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政治哲学分析论文

2022-04-15

贾谊的政治哲学分析论文篇1：

贾谊《新书》思想研究综述及总结

摘要：贾谊《新书》是汉代大一统之前的著作，它前接先秦诸子百家时代后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时代。《新书》中有很多诸子思想的体现，但是其本质还是儒家思想。贾谊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又做出了建设性的发展，丰富了儒学的“礼”的思想。关于《新书》思想的研究，历来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就其研究做一个小的综述和总结。

关键词：《新书》;思想;诸子思想

作者简介：孙明杰（1994.9-），女，满，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人，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

贾谊现存世疏文共58篇（其中2篇阙文），都收录《新书》中。《新书》中有贾谊的上疏、有政论文、有任太傅时的教案，还有早年的作品，可以说里面的每篇文章都是贾谊思想的体现。《新书》中不仅仅有政治思想，还有教育、经济、文艺等思想，是研究汉初社会文化的重要文本。本论文先就现有关于《新书》思想研究的论文、专著做一个简要的总结，然后进行概括。

一、《新书》思想研究综述

关于《新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这三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比较综合性的研究。下面就主要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有关《新书》儒家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仁政”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礼治”的研究。关于“仁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比如赵敏的《贾谊仁政思想简论》、刘永艳的《论贾谊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书》中的“仁政”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关于贾谊“礼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贾谊礼治思想提出的背景、礼治思想的具体的内容及礼治思想的师承关系及影响等多个方面。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文章有黄宛峰的《略论贾谊的礼治思想》、丁毅华的《荀子、贾谊礼治思想的传承——兼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唐雄山《贾谊礼治思想研究》、贺春健的《贾谊礼治思想溯源》等都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像贺春健的《试论贾谊礼治思想的价值及局限》，从正反两方面研究了贾谊“礼治”思想的利弊。除了专门的论文研究，还有像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这样的专著，虽然并不是专论贾谊思想的研究，但是在论述贾谊的部分，也对其“礼治”思想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关于《新书》中法家思想的研究，比较多的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王震亚的《论贾谊的法家思想》认为之所以一直以来标榜贾谊为儒家代表人物是因为受到“尊儒反法”的影响。祁玉章的《贾子探微》认为“贾子生于专制鼎盛之际，其尊君思想受到法家影响殆不可免”。还有的研究是就贾谊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来阐述其法家思想的表现的，比如周双利的《论贾谊和“削藩”》更为集中地探讨“削藩”所体现的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的法家思想。

在研究贾谊法家思想的研究方向上，还逐渐扩宽出贾谊的法律思想，如袁兆春的《贾谊法律思想初探》不仅论证了贾谊的诸多政治法律思想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还论述了礼与法的关系。胡春丽的《贾谊法治思想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先论述了历史上把贾谊作为儒家代表认为还是法家代表人物的分歧，然后着重讨论作为法家代表的贾谊的表现，并说明了这些带有法家色彩恶政治主张对于汉初政治的重要作用。

除了政治方面的研究，还涉及到一些其它方面，比如华中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写作小组的《贾谊的“积粟”和晁错的“贵粟”——初评西汉初期法家的经济思想》论述的是法家思想在贾谊经济政策中的反映。

研究贾谊的道家思想大多关注在他的《鵩鸟赋》等汉赋作品上，但是有些研究是从《新书》中的文章来论证贾谊的道家的思想的。

冯友兰的《贾谊的哲学思想》认为作为哲学家的贾谊，其实是继承并且发展了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新书》中的《道德说》是汉初重要的一篇哲学文章。杨希强的《贾谊之“道”的哲学意义探析》从《道德说》和《道术》入手，认为贾谊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儒法结合的哲学基础是道家思想。

除了上述专论《新书》中道家思想的研究外，还有一些论文在讨论秦末汉初的儒道合流的时候也谈到贾谊在《新书》中所表现的道家思想。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在研究《新书》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这个方向时，研究者大多把道家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认为贾谊哲学上的指导思想是深受道家的影响。

研究贾谊《新书》中的思想，除了各持一端思想流派或各有侧重的思想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祁玉章的《贾子探微》就认为“贾子生于暴秦之后，黄老思想当世之时。故其论道杂糅各家，兼采众长;论政则以仁为本，仍缘儒家之传统，不稍变更;论学则则古称先，修己治人，实乃一贯之历程。”冯国利的《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认为《新书》中《道术》、《六术》、《道德说》是贾谊政治哲学观点的总纲，认为贾谊的政治哲学观受到儒、法、道三家综合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个完成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较为深刻地讨论了儒法道对于贾谊思想的影响。更为详细的是潘铭基的《论贾谊学术思想之归属——兼论其思想之时代意义》论证了贾谊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关系，并且说明贾谊的思想杂糅诸家并不是一个意外，在当时汉初的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晁错、陆贾等人都是融汇诸家思想的。而梁安和的《贾谊思想研究》的观点仍然是认为贾谊受到诸家影响，但是在把贾谊的人生分为不同时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思想研究。还有的观点认为是贾谊在融合各家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系统，比如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认为贾谊的思想既不同于申、商、韩非的法家思想，又不同于孔孟，所以说贾谊的思想是自成体系的。

通過上述的简要论述，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第一，《新书》内容丰富，思想复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自持己见，不过这就使研究有所偏漏。所以，选定一个研究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二，在《新书》研究中，存在着重研究部分名篇忽略整体，着重研“事势”忽略“连语”、“杂事”的现象。“事势”、“连语”、“杂事”这三部分构成了《新书》的全貌，包含了贾谊思想的全貌，对于“连语”、“杂事”的忽略不利于全面客观的研究贾谊《新书》。

二、贾谊《新书》思想总结

上文对于《新书》思想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新书》蕴含的思想丰富，一方面汉初距先秦社会未远，社会思想并未完成整合，成书年代的思想背景使《新书》中蕴含着诸子思想;另一方面，贾谊本身博学多闻，通百家思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所以在其作品中自然有所体现。不过，我们认为贾谊的《新书》儒家思想是根本，其它思想为末。

首先，在师承关系上，贾谊为儒学一脉。《汉书·儒林传》中记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1]《经典释文·序录》中也有“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2]无论是荀子—李斯—吴廷尉—贾谊这一师承脉络还是荀子—张苍—贾谊的师承脉络，都可以看出贾谊为儒学一脉。并且，贾谊还为《春秋左传》训诂，所遵从的儒家所倡导的注重文献传承的思想。其次，《新书》内容虽然是旁征博引，但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汉帝国。对此，贾谊所倡导的做法既不同于道家的“無为而治”也不同于法家的“刻薄寡恩”。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和匈奴问题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两大因素。对于匈奴问题，贾谊提出了“三表”、“五饵”之策，希望通过仁爱等一些非武力的方式征服匈奴;对于诸侯王问题，贾谊希望达到“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目的。除此之外，在汉初社会倡导“休养生息”时，贾谊就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隐患，这其中包含经济、民风等诸多问题，贾谊希望文帝能够重农抑商，并把重点商业，如铸钱、铜布，收归国家。一来是让经济能够长足发展，二来是遏制因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不良风气。由此可见，这与当时的黄老“无为”思想的截然不同的，并且贾谊所提倡的政治手段是与法家不同的。贾谊的“过秦”就是批评了秦朝所推崇的法家政治。

不过，还需要强调的是，《新书》的儒家思想和先秦时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先秦儒学的继承发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长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3]可见，先秦儒家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汉初社会与先秦社会的政治环境是不同的，汉初亟需解决的巩固政权，而先秦社会面对则是诸侯争霸，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儒学自然也是要内部调整的。并且，儒学的发展其实一直未间断过，孔子提倡“仁”，孟子提倡“仁政”，荀子则发展儒学的“礼”，提出“礼治”学说。《新书》成书之际虽去秦未远，但是社会的变动却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确定《新书》思想之本还要从本质来看。

关于《新书》儒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本人毕业论文中将进行具体的阐述，在此略讲一二。在政治上，《新书》体现出了儒家的基本治国原则“仁”与“礼”，并且贾谊把荀子的“礼治”提升到了“礼制”的制度高度，为儒家“礼”之思想做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经济主张上，贾谊强调重农抑商，以民为本的理念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上，重视太子的德育，重视儒学典籍的教育作用，希望形成一个自天子宫廷到诸侯大夫再到平民百姓这样符合“礼”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可见《新书》中所提倡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儒家思想是相同的。

注释：

[1]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韩非：《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参考文献：

[1]方向东译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3]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韩非：《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作者：孙明杰

贾谊的政治哲学分析论文篇2：

比较视域中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根本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世界政党百年历程经验启示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2.002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9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长期全面执政的大党，并且依然风华正茂、充满朝气活力，成为世界瞩目的政党政治奇观。当今世界，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国家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按照一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类型与模式的政党制度，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和政治制度运行。由政党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在当代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政党政治。各类各种政党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生生死死，除了历史上曾出现过但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政党，现存的政党有6200多个。到2021年，在全世界已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66个。政党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主导的一种政治类型或治理方式。世界各国各类政党现象受一定通则或规律支配，其成败兴衰都由一定内在机理和逻辑支配。而政党的兴衰成败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具体到各个国家，各国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了政党政治的类型、制度模式、运行机制的多样性。政党和政党制度既可为民造福、为国昌盛;亦可为祸国民，导致国破民穷。政党的功能作用如何发挥，执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如何确定，政党介入国家政治、影响社会的途径、原则和结果，以及法律和社会对政党的规范，社会大众的政党认同等问题成为政党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初心和历史、如何对待信仰和信念、如何通过反腐败进行自我革命等成功经验和重要启示，对世界上已有百年历程的政党行稳致远、创造未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不忘初心”——百年政党之根

“不忘初心”是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历程的第一个根本原因。

在当今世界，能够具有百年历史即有一个世纪阅历和资历的“百年政党”，在数目比例上是极少数，百年政党也可以叫做“世纪政党”。从1921年到2021年，世界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及持续40多年的冷战;经历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经历过进入21世纪后新科技革命带动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美各国政党受到极大冲击，而后伴随着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盛行，2011年西方国家发动的“茉莉花革命”导致的难民潮对欧洲各国政党造成新的冲击，使法、意、德等国发生了政党格局的大动荡和大调整。这百年间，在残酷战争和数次重大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无数政党生生死死，分化组合，百年政党必定是能经受住百年的风云激荡、走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经历过重大考验的政党。因此，所有走过百年历程的政党都会面对如何对待自己的“初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执政七十余年的当代世界最大的政党。“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处理好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扎实走好每一步，具有关键性意义。

“初心”是政党之根，根深才能叶茂。“不忘初心”首先是一种精神，这种初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英勇奋斗的精神，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相较于其他百年政党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品质。环顾世界，抛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和两党制的百年政党不论，即使是曾长期执政的、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印度的国民大会党，都在它们步入百年前后，丧失了当年的奋斗精神，失去政权沦为在野政党。“初心”指的是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其内涵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2]“不忘初心”就是一切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向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不忘初心”，必然与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与如何看待和认识党的历史相联系。在世界各国政党的发展历程中，有些政党分化组合不断，对党自身的历史、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认识判断的分歧与争斗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者造成派系林立危害党的团结，或者是一部分出走另组政党造成党的分裂，所以一个政党的历史难逾百年。毫无例外，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的成长早期充满了挫折和磨难，甚至到了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在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也发生过全局性的失误和错误。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勇于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直面现实，能够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两个决议”的历史贡献是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历史性基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前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后一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总结，科学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澤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决议，都为当时和以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百年政党的历史是由不同的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阶段所构成的。而每一个历史阶段走过的路，必然受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家地位、国内政治和社会条件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当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理解和认识这种“初心”和“使命”，客观地叙述和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包括在每一历史阶段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纲领，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抗战、民主和团结的坚持，今天分析历史时不能随意简单地用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概念，将其解释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加以否定。今天，我们不仅要重视党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力合作，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历史事实;也要重视武装斗争对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作用，当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武装斗争而否认统一战线，认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否认民主党派当时所持中间立场的进步性，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的态度。

“不忘初心”既与党的历史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3]

对“不忘初心”的理解，必然会联想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认识，本质上是如何对待政治权力问题。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凡是政党，都以政治权力问题为终极目的，这是政党政治的本质。历史总是前后自然联系的，不能任意选择，更不能人为割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4]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分析阐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关系，即“两个如果没有”“两者不可割裂”“两个不能否定”。质言之，对前后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关系认识的核心问题是对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评价。习近平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5]政治问题就要从政治上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国家政权是政治权力的根本问题。只有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重大论断，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才能永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让我们在对待其历史方面有着深刻的前车之鉴。同时也应看到，海峡对岸的中国国民党也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它在上个世纪末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忘记走过的过去”“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两蒋时代”对台湾经济和社会的贡献，缺乏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国民党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根”，同时也失去了赓续发展之“魂”，因而必然出现随着台湾民主进步党抛出的议题起舞的现象。国民党在台湾民主进步党所谓“转型正义”的追打之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提出议题的能力和引领时代的动力，前途可忧，命运黯淡。

因此，作为百年政党，正确地认识当今世界，以敏锐眼光从政治高度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在领导国家和人民的征程中准确地把握自己，坚守初心和使命，与人民风雨同舟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拥有不竭力量的源泉，是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百年政党持续发展的重要启示之一。

坚定不移的信仰信念——百年政黨之魂

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勇往直前的第二个根本原因。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

信仰即政治理念，主要是指政党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为一个政党所信奉的是什么样的“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它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人们通常将其冠以“主义”。意识形态是表示人们对各种政治价值观以及政府构成、运行和政治权力作用的思想和信仰结构，是一套具有一致性逻辑的思想指导及政治行动原则。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借以观察政治的透视镜，有助于简化对于政治、政党、政纲、政策等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它把人们信仰什么和人们怎样得到某种信仰结合起来，前者包括人们的信仰体系、价值结构和世界观;后者指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透镜去看世界，以及人们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和动机来选择和评判他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现象。”[7]在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引导政党产生，形塑政党的政治纲领，是左右政党政治主张及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信仰，其科学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政治和学说，它也是一个全面的哲学，一个思想的方法。”[8]“马克思主义的严谨、威力和影响，是有助于共产党团结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加强了共产党的结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加强。”[9]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思想提供了一个总架构、总体系。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对于历史法则和发展趋势进行政治判断的政治智慧。政治智慧包括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选择力，以中国共产党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的选择为例。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必须准确分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成形式，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政党的阶级性去分析政党属性和政党关系，深入研究各党派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历史特点，以及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相继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对各党派分别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主张，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切实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共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从而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动其发展的。

信仰是政党之魂，时代条件虽有变化，但信仰信念不能抛弃，不能改变。1921年的一大党纲就以极其明确的语言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一个有明确追求和信仰的党，一开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字句。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一大党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在其后的百年间，不论是穿越激流险滩、经历惊涛骇浪之际，还是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之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共产党的鲜红旗帜、镰刀斧头的党徽党旗从未有任何改变。政党理念即其所秉持的主义是政党的重要标志，依据主义所制定的政纲是政党的一面旗帜，对外界来说，是人们对一个政党进行认知判断的重要标准;对内部来讲，对党的团结、进步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信仰对政党有着决定性作用，政党对主义的忠诚程度决定其生命力，在当代60多个百年政党中，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以主义为先导的左翼政党占半数以上，那些缺少政治信仰的掮客性的政党朝楚暮秦，大多昙花一现，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政党信仰问题的规律认识也适用于其他“主义”的政党。现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也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美国民主党是以自由主义为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运动或政党的旗帜。由于自由主义内涵的复杂性，从它最初出现起，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从霍布斯、洛克到今天的罗尔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和个人至上的观点，强调个人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并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原则应该是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贯彻与实现。因此，美国民主党的“自由”发展到无止境无界限可以质疑一切的“进步”，强调永无止境的改变就是“进步主义”。近几十年来，民主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信仰“自由主义”转变为以信仰个人社会价值为基础的“进步主义”。从政治信仰到价值标准信仰的转变，首先体现为政党标识的改变。驴子是民主党最普遍的标志，对此有好几种解释的理论，抛开解释的内容，驴便是民主党，象便是共和党，形成外界识别美国这两个百年政党的基本标识。象没有变，但是美国民主党已在2010年11月2日中期选举前推出了新党徽。新党徽白底，外圈为深蓝色的圆圈，里面则为天蓝色的大写字母“D”，下面分别以蓝色写着民主党人（Democrats）字样、以红色写着“需要的改变”（Change That Matters）的口号，以取代沿用逾百年的驴子党徽。

更重要的是，在选举政治中，西方国家某些政党为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不再以社会经济观点观察分析社会和划分社会群体，而是着重考察个人价值观念是否绝对自由，按照肤色、族裔、性取向甚至是否“变性”这些个人的社会价值标准划分社会群体。美国民主党强调其服务的对象是非洲裔美国人、残障人士、亚太裔、海外民主党人、美洲族裔、拉丁裔、信仰社群、LGBT社群、美国原住民等16类群体，在政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凸显“身份政治”色彩，而忽视在政策主张上代表和体现美国大多数公民的愿望和利益。号称“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年龄（或投票年龄）、肤色、信仰、原国籍、宗教、经济地位、性倾向、族群认同和残障的歧视”，[10]体现出民主党是一个对恪守思想原则鲜有兴趣、而对于追逐和保持自己的权力更有兴趣的政党。与之相对立的共和党则信仰保守主义，重视家庭、反对同性恋、反对变性，信仰有限政府和個人责任，它“相信经久不衰的道德秩序是存在的。这种秩序是为人所立，人也是为这种秩序所立的：人性始终如一，而道德秩序是永久的”。因此，共和党主张“要遵从习俗、传统和连续性。因为正是旧有的习俗使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11]从美国近两百年的政党发展史来看，保守主义政党与自由主义政党同属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信仰包括政治制度、宪政体制、权利来源、权力制衡等方面共识大于差异，能在竞争条件下和平相处，但是从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和两党相继上台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来看，美国的政党极化、政治恶斗破坏了家庭，撕裂了社会，动摇了国家，两大政党的走向值得密切关注。

信仰的作用还在于与政党的政纲和政策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政党的政纲是同其奉行的主义、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政纲发乎主义，成乎政策。政纲是政党为适应某一时期的特殊情况所制订的这一时期的行动纲领，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条件、历史情况的变化，政纲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变化;至于政策，则为政党本其政治主张所拟定，是处理某项事务或解决某一问题较为具体的工作方针和方案，是实行主义和政治主张的实际方略，亦是随着情况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随时改变的。因此，主义、政纲、政策三位一体且存在先后顺序，党的“主义”不变，而政纲、政策必须因应时代发展、面对现实。万事万物发展的过程使它永远面临新的问题，必须“凭自己的理性在新的现实和旧理论中相应的原理之间作一番清算。如果当事者自己进行这种再审查，它是内在力量的一个标志，也是任何努力向前的、成长中的党不能避开的课题。”[12]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度重视政治思想理论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和执行，从而根本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廉洁政治——百年政党的健康肌体

勇于并有效地反腐败进行自我革命，使百年政党拥有健康的肌体，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政治廉洁程度是政治学分析观察一个国家执政党的重要指标。长期执政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特别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是否能够有效地反腐败进行自我革命、为政清廉，是对它的最大考验。权力不受制约、缺乏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腐败侵蚀政党的肌体、涣散政党的组织、削弱政党的能力、削减政党的社会基础。民众在政党认同问题上，越来越把政党清廉放在首位。如何通过反腐败赢得民心、争取民意，这对世界各国政党来说是普遍的任务和话题。

许多曾有过辉煌历史的政党甚至是百年政党，都因自身的腐败被人民所唾弃而失去政权，如印度国民大会党（下文简称“国大党”）。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12月，是印度历史上最悠久的政党，印度议会的另一个政党为现在执政的印度人民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两大政党构成印度政党政治的主体。作为百年老党，国大党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印度独立后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大党的家族政治和腐败弊端不断暴露，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国大党的形象一落千丈。20世纪70～80年代，国大党内部经历多次分裂，开始由盛而衰，90年代曾失去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2004年虽又通过大选东山再起，但已不再拥有当年一党独大的地位。客观地说，腐败在当今印度各政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并非国大党所特有，但国大党的腐败问题最突出。因为从时间上看，国大党执政时间最长，腐败存量最多，最为选民所诟病;从领域上看，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产生腐败的领域广泛，涉及行政、立法、司法、国防等各个领域，选民记忆最深;从层级上看，国大党的腐败涵盖了党内各个层级，在其执政期间，从基层负责人、邦的领导人到党的中央领导人，都曾卷入腐败案件中。印度人民曾期待它能够反腐败，因而国大党2004年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它重新执政后，并没有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为了自身党派的利益在对待腐败问题上采取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的态度，如此使民众固化了国大党腐败的印象，对其完全丧失了信心。国大党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遭受重挫，仅获得44个议席，从而使得以“打击腐败、打造清廉政府”为口号的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2019年，国大党在人民院选举中稍有起色，获52席，但距离重返执政地位所需的席位太远，使得执政绩效并不彰显的印度人民党长期执政至今。所以印度人感叹，“人民党的强势崛起只不过是国大党影响力下降的外因，内因则是该党内部的制度性腐败上行、决策效率低下、家族政治、固步自封，特别是高举民生大旗却没有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反而加剧了印度的社会贫困。”[13]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也曾面临着最大威胁——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14]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政党，也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执政党存在重大差异，西方国家不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执政党只是组织政府、掌握行政权力，而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党、长期、全面执政，是一个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制度的政党，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负全面责任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掌握并具有分配更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资源的权力。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一元化的领导方式、自上而下的单一制国家的结构形式，层层节制的党政管理制度，使得权力更容易集中。这种体制机制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施政方面能够从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着手于眼前工作，又能制定实行长远规划。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的时间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党长期处于执政和领导地位，不可避免地使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权力缺乏监督，大面积深层次的腐败现象必然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内，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深入党内政治生活，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观念淡漠，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突出，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侵蚀党的肌体，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违法违纪攫取利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以反腐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民心，逐步迈向标本兼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强度史无前例，成效令世界瞩目，为世界政党发展史所罕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21年3月，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达200余名，清除的局、处、科级的贪官污吏数以万计。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党的组织和风气发生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从而走上了廉洁政治的轨道。中国共产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反腐败问题上给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吏治的问题。西汉贾谊就认为“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整顿吏治，严格党的纪律和规矩，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锲而不舍督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扎实履行政治巡视职能责任，深化运用“四种形态”，精准有力执纪执法，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着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近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赢得党心民心，才能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强壮。当然，中国共产党这种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执行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严密程度，立党、管党、治党的能力水平，尽管是当代世界上其他不同类型的百年政党所向往的，但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是研究百年政党时所必须明确的。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政党。当她在嘉兴南湖红船启航之时，就制定了明确清晰的政治纲领和理念目标。在以后岁月里，随着时与势发展变迁，又逐步制定了为实现这一总的政治綱领和理念目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和行动纲领。我们党有严谨的党章和严格的党纪，有建设和发展党的一整套成体系的理论，而在纷繁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党的建设和政党政治理论是发展的、开放的。放眼未来，前景可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领导14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人类历史奇迹，也必定创造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昂然屹立，常做常新，永葆青春。

注释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3][4][5]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3、5页。

[6]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7][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思：《领袖论》，刘李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8][法]莫理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9][法]莫理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竸璇译，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105页。

[10][11]俞可平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美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92、116页。

[12][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严隽旭、蔡升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4页。

[13]胡博峰：《“百年老店”国大党可能沦为地区性政党？听印度人感叹国大党沉浮》，《环球时报》，2020年10月16日。

[1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责编/陈璐颖

作者：周淑真

贾谊的政治哲学分析论文篇3：

21世纪以来陆贾与《新语》思想属性研究综述

摘要：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陆贾与《新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者们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这对深入研究陆贾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萐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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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肖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