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运行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需要不断革新内部管理，焕发出活力去谋求发展，要让企业保持创造力，成为创新型组织，这对于每一个谋求发展的科技研发类企业都是长期需要研究和实践的工作。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行为的形成，首当其冲是组织运行模式的改变，让人才愿意去创新、值得去创新，才能建立企业的创新基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律运行模式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律运行模式研究论文 篇1：

“一带一路”背景下PPP模式在东南亚地区运行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

摘 要：随着法律风险控制重要性的日益凸显，PPP公私合营模式再次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投资的新焦点。本文从运营概况与法律概况两方面，对近年来PPP项目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丰富阐述。最后，分别从国家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应对PPP模式在东南亚地区运行的法律风险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PPP模式  东南亚  法律风险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该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指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应是首当发展的领域，政府应鼓励国内企业大力推进对外投资，特别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保持着友好睦邻关系，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经济实力欠缺，对项目存在一定需求。因此，PPP模式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的新趋势。

1 PPP模式在东南亚地区发展现状

1.1 运行概况

从投资总量来看，外商投资PPP项目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中的八个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老挝、印尼、柬埔寨和缅甸。如图1所示，1990—2015年东南亚八国的PPP项目总数是689個，合同金额年均增长率达到7.38%，投资总额为2908.45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从1990—1996年PPP项目数及项目投资金额都呈快速增长趋势，而在1996—1998年的时间段，两条折线同时呈现急剧下降势态，原因是1997—1998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发生动荡与暴跌，就业率显著下降，各国经济都出现明显退步。而在亚洲金融风暴后，东南亚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地区运行的PPP项目数及投资额也开始在波动起伏中缓慢增长。

1.2 法律现状

从总体来看，东南亚国家关于PPP模式的法律法规并不算健全，有待进一步规范。为了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些国家在制定国内法的同时，也颁布了各种税收政策和鼓励措施吸引外部投资，特别是对工业方面有利的投资，除了在颁布的投资促进法中明确的优惠项目之外，还会给予额外的优惠。

越南政府出台了《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外国投资法》等法律规范。随后在2015年，越南当局在政府公开文件中明确写入了PPP模式，这标志着公私合营模式的普及，之后可作为一种政府采购方式被使用。在印尼，PPP项目是由国家发展规划部门协助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简称BKPM）进行管理的。投资者需要取得大量许可证、批准和证照，经历漫长的申办过程、遭遇官僚主义等，项目才得以落地。泰国政府有专门的投资促进委员会（简称BOI）来制定外商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同时，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促进PPP项目的投资，主要从投资范围外商投资持股比例、税收、补贴等方面着手，通过相关的便利措施和优惠条件鼓励外商投资，如表1所示。

2  PPP模式在东南亚运行的法律风险

2.1 法律与政策变动风险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和经济状况瞬息万变，各国政策频繁调整，规范性文件新出台、被修改或废止的情况时有发生，而PPP项目的周期普遍较长，这就给在东南亚地区运行的PPP项目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此外，政府的换届和政选可能导致PPP项目操作的连续性遭到破坏。法律与政策变动对投资人和东道国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也会对当地政府的信用造成不良影响，对其继续吸引外商投资造成不便。

2.2 合同风险

PPP项目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会使合同的设计相当困难。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及信息的不对称，PPP合同大多为不完全合同，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将会严重削弱PPP项目的竞争效益，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菲律宾早期的BOT水电项目。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存在严重的电力供应问题，于是在1987年，菲律宾政府向私人开放了电力专营市场，意味着准许私营投资者通过BOT方式建设独立电厂，并向国家电力公司售电。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后，菲律宾电力系统供应过剩问题开始显现。菲律宾政府对PPP项目风险的防控经验和运作能力的欠缺，以及不合理的合同风险分担设计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日益突出。这一系列问题最后导致菲律宾电价高涨，电价排名全球第二。菲律宾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高昂的电价而严重削弱，由此给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长期的不利影响。

2.3 法律法规不健全

如菲律宾有关PPP模式的法律主要有《BOT法》《BOT修正法》《执行法规》（IRR）及众议院第2102、2829、3717、3763号法令，但这些法规在PPP项目的义务责任、运营管理、资金回收、项目监管、风险分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法律约束力较小，主要依赖项目个案的细节谈判。这导致时间跨度较长的PPP项目容易受到行政和司法机构的过度干涉。此外，东南亚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造成贪腐肆意，社会上甚至流传“每一个PPP项目背后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弊案”，这也是社会大众对PPP模式存疑的主要原因。

3  东南亚地区PPP项目法律风险应对措施

3.1 慎重选择投资国别

首先，做好PPP项目投资的前期调研，即注重政府合作方及投资环境的选择，应尽量避开政府债务沉重或偿还能力不足的国家。同时，需要时刻关注东南亚地区PPP模式相关法律文件更新情况，注重衡量文件法规的可操作性，由此考察东道国政府对PPP的认识深度及参与程度。其次，寻求信用度高的合作伙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应重点考虑联合体成员之间的能力是否互补、企业文化是否相融、合作伙伴的诚信度以及企业的综合实力。建议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谈判和竞争性磋商等非招标采购方式开展PPP项目合作伙伴选择，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

3.2 严格合同风险控制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需注意对合同风险的把控，以避免无效约定。在明确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同时，设置具有弹性的合同条款，以便作出适时调整。双方应根据项目类型、特点的不同，设置合同的投资回报范围，更为关键的是需要设置动态调整机制与价格调整机制，可以避免中资企业面临的收益风险，也可保障项目的稳定运营。

3.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PPP项目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政府订立的法律法规必须具有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国家应对现有的PPP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配套规定进行统一梳理，尽快将PPP模式立法体系化，颁布配套的法律、政策，补充和完善《对外投资促进法》，新设《对外投资保险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检察企业考核方式，发挥行业和企业团队的创造性与能动性，提升管理效率，鼓励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地区进行PPP项目投资。

4 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新一轮中国同东南亚国家PPP合作热潮涌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PPP模式不论从内在、特点，还是模式、关键风险点都有较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PPP项目的运行与风险控制，更要对东南亚法律环境有所熟知，制定纠纷解决预案，控制好合同无效风险，为今后的PPP实践提供借鉴和帮助，从而使中国的PPP之路走得更长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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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炜，张慧.企业对东南亚投资与贸易的法律风险控制[J].中国律师，2013（11）.

张海星，张宇.PPP模式：多维解构、运作机制与制度创新[J].宁夏社会科学，2015（06）.

祝宁波，黄雷.论法律风险识别的方法[J].西部法学评论，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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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PPI数据库.The World Bank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Database[EB/OL].http：//ppi.worldbank.org/.

作者：农方

法律运行模式研究论文 篇2：

浅析构建创新型企业组织结构运行模式

摘 要：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需要不断革新内部管理，焕发出活力去谋求发展，要让企业保持创造力，成为创新型组织，这对于每一个谋求发展的科技研发类企业都是长期需要研究和实践的工作。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行为的形成，首当其冲是组织运行模式的改变，让人才愿意去创新、值得去创新，才能建立企业的创新基因。本文从组织架构设计角度，阐述运行模式的建立思路和方式，通过运行模式的改变激活组织的创新能力，对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创新;组织结构;运行模式

一、引言

创新是科技研发类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不竭动力，组织的创新能力建设作为战略目标关乎组织未来的发展。对于科技研发类组织来说，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变革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目前很多科技研发类组织仍然在沿用传统直线型、职能型等传统组织运行模式，这种冗长的组织链条和行政管理风格严重制约了科技研发类组织的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如何通过组织的运行模式改革促进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尤为迫切。

二、制约科技研发类组织创新能力发展的因素分析

本章分析影响科技研发类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得出制约创新能力发展的原因。

1.影响因素分析

（1）政府政策法规

各级政府通常会制定政策、法律和法规，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激励和保护，同时也起到引导和调控的作用，主要政策包括人才政策、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政府出台的各类关于创新的法律法规是否真正惠及组织、是否执行到位是影响组织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获取创新资金的渠道与资金投入力度

组织主要通过企业自筹、市场融资、政策支持等方式获得投入创新活动中的资金，因此，组织获得资金渠道的多与少、资金成本的高与低是影响组织创新投入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构建多方式的资金来源，从外部市场上、政府创新政策上、国家创新投入上以及企业内部投入上寻找资金来投入创新活动。

（3）人力资源队伍质量及管理水平

一个组织的创新能力根本还是看人才队伍是否能支撑。与创新工作相关的关键人员包括研发团队、高级技术人员、管理层等，其决策水平、专业水平、创新意识决定是决定组织创新能力的关键之一。企业创新各环节人员的工作積极性、创新欲望、工作态度是创新活动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创新目标的重要保证。

（4）组织规模

组织规模健全的公司，在管理制度和创新项目管理方面更加成熟，其配套制度构架完善，在组织遭遇创新中的风险时能更好更快地抵御这些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故企业规模越健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同时，组织的运行管理水平，即组织战略设计是否合理、组织管理模式是否先进、创新激励机制等能否有效支持组织创新，都是影响组织创新能力的显著要素。

2.制约原因分析

（1）组织结构僵化

纵观许多组织，其组织结构仍然沿用的是官僚制的传统组织结构，行政管理部门众多，管理纵向链条较长，部门间责任不清、多头管理等问题并存，从而导致组织信息传递慢、管理效率低，这种形态的组织结构难以有效开展协同创新，是造成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2）运行模式效率低

组织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在发展变化，组织变革对于组织的架构和运行模式的变化甚少改变，一方面是对于过往成功经验形成依赖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愿打破自己的过往路线，对于成功的舒适区有天然的倾向，另一方面组织模式的变革需要系统的思考和判断，并针对性、有步骤、成系统地改变，这对组织管理者存在风险和挑战，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案，造成组织模式畏惧改变，运行的模式会滞后于组织发展需要，运行的效率降低。

三、基于组织创新能力要求的典型组织运行模式分析

虽然创新能力的发展与提升困难重重，但是依然有很多组织在创新提升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本章选择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其特征，为开展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尝试提供参考。

1.DARPA模式

1958年，美国在艾森豪威尔牵头下成立美国国防部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旨在帮助美国在技术创新上实现颠覆性突破，以保证美国能够继续维持全球科技领先者的地位，因此，该机构主要是对高风险、高价值、高收益的创新项目进行支持。该组织在战略定位、组织管理等方面都与当时一般的同类行政型机构完全不同，其突出特点是：其一，组织架构精简，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创新环境;其二，人才引进多样化，组建了多元背景的创新团队;其三，公私部门融合度高，建立了高效的创新机构运行机制;其四，内部结构灵活自主，有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与扩散。以上组织特点对于我们思考创新能力提升路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事业部制

1933年松下幸之助在松下电器实施了“事业部制”，它是松下电器经营的根本，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两项管理制度并列成为松下电器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事业部制的核心思想是“彻底贯彻自主责任经营”，具体的设计思路为在总公司领导下设立多个事业部，把分权管理与独立核算结合在一起，按产品、地区或市场（客户）形成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独立经营自己的市场，有独立的自主经营决策权和运营权，能够完成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经营过程。事业部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但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这种组织模式极大地调动了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了各个事业部成员为各自事业部的发展、个人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动力。

3.阿米巴模式

沿着松下“事业部制”构建的思想走下去，稻盛和夫先生提出了阿米巴经营模式，稻盛和夫通过运营阿米巴经营模式将其亲手创办的京瓷公司、KDDI公司带进了世界500强，并奇迹般地将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阿米巴经营模式是将整个企业分为了数个被称为阿米巴的小群体，每个阿米巴小群体都可以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及目标并拥有决策权，每个群体都要承担其对应的责任。阿米巴成本管理运用的是售价还原成本法，通过产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倒推出产品的成本，接着将成本分解到设计、生产、销售每一个环节，因此，员工为了追求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必须对每个工作环节的成本管控工作高度负责，且积极思考如何通过工作方法、工作模式的创新提高自己的总体收益率，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平台组织

在阿米巴经营模式的启发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平台组织成为促进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又一组织构架新趋势。平台组织这一词汇由希伯拉在对意大利Olivetti公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指能在新兴商业机遇和挑战中建立灵活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的组织形式，平台组织连接两边或多边（人才、资源、市场机会）并创造价值。平台组织对比传统组织而言，在控制管理成本、资源聚合、放权管理、高效决策、环境适应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平台型组织是现代企业组织为了适应互联网背景下新型市场形态而产生的新型组织形态，它能极大程度地刺激员工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断追求创新的思想和行为。

5.小结

通过以上典型模式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组织结构扁平化、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平台资源聚合、组织运行分权管理是创新能力提升要求下组织运行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这种组织运行模式优势非常明显：信息传递迅速、组织机构灵活、对于市场的敏感度高、员工创新动力充足。

四、基于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组织运行模式设计

基于前文分析所得，组织创新能力提升关键是组织运行模式的创新设计，因此，组织想要用创新能力这一核心能力作为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身之本，就必須理性地从影响组织创新能力的核心因素入手改进，切实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组织结构及运行模式是核心因素，针对组织的不同发展时期，需要优化组织运行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发展需求，组织运行模式的制定从根本上决定了组织创新能力的效率和水平。

1.设计思路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优化组织运营和构建柔性组织结构两个方面有序地推动组织创新能力提升。首先优化组织运营，通过组织运营的管理模式调整，建立组织不断创新变革的内在动力和运转机制，让组织具备及时根据需求调整组织结构的能力，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其次构建柔性的组织运行模式，在运营模式顶层设计的基层上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和背景，在业务执行层采取灵活的组织模式应对不同业务的发展需要，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

2.优化组织运营

传统组织结构虽然能较为快速的聚集资源，但是也造成了部门分割条块化、横向协同效率较低、开放共享差的问题，阻碍了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为满足研究型组织创新核心能力打造，应首先调整运营的顶层结构和管理模式，确保组织的稳定和创新兼顾，并自身形成可以灵活调整的机制和活力。

（1）建立战略规划运行机制并明确创新战略目标与方向

研究型组织在进行研发时必须明确创新的方向，同时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创新发展模式，发展的前提是明确目标，而目标的制定需要一套方法和机制来保证，消除“指令型、行政型”目标建立的弊端。这里可以设立战略规划的专项管理组织或管理委员会，牵头组织开展战略规划的制定，明确希望达成的目标和相关要求，形成规划目标后，由具体业务承接部门形成工作计划，明确步骤去探索和创新，同时战略规划要抓落地，需要形成规划的管理机制，建立起固定周期的规划滚动修编模式，让规划贴近实际和指导工作推进，并且规划形成的方向和愿景，需联动工作计划、资源配套、绩效考核等来推进落地，执行中瞄准规划的目标可以不断修正和优化，并且在固定周期内迭代规划修编，形成闭环的规划管理运行机制，这能让组织明确要什么，不断产生内在动力变革自身去达成目标，提升组织创新的能力。

（2）建立支撑组织变革的组织架构

面对不同业务形态，组织既要变革以更好地适应需要，也要保证组织结构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性，避免变革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组织运行模式可以随业务形态改变调整，但组织基本架构需稳固，架构可控制在三个层级，即战略决策层、保障层和业务层。战略决策层负责制定创新战略和发展规划，开展政策研究和宏观环境研究，可设立企业相关委员会和总经理办公室统一管控。保障层包括供应链、物业管理、信息服务等公共管理部门，服务于企业的日常运行，支撑企业业务层的活动。业务层则是组织创新的关键层级，无论业务技术、流程、管理、模式等等创新活动的产生均在这一层，为灵活应对发展需要进行组织变革提供了可操作性。这种不同使命要求的组织架构兼顾组织的稳固和变革的灵活，为组织创新提供了可行性。

3.构建柔性的组织运行模式

对于组织管理而言，有了规划和目标和组织运行的支撑保障，就可以研究不同背景和需要下的组织运行模式了。前面第3章节已对比分析了典型组织发展运行模式，结合已有运行模式，在创新型组织结构中，根据需要进行柔性配置和调整，以契合不同业务形态需求，并且多种运行模式的并存能适应同一时期不同的发展需求。整体来看，运行模式越来越趋向于扁平化，利于反应快速和决策高效。

在传统的行政职能型的模式上，根据不同业务领域，采取“事业部制”的运行模式较为常见，在事业部内部，又依据不同产品特点和细分市场方向，采取“产品线”运行模式或“阿米巴”模式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聚焦市场和财务成功，释放人员的创造力，促进精细化发展和创新探索。企业整体上还可以推进“平台+”的组织模式，作为对业务扩展的探索机制，也定位创新创业的孵化器，面对重点项目或重大市场还可以采用“专项办”的组织模式，短时期聚焦不同背景的人才，聚焦投入，专项开展业务创新，直接向高层汇报。当探索或专项推进成熟后可以纳入“事业部制”或“产品线”模式管理，从而在同一时期采取柔性的运行模式发展业务，形成不同的目标和导向，激发出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

在采取不同运行模式的同时，还应兼顾共享共建和专业化分工，这样利于资源统筹，也利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打造。共享共建在组织运行模式上可以采取统一的部门牵头管理，实施在各个业务单元，共同打造出共用的创新产品和技术，分享借鉴创新思维和管理模式，最大限度盘活组织资源;而专业化分工建设，则是培育专业化能力，建立业内领先的专业化能力，同时统筹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如产品中使用到的通用模块、大数据平台等，由专业团队不断创新、做精做强，提升企业一体化管控水平。

五、实践和演进

本章将结合前文提到的运行模式设计内容，以海尔企业为例，研究其在组织运行模式创新上的具体做法，以期为研究型组织运行模式的实践提供参考。

1.海尔组织运行模式改革案例解析

海尔集团成立于1984年的大型企业，在2012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榜单中，海尔与苹果、谷歌等一起进入十强，排名第8位，其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值得研究与借鉴。

海尔在不同时期为了跟上市场快速变化的节奏，不断开展组织结构改革，进而确保組织运行机制能符合创新行为的要求。海尔至今已经历了40多轮组织结构再造，其组织结构过去的垂直型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和信息化。2006年开始，海尔提出了无边界组织构建的思想，其组织结构再次经历重大变革，从传统的“正三角组织结构”变革为“倒三角组织结构”。2013年开始，为了实现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商业模式，海尔的组织结构变革为“平台型组织”。这种改变核心是组织资源调动不再以领导为中心，而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集团内部的8万人就变成了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每个经营体都有独立的用人权、分配权、决策权。在这个平台组织中，只存在三种类型的人，即小微成员、平台主、领域主，每个人或者经营体都要成为这个网状组织中的一个节点，如果在网状组织中找不到自己的节点，就将面临淘汰。海尔与这些自主经营体之间实行的是动态合伙制，优胜劣汰，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六、结束语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当今社会任何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与客户要求都在不断提高，企业想方设法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是组织创新的源动力。不断调整组织模式适应市场和客户是对组织提出的必然要求，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设计与组织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运行模式，组织运行模式变革是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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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焦阳（1981.12- ），男，四川省都江堰市人，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组织管理、经营管理

作者：焦阳

法律运行模式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PPP）模式研究述评

摘 要：本文对我国近年来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PPP）模式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从PPP模式的定义、PPP模式的优势、私营部门参与PPP模式的影响因素、PPP项目投资决策及模式选择、PPP合同缔结与再谈判、PPP项目资本结构、PPP参与者关系与行为策略、PPP项目利益分配及收益保证、PPP模式风险识别及分配、PPP项目绩效评价、PPP模式监督管理、PPP模式在特定领域的运用这十二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对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模式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模式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研究

一、近年来我国公共项目PPP模式研究综述

（一）PPP模式的定义

曹远征（2002）认为，PPP模式是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通过签署合作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共享项目风险和社会责任，分配投资收益，基本形式主要有运营维护、租赁购买、BOOB/BT0和特许经营等。贾康、孙洁（2009）指出：PPP模式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通过允许私营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供给效率的提升和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PPP模式不仅仅只是一种融资模式，融资只是PPP模式众多目的之一。叶晓甦、徐春梅（2013）提出了适合我国PPP的定义，明晰了PPP中的“伙伴关系”和促进PPP推广运用的政策与机制创新途径。付大学、林芳竹（2015）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中“私”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认为“私”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非公任何组织，即私人企业和第三部门。

（二）PPP模式的优势（作用）

孙洁（2005）认为，PPP模式在缓解公共财政压力，满足公共需求，提高市场效率上都存在优势。李红娟（2014）对财政支持PPP模式的动因及支持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推广应用PPP模式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改进政府公共服务、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三）私营部门参与PPP模式的影响因素

袁竞峰（2009）对私营企业经理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然后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多元因子分析，从而确定影响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PPP模式项目意愿强度的关键因素。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2009）认为，基础设施PPP项目中政府激励措施主要包括财政补贴、政府对PPP项目融资的协助、政府担保、税收减免等；从各种政府激励措施的效果对比来看，税收减免政策对私营部门的激励作用最大，财政补贴对私营部门的激励作用最小。欧阳峰、曾靖（2015）表示在PPP模式中应加强投资者保护，其指出：投资者保护对PPP模式的私有化程度和项目融资额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PP模式的私有化程度与项目融资额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四）PPP项目投资决策及模式选择

1、PPP项目投资决策

宋小宁、陈斌、吴明琴（2014）认为，在基础设施供给模式选择中，当两个阶段的创新投入对营运成本的影响存在互补关系的基础设施，传统的政府采购模式更优；当两个阶段的创新投入对营运成本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的基础设施，PPP模式更优。刘勇、肖翥、许叶林（2015）认为基础设施PPP项目宜采用PSC-PPP对比法作为立项决策的标准评价方法。

2、PPP项目模式选择

闰江奇（2015）认为，中国式PPP的发展将主要从GSP逐步演化为PSP，而非直接地复制西方式的PPP。詹卉（2014）指出：服务流、损耗流、现金流和资金流等要素能否转换及转换程度是决定基础设施投融资采取何种PPP模式的关键。

（五）PPP合同缔结与再谈判

1、公私信任与PPP合同缔结

杜亚灵、闫鹏（2013）指出了信任对PPP项目缔约风险的控制作用，并提出了依据PPP项目缔约过程中信任的动态演化规律来制定缔约风险控制策略的思路。杜亚灵、尹航、尹贻林、杜泽超（2015）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PPP项目谈判中信任的9项影响因素，分为交易双方固有特征、交易双方交互行为与交易双方心理契约3大类别。杜亚灵、闫鹏（2014）对PPP项目中初始信任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将PPP项目中的信任划分为资格预审中形成的静态的初始信任和合同谈判与再谈判过程中动态演化的持续性信任，并构建了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形成机理的模型。

2、PPP合同再谈判

马桑（2016）运用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了PPP项目再谈判问题，认为公私责任合理划分、加强对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与服务质量的监督等方法可以推动PPP再谈判的良性发展。

（六）PPP项目资本结构

叶晓甦、易朋成、吴书霞（2011）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由于控制权结构不同，因此，它既是公私合作的选择形式，也是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条件。孙慧、卢言红（2014）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影响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因素，指出合作双方对项目的评价高低程度、投资中各方的不可替代程度以及双方对项目预期合作收益的满意程度是影响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因素。

（七）PPP參与者关系与行为策略

张惠（2015）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政府、银行、私营机构等投资主体的风险状态及博弈行为，认为商业银行既要充分“粘合”好政府、私营机构、银行三方力量，又要注重在各投资主体的风险博弈中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自身的信货风险。徐盈（2013）认为在PPP项目中，企业应当争取优势型、依赖型、休眠型和酌处型的干系人成为主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决策，而对危险型和强要型干系人，则应尽量减少项目中的利益冲突。任志涛、李夏冰（2014）认为PPP在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行中，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主体行为特征有差异性和共生性，进而分析了如何促进共生行为，以使得公私双方的效率达到最优。

（八）PPP项目利益分配及收益保证

1、利益分配理论模型

何天翔、张云宁、施陆燕等（2015）基于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理论，构建了满意度修正的基础设施PPP项目Shapely值利益分配模型。

2、特许定价决策与价格调整

（1）特许定价决策

段世霞、朱琼、侯阳（2013）认为，政府、经济条件、项目自身特征等7个因素与PPP项目特许价格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政府及项目所处宏观环境与其相关性最为显著。段世霞、谢芳（2014）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价格影响因素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和客流量对PPP项目价格具有抑制作用，年运营成本和同类竞争项目对价格具有促进作用。孙春玲、徐叠元（2015）从利益均衡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PPP项目定价对私人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效益的影响，最终构建起了PPP项目公平定价模型。

（2）价格调整

高颖、张水波、冯卓（2015）以最终用户付费的交通类PPP项目为分析对象，分析了需求量下降情况下，政府如何采用需求量补偿机制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包敏、简迎辉（2015）构建了基于PSO-BP神经网络的地铁PPP项目调价模型。邓小鹏、熊伟、袁竞峰等（2009）以政府、私营企业、公众三方满意度均衡为目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了PPP项目的动态调价与补贴模型。

3、特许经营期决策与特许经营期调整

王治、谭欢、王靖（2015）运用期权博弈方法构建PPP项目特许权期决策模型，认为政府应根据项目的风险收益情况实施弹性特许权期制。高颖、张水波、冯卓（2014）对在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偿进行了研究。

4、政府补偿

胡振、王秀婧、刘华（2013）研究了服务购买型PPP项目财政补偿有效区间的基础模型。吴孝灵、周晶、彭以忱等（2013）借鉴Stackelberg博弈思想，认为政府应对PPP项目投资者给予特许收益，根据项目实际收益与特许收益的缺口提供建设成本补偿和运营风险补偿。

（九）PPP模式风险识别、评估、分配

1、风险识别

亓霞、柯永建、王守清（2009）基于案例法归纳了中国PPP项目的主要风险，认为主要风险因素有：法律变更、项目审批拖延、政府决策失误、政治反对、政府不守信用、不可杭力、融资障碍、市场收益不足、项目唯一性、配套设备服务提供、市场需求变化、收费变更、腐败等。赵晔（2015）认为PPP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有：国际及国内政局的稳定性、中央政府对非公资产政策的变动、汇率政策的变动、国家法律政策、突发事件暂停项目、地方政府的意愿、地方政府的能力、地方政府及政策的连续性、民众对项目的态度、是否有寻租行为。

2、风险评估

何寿奎，傅鸿源（2006）采用综合评价方法确定政府和私营部门在PPP模式中项目风险和收益分配方式。何亚伯、徐冰、常秀峰（2016）通过改进的熵权法确定PPP项目中各风险因素的权重，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评价了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风险。王建波、赵佳、牛发阳（2016）采用Choquet模糊积分方法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融资风險进行评价。

3、风险分配

林表文（2013）提出，PPP项目风险分担应遵循的4个原则：对称性原则、最优性原则、上限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周和平（2014）认为，PPP项目风险在各参与者之间的分摊是否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PPP项目是否能够运作成功，当项目出现预料之外的风险时政府和特许经营人需要对原先的风险分担方案及时调整。李妍（2015）运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讨价还价博弈理论，分别构建了政府部门先出价的PPP项目风险分担模型和私人部门先出价的PPP项目风险分担模型，用以合理确定政府方和资本方的风险份额。

（十）PPP项目绩效评价

兰兰、高成修（2013）使用AHP方法构建了PPP项目绩效评估体系。王玉梅、严丹良（2014）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PPP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十一）PPP模式监督管理

付金存、龚军姣（2016）认为城市公用事业采用PPP模式时政府应进行有效规制，市场准入规制政策、价格规制政策和质量规制政策可作为该规制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鲁心逸（2015）从覆盖范围、监控要点、介入方式、工作流程、绩效评估和重大风险控制等方面解读了印度的PPP项目跟踪审计，指出我国应尽快落实政府的PPP跟踪审计职责。张万宽（2008）认为，外部审计和市民评估在PPP模式的监督管理中也是是必不可少的。陈婉玲（2015）以PPP模式监管为视角，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PPP模式中扮演着政策制定、项目实施与模式监管等多种角色，必须合理划清政府职能边界，引入独立的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温来成、刘洪芳、彭羽（2015）认为应加强PPP财政风险监管，提出了建立各级政府专设PPP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PPP项目财政风险监管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

（十二）PPP模式在特定领域的运用

夏超尘（2014）认为，在养老地产领域成功应用PPP模式，必须要将养老地产开发商、投资商和运营商的角色予以分离；并提出了三种运营模式：委托合营模式、纯出租模式、委托经营模式。邹登亮（2014）对地热能产业化开发领域中PPP模式合作框架构建进行了探讨。郭峰、蔡艺卿、王飞球（2013）探讨了PPP模式在公共文化建设项目中的应用。盖国凤、丁莉（2013）阐述了PPP模式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应用。贾康、王泽彩（2013）对PPP模式融资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于殿江、陈昕、蔡蒙琦（2013）阐述了PPP模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中的应用。刘婧湜、王守清、冯珂等（2015）对PPP模式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张威妮（2015）对我国高铁项目PPP融资模式进行了一定探索，提出了我国在高铁建设领域对PPP模式融资优化的实施机制。乔雅琳（2011）采用模糊评价方法对我国高铁项目PPP融资风险进行了评价。李蔚（2010）对我国铁路建设项目PPP模式下的风险分担机制进行了探索。千钧军（2011）针对高速铁路PPP模式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孙祁祥、锁凌燕、郑伟（2015）认为，未来国际和国内改革的取向应该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的组合，公私合作PPP应是中国社保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二、小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关于PPP模式的研究十分丰富，主要集中于PPP模式的内涵、功能、参与者及其关系、项目治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风险的识别评价、项目投资决策等多个方面。由于PPP模式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得到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国内学者对PPP模式的研究大多是从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视角展开研究，实际上，推行PPP模式的目的远不仅如此，PPP模式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可以使有限的政府投资通过一定的运作机制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而且表现在有利于政府部门借助私营部门的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现代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从研究内容来，许多国内学者对PPP模式的研究，都属于对国外不同行业或领域PPP模式项目实践经验的介绍及总结，缺乏对我国特殊国情的考量和适用性分析，而且现有研究大多较为零散，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对PPP模式的研究大多使用了案例研究方法，使用经济计量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为少见。未来的PPP项目研究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PPP模式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适用性分析。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PPP项目合同管理理论与实践合同體系形式的研究。第三，PPP模式合作的机制建设方面，股权分配机制、收益分配机制、风险分配机制的科学设计。

参考文献：

[1]吴淼、张精富：公私合作（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述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P39-47.

[2]王东波、王薇：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选择研究述评[J].项目管理技术，2013（12），P39-45.

[3]叶晓甦、徐春梅：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PPP）模式研究述评[J].软科学，2013（06），P6-9.

[4]吴海西、戴大双、刘宁：BOT/PPP模式识别与选择研究述评[J].技术经济，2010（02），P68-73.

[5]廖振中、刘嘉、罗佳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检视——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科学，2018（03），P80-92.

作者简介：

陈都（1982-）男，武汉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投资与公共服务研究。

（武汉商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市政基础设施PPP模式财政风险识别、测度及防控研究”，项目编号2018KB010）

作者：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