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证券税制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由原来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的投资方式，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主体的多元融资渠道。近年来我国在体育场馆建设投融资方面做了尝试，大型体育场馆融资模式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证券税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证券税制研究论文 篇1：

个税改革红利将现

6月19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下文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

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已经过去近5年。本次《草案》涵盖了提高个税起征点至5000元/月（6万元/年）;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等多项内容，标志着我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中低收入者受益多

按照财政部部长刘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关于《草案》的说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其中之一是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具体是：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3%;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政策红利个税改革，此次相应调整的是超额累进税率25%以及以下的收入，对其以上的三档税率并未调整，意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负。

举例来说，以在北京市月薪1万元的普通纳税人为例，起征点为3500元/月的情况下，该纳税人每月要缴纳个税323元，扣除五险一金后的税后收入为7457元;如果起征点调整为5000元/月，并结合“综合所得税率”，在五险一金同等扣除情况下，每月缴纳个税降至83.4元，个税将少缴239.6元/月。

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调节收入分配。此次相应调整的是超额累进税率25%以及以下的收入，对其以上的三档税率并未调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4318元，所以此次改革意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于高收入群体，依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税率。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所长李万甫表示，此次修订是个税制度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从综合征收、税率结构、专项扣除等方面将个人所得税制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很好体现了税制的公平、合理性”。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通过此次税制结构的调整，将使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更趋平衡。“自200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以来，近年来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此次个税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的直接税体系，乃至于整体税制结构，均具有积极意义。”李旭红说。
凸显差异，更显公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认为，这次个税改革存在三个方面的亮点。

首先是体现了地区差异。范子英表示，目前，中国个税实行的是全国“一刀切”的政策，无论是税率、起征点还是税目等，在地区间没有任何差异。这样的政策避免了地方讨价还价，以及人员在地区间的税收套利，但忽视了地区差异，使得不同地区间的个税负担相去甚远。

范子英强调，虽然本次修正案中，各地起征点的标准一样，但是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却可以因城而异。“众所周知，一线城市的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相对更多。未来的专项附加扣除，只要不是全国统一额度标准，就会根据实际的支出标准有所差异。”

其次，体现家庭差异。范子英分析称，以住房贷款利息为例，允许全额扣除的话，肯定能够缓解一线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即使是采用一定的面积扣除标准，也能够体现出城市之间的生活成本的差异。

在他看来，此前的个税主要锚定在收入端的差异，即收入越多缴税越多，忽视了支出端的差异。而此次改革，将家庭的实际固定支出也纳入抵扣，这样的纳税基础，是将收入扣除社保费用、扣除5000元基本费用、再扣除三大类固定支出，之后剩余的部分才是个税的征收对象。个税也真正意义上回归了其“可支配收入”的属性。因此，一些高收入、高负担的家庭，也会因此项改革而获益，从而对家庭之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行再调节。此次改革还建立了家庭联合申报制度，专项附加扣除的纳入，也在实质意义上迈向了家庭征收模式。

最后，体现了个体差异。范子英表示，此前的个税是按照11类收入来源，采取分类征收的模式，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个税是分割的。这意味着两个总收入完全相同的个人，也会因为收入来源结构的不同，而承担不同个税负担。例如两人总收入均是5万，一人的收入全部来自工资薪金，另一人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劳务所得，前者的负担就会大于后者。反过来的情况同样成立，如果两人扣除社保后的总收入在5000元左右，则劳务所得的构成反而会增加税负。而此次改革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统一并入工资薪金的7级累进税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个税的累进性。

范子英强调，其中，受影响较大的是在多处取得收入的群体，合并之后的税负会出现明显变化，有利于个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
调整结构，扩大内需

个税综合与分类的改革，已经提出十余年，外界期待已久。

从当前背景看，个税改革的加快推进，与中央“扩内需”的要求直接相关。

今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首先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同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持续扩大内需”的信号，引发市场关注。有关部门已在积极部署扩大内需的政策。4月23日至24日，商务部召开贯彻落实“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工作会议，安排2018年消费升级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提出在中高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等。

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促进农民多渠道增收。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制度。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消费需求。

个税改革作为其中一环，国务院今年早有部署。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中国曾经多次实施过扩大内需战略，包括家电下乡、新能源补贴等政策，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中与中国庞大人口相对应的消费市场，其中关键就是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抑制了潜在消费空间增长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说。

朱启兵表示，此次个税改革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惠及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为扩大内需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势头。中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压力也给了中国推动全面内部改革的契机，结合普降消费品关税、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等多年呼吁的政策正式落地，预计减税降费、放松管制、对内开放等一系列措施也将会有重大进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雄安新区、海南、粤港澳、自贸区等区域的开放政策或将因此而得到重大突破。

作者：刘源隆

国际证券税制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融资模式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由原来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的投资方式，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主体的多元融资渠道。近年来我国在体育场馆建设投融资方面做了尝试，大型体育场馆融资模式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关键词：体育场馆；融资模式；模式运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居民的体育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很大激发，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中国举行，国内对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和改造需求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巨大的投资规模也使单一渠道的政府财政资金供给无力。于是，多项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也采用了创新的融资模式。

一、B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移交”方式。BOT经常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该模式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对该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但保证私人资本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分担。当特许期限结束时，私人机构按约定将该设施移交给政府部门，转由政府指定部门经营和管理。BOT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为了适应不同条件，衍生出许多变化形式，如BOOT（Build Own Operate Transfer),BOO(Build Own Operate),BLT(Build Lease Transfer),TOT(Transfer Operate Transfer)等，广义的BOT概念包括这些衍生品种在内。

BOT模式对于投资巨大的大型体育场馆融资也是适用的。BOT模式可以有效地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弥补资金的不足；它为私人资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开辟了渠道，通过政府的特许授权，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得到一定的保障，由此激发了其投资积极性。而政府部门无须资金的投入，就可兴建各种急需的公共体育设施，尤其是那些资金投入大、技术含量高的大型先进体育场馆设施，在一定期限后政府可无偿获得其所有权。另外，采用BOT模式可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体育设施的经营管理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将国内外先进的、成熟的关于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和营运经验同时导入，这不仅解决了项目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且还可以为我国现有的大型体育场馆提供适应体育产业化改革要求的经营管理之道。

二、PPP模式

PPP是英文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的缩写，是指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合作完成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满足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多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如果不进行整合，不使其具有投资价值，则很难利用私人资本建设。PPP模式将这些不具有商业投资价值的项目商业化，在项目运营过程中，私人机构将可以收回投资并赚取利润，同时政府为项目付出的代价将减至最小。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使用的国家体育场建设采用的是比较典型的PPP模式。业主单位是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上信集团联合体共同组建的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财政和资金平衡问题，前者代表政府出资58%，后者出资42%并负责完成设施建设，在获得国家体育场特许经营权的30年内，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30年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将代表政府收回国家体育场的经营权。国家体育场全新投融资模式的运用，不仅标志着北京市在利用社会资金进行大型体育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的尝试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且为大多数奥运场馆的建设和运营提供了一个范例模式。在这里，政府向国家体育场出资，首先是为了确保它成为标志性建筑，达到最高水平。同时，因为工期特别紧，政府需要严格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再者，国家体育场未来的门票价格应该能让老百姓接受。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必须要出资，而且是超过总投资一半的资。

三、ABS模式

ABS（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即资产支持证券化融资，具体是指以目标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的未来收益为保证，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高档债券等金融产品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证券融资方式。ABS融资方式的最大优势是通过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由于债券利率一般较低，从而降低了筹资成本。证券化形式融资代表了项目融资未来的发展方向，由在国际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购买债券，分散了投资风险。同BOT等融资模式相比，ABS涉及的环节较少，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酬金、手续费等中间费用。对于大型体育场馆的投资建设而言，这种融资模式意味着体育场馆还没有建成，场馆收费就可以提前收入囊中，将非流动资产转换为可流通证券。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在国外已成为投资银行界新宠，在我国也有珠海高速和广深高速两个成功先例。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合适的法律环境，一般采取离岸的形式，即以国内资产的现金流为基础，通过海外的SPV等发行机构和中介机构，在海外实施信用增级并融资。

四、市政债券融资模式

债券融资模式是通过政府部门发行债券参与体育场馆融资的一种模式。大型体育场馆建设投资具有建设期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但是市政基础设施也隐含了一个相关的特点:建设期时限与使用期时限相比偏短、建设期建设资金投入额与使用期维护资金投入额相比偏高。同时由于这些体育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分税制下地方税收收入又是该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追根溯源,市政体育设施投资的最终承担者就是地方全体纳税人。如果直接依赖于政府一两年的税收收入支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势必会增加建设期间纳税人的负担。我们知道市政建设的受益期往往是30年甚至更长,其受益人也是以纳税人为主体的全体社会公众,这些纳税人享受的公共产品的价值是免费的或是低成本的。发行体育市政债券就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矛盾。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将债务分摊在受益期,即纳税人和政府的负担分散到市政建设中的受益阶段,使得在期限上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适用年限相一致,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投入期限和受益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五、TOT—BOT组合互补融资模式

TOT—BOT组合互补融资模式是建立在TOT和BOT理论之上，以BOT为主，TOT为辅的一种新型项目融资模式，该模式的具体思路是政府通过特权专门机构（SPV）将已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用TOT的方式转让给受让方，取得可观的收入，再将这笔收入与投资方合作，利用BOT的融资方式共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该模式中TOT的受让方和BOT的承建方是同一主体。即投资商通过与政府部门组建的特权机构（SPV）签订TOT特许协议取得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同时政府部门从投资商取得一笔来自该基础设施对未来的预计收入，并把这笔收入有步骤地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项目公司，与投资商以BOT的方式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政府的入股要有一定的份额，在整个项目公司的股份中应占绝对优势，以保证在BOT建设过程的控制 权。

六、企业投资入股模式

2002年2月，由上海久事集团、上海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嘉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8亿元人民币，成立了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三大投资方资本比例为4∶3∶3，久事集团以控股40%成为第一大股东。占地2.5平方千米的一期赛车场区域，总投资额为26.45亿元人民币，加上2004年后续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赛车博物馆等环境配套设施，总投资将超过50亿元，预计收回成本的时间为10年。当然，公司的三方投资者都有着国资背景，具备雄厚的资本实力，因此也使上赛公司顺利地得到了银行的贷款和担保。目前公司正在打造赛车产业链，专业性、规模化地进行多项赛事的经营，以期尽早收回投资。

七、项目租赁融资模式

由体育场馆的项目发起人设立一个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作为承租人将所有权属于金融租赁公司的大型体育场馆承租回来进行开发、建设，并向金融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对场馆项目的发起人及项目公司来说，采用租赁融资可以实现100%的融资，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股本投资，还可以享受税前偿租的好处。但是这种融资模式结构复杂、交易成本很高。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参与文献：

[1]石岩,刘勇,蔡仲林,等.中外体育场馆建设投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10):10-12．

[2]倪刚.体育产业融资结构与方式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1):15.

[3]程路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体育产业化发展[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0,(2):6-8.

作者：李鸿煊

国际证券税制研究论文 篇3：

亚洲离岸金融中心成功案例比较与分析

摘要：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将一种货币的外汇风险与本国的监管分离开来，而与另一个金融中心的监管环境和政治风险结合起来，是在一个不受所在国法律约束的地区开展的金融业务。本文具体以亚洲区域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展开比较与分析。

关键词:离岸金融中心 金融服务

离岸金融中心是指以自由兑换货币为交易媒介，非居民参与为主，提供借贷、结算、资本流动、保险、信托和证券、期货、衍生工具交易等金融服务，且不受市场所在国和货币发行国一般金融法规和法律限制的金融中心。在亚洲离岸金融业务的蓬勃发展中，新加坡与香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通过探讨新加坡及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及成功的关键要素，通过分析与比较，总结出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新加坡

（一）新加坡金融中心形成与现状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中心地位始于1968年10月。当时亚洲各国吸收了大量的美元，美国面临美元大量外流的局面，因此，产生了将亚洲美元集中回流美国的需求，在客观上需要一个金融中心来满足此需求。美国商业银行的新加坡分行提出建议，拟以新加坡为中心来吸收亚洲地区的美元资金。新加坡政府于是把握这次机会，接受了美国商业银行的建议，采取积极奖励配合的措施，并提供赋税减免的市场诱因。亚洲美元市场成立之初，市场规模仅3100万美元，1971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成立后，业务立即大幅度增长，1974年即突破100亿美元，1978年新加坡解除外汇管制，新加坡居民可以自由参与亚洲美元市场的交易，资产规模扩增更为迅速。具体来说，新加坡的国际金融市场主要有以下三种：

1.亚洲美元市场。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是新加坡政府当局精心策划之下，以人为方式推动的境外金融中心，其发展提升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对新加坡的国际收支改善与经济增长皆有莫大的贡献。资金主要来自亚太地区的跨国公司、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机构以及银行同业间的存款，并且经营美元、马克、英镑、加元、法郎、日元等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为了建立亚洲美元市场，吸引银行加入亚洲通货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的经营，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奖励措施。除了财政上的奖励措施外，1968年新加坡政府取消了亚洲美元市场的外汇管制。此外，在亚洲美元市场上操作的ACU，原本必须对存款保持20%的流动准备，自1972年开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了赶上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为了奖励较小的国际操作者，尤其是欧洲银行到新加坡经营，取消了20%的流动准备。在这些奖励措施下，亚洲美元市场得以茁壮成长。

2.外汇市场。新加坡的外汇市场是在1978年6月，政府取消外汇管制以后，才使得境内与境外进一步整合，自此新加坡对居民以及非居民外汇的流入与流出，不管是金额或目的地皆无任何限制，它使得新加坡外汇市场蓬勃发展。目前外汇市场的交易量由1974年的3.66亿美元扩大到1985年的130亿美元，而1998年底已经达到1400亿美元的规模，其外汇交易量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居于全球第四。

3.国际金融机构中心。新加坡目前拥有8家国际货币经济商。当初新加坡政府为了促进其境外金融中心的发展，积极引进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经济商到新加坡设立办事处。而国际货币经济商的成立，促使银行间的交易更为顺畅。此外，由于这些外国货币经济商具有优良的专业技术和经验，使得新加坡当地的

经济商通过合作来提升金融技能。

（二）新加坡金融中心关键要素分析

1.充沛的人力资源。金融业是一个脑力密集的产业，专业人才是金融业宝贵的资产。在金融不断创新的情况下，金融人才的需求已经由通才走向专才。金融人才的竞争要件强调的是专业、弹性与国际观。新加坡在成立境外金融中心之初，也面临人才不足的难题，新加坡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培训制度与自由的移民政策，培养与吸纳了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并使之成为新加坡竞争的重要优势。目前新加坡也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人才培训中心，许多大型的跨国金融公司，都在新加坡设立亚太地区的指挥部及培训中心。

2．优惠的税收制度。新加坡政府征收的直接税有公司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地产税、印花税、中央公积金及消费税等。其征收的税率亦各有其标准，但新加坡为了吸引外资，却设立了多种不同的优惠政策，包括外国人投资的税收奖励措施、跨国公司营业总部税收奖励措施及有利的公司税制等。

根据瑞士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于2003年12月公布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针对各国运营风险指标、政治风险指标及汇兑风险指标等三大指标作为评估投资环境优劣的依据。即从跨国公司角度，评估各国在从事投资及从中获利的优劣程度。新加坡的投资环境评比（Profit Opportunity Recommenda?鄄tion，POR）在列入评比的5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士，在亚洲地区方面，新加坡排名第一，显示新加坡运营环境相当稳健。

3.清廉有效率的政府组织

（1）金融管理局

1971年1月，金融管理局正式成立运作。其主导了所有金融行政与金融业务事项，其效率高、执法严，而且政策一贯，在其精心策划并且积极推动下，金融市场得以快速成长。而且，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一向朝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来发展亚洲美元市场，在促进自由化的同时，金融管理局也担任金融警察的角色，强调金融自由化与纪律化的并重。为了要维持一个廉洁效率的金融环境，并确保金融机构健全发展，金融管理局秉持着强力监督的信念，来管理本国的金融机构。新加坡金融界一致表示，金融管理局的强势管理和维持金融秩序，是新加坡金融中心成功的真正因素。

同时，金融管理局具有训练有素的高水准金融监理人员，包括内部及外部稽核、市场监督、实地检查等各式金融监理工具，并有强大的处分权。

（2）贪污调查局

新加坡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为杜绝过去政府机构贪污受贿的恶习，于是沿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作为防止、发现和遏止公务人员贪污受贿行径的主要机构。新加坡肃贪之所以奏效，并非依赖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而是整体环境内“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共识，因为贪污会离间政府与厂商间的信任关系、合作关系、破坏成熟金融商业环境运作，故此一系列防弊制度经过长期运作，就形成了清廉的环境，使得新加坡的金融环境特别有效率。

新加坡政府机构的廉洁清明，各项法律规定明确，政府依法行事，公务员依规定行使各项职权，彼此之间完全依法行事。外商从申请公司登记、租赁厂房、人员居留、资金进出等一切程序，与各主管机关公事公办即可，不必耗费时间精力与金钱进行任何游说活动，也不必再负担如行贿等非必要性的外部成本，降低其经营成本负担，更能吸引外资的投入。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效率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肯定，这更促使外资乐于投资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香港

（一）香港金融中心的形成与现况

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常强调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之下，凭着本身的地理位置、交通便捷、经商自由，政治稳定和低税赋等条件，来吸引金融机构进驻经营，并扩大与周边、区域及全球的金融交流业务所致。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是个一体化的金融中心，政府从未刻意去分隔境内和境外业务，金融机构只要获准营业，就可从事任何货币的业务。在1997回归中国之后，无论是《联合声明》或《基本法》都明文规定要维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到现在为止，香港依旧是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为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高效率及完善的银行及金融服务。由于香港的银行体系效率高，又能提供一应俱全的银行服务，大多数公司都倾向与香港的银行洽谈贸易融资安排。香港银行与贸易商之间的长期紧密业务关系，可继续确保香港在国际贸易及贸易融资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从数据上显示，香港仍保有亚洲第一大股票市场，全球10大银行中心，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等地位。

（二）香港金融中心关键要素分析

1.稳健的资本资源

（1）外汇储备

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由外汇基金持有，而外汇基金投资策略的目标是直接或间接影响港元汇价以及维持香港货币与金融稳定。2004年3月底，外汇基金持有的外币资产达1221亿美元，为流通港元纸币的7倍多，是香港市民一笔可观的财富。按外汇储备计，香港的官方外汇储备是全球5大之一。

（2）证券市场

香港的股票市场是亚洲第二大，也是中国内地企业集资的主要资本市场。

（3）外汇交易中心

香港拥有成熟和活跃的外汇市场。香港没有外汇管制，又位于有利时区，是刺激其外汇市场发展的两大因素。与海外中心的联系让投资者可以全球24小时进行外汇交易。以对外的银行交易额计算，香港是全球第十大银行中心。以成交额计算，香港是全球第七大外汇市场，2001年4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额为670亿美元。

（4）国际银行中心

香港是全球最多国际银行开业的地方之一，在2004年4月底，香港有136家持牌银行、42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及37家接受存款公司。这215家认可机构经营1365家本地分行，组成庞大的服务网络。

2．支援金融市场的基础系统

（1）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中央结算系统）

香港金融管理局于1990年设立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为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提供电脑化结算交收服务。1993年12月，金管局将这项服务扩展至其他港元债务证券，为港元债券提供高效率、安全和方便的结算托管系统。1994年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与欧洲结算系统连线，使海外投资者能借此参与港元债务市场，有助于向海外投资者推广港元债券。所有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结算都以无票据形式来处理，并以电脑入账形式记录债券所有权的转让。

（2）本地金融基础建设

在2000年推出的美元与港元交易同步交收系统，如下图所示，是全球首个电子化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机制。CMU中央结算系统连同港元及美元即时支付结算系统，共同组成香港结算基础建设的骨干。除透过货银两讫及外汇交易同步交收结算来消除结算风险外，上述三个系统之间的连线，方便进行跨市场抵押、更能吸引全球资金及增强系统之间的互动性，从而促进本地资金的有效运作。

CUM中央结算系统、港元与美元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3） 国际金融基础建设

香港金管局接下来将结算基础建设提升至国际层面，这个系统加强了香港作为亚洲区处理多种货币资金转拨的结算中心的地位。目前，参与美元结算系统的境外银行数目已超过100家。在2002年7月，金管局委任渣打银行为结算机构，负责在香港设立欧元结算系统。这个系统可结算银行同业的欧元支付项目，并透过与CMU中央结算系统的连线提供欧元债券的货银两讫结算以及同步交收结算欧元兑美元及欧元兑港元的外汇交易因而可进一步提高结算效率及减少亚洲时区内的结算风险。此外，金管局也积极为香港引入其他货币的结算系统的机会，如下图所示。这三个即时支付结算系统连同CMU中央结算系统，成为本港一套具成效的多种货币结算基础建设，有助香港吸引跨境债券投资活动。作为地区性的结算中心，CMU中央结算系统为区内有意参与国际债券买卖的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交收、结算及托管服务。金管局在 1994年起逐步与欧洲结算系统（Euroclear）及明讯结算系统（C1earstream）等主要的国际证券结算系统（通常称作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连线，方便这些结算系统的成员持有，及结算交由CMU中央结算系统托管的债券。此外 CMU中央结算系统亦已与澳洲及纽芬兰Austra C1ear系统及韩国证券预托院连线。

多种货币的结算机制

（4） 内地金融基础建设

另一项于2003年发展的连线，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政府债券簿记系统至CMU中央结算系统。这项安排使内地经批准的金融机构可交收、结算及持有符合CMU中央结算系统资格的债券。透过这连线，内地投资者可享用CMU中央结算系统所提供的稳妥及安全的结算服务，藉此减少跨境债券交易的结算风险。由于CMU中央结算系统与政府债券簿记系统、欧洲结算系统及明讯结算系统连线，加上香港新设结算美国国库券的服务，内地获得正式授权的认可机构可透过单一窗口持有及结算国际债券，运作更具成本效益及效率，如下图所

示。

三、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经验与借鉴意义

资金的供给以及灵活、完善、高效的金融服务，可使经济顺利运行、健康发展。新加坡、香港的强大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发达的金融服务及由其决定的资本力。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金融深度、资本及控制能力决定的，并由此也奠定了该城市对全球和区域的经济、科技（甚至政治）决策和控制能力。当前不管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地区，发展金融中心、抢占金融高地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竞争日趋激烈、空间不断缩小。但其中真正具有实力并经住经济波动和时间考验的国际金融中心寥寥可数。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条件、模式和发展历史都有一些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一般规律性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饶余庆（1997）.

[2]货币管理及金融基建部（2003）.香港金融基建的发展，2004年4月.

[3] HYPERLINK “http://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govdata2002” 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govdata2002.

作者：陶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