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经济法研究论文

摘要：《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其法学属性的归属一直是行政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相互争论的焦点。对于食品安全法属性的判断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学科的自身建设。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行政经济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经济法研究论文 篇1：

浅议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摘 要]探讨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既是法理学界热门话题，也是实践活动中把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焦点问题。法律体系的合理构建要求各部门法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相互配合，相互衔接，法治的秩序才能井然有序从而为国家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文章于经济法律权力语境下从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联系及如何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三方面作肤浅的探析。

[关键词]区别；联系；互动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以经济法律权力为中心的识别

（一）经济法律权力的述评与界定

有关经济法律权力的述评：秦国荣“维权与控权：经济法的本质及功能定位——对‘需要干预说’的理论评析”（《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认为，经济学的任务主要在于证明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法学则应从宪政、有限政府和控权理论出发，注意设定法律制度去防范和规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不当干预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在赋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在经济法授予政府行使市场监管职能时，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要遵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限权力、正当程序性和责任性等原则。单飞跃《“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认为在经济法中，干预是一种最贴切的法律方法描述，描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特征，以及国家力量与私人力量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过程与机制。在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国家职能不断扩大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权力已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一个活跃的权力要素，经济权力是社会成员与国家对公共经济事务安排的社会契约。经济权力至少应当由议会、政府、专门性国家机关、社会成员所共享。冯果《宪法秩序下的经济法法权结构探究》（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国家可以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对经济活动实施控制、引导，这就是国家经济调制权，即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规制和调控的权力。但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基于正当的程序和目的，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权力法定、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及责任控制等应该成为经济法法权结构设置坚守的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律权力主体具有宏观调控和调制市场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本身也应当是一种受到规范的权力，这种规范体现在权力与义务（职责）、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与统一，如果只享受权力而不承担义务、或享受很大权力而承担较小义务，那么经济法律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失范。因此就经济法律权力本身而言，其与法理学上的权力本质上是相通的，权力与义务（职责）是相生相伴的，一项权力必然与一项义务（职责）相关联，只享受权力而不承担义务即违背了权力必然与责任相伴的法理常识。

（二）立法目的有别

经济法的使命是协调民法、行政法框架下产生而不能由其解决的现实而客观存在的，民法的价值在于人性自由，张扬人性，行政法的价值在于人性安全和秩序。经济法的精神则强调人性和谐与安全发展，经济法学的基本价值：社会发展、公正、经济安全。经济法的基本主体范畴：市场主体——社会中间层——国家。基本主体之间在基本价值指导下形成的关系：有限干预、有限自治、权力、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是寓于社会利益中，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干预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①的经济法要解决如何通过多方博弈、商谈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识别、利益整合和利益保护的问题。虽然经济法以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为目标，但这种立法目的在实施过程中带有较强的经济扩权色彩。

“行政是国家最早的一种职能”，②在法理学界关于行政法的理论有三种：第一为控权论，是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强调政府权力易自我滥用的天性，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有什么权力，权力的范围是什么，怎样利用这些权力，政府不应当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关注如何运用行政权巩固国家政权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转，较少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行使。该学说在在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也存在某种可取之处。第三为平衡论，该理论为控权论和管理论的折中，强调行政权有序运转的同时，关注如何控权如何制约如何保障行政权扩张之后的损害救济，即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和对公民权的确实保障是行政法的核心内容。该学说站在对控权论和管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的立场对行政法的法的价值和其功能进行了全面和深刻认识。

笔者认为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立法区别体现了国家职能的细化和对经济法律权力权属性质的甄别的必要性，经济法律权力与行政法律权力也因立法的这种目的不能混为一谈，经济法律权力的实现须借助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而行政法包括了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其中对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又是其关注的核心，这种程序控权的理念主要针对行政组织法中的行政主体，因此特别是在行政经济管理中涉及到经济权力运行有关的内容时，行政法不在管理活动中体现程序性的操作，即不是思考在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容及其手段上是否正确与否，而是体现于防止权力在运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是否被滥用，并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而这种有效的方式被公认为行政程序，但这种权力的性质属性就立法目的的本质而言是一种经济法律权力。

（三）调整对象有别

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③经济法的立意是很明确的，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不可缺的。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不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而是扩大自身的经济职能，自觉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而这种干预更多是为市场主体参加者设定权利义务，并由政府行使管理权、监督权。从某种程度看可以说是一部扩权法而不是部控权法。它的法的价值取向不是定位于个人利益本位和国家权力本位而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当市场信息主体的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解决时，冲突便会向政治层面转移从而使干预主义得以产生，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加强，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传统私法领域或公法领域之外的一个新领域，这是对古典私法制度的突破”。④

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行使权力时与行政相对人所发生的各种行政关系，也调整行政主体行使此种权力时接受行政法制监督所产生的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法以国家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这种行政关系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行政管理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第二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是指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对行政主体、国家公务员和其它行政执法组织、人员进行监督而发生的各种关系。第三类，行政救济关系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而与行政救济主体之间的所发生的关系。第四类，行政内部关系是行政主体之间以及与公务员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关系。行政管理关系是最基本的行政关系，在行政关系中处在主导地位，其他三种关系都因该关系的产生而产生存在而存在，各种关系都与行政主体或其授权的组织和执法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有关。而行政管理关系和行政权力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是一种政治权力而非经济权力。不同时代的行政权体现了行政管理关系的变化和行政法的法价值观的出现：（一）古代，行政权是种国家权力，我国在封建社会认为权力是来源于天，在欧洲国家来源于神，是上帝给的，这种权力先由上帝给了教会，教会把统治精神世界的权力给了自己，而把统治世俗社会的权力给了国王和国家，所以国家权力要服从教会的权力。国家再用权力制定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这种权力是不受法律约束的，阿奎那“一个王国自愿接受法律的约束，是服从神的意志，但当权力和法律相触时，国王也可修改法律，然后再服从法律，”因此，在古代，受这种观念支配，权力不受法律约束，不可能有法治更不可能有行政法。（二）启蒙时代，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这里的人民不是单个的公民，是一种抽象概念，一个群体一个集合，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些思想家开始反对人民主权原则如法国的狄骥“人民主权原则是无法得到实现，是一种骗取人民相信的谎言巧语，蒙骗不知真相的公众的一种手段，狄骥提出行政权来源于一种社会联带关系，即一种利益关系，人们为了实现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而结成社会关系，以及为了实现了这种利益关系而形成社会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由此权力不是权力，而是一种强力，是一种职责。菏兰法学家克拉勃”权力来源于法律，权力——人民——法律，因为人民和国家权力来源不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做不到，法律就永远以特权为前提，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平等，人民才能监督国家权力。”（三）现代，人民认识到人民作为一抽象概念时，不可能制约国家权力，只有当人民被组织成一个群体时，才能与国家抗衡，才有可能制约国家权力（革命），国家不能对人民进行暴政，人民不能对国家进行革命，这就是进行法治的前提。既然法治要求以和平的理念为前提，但从理论上找不到一种力量来约束国家的权力，（只有靠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从而产生了国家机关把权力交给法律，其权力来自于法律，同时遵守法律，表现在，首先，国家要向公民作出承诺如立宪，其次，国家要履行承诺。国家要遵守相应的机制。权力不受约束，国家就不存在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对公民来说是一种制裁，但国家而言，没有相应的强制力来制裁它，而只能采取一中补救性的法律责任来约束它。表现在：（1）从法律上消灭这种违法的权力的效力，使它不再对公民的权利发生约束力，使公民的权利恢复原状；（2）对后果的补救，如果这种行为对公民造成实际的损害，则涉及到补偿，即国家赔偿责任。从上述行政权的法价值观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看现代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体现了它的法价值取向主要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和规范权力运行方式来实现对社会正义价值的追求，在本质上归属为一种行政法律权力。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联系——以经济法律权力为中心

部门法之间既体现独立性又存在联系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才能应付现实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需求，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经济法和行政法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这个结论是有法理依据的，也是我国现代法治工程系统完善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不可漠视的现实问题。

（一）经济法和行政法相互联系的法理依据

第一，两法在实践领域中的需要，现代的社会关系呈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有一部分涉及经济领域，并具有经济性内容，在实践领域中称为经济管理，比如行政法的基本内容常包括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这些法律规定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很难具体指导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及救济方式如何进行，此种特殊情况下在实践操作中给其他法律部门对此如何规定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比如，经济法的执法普遍由行政机关执行，但是执行又遵守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经济法的责任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责任，对于行政责任的认定及其构成要件与如何适用也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的，也离不开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这些事实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行政职权、行政行为、行政救济之所以需要在经济法中具体化是因为行政机关的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也需要经济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和权力行使方式予以适度的扩充和完善，以补充行政法在实践操作中的不便。⑤

第二，行政法依法行政的目标离不开经济法。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强调行政权力的来源、行使及被滥用之后进行的补救都须有法律依据，在行政法所涉及的经济管理领域，依法行政所依法是大量的经济法规和经济规章，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中有大量的关于行政职权内容、行政权力行使程序和行政救济的具体规定， 比行政法更富有操作性。行政机关在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时，也必须遵循经济法中再些内容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也可依经济法的相应在其权利受到损害时获得救济，以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保障行政机关不滥用行政权力。经济法中实体规范甚多，以至于行政机关在认定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及如何进行行政处罚时，必须依经济法中的相关实体规定，市场主体作为行政相对人时对行政行为进行抗辩也依经济法中实体规定，这种事实上的互动关系，行政法中关于行政职权、行政程序的规定，也要关注经济法中对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尤为重要的是应对市场参加者实体权利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立法意图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领悟，以在具体执法中能明辨是非保护合法制裁非法才能有效实现两法的立法目的。

第三，经济法自由秩序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行政法。经济法的扩权体现在设定政府的经济管理职权和确定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行政法的控权体现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实体规范而为，这体现了经济法自由、秩序的价值离不开行政法。一方面，经济法的实现是行政权实现的过程，经济法秩序的构建要行政权的保障，经济管理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须依经济法和行政法中特殊规定及一般规定，规避其中任何一种法律规定，都会使经济管理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经济法所欲达到的经济秩序将很难实现。另一方面，经济法自由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要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活力，这种保障措施实现的关键在于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对相对人的救济机制的完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严格设定，就实体规范而言要市场主体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也要明确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职权时认定市场主体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标准，就程序规范而言行政权力的行使既要遵守行政法的一般程序规定也要遵循经济法的特殊程序设定，以保障经济法的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分割。⑥

（二）于我国当前法治状况语境下正视这种互动关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推进型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在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时，往往是利用传统的政治思维而非法治思维去思考问题，受“国家——市场”二元模式的影响，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多以行政干预方式进行，经济法的执法程序和立法程序也多沿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经济法执法机关多为行政机关，体现出一种行政权治的理念。这种理念由于带有强烈的公法“暴力”色彩而与市场经济所崇尚的平等、自由理念格格不入。因为市场的自由天性与政府的权威至上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它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必然排斥对方，如何认识和调整这种困境，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才容易清晰。所以于我国法治现状语境下上文所探析的经济法和行政法的互动关系须理顺这几个前提才会有意义：

第一，行政权居主导地位的传统色彩很重，在行政权运做过程中又带有明显的政党的背景，受政治力量和因素左右严重，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混同了政治国家与经济国家的角色，造成了公共利益代表者与政治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偏离定位。

第二，在经济活动中行政权治理念仍突出行政主体的强势中心地位，忽视社会团体和民众参与经济决策权权利，这样导致经济法决策的低效率和偏差，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现状，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机关过多地、刚性地干预市场。⑦

第三，行政权的管理和命令的特征使得经济执法机关更侧重于创设经济关系，而非调整经济关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大大削弱，经济执法机关凭借强势地位为获取地方、部门、集团利益滥用职权破坏经济关系如行政垄断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第四，行政体系的科层制，包含着单一的等级秩序，势力导致权力的集中化，而集权与市场经济已被事实证明是相异不相容的。同时，结构的科层化也使得科层的利益与社会公益相背离，对科层中的各单位、各构成分子而言，服从科层的独立利益、独立意志比服从社会的意志来得更为重要。⑧因而当科层的利益与意志和社会的利益与意志相异时，行政权治理念就无法融入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范畴之中。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此处“法治”有两层含义：1.法治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的重要手段；2.法治能有效约束个人（企业）的经济行为并创造一种有秩序、稳定、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法治状态需要行政法治和经济法治两种理念的和谐互动才能实现。但我国现实很有不乐观的地方，就单纯以立法而言中国的行政法立法已经处于一定领先水平，例如行政复议法、行政程序法等等，但在实际的行政运做中，更多的是政策性的东西起决定性的作用。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对行政法治建设尤为重要。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扩权法的存在，与行政法确是泾渭分明，在现实运做中各有一片天地的，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为了有一个公平、稳定、秩序的市场，因此笔者认为以经济法律权力为视角，探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研究，这既是完整的科学的法律体系设置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运转的现实所需。

[注释]

①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138 “经济法属于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要尊重私人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维护社会利益。”

②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③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4-173页。

④[德]哈马贝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9页。

⑤程宝山：论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关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第3期刘大洪、吕忠梅：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

⑥谢曾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1年第4期。

⑦关保英.行政模式转换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01页。

⑧关保英.行政模式转换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86页。

[参考文献]

[1][德]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翻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7.

[2]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1.

[3][日] 南博方.日本行政法[M].杨建顺，周作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9.

[4][美]伯纳德.施瓦茨 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3.

[5]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M].米健，贺卫方，高鸿钧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7.

[6]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64-173.

[7]哈马贝斯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0-179.

[8][日]桥本高雄.社会法和市民法[M].昭和出版社，1932：576.转引自日金泽良雄 .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30.

[9]程宝山.论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关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3）.刘大洪，吕忠梅.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科学，1998.

[10]谢曾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色分工和互动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1，（4）.

[11]关保英.行政模式转换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01.

[12]关保英.行政模式转换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86.

[作者简介]赵大华（1977—），女，贵州兴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系讲师；2010级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

作者：赵大华

行政经济法研究论文 篇2：

食品安全法的法学属性之我见

摘要：《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其法学属性的归属一直是行政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相互争论的焦点。对于食品安全法属性的判断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学科的自身建设。本文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和法律责任形式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划分依据，比较分析了食品安全法在法学属性上与行政法和经济法两大学科的异同，最终论证得出食品安全法的法学属性归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食品安全法；法学属性

食品安全法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它的研究已成为涉及到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课题。现阶段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对《食品安全法》的研究与实施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食品健康的立法宗旨。但目前由于《食品安全法》颁布不久，对食品安全法法学基础理论部分的研究仍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中对于食品安全法的法学属性即《食品安全法》应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按照通说，法的部门是对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和即将制定的法律规范，根据其调整对象的不同分类组合而形成的，同时根据各个法的部门里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的规定进行分析归类。这些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法所表现出调整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广泛，从历史上看，法律的划分经过了“诸法合体”向“民刑分离”，再从“民商分立”到今天的“各法细分”、“各法分离”的趋势。[1]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该法律体系下我国形成了在宪法统领下，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分构成，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2]该体系的形成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但在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争议。其中，自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学界就对食品安全法应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产生了分歧，主要表现为行政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对食品安全法属性归属的争论。行政法是基于约束政府行政权力滥用的需求而产生，其核心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行为。经济法则是基于市场的失灵而产生，其核心主要表现为规范和调控市场。然而行政法学界却因《食品安全法》与地方各级官员行政效能联系在一起实行问责制度，普遍认为其应属于行政法，由此引起了一场法律部门间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当下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法》自颁布之时起就体现出了其独有的自身特点，即食品安全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属性；食品安全法是兼具程序法的实体法；食品安全法具有特别法的属性。正是因为这些独有的自身特点使食品安全法的基础理论表现出了复杂性，因此在很多层面，《食品安全法》既表现出了一定的行政法属性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法属性，进而引起了两大法律部门对《食品安全法》法律属性的争议。笔者认为，把一个法律归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标准：调整的对象是否一致、基本原则所表现出的精神是否一致以及法律责任的形式是否统一。根据这三个标准的评判，《食品安全法》应当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对于《食品安全法》的划分有助于人们对于该法律的认识和使用，更好地发挥《食品安全法》的作用，同时对于经济法学学科的建设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析议。

一、食品安全法的调整对象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

这里所讲的调整对象就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实质上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复杂多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性质也有不同。因此也就有了由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以至于可以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和宗旨。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法》是调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关系和食品安全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食品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总的来讲是食品安全关系，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关系。这一关系是发生在行政机关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能过程中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管理、监督与被管理、被监督的关系；二是食品安全责任关系。这一关系是发生在生产经营与消费者及相关第三人之间，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关系，是一种在商品交易关系中发生的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食品安全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调整的特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食品安全法属于经济法中的市场管理关系。

现阶段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需要建立统一、开放和健康的市场体系，在保障市场流通的过程中，必须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本身无力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国家干预，通过国家干预来加强市场管理，因此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即行政关系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能和接受行政法监督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监督主体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行政关系以行政职权为核心，只有与行政职权的行使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才是行政关系。行政关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与服务关系、行政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中，只有行政管理与服务关系与食品安全法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关系相吻合，而食品安全法所体现的食品安全责任关系，行政法却无法调整。所以，食品安全法的调整对象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而不属于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产生的行政关系。

二、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属于经济法原则统领的范畴

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是食品安全法基础理论中的核心，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精神和灵魂，它体现着食品安全法的根本价值，反映着食品安全法的本质，并对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和贯彻执行起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客观、准确、科学地概括、分析、提炼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我国食品安全法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3]由于食品安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范畴、任务和目标与其他法律不同，所以食品安全法具有独特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其主要应包括以下基本原则：分段监管原则、信息公开原则、预防性原则和风险分析原则。其中，分段监管原则是指在坚持按照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每一个环节由一个行政部门负责下，采取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各尽其责为主导方针的多机构分段监管原则。[4]信息公开原则是指为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食品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任何信息应向公众公布的准则。 [5]预防性原则作为一项行动原则是指将来很有可能发生损害健康、或者以现有的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可能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现有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而在当前时段采取暂时性的措施。[6]风险分析原则指的是对食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进而根据风险程度来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以控制或者降低风险，并且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中保证风险相关各方保持良好的风险交流状态。[7]

不难看出，这些《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的立法精神共同表现出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原则和社会利益本位原则的立法精神，而不是行政法的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诚信原则和高效原则。首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始终是一对矛盾。要追求市场自由必然排斥国家干预，也会因此出现经济发展失衡，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盲目追求企业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共同构成了在市场规制关系中对消费者这个相对弱势群体在法律上进行系统保护的规范，因此他们也都体现着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原则。其次，《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总宗旨是：“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食品安全法》的宗旨就是为了保障整个社会的食品经济安全，因此，其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利益本位原则，而不是民法的个人利益，更不是行政法所体现的国家利益。

三、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形式与经济法相一致

通说认为，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违反经济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应当承担的带有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侧重于公平正义以及以限制或剥夺经营性资格和经济补偿为重要形式。经济法律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类。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弥补了食品安全法制上的漏洞，构建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法律责任链条，较之以往的食品违反法律责任的规定，其加大了处罚力度，覆盖面比以往扩大，也更加全面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是指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以及对食品安全负有直接责任的责任者，因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安全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即国家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定义务、超越食品安全法定权利或者滥用权利的行为所做的否定性评价，这是国家强制保证权利义务主体作出一定行为或者不一定行为，补偿或者救济受到侵害或者损害的社会利益和法定权利，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的手段。[8]食品安全法作为一种新的综合性的法律形式，不仅体现出责任形式的多样化，而且其中的法律规范既包含了一些私法规范，亦包含了部分公法规范，同时还有一些公法和私法相混合的规范。因而在法律责任形式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私法性质的责任、公法性质的责任和公法、私法混合性质的新型责任。其中，私法性质的责任主要是食品安全民事责任，另外还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公法性质的责任主要是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私法、公法混合性的新型责任主要是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在责任的适用上，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要适用本法。当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时，按照特别法优先，后法优先的原则执行。[9]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正常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更好地保护正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效地促进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秩序，保障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法律后果的具体内容不同，食品安全责任可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这两种处罚形式只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形式的一小部分，行政法律的责任形式无法涵盖全部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形式，也无法应对现阶段不断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形式是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相一致的。因此，食品安全法体现着经济法的属性。

参考文献：

[1]牛晓艳.经济法基础理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106-107.

[2]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3]谭德凡.论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之风险分析原则[J].河北

法学，2010，（6）.

[4]蒋慧.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症结和出路[J].法律科学（西

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6）.

[5]于华江.食品安全法[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0：7-8.

[6]王贵松.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2009：72-73.

[7]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轻和地方部编.食品标准化[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8]张旭.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制度研究[J].河南大学，2010，（4）.

[9]杨秀英.食品安全法教程[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倪楠

行政经济法研究论文 篇3：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

摘 要：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既有相应的权力（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各自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本文分别基于这三个法域检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考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的越位和缺位，反思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和基础作用，提出在社会法视阈下政府应定位在承担法律制度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关 键 词：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责任；法律价值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作者简介：项贤国（１９８１—），男，安徽合肥人，唐山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王军（１９８０—），男，湖北钟祥人，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法官，研究方向为民商经济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１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省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０３２５０。

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曾说过，“我愿意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它能以付出最小代價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１］（ｐ１５）传统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在社会保障法制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存在政府、社会及农村社会成员等相关主体，本文基于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视阈下重新检视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责任，认为政府责任存在离位状态，应从社会法视阈对政府责任进行合理定位。

一、不同法域下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中政府责任之检视

⒈行政法视阈下的政府责任。行政法是一部控权法，［２］即规范行政权力之法，通过规范行政权力的来源、行使等方式达到维护行政管理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利的目的，它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作为架构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其价值本位。［３］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社会保障的运行主要依靠行政决定来实施和监管，其构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浓厚的行政法属性，政府颁布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和法规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考虑，出发点在于维护政治稳定，保障人民政权地位不动摇。这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度膨胀，超越了行政法的控权范畴。

基于行政法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笔者认为，应重新检视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一方面，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功效性，通过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可以发现，在国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确保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保护农民最大利益这一“三农”政策指引下，先由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颁布行政决策，后由政府推动实施，稳定了政治形势，具有极强的功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种行政决策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是短期的过渡政策，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不加以修正将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的行政法属性过浓，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程中过度运用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从决策到实施无处不在，使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本位被异化了。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在保障农民的生存权，而不是扩张行政权力的范围。显然，行政法视阈下政府责任的归位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构建，但带来的弊端和矛盾也显露无疑。

⒉经济法视阈下的政府责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干预本国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以消费者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为其核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４］作为弥补市场缺陷之法，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是经济法目标价值的核心，公平和效率是经济法目标价值的永恒追求。现代社会保障法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解体之后，伴随着产业革命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英国在１７世纪初期颁布的《济贫法》是社会保障法的萌芽，１８８３年德国制定的《劳工疾病保险法》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法的正式建立。而经济法也产生于产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遽变过程中，与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动因和法律土壤是相同的，并且早期的社会保障法一直是经济法的子法，只是到了后来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时期，社会保障法才从经济法中割裂出来。

我国目前的“三农”工作重点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这必然要依靠经济法功能的发挥，政府运用经济法干预农村经济活动，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因此，农村社会保障法作为政府发展农村经济的配套经济法律规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笔者认为，政府应充分运用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职能，即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构筑和发展必须服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包括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是公平、效率与安全，目的性价值是可持续性发展，［５］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应服从经济公平、安全和效率的需要，服从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只应承担适度的责任。但由于经济法功能的局限性，政府仅干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是不行的，因为其并不能真正保障全体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⒊社会法视阈下的政府责任。我国社会法概念是在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后来学者们逐渐把社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直至官方（教育部）正式将社会法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标志着社会法已经与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并驾齐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法是从经济法中衍生而来的，它调整与社会政策有关的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一类法律关系及其运行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６］它具有保护弱势群体合法利益、保障社会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功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具有保驾护航之作用。

法是维护正义的产物，正义首先是社会性的、抽象的，其次是具体的、现实的，“正义是人类精神中最受尊重的理念，不管有无宗教信仰，所有的人都援引正义，没有人敢公然摈弃正义”。［７］社会法是实现社会正义之法，它的提出对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农村社会保障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经济型”再向“社会型”演变，使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模式从“救济抚恤的恩赐式”向“配套发展的市场经济式”再向“基本的社会权利式”发展，［８］若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发展充分体现社会法的属性，使得农村社会保障法成为社会法的重要部分，则可以突破现行制度构建中的诸多瓶颈，如资金筹集、待遇分享、制度运行等，使农村社会保障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成为农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和政府、市场的义务。基于社会法视野，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中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全面介入和干预农村社会保障领域，对农村区域弱势群体进行倾斜式保护，切实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

二、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的离位

⒈政府责任的越位。我国传统的行政法治理念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维护行政机关系统的正常行政组织管理行为，保障政府机器的协调运转，建立和维护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９］（ｐ１０６）这种思想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后来行政法学者提出控权论，但从行政法实施效果分析，政府仍然存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执法思想，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领域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模式仍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和控制地位，充分扩张了行政权力，依据行政法律规范推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施。政府先是批准农村社会保障试点地区，然后推广实施，政府决策的动机是促进“三农”事业发展，保障国家政治稳定，维护统治者政权。这导致了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时的越位，政府包揽了一切，以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规范。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造成了一系列弊端，如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滞后，制度不规范，各地执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统一，缺乏强制性、权威性及透明度不高，等等。

政府介入社会保障的类型有三类：政府包办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不干预型。［１０］政府包办型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实施的福利社会保障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农村养老保险中有部分包办之嫌，这不利于提高保障效率，有损社会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并非越高越好，而应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它应既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又要激发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形成惰性。因此，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责任越位会制约其发展。

⒉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是政府本不应该介入而介入，缺位则是政府本该介入而不介入，越位和缺位均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构建。政府责任缺位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立法缺位。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政府制定的唯一一部社会保障法律——《社会保险法》中详尽规定了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涉及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则寥寥无几，很多地方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国务院又没有出台系统的规定，这导致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无“法”的状态下构建和实施的。其次，资金缺位。现行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都是在农民本人自愿交费时才享受待遇，而农民收入差距较大，收入水平较低，很容易导致保障范围不能真正实现全覆盖，所以各地公布的参保率均没有达到１００％。再次，监管缺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有力地监管整个制度的实施和运行，实践中政府在监管农村社会保障运行中严重缺位，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混乱，“社会保障年检”形同虚设，政府挪用社会保障费用等现象普遍存在。

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在构建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障碍因素，现实法律环境下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不规范，同一制度存在多个法律规范；法律位阶较低，多是以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形式出现；地区间立法差异性较大，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较大；法律效力不高，司法机关很难适用相关法律裁判案件；法律责任缺失，违法责任人鲜有得到法律追究。在制度实施中农村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保后社会保障待遇也得不到及时兑现。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欠缴社会保障（险）费的行为，对非法挤占、挪用保障（险）金的违法行为，法律不能及时地给予制裁，致使社会保障（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严重不安全状态。因此，基于社会法视阈，政府应承担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中的应然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充分享有规范的社会保障权，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归位

基于社会法视域观察，在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政府是首要的责任主体，但不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应该合理分工、各尽其责，构筑“四位一体”良性互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发展模式。据此，应对政府责任进行重新归位。

⒈法制构建责任。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但时至今日，尚无一部系统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法。［１１］现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等，这些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决策或法规，显然与现代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价值是不相符的。我们不并寄希望于很快制定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但至少应有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并不是法律，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经常受到国家经济、政治等变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常常无法可依。

笔者认为，法的价值是对满足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抑或该法律制度能否满足该主体需要和满足的程度。要建立现代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的制度价值，必须依靠法律，通过立法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而政府是立法的主体，理应在这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宪法》第４５条规定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国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使得《宪法》的依据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沦为空谈。因此，政府应当以现有的《社会保险法》为契机，履行其立法责任，制定《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创造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制环境，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和办事规则。

⒉财政支撑责任。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杠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主体。资金供给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关键要素，现行制度中农村社会保障费用由农民和国家共同承担，农民若不缴费则国家不给予补助，其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待遇。只有在农民缴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这种无差别的资金筹集模式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行中被打了折扣。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大部分依赖于自然条件，农民收入的差别性、波动性较大，现行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模式会使一部分人没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障，或者参加社会保障的连续性得不到保证，这就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实施。

农产品的供给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政府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时理应对其实施倾斜保护。因此，政府应建立有区别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原则上依然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缴费义务，若农民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则企业应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为农民缴纳部分社会保障费用，这方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督、监察力度，规范农村企业用工机制。同时，若农民没有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国家和社会应共同分担农民的缴费义务，这需要建立完善的审核制度，真正使没有能力的农民能够参加社会保障，又避免制度漏洞，以防止极个别不劳而获现象的出现。对此国外有立法例，如日本建立的农民基础养老金制度，对低收入者免除其缴费义务。总之，政府应承担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的财政支撑责任。

⒊监督管理责任。前文已述及，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时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履行监管责任不得力。一方面，政府在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水平和加强社会保障监督力度方面投入的精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普遍存在缺乏法律责任规范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承担的责任应进行合理归位，既要防止政府的越位，又要避免政府的缺位。政府应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的监督管理责任，理顺和统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机构和运行管理组织，规范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职能。基于城乡统筹视角设立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所，统一归口管理农村社会保障事宜，防止多头监管和相互推诿。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监督制约机制，从法律上对农村社会保障予以监督。首先，建立审计监督机制。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使用、运营进行审计监督，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进行定期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次，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下农民缴费后很难知道其资金去向，更谈不上对运营的监督，因此，应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同时，合理界定政府监管的范围，把属于社会保障的事务性工作交由社会化的经办机构负责，如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投资等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政府应专注于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监管，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合法、稳健、良性实施。

秩序总是与无序相对的，秩序的建构依赖一定的规范进行维系，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１２］（ｐ１７－１８）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复杂，政府、社会、农村社会成员各自应承担其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的责任，尤其是政府责任。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法律价值不同，基于这些不同法域下观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构建中政府责任也有显著的区别。社会法是市场经济发展之特定阶段的产物，政府责任应从行政法、经济法视阈演变至社会法视阈，修正行政法视阈下的越位和经济法视阈下的缺位，基于社会法视阈承担政府的责任，这对于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１］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Ｍ］． 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薛克鹏．误读行政法及其对经济法的危害［Ｊ］．现代法学，２００９，（０５）：１８２－１８７．

［３］章剑生．现代行政程序的成因和功能分析［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１，（０１）：７９－８９．

［４］徐孟洲．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探讨［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０１）：９６－１０２．

［５］［８］赵新龙．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属性之演进［Ｊ］．安徽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９，（０１）：１３７－１４４．

［６］王为农，吴谦．社会法的基本问题：概念与特征［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２，（１１）．９２－９３．

［７］（比）佩雷尔曼．正义，法律和辩论（Ｍ）．美国兰登书屋，１９６７．

［９］单飞跃．经济法学［Ｍ］．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０］陈少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０４）：３５－４１．

［１１］柴瑞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构建困境与求解之道［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１，（０５）：７９－８３．

［１２］（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Ｍ］．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

（责任编辑：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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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贤国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