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文章以深市主板2011年3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高管现金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负相关。本研究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实践价值。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篇1：

中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序列规律性研究

一、引言

自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其经典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证券模型估价、证券价格变动研究和盈余管理的检验三个重要应用领域以来，国内外学者数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轨迹进行的。盈利时间序列的研究在现实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可以对未来盈利进行无偏估计，从而找到经济领域中的重要规律，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的投资，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地配置，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西方学者的多数研究证实，企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大致可由随机游走过程来表述，而我国盈利时间序列是否遵循随机游走的时间性态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西方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认为，个别企业的会计盈利变化可由随机游走过程来表述。利特尔和雷纳（1962、1966）对英国公司的会计盈利变化进行研究得出年度盈利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鲍尔和瓦茨（1970）对1946～1970年美国700家上市公司的会计盈利时间序列分别进行了游程检验、序列相关检验、连续时段差分均方检验和部分调整模型的拟合检验，同样得出了会计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结论。而比弗（1970）和洛克比尔（1976）的研究表明，资产报酬率和股权报酬率并不遵循随机过程。瓦茨和列夫威奇（1977）对瓦茨（1970）的研究作了更新研究，通过Box-Jenkins模型与随机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部分企业的会计盈利不服从随机游走，而同行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并且发现个别企业的盈利可由随机游走模型予以表达。阿伯切特、洛克比尔和麦克科恩（1977）对1947-1975年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欠成熟，导致国内在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面进展缓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黄志忠和陈龙（2000）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他们利用沪市100家公司1994-1999年的年度财务数据，对随机游走模型和带成长因素的随机游走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并不遵循随机游走过程和带成长因素的随机游走过程。同时也指出，当时研究的结果不遵循随机游走模型，并不意味着将来仍然如此，待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得较为成熟之时，上市公司的年度盈利很可能可以由随机游走模型较好地描述。其他学者在运用盈利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不加检验的直接利用随机游走模型，其分析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三、中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序列规律性假设

西方学术界研究结果基本上赞同年度盈利可由随机游走过程很好地予以表述。即由

假设中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序列遵循随机游走过程或遵循带固定成长因子的随机游走模型。

（一）随机游走的假设随机游走模型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在一个半强式有效市场中，投资人不可能依赖一个公布的会计变动而导致的盈利变化来获取非正常报酬，除非该会计变动具有税收方面的意义，因此管理当局的均衡修饰手段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加剧盈利的波动。

盈利随机游走模型的财务含义是：公司盈利的变动是随机的，预期的未来收益完全取决于当期收益。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公司处于困境或顺境的机会是随机的，其变动过程可以用随机游走模型来表示。简单的随机游走特征可以用

然后对盈利增量的均值和自相关系数是否等于零进行检验，如果盈利增量的均值和自相关系数等于零，则盈利时间序列满足随机游走。

（二）带成长因子的随机游走假设假设选取的样本满足带固定成长因素的游走模型，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研究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营业利润三个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使用数据来自于锐思数据库、中国证监会网站，分别选取2002.1～2009.1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分不同行业进行检验，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在原始样本中剔除了ST和数据残缺的上市公司，计算过程利用SPSS软件完成。

（二）实证检验具体如下：

（1）游程检验。游程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是Mood在1940年提出的，具体检验方法为：

假设εt～IID（0，σ2）的条件下，可以构造一个随着收益变化总数增大而渐进服从正态分布的统计量：

其中：R为游程数，E（r）为游程数的期望值，σ（r）为游程数的标准差。式中：

其中：N为观察的收益变化的总数；n1、n2表示收益上升和下降的数目。

在95%的置信区间内，若游程个数落入[R-1.96σr≤x≤R+1.96σr]这个范围内，就说明所研究的对象在95%的置信区间内呈随机游走。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时间的规律性进行检验。

（2）自相关性检验。Fama（1965）提出的自相关系数模型如下：

其中：ρ是自相关系数；rt是某一时间t时的收益；k是滞后期数；当ρ=0时，说明两个期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服从随机游走。

对大样本，可以使用Q检验方法：

Q是自由度为m的渐进X2分布，m是最大滞后长度，在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序列是白噪声，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三）实证检验结果具体如下：

（1）游程检验。选取2002.1～2009.1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数据，分别对不同行业的季度盈利进行了游程检验，季度盈利时间序列的长度N均为29，所有上市公司季度盈利数据n1、n2在13～16之间：n1=14、n2=15时，10.31≤x≤20.65；n1=13、n2=16时，10.22≤x≤20.46。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74.33%的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各个行业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的情况有所不同，采掘业、建筑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交通业、农业、社会服务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其余行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服从随机游走，制造业、批发业两个行业服从随机游走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多数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2）自相关性检验。同样使用2002.1～2009.1我国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数据，分别对不同行业的季度盈利进行了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25.79%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即不服从随机游走。各行业存在自相关情况有所不同，自相关程度最高是批发业，可以达到29.16%，其次是制造业，自相关程度为28.32%，社会服务业的自相关程度最低，仅为11.7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多数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序列服从随机游走的。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我国A股907家上市公司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分别对不同行业进行游程检验和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游程检验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74.33%的季度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而自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25.79%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即不服从随机游走。这种研究结论与黄志忠和陈龙在2000年时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在2000年时的研究中，黄志忠和陈龙就明确指出，当时研究的结果不遵循随机游走模型，并不意味着将来仍然如此，待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得较为成熟之时，上市公司的年度盈利很可能可以由随机游走模型较好地描述，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黄志忠、陈龙：《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成长规律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

[3]赵迎红：《上市公司季度盈利状况分析》，《财会通讯》2010年第2期。

[4]朱峰：《公司盈利的时间序列分析》，《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

[5]徐跃：《关于我国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6]吴世农：《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7]赵迎红：《会计盈利信息与股票价格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11年第1期。

[8]赵迎红：《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盈利状况及与股价变动关系统计分析》，辽宁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9]丁方飞：《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国际借鉴与方法探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3期。

（编辑杜昌）

作者：赵迎红赵晓波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篇2：

高管激励真的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吗？

【关键词】高管现金薪酬；高管持股比例；高管激励；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会计信息质量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要素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证券市场迄今为止已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发展，各种股票行情的涨跌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会计信息披露违规现象越演越烈，这些不和谐的音符给处于蓬勃发展期的中国证券市场以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如何规范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相比于会计制度等存在的缺陷，公司治理结构才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深层次原因。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都产生于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的需要，理论基础的相互重叠使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两者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高管激励这一敏感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高管激励方面的缺陷对于引发国内外财务舞弊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会计信息的产生离不开高层管理人员，由于会计信息处理主观性的存在，单纯依靠会计准则来确保会计信息质量已经远远不能得到保证。根据高阶理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反映，因此对高管人员激励是否恰当与会计信息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高管激励体制，那么现有的高管激励机制是否恰当？能否有效地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是现金激励还是非现金激励更能促使会计信息质量更上一层楼？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一系列的疑问都要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找到答案。本研究试图从高管激励的角度去探析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各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一般由现金收入（薪酬形式）和非现金收入（例如：股票、股票期权）两部分组成。

现金薪酬是高管薪酬中最常见、最直接的形式，薪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高管的行为方式。现金薪酬制定得越高，高管就越没有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额外收益的动力，就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从而确保长期在公司任职获得稳定的回报。另外，高管现金薪酬越高，说明其个人能力越强、诚信度越高，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有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扭曲程度。周晖等（2010）选取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的年度报酬能诱发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一种是与股权相关的非现金收入。高管持股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对高层管理人员的长期股权激励问题，从研究结论看，对于这一问题众多学者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看法：一是高管持股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二是高管持股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三是高管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呈现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四是高管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无关。

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指出，随着持股数量的增加，由于利益的趋同，管理者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股东决策使用。Warfield等（1995）从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角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究发现，当管理人员入股或机构所占股份增加时就会降低管理人员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Gabrielsen（2002）对Warfield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讨，以丹麦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会计盈余操纵的可能性越小。李常青（2004）和梁杰等（2004）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这说明增加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减少盈余管理程度。韩丹等（2007）指出，CEO持股使得股东和管理层利益趋同，高管层与股东代理问题弱化，公司造假的可能性减少。杜兴强、温日光（2007）也同样发现，公司高管人员平均薪酬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小。

而Fama和Jensen（1983）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过高的高管持股不仅不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相反还会引起机会主义的增加，导致公司治理水平的下降，从而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刻意地进行会计信息造假。Morc等（1988）指出，当股权高度集中于管理层时，管理层会以牺牲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而追求自身利益，使得自愿的信息披露减少。Limpa Phayom（2002）和Sam Han（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呈负相关关系。陈国欣等（2007）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更有可能诱发舞弊行为，更有可能进行会计信息造假。

随着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一些学者还认为高管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Yeo等（2002）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成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持股与会计信息质量成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则呈现负相关关系。Teshima和Shuto（2005）以日本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和防御效应同时存在，使得管理股权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呈现三次非线性关系。

更有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并无显著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虽然比较多，但结论并不统一。由于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衡量标准选取的指标不同，究竟高管薪酬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能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企业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时代。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单靠CEO或者总经理的个人能力管理公司已远远不够，更需要具有多种知识和能力的人在一起开展工作。因此，对整个高管的群体激励具有战略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一直是我国激励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直接导致了股东（委托人）和高管（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导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了解决这一代理冲突，委托人可以通过合理的薪酬设计诱使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为。由于会计信息处理主观性的存在，高管薪酬设计不当，在面临公司或者公众利益与高管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管理层可以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公司盈余进行操控来使报告更加漂亮，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势必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不利影响。良好的激励机制设计能有效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问题，使得高管自身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高管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利益趋同假说”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将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挂钩，尤其是增加高管的股权比例使得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将高管变为“内部人”。为了增加薪酬收益，管理者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公司，更愿意站在股东的角度处理问题，高管为了短期利益而对会计信息造假的风险也将增大，从而降低高管人员操纵会计信息的道德风险。加上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具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从而使得高管更加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这种具有前瞻性的目标可以抑制高管为了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从而减少了会计信息造假的行为，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现金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参与信息披露考核的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行业、ST、PT以及信息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共得到395家样本公司。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并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设计

会计信息质量：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指标很多，为了数据的权威性、客观性和可获得性，本文借鉴了刘立国、杜莹（2003）的研究方法，选取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用Quality来表示。信息披露考评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将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每年一次的考评，考评内容包括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及时性等六个方面，并结合上市公司当年所受奖惩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分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进行鉴定并对外公布。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对考评结果进行量化处理，将信息披露质量按照A、B、C、D分别赋予数值4、3、2、1。

高管激励：按照假设，本研究从两个方面考察高管激励——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高管现金薪酬用高管前三名现金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LnSalary），高管持股比例用高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除以总股数来衡量（Shares）。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相关变量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Top10）、每股收益（EPS）、公司规模（LnSize）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Quality=α+β1LnSalary+β2Shares+β3Top10

+β4EPS+β5LnSize+ε （1）

模型中，Quality表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从绝对数来看，2011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等级最大值为4（优秀），最小值为1（不及格），均值为2.92，说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但整体状况均能达到良好水平。进一步分析，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为不合格的上市公司有10个，占到了样本公司的2.53%，可见还是有少数上市公司未能达到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高管现金薪酬自然对数最大值为1.6644E1（1 693万元，万科A），最小值1.0307E1（2.997万元，兴业矿业），均值1.4102E1（188.424万元），说明高管现金薪酬差异较大，并无固定支付标准。高管持股比例最小值为0（高管不持股，共184家上市公司，占到了总样本的46.57%），最大值为1.9748E-1（19.748%，苏宁环球），均值1.5161E-3（0.152%），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还是相对较少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均值为50.0312%，最大值高达91.03%（湖北能源），说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控制权依旧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每股收益和总资产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异也较大，说明样本公司涵盖较为全面。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3是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表。从表3可以看出，高管现金薪酬、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公司规模分别与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虽然负相关，但不显著。上述结果初步说明高管激励可能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为准确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另外，各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15，因此，初步估计，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不存在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利用模型（1）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考察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先分别将两个自变量单独放入模型；然后将所有自变量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

表4中第一列显示，高管现金薪酬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现金薪酬越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好，假设1得到验证。可见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手段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二列显示，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假设2相反，说明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太低（样本公司仅为0.152%），很多公司高管并没有持股现象，使得高管人员无法真正站在股东的立场上经营和管理公司，股权激励的效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样低的持股比例也很难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与此同时，高管任期普遍也较短，现有的股票激励制度反而促使某些高管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获得更多的报酬而进行会计信息粉饰，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第三列是将两个激励变量放在同一个回归的结果，高管激励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本与前面回归一致。

控制变量方面，股权集中度（Top10）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基本不显著，也就是股权是否集中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并没有决定性影响。但进一步研究样本公司发现，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低于50%的上市公司中，会计信息披露等级为不合格的公司为7家，占到了全部不合格公司的70%，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股权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越高，表明公司控制权也越集中，这样更有利于对公司的统一指挥。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大股东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每股收益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每股收益越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好。这是由于每股收益越高，表明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高管的薪酬或多或少地与公司的业绩挂钩，从而也就越有利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资产规模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资产规模越大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好。公司规模越大，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和需求程度也就越大，监管层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力度也就越大，企业形象也就越重要。因此，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越有动力披露更多、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选择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会计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总体状况良好，高管现金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对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而这种负相关性也可能是由于高管持股比例太低造成的。可见，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加大对高管的现金薪酬激励和股票激励力度。目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激励机制，对高管的激励大多由固定工资加奖金组成，激励方式也比较单一，以短期激励为主，尤其现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处于起步阶段，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这使得高管人员无法真正站在股东的立场上经营和管理公司，因此要优化高管的薪酬结构，建立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激励机制，例如推广股票期权制度，将长短期激励相结合，以此来鼓励高管人员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进，是一项艰巨又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单纯依靠高管薪酬的激励力度提高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第一，加强高管约束机制。目前我国许多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革组建的，产权方面政府没有太多的干预，对高管约束力不够，这样高管很可能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因此，高管约束与高管激励共同加强才能真正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如建立违约行为处罚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的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审计委员会等。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加大对高管违规的处罚力度。第二，建立有效的高管选拔机制。上市公司要使高管薪酬激励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规范高管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同时，还要对高管人员的选拔和竞争有一定的约束。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一般由政府或大股东委派，这样不利于公司管理者的长期发展。因此，上市公司应加强高管选拔机制，国家应建立高管人才市场和高管人才库，培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第三，完善上市公司高管业绩评价体系。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业绩评价主要依靠财务指标，缺乏合理的评价程序，高管薪酬也通常直接与公司业绩挂钩，往往忽略高管操纵会计指标的可能性。因此，要将会计信息质量引入高管薪酬契约中，作为高管业绩评价体系的指标之一，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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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瑜库德华

实证会计研究探析论文篇3：

会计造假的识别和防范：相关文献综述

摘要：会计造假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本文从会计造假的识别和会计造假的防范两方面，对我国会计学者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未来会计监管和监管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造假识别防范

会计造假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信息披露违规甚至恶意造假，则会破坏上市公司的诚信形象，并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进而严重损害资本市场的功能，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如何识别会计作假，并防范会计造假？我国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本文对这方面文献综述进行综述。

一、会计造假的识别

（一）会计舞弊的信号及其风险因素会计造假是通过舞弊信号表现出来的。2002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审计技术提示第1号——财务欺诈风险》，列出了公司存在财务欺诈的风险因素：财务稳定性或盈利能力受到威胁；管理当局承受异常压力；管理当局受到个人经济利益驱使；特殊的行业或经营性质；、特殊的交易或事项；公司治理缺陷；内部控制缺陷；管理当局态度不端或缺乏诚信；管理当局与注册会计师的关系异常或紧张。郑朝晖（2001）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十大管理舞弊案，发现我国四类上市公司基本存在管理舞弊：资本运作和关联交易频繁的上市公司；业绩和股价波动厉害的上市公司。章美珍（2002）以银广夏舞弊案为例，发现最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征：行业政策频繁变化、盈余减去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差值指标为负数、一些非同寻常的大额和获利丰厚的关联方交易、内部控制制度混乱。张长海、陈险峰、吴顺祥（2005）运用公开财务报告资料进行分析式复核，发现资产负债率、销售毛利率和营运资金对总资产比可用来进行舞弊性财务报告识别。

（二）财务报告舞弊的特点及手段方军雄（2003）研究发现财务欺诈公司具有高资产负债率、低速动比率，以及高应收款项比率和低应收款项周转率的特点。也就是说，高资产负债率、低速动比率，以及高应收款项比率和低应收款项周转率的公司属于财务欺诈的高危群体。同时建立了舞弊财务报告的线性概率模型（LMP）和（Logistic）模型，发现从预测结果看，Logistic模型较好。陈亮、王炫（2003）从经验分析角度，我们认为欺诈公司并非无迹可寻，识别欺诈可从外部财务指标、审计风险较大的科目、三大报表的钩稽关系、现金流量表结构、财务指标的异常波动五个角度入手。同时，还从实证角度构建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识别模型，对11 个指标与会计欺诈结果进行了单因变量的方差分析。娄权（2003）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建立了舞弊财务报告的识别模型，结果显示：规模较小和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容易在财务报告中舞弊，而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高科技行业和受保护行业的企业容易舞弊财务报告。黄本尧（2003）以2001年度和2002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临时披露公告中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的实证考察，发现关联交易广泛地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当然，关联方交易并不就意味着财务报告舞弊；如果关联方交易双方确实是以公允价格定价，则不会对交易双方产生异常影响。但事实上，有些公司的关联方交易采取了协议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高低取决于公司利润转移的需要。这样，关联方交易就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

二、会计造假的防范

（一）单一管理措施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公司治理结构、产权理论、制度安排等不同角度，就会计信息失真原因以及提高质量的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强调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并非忽视其他因素。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陈汉文等，1999；刘立国、杜莹，2003），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原因在于缺乏完善、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陈汉文等（1999）以“琼民源”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认为琼民源会计舞弊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企业改革至今所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之具备现代企业的特点是防范会计舞弊、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一条根本性出路，同时还提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其他对策：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提高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完善现行法规等。刘立国、杜莹（2003）则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方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要解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入手，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林钟高、吴利娟（2004）认为完善公司治理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质量，从而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改进会计模式的措施，以实现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融合。董事会、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建友（2001）对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董事会的功能、组成以及董事会与虚假财务报告的关系加以探讨，以期强化我国董事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而抑制虚假财务报告。认为监事会实际行使的是董事会应该行使的职能，应是董事会制度的一部分。薛祖云、黄彤（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某些重要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董、监事会制度在监督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在监事会规模、监事的独立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潘琰、辛清泉（2004）以契约理论为基础，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分析了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栾甫贵（2005）则探讨了破产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其会计信息的特点，提出了明确破产会计信息质量的监控目标、建立全面的破产会计制度规范、构建完整的破产会计信息质量监控体系、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等监控破产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思路。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企业中客观存在的两个控制主体，即企业所有者和受托经营者。阎达五、宋建波（2000）认为双元控制主体间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现实中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为此，双元控制主体构架下现代企业的会计控制必须以“协调”作为会计控制的目标，设计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控制思路和方法，并建立多层次的会计控制体制。陈国辉、陆建桥（1996）利用企业产权理论，通过分析不同企业产权组织与会计的内在机理，进而剖析我国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反映失真、会计监督弱化的深层动因：国有企业独特的产权结构及其变迁。要从根本上解决会计问题，还必须依赖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而不仅仅是会计改革本身。刘峰（2001）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不仅仅是一部《会计法》或相应的会计技术规范所能解决的，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李玉梅（2004）认为以统一立法规范企业信息供给行为，是我国现实需要和必要选择。通过立法以产品质量模式监管企业信息供给行为，提高企业信息供给质量，也可以通过立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雷又生、耿广猛等（2004）从道德角度分析了会计道德缺失造成信息失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建立和恢复诚信为本的会计职业道德的措施：明确新的市场道德准则；缩小道德自由空间；克服领导的短期化行为；建立道德监督评价机制。刘骏（2005）通过分析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会计规则执行及对注册会计师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全面的，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必须注意克服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及其监督的消极影响，充分利用其积极因素。一般来说，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越高，从而更能够防止虚假会计信息。袁园、刘骏（2005）从独立性的界说出发，分别从代理理论、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以及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分析了独立性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提高审计独立性的两点对策：强化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的制度约束；逐步取消有限责任的事务所组织形式。蒋尧明、罗新华（2003）认为我国目前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主体——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真正基于市场的需求主体，从而失去了一支能有效约束、监督会计信息供给质量的市场力量。因此，培育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市场需求主体，是有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必然选择。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令他人所知”，是所有可推测的知识的总和。黄董良、黄芳（2005）应用共同知识理论分析了会计信息供求双方的行为动机以及相关能力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认为扩大会计信息各方的共同知识，就会降低会计信息不对称、统一相关人员的认识和行为，是当前改善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一条新路径。为此，制定会计规则应征求社会各界的建议；对会计规则尚未明确的会计事项尽快形成通行做法。王宝庆（2000）认为会计信息失真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素质和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素质、加快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政府干预企业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汪士果（2005）认为会计丧失独立性是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会计独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保证。所以要提高会计独立性，确保会计信息客观、公正，一是完善会计准则；二是增强会计人员独立性，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和职业道德，实施会计委派制等；三是增强会计独立的外在约束力，包括法律约束、财政税务约束、审计以及证交所监督等。我国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试行了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价制度，舒惠好、王宏（2004）对上海、山东开展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价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财务会计情况评价并公示，有助于监督企业依法监督会计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中介机构应包括会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咨询机构、财务分析师等。张长江、温作民（2005）认为会计中介角色创新将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积极效应。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会计中介市场运行机制，行业自律组织要建立会计中介机构执业质量评价体系，会计中介机构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利于国际化发展。洪剑峭、娄贺统（2004）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对会计准则导向的选择和会计监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会计准则导向的选择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导向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在相对会计监管较弱的环境中，选择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限制企业管理层的会计选择空间将能促使企业管理层的如实报告行为，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基于转轨经济的国情，完善会计监管制度是当务之急。张瑞君等（2004）通过分析我国传统会计核算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财务业务一体化核算模式的新思路。该模式通过优化流程，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业务和财务部门信息实现实时传递和共享，从而能够显著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策略。李端生、续慧泓（2004）阐述了网络环境下会计报告的生成过程及披露模式，提出了企业、信息中介机构和信息用户三者相互制衡的会计信息市场保证机制，会计信息质量也将得到有效提高。会计信息加工的质量决定了会计报表的质量，所以要重视会计加工过程的质量。申琳等（2004）从分析设计会计信息加工处理工序中的质量指标入手，运用量化管理的手段，设定会计信息加工处理工序中质量管理的预警区域，以作为质量控制的标准。付磊、马元驹（2005）认为公正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基本特征。公众对会计造假的不满是由于会计结果的不公正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和造假的本质是人格上的不平等对待、利益上的不公正分配。朱小平、马元驹（2004）提出了程序会计，强调追求会计过程的公正，就能达到会计公正的结果，才可有效治理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二）综合管理措施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多层次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才可以真正有效防范会计造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1999）认为会计信息不实与造假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两种主要表现。造成会计信息不实的主要原因有：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差；会计环境不完善；会计准则的应用性差；会计自身因素的限制（如会计方法的可选择性、会计判断的复杂性以及货币单位等的限制）、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主要对策包括：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会计准则的应用要避免主观随意性；改善会计工作的客观环境。会计信息造假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主要有：国有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矛盾；激励和约束机制非对称性；市场机制缺陷与政府职能的局限性；产权关系模糊与企业市场法人主体资格的缺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阻力较大，监督弱化。提出了会计信息造假的治理对策：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优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促使会计信息生成规范的有效运行；构建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监督方式，提高监督效率。谭劲松等（2000）认为会计制度不完善、产权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关系带来会计信息失真，并由此提出从明晰产权、加强会计规范建设、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强化契约关系等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王跃堂、孙铮、陈世敏（2001）从会计改革的目标出发，运用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研究会计改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结果显示：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依赖于会计改革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而且离不开执行机制的改革，提高有效的准则执行支撑系统。准则制定机构要考虑会计准则与经济环境的融合性；政府应该采用市场导向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积极培育和规范会计中介机构，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王海民、王宏武（2002）认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构建新的会计信息质量监管机制，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和外部监管机制。另外，还要不断优化会计信息质量监管机制的环境因素，如法制、道德、经济体制、发票管理、结算制度、会计人员素质、注册会计师素质等。制度约束、技术约束、伦理道德约束这三个变量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其中，制度约束与伦理道德约束的相互关系称为制度伦理。池兆念（2005）研究了制度伦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认为在会计制度安排的设计中要以当代公认的伦理精神为指导（即“制度的伦理”），力求会计制度的合理、公平、公正、正义，只有这样的会计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强调会计伦理道德的制度化，通过明示和默示，发挥会计“伦理的制度”的凝聚、演示、调节和规范功能，必定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唐国平、郑海英（2001）认为目前我国企业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主要根源不在会计系统与会计制度本身，而是左右企业会计行为的深层次原因。他们从市场经济环境、企业、企业会计等不同层面分析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根源，认为违法性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动因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人的有限理性（利益冲突、激励约束机制、内控制度等问题）、硬性法律法规制度的“软约束”（执法不严、执法不及时、对资本市场各参与者的法律约束失衡和软化）。为此，提出遏制和消除违法性会计信息失真的具体建议：加强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的治理与整顿；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包括会计法规），同时强化刚性法律法规的“硬约束”。王华、庄学敏（2005）通过对广东省内上市公司的实地调研和问卷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不仅仅是会计人员本身的问题，更是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上市公司的一些制度安排的不合理、税法和证券市场游戏规则的不完善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解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必须加强相关法规的建设、严惩造假者、改善执业环境。林钟高、赵宏（1999）认为实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内部人控制等所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存在，无法从“会计委派制”中得到根本解决，而必须从产权结构和代理关系两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缓解道德风险的有效方法有设计最优契约，对代理人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选择和签订长期契约。逆向选择的治理主要通过建立以信息充分沟通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与运作。内部人控制行为是经理人法人代理权的失范行为，其主要的治理对策包括：一是要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法规制度控制；二是规范公司资产保值增值与劳动报酬的同步增长比例，防止内部人合谋行为；三是严格会计审计制度，严格审计监督；四是制定较长时期的经理人经营业绩的评价标准；五是形成经理人的代理权竞争机制，逐步培育经理市场。财务报告舞弊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利益冲突。朱国泓（2001）就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激励不足与错位以及会计控制的虚化和弱化，并提出从激励优化和会计控制强化两个方面的二元治理方略。

三、文献述评

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造假的识别和防范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为会计监管和未来监管制度变迁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作假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就研究内容来讲，会计造假的防范方法和技术基本上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第二，就研究方法来讲，该方面的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会计造假的防范规范研究更多，并且实证研究多借鉴国外研究方法设计和模型。我国证券市场建设和会计规范起步较晚，会计研究所需要的数据难以取得。随着证券市场和会计准则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不断规范，我国会计学者实证研究逐渐多起来，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第三，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因，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造假的防范或治理研究，并没有完全考虑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一些建议并非完全有效，而且一些相互矛盾。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依旧是会计学者研究的焦点，但治理措施如何触及问题的实质仍在不断探究之中。总之，国内学者对会计作假的研究侧重于规范研究，也涉及一些实证研究，但多借鉴国外模型，有时一些结论并不合理。今后，我国会计学者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多考虑本国具体会计环境。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会计学会课题组：《关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调查研究——从会计学和产权角度分析》，《会计研究》1999年第4期。

[2]陈国辉、陆建桥：《企业产权组织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监督》，《会计研究》1996年第5期。

[3]陈汉文等：《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由“琼民源”引发的思考》，《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

[4]陈亮、王炫：《会计信息欺诈经验分析和识别模型》，《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五届会员单位、基金管理公司研究成果》（2003年）。

[6]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欺诈鉴别的实证研究》，《上市公司》2003年第9期。

[7]付磊、马元驹：《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公正性特征》，《会计研究》2005年第9期。

[8]洪剑峭、娄贺统：《会计准则导向和会计监管的一个经济博弈分析》，《会计研究》2004年第1期。

[9]黄本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研究报告（深证综研字第0073 号）》（2003）。

[10]黄董良、黄芳：《共同知识会计信息供求与会计信息质量》，《财经论丛》2005年第3期。

[11]蒋尧明、罗新华：《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与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

[12]雷又生等：《会计信息失真的道德分析》，《会计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