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收益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货币基金收益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中短债基金转型后可在一级市场上中购新股，增加自身投资吸引力。债券基金能分享股市上涨的成果，虽说收益率相对没有股票型基金多，但风险也相对较低。南方基金日前公告，其旗下中短债基金——南方多利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将实施转型。

第一篇：货币基金收益论文

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避税寻租

摘 要：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机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较大，所握权力缺乏监督，当他们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时，可以通过避税交易寻租，此时国有上市公司避税程度较大；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以及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是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途径。但是，“四大”审计并不能对高管避税寻租产生治理作用。

关键词： 货币性私有收益；避税；寻租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避税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公司避税并不意味着节约的现金流转回股东手中。为避免被税收监管当局察觉和惩罚，公司避税交易复杂、不透明，但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又为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机会和条件[1]。公司避税导致或伴生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2，3]。

公司高管是否会利用避税交易寻求隐性收益，高管在公司中获得的收益可大致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收益来自公司高管与股东签订的薪酬契约，而隐性收益来自高管利用信息优势和权力所获得的私利。如果高管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私有收益较低，他们是否会利用信息优势从隐蔽的避税交易中寻求隐性收益，显性薪酬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如何影响公司避税的程度，哪些是高管从避税交易中获取隐性收益的途径，哪些机制可以抑制高管从避税交易中获取隐性收益，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显性薪酬货币性私有收益、企业性质与公司避税

企业理论认为，建立薪酬与业绩相挂钩的薪酬体系是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较为合适的选择。薪酬激励的各种形式中，货币的激励效应最为明显。其一，金钱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标度加以连续计量，并且，其数量对于契约各方均是显而易见的。其二，与其他的激励（如权力、责任）不同，几乎可以假定所有人都对金钱有着相同的正偏好。其三，尽管并非严格相信金钱是惟一的激励因素，但金钱是满足其他需要（如安全、地位、自尊及成就感）的中介[4]。

高管在公司中可获得显性的和隐性的报酬，显性报酬来自公司高管与股东签订薪酬契约，隐性报酬则来自高管利用信息优势和权力所获得的显性薪酬契约之外的私有收益。显性薪酬的激励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后产生的公平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工资满意度。若通过比较后感觉薪酬较低或缺乏公平，高管会利用盗窃等方式寻求自我补偿。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以一种不同于实验伊始明确说明的规则进行工资支付，工资支付不公平的被试对象通过在离开实验室房间时偷取金钱来寻求恢复公平 [5]。

如果无法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相容激励，加上受到剩余索取权所有者的监督和约束，高管可能会选择非常隐蔽的方式和渠道寻求私利。公司高管可能从貌似正常经营活动的避税交易中隐蔽地获取替代性的激励。公司避税行为关键的特征是复杂隐蔽且具有迷惑性（complexity and obfuscation）。这种复杂性隐藏和掩盖寻租行为，如盈余管理、关联方交易等。避税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降低了管理层寻租的边际成本。Desai和Dharmapala [6]为避税与管理层寻租之间的关系建立了首个理论模型，发现寻租程度受避税交易复杂程度的影响，避税交易设计越复杂越隐蔽，管理层伺机获得私利的机会和租金也越大。寻租反过来可能进一步增加管理层实施避税交易的意愿和行为，使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上升。所以，企业避税和管理层寻租之间存在反哺关系（feedback）。而且，避税交易可以获取表现为现金流的利益。若提高公司高管薪酬，高管会降低避税的程度，这一效应在股东权利较弱、机构持股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6]。基于以上分析，如果高管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较低，他们利用避税交易实施寻租的可能性越大，表现出公司避税程度越大。所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a：高管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低，公司避税程度越大。

对于国企而言，高管的显性薪酬激励扭曲较大，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低，利用各种替代性渠道寻求隐性收益的动机可能更强，包括避税寻租。第一，国企高管显性薪酬契约更难以实现激励相容。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可能享有更多的政策优势，拥有更多正式的官方的“关系”，这使得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负责人的努力和才能之间的因果关系模糊，削弱了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有效性。多重政策性目标叠加使国企高管任免行政化，国企经营业绩并不必然与高管努力程度相联系。与此同时，政府天然地处于信息的劣势，难与国企高管事前签订有效的激励契约和实施有效的事后监督[7]。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企高管显性薪酬契约难以对委托人（政府）与国企高管的代理问题实现激励相容。第二，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来自剩余索取权所有者的监督机制弱化，国企高管的谋求私利的权力空间很大。监督的缺失和显性薪酬契约的激励不相容诱使国企高管寻求隐性收益。

对于民企而言，可以分家族控制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来分析。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是家族控制型企业①。家族型企业的经理人常常是家族成员，对于这样的经理人，薪酬和寻租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重点。他们考虑的重点是如何最大化家族的财富。换句话说，家族企业的高管层，其目标与家族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家族企业关注代际传承，并视声誉为一种财富传于后世。Chen等[9]发现，为避免管理层通过避税实施寻租导致家族企业声誉受损，如遭受事后惩罚或税收监管当局的审计，家族企业对于避税决策较为谨慎。对于职业经理人控制的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显性薪酬契约市场化程度较高，较易形成激励相容，同时，经理人市场的约束会更有效。更重要的是，由于较高的现金流权带来更多剩余索偿，公司股东通常更有激励和能力对公司经营决策发挥更大影响以及监督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股东可以直接进入或者委派代表进入董事会，参与或监督高管决策过程。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私人控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直接或间接拥有相当大比例的公司股权，有着很强的激励来减轻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当高管无法有效履行职责时，股东通过更换高管维护企业效率和企业价值。职业经理人从避税交易中寻求隐性收益的动机和可能性较小。所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b：来自高管显性薪酬契约的货币性私有收益与公司避税程度间的相关关系在国企中更显著。

（二）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途径

公司避税手段纷繁复杂，虽然文献归纳的避税手段类型繁多，但很大程度上均涉及关联交易。Clausing[10]和Bartelsman、Beetsma[11]认为转移定价是最为普遍的避税手段。此外，跨国公司将收入转移至避税天堂（tax haven）也是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段。Graham和Tucker[12]利用因司法调查而曝光的44个公司避税案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常用的手段如：租出租入交易（lease-in，lease-out），向低税率公司租入长期资产并支付高额租金；转移定价与多种交易相结合，例如离岸知识产权交易（Offsh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vens），在海外低税率地区设立子公司，将专利等知识产权转移至海外子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关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为从中探寻避税寻租交易提供了线索。虽然关联交易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具有存在的必然性，但是非正常关联交易可以为国企高管寻求隐性收益提供渠道。非正常关联交易、公司避税和高管寻求隐性收益交织在一起。公司高管可以将公司避税作为关联交易的辩解理由，为达到公司避税目的而实施的关联交易又成为高管寻租的实现路径。进一步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2a：非正常关联交易是国企高管实现避税寻租的途径之一。

此外，避税交易与正常的经营活动常常合二为一。对正常经营活动操纵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是高管避税寻租的实现路径。所以，进一步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2b：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是国企高管实现避税寻租的途径之一。

（三）国企高管避税寻租的抑制机制

甄别避税交易需要专业知识和判断，同时，税收咨询服务是审计师可以提供的非审计服务之一②。所以，需要关注外部审计对避税寻租的治理作用。 研究文献对税收服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具有两类相反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税收咨询服务推进了审计师对审计客户的深度了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例如深度了解客户的内部控制环境，有助于审计师制订有效的审计计划，识别财务报告的虚假列报或舞弊，提高审计效率[13]。而且，同时提供审计和税收服务，审计师可以及早察觉客户的盈余操纵行为，提前采取制止和预防措施[14]。另一类观点认为，提供税收服务损害审计师的独立性，提供税收服务等导致的异常收费与更多盈余管理相关[15]。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有助于识别复杂的避税交易，但也可能由于独立性受到影响，而无法有效的制止公司高管的避税寻租行为。所以，提出如下相对立的研究假设：

假设3a：外部审计可以抑制显性薪酬货币性私有收益与公司避税间的关系。

假设3b：外部审计不能抑制显性薪酬货币性私有收益与公司避税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所需用到的股权结构等数据从2003年以后可得，所以，以2003～2010年期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进一步按以下筛选标准进行处理：（1）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名称发生变化，往往表明公司已经发生重大变更，例如被买壳、大股东发生变更、所处行业发生变更等，公司不同年度的避税程度的比较也就失去了合理的基础，因此剔除股票名称发生变更的公司。（2）剔除样本期内计算公司实际税率公式分母为负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率与正常公司的实际税率含义不同，不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实际税负的关系。（3）为避免实际税率极端值的影响，剔除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和实际所得税率大于100%的样本[16]。（4）剔除在旧会计准则下使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公司[17]。（5）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因为这类公司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不同。（6）剔除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共得到公司年度观测值8143个。上市公司适用的名义税率来自WIND数据库，其余构造和计算变量所用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因变量DIFFETR_AVG、ETR_AVG为上市公司避税程度，分别表示名义税率减去实际税率的五年平均值、实际税率的五年平均值。在主流会计研究文献中，实际税率从实际税负角度来衡量避税程度[18，19]。实际税率表示每单位收入承担的税或每单位现金流承担的税。但是，与国外的税收政策不同，中国的上市公司享受着广泛的税收优惠，公司的名义税率不尽相同。而且，2008年的所得税改革及过渡期实施的法定税率变更的相关规定，也使得我国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率发生了变化。因此，实际税率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反映避税程度。所以，本文用名义税率减实际税率衡量公司避税程度。此外，Dyreng等[20]认为企业避税是一个跨期决策，仅使用当期避税程度衡量可能并不合适，所以，使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的五年平均值 （第t-4年至第t 年）衡量上市公司的避税程度。出于结论稳健性的考虑，计算了4个上市公司避税程度。实际税率使用Porcano[21]、吴联生[22]的方法计算。

MRENT为来自薪酬契约的货币性私有收益。用非正常的高管薪酬来衡量，采用管理层的实际薪酬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高管正常薪酬之间的差额表示[23]。预期正常的高管薪酬水平由以下模型估计：实际高管薪酬=常数项+总资产自然对数+总资产收益率+上一年度总资产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市公司处于中部地区哑变量+上市公司处于西部地区哑变量+行业哑变量+年度哑变量+残差项。对样本企业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通过模型回归得到因变量的预测值即表示正常的高管薪酬，实际薪酬与正常薪酬之差为非正常薪酬。

ABRELA为非正常关联交易。使用Jian 和Wong[24]的方法进行估计，用实际关联交易与企业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市值账面价值比，控制行业哑变量后，按年度进行回归，所得残差为非正常关联交易③。

REAL为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于真实盈余管理，借鉴Cohen et al.[25]的研究，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可操控性费用和异常产品成本来计量。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增加、异常产品成本的降低和异常费用的增加，则分别表示公司的利润被调低，反之，则表示公司的利润被调高。公司可能使用一种或多种真实盈余管理的方法，因此，仿照Cohen et al.[25]的研究，也将这三个指标之和作为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计量指标。

BIG4为外部审计哑变量。若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

CONTROL为一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文献[13，22]和本文的研究问题，考虑以下影响公司实际税率的因素：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例（TANG）、存货比例（INVE）、会计业绩（ROA）、公司投资机会（MB）、行业（Ind）、会计年度（Year）。

研究所用数据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于这类面板数据来说，使用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进而导致高估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而直接对标准误差进行企业层面群聚调整后得到的标准误差才是无偏的。所以，下面在对模型（1）进行估计时，对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群聚（Cluster）调整[26]。此外，为了避免控制变量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控制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因素分析

表1对避税程度、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在全样本中，公司避税程度DIFFETR1_AVG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7、0.06，薪酬契约的货币性私有收益MRENT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04。对国企和民企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国企的实际税率、国企高管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均低于民企④。表2列示了国企样本的外部审计、非正常关联交易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描述性统计。

（三）稳健性检验⑥

1.使用多个变量衡量高管薪酬，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货币性私有收益。董事会具有特殊职位背景，往往同高管层一样行使企业经营决策的代理权。为此，使用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人均报酬作为管理层薪酬的替代变量[27]。还使用了高管人均薪酬的自然对数、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的自然对数、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报酬的自然对数衡量高管薪酬，研究结论不变。此外，也使用外部薪酬不公平性衡量高管薪酬[28]。首先对模型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公司管理层年度薪酬自然对数=常数项+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上一年度总资产收益率+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哑变量+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残差项，再将所得到的估计系数代入模型，得到的残差即为公司管理层薪酬的外部不公平性。研究结论仍成立。

2.替换或加入如下控制变量：资本支出、股权质押比例、营运资金率、销售增长率、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长期债务比滞后一期总资产、息税前利润占总资产比、应计盈余管理程度[29，15]。另外，企业内部市场越大，可以进行内部市场转移避税交易越多，所以还控制了上市公司是否隶属于企业集团。研究结论仍成立。

3.未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对避税寻租具有抑制作用。此外，构造和加入公司治理指数，并不改变上述研究结论。

4.测试变量或控制变量滞后因变量2年，重新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前述的分析结论不变。

五、结论和研究启示

公司高管利用信息优势和权力可以获得隐性收益。避税代理观认为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机会和条件。那么，公司高管是否会利用避税交易进行寻租？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从显性薪酬契约中获得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低，他们越希望寻求隐性收益，此时公司避税程度越大，这一关系显著存在于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的异常关联交易，如代理委托交易、商品交易、资产交易、股权交易、债权债务交易、租赁等，伴生公司高管的避税寻租行为，这些异常关联交易加剧了国企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公司避税程度的相关关系；对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操纵也助于国企高管从避税活动中寻求隐性收益；但外部审计并不能产生治理作用。

以上研究为高管替代性自我激励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也为公司避税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对公司、税收政策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均具有启示作用。对公司而言，公司避税政策制定过程需采取谨慎态度，应将避税伴生高管寻租的可能性和程度纳入决策过程中。对税收政策制定者而言，简化税制和提高税规实施效率，可弱化内部人通过避税实施自利行为的条件，进而一定程度减少内部人的避税寻租行为，将显著改善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整体的治理。对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而言，加强上市公司税收方面的信息披露，可以获得更多的会计信息含量，有助于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研究结论为税收政策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支持性或限制性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思路。

注释：

①分析了深圳国泰安公司（CSMAR）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2003～201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1274家。借鉴苏启文和朱林 [8]的方法，按以下标准识别家族企业：第一，最终控制人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第二， 最终控制者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现2003～2011年间，属于家族企业的有1067家。

②在美国，税收咨询服务是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审计师可以提供的为数不多的非审计服务之一。

③由于上市公司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类型较复杂，本文分关联方关系类型、关联交易类型计算了多个非正常关联交易变量。后文只报告了考虑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后，对公司避税产生显著影响的非正常关联交易。

④限于篇幅，对描述性统计报告了1个避税程度指标，后续多元回归时也是报告同1个避税程度。本文也用其余3个避税程度指标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论与正文报告的一致。

⑤因为本文计算了多个变量来衡量公司的避税程度、异常关联交易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为了保证研究结论能够有较大的普适性，在统计检验和回归分析中所使用到的观测值将取决于具体使用的研究变量，这导致不同回归模型的样本观测值有所差异。

⑥限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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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漆玲琼）

作者：陈冬

第二篇：中短债基金为收益转型

中短债基金转型后可在一级市场上中购新股，增加自身投资吸引力。债券基金能分享股市上涨的成果，虽说收益率相对没有股票型基金多，但风险也相对较低。

南方基金日前公告，其旗下中短债基金——南方多利中短期债券投资基金将实施转型。转型后该基金最大的看点就是在相对稳定的债券投资收益基础上加入新股申购等内容，这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增加持有人收益。

无独有偶，博时稳定价值债券基金和诺安中短债基金也分别发布公告准备转型，投资范围中均增加了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等。

从上述基金的转型公告可以看出，中短债基金正极力扩展原先的投资范围，修改了不得投资于股票和可转债的限制性条款，将触角延伸到了股票、可转债、权证等多个领域，但不在二级市场直接投资股票。转型后成为投资范围更广的债券型基金。

压力增大

中短债基金为何要转型呢?这与中短债基金目前所处的困境有关。“中短债收益率太低，转型债券基金后收益率有望提高。”招商证券基金研究员王丹妮说。

2006年以来，由于银行信贷增长速度较快，经济面临过热风险，央行采取了上调贷款利率、发行定向票据、上调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性，债券市场利率上升较快，债券价格下跌，债券基金承受了一定的利率风险。

中短债基金面对紧缩流动性的市场，采取了缩短期限提高流动性的投资策略。但这样的策略显然就降低了基金的收益率，有的短债基金跑输了其业绩比较基准。

曾经辉煌

中短债基金在2005年作为创新产品而一举走红，当时货币市场基金广受欢迎，撑起基金业半壁江山，但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组合期限受到限制，收益率不高。这个时候中短债基金应运而生，因为中短债基金投资债券的期限长于货币基金，风险又与货币基金相差不大，费率和货币基金相当，这样的特点使得中短债基金的收益率要比货币基金高。博时和易方达两只中短债基金当时发行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易方达月月收益中短债基金还取得规模上百亿元的耀眼成绩。就像货币市场基金一样，中短债基金的热销也使得不少基金公司相继推出同类产品。

但随着市场利率走高以及股票走牛，中短债、货币基金都受到了市场的冷落，中短债基金的收益率甚至比不上货币基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为1.14%，而中短债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仅为1.05%，总体收益情况低于货币市场基金。

银河证券分析师王群航表示，就目前的基础市场背景情况和基金收益情况来看，中短债基金的可投资价值最低。

与此同时，股票基金整体跑赢大盘，去年创造了年收益超过100%的神话，今年上半年也取得了65%的净值增长率。投资者纷纷赎回中短债基金，导致中短债基金的规模急剧萎缩，最小的泰信中短债规模只有1.21亿份，最大的博时稳定价值也只有7.61亿份。这样规模的中短债基金对基金公司来说肯定不能盈利，转型可能是中短债基金的最好出路。

“中短债基金转型后可在一级市场上申购新股，就是为了增加自身投资吸引力。而对基金公司来说，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和风险，转型只是改变组合久期。”王丹妮表示。

提高收益

数据显示，在中短债基金规模缩水的同时，债券基金却在扩容。今年上半年，债券基金份额增长了120%，其中一季度增长了65%，二季度增长了55%。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14只债券基金今年上半年的加权平均净值增长率为12.39%。

分析师表示，债券基金收益率高，是因为债券型基金都有一定的比例可以参与申购新股，中签后获得的收益率相当可观。这样债券基金也能分享股市上涨的成果，虽说收益率相对没有股票型基金多，但风险也相对较低。

申银万国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前6个月新股网上平均累计申购收益率为4.2%左右，相应的年化申购收益率为8.4%。如果采取最佳申购策略，则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16.17%。

申万预计，由于下半年新股发行速度通常会超过上半年，因此今年下半年的新股融资规模有望扩大。而优质H股、红筹股的回归将有助于提升IPO市场的申购收益。

报告预测，随着下半年新股供应速度上升，网上新股申购获得的年化收益率将比上半年提升2个百分点，达到12%。

新股收益率的提高，也使中短债基金转型适逢其时。

作者：张学庆

第三篇：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概念、方法、类型

摘要：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定性分析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方法和类型等基本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揭开其神秘面纱提供参考。

关键词：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概念;方法;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具有经济收益。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将来获得的薪资报酬也会相应提高;对于社会而言，通过教育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社会财富得到增长。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學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陆续有学者提出教育非货币收益的问题，如1963年英国罗宾斯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研究后认为，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所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1984年，美国学者哈夫曼和沃尔夫第一次将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从教育收益中分离出来，他们的结论是，保守估计，考虑了价格指数并且矫正了通货膨胀率后，教育的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大致相等。[2]也就是说，教育的实际收益被严重低估，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教育的货币收益仅仅是其全部收益的一半，而另一半正是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非货币收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检索和解读我们发现，与较为丰富的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相比，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却所见不多，已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非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其中加里·贝克尔研究了在职培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而将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并分析指出两者须支付不同的投资成本。[3]斯特恩提出由于企业害怕风险，在企业和个人谁获益更多等方面存有疑虑，导致公司对工人培训和教育投入过低。[4]在国内，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有所涉猎外，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尚未引起大家的关注，这种境况与中国如火如荼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极不相称，也与我国作为职教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情况，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文献，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方法和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今后更多的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二、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

基本问题是事物基础性、本原性和主导性的问题，对于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而言，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内涵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考察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对于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迄今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已有的研究要么论及教育的外溢效应、外部性、临近影响等关联概念，要么是列举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内容和种类。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收益的情形”。弗里德曼认为教育存在相当大的“临近影响”[5]，能使得周围的人群和社会额外获益。后者如有学者指出，教育的非市场化收益包括私人的非货币化收益和社会的非货币化收益[6]，但究竟什么是非货币收益、为什么是这些非货币收益则不甚明了。我们认为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是指个体因接受职业教育而产生的除经济收益外的收益，包括对受教育者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心理、能力、情感和行为等的作用以及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等的影响。其内涵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潜在性。与易于测量的显性的经济收益相比，非货币收益无物化的表现形式，不易觉察，也难以计量。从个体和家庭视角看，虽然其对个体及其家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却往往是一种事后分析的结果，更多表现为心理体验或主观推测。从社会角度看，尽管非货币收益对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发展同时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很难断言是非货币收益之功，往往因其隐蔽性、潜在性而被忽略或弱化。

第二，差异性。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由于教育对不同个体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那么受教者所获得的教育收益也就相应会存在差异。同理，非货币收益不仅随着职业教育发生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而不同，而且不同时期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应该也不一样。有研究指出，在受教育年限相同的前提下，能力较低、家庭背景较差的个体获得的非货币收益会更高。[7]

第三，长期性。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虽不容易察觉和量化，但是它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和影响却更持久、深远。“教育外溢效应一般有5年、10年、甚至20年的滞后期，并将发挥长期动态的影响”。[8]

三、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联接未知和已知、从不确定到确定的桥梁。某种程度上来说，方法决定结果。没有方法就没有“确定”的结果，只有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模糊的“联想”。方法决定了我们如何收集研究事实和资料的规定程序和技术，同时也提供了分析事实和资料的基本手段和工具。

(一)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时间、空间、人群等相关概念。[9]就时间而言，既可以研究一个长时段范围内的非货币收益，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也可以研究相对较短时期内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比如学生毕业后三年或五年的非货币收益。就空间而言，可以选取较大区域内的职业教育，比如选取国内比较典型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考察其非货币收益情况;也可以考察县市层面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或者某个职业学校某个专业的毕业生获得的非货币收益情况。从研究对象看，既可以研究中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整体，也可以研究抽样的局部少量毕业生，甚至可以研究单个的职业学校毕业生。通过这些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毕业生非货币收益的研究，有助于揭开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神秘面纱。

(二)命题预设与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

命题是指对现象的主观判断(或陈述)。命题不是指判断(陈述)本身，而是指所表达的语义。[10]命题可真可假，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正确的方法是进行实证检验。如李锋亮和李拉在研究北京地区带动迁移老人的非货币收益和溢出效益时，就预设了三个命题，即设计了三个假设。通过对北京市四个社区带动迁移老人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了证实，而研究没有能够“从志愿者意愿的角度获得支持高等教育具有社会溢出效益的证据”，[11]也就是假设三没有得到证实，就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范例。对于未知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而言，我们在研究时既需要大胆预设，也需要根据客观事实小心求证，以便通过科学的验证达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目的。

(三)借鉴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所谓借鉴就是“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12]，而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并分析其异同。尽管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类型不同，但它们一样都同属教育，因此，在研究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时可以借鉴研究积淀较为丰富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可以参照其研究结果进行命题预设。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是在求证不同层次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时，可以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比较;二是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与相同层次不同类别(普通高中、普通本科和研究生)的调查对象进行比较;三是在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时，将研究获得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国内和国外)进行比较，同时借助逻辑推理等方法，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原因。

(四)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运用文献分析、观察和访谈等方法获得研究资料，采用非量化的手段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定量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使用条件更为苛刻，要求更高，这也是目前在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的可能原因。反映在教育非货币收益研究上的情况也是一样，“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外部性，但如何度量这种外部性，理论界一直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13]高等教育尚且如此，對于起步较晚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定量研究自然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适用环境、条件与场合不同而已。我们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好这两种方法，才能日益丰富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研究积累，才有可能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步接近真知。

四、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类型

类型是依据一定标准划分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总收益包括两部分，一是私人收益，二是社会收益。[14]其中私人收益包括货币化的私人内部收益和对个体及其家庭成员的非货币化外部效应。个体组成家庭，家庭构成社会。基于此，我们将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分为个体非货币收益、家庭非货币收益和社会非货币收益三大类别。

(一)个体非货币收益

职业教育受教者个体首先能够获得的非货币收益应该是在校期间的纯消费收益，即受教育者在课堂学习、社团活动、技能竞赛等项目中获得的纯粹精神享受[15]，同时也包括通过有目的的自学来提升自我能力而获得愉悦与满足。[16]其次，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受教育者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健康水平、个体经济理性水平和个体迁移能力等。格罗斯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较多的人寿命更长，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能降低0.4%的死亡可能性。在个人的经济理性水平方面，国外学者研究证明，其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受教育者在购物消费中，往往会搜寻较多的信息。[17]关于个体迁移能力的提升，有研究表明“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18]也就是说，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第三，延缓个体人力资本的退化。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时效性，也就是其形成和使用都受时间的限制。通常情况下，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其人力资本越大;使用的机会越多，增值效应越显著。有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减少人力资本退化的贡献率为5%。[19] 职业教育一方面使受教者获得了更多时间的教育，正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职业教育再次发展，才使得原先没有机会上学的人有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受教者通过接受教育能够更容易获得工作进而展示其才能的机会，这又反过来阻碍了个体人力资本的退化。

(二)家庭非货币收益

家庭，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或收养关系为纽带，从事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功能的基本单位。[20]尤其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观念比较浓厚的国家，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选择，特别是中等阶段的教育选择，往往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家庭享有教育收益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主要承担了子女学习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非货币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这主要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家庭规模和人口素质，以及接受职业教育后能够带来家庭成员的健康得以体现。二是能够优化家庭成员关系。国外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受教育的年限与“找到合适配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三是有利子女认知发展。舒尔茨认为，受过更多教育者更注意孩子婴儿时期的养育，这会提高孩子正规教育的效果。[21]因为学历较高的父母往往更容易接纳先进的家庭教育观点，并有能力对孩子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身心健康很有助益，职业教育也不例外。

(三)社会非货币收益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一大区别。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它不仅关注受教育者技术技能的提升，更注重对技术改良和创新意识、思维及能力的培养。[22]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除了肩负人才培养的职能外，自身还具有科学研究的任务和使命——尽管其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等与学术型高校有所不同，但也有利于技术进步与创新。第二，能够对国家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有所贡献。“教育可以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提高政治参与度。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会对政治越感兴趣，越能成为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职业教育可以唤醒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促进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23]借助职业教育往往能使受教育者更愿意致力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程度。第三，预防和减少犯罪。麦克马洪利用人力资本模型说明教育产生的社会收益中涉及了犯罪率的下降，“受教育程度和犯罪率呈负相关”，“校外青少年的犯罪率要比在校生高得多”。[24]由于接受了职业教育，受教育者既能够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从而在知法懂法的情况下做到守法。同时又能够在其毕业后更容易顺利就业实现乐业安居，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犯罪的可能性。

当然，以上论述的是部分正向的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职业教育也有可能产生负向的非货币收益，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低生育率在抑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劳动力的不足以及老龄化的加剧，这在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如，教育的地理外溢效应在帮助个体及其家庭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落后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同时，也能易使流出地区陷入“教育贫困陷阱”，从而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在中国的当下也时有所现。

五、结语

非货币收益作为职业教育学科领域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考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职教大国，但我们还不是职教强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还很薄弱，其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学生个体、家庭和社会持续不断的重视和投入。除了需要让民众知晓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或接受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预期外，还应使其了解接受职业教育产生的大量非货币收益——因为相关研究表明，“只有27%的学生估计到了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即外溢效应的重要性”。[25]唯此，才有可能改变目前绝大多数学生无奈接受和消极对待职业教育的境况，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为政府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提供有说服力的参考和依据。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对职业教育非货币收益的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和类型种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是否准确科学，尚需时间和实践去检验，特别是今后“我们有必要对每一种收益进行细化分类并进行实证研究”[26]，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准确、客观地还原教育带给我们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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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健华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non-monetary benefits; concept; methods; types

作者：李德方　周芳　马华　朱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