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互动与知识经济论文

第一作者简介:贾霄燕(1978-),女,邯郸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第二作者简介:顾敏敏(1978-),女,上海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第三作者简介:陶红茹(1974-),女,石家庄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行政法互动与知识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行政法互动与知识经济论文 篇1：

论当代中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

摘要：现代市场锻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自然要由新的价值来实现，当代中国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也随之变得多样化。本文论述了在新时期，当代中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公正公平､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和执政为民。

关键词：政府行为； 公正公平； 公开透明； 依法行政； 执政为民

文献标识码：A

政府行为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机关极其工作人员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即政府公共行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权力的中心，在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政府强调的是自身的价值，而忽略了公民､企业和社会的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进入完善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中国加入WTO，当代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政府的执政环境上。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是社会形态多重跨越等共存的时期。中国农业社会的任务尚未完成，以城市为主体的工业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水平和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同时又必须应对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全球性挑战。其次，表现在中国的社会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上。价值准则是确定某种类型的行为是否适宜的文化标准，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政府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必须与时俱进。

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培育市场体系，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组织经济活动都需要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运行状况和调节方式而言，是一种“市场+政府”的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又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和干预。现代市场锻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自然要由新的价值来实现，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也随之变得多样化。“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力､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

一、公正公平

公正公平就是政府在制定法律体系和执法过程中对待所有主体都要一视同仁，没有偏私和歧视。这里的公平指的是广义的公平，包括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竞争环境公平以及程序公平等。

(一) 公正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是否公平关系到社会是否稳定，政府既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因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既要实现效率优先，又要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我国公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例如做好税收工作，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真正兼顾效率和公平，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二) 公正公平是市场经济和WTO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以实现效率､公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拥有公正､平等的待遇和公平的机会，政府应公正地对待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当事人和经济成份，保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世界贸易组织是政府间的组织，世贸组织所推行的国际通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对各成员方政府的行为起规范和约束作用。诸如“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是世贸组织最基础性原则，都贯彻了公正､公平的精神，中国已经成为WTO的成员，理所当然要遵从国际通则，履行相关义务。

二、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就是指政府除国家机密以外的其它公共信息都应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建立“阳光政府”，实行“阳光行政”即透明行政。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指出，“宣传正是纠正社会和工业弊端的良好方法。据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光是最好的警察。”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有公开文件的义务和责任，因而逐步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即所谓的“暗箱行政”。传统的施政习惯是不让民众了解事件的真相，甚至隐瞒事件的真相，这与“阳光行政”是背道而驰的。透明行政就是把政府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不仅受到权力制约机制的监督，而且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

(一) 公开透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政务公开､行政民主。行政民主是落实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公共权力的行使要透明，有透明才能有监督，政府通过制度化途径向社会提供充分的行政信息，接受人民的全程监控，才能减少行政活动中的不公正行为。公开透明是保证政府行为合法性､公正公平的有效机制。列宁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可见，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公共行政公开政务，否则，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就无从谈起。政务公开包括公开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公共行政的程序和结果，公民可以咨询､查询､参与讨论并提出建议。

(二) 公开透明是政府获得公信力的要求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公共行政中获得公众认同的情况。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指数是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情况，亦即是否尊重公民知情权，保证公共信息的公开性､及时性。政府信息如果不公开，易造成其他传播渠道的流通(如小道消息)，在危急情况下，信息不公开必然加剧人们的恐惧心理，造成社会混乱，扰乱公共秩序。例如，前几年SARS对我国的突然袭击，在起始阶段，某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隐瞒疫情，致使疫情扩散，造成人们谈“非”色变的恐惧心理，中国当代政府采取果断撤换措施，实行信息公开透明政策，中央领导亲临防“非”第一线，广泛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改变了过去由少数人参与决策的局面，扩大了公民､社区､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共同参与决策，群策群力，有力的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维护了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政府的公信力显著提高。这正是当代公共行政由“暗箱行政”向“阳光行政”迈出的第一步。

三、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根本上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行政主体依法产生，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做到于法有据，受制于法，遵循法的实体和程序规定，遵循法的原则和精神，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对公共行政主体而言，法律未授权即禁止，对公民而言，法律未禁止即自由。当然，我们要承认“法律永远落后于行政。”这里所指的不是消极的依法行政，而是指的是积极的依法行政，即在没有法律规范调整的领域，行政要大胆进入，以解决公共问题和实现公共利益为宗旨。

(一) 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重义务轻权利，缺乏法律保护意识及法律思想，特权思想严重，“人治”观念突出，习惯于“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法治”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往往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为所欲为，致使依法行政难以贯彻落实。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情况稍有转变，但公民权利意识仍相当淡薄，良好的法律文化尚未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治国方针，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公共行政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标志，是现代社会法治国家所奉行的普遍准则，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标志。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依法行政。

(二) 依法行政是实现政府行为公正透明的保证

依法行政含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利；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前者是后者的最终目的，后者是前者的救济措施。公共行政按照法定程序行事，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措施，这本身是公正价值的要求，也是其体现和保证。一个公正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依法行使职权的政府，不遵循法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必然损害政府行为的公正，而且会降低公共行政的效率。政府行政权力无法可依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由于无法可依，权力由行政机关自己制定，这样带来很大的随意性，约束性也很差，政府行为缺乏公开和透明性，监督不易落实。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改变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恶习，制定国家公务员的奖惩､评估制度，保证公共行政的公正透明。

(三) 依法行政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从法理上讲，当代中国的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是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决定着法律的“合法性”，任何对法律的违背都是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行政就是要根据法律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意志来行使公共权力，它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行政是民主政治，不允许凌驾于人民利益和意志之上的某个意志的存在，也不允许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的存在，是“人依法”，而不是“法依人”。由此可见，依法行政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民主宪政原则。

四、执政为民

执政为民是指当代中国政府的一切活动必须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问题､办事情，一切都要从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执政为民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体现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到为群众办事情上，要做到执政为民，必须树立以下三个观点：

(一) 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总是依附权力而存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正确认识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掌权用权，这是最重要的从政道德，也是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条件，我们应有意识地打破垄断和特权，实行政务公开，让公众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行政事物，让政府行为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公众的监督，形成公共利益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反对以权谋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受人民委托，是按人民的意志来运用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因此，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掌权执政者的私有物，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资本”。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为个人谋私利的权力。“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其次，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权力不受法律制约必然导致政府职能扩张，政府机构恶性膨胀以及腐败的产生等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法律的宗旨是维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绝对不允许权大于法的现象存在。

(二) 要树立勤政为民的服务观

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巴杜拉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行为要以社会､企业和公民为本位，顺应他们的意志，为满足他们的愿望提供条件､实施职能。勤政为民就是当官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做官老爷，为公众服务是行政存在的理由，是政府应负有的职责和使命。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官僚主义是一种政治腐败现象，也是一种道德腐化现象。公共行政中服务定位将导致特权意识的弱化和特权的消失。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要确立勤政为民的观念，当好人民的公仆，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全面的进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要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求真务实，改革创新，任劳任怨，甘愿做一切为人民的孺子牛，想群众之所难，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虑。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身怀爱民之心，坚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与群众利益相关，受群众欢迎的事情上，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心声，努力为他们谋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讲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 要树立高效的廉政观

面对高速运转､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履行服务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其运转也必须及时､高效。一个高效的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其运作机制应该是政企分开，政府不干预企业内部的事情，政府把该管的事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浆，是公正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这也就是说要将“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主要履行两个职能：一是制定游戏规则，二是公开､公正地裁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当代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个公正､高效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廉洁的政府，不廉洁就无公正可言，不廉洁的高效势必损害公正，损害政府权威，最终导致政府行为无效。廉洁就是要求政府官员不利用权力获得额外的利益，也就是要经得住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金钱､物质､美色的考验，不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不做物欲的奴隶，不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要秉公用权､秉公执法。

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重大举措，出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思想､新观点。其中，提出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强调要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强调要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强调完善四大保障制度，体现了政府对公正公平的高度重视。提出要更加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实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互动，特别是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这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当代政府执政为民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2]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3.

[3]大法官布兰代斯言论集[A].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C].群众出版社，1986.

[4]列宁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86.

[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蔡立辉.论依法行政的宪政内涵[J].江海学刊，1999，(2).

[7]孙柏英.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01，(1).

[8]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台湾三民书局，1993.

[9]王连昌.行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李　珍　李世祥

行政法互动与知识经济论文 篇2：

论城管柔性执法

第一作者简介:贾霄燕(1978-),女,邯郸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第二作者简介:顾敏敏(1978-),女,上海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

第三作者简介:陶红茹(1974-),女,石家庄人,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

【摘要】城管执法部门肩负着城市管理的重要职责,但城管执法中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的事件时有发生。城管执法人员要积极探索柔性的执法方式,学会将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结合并用,避免城管与相对人的正面的激烈冲突,从而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

【关键词】城管;暴力;柔性

Flexible Study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Jia Xiaoyan Gu Minmin Tao Hongru

【

【Key words】Urban Management;Violence;Flexible

城市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城管执法部门肩负着城市管理的重要职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管理滞后于城市建设发展、城管执法与城市管理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日益显现,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城管柔性执法就是一个解决这种困境的有价值的探索。

1 柔性执法的内涵

《说文解字》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 柔,木曲直也。现代汉语字典中柔字有①软、②使变软、③柔和的意思,柔性执法的柔主要取柔和的意思。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 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强制。但是,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证明,行政权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会因为一方的对抗或者无形的抵制而大大降低其功效。现代行政法理论与行政法实践的发展, 要求行政机关尽可能少地运用强制手段来推行行政执法, 而需要更多地采用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手段来使相对一方主动参与, 实现行政目的, 或者自愿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1]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柔性行政。所谓柔性行政执法, 是指行政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运用非强制手段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主要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解、行政奖励等一系列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新型行政行为的总称。

2 针对城管执法的现状提出柔性执法的必要性

2.1 城管执法对象具有复杂和广泛的特征:

城管涉及的领域广泛,主要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方面的全部处罚权,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城市河湖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城市停车管理、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工商管理方面对流动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权;城市规划管理方面对违法建设的有关处罚权;旅游管理方面对无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行为的处罚权。

对象涉及乱丢垃圾的居民、施工工人、街头的小商贩、无照经营的车、无照的导游等。对象的层次一般处于社会下层,经济收入比较低,文明素养偏低。传统单一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不能适应城管管理对象的复杂广泛性的特征,要求执法方式多样化、人性化,柔性执法的方式。

2.2 城管存在暴力执法的现状

(1)对执法对象暴力侵害:

暴有着几种意思:强大而突然来的,又猛又急的;过分急躁的;凶恶残酷的;横蹋,损害;鼓起来,突出;徒手搏击。当城管的执法与暴力相连时,那么与相对人的激烈冲突就难免会发生。现实中城管执法中会出现轻则对执法对象态度蛮横、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重则对执法对象拳脚相加,没收执法对象所有的合法生产资料,更有甚者将执法对象暴力致死。执法对象的人权和财产权经常遭受城管的侵害,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成为城管违法行政的显著特征。

(2)执法手段的非人性化:

从人性学的角度,人的自然属性的三个定律:①人的生理层面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总是要求拥有快乐而不是痛苦。②人的心理层面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总是要求得到尊重而不是贬抑。③人的心灵层面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总是希望有长久的目标而不是虚度一生。人的社会属性的三个定律:①对行为后果的考虑。②对自己长远目标的考虑。③对人生价值的考虑。城管在执法时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剥夺执法对象生产资料的方式,采用强制手段迫使其停止经营,以达到执法目的。某些地方的城管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单纯收缴罚款,执法对象在被罚款后依旧可以从事其违规的商业活动。城管执法手段单一、粗暴,不考虑执法对象的生活境况、合法权利,市民的购买需求、生活需求和执法的成效,完全违背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城管执法手段的非人性化是城管违法行政的又一显著特征。[2]

2.3 柔性执法可改善城管执法的方式:随着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转向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主的现代行政,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发展动力。我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9 条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这是行政方法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风险小、成本低、操作简便、效果明显的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可靠路径。

柔性执法主要是指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等柔性的方式执法,具有参与性、互动性、协商性和可选择性,追求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改善官民关系,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总体平衡,是适应这种民主化发展趋势的新的行政管理方式。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城管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积极探索新型适用且符合法律规定和法治精神的城管执法方式,除继续依法采用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传统的强制性管理方式以外,还应积极探索、灵活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说服教育等非强制性的柔性管理方式,学会将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结合并用。这符合当代行政管理民主化、人性化、法治化的世界潮流,有利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 城管柔性执法中应树立的理念

3.1 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城管柔性执法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意味着城管执法要以人为中心, 关注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忽视人的需要。把人当成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等规范价值得以产生的价值源泉,不能只照搬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能片面强调“依法执法”和法律上赋予的职能,。我们知道城管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城市的整洁和文明,但严格执法不意味着只有冷漠才能代表法律的公正。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背后更多的应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法治社会更需要人性化的执法方式。现实中,一些执法部门往往更多地注重结果, 而不太注意过程和细节; 往往过于强调法律的刚性和威慑力, 而相对忽略法律本身应有的人文关怀。这种威严有余、人情味不足的执法手段,既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 也与现代法制的原则和基本法理相悖。[3]

3.2 和谐理念:西方的“和谐”理念有:①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②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③文艺复兴后许多思想家都把“和谐”视为重要的哲学范畴。④马克思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提倡社会和谐。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①“和而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即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②政治和谐,一种社会政治安定状态。③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和谐是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人们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和处事的价值观、方法论。

和谐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 体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合理关系。城管执法的最佳状态是和谐,即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和谐,执法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 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的和谐, 合法与合理的和谐, 实体与程序的和谐, 管理与服务的和谐。[7]其中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和谐尤为重要, 具体体现为执法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融洽、共赢的关系。而暴力执法、野蛮执法、无理执法等现象都是与和谐理念相悖的, 为此, 和谐执法要求执法者态度上要与民为善, 目的上要促进和谐, 而不是持敌视态度视执法对象为敌人, 视执法权为特权、强权。其实, 只要执法机关树立和谐执法理念, 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执法, 完全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效果。和谐理念,从营造和谐社会,促进执法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的角度。柔性执法以此为理念可以避免执法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促进其关系的和谐。

4 城管可采用的柔性执法方式

城管采用的柔性执法方式主要有: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主要是从调动被管理者的能动性的角度,使被管理者能够积极配合城管执法。

4.1 行政指导: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在其职权范围内,以非公权力任意手段,主动采取的事实行为,取得相对人同意或协助,要求相对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行政作用。主要体现在:(1)劝告、说服。劝告即城管主动和善意地劝说行政相对人不要进行某种活动, 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损失。说服即通过语重心长、耐心细致地讲解道理, 使相对人心悦诚服地配合执法机关去实现行政目标。(2)指点、提醒。即城管针对行政相对人容易疏忽和出错之处,以平等身份从旁提醒, 促使其加以注意和警惕, 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损失。如城管对于初次违法的相对人给予提醒,而不是立即给予处罚,这样有助于缓解执法中与相对人的冲突。(3)协商、沟通。即城管与行政相对人共同商量讨论、交换意见, 以就某个事项取得一致意见,使行政相对人对执法机关某些活动的理解和主动配合, 促使某些较大、较复杂的问题获得较好解决。[4]

4.2 行政合同:指行政机关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方就有关事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是现代行政法上较为新型且重要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它引进了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的新途径。城管可以与特定的商户签订行政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使商户可以以积极的权利方式而不仅仅是负担义务直接参与实施行政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行政合同以协商的方式提出要求和义务,便于公民理解,容易造成接受和赞同,从而减少因双方利益和目的的差异而带来的对立性,有利于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社会。

4.3 行政奖励:指行政机关依法对模范守法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物质、精神鼓励的执法手段, 它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引导、鼓励相对人参与执法事务, 具有强大的教育和导向作用, 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的守法的氛围具体的执法形式。城管在具体的执法中对表现良好的执法对象给予精神奖励,如颁发守法商户等证书,这样可以增加商户的信誉度,促进其积极守法、配合执法。

5 实现城管柔性执法的措施

5.1 主观上运用迂回思维法和系统思维法来实现。

世界万物是彼此联系的,运用迂回思维法从别的领域寻求启发、方法,可以突破本领域常有的“思维定势”,打破“专业障碍”,从而解决问题,或者对问题作出新颖的解释。它是沿着正向思维旁侧开拓出新思路的一种创造性思维。如果能用直线思维求解,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直接求解的思路最短。但是许多问题的求解靠直线思维是难以如愿的,这时采用迂回型思维去观察思考,或许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城管在进行管理中是对于目标的实现可采用多步到位法,改变传统的一步到位法,即发现问题就出发。如城管处罚按情节和步骤进行,而不是对违法行为立刻处罚,给相对人一个缓冲期;这样对于缓解城管与相对人之间的对抗冲突是有利的。因为城管的管理对象普遍处于社会下层,城管的管理往往触及他们的谋生手段,所以可以尽可能的给予相对人以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进行处罚。当然这种缓冲并不是不处罚,对于屡教不改的相对人仍应制裁,这样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

系统思维法从整体出发或从综合的观点出发,从而达到最优化大处着眼,为了实现目标,要注意从系统论的角度解决与目标问题相关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目标问题。对于城管进行城市管理,不能单单从表层来看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是好地解决方式。城管要了解表层之下有深层次的原因,把要解决问题的相关问题都要考虑,从而系统地解决问题。比如对小商贩的管理,单纯的驱赶只是暂时的,“打游击”“猫捉老鼠”的游戏是城管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就要从根源上解决小商贩要生存,要有摆摊的空间的需求,积极地联系地方,为他们的生存考虑。市容是城市的面貌的体现,城管执法也是政府形象的体现,城管积极地为相对人服务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5.2 客观上采取被动变主动的执法方式,惩罚变帮助的执法方式。

城管改变被动地发现违法才采取行动,要主动地去发现执法对象的问题主动解决;对于解决的方法改变传统的制裁、惩罚的手段,采取帮助执法对象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入手,从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对于有些乱倒垃圾的居民,要考虑它们是不是因为附近没有垃圾桶,所以倒垃圾不方便,那么就要安置垃圾桶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用处罚来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过年过节领导都要到一些贫困家庭走访,以增进与基层群众的情感交流。城管也应经常主动地去和管理对象进行情感交流,有了情感作基础,管理起来就会减少很多阻力。地方政府和一些群众自治组织中运用的调解的方法可以在城管中运用,调解是以讲解法律、说服教育、排解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的活动。调解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方式,因为我国民众信奉“和为贵”,对于城管管理中发生的城管与相对人之间或城管在管理中发生的相对人之间的纠纷,用调解的方法去解决,往往会达到好的效果,因为这是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往往会自觉遵守,这样比外在强制力实现目标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外在强制力使用往往是治标,但不能治本,不能起到让相对人心服口服的效果。所以运用柔性的执法方式,注重情感交流,就可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5.3 借鉴企业的柔性管理理念和方式。

企业“柔性管理”以“人性化”为标志,它注重平等和尊重、创造和直觉、主动和企业精神、远见和价值控制,为用户提供质优、价格适中的产品和服务。它是通过讲求管理软化,以管理的柔性化更加激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适应知识经济“刚性竞争”的需要。企业的柔性管理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和偏好为经营导向,关键在于确定如何创造提升顾客价值的方案、如何解决顾客所关注的问题的方案。对于城管的管理,要充分了解被管理者的需求,比如小商贩是为了生存,还是有的居民临时用临街的住房经营;附近居民是更多地考虑买东西方便,还是更多考虑周围环境的整洁。在了解被管理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好地解决问题。

直接定制是企业柔性管理的重要的营销模式。直接定制是根据个人的特定需求来进行市场营销组合,以满足每位顾客特定需求的一种营销方式,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根据顾客的特殊要求来进行产品生产。城管管理的对象广泛,不同领域对象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不同领域的对象要注意结合他们各自的特点采取柔性的执法方式,这样比强制的执法方式更灵活,但对于有些被管理者虽多次劝说仍屡教不改的应该实施制裁。

6 结论

城管职能部门对城市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对于城管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用柔性执法的方式去解决,这就需要围绕以人为本、和谐理念,探索城管柔性执法的具体方式的应用,从而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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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霄燕 顾敏敏 陶红茹

行政法互动与知识经济论文 篇3：

浅析经济法的价值本质及其法律特征

经济法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门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学者们对此也有众多不同的看法｡笔者在对各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带有明显社会性的,不属于公私法和狭义上社会法范畴的独立的新兴法律部门,其带有明显的经济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法律特征｡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经济本位;社会本位;法律特征

丁建军(1967—),男,湖北荆门人,荆门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湖北荆门 448000)

所谓价值即“积极作用”｡“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对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法的价值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人对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统一于法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意义,它们是相对区别而又彼此互动的两个价值层面｡”^[2]法作为国家意志的客观存在,对于不同的主体是有不同价值的,因为各主体对法的需要是不同的,并且,各主体自身的需要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所以法的价值也具有多元性､多层次性,是有结构又成体系的｡同理,经济法价值也是如此,具有多样性,同时法的价值又与法的属性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法的主要价值来探讨其法律特征｡

一､经济法价值

(一)关于经济法价值的争论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经济法的其它范畴一样,我国学者关于经济法价值的看法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3](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4](3)经济法价值主要指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5](4)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6](5)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7](6)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理念是“社会公益”｡^[8]

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笔者认为,要确立一个部门法的价值,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反映该部门法总的价值,即不能将一个部门法的子部门法的价值作为整个部门法的价值｡二是该价值主要由该部门法体现,即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能作为部门法的价值｡例如公平､正义､秩序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每一个部门法､子部门法都必须在自身的领域内反映和追求公平､正义､秩序,而不能把公平､正义､秩序作为各部门法的独特价值｡上述观点(3)混淆了法的一般性价值与部门法的价值｡而观点(2)以社会整体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整体经济公平更多地属于社会法的范围｡三是必须体现出部门法的价值层次与体系｡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总是各个子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此时,必须在部门法的各层次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即必须区分子价值与终极价值､次要价值与主导价值､手段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例如,经济秩序对于效率来说是手段性价值,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以此为标准,经济法主要保护与促进经济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与促进政治利益,社会法主要保护与促进社会利益｡所以观点(5)笼统地以社会整体利益来概括经济法的价值,就没有区分开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观点(6)亦是如此｡四是必须鉴别部门法的价值竞合与互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社会价值目标往往由几个部门法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来实现｡当然,各部门法的功能有主次之分｡比如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由经济法实现,但民法也会体现这一点,即表现在民事法律行为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当一个部门法的价值目标与另一部门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时,必须有所取舍｡例如,民法的所有权绝对体现了权利本位价值,但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相冲突｡因此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就受到限制,但民法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改变｡观点(1)就是如此,没有将法的目的性价值分层次系统考虑,抽象出最根本的价值,而简单列举几个方面,失于凌乱和简陋｡而且把实质正义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根本不能反映经济法的独特价值,难道民法追求的正义就不包括实质正义?观点(4)将经济公平和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也是不准确的｡经济公平更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范畴,经济民主则是民法的价值范畴｡

(二)经济法的主要价值

经济法的相关主体有两个即:抽象国家与整个社会｡经济法对抽象国家的价值是:经济法能够体现抽象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使抽象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力转化为具体国家的经济管理职权,从而实现抽象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经济法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是:经济法作为一种国家经济协调关系体系的稳定器能够使国民经济运行协调有序｡因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经济法是有助于国家与整个社会的法治的,是有助于国家经济与整个社会的和谐互动从而有助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的｡如前所述,经济法价值也具有多元性,各经济法部门均有其对于不同相关主体的不同价值｡下面着重从三个重要经济法部门来探讨经济法的主要价值｡

第一,“体制经济法”这一经济法部门的价值在于能够满足具体国家贯彻和实现经济制度的需要,能够使“制度经济法”得到有效落实;为经济制度的实现提供经济体制上的途径与保障,其价值还在于完善经济体制,规制计划与市场体制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优化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配置功能,从而有助于市场交易关系与市场管理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经济运行的协调｡

第二,“分配关系(经济)法”的价值在于对一定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在其相关主体间的分配与再分配,为国家的自身运作与社会管理提供财富基础,为企业和公民设定纳税义务,以协调国家与企业､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保证国家的有效运作和企业､公民的未来发展,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三,“宏观调控关系(经济)法”的价值在于明确宏观调控的设置与职权,明确宏观调控的杠杆系统与政策措施,巩固和提高国家整个经济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处理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促进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同时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有效规制国家管理经济的公共权力以充分协调和均衡物质利益关系,进而减少相关主体的物质利益冲突并尽可能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不断缓和与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9]经济法按其在法体系中同其他部门法在调整任务上的分工,它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的,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它与民商法不同,它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运行,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因此它的价值又重在社会性｡因此,从上述对经济法的主要价值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是以经济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其法律特征的｡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二､经济法的经济本位特征

其一､从经济法的产生来看,它是国家干预经济和调整经济生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的自由､充分,市场机制能有效地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社会个体在追逐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经常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社会整体利益辨证地隐存于个体利益之中,从而使得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益愈高度､复杂发展,以自由竟争为基调的经济制度转化为垄断,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固有特征的“私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由竞争”开始发生变异,出现了经济强者利益集团与经济弱者利益集团的分野与对立,贫富差距益愈悬殊,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矛盾激化｡这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失灵,于是,“国家之手”在凯恩斯“干预经济理论”的支撑下全面出击,修补“市场失灵”｡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秩序由此让位于有机兼容“国家调控”与“市场自治”的现代社会经济秩序｡于是,这一旨在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新的法秩序——经济法诞生了｡

其二､从经济法的功能来看,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为此,一是要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 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个体都是以营利性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单个的逐利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良影响,而社会公共利益则是不可侵犯的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消除个体营利行为的不良影响,限制个体盲目的逐利行为,对社会公益加以保护,以免各种不当的､非法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国家行使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保障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失灵”,以切实保障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二是要保障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公平和效率,以此推动经济的增长,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直接关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可谓是经济法对效率追求的独到之处｡民商法集中关怀个体､微观效益,行政法则聚焦于行政效率,两者均为间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惟独经济法直接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评价自身合理的根本依据,将社会个体财产使用纳入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引导人们按照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使用社会资源,协调处理个体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促进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10]由于在经济学领域里,社会效益的衡量标准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体制效率,由此决定了经济法对体制效率的倾向性关注｡经济法致力于整个经济体制资源的优化和绩效,根据经济系统对体制分类效率的不同需求,协调安排政府和市场两种体制模型在现实体制中的对比､耦合度,解决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过高､信息渠道堵塞等问题｡具体而言,“在宏观上,经济法通过促进政府与市场两者不同性质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效结合,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与指导;在微观意义上,经济法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变量,通过制度创新,影响､塑造经济主体的利益偏好与追求,以改变主体的行为方式,促进体制效率｡”^[11]

其三､从经济法的发展来看,经济法在解决了效率与公平､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以后,便可以实现其更高层次的目标,即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在这里,政府的实际调控和规制是必要的手段,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经济法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中优化经济结构､减少经济震荡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而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上述目标的全面实现,它是经济法的最高目标｡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发展引发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和垄断国际化,又使经济法在时空的双纬度上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趋同化,宏观经济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法律制度(包括产业调节法､计划法､财税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有资产投资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等)已成为各国经济法共同的核心;根本原因则在于利益协调需要的趋同化,纳入世界经济大体系的当代各国,都面临着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共同重大课题｡这反过来又使经济法在未来的时空里获得更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其一､就经济法职能而言,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还是宏观调控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市场规制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系,而主要着眼于构建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宏观调控则侧重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实现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它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行政权的作用,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中,管理性是外观表现,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其二､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追求的,体现了它的社会本位取向｡经济法在立法思想与执法指导上,都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目的为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对此,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曾说过:“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12]显然,其所谓“社会中的社会协调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从宏观角度来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并协调､优化经济结构,从而通过提高整体效率来促进个体利益的最大实现｡正是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作为在市场体制下与一种独立的社会利益密切相联的典型法律形式,经济法起到了既维护个人权力,又扩大国家权力干预的作用,进而体现出一种兼具“社会法”与“管理法”性质的特征｡正是由于经济法这种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基石范畴,使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其三､经济法是公私法有机融合的新法域,是社会责任本位法｡20世纪以来,由于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对法律提出的变迁要求,传统的公､私法之分已不完全符合法律发展的现实,现代法律发展的大趋势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公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出一种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即社会法领域｡笔者认为经济法就是公私法有机融合的新法域｡这一性质,可通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赋予的经济法的内涵､使命和社会经济利益促就机制矛盾运动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以及经济法内容属性的剖析来说明｡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赋予了经济法“社会优位､个体基础”的辩证内涵｡即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促就社会利益,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赢得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牺牲较小的自由去争取更大的自由,以“不自由”､“不利益”的方式去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帕累托效率”的理性状态,但经济法的使命就在于不懈地迫近这一状态｡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既利己,又利他,使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隐存其中,并自发促就｡换言之,社会自治机制在商品经济时期确能实现社会与个体的相对和谐｡但在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体私利无限膨胀的天性,势必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同时,市场本身存在着天然缺陷(如公共产品缺陷､信息不对称､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作用有限､自我调节恢复作用有限等?雪,因此,需要特别维护受到严重损害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而恢复经济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的格局｡这就需要依赖外力强行推进,对自由放任的社会自治机制予以修正｡而修正的主体只能由“超社会”的最权威组织——国家?穴或国家联合体?雪来充当,社会外力只能以国家公权力来体现,国家成为与市场相对的重要一级,“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的交互并用便孕育了经济法的诞生｡可见,经济法是地地道道的社会责任本位法,国家只是以社会及其整体利益的代表人身份出现的｡正因为国家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做出界定,以防范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另一方面,经济法又规制市场主体行为,抑制私权的恶意弥散,防止和排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经济法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管理中,既承接了公私法传统理论的精华,如恪守“诚实信用”､“严格责任”和“控权规则”,又对其进行着超越性的变造,如实行“双重限权”､“综合规制”､“加重责任”,成为公私法有机融合的高层次法部门｡

经济法､社会法却是本世纪法律体系适应社会本位思潮的两大创新｡但经济法的社会性又不同于社会法,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法律特征正是由经济法的特殊价值决定的,是其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这些内在价值和外在特征进一步证明了,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带有明显经济性和社会性特征的,致力于协调整个经济运行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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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