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摘要：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后不久中国学者就将其引入中国。本文通过梳理和回顾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入、宣传、发展和应用，来探究科学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学和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进一步探讨泰罗对当代中国管理的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篇1：

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与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摘要]定量分析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呈现递增趋势，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也逐渐得到重视，但仍存在定量分析方法应用较为单一、定量分析能力培养与公共管理学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促进学科发展的根本是注重对公共管理学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定量分析方法　能力培养

[文献编码]doj：10.3969／j.issn.0450-9889(C).2011.12.013

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成绩，但是，目前的公共管理成果大多停留在价值观念层面，而非直接指向实用、指向实践。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可以在宏观的层次展开，也可以在微观的层面展开。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方法论实质上存在两种趋向：一是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的方法论，二是实证调查研究的解释的方法论。其中实证性质的方法论分为定量的实证方法论与定性的实证方法论。定量的实证方法论也叫定量分析法，它强调研究结论直接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测量或者计算数据，侧重于用数字来描述、阐述以及揭示事件、现象和问题，并且极为重视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对于研究的意义，以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其基础。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在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上仍有所欠缺。克服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束缚，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释作者的观点和结论，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为了明确公共管理学运用定量方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从中汲取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和经验，本文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应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运用与培养。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定量分析能力的应用

公共管理立足于行政学和管理学，同时追求科学的逻辑理性和实际操作的合理性，对于管理实践而言，引进定量分析法，强调科学、严谨、务实的科学管理态度意义明显且重大。具体来讲，公共管理中的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统计学。统计学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与核心。现代统计一词有三种涵义，即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学。二是系统工程学。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三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一门由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结合而成的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理论假说，统计学提供原始数据资料，数学则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以证明或证伪理论假说。四是运筹学。运筹学主要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目标规划、动态规划、随机规划、模糊规划、图论与网络、存贮论、排队论、对策论、决策论、系统模拟仿真、搜索论等。

(一)样本描述

考虑到公共管理类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公共管理学相关的期刊，以及部分管理类期刊，本文选取了CSSCI来源中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管理科学》《管理学报》9种期刊。《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为二次文献类，不在样本之中。由于《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发行，为了便于统计比较，所有期刊均选取2004—2010年7年间的全部文章作为样本，共计11228篇文章，分析载文中涉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章及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情况。

(二)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章数量

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可以表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规模和趋势。样本统计显示，从2004—2010年，所选期刊共发表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章879篇，占总量的7.83％。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看出，整体显示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导的学术论文表现出递增的趋势，说明定量分析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和重视，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据此，笔者预测这种逐年增长态势下的良性循环：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速度更为加快→通过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的成果也会更加繁荣一在这种方法的示范效应下，还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来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催生更多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科研成果。

(三)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

根据前面所描述的四种主要定量分析方法，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显示，量化论文在数量上涨的同时质量上却存在较大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不丰富，应用方法方面统计学的使用独占鳌头，占总比重的69％。统计学是不少定量分析学者最青睐的方法，一般是由于门槛低、操作难度系数低等原因使然。但必须指出，交叉学科的发展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形式和表面上，只有内容相互渗透、方法互补，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丰富和完善，公共管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的集中度过高，应在日后的学科建设中加以重视和改善。

(四)研究主题归纳

已发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公共管理领域的众多方面，由于各个研究方向相互交叉，边界并不十分明确。直接涉及政府自身管理类的文章有393篇，约占45％，其他论文分散于能源与环境、医疗卫生、非政府组织、行业政策、教育管理等多个方面，详见表3。尽管覆盖范围很大，研究方向也比较分散，但基本都与政府管理有一定的交叉或联系。这也说明了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前景广阔，而且实践意义重大。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笔者从公共管理学专业习惯采用的关于研究方法介绍的教材及著作中随机抽取5本，具体见表4。

实际考察这5本专著中涉及定量分析法的比重以及具体方法类别，包括：一是统计著作总章节及涉及定量分析法的章节数，计算定量分析法章节比重；二是统计著作总页数及涉及定量分析法的页数，计算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三是考察著作所介绍定量分析方法的具体类别，统计结果见表5。

(一)方法论意义上的定量分析法普及率较低

表5用数字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目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学科著作中的定量分析法现状。定量分析法章节比重、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大都不超过0.3，呈现较低水平。两份译著中的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分别为0.1860和0.2911，是该组数据中的最低值和最高值，排除这两部舶来著作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译者不同的选择倾向带来的不确定性，算出我国学科著作中定量分析比重平均值为0.2654，这一水平不容乐观。

多年来，公共管理学界的教育教学一直处在学科建设较重要的位置。西方公共管理的发展脉络呈现学科研究推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在我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公共管理自引进来起就呈现学科教育作为整个学科恢复与发展过程中主线的大趋势。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直接翻译了不少西方公共管理著作，一些全新的概念和理念如同新鲜血液迅速注入我国公共管理学界，然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在内容上直接引进西方优秀公共管理成果，这在

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范畴的丰富和完善方面确实成绩显著，但相应地，我们也在另一个方面忽略了自主学科科研能力的提升，导致对于科研方法本身的探究不够重视，从而造成方法论意义上的定量分析法低普及率，这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公共管理的自主科研能力。

(二)定量分析方法介绍集中在统计学上

关于统计学的介绍可见于每本教材，这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习惯有关，更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可有效实施程度有关。可喜的是，关于统计学的介绍已经完善且趋于系统化和本土化，但整个方法论体系发展畸形和结构性不均衡。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公共管理量化分析依然处于新兴阶段，所应用的研究方法种类并不丰富，另一方面，也引申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这种方法使用频率上的“偏科”现象，这会对公共管理整个学科的发展和体系建构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调查中，笔者发现我国公共管理除存在量化分析方法不丰富、应用不广泛的问题外，一些教材中对于量化方法的介绍还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所谓“两张皮”的现象有两个含义，一是对于方法的介绍没有联系公共管理的实际，经常会出现公共管理单独介绍与定量分析方法单独介绍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二是一些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对于公共管理缺乏了解，在对量化方法进行介绍时，依然沿用理工科的语言和思路进行，造成从事公共管理的读者看不懂的现象。

出现“两张皮”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从学科结构的源头上讲，有对公共管理不熟悉的原因，如理工科模式的介绍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有学界和量化方法本身存在漏洞和不足等原因。公共管理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管理实践的人员较少，学者和实践人员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职能上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导致必要的沟通缺乏。显然，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应贯穿教材的整个过程，并实际运用到公共管理中。基于此，努力培养“文理兼通”的专业人才，加强学者和实际从业人员的沟通势在必行。

定量分析能力是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必须培养的基本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弱项。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高等教育质量。但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学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和技术教育层面，这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和教育对象不相适应，不利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与人才的培养。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共管理学专业培养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定量分析方法与公共管理学未很好地结合，而两者相结合是应用定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促进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一。

管理类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为管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定量分析相伴，所有新的管理理念都有定量分析支撑。从学科发展上来说，加强对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根本。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课题(10YB218)；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JXJG-10-1-10)

[作者简介]丁东洋(1979-)，男，满族，辽宁抚顺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贝叶斯数据分析及统计模型应用；周丽莉(1980-)，女，江西临川人，南昌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

(责编　苏洋)

作者：丁东洋 周丽莉

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篇2：

“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影响

摘 要：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后不久中国学者就将其引入中国。本文通过梳理和回顾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入、宣传、发展和应用，来探究科学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学和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进一步探讨泰罗对当代中国管理的作用。

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中国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1856-1915），美国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1911年，泰罗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后在美国本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美国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科学管理运动。[1]

与其他国家相比，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入的时间并不晚，甚至比欧洲还要早。穆湘玥的《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一书和杨杏佛的《人事之效率》一文标志着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入。这两位学者率先为中国人介绍了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自此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

科学管理传入到中国并非只是蜻蜓点水，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和介绍科学管理思想，其中不仅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实业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科学管理学会也相应成立，科学管理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0年日内瓦国际科学管理协会的总干事的厄威克给中国经济学家刘大钊和戴乐仁写信，希望中国也建立科学管理学会，以便更好地在中国推行科学管理。[2]1930年6月29日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在上海建立。1934年协会与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合作，开办工业管理讲习班，为国内工商业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工商管理协会还派人深入各企业调查，为其制定改革方案，为各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提供实际指导，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实践和普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工商业界，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力发展民族企业，积极尝试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实践更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灵活运用，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的科学管理道路。甚至有些企业的改革走到了泰罗的前面，带有行为主义科学的色彩，比如个别工厂的改革就非常注重工人的福利，不仅为工人们办学校、提供住宿和洗浴、办理意外保险和养老基金，还建设企业文化、加强工人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人和雇佣方不仅达成理解和合作，甚至工人对企业组织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实行科学管理的企业都只注重泰罗制的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科学管理的核心——“心理革命”。许多管理者把工人当作工具，在工作效率提高后依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榨工人劳动力，使工人的身心受到伤害。当时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比英美等国长三四个小时，工资却只有英美等国工人的五分之一。[4]

中国在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劫后，几乎是百废待兴。由于流失了许多通晓科学管理的人才，中国的科学管理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1955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前后几批专家学者的归国促进了科学管理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应用。1958年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中文版）出版。当时运筹学在国际社会已是被广泛应用，钱学森等人引入运筹学，使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计划有严格的定量基础。[5]1958年，我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带着他的学生到运输部门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解决了东北的交通运输问题。国际社会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也是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运筹学起步可见并不晚。后来，在华罗庚的推动下，运筹学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一次群众运动。[6]1954年，前苏联专家向中国介绍了统计质量管理，并在我国的纺织、建筑、电子、机械等工业部门被迅速应用，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没能像统筹法一样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很好的普及。[5]

纵观泰罗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学界当时敏锐的嗅觉，几乎和世界同步引入了泰罗制。然而由于我们国情、国际环境、文化、认知水平等各方面的影响，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发展断断续续、变形走样。

科学管理思想在我国的传入虽然不算晚，但是科学管理在我国工商业中的运用只有短短十余年，仅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沿海大城市中的一些大型家族产业中运用。此后由于十多年战争的耽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入停滞和倒退。新中国后，虽然统筹学被广泛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但是这种革命式、运动式的传播，就像赶时髦一样，一阵风刮过去，运动搞完了，科学管理也就不在了。再加上文革时期统筹学的推广活动被迫中断，这样很难让科学管理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随着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系统管理等一些新的管理思想的出现，泰罗的思想好像理所当然的被中国抛弃了。科学管理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却已经宣告结束。

西方的工业革命自十七世纪中叶起进行了二百多年，他们完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和科学管理革命的历练。手工作坊、原始工厂慢慢革命进化到现代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充分地经过了合理的安排和锻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是粗放式的，还是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人力投入，这正是因为我国工业没有经历过科学管理革命的洗礼。虽然我国近年来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但是西方国家的产业经过上百年的锻造，有相当完善的生产流程和产业链，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不止于技术，更在于标准的生产工序、严格的工业分工、规范的生产细节、合理的生产流程和先进的工人培训。经济学家咸郎平先生曾经说过，产业流程不是靠专利收购就可以解决的，专利可以收购，技术可以突破创新，但是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流程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中国的企业管理，正是缺乏科学管理这样的基本功。

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实践科学管理时，科学管理在中国就只注重技术层面而不注重“心理革命”，甚至连技术层面的东西也没有学好。科学管理的本质是使工人和雇主实现合作与理解，减少浪费和消耗，提高效率与产出，最终获得工人和雇主的双赢。事实上，直到今天我国企业的管理者依然没有平等地看待工人，不关心工人的心理需求。

距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中国的科学管理革命还没有真正完成。曾经泰罗制对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泰罗主义对于中国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我们更要回归泰罗，静下心来苦练“基本功”，追求效率，打造精益求精的细节，用科学的管理来取代经验式管理，实现中国管理的现代化。（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雷恩.管理思想史[M].第五版.孙建敏，黄小勇，李原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1-176

[2] 许康，劳汉生，李迎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泰罗”——曹云祥生平与事业[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21（6）：68-76

[3] 蒋国杰.留学生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3）：1-8

[4] 丁军强，许康.民国初期劳动管理问题初探——兼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J].船山学刊，2001，3：88-91

[5] 劳汉生，许康，杨盛标.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西方管理科学方法的初步引入[J].科学学研究，2001，19（2）：100-105

[6] 劳汉生，许康.“双法”推广：中国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里程碑[J].科学学研究，2000，18（2）：62-69

作者：龚葳

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篇3：

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

引言：对于管理理论而言，反思可以说是推动其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分析我们国家管理学的整个历程，探索它的发展路径以及其中存在的规律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我们国家管理学的自主创新有非常大的帮助。文章对50年来，我们国家管理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同时也讨论了这其中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引言

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管理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所有的条件以及环境都准备就绪，使得中国管理学可以开始进行自主创新。这就要求对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以及管理学中国学派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是中国特色管理学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传统中国本土管理学

在建国初期的时候，苏联管理模式在我们国家盛行，这对我们国家管理学的发展做了不小贡献，使得管理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模式跟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符合，所以就要进行一些改变，创造具有我们国家特色的一套管理模式[1]。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面都没有得到改变。中国管理学在那个时候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指导思想，它只是单一的阐释了一些经典理论的教条，要不然就是机械的“照搬照抄”，与实际情况相悖，根本不注重西方管理学中那些科学的成分，只是一味的强调管理二重性中的特殊性，这样一来就限制了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道路，阻碍了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其次就是研究方法，把一些抽象的研究方法看得太重，将一些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摒弃在外，根本不注重实证研究；同时还要提到的就是管理实务，在实际情况中，总是说一些空乏的大道理，将人的精神力量看得太重，从而否定了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样就导致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形态非常单一并且封闭；另外就是理论与管理实际相脱节；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很好的学术自由意识以及氛围，中国的管理学很难客观、科学的展开学术争鸣。

我们国家的管理学的不足有非常多的原因。首先就是社会人文环境达不到要求；其次就是对于封建思想的批判还不够完全，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残留；另外对理论体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同时也不强调实证研究[2]。中国传统的管理学只是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上。历史表明，苏联管理模式阻碍了我们国家管理学的发展，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扬弃，对我们国家的管理学理论进行变革。

二、西方管理学如何影响中国管理学变革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引进了西方管理学的学科基模体系，这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以及实践意义，至此中国管理学步入了现代化的开端。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必要的变革过程，管理现代化以及后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在其中之列。中国管理学经历过“古今中外”各种管理理论相互碰撞的时期。 这段时期它的变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外诱变迁”，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主要就是跟踪模仿西方管理学的理论，那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但是却把自己内部的创新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中国管理学经历过那一段跟踪模仿的时期之后，所面临的是很尴尬的局面，中国管理学根本抗衡不了西方管理理论跟实践。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在西学的过程中，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传统的文化不符合管理学范式，所以应该废弃中国的管理学，改用西方现代管理学。也有部分人认为应该全盘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学，甚至很多高校的课程教材就是西方原版的管理学教材。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最终会使我们失去自我，在不断制造西方现代化管理学神话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信徒，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真正的悲哀[3]。以前，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破旧立新”，鼓足了劲迈向“管理现代化的道路”。明白不能完全颠覆中国传统的管理学，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国管理学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真正的阻碍因素，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

三、发展中国管理学就必须现实问题优先

我们国家管理学在发展的时候，最好是把西方管理学作为一种参照，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管理学范式的体系中创造属于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就应该是用特定的方式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去创造自己，这就属于一种自主创新，只有依照这样的方式才可以使中国管理学成为真正的管理学，才可以让它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具有世界意义。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说，中国管理学要想发展就要注意两点，首先就是要有中国特色，它在国情上有所体现，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现状以及传统中国文化就是它的立足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问题意识，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问题着手。

四、结论

对于中国管理学而言，不管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还是管理创新，这些都是一种基础，它们是推动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探索中国管理学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它们可以提供很多有帮助，甚至说我们可以对一些实践经验加以总结，然后探讨出属于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然后再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这也是非常切实可行的一种做法。管理以及管理理论要结合特点的环境以及人和事来谈，所以中国管理学确立的基础离不开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一旦离开了，就会使得中国管理学成为无水之源。

参考文献

[1]赵晓生，叶澜.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度[J].北京周报.2011，18（4）：65-67.

[2]金上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9（2）：15-17.

[3]白云涛，卢琳，竺蓝.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J].管理科学学报.2010，22（3）：158-161.

（作者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

郭义祥，男，汉族，湖南长沙人，长沙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职学生管理学教学教改。

作者：郭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