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男足归化外籍球员正在进行，虽然部分球员归化手续几近完成，但仍有不少人基于伦理、法律等因素质疑归化的正当性。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建筑行业管理伦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建筑行业管理伦理学论文 篇1：
国内建筑劳务分包制度的不足之处及其展望
摘要：劳务分包单位作为施工单位的一部分，其管理制度健全与否对整个工程至关重要。文章具体分析了目前国内劳务分包单位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及劳务分包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工程管理的影响，从而提出了建筑市场亟需的劳务分包形式。
关键词：施工单位；劳务分包；临时性组建
随着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工程的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科学的项目管理模式是保障工程投资效果，取得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其中施工管理对于整个项目管理过程尤为重要，分包单位作为施工单位的组成部分，其组织组成模式及管理模式影响着建筑工程的施工的整个过程。
1 国内劳务分包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人员素质低
目前，国内劳务分包制度不够完善，施工现场劳务分包的管理人员平均文化停留在高中文凭。其管理人员有建筑的工作经验，施工主要靠经验进行，缺乏理论知识，对一些重点工程和难点工程，分包的管理人员就不能满足现场要求。此外，由于分包管理人员大多没有经过培训，团队意识比较淡薄，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大多纯粹为了赚钱，缺乏质量、进度和成本的“三控”
意识。
1.2 组织结构的临时性组建
现阶段，国内的劳务分包管理人员大多都是临时组建的，管理人员之间没有相互合作的经验。当工程施工完毕后，这个临时性的管理团队就被解散，各自又被分到其他项目进行工作。并且在这个管理团队中，一个人可能担任两个或多个职务，分包经理为了节省管理费，可能任命钢筋带班长同时担任现场安全管理员，劳务分包制度下的这种模糊管理在国内工程中比较普遍。
1.3 具体劳动力的临时性组建
施工中的劳务工种主要有混凝土工种、钢筋工种、模板工种和力工工种等，每个工种都有各自的带班长。在国内，这些劳务工种大多是“自由体”，他们可能不属于某一个具体劳务分包单位。当那个劳务分包单位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进入到这个劳务分包单位，但工程完毕后，他们就可能和这个劳务分包单位没有关系，这就是现阶段国内劳务分包单位劳动力组建的临时性，这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科学化管理。
2 目前国内劳务分包制度对工程管理的影响
2.1 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劳务分包单位作为施工现场的具体操作单位，其理论层次、管理层次的高低，对于工程的质量特别重要。然而分包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合格，将给工程质量带来重大挑战。现阶段，国内劳务分包管理人员工程质量意识不够强烈，这将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存在很大隐患。此外，由于劳务分包组织结构的临时性，给工程的整个过程的质量控制带来麻烦，特别对于工程的使用阶段不利。正是由于组织结构的临时性，管理人员缺乏质量意识，缺乏工程的责任感，长期的这种工作观念，加剧了劳务分包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淡薄，使得工程质量更加没有安全保障。
同样，劳动力的临时性组建，对工程质量也非常不利。由于临时性的工种进场，劳务经理及劳务分包管理人员对工人的操作水平不够了解，这有可能直接导致工程质量的不合格。现阶段，新组建的工种很多，这些新工种中有很多新手，他们缺乏施工经验及能力，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上岗。然而正是由于分包劳动力组建的临时性，导致这种工程“杀手”在滋生，这将给整个工程带来很大的威胁。
2.2 对工程进度的影响
分包管理人员的素质低，可能使得总包管理人员无法进行正常管理，在总包管理正常管理的过程中，可能辱骂总包管理人员，不听从总包管理人员的管理，这将严重影响施工工期。此外，由于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组建的临时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管理人员与劳动力之间需要磨合，他们在适应这个新工程的过程中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这也将影响施工工期。如果在施工过程出现某个工种，不能完全胜任这个施工项目时，将会严重影响施工工期，其主要表现在：如果要重新换这个工种的劳动力，总包管理人员首先需要通知分包经理，分包经理再想办法选择一批同样工种的劳动力，新进场的劳动力还需要对工程进行适应，如果在适应中，还是不能胜任这个项目，这就严重影响施工工期。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工程中已经很常见了，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劳务分包单位劳动力组建的临时性。
2.3 对工程成本的影响
现在建设总承包单位主要以国企为主，劳务分包单位通过合同与国企施工管理单位建立临时性关系。在施工过程中，材料主要由国企单位提供，如果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人员素质低，将直接导致材料的浪费。如果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人员管理不合理，将导致劳动力的浪费。施工中，工人是材料的直接操作者，如果工人的材料节约意识不够强，将会直接导致材料的浪费，然而，由于劳务分包的劳动力临时性，使工人缺乏质量节约意识。例如：新进场的模板工，他们由于刚接触这个工程，可能会出现很多地方的浪费，如果现场劳务分包的管理制度不够严格，那么这种浪费将会慢慢加剧，将直接损害总承包的利益。
3 国内劳务分包制度的展望
3.1 政府提高劳务分包单位成立的标准
3.1.1 提高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部门应该实行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人员执业资格制度，对于参加劳务分包管理的活动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并且通过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方能担任施工管理中劳务分包的管理工作。此外，政府必须重视建筑活动中以人为本的理论原则，注重提高分包管理人员的素质，这样才可以实现建筑市场的市场化、规范化和全程化。
3.1.2 禁止劳务分包组织结构的临时性组建。政府应该要求作为劳务分包的管理人员必须是劳务单位的正式员工，并且双方具有合同关系，禁止临时性地为工程项目组建管理人员。劳务分包的管理人员必须在劳务单位有固定的工作岗位，禁止一个管理人员担任多个工作岗位。劳务分包的组织结构必须明确，并且要对每个工程项目的最少管理人数做出要求，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
3.1.3 禁止劳动力的临时性组建。各个工种的工人作为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其施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施工的各个环节。为了提高各工种的施工质量及便于管理，政府应该要求禁止劳务分包单位使用自由化的工种班组，各个工种班组必须有自己的合法劳务分包单位，对于自由化的工种班组政府应该要求归并在合法的劳务分包单位中，由劳务分包单位对其进行长期的管理。同样，作为劳务分包单位，必须有自己施工的主要工种。
3.2 施工总承包单位建立劳务施工管理部门
为了便于施工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以及成本控制，施工总承包单位可以成立单独的劳务施工部门。劳务施工部门具体对劳务工种进行分配对和劳务管理人员管理，这样劳务管理工作人员以及各个工种都受总承包单位的制约，将有助于施工现场的具体施工管理，具体的组织结构图见图1：
4 结语
随着国内建筑市场的发展，总承包的管理模式日益完善，然而作为施工的直接操作单位—劳务分包单位，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本文从目前国内劳务分包单位的不足之处出发，分析其对施工的不利影响，并且提出现阶段国内亟需的劳务施工分包形式，便于国内建筑市场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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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创国
建筑行业管理伦理学论文 篇2：
足球运动员归化的理论证成
摘 要：中国男足归化外籍球员正在进行，虽然部分球员归化手续几近完成，但仍有不少人基于伦理、法律等因素质疑归化的正当性。结合体育全球化的背景来看，球员归化因不违反体育精神且不涉及意识形态，从而合乎伦理要求;因不违反国内外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文件，从而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又因其总体上收益高于成本，从而符合经济理性;所以球员归化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在未来球员归化的路径选择上，外部法律制度应当降低入籍标准，内部管理制度应当提高归化标准，才能将球员归化对国内足球人才选拔体系、管理体系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关 键 词：体育管理;足球运动员归化;国籍;伦理学;法学;经济学
Theoretical proof of football player naturalization-triple （ethical， leg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CHEN Quan-zhen1，WANG Xue-lei2
（1.School of Law，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2.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chun 130117，China）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football players naturalization;nationality;ethics;law;economics
早在20年前，中國足球业内人士就已提出了球员归化问题，当时是为进军2002年韩日世界杯，但后来在没有归化球员的情况下，中国男足依然挺进了世界杯，因此归化的声音逐渐趋于沉寂。然而随后的4届世界杯中国男足都未能杀入决赛圈，国内自上而下对世界杯的渴望促使归化议题进入到官方层面的探讨。2015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万安培提出，为振兴中国足球，实现外籍优秀球员的归化，应当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下简称《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明确表示，将会出台球员归化政策，首先在试点俱乐部实现优秀外籍球员加入中超联赛。中国足协官方对于归化球员给出鼓励态度不是没有原因。在2019年亚洲杯24强中，中国男足以接近29岁的平均年龄成为最年长国家队，本土球员青黄不接的现实让归化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依照中国足协目前的归化思路，将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优秀球员归化入籍是工作重点，但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非华裔优秀球员也在归化之列。足协将归化球员的权利下放到试点俱乐部，目前已完成归化的华裔球员有北京国安的李可、侯永永和广州恒大的布朗宁等，非华裔球员但在中国联赛已效力满5年的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上述归化球员中要么具有中国家庭背景，要么在中国效力满5年，前者属于《国籍法》第7条第1款“中国人的近亲属”，无需获得“永久居留证”即可申请入籍，后者因在中国连续效力或居住满5年，满足了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也可以加入中国国籍。但山东鲁能于近日完成归化的德尔加多，因其既没有中国血统，也没有在中国居住达到5年，所以引起了媒体和广大球迷的质疑，但中国足协却对此视而不见，其中缘由不得而知。其实，在体育全球化的浪潮下，即便是与中国无任何关系的外籍球员也能归化入籍，为中国效力，但是该种归化途径面临的非难更多。本研究试图以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对足球运动员归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证成，以期能为目前球员归化浪潮提供理论层面支持。
1 伦理学审视
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虽然运动员归化迎合了竞技体育的现实需要，但也会面临着体育精神甚至伦理规范的拷问。有论者基于伦理上“义利观”的视角提出，为短期内提高竞技水平而进行的归化，将阻碍归化国青训体系的养成，归化所追求的“利”是损人利己，其衍生的“不利”更值得人们反思[1]。更多人主张，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虽不能直接反映该国的国际地位，但人们内心却往往不自觉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倘若一个国家在体育领域获得较大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该国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自信心[2]。运动员归化是对民族主义的僭越，这种僭越对非传统民族主义国家而言并无太大影响，但对于像中国这种民族主义观念较强的国家而言，很难得到普遍认同[3]。此种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其立足点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过分强调了体育的政治功能，甚至将体育作为提高国际政治地位的工具。的确，竞技体育展示一国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塑造该国的竞技特征。竞技体育从古至今都展现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古希腊城邦之间的运动会到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政治家们都乐此不疲[4]。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逐渐成为一种树立国家形象、展示国家实力的新的表现形式[5]。世界各国都希望在足球这种高对抗的团体运动中展现体育实力，展现本国民族精神，试图在体育层面压倒其他国家[6]。总的来说，现代竞技体育逐渐超越了民族主义界限，向国家主义层面转化，政治色彩愈加浓厚。但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却不应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驱使，而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诞生开始就强调体育与政治应当分离。倘若一定说体育与政治有关系，那也是一种良性的互相促进关系。竞技体育依赖于客观公正的比赛规则，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不应沦为国家间政治实力博弈的工具。竞技体育全球化不但将世界五大洲人民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且形成了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目标。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就集中体现了全人类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的理念。所以，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不是狭隘的民族性、国家性，而是被全人类所广泛接受的开放性，所展示的是作为体育主体的全人类不断提高的身体素质，所彰显的是作为体育主体的全人类精神风范与人性尊严。
以我国为例，近代以来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使得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的民族危机意识，从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排外意识，所以对于球员归化尚无法完全接受。然而这仅仅是基于特定历史原因产生的主观心态，这种心态在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浪潮下显然微不足道。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共享，当全球化逐渐到了体育领域，在资本的催动下，竞技体育中一切涉及金钱交易的现象都可以在全球范圍内发生，而归化现象的产生正是体育全球化的必然结果[7]。体育赛事普遍遵循国际通用规则，其本身就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从奥林匹克精神的全球化到一支球队或一名运动员获得全球关注，这都是体育全球化的结果。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球员归化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跨国转移并无二致，二者都属于全球市场范围内劳动力资本的正常流动。所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一国归化他国运动员的行为并不违反伦理道德。至于最近中国足协积极归化外籍球员的举措，其本质是顺应体育全球化趋势的主动探索，也是对足球文化先进国家归化实践的积极借鉴，并不涉及民族或国家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
至于归化行为对竞技体育公平造成的冲击，有论者认为，运动员的归化虽然不同于兴奋剂、裁判主观判罚等违背体育比赛规则的行为，但也属于另类的“投机行为”。归化的出现打破了不同地区竞技体育结构，不仅使竞技体育变得“不公平”，也会瓦解青训体系，使体育更趋于功利化倾向[3]。事实上，归化行为对竞技体育公平造成的冲击，国际足联已经对现行球员国籍制度进行了修改，直接限制了卡塔尔式的“体育雇佣军”，最大限度避免了“金元足球”对公平的伤害。
2 合法性分析
竞技体育中，一名运动员只有享有一国国籍才能代表该国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因此，实现归化的第一步即是加入国籍。国籍作为一项普通的国际法概念，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身份特征，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国民或公民的法律上的资格，享有该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义务[8]。事实上，国籍转换一般既受到一国国内法的制约，也受到国际法和相关国际体育规章制度的约束。
《国籍法》是我国关于国籍转换的法律。该法第7条规定，若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中国人的近亲属或定居在中国或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但有论者认为《国籍法》第7条规定的3个条件过于苛刻，导致球员归化变得非常困难。的确，上述3个条件看似简单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困难。首先第一个条件必须是中国人的近亲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所以，一个外国人或无国籍人若要满足这一条件，一般只有两类人：其一，三代以内的国外华裔移民;其二，与中国公民缔结婚姻或被中国公民收养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目前第一类人是中国足协归化的主要对象，但此类人确实是凤毛麟角;第二类人要与中国公民缔结婚姻也是非常困难，实践中要么是已婚，要么是未达到中国法定婚龄;至于收养，我国《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必须小于14岁，这意味着为了发展足球而跨国收养14岁以下的儿童，也不符合伦理准则。所以《国籍法》规定的第一个入籍条件在实践中难以达成。第二个条件是要在中国定居。何为定居？根据国际惯例，定居是指获得“永久居留权”，也即获得绿卡。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6条的规定，获得永久居留权需要满足7项条件①中的一项，对于外籍运动员来说也是非常之难。即便是唯一具有可操作性的“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这一项，也是很难达成。实践中最易认定为有重大、突出贡献者的一般是直接推进生产力进步的科学家，体育界尚无先例。因为倘若在体育界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必定是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在国际重要赛事取得突出成绩，所以要达成第二个条件几乎不可能。第三个条件是“其他正当理由”。这一条款是兜底条款，具有较大解释余地，可以将优秀的外籍体育运动员纳入该条款，具体可以表述为“科学、教育、文艺、体育领域内特别优秀的国家紧缺型人才”。由此，球员归化就具备了法律依据。
另外，归化外籍球员也符合我国足球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引进政策。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指出，中国男足的远期目标是进入世界杯和奥运会。随后国家发改委对此作出具体实施方案，于2016年印发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明确指出实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水平足球运动员来华工作，完善出入境、居留、保障医疗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政策。紧接着中央组织部等5部门先后對上述方案作出细化规定，分别颁布了《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签证及居留手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使外籍球员办理入籍手续更加便利。中国足协也积极响应、落实中央相关政策，于2018中超联赛总结大会上提出将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保障球员归化顺利进行。
球员归化实际上是体育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归化与被归化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9]。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外籍足球运动员归化既不违背国际法原则，也不违背国际体育规章制度。在国际法上，国籍变动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在体育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因素决定了运动员有权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环境。另外，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章程来看，虽然对球员归化具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但只要达到一定条件也可以实施归化。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规定，同时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籍运动员，可以任选一个国家代表其参加国际比赛;若该运动员已代表过一个国家参加了奥运会、洲际比赛，则在3年内不得再代表另一国家参加比赛。上述3年的限制还可以在国际足联的批准下进行缩短，甚至取消。另外，为了杜绝类似艾尔顿事件的再次发生，《国际足联章程》规定了在满足一定血缘关系或居住时间的条件下可以归化球员。但总体上看，国际足联此举是在限制某些国家通过发展“金元足球”来增强本国足球实力的行为，并不是否定球员归化的合法性。由于该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体育公平，作出此种限制实属迫不得已。所以，球员归化是符合国际体育组织规章制度的。
3 理性经济学考量
经济学讲究“成本与收益”理论，有论者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归化球员是“病急乱投医”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归化球员一般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除了华裔球员可能基于一定的民族情感愿意为中国效力之外，外籍球员来华踢球绝大多数都是金钱所驱使[10]。最近几年中超联赛掀起了“金元足球”浪潮，各俱乐部无不斥巨资从南美甚至欧洲主流联赛挖来国际知名球员，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无非是技术主义思维，相当于砸钱买技术，顶多在联赛层面提高比赛激烈程度，但对于国家队竞技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此外，球员归化还有可能付出一定的青训成本，归化的确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国足的战斗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足球人才短缺的现实。当归化球员占据中国足球的金字塔顶，将会降低国家足球人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进而瓦解青训体系[11]。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足球与其他领域一样都存在着人才分布不均的情况，正如有论者所言，世界上20%的国家拥有着80%的优质足球人才[5]，像欧洲、南美等地区甚至出现了足球人才过剩情况。因此，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归化球员和其他领域劳动力跨国转移并无二致，从这个角度来讲，归化无论是对于球员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对于球员个人来说，归化到足球人才稀缺的国家，一方面可以避免沦为人才过剩的牺牲品，获得国际比赛登场机会，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实现人生价值。②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家队实力，而且能将先进的足球理念传入我国，带动国内球员成长，最终实现中国足球整体实力的提高。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男足归化巴西籍球员拉莫斯为例，拉莫斯加入日本国家队之后，日本足球也形成了亚洲一流的传控打法。时至今日，日本队的传控技术依然是冠绝亚洲足坛。这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归化球员带来新的技术风格，产生了“鲶鱼效应”，更新了本土球员的生存环境，带动了本土球员的技术进步。日本的归化实践表明，归化不但不会阻碍青训，反而和青训相辅相成，成为国内球员进步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归化无论对于球员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收益高于成本的。
综上所述，球员归化因不违反体育精神，且不涉及意识形态，从而合乎伦理要求;因不违反国内外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从而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又因其总体上收益高于成本，从而符合经济理性，所以球员归化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关键在于2022年世界杯周期内归化如何进行实践层面的操作，将球员归化对国内足球人才选拔体系、管理体系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4 球员归化的未来路径选择
4.1 外部法律制度降低入籍标准
1）解释《国籍法》第7条。
现行《国籍法》第7条是关于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加入中国国籍的条款，所列举的3项条件中前两项为“中国人的近亲属”和“定居在中国”，因其规定明确且实践操作难度极高，既无解释余地，也无解释必要，可以将第三项“其他正当理由”作为外籍球员入籍的突破点。该项本身为兜底条款，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12]。可以将“为了引进科学、教育、文艺、体育领域内特别优秀的国家紧缺型人才”作为正当理由，这样一来优秀的外籍体育运动员自然被囊括其中。
2）有限度承认双重国籍。
虽然有论者认为，作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单纯为了归化运动员而修改现行《国籍法》不符合我国现实情况[13]。但21世纪以来国籍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国籍法走向趋同化，双重国籍或者多重国籍逐步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全球化使双重或多重国籍成为必然趋势[14]。为了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应在恰当的时候修改《国籍法》，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对于中国紧缺的高水平足球人才，应允许他们有条件地保留原国籍[15]。具体而言，应删除《国籍法》中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规定，同时为了避免双重国籍带来的管理麻烦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比如对双重国籍人员的政治权利作出必要限制、设置自由选择国籍的宽限期等。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变更《国籍法》，有限度地承认双重国籍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体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4.2 内部行业管理制度提高归化标准
需要明确的是，取得中国国籍与取得中国体育运动国籍是不同的，前者是国际法概念，而后者是国际体育领域的概念，即取得中国国籍并不一定取得中国体育运动国籍[16]。根据目前国际足联关于球员归化政策，倘若球员既没有出生在归化国，也没有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出生在归化国，则需要年满18周岁并在该国连续居住满5年才能进行归化。因此实践中已出现的情况是，在球员加入中国国籍后并不具备为国足参赛的资格，还需要在中国连续居住5年才能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比如山东鲁能的德尔加多，目前德尔加多22周岁，加入中国国籍前出道于葡超青训，但由于其没有满足“在中国连续居住满5年”的条件，因此暂不具备代表国足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
解释甚至修改法律使得入籍变得相对宽松，可以让更多优秀的足球人才加入中国国籍，但考虑到我国现实情况以及传统的民族情感，不应将外籍球员大规模归化到国足中，应当以较为严格的内部行业管理制度提高归化标准。现阶段，国足归化虽然仅在中超4队中进行尝试，但却有一些俱乐部基于自身利益盲目归化，产生了归化乱象。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足球归化的步子不宜迈得过大，主要的归化对象仅局限于华裔球员，时机成熟时可以扩展到非华裔球员，使潜在归化球员的数据库更加丰富。具体来讲，华裔球员的归化按照目前方式继续进行，非华裔球员的归化效仿日本、卡塔尔等国实行“买青养成计划”，挑选年龄较小的潜力球员，入籍后先在联赛锻炼，在中国居住满5年后经过选拔进入国足。
针对目前一些俱乐部引入归化球员没有约束而导致的归化乱象，中国足球协会应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条款，出台相应的规制方案。具体来说，中国足协应成立由国家队管理部、中超中甲联赛部、法务部等部门以及外籍专家组成的外籍球员入籍推荐审核小组，根据球员年龄、个人能力以及代表国足参赛资格等进行综合评定，负责对申请入籍的外籍球员是否予以推荐。首先，引入归化球员必须来自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同时必须满足3个出生地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即使三代以内直系血亲没有出生在中国，那么该球员年龄必须小于26岁，且应按照国际足联规定，连续在中超或中甲联赛效力满4个赛季或连续居住满5年，方能代表国足参加国际比赛。
面对体育全球化时代，应当以包容的心态理性看待球员归化现象。首先应变更或完善现有制度，促进足球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以法律手段保障球员归化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应提供广泛交流的平台，归化球员应遵照先华裔后外籍的策略，以归化华裔球员为主，并逐步放宽外籍运动员代表国足参加国际赛事的限制，通过加强外籍球员与国内球员的交流，提升本土球员的竞技水平。
注释：
① （1）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2）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3）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4）本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指人员的配偶及其未满18周岁的未婚子女;（5）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5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6）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投靠父母的;（7）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且年满60周岁、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并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② 以中超联赛为例，一名巴西籍的顶级联赛足球运动员，在中超俱乐部踢球的年薪要比在南美国家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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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全真 王雪蕾
建筑行业管理伦理学论文 篇3：
政府主导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 要：信阳平桥区乡镇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中部地区政府主导乡镇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并成功申报了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目，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设计研究以推动项目建设。从公共政策的视角，以伦理学为分析工具，分析和评价政府主导乡镇图书馆建设的政策过程，可以看到乡镇图书馆建设应从政府主导向政府保障与行业自主、社会自治方向转化。
关键词：乡镇图书馆 政府主导 公共政策
乡镇图书馆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体系向农村地区延伸的重要环节与重要“基石”，对于不断延伸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触角，构建布局合理、全民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政策出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项目完成全覆盖目标，我国已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在建设实践中涌现了诸多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如：市（县）馆与乡镇政府合作建设乡镇分馆的苏州模式[1-2]，市、区、乡镇三级政府联合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嘉兴模式[3-4]，市、镇两级投入联合建设的江阴模式[5]，依托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农村图书馆的诸城模式[6]，等等。其共同特点是都不同程度的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来建设。
同样河南信阳的“平桥模式”也是由政府主导、统筹城乡，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图纸、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原则，统一建设乡镇图书馆，形成了以图书馆建设为中心整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了以平桥区图书馆为总馆，以18个乡镇（办事处、管理区）图书馆为分馆，以社区街道图书室、农家书屋为支馆，以图书流通车为补充，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的区域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7]。本文以河南信阳“平桥模式”为例，从公共政策的视角，以行政伦理学为分析工具，对政府主导的乡镇图书馆建设、运行、发展的路径进行分析与评价，提出政府主导型乡镇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图书馆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1 “平桥模式”的主要特点
平桥区是河南省信阳市下辖的县级行政区划，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一个欠发达地区，辖18个乡镇，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基础极为薄弱。2010年开始实施“平桥区乡镇图书馆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由政府主导统筹，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基层图书馆人的努力下，经过三年来的建设，18座典雅、大方、宽敞、规范的乡镇图书馆落成、开放，社会效益逐渐显现。逐步形成了被学术界称道的“平桥模式”，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1 政府主导建设、保障经费投入、争取爱心捐助
面对乡镇经济薄弱的现实，平桥区政府主动承担起建设主体的角色，从2010年开始实施“平桥区乡镇图书馆建设工程”，投资4000万元，统一建设了18座乡镇图书馆。建设伊始就制定了《平桥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草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通过立法程序，最终形成了地方法规，保证了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该办法规定区财政统一拨付总馆后续发展专项资金35万元/年（购书经费20万元，设备维护与其他活动经费15万元）；乡镇图书馆物业产权归各乡镇人民政府所有，区财政统一将乡镇图书馆后续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每馆10万元拨付到各乡镇人民政府，用于承担本乡镇图书馆运行过程中的水费、电费、设备维护、互联网接入年费、管理系统升级维护以及开展活动和图书购置等；每年各馆图书采购按计划上报区文化局统一采购办理。同时积极争取出版社援助、爱心人士捐赠和公益基金的投入等多方筹集资源。如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向总馆和18个乡镇分馆捐赠19套设备，并提供片源建设了“零钱电影院”，由图书管理员不定期为读者播放精彩影片[8]。
1.2 统一建筑标准、分级提供服务
按照标准化要求实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平桥模式”的突出特点。按照文化部《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规定，根据测算，平桥区乡镇人口大部分在3万人左右，故乡镇图书馆建筑面积确定为821.22平方米/馆，并制定印发《信阳市平桥公共图书馆建设实施方案》（信平办[2010]6号），开始实施公共图书馆建设工程，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图纸、统一标准、统一验收”的原则，统一由政府斥资兴建，现18个乡镇及办事处中已建设了17所占地面积不低于3亩、上下两层、建筑面积821.22平米、功能齐全的乡镇图书馆，另有1所即将建成的明港镇图书馆加上外观建筑风格等，面积将达到3750平米[9]。
“平桥模式”采用总/分馆制管理模式，分级提供服务。各乡镇图书馆是区图书馆的分馆，同时也担负着乡镇范围内村级图书室、流动书车的业务指导职责，保证普遍均等的全覆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1.3 打造专业团队、实行科学管理
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敬业称职的馆员队伍是办好乡镇图书馆的重要保证。2010年3月底，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从全区大学生村官中招聘了21名成绩优秀、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乡镇图书管理员，纳入事业人员编制，统一送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理论、业务培训，再到东莞市图书馆进行顶岗实习，全面提升馆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10]。同时积极与市图书馆、当地高校图书馆加强业务联系，以获得业务指导和帮助。
在平桥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各乡镇图书馆，是区图书馆网络化整体布局中的一员，统一使用区图书馆网络管理平台，统一共享服务器、设备、技术、人员，无需再自购相同设备。平桥区图书馆（总馆）统一协调各乡镇图书馆的设施及图书文献，统一配备，统一流通；读者借阅证件统一编号，全区通用。总/分馆共同使用的文献流通管理系统、多媒体阅览室上网服务管理系统和“平桥区公共图书馆门户网站”，通过一体化和专业化管理，实现体系内各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服务的互动互联，以网络化布局，为全区居民提供无所不在的图书馆服务。各分馆利用多媒体阅览室自身优势，配合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读者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共同享受健康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多媒体阅览室配有专用管理系统，注册读者每天可以享受一小时的免费服务。
1.4 整合文化资源、引领文化发展
平桥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基础文化设施作用，积极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首先，调整图书馆与文化站关系，以乡镇公共图书馆整合农村综合文化站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这样使得原本被“泛化”与“虚化”了的文化站工作有了实体空间的依托和专业化提升。以公共图书馆为平台的农村公民道德教育、远程农业科技服务、现代职业技术教育渐次展开[10]。
其次，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不断向下延伸，由区乡图书馆对辖区内的街道、社区图书馆（室）、农家书屋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建立长效指导和帮扶机制，为农家书屋管理员讲解图书管理业务知识，帮助提高图书书标使用、图书存放、图书分类等业务实际操作水平，以及开展读书活动[11]。以社区街道图书馆、农家书屋为支馆，以图书流通车为补充，将服务触角通过全区已建立的251个农家书屋，23个文化大院，14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26个村级文化室，服务延伸到了千家万户，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和现代气息的区、乡、村三级文化网络[12-13]。
再次，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场地，发挥图书馆保存、传承、发掘本土的、民族的、特色的文化成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功能。广泛收集当地书画、剪纸、泥塑作品等民间特色艺术作品[14-15]；开展各种服务三农的文化与读书活动；利用图书馆门前广场，举办广场舞龙、舞狮、划旱船等民俗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健身跳舞、戏剧演出、电影放映等文娱活动[16- 17]。通过开展上述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每个乡镇图书馆融入了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为基础，协调农村文化站、文化大院、乡村文化室、农家书屋发展，保存、传承、发掘本土的、民族的、特色的文化成果，服务三农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使得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具有了持续协调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馆际合作共建、实现资源共享
平桥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注重馆际合作共建，探索资源共享途径。2012年12月14日，区委宣传部长、区文化局局长、区图书馆馆长一行到信阳师范学院参观考察，与信阳师范学院签订校地协同共建图书馆协议，聘请文献信息研究所长王宏鑫为平桥区图书馆名誉馆长。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专业技术骨干多次深入平桥区图书馆及其17个乡镇图书馆走访、调研，为乡镇图书馆的发展献计献策，目前正在积极探索乡镇图书馆馆员定期到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习培训，信阳师范学院资深馆员到乡镇图书馆挂职锻炼的双向互动，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图书与乡镇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进行馆际互借、资源共享的馆际合作共建模式。
2 “平桥模式”政策分析与评价
2.1 政府自觉执行国家文化政策
公共图书馆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制度安排之一，我国于1997年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①参与文化生活；②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产生的利益；③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公共图书馆可以为公民提供信息获取权、阅读权等具体文化权利，这些权利的保障有赖于政府提供相关的文化立法、文化政策、文化设施等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保障措施主要表现为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就是说，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基本要求与基本途径，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之一[18]。“平桥模式”中的乡镇图书馆既是为公民提供信息需求的知识宝库，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综合平台，它整合了乡镇文化站的部分功能，图书馆门前的文化广场是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场地。平桥区政府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统筹规划和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坚持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是政府自觉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实践性探索。
2.2 政府主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保障农民文化权利、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图书馆业界多年来一直呼吁的话题。任何一种文化发展成果都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个体创造出来的，但一旦成为一种可造福于人类的成果，就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公共物品。从制度正义的要求看，共享人类的文化发展成果应该成为公民的一种正当权利。为了保证公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国家、政府或社会有必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人类文化成果的大规模、有序化集中存储，并向社会公众提供平等利用服务。图书馆就是这种大规模、有序化集存与利用人类文化发展成果之需要的产物[18]。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话语中县级及以上图书馆为公共图书馆，而县级以下的基层图书馆，特别是农村图书馆被置于了公共图书馆范畴之外[19]，乡镇图书馆同样处于公共图书馆体系之外。因此，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文化设施匮乏，农民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平桥模式”是政府在突破政府管理体制和财政供给体系的前提下，使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向农村地区延伸，主动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让乡镇公共图书馆成为农民精神家园的有效尝试。因而“平桥模式”是对我国现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性突破。
2.3 图书馆专业化团队是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基石
纵观乡镇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出现昙花宿命现象，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匮乏。“平桥模式”从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职业化、正规化人才队伍的重要性，不仅对馆员进行了系统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培训，而且到国内一流的公共图书馆进行顶岗实习。为防止人才队伍流失，区政府对招录的乡镇图书馆管理员核定为区财政全供事业编制，由区总馆负责日常管理、业务培养和考评奖惩，提高了馆员的事业心和工作积极性。
2.4 整体化平台建设是乡镇图书馆发展的源泉
乡镇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目前，平桥区基本财力靠财政转移支付，乡镇多属依靠补贴，自身难以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和较为贫困的乡镇，由乡镇财政提供公共产品更无从谈起。“平桥模式”采取整体化平台建设，将基层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以图书馆的发展带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试图让图书馆管理员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领军人物，通过平图讲坛、文化沙龙、阅读活动等的开展，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整体化平台建设可以综合利用乡镇政府文化经费和区政府文化事业经费，充分吸收和接纳社会资本参与图书馆建设和发展，各级各类企业和社会团体、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投入资金、图书、设备等，利用整体化平台营造社会影响，让有限的财政经费发挥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平桥模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建立后，要培养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
目前，“平桥模式”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的建设工作，还要让图书馆被人们用起来。没有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图书馆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平桥区政府的领导也坦言，因为没有人读书，所以要建图书馆，认为供给可以刺激需求。通过调查走访得知，各乡镇图书馆的办证人数在80～300个之间，读者主要是图书馆附近的学生和乡镇居民，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办证的较少。因此，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扩大读者群体，通过宣传发动、以村为单位集中免费办理读者证，需要借书的读者到图书馆缴纳押金即可办理。通过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使人民群众敢于、愿意、乐于走进图书馆，逐步培养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当越来越多的人乐意到图书馆读书、上网、看报、查询各种信息时，图书馆的存在就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乐园和起居室。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让阅读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习惯，图书馆就不仅仅是一座实体建筑物，而且是人民群众的第二起居室。
3.2 政府保障性政策法律化后，要加强行业自我治理
“平桥模式”为确保公共图书馆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区委、区政府认真研究制定了《平桥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并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其地方法规地位，该办法对图书馆的领导机制、硬件建设、管理运营、经费投入、人才队伍等各方面内容提出明确要求，作了具体规定，完成了政府保障性政策法律化，要让公共图书馆体系能够充分进行自我治理。调查中也发现，建筑主体和设备完全相同的乡镇图书馆，其运营状态和服务效果却参差不齐，图书馆读者多少、馆内的环境卫生整洁程度、藏书分类排架准确度各不相同，个中原因有乡镇领导重视程度不同、馆员敬业精神不同、乡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等。其中，专业馆员流动、晋升、婚育造成的人员缺乏、纪律涣散、积极性受挫是影响运营状态和服务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不仅需要政府从编制上予以保障，还需要进行行业自治，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同时要严格落实管理办法。
3.3 在理念和空间上建立了乡镇公共图书馆后，要提升其专业化品质
“平桥模式”已经在理念和空间上搭建了覆盖全区乡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但是还需要提升其专业化品质。“平桥模式”采取的是紧密型总分馆制，乡镇图书馆是区馆的分馆（更像是区馆的派出机构），但是由于作为总馆的平桥区图书馆本身专业化水平有限，难于保证分馆——乡镇图书馆的专业化品质。因此提升乡镇图书馆的专业化品质的经济、高效路径就是强化总馆的专业化水平，完善总分馆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建立包括人员培训系统、业务指导系统、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技术支撑系统、文献物流配送系统等在内的运行体系。
3.4 “政府主导”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后，政府职能要转变为“政府保障”
“平桥模式” 是在 “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政府的应尽职责，但是，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硬件设施建设完成之后，“政府主导”的责任与作用主要应表现为“政府保障”，通过法治化保障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可持续性，形成图书馆科学发展的自我治理机制，使政府主导、政府保障、自我治理、科学发展相辅相成[20]。
“平桥模式”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解决。我国长期形成的分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一级政府办一个图书馆”几乎成为必然。对隶属于不同政府、不同层级政府管辖的图书馆之间建立统一财务管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服务为要求的总分馆体系形成了坚固的体制壁垒。而 “平桥模式”试图通过整体化平台建设突破这种壁垒，其总馆隶属于平桥区政府，乡镇图书馆是平桥区图书馆的分馆，同时也是乡镇政府的文化基础设施，整体化平台建设需要乡镇文化站的支持和配合，但是图书馆管理人员和文化站工作人员分别对自己的管理部门负责，图书馆的正常业务运行经费和物业管理分离缺乏统一的监管和指导。呈现出依托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公共文化服务整体化平台建设与现有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冲突。 因此，需要整合政府的文化职能，实施政府指导下的图书馆行业管理和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所有者、建设主体、管理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建立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平桥模式”在政府主导下已经搭建了覆盖全区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建立后，要培养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在政府保障性政策法律化后，要加强行业自我治理；在理念和空间上建立了乡镇公共图书馆后，要提升乡镇图书馆的其专业化品质；在“政府主导”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后，政府职能要转变为“政府保障”，着重提供经费保障和给予政策支持，实现政府主导向行业自主和社会自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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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价：陈辉玲（1973-） ，女，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管理与实践，基层图书馆服务与实践，制度图书馆学；王宏鑫（1961-），男，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信息计量学，基层图书馆服务与实践，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周云颜（1976-），女，信阳市平桥区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基层图书馆服务与实践。
作者：陈辉玲 王宏鑫 周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