研究制度，在智库所属研究领域的相关会议、讨论等活动，除涉密、敏感或有明确参加范围限制外，系统内智库均应参加或列席。拓宽部属单位智库嵌入海事决策形式，在深化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合作领域政策咨询常态化机制。发挥好社会类智库作用，制度性地安排社会类智库参与社会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策研究以及海事政策实施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3.3.3 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机制 探索建立常态化购买机制，将海事新型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满足海事部门多层次、多方面的决策需求。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智库服务新方式新方法，在以事定费、公开择优的基础上，探索海事高端新型智库产品优先购买、长期购买、合同管理等机制，引导海事新型智库持续深入研究重大项目，提高研究深度和研究质量，引领海事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

3.3.4 完善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应用机制 建立智库成果报告制度，健全智库研究成果定期收集、归口报送及成果信息共享工作机制[10]。建立智库成果发布平台，依托媒介、杂志、论坛活动、“三微一端”等载体，推动智库成果与现代信息传播的深度融合。积极拓宽智库成果应用转化渠道。建立海事各领域引入智库研究统计分析机制，鼓励各领域积极采用智库研究成果，打开思想“大循环”，引入外部新鲜思想。加快建立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成果转化效果好的项目所属智库、项目组以及研究人员在给予必要的一次性奖励的基础上，在经费、立项、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3.3.5 完善智库舆论引导机制 建立健全海事舆论引导智库专家库，积极培育在海事系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海事智库专家。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积极鼓励海事智库运用现代媒体等多种手段，积极传播海事政策观点和行业声音，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在阐释理论、解读政策、研判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1]。拓展智库研究成果宣传媒体，建立行业媒体与智库之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提高社会影响力。

3.4 竞争合作，打造海事新型智库品牌

3.4.1 分类指导强化智库自身特色优势 引导各类海事新型智库，立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功能，结合自身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和职责职能特点，对照海事智库需求，选择其中2-3类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将其打造成自身的优势、特色和品牌。加强海事新型智库联盟统筹能力，促進智库合理分布、科学覆盖8大类海事智库需求。鼓励各海事新型智库之间的合理、有序竞争，激发海事新型智库的创新创造能力，强化海事新型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3.4.2 开展海事高端新型智库试点 制定海事新型智库试点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案，按照“公平公正、适度竞争、择优支持、分类推进、分批实施”的原则，逐步推进海事高端智库试点工作，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海事智库加快转型升级。试点建设单位要坚持高起点推进、高水平建设，在组织创新、人员管理、成果评价、业绩考核、经费使用、成果转化、横向联合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工作经验。积极支持和推荐试点单位申报交通运输高端智库。

3.4.3 鼓励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支持海事新型智库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建立机制，邀请智库参加海事组织召开的涉外活动，加强智库对外交流、跟踪国际研究热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支持智库吸纳国际知名专家、学者等优秀人才为海事新型智库服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加强海事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提升海事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服务中国海事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3.5 加强扶持，强化海事新型智库保障

3.5.1 强化经费保障 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智库经费投入体系，实施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双轨投入机制。根据不同类型智库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制定不同的支持办法[12]。积极争取国家有关资金支持，推动海事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费向智库试点建设倾斜。研究建立符合智库发展规律和运行特点、有别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的系统内智库经费管理办法，进一步增加研究主体经费使用自主权，激发智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海事落实公益捐赠政策的制度规范，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海事新型智库自身特点和条件的经费管理制度。

3.5.2 强化人才保障 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海事新型智库的建设重点。制定和实施海事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培养规划。探索更加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支持系统内智库引进和培养智库人才。试点以派遣制、交流挂职、人员借调等多重形式，畅通海事机构与智库之间人才交流和有序流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海事新型智库干部人才进入海事机关作出制度性安排，尝试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海事领导干部。探索对海事机构退休的专家人才进入智库做出制度性安排。发挥好海事机构与智库之间互为人才“蓄水池”的作用，支持海事新型智库建设。

3.5.3 强化资源保障 完善海事机构和智库之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海事新型智库信息化平台，在符合保密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向智库开放海事文件、会议等资料以及各类数据资源。各类海事新型智库通过平台共享在研项目、推进计划、进展情况、研究资源、研究成果等信息资源。探索海事机构与智库之间通过平台开放网络端口、接口，实现数据资源高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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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Think Tank

Lu Yanmin

China Waterborne Transpo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8

作者：卢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