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法典》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人格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学界对于如何更好保护人格权、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的宪法化”所导致的结果，而我国民事立法不采纳德国民法典之进路是国情使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民法人格权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民法人格权法律论文 篇1：
人格权独立成编研究综述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使“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话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议题存在“独立成编肯定说”和“独立成编否定说”两派观点，并围绕学术观点、立法技术、政治风险三个争议焦点展开。学术观点的争论主要立足于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关系、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区别等方面;立法技术方面，则存在“自然人涵盖说”“内容单薄说”等“独立成编否定说”，以及“体系漏洞说”“最佳选择说”等“独立成编肯定说”。而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否会带来政治风险也存在争论。《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采取独立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做法可能一定程度降低能否独立成编的争议，但关于人格权编的位置问题、与其他编的关系问题及其具体条款问题等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人格权独立成编;立法技术;政治风险;人格权
〔
〔作者〕杜应芳，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8
李荣，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四川成都610068
自2017年3月《民法总则》出台以后，民法各分编的工作也在紧张筹备着。在民法各编中，对于人格权应否单设一编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其实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就有学者讨论过，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只是2014年以来更加受到学界的关注。2018年9月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将人格权编作为单独一编，对相关争论一槌定音。但是，仍有必要回顾“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主要争议焦点，归纳不足之处，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总体而言，之前学界对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这个议题的态度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主要以王利明、杨立新、孟勤国、郑永宽等为代表，“否定说”主要以梁慧星、孙宪忠、徐国栋、尹田、米健等为代表。正如有学者所说，编纂民法典如何规定人格权法，争论比较广泛，经历了从学术观点之争、立法技术之争到政治风险之争的转变。①鉴于此，本文也遵循这一逻辑结构进行展开。
一、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之学术观点争议
（一）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关系之争议
关于人格权与主体制度的关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基本代表了对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立场。总体而言，人格权独立成编否定说认为人格权与主体制度不可分离，人格权独立成编肯定说认为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可以分离，二者有不同的含义。
1.不可分离说
一是人格伴生说。梁慧星认为人格权与人格的概念不同，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的载体。人格权与人格相伴相生，二者不可分离，进而间接论证人格权与主体具有不可分离性，从而主张把人格权规定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不赞同人格权单独设编。②
二是人格尊严派生说。孙宪忠认为，人格权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之间属于派生关系，且只有自然人有人格权，因此人格权制度与自然人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将其独立成编，自然人的人格权制度部分将失去其重要功能。③
三是人格利益调整说。耿林则是通过对人格权相关概念的词源进行梳理，从而推导出人格与人格权都是法律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调整的结果。具体而言，他认为，法学理论中的民事主体的伦理意义是从“人格”词源中属于人的自然属性如自由、尊严、精神力量等涵义中提出的，法律制度只不过是根据社会需求对已有的伦理意义做出的剪裁与挑战。对于人格权，他指出，人格权是建立在自然人的人格意义上的，因此是对自然人人格利益的法律调整。至于哪些人格利益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法律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作出的考虑，“人格权是法律所赋予的，而不是法律制度所规定的”④。
四是理论漏洞说。尹田则从人格与人格权权利来源的角度分析人格权独立成编存在的理论漏洞。他认为，自然人人格为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包括其私法地位（权利能力）和公法地位两个方面，而公法地位中的一般法律地位只能由宪法赋予，
①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②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③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④耿林：《人格权及其立法技术》，《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
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构成要素的权利表达，系基于人格的获得而当然产生，故其权利来源为宪法而非民法。并主张自然人的人格权应由侵权责任法予以保护，而不应将其进行赋权规定。①
徐国栋则指出，2015年7月29日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召开的“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上已经形成“人格权与自然人不能分离”的共识。即使独立成编，也不意味着强化了人格权的保护，并主张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自然人部分。②
易继明对《大清明律草案》《民国明律草案》《民国民法》《民法通则》四部法律中关于人格权的内容和结构进行评析后指出，要用认真的历史分析和严肃的逻辑思考学术研究及立法，否则会被一种缺乏说服力的表象所迷惑。他认为人格权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部分，一是与权利主体制度密不可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二是人格权之具体形态;三是人格权益受到损害时的侵权救济。另外，他还认为，《民法通则》作为一部具有通则性质的法典，在权利主体与权利救济（民事责任）之外，再规定权利内容（民事权利）是体例所需。并进一步指出，通过设权性规范建立起来的具体人格权体系，自然可以置于与财产权相对应的人身权项下，从而间接论证人格权没有必要单独成编。③
2.分离说
王利明在价值层面上肯定了否定说将人格权置于主体制度中规定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后，指出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存在明显区别，其规定的具体性和民法总则规定的抽象性并不兼容，人格权的发展趋势也表明其无法为民法总则的规定所涵盖，将人格权置于总则之中将影响人格权的充分保护和利用，人格权不应规定于总则中的主体制度，甚至不能全面规定于总则之中。并进一步指出，将人格权制度与主体制度等同会产生如下弊端：第一，混淆人格与人格权的不同含义。从“人格”词源的角度看，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含义是指取得权利的资格，另一含义是指人格利益。而人格权则是以人格利益为客体所形成的权利。主体资格与主体所享有的具体权利之间虽然关联密切，但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与主体资格存在本质区别，不能相互混淆。第二，将人格权制度与主体制度等同无法实现对人格权的充分保护，无法形成人格权的利用制度，同时也存在立法技术问题，无法解释人格权的限制或克减制度，从而无法调整各种具体的人格关系。④
郑永宽对人格权与主体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若简单以人格权与人格不
①尹田：《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②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③易继明：《人格权立法之历史评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④王利明：《论民法总则不宜全面规定人格权制度——兼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可分离而推导出人格权应该为主体制度所涵盖，似乎在理据上有欠充分。并指出，人格权与人格虽有密切联系，但二者终究是不同概念，表征不同的范疇体系。①
张素华从潘德克顿体系出发，指出《德国民法典》因为历史原因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编，但是《德国民法典》创造的权利能力制度，使得人格与人格权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从现在看来，人格权与人格密不可分，但从历史看人格与人格权并非一母同胞，不可分离。人格与人格权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随着权利的开放性、时代的进步性，潘德克顿的五编制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对潘德克顿体系的接纳和继受不能仅仅局限于形式，其内核应该是法律关系学说、法律行为理论、请求权基础思维方式，潘德克顿体系力求逻辑自洽，概念明晰，但不能作茧自缚。②“人格权从一开始就不是源于逻辑体系的理性选择，而是源自实践的需要”③，故“人格权法进入民法典也无需受制于潘德克顿体系的制约”。一般来说，人格权专属于特定主体，它对于权利主体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与民事主体不能分离，但是随着人格权的商品化，使人格权与民事主体变得可分离。④
（二）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异同之争议
1.民事权利相异说
梁慧星认为，人格权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是维持主体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其性质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失踪相同，均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而与一般民事权利之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⑤其他民事权利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权利，而人格权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权利，也正因为此，人格权不能像其他民事权利一样表述为“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继承关系”“亲属关系”，因此人格权不能与物权编、债权编、继承编等各分编并列共同置于民法典分则中。此外，从权利来源的角度看二者也存在差别：其他民事权利需要法律赋予，而人格权系“生而取得，死而消灭”。⑥
孙宪忠认为，人格权从法律体系化角度看，无法和物权、债权并列;而且人格权是非交易性权利，所以内容没有物权、债权那样丰富，也无法与其并列。⑦尹田从人格权来源存在理论漏洞的角度出发，论证人格权独立成编不可行。他认为，运用
①郑永宽：《论人格权法之于民法典编纂》，《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②张素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必须正视的几个基本问题》，《东方法学》2018年第2期。
③韩强：《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④黄忠：《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
⑤梁慧星：《民法典不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法制日报》2002年8月4日。
⑥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⑦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可以正确地解释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等民事权利的来源，但根本无法解释人格权的来源。①此外，自然人的人格不仅在罗马法上是一个公法概念，在近代法上也是一个公法概念。因此自然人的人格权为宪法性质的权利而非民事权利，此种权利的发生根据与民事权利的发生根据完全不同，不可能用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予以说明。由此可知，人格权与物权、债权在权利来源与权利性质上都有所不同，无法并列。②
2.民事权利同质说
杨立新“基于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本质区别而不能独立成编”的观点予以反驳，他从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角度出发指出，人格权属于民事权利，而构成民事权利，必然就有民事义务相伴，因而构成人格权法律关系，从而驳斥了人格权无法律关系的认识。并进一步指出，人格权法律关系是绝对性法律关系，当人格权受到侵害时，构成侵权的法律关系，性质属于债权这种相对性法律关系。③
3.折中说
对于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龙卫球持中立态度，他认为人格权与人格本体具有伦理上的一致特性和价值上的同质性，从体系上看，将人格权确认规范放在自然人主体制度下具有“形式与实质贴近的直观性”，不过，若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仅仅是“一个形式化的问题，而形式本身的问题均可以通过形式自身来解决。”“如果立法者愿意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而且处理得当，不损及人格权与人格本体的实质关联，特别是其在伦理上的同质性，那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即便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也不能简单地在内在逻辑上与物权编、债务关系编同等化;否则，必定损及人格权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特别是那些内在于人格权的“与生倶有”的伦理意义。④
（三）法人有无人格权之争议
对于“法人有无人格权”，学界仍有争议，但是在“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问题上，这个观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格权独立成编否定说从伦理价值、物质和精神要素、人格尊严等不同角度论证了“法人无人格权”，而独立成编肯定说则认为法人有拟制的人格。
1.法人无人格权说
一是伦理价值说。尹田认为自然人与法人有无人格权是以“伦理性”为基准进行判断的。他指出，自然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人人格权为伦理性权利，所谓“法人人格权”实为财产性权利，无任何伦理性价值，故法人无人
①尹田：《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②尹田：《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③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④龙卫球：《人格权的立法论思考：困惑与对策》，《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格权。①
二是物质和精神要素说。钟瑞栋认为，产生和享有人格权需要具备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是指物质性人格要素和精神性人格要素的结合。而法人既不具备物质性人格要素，也不具备精神性人格要素。所以法人没有具备人格权的前提基础。而且从理论层面上讲，法人享有人格权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法律逻辑。法人在现实世界里只是一个组织体，根本不可能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如果赋予法人人格权，则有可能颠覆法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实践层面上讲，一旦让法人享有人格权，自然人的主体地位可能会面临丧失的危险。②
三是人格尊严说。李永军认为，只有那些受民法实证主义的影响而将人格权看成是民法上的权利的观点，才会将人格权视为自然人与法人的共有物。因为从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法人为人造之物，是一种无生命的东西，人无力赋予其天赋权利，所以法人不可能享有人格权。如果从实证法的角度出发，将人格权看成是宪法上的权利，法人也不享有人格权。因为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从不规定法人的人格尊严，而人格权恰恰就是人格尊严的体现。因此，无论将人格权看作是自然法还是实证法上的权利，法人都不享有人格权。③
2.拟制人格说
杨立新对“法人不享有人格权因此人格权必须规定在自然人之中”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自然人和法人同属民事主体都享有人格权。不同在于，自然人有人格，其享有的人格权是完整的，需要对其人格利益进行全面保护;法人享有拟制的人格，只是其人格权不如自然人那么完整。同时，法人享有的人格也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确认，《民法通则》对法人名誉权、名称权的保护即是对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上海法院对侵害法人名誉权的判赔案件即是司法上对法人人格权的确认。④
二、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之立法技术争议
民法典如何规定人格权法的立法技术之争，实际上是学术观点之争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⑤也就是说，一国法律制度中有关人格权的规范应如何在法律规范中予以
①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②钟瑞栋：《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2期。
③李永军：《论我国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
④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⑤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表现，是体系性地集中规定在一个篇章标题之下，还是被其他内容吸收零散地进行规定？对这一立法技术的不同回答，也彰显着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不同观点。
（一）独立成编否定说
1.内容单薄说
徐国栋认为从技术角度看，人格权独立成编有问题。他认为编（book）的单位概念是一个代表四万字左右的容量单位，在它下面还有题、章、节等次级单位，民法典的其他编（如物权编）都能达到至少四级结构。王利明教授组织的人格权编（杭州会议版）只有107条，内容过于单薄不可能构成四级结构，这样就会与其他编不协调。①孙宪忠也是从人格权内容单薄的角度出发，主张人格权不宜成编。他认为人格权固然重要，但是因其抽象性和不可交易性，其内容不像物权、债权那样丰富。在体系上无法与物权编、债权编并列。人格权保护的主要立法是侵权法，若人格权独立成编，就是对侵权法的又一次简单重复。并进一步指出，对人格权的保护上只需要在民法总则的自然人制度中正面承认人格绝对性原则，然后由各种侵權法细致地构建具体保护的制度即可。②
此外，钟瑞栋也从人格权内容单薄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有难度。他指出，无论是将人格权作为一种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权利来理解，人格权的内容都是很有限的。③
2.技术障碍说
尹田针对《人格权法编建议稿》，从技术障碍角度提出人格权无法独立成编。强调人格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否定其民事权利属性，进而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主要在于唯恐民法上规定人格权会限制其保护范围，使人格权民法保护无法及于民事领域之外的人格权。因此，人格权独立成编所必需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如何运用一般条款的设置，将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设置成为一个开放的而非自我封闭的规范系统。然而在《人格权法编建议稿》中，编纂者通过设置的“一般条款”试图扩大民法保护范围的努力并不成功。此外，尹田认为人格权缺乏行为规范，且《人格权法编建议稿》中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只有消极权能，使得建议稿中规定的很多内容是空泛而无用的，如果将这些规范剔除，该建议稿会因为缺乏具体内容而成为一具空壳。④
①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②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③钟瑞栋：《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2期。
④尹田：《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技术障碍》，《政法论丛》2016第1期。
（二）独立成编肯定说
人格权独立成编肯定说的学者则分析了将人格权放在总则和侵权编的弊端，从而力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
1.体系漏洞说
王利明认为，将人格权制度放在主体制度中的自然人之中予以规定可能产生诸多立法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一方面，其无法有效处理法人人格权的规范问题。虽然关于法人有无人格权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对其进行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了保护。所以如果在民法典总则自然人部分对人格权作出规定，则在立法技术上将无法处理法人人格权。另一方面，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如合伙也可能享有人格权。如果将人格权在主体制度中作出规定，则在立法技术上无法规定合伙的名称权问题。同时也不能对人格权规定一般的规则，尤其是不能设定一般人格权的概念，这就必然会产生体系上的漏洞。①
2.最佳选择说
杨立新论析了有关民法典如何规定人格权法的主要争论意见，包括在总则“自然人”部分、在侵权责任法编中规定人格权法，在《宪法》中规定人格权，等等。他经过梳理后认为，人格权法单独成编规定在民法分则中的第一编，是最完美的人格权法的立法选择，也最能够把人格权的体系规定完整，把具体人格权的内容规定充分，使人的地位和人格受到更好的尊重，为《侵权责任法》的人格权保护规定好权利基础。②
3.逻辑优先说
马俊驹、曹治国也表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最大障碍是立法技术。虽然当前人格权内容比较少，但是由于人权运动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人格利益，更需要制定人格权法形成开放的体系来适应人格权不断扩张的现实。即使条文比较少，与民法典体系的其他编显得不协调，但在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中，首先应考虑的是逻辑问题，在不损害逻辑的情况下，才可以顾及协调性的问题。③
此外，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否会引发政治风险也存在一定争议，但无风险说占上风。杨立新认为，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与政治风险没有关系。如果人格权法单独成编存在“颜色革命”的政治风险，那么放在民法的任何部分予以规定，风险都将存在。
①王利明：《论民法总则不宜全面规定人格权制度——兼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②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③马俊驹、曹治国：《守成与创新——对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几点看法》，《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民法典的人格权法单独成编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立法技术问题。①王涌也指出，那些认为单独设编会像乌克兰民法典一样导致“颜色革命”的观点在逻辑上找不到关联性。②
三、小结
除了学术观点、立法技术的正面交锋外，独立成编肯定说还论证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民法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有对各项人格权进行确权，需要对人格权单独设编完成确权工作。另外，从部门法功能的角度看，人格权也需独立设编对其进行确权，因为侵权责任法仅具有权利救济功能，而救济的前提是确权。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呈现出易受侵害且受侵害后不易恢复的特点，以前的保护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人格权法更關注侵害行为、损害预防和精神抚慰，需要独特的救济规则”③。细化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人格权的商品化等，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幸福感的获得更多的来源于人格尊严的受尊重、受保护，单独设编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彰显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讨论，可以说还是比较全面和热烈的，同时也展现学者作为法律人的责任与担当。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人格权的行为规范问题，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各执一词，肯定说认为有行为规范，独立成编的侵权责任法以权利救济法的行为规范与裁判法规范的立法定位，无法涵盖人格权法规范的行为规范、裁判规范与赋权规范的内容。④否定说认为人格权法没有行为规范，⑤但是对于何为行为规范二者都没有进行阐释，所以就会显得有点突兀。
民法典编纂所引起的关于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的热议，不论是人格权独立成编肯定说主张将人格权单独设编以凸显人格权的重要性，还是否定说担忧将人格权置于民法保护会限制其保护范围，都是学界高度重视人格权的表现。2018年9月5日开始征求意见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采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将人格权编作为
①杨立新：《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法重大争论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②林来梵、龙卫球、王涌、张翔：《对话一：民法典编纂的宪法问题》，《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
③庞伟伟：《论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以既有规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④许中缘：《德国潘德克吞式〈民法总则〉之后的人格权法的立法》，《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
⑤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徐国栋：《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力举》，《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
单独一编，并在草案说明中详细阐释了采纳独立成编的理由：一是从人格权重要性的角度，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二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同时也划定了人格权编的边界问题：人格权编主要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
随着《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出台，立法机关的选择态度逐渐明晰，“人格权能否单独成编”争议可能会一定程度降低。但随之而来的下列问题可能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首先，独立成编后人格权编在各分编的位置问题。《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将人格权作为第三编置于分编中并不符合“独立成编肯定说”的预期。如前所述，“独立成编肯定说”认为人格权作为最重要的民事权利，应当将人格权编作为各分编之首，但是草案并没有将其置于第一编，而是第三编。
其次，人格权编与其他编的关系问题。比如，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衔接问题，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单独置于民法典草案的一编，在该编中同时也单独规定了侵犯人格权的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无疑会产生逻辑体系和法律适用选择两个问题。一是逻辑体系的问题。二是法官适用法律的选择问题。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同属于民法典分编，不存在位阶问题。若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法官该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责任条款，是人格权法法律责任条款优先适用，还是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优先？或者二者不是优先关系，而是补充关系？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何在立法技术上处理民法典人格权编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关系确实是个难题”①，这一难度仍有待学界研究解决。
再次，人格权编具体条款问题。其一，对第七百三十四条中人格权调整的关系问题，根据一般的常识常理，人对自己是不会产生关系的，所以对于该条的表述是否欠妥当。其二，对于人格权的列举问题，人格权的抽象性决定其难以定义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人格权的不断出现，草案中对于人格权的列举式立法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 付国英）
①石冠彬：《人格权独立成编争论评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作者：杜应芳 李荣
民法人格权法律论文 篇2：
论人格权之独立成编
摘要：《民法典》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人格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学界对于如何更好保护人格权、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的宪法化”所导致的结果，而我国民事立法不采纳德国民法典之进路是国情使然。在民法典总则部分对各项人格权的内容作出规定，将十分复杂，不符合总则的抽象性特点，而关于人格权保护特殊规则集中规定在人格权编中更为适宜，在人格权编全面、详细规定商品化人格权问题，是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民法“以人为本”的“人法”特点，对我国民事立法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人格权;独立成编;民法典
一、人格权独立成编乃唯一现实之选择
《民法典》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人格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以至于层出不穷的人格权纠纷难以找到妥善的解决依据，而随着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格权制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使得本就薄弱的人格权立法愈加苍白无力。在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学界对于如何更好保护人格权、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完善人格权立法迫在眉睫。那么，应该如何完善立法以保护人格权？有三个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在侵权责任编中解决人格权问题。作为对世界民事立法影响最大的民法典之一的《德国民法典》，即是通过消极保护方法，在侵权法部分规定了人格权。国内许多学者提出在侵权责任法中解决人格权保护问题。但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人格权保护条文真的具有可行性吗？众所周知，侵权责任法是权利救济法，其立法目的是保护各种权利不受侵犯。侵权责任法的性质与立法目的决定了其内容不是从正面对人格权进行确权，而应该是明确侵权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是各位民法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若没有规定主体权利的内容，则有悖于救济位于确权之后这个理论顺序。从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普通法的地位来讲，人格权在其中难以找到对应的位置。而为人格权增加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的章节，则会打乱其基本框架[1]。综上所述，人格权法寄居于侵权编的方案不可行。
二是在合同编中解决人格权问题。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问题，因为交易的对象是人格权，所以也是人格权的行使问题。日本是亚洲最先开始资本主义运作的国家，也是亚洲最早需要应对商品化人格权现象的国家。1976年的“马克·莱斯特案”是日本法律承认人格权可以商业化利用的萌芽。在商业使用人格权的实践中，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易的规则。因为人格权的商业使用，不仅仅要包括财产关系，还必然包括对自然人的尊严的保护。合同法是对于一般财产交易所作的规定，至于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由于其必然涉及人格尊严的保护，合同法基于自身理论框架无法作出详细规定，故无法解决人格权商业化利用问题。人格权商业化利用实践的展开是人格权行使的重要体现，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客体，包括姓名与肖像，几乎是确定的，但之外的人格要素，如姿态、人身体的某一部分，是否可以成为商业化的客体，对此还需要研究，不能仅通过合同法加以规定，应该通过其他立法方案来应对其带来的现实层面的严峻挑战。
三是将人格权在民法分则中独立成编。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人格权本就与知识产权、物权处于相同的法律地位，所以也应各自以一编的形式出现在民法典中。这不是对人格权的特殊待遇，而是归还给人格权其应处的位置。碍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格权起步较晚，司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的不足导致《德国民法典》在制定时条文较少，尚不足以支撐起一编的内容[2]。这是《德国民法典》对于人格权保护采取保守态度的原因，而在我国现在大可不必。现代社会，司法实践中有大量人格权纠纷，实践案例甚为充足，而自2002年第四次编纂《民法典》时我国就出现了民法典编纂体例的论战，所以学术界的相关理论内容也较为完备。这些都构成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础。如徐国栋教授指出，当今现存的各国民法典编纂都有“重物轻人”的特点。所以此次人格权独立成编并非是对大陆法系传统立法体例的破坏，而是完善和发展。1929—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在“自然人”章节下规定了人格和人格权，此时碍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未能将人格与人格权作出明确区分，但却是我国人格与人格权保护的萌芽。而后，我国立法受前苏联“物文主义”民法观的影响，忽略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当今时代，民法典只有财产性权利而少有人身权实属一大遗憾，为完善其权利体系，为使民法典真正意义上成为人民的法典，人格权应该独立一编进行规定，这于中国、于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江平教授也曾经明确表示，通过此种方式保护人格权最为妥善[3]。其他国家没有将人格权单独规定在一编中，与其制定民法典所处的时代有关系。随着科技、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本着学术讨论、权利保障的出发点，积极推动人格权法的完善。对于人格权的保护，有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样更佳的选择，为何要作茧自缚？
二、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法理基础
（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的宪法化”[4]所导致的结果
“民法的宪法化”在比较法上的典型例子是法国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其效力会辐射各个部门法，“民法的宪法化”已经成为当今许多国家的民法发展趋势。《法国民法典》最初的内容也主要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人格权的保护始于罗马法，但碍于时代条件，彼时所保护的人格要素仅限于自由人的生命、身体以及尊严，保护的方式也限于侵辱之诉。由于罗马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微弱，受其影响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保护自然也是微弱的，从第一编关于人、第二编关于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三编关于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这一立法体例便可看出，彼时法国的民法典几乎是以所有权为核心构建的。
然而，立法上对于人格权的疏忽并不代表着现实中便不存在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例如1858年的Rachel案中，法国司法首次公开承认肖像权，这是人格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肯定的开端。但可惜的是，因为《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二条关于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的规定过于宽泛，法官可以广泛地对人格权的侵权行为进行制裁，所以法国法对于人格权理论的需求严重不足，以致于制约了其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格权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但彼时的法国学界，一方面在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上采取了间接效力说;另一方面只对人格进行保护，而不承认一般性的人格权的存在。于是，“民法的宪法化”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民法的宪法化”的立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二战后法国民法典改革委员会所制定的民法典修订草案尽管专章规定了人格权，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最终未能颁布施行。后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于1950年在欧洲理事会的主持下签署，法国受其人文情怀影响，在其民法条文中新增“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私生活的权利”。而后，法国的民法典经多次修订，先是明确对个人尊严的保护，而后又在其条文中丰富了人的“身体完整权”[5]。诸多法国学者甚至认为，法国民法典对各种权利理念规定得如此细致，对人权保障和市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意义，以至于民法典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
（二）我国民事立法不采德国民法典之进路是国情使然
在《德国民法典》中，人格权并未独立成编，其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纠纷是法官通过援引宪法来司法造法解决的，德国存在许多以宪法为判案依据的案例。据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民事司法应当采取向宪法寻找裁判依据的途径。这本来也是针对人格权立法不足现状的一种解决手段，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法官裁判案件时不能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应该说明的是，国内外民法学界，包括德国的民法学者，都有观点认为德国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存在疏忽，我国应以此为戒。如何落实《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民法的宪法化”是当前必然趋势，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引入民法是必然选择。通过民法典将宪法中的权利落實到司法过程中，既丰富了民法典内容，也使宪法获得了生命力[6]。
三、人格权编与其他编的衔接问题
（一）与民法总则的衔接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自然人人格权类型包括9项，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类型包括3项。其虽然对人格权进行了积极确权，但仅仅是明确了人格权主体与人格权类型，条文简短，无法达到当今社会对人格权保护程度的需要。而在总则部分对各项人格权的内容作出规定，将十分复杂，不符合总则的抽象性特点。而人格权编立法目的就是在《民法总则》确权的基础上，规定各项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如权利人应当行使权力的界限、义务人应承担的各项义务。
（二）与侵权责任编的衔接
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关系密切，人格权法律是主体权利法，侵权责任法律是权利救济法，所以二者的衔接至关重要。侵权责任法是对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其相关规则是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设定的，而人格权由于其权利特殊性，很难将其全部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一同保护。如姓名权的侵权行为表现是他人干涉、盗用、冒用自然人的姓名。而对于法人名称权侵权行为的规定又不同于自然人的姓名权，如涉及法人名称权的转让问题;侵害隐私权的行为表现是擅自披露他人隐私、利用他人隐私。但是对于名人的隐私权构成要件，要采取比一般人更为严格的规定，根据比较法上的“真实恶意”原则，只有当媒体真正怀有恶意，即完全无视报道的错误或者明知报道不实却仍旧将之刊载公之于众，才对造成的损害负责任，因此，公众人物往往要对社会关注有更高的容忍度。可见，关于人格权保护，存在大量特殊侵权规则。若将这些特殊规则规定放在侵权责任编中，会导致侵权责任编体系过于庞大，也会破坏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普通法的内在逻辑性。将人格权侵权的规则规定放在人格权一编中，一方面有利于人格权法的发展，详细的裁判规则可以有力指导法官裁判，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还可以方便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找出法律、适用法律[7]。因此，关于人格权保护特殊规则集中规定在人格权编中更为适宜。侵权责任法与人格权侵权规则在适用上的关系应该是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优先适用人格权侵权规则的规定，在人格权侵权规则没有相关规定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三）与合同编的衔接
按照传统的法律学说，学者们普遍认为，人格权只有消极防御的效力，但是现代社会中，人格权商业化现象越来越多，法律对此应当加以规制和调整，既要促进人格权积极使用权能快速发展，也要保证公民人格权不受非法侵犯。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可以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自己的肖像。这实际上是规定了肖像权的商业化利用问题。此种情形下，法律赋予了人格权积极利用的权能，突破了以往人格权只具有消极防御效力的认识局限。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大V的出现，导致法律逐渐落后于司法实践，对于新出现的商品化人格权现象，现实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不细致。《民法总则》相对于《民法通则》只是丰富了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是宣示性条款，由于条文过于简单和抽象，其无法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人格权纠纷问题的解决，不符合时代发展。人格权商业化实践涉及很多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易的规定，《合同法》对其无法作出详细规定，难以有效调节人格权商业化利用问题。仅仅通过合同法调整，无法达到对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专门调整、详细规定的立法效果。况且，并不是所有涉及合同的规则都要纳入合同法中进行规定，对此，我国已存在立法经验，例如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建设用地使用合同等，并没有纳入合同法进行调整，而是包含在物权法的规则中。综上所述，对于特殊的交易规则，为了维护合同法内在体系的一致性与该特殊规则的内容连贯性，可以不在合同编进行规定。因此，涉及人格权的合同，不具有特殊性的，不必重复规定，适用合同法一般规则即可，具有特殊性的人格权合同可以在人格权编规定。在人格权编全面、详细规定商品化人格权问题，是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民法“以人为本”的“人法”特点，对我国民事立法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四、结语
在公民普遍愈加重视人格利益与精神价值的今天，我们需要一部新时代的民法典来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将独立的人格权编纳入民法典是其应有之意、必然要求，这既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又有利于人格利益的全面妥善保护。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未来发展人格权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解决当下人格权纠纷的现实基础，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也凸显了民法尊重人、关爱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应该运用中国智慧，打造中国特色民法典体系，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做民法典的领跑者，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论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区分与衔接[J].比较法研究，2018（2）.
[2] 王泽鉴.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
[3] 江平.人格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体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4] 石佳友.民法典与社会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33.
[5] 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4）.
[6] 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6）.
[7] 石佳友.守成与创新的务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评析[J].比较法研究，2018（2）.
作者简介：包展硕（1998—），女，汉族，吉林松原人，单位为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周秀娟（1979—），女，汉族，辽宁本溪人，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
作者：包展硕 周秀娟
民法人格权法律论文 篇3：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发展
◆摘 要：随着依法治国体系的逐渐完善，我们国家在法律建设方面变得越来越健全了，根据社会需求和人民的真实诉求对很多的法律都进行了创新，这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立法，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对这项立法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当然还有一部分规定目前为止还是以待考究的，但是已经做出的创新与改变极大的推动力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也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了相应的保障，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关键词：人格权;立法;民法典
1关于人格权立法的创新
关于人格权的法律发展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所以它的创新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社会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也有着很深刻的意义，事实上进行创新的方面是非常多的，下面将会针对其中几个进行简单的阐述。
1.1立法的体例方面
在对民法典进行编纂的时候，对于在它的分则里面要不要设置人格权编还有如果设置了那么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这两方面进行了多次探讨，立法机关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决定要在其中对人格权编进行设置，并且要放在专门的位置，这项举措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而言还是从世界角度而言都是很有创新性质的做法。
1.2权利的性质方面
关于人格权这项权利的性质一直是法律学者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到底是用于解决总则性问题的还是用于解决分则权利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人格权是否和另一些民事权利在本质上存在差异，正是基于此法律专家们在人格权应不应该专门设置独立的编制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人格权和其他的民事权利例如身份权、物权等之间是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是从性质的角度出发，人格权也是民事权利当中的一种，但是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的主要要素，比如人的生命或者是人的健康等等。从民法对于权利的保护而言，不可以使用过于概括的人格权来进行保护，应该把当中的主要人格要素设置出来，将他们并列于另一些民事权利，让它们回归到民事权利这个大的体系当中，使这项权利的性质确定变得更加准确。
1.3权利的体系和类型方面
从体系上来看，民法典把人格权单独设置成编，抽象的和具体的人格权体系结构都大致得到了确立，还依据这种人格权类型的具体化使它的体系结构得到了展开。
从权利的类型上来看，民法典在人格权的编制上面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等等具体的人格权共十四种，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以及它的保护方法也进行了明确，对信用权等权利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规定。
1.4权利的行使得具体规则
以往人们在行使人格权的时候通常都是用比较消极的方式，但是现在人们在行使人格权的时候早已不同之前，在方式上慢慢的向积极的方式进行转变。
民法典在对人格权进行编制的时候根据很多的实际情况对其权利行使的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是比较详细化的，这样人格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可操性就变得更强，人们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也更加的便利，自身的权利和相应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1.5权利的具体保护方式
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规定，那就是人格请求权。在法条中对人格请求权这项权利的概念和他的主要作用进行了详细的明确，将它和侵权请求权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明确，并且将其内容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使其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具体。
1.6权利的主要保护方法
这方面的创新具体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在于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上，这项规定明确表明，在人权保护的过程当中，提前对损害进行预防远重要于发生损害以后的救济。第二个在于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典的新规定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在向法院请求损害方承担违约上责任的同时也可以请求精神上的损害赔偿。长时间以来，我们国家在采取对违约行为判决时候是不允许受损害的一方请求精神赔偿的，如果受损害一方想要坚持，那就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这对受损害方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对这项规定进行创新以后，受损害的一方可以直接请求精神赔偿，让受损害一方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具有时效性。
1.7权利的内容方面
1.7.1關于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
在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生命权这项权利不单单包括着维护自身生命安全的内容，还包括着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内容，在关于生命尊严的维护上不但是包含着生的尊严维护还包括着死后的尊严维护，这也使得生前提前立下遗嘱、临终时的关怀还有安乐死等等相关的制度建立和具体的实施拥有了法律层面的依据。在民法典当中还在自然人体的组成部分还有遗体的支配权利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权利人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的同时也使权利人自身的意愿得到了相应的尊重，与此同时也使社会利益得到了兼顾。另外，在民法典中也对研究制造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或者是为了发展新的治疗方法等所开展的一系列临床试验方面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来对其加以限制，让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1.7.2关于姓名权以及名称权
所谓的姓名权以及名称权指的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所组织的使用文字来对其具体的人格标识进行标表的这样一种权利，在民法典当中不单单是对其文字的人格标识给予了保护，还会保护姓名权以及名称权不会被其他的人所侵害。在民法典当中，对于自然人姓氏的确定以及更改原则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对于一些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并且如果被其他人使用可能会造成混淆的艺名、名称等等的情况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姓名权以及名称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1.7.3关于肖像权
肖像权它的客体指的就是肖像权是具有美学上的价值的，如果是在市场经济当中进行使用，那么是有可能会产生财产上的利益的。在民法典中有着明确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够以污损或者是利用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等等的方式来对他人的肖像权造成损害。如果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是不能够对肖像权人的肖像进行使用、制作和公开的。为了使权利人和涩会公益以及合法利用人他们之间的利益可以达到平衡的状态，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如果是合理的对肖像权进行利用的行为是可以不用通过肖像权人的同意的。肖像权人想要行使公开权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肖像许可使用行为，所以一定要对这方面加以规范，针对这方面民法典在肖像使用许可合同上也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1.7.4关于名誉权以及肖像权
在民法典中有着明确的規定，如果行为人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进行了新闻报道或者是利用舆论来进行监督这样的行为影响了他人的名誉是不需要承担民事上的责任的，但是如果行为人存在捏造或是歪曲事实，给他人提供的内容是严重失实的没有尽到对内容进行合理核实的义务或是使用了侮辱性的言语等等对他人的名誉进行了贬损，这种行为是对名誉权的侵害。在民法典中对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如果受害人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那么他是有权利依据法律请求侵害人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报刊或者网络等媒体形式的报道内容存在不实对其他人的名誉权造成了侵害的情况，受害人是有权利请求该报刊或媒体对报道的内容进行删除或是更正处理的。
1.7.5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在民法典中对隐私权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隐私对于自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自然人的私人空间和私密信息等等，保护隐私权也是对这些利益的人格权的一种保护。另外，还针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民法典当中对现有的个人信息全的内涵进行了明确和拓展，在其中也对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则进行了相应的确立，对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和信息处理者的保护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对国家机关和其他的法定机构以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职责也进行了特别的规定。
2这项立法创新发展的意义
2.1对民法的人格权立法方法具有开创意义
在民法典中首次出现这样具有完整规定和重要意义的人格权编，我们国家的当前的人格权立法是既有以往基础又有经验的，所以内容上更加的具体化、多样化、性质上也更加明确，在立法体例上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创新，不仅推动了我们国家民法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民法立法的进步，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2.2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
我们国家在人格权立法上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着三十多年的历史，一直倡导去尊重和保护人格权，如今这也已然成为了我们国家社会风气的其中一个主流，在当今这个法治社会，民法典对于尊重人各族言以及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案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规定，这种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人民养成在人格权方面的意识，让人们对人格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可以更好的去尊重人格尊严，更好的去保护人格权，有利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的养成。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成员在身体权方面是缺乏鲜明的意识的，对自己是否享有人格权也不够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身体权，人格权的创新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对具体的身体权的行为规则以及实际的保护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让我们的社会成员能够对身体权有更详细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去尊重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体权。
2.3使人权法的理论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人格权立法的创新不仅影响了我们国家的人格权法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影响了我们国家民法理论上的研究，让我们国家的民法理论知识变得更加人性化，为人格权编的立法提供了相应的依据，使民法典的结构变得更加完整。目前我们国家在人格权法理论在研究上已经进入了崭新的局面，在人格权的保护上做的更加好，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2.4为更好的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提供了相应的裁判依据
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所规定的一系列规则，不仅仅是行为规范，还是裁判规范，尤其是对于人格权保护请求权和它的具体规范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民法典当中多规定的侵权责任请求权之间相互配合，使法官在处理人格权纠纷的时候拥有了一个可操作性很强的裁判准则。民法典全变当中也对保护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信用权的裁判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来自于长期以来的实践所总结的，是经过了非常深入的理论论证和真实的实践检验过的，在解决人格权纠纷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可以更好的使纠纷得到解决，使人格权可以得到相应的保护。我们国家通过三十年的实践和研究在这方面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成果，直至今天，民法典人格权编的条纹已经达到了五十一条，相信我们国家的人格权民事审判工作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带领之下可以拥有更大的进展和突破，让我们国家的人格权保护可以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民事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他的地位也会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3结语
人格权是对于人民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在民法典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国家在人格权立法上做出了创新与发展，其中包括立法方面、体例方面、性质方面、行使规则等等很多方面上都做出了不同的创新，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化、具体化，也使人格权的行使变得更加具有便捷性和时效性，使民法典的体系变得更加完整，虽然在人格权编上仍然有着一定的进步空间，但是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项立法的创新都将会对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了人格权立法中很多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并对其创新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1]邹海林.再见人格权的民法表达[J].比较法研究基，2016（04）.
[2]张明楷.刑法学[J].法律出版社，2011，（04）：777.
[3]杨立新，尹燕.侵害肖像权及其民事责任[J].法学研究，1944（01）.
作者：李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