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行政补偿探析论文

摘要: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税作为中国资源税费制度的主体,应该在保护环境、引导资源合理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资源税改革已经超出了税制优化本身的意义,背后隐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内涵。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税务行政补偿探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税务行政补偿探析论文 篇1：

论企业政策性搬迁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布局、产业调整调整等因素引起的企业政策性搬迁日益增多。政策性搬迁由于涉及金额大、时间跨度长，且相关政策法规只提供原则性处理指引，因而显得政策性搬迁业务特别复杂，这就需要财务人员深入分析政策搬迁的会计相关处理规定及与之相关的税收法规，以便更好地进行财务核算与税收申报。

关键词：政策性搬迁;会计核算;税务处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由政府主导的拆除以及整体搬迁越来越多。由于搬迁业务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如何做好整个搬迁期的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具体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科学进行会计核算的同时做好税收风险处理，实现最优化税务处理与会计核算。

1.政策性搬迁定义及适用条件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规定，企业政策性搬迁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据此文件精神，只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方可享受政策性搬迁的税收待遇：

1.1符合政策性搬迁范围，具体包括1、国防和外交的需要;2.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要;3、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4、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5、由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1.2单独进行税务管理和核算。单独进行税务管理容易做到，但受到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核算约束，政策性搬迁业务不可能按照税务要求去做账，上市公司更是如此，因此个人认为这里的单独进行核算，并不是按照税收的要求去做账，只要在做账时有明细科目清晰显示即可。

1.3必须在搬迁开始年度报送资料。企业应当自搬迁开始年度，至次年5月31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报送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搬迁重置总体规划、拆迁补偿协议、资产处置计划等相关材料。逾期未报的，除特殊原因并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可外，按非政策性搬迁处理。

2.政策性搬迁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合理性剖析

按照相关程序，企业在进行所得税处理过程中，会将扣税差额后的部分以及资产转让部分依据收入，作为转让损失或者所得，而这一点在进行政策性搬迁时，却无法按照常规认定资产转让具体情况。一般资产转让仅发生在当事人和企业之间，是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而政策性搬迁与此完全不符，企业进行搬迁的举动是出于公共利益以及政府规划要求而做出的，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无关。在搬迁过程中，虽然政府会给予企业一定的补偿，但补偿数额往往无法与企业自行资产转让所获得收益相比较，和企业重建资金需求存在着一定差距，容易造成企业在搬迁之后无法达到原有生产规模条件的状况。在该种环境下，传统会计核算以及税务处理方式方法不再适用，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政府部门不仅要为搬迁工作出台一系列搬迁政策，同时还要对企业予以相应支持，可通过税收支持等手段为企业搬迁后经营提供可靠助力。如果企业在搬迁之后不再进行经营，则其并不满足搬迁政策相应标准，需要按照常规手段展开资产转让，完成会计核算以及税务处理。

通过对综合情况的分析与研究发现，政策性搬迁以及收入税务处理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政府、税收以及企业三方面关系协调提供了可靠支持与助力，企业需要按照政策精神以及内容，做好搬迁政策利用，科学展开会计税务处理相关工作，以便为企业生产恢复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

3.政策性搬迁的会计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号）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 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企业收到除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会计准则进行处理。

为更深入理解政策性搬迁会计核算，在此将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对具体核算处理方式展开探讨。

例：甲集团公司注册办公地在滨江区西兴路，名下一宗土地及办公楼职工宿舍、设备等，由于城区改造，涉及征收占地，甲集团公司计划迁址至滨江区聚才路，2016年2月15日与当地政府签订搬迁补偿合同，合同约定补偿货币资金43900万，分别于2016年2月取得第一期补偿款21900万、2016年4月取得第二期和第三期补偿款20000万、2017年3月取得第四期补偿款2000万。甲集团公司原账面资产情况：一块土地，原值2774万，累计摊销907万;办公楼及职工宿舍原值1520万，累计折旧1040万;设备A原值320万，累计折旧150万;设备B原值630万，累计折旧150万;存货成本650万，不含税价730万。2020年1月符合搬迁完成条件。搬迁过程发生如下收入业务：①收到拆迁补偿款43900万;②报废设备A收到保险赔偿款150万;③处理设备B收到变价收入280万;④处置存货收入价税合计824.90萬。搬迁过程发生如下支出业务①临时安置职工等费用化支出4600万;②临时租用办公场地及仓库费用支出530万;③搬迁运费、拆装费用等120万;④停工期间支付的职工工资、社保等820万。

甲集团公司收到补偿款时同时增加货币资金和专项应付款43900万，办公楼、土地、设备等报废和变卖应通过资产清理转入营业外支出2567万，安置职工、搬迁费用等计入管理费用6070万，处置存货按照正常的销售业务处理，不作为拆迁支出。年末，将符合条件的拆迁支出从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再从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本例中从专项应付款应转出金额为8637万。拆迁完成后，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4.政策性搬迁税务处理

国家在经过对政策性搬迁性质进行分析之后，发布、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各类税费。（1）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比照本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由上述规定可知，政策性搬迁符合土地增值税免征条件，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建筑物搬迁补偿收入均可享受免征政策。（2）增值税：财税（2016）36号文件附件3规定，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免征增值税。据此规定，政策性搬迁系企业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所有者（政府），免征增值税。关于地上建筑物补偿款增值税，目前没有文件明文规定，导致各地税企争议较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政策性搬迁补偿款都是依据被拆迁房产的公允价值（评估价值）为参考确定，一般比照资产原值都是增值的，应视为转让资产并取得对价，根据财税（2016）36号附件1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称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称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应当缴纳增值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拆迁补偿款是一种补偿行为，而非销售行为。拆迁政策、拆迁方式、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均由政府相关部门来规定，被拆迁人无自行选择的权利，这与普通销售行为有本质的区别，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虽然补偿也收到了对价，但这里的对价不是由自由交易行为产生，补偿行为并不是应税行为，也不是缴纳增值税的必要条件，纳税与否与取得对价没有必然联系。个人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3）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政策性搬迁所得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公告享受递延政策，即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的余额，为企业的搬迁所得。企业应在搬迁完成年度，将搬迁所得计入当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纳税。搬迁补偿收入扣除搬迁支出为负数的，形成搬迁损失。搬迁损失可以在搬迁完成的当年一次计入当期损益申报所得税，也可以按三个年度，匀均扣除。这里需明确两个个时间概念，即搬迁开始日和搬迁完成年度。搬迁开始日，是指满足了搬迁的基本条件并开始实施搬迁之日，并非搬迁协议签订日。2012年第40公告指出，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搬迁完成年度：从搬迁开始，5年内（包括搬迁当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迁的;从搬迁开始，搬迁时间满5年（包括搬迁当年度）的年度。由此可知，搬迁完成年度为两者中的较早者。如A企业2016年3月开始实施搬迁，若2019年12月完成搬迁，拆迁完成年度应为2019年度，拆迁所得或损失在2019年度汇算清缴时进行税务处理。若2021年3月完成搬迁的，搬迁完成年度则为满5年的2020年度。

综上所述，政策性搬迁在税务方面具有很多优惠，企业需要按照优惠内容及要求做好账务核算、资料准备及资产处置规划等一系列举动，要针对搬迁所涉及各项资产设置单独台账，详细展开处置收入以及税务基础等内容登记，按照搬迁年度以及搬迁支出、收入时间等，对搬迁所得展开判断，做好相应税务筹划工作，以便实现对税务风险的有效管控，确保企业资产利用率能够得到切实提高。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在面临政策性搬迁时，若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政策性搬迁的会计核算和税务处理，将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因而需要财务人员加强相关会计政策和税收法规学习研究，以便在面临政策性搬迁时能做好事前规划、事中核算、事后处理，在顺利完成政策性搬迁任务的同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合理控制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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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屠亚云

税务行政补偿探析论文 篇2：

中国资源税研究综述

摘要: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税作为中国资源税费制度的主体,应该在保护环境、引导资源合理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资源税改革已经超出了税制优化本身的意义,背后隐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内涵。

关键词:资源税;资源补偿费;权利金;资源税税负

一、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

中国资源税的不足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缺陷,需要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改革。现实中资源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根本的原因出于对资源税性质的界定不清(殷鼓、苏迅,2006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对资源税费制度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取消资源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或者是权利金

关凤峻、苏迅(1999)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矿产资源的单一国有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的国家向以资源所有者身份的国家开征调节税性质的资源税,是没有意义的。“资源税,名不正;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因此,应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开征权利金,由国家矿管部门征收(袁怀雨,李克庆,2000)。

吴鉴(2001)认为,“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对采矿权人征收的各种有明确的经济内涵的费用——矿山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源税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对采矿权人征收,又与资源条件藕断丝连,归并到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才是正途。”王金洲、杨尧忠(2002)认为,“资源补偿费是国家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向资源使用者(或承租人)所征收的费用,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经济补偿性,是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李显冬(2006)在《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也明确提出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张迎珍(2007) 、柳正(2006 )、陈文东(2007)、刘宁(2008)认为,现行资源税已不再含有级差调节的功能,其实质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含义相似。中国现行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是资源租金的表现形式。刘劲松(2005)也提出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向自身征收资源税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以具有无偿性的税收制度来体现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这本身就不合理。曹明德(2007)指出,资源税作为“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从矿山企业征收的,它的立税原则应与资源财产效益无关,不存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交换关系。中国现行资源税是国家财产收益的定义混淆了它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蒲志仲(2008)、丁丁等(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资源税的目的定位于“调节部分矿种矿山企业的级差收益,鼓励企业间平等竞争”,并实行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却与矿产资源补偿费所调节利益关系相混淆,与资源税的本质相违背,因此以调节级差收益作为资源税征收目的显然混淆了租税性质区别。流畅(2006)指出,被消耗的矿产资源价值只能作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不能成为征税对象的,而矿产资源税制度实际上占据了矿产补偿费制度的扩展空间,应当废止资源税。此外,王广成(2002)、晁坤(2003)、刘羽羿(2003)、张文驹(2006)、吴颖(2007)、冯宗宪、李用来(2008)都建议取消资源税,建立统一的资源消耗补偿金制度,并重新确定合理的征收率,现行资源补偿费和石油行业的矿区使用费制度并入新制度,不再使用。

(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以资源税的形式征收

与上述的观点相反,一些专家和学者主张取消资源补偿费,改为资源税的征收。郑爱华等(2000)、芮建伟等(2001),龚辉文、沈东辉、王健民(2002),王甲山(2004)主张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一并征收,并适当提高和调整资源税单位税额,统一由税务机关征收。

陶树人等(2003)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称为“优质资源税”,使之真正成为补偿资源所有权人的优质资源级差收益。叶建宇(2007)、侯晓靖(2007)认为,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因此主张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既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促进矿业发展,又避免政出多门、管理失控、滋生腐败等问题,可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肖兴志、李晶(2006)通过对征税与收费之间区别的研究,认为资源收费改为征税是大势所趋,应当采取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

(三)维持税费分征的格局

孙钢(2007)认为,税、费性质不同,作用领域不同,发挥功能不同。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因此他主张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各自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殷焱、苏迅(2006 )认为,对采矿权持有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可实现矿产资源的有偿开采;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超额利润税(即:资源税)可使采矿者平等竞争,二者分开征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陈文东(2006)认为,合理调整资源税费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区分租、税性质的基础上,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高清莅、郝志军(2008),刘天增等(2008),安仲文(2008)认为,中国现行资源税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应有作用的发挥。政府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当然也无法发挥保护资源的作用。王晓明(2009)指出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性质不同、作用也不同。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二、中国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资源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现行资源税制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薛惠锋、周奕琛,2009)。中国资源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张秀莲(2001)指出,现行资源课税的单位税额定得过低,只部分反映了劣等资源和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谢美娥、谷树忠(2007)也认为,资源税还没有达到调节不同企业级差收入的目的。安体富、蒋震(2008)指出,税率的设计没有体现资源稀缺的程度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税率的设计没有考虑资源开采回采率的差别。刘磁君(2008)指出,过轻的税负导致过低的成本,从而刺激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需求和开采。邓禾(2007)指出,资源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无法体现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李菲(2004)单独就煤炭资源税进行了探讨,认为,煤炭资源税缺乏对价格的反应机制。因此,杨志勇(2010)指出,资源税改革的实质是提高资源税负。

张丽新(2005)、曹鑫(2006)、赵景柱(2006)、邓禾(2007)、刘磁君(2008)认为,征收范围过窄,由于资源税的课税对象没有覆盖全部的自然资源,因此资源税的税负仅是部分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局部税负,而非对全部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整体税负,这有悖于公平税负的原则。

三、中国资源税的改革

中国学者尽管对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资源税改革的建议与对策上,存在多种方案。

(一)资源税课税范围

计金标(2001),安体富、蒋震(2008)、郭晓红(2007)、侯晓靖(2007)、孙钢(2007)认为,中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已经受到明显损害的资源,从借鉴世界各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出发,认为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要逐步扩大。

(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现行资源税以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对资源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计税依据,学者持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赞成以储量、回采率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宋冬林、赵新宇(2006)认为,减少、消除资源开采中的生产外部性, 就要从资源税计征方法入手, 改变传统以销量为基础计征而以储量为基础计征。肖兴志、李晶(2006)主张将税款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将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作为确定税额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周冏等(2008)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等到技术成熟时,还应改为按资源储量进行计征,使企业在开发之前就做好采矿规划,自觉提高回采率,使得资源获得最充分的利用。

另一种观点反对以储量、回采率作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资源税与资源储量和资源回收率挂钩的思路与税制不协调(潘伟尔,2007)。孙钢(2007)指出以储量为税基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暂不宜把资源的回采率列入计税依据。因为回采率的衡量专业性较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运用,操作不易。煤炭回采率专家许克忠(2005)认为,由于对企业缺乏监管,相关部门在此方面依法行政的能力十分有限。虚报的现象相当严重,将动用储量报少一点,回采率自然而然就会提高。王新华(2007)指出资源开采者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只会开采易于开采的资源,吃肥丢瘦现象严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仅靠税收达不到提高资源回采率,减少浪费的目的,必须借助于其他方面的手段。

(三)资源税的税率

在所阅见的文献中,提出了许多制定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分歧在于地租是否能成为资源税税率要考虑的因素。

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征收地租和对环境的补偿。刘天增等(2008),高清莅、郝志军(2008),邓禾(2007)认为,在收取绝对地租和调节级差收益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品开发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吕建锁、白泉旺(2007)建议对煤炭综合级差因素和补偿因素,增加赋存条件系数、区位系数、回采率系数和生态环境破坏系数,合理确定适用税额。饶立新、李建新(2005)提出税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

资源税税率只考虑对环境的补偿。丁丁等(2008)要依据各种资源开采时的环境损害、储量的勘探和未来各种资源使用的情况,原则上环境影响越大、储量越少、未来使用较多、耗竭得越快的资源应该设计以较高的税率。安仲文(2008)税率设计要考虑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通货膨胀环境下物价指数的变化。

(四)资源税计税方式

在资源税计征方式的改革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孙飞(2007)、张捷(2007)建议征税方式将目前定额征收改为定率征收,即由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朱美莲、刘成杰(2005)主张实行有差别的比例税率,保证资源税收入随着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相应增加。

从量定额征收与从价定率征收应该并存。孙钢(2007)认为,征收方法不宜“一刀切”,对于市场价格涨价趋势明显的资源产品可以按销售收入进行从价定率计征,而对于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资源产品可仍然沿用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安体富、蒋震(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高级化的发展,需求量不断扩大、价格不断攀升的资源产品实行比例税率,对于需求量比较稳定、价格波动不大的资源产品依然施行定额税率。彭月兰、陈永奇(2008)认为,从价计征已达成共识,但从价计征是不能解决资源的真实消耗状况问题的,因此需同时辅之以从量计征。

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对资源税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局限于政策层面和对策层面上,关于矿产资源税收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少,仍偏重于描述性、要领性实证研究,缺乏规范性理论研究,带有浓厚的对策思考色彩。由于对资源税的定位存在很大分歧,所以尽管对资源税所生产的问题认识一致,但在对策和建议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资源税如何定位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式,是在现有基础上的修补,还是重新定位下的构建,以至影响具体方案的制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资源税的理论构建和机制探讨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导致中国资源税的改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有针对性的体制设计而无法科学及时地展开。只有通过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廓清中国资源税作用的空间,理清资源税作用的机理,才能科学地进行资源税的体制改革,建立起中国资源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对策性思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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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萌

税务行政补偿探析论文 篇3：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低碳经济发展运作的法理基础

【摘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助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法规权能分散缺失、货币效益引诱刺激、社会阶层差别分化等集中瓶颈。科学合理地剖析当下既存的土地规划拆迁的补偿不均、地区集权主义的沉渣泛起以及社会阶层法制意识的淡漠闭塞等突出问题，从而促进区域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的延伸拓展。

【关键词】城乡建设 低碳经济 瓶颈问题 法理探析

城乡一体化建设是社会经济推进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及必经阶段，它所附带产生的实际效应不仅表现在物质实体的改造更新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阶层主体的精神内核的影响演变中，并往往以物质实体制约乃至决定社会阶层主体的理念思维以及意识形态这一形式而存在。基于经济学的原理判定，物质实体所对应的价值对象当然是区域社会的产业经济的配置整合。在产业经济浪潮的席卷洗礼之下，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各有优劣，而其中以“降低资源成本投入、优化经济效益质量”为标榜的“低碳经济”运作模式是近年来城乡建设的热门新宠。该模式一方面呼应了国家政策的核心诉求，也就是节约型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宏观方针的法规指引；另一方面，它也在理论上兼顾了自然环境属性、社会要件因素以及人类持续发展等关键层面的整体效益，得益于以上两方面的综合优势，低碳经济发展运作这一模式得以在国内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广泛而全面地铺展开来。

低碳经济的价值位阶与现实瓶颈

城乡建设作为行政指引与经济统筹的结晶产物，不仅在内容上基于地区社会经济产业效益的市场需求，而且在形式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机构的法规规制。众所周知，市场体系具备盲目性、自发性以及滞后性，加之在城乡建设所产生的短期可观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刺激之下，作为辅助调节性元件的行政法规指导管理又必然遭遇“经济发展与法制规范”不可兼得的特殊尴尬，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资源的科学配置与经济的集约增长这两者之间的交互双赢。而事实上，仅以城乡地区而言，如果两头都不加砝码，也照样会保持平衡，然而这种原始自然的平衡状态则大多意味着陈旧落后的生产力、封闭萧条的产业经济以及贫富不均的社会阶层。而低碳经济意味着“最少的资源投入与能源消耗换取最大的货币回报与经济收益”，那么就只能向天平托盘里加注砝码，最多的自然也是资源配置的砝码，因为资源的配置整合必然能够产生定量的货币效益，无论这种货币效益的额度是多抑或是少，它所代表的就是地方政绩、社会效益以及区域荣耀。于是我们也就不难想见在行政法规看似更为规范的同时，城乡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投入成本的肆意加大所引发的能源消耗走高与货币减损加剧的失调态势也随之而来。

伴随着商业集群快速渗透行政体系，低碳经济的节能环保与清洁集约似乎越来越显得不伦不类，低碳化经济、节约型社会、科学式发展的呼声则显得越来越苍白而微弱。法规权能的分散缺失、货币效益的引诱刺激、社会阶层的差别分化开始一股脑涌出，具体表现则为土地规划拆迁的补偿不均、地区集权主义的沉渣泛起以及社会阶层法制意识的淡漠闭塞等。

土地资源的拆迁补偿

城乡建设一体化在表现形式上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改造更新，通过将划入建设统筹范围之内的土地资源进行二次估价以及深度开发，继而以房地产经营销售的形式换取货币收益。这就涉及到了行政部门制定政策性法规规划土地以及房产公司企业谋求获取土地资源开发权之间的依存关系，而土地资源的规划必然涉及出现在其空间范围之内的房屋、楼宇以及人员的拆迁转移，那么行政法规的疏导指引又如何妥善处理以上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呢？就现阶段国内城乡建设之中的土地拆迁补偿管理而言，政策性搬迁房土的两税处理的相关法规还未正式出台，房土两税的制度界定、额度限制也都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也就使得被换入规划范围之内的不动产在申报土地使用税以及房产税之时，普遍存在着多缴或少缴的集中情况。此外，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的申报、停报的具体时限也还需进一步明确。第一，在国家政策性法规变动改进之后，城乡建设搬迁管理机构对于相对应的补偿资金的税收征收、管理的新旧对比以及改进并未落实到位，此前所颁行的2007年、2009年以及2012年这三个时间跨度的相关文件的差异之处也没能明确解释、加以施行。

第二，现阶段被划入搬迁补偿的不仅包含了居民群体，而且也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征地主体的报备登记的主动积极性并不高，而税务机构自身的信息搜集、储存的机制还需细化完善，从而使得双方彼此对于搬迁补偿税费的基本信息都存在模糊不清、缺漏颇多的典型问题。

第三，目前统一收款收据已经被自制收据所取代，这就使得在节约时间、资金成本的同时也使得税收监控的实效性被部分削弱，无论居民群体还是企事业单位自身的局限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收据信息缺失、备案失误等具体问题。提升相关部门以及搬迁群体之间的协作交互尚需改善。

第四，新的土地拆迁补偿政策规则以5年内的搬迁时效作为优惠补偿要件，然而时限的增加也导致了税收管理的效率性有所降低，部分权属未明的项目也被列入政策性搬迁补偿之中，继而造成了权属已经划定与尚未划定的搬迁群体在资金补偿税收的征收、缴纳以及管理之间的错乱执行。

第五，从补偿支出中分配给其他搬迁群体的补偿收入如何定性，该部分资金如何征收税收，征收所得的税收如何管理都需要细化规定，征管注销操作环节的脱节失衡，征管与注销需要分开进行，部分企事业单位则将这两个程序合并操作，这就使得应当属于补偿收入的那部分税收的征收存在造假舞弊，导致部分税收流失。

第六，政策性搬迁房土两税的申报时限还存在新旧并存的混乱现象，有的主管部门依照旧规则执行，有的搬迁群体以新规则进行资产核算，这就使得政、民、企三方对于申报时限各执一词。

以上都是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之中集中出现的显著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与处理：

首先，细致明确政策性税收变动的征收管理的差异操作。新颁布的40号公告主要压缩了拆迁土地范围内企事业单位的税前可扣除货币资金的限度范围，规定涉及搬迁的企事业单位的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的余额作为企业的搬迁所得，而企事业单位之间产生的购置资产支出，不得从搬迁收入之中扣除，另外，搬迁收入中扣除的固定资产重置支出，不得再从搬迁收入中直接扣除，取而代之的则是搬迁之前该房产的估价净值。而在搬迁过程之中出现的净损失，则可以由企事业单位选择一次或分三年在税前扣除，也可以依照正常销售来处置存货，并不再作为搬迁收入。

其次，相关管理部门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进行改进，其一是需要实时获取划分划入搬迁补偿范畴之内的对象主体的具体信息，灵活改进自制收据与税收调控的部门企业交互协作。对于已经搬迁的居民、企事业单位群体要进行彻底全面的审查清理，可以由相关税务部门进行牵头，并联合国土资源、财政、区街道办等部门机构进行层层盘查、细致搜集、详尽登记，侧重审核一系列的搬迁文件、指示、公告、搬迁协议、搬迁计划等等基本资料的完备情况，相关税收监管工作人员要实地细致地对涉迁群体进行问卷调查、集中测验，尤其需要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关企事业单位关停搬迁的补偿费收入、再生产动向，强化限期整改的执法力度；另一方面，统一规范5年搬迁优惠性政策的企业项目的税收管理。从搬迁开始，5年内（含搬迁当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迁的，或者从搬迁开始，搬迁时间满5年（含搬迁当年度）的年度，那么从搬迁当日开始计算，完成搬迁时间不足5年的，按实际完成搬迁的年度计算所得纳税。相关部门人员需要及时分派小组、定时跟进，督促指导涉迁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精准的资产评估、产权审查以及税务统筹，将涉迁企业的取得搬迁补偿收入、确认递延收益、确认搬迁费用支出、确认搬迁补偿收益、专项应付款的结转、所得税费用以及与补偿收入相关的资本化支出等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备份细目台帐，以便于集中管理。

再者，牢固增强注销征管的协同统筹，精确规定搬迁房土两税的申报时限。相关税收管理部门应该依照“固定资产清理”的模式进行集中核算，处置净损益则计入当期损益，并注销年度计算应税所得的纳税程序；而在完成搬迁年度，房土两税再按之前年度调增调减的净额进行相反的纳税调整，需将资产处置收入与资产处置支出统一递延至搬迁完成年度，在搬迁完成年度以前，处置资产收入和资产处置支出均不计入当年损益。从搬迁开始至搬迁完成的前一年，每年应将当年确认的搬迁补偿收入在搬迁完成年度扣除，若会计上已计入当期损益的搬迁费用支出，且搬迁清算结果为净损失的小企业，则可以选择分三年计入应税所得，同时另按当年以及之前年度会计上已计入损益的全部搬迁净损失进行操作。

最后，针对补充其他补偿支出的补偿收入的政策缺漏。其中主要包括涉迁的企事业搬迁至新址之时的建筑建设工程支出、土地重置费用支出等，该类支出除固定资产重置应按正常资产购建进行会计处理之外，搬迁被征用的土地则可以采取土地置换的方式二次操作，即将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按被征用土地的净值，加上该换入土地投入使用前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即合并为该换入土地的计税成本。相关税收管理部门人员需要彼此进行信息交换，实时反馈，各自组织、分派人员进行计算机以及电子通讯的联系沟通，从而确保原始数据的准确全面。

地区保护的集权主义

地区保护主义向来是实现地区资源充分开发利用、保持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运作的冠冕说辞，在这面大旗的掩映之下，集权主义往往被阐释为“铁腕政策”，即所谓的“狠抓经济促生产、紧护法制为民生”，而光鲜的外衣并不能遮蔽官本位作风与权钱交易的黑色阴影。如果说城乡建设一体化的推进为集权主义创设了极为隐蔽的天然温床，那么低碳经济的运作就无疑为集权主义的膨胀注入了剧烈的催化剂。只要以保障地区经济发展为口号的权力规划就必然使得发号施令的一方心安理得，而听从调遣的一方当然地奉行落实。这是一场权力规则制定者与义务要求服从者之间的游戏，其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有失公平，却又合情合理。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之中之所以会出现集权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法规体系与经济统筹之间的错位脱节。这种错位脱节更多地被阐释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阶段性不成熟，那么，如何“催熟”它呢？

一方面，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诚如斯言，城乡低碳经济发展是基于地区的整体利益而创设的，那么作为地区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有权利以及义务参与其中。地区的行政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公布开放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市民代表听证会等形式来进行行政权能的下放与分散，不再让行政权能只是“一家之言”，而是可以彼此呼应的“万家之声”，从而也让社会阶层群体得以获取本地区产业经济统筹发展的基本态势与宏观轨迹，不再局限于行政权能的单一引导，继而也可以促使自身积极地建言献策，最终增强本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运作的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公开性以及民主性；另一方面，监督制约，以求共进。政府性以及民间性的信访监督机构也不可或缺，作为对于民主法治的良好检验，监督机制向来具备显著的警告督促的特殊效用。那么在城乡地区的低碳经济的运作发展之中，我们为何不将其系统完善并加以推广呢？譬如政府部门可以开设交流论坛以及通报微博，及时对社会阶层在论坛上检举反馈的信息加以公布，并鼓励民间团体也建立类似的窗口平台，并积极地参与其中，从而达到实时监督、及时改进的双赢效果。

社会阶层的法制意识

现阶段城乡地区已经呈现出社会结构的渐次调整以及社会阶层多元分化的态势格局，而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之下，社会群体看待审视法制理念的思维意识也复杂多变、良莠不齐。尤其是在司法宣传力度尚需加强的城乡地带的山区，群众的法制意识淡薄，司法维权理念模糊，对于土地产权、财产归属的权益侵犯的认知陈旧，普遍采用了私下协商、中间人调解等方式进行纠纷处理，最终无法妥善解决的则自认倒霉，并未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报案申诉。而当地山区乡镇的司法人员也存在敷衍下发宣传法律手册、象征性地张贴法规标语、应付式地回答群众咨询等消极现象。

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扩展泛滥，相关司法宣传人员务必做到准确全面地传达地方行政部门法律政策的重要指示、及时下发足量的司法宣传指导学习手册、长期固定地组织本机关人员以及社区、乡镇的群众认真进行司法宣讲会议精神的集体学习。而负责下乡进行司法宣讲的工作人员应当秉持负责踏实的工作态度，严格依照上级下发的方针指示开展司法维权、法制社会的宣传工作，深入田间地头、村乡街道、社区户家进行详尽宣传、耐心讲解、认真解答，要让当地群众清晰全面地理解新制度、认知新政策、支持新规则，真正让当地群众认识到司法维权、法制社会的确切含义、实际好处，从而为低碳经济运作发展的深化拓展奠定扎实牢靠的法治基础。

此外，目前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行政区划较为分散，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其所对应的司法预警防控机制也不均衡。而在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司法预警防控机制创设这一环节则较为薄弱，相关司法宣传人员并未及时进入社区、街道以及学校进行相关司法知识宣讲。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社区、街道以及学校三个环节强化司法预警防控机制的组建推进，相关人员需要及时融洽地与上述单元的领导管理人员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彼此都应当切实认真地进行诸如侵权事件防范宣传、环境保护演习活动以及参加邀请相关司法教育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等，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制法规、节约型社会的德育操守、可持续发展观等常识技巧的宣传讲授，稳步增强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法律维权防范理念，让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之时，迅速有效地进行法律维权。

城乡建设一体化浪潮之中的低碳经济的运作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低碳化经济、节约型社会、科学式发展的核心诉求的导引之下，法规权能的分散缺失、货币效益的引诱刺激、社会阶层的差别分化开始愈发成为不可回避的瓶颈问题，而如何协调土地规划拆迁的补偿不均、地区集权主义的沉渣泛起以及社会阶层法制意识的淡漠闭塞这三者之间的既存关系，已经成为了制约乃至决定地区社会产业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节点。而通过规范土地规划拆迁的补偿措施、削弱地区集权主义的极端作用以及增强社会阶层的法制意识，低碳经济运作发展这一体系的法理平衡性无疑会得到显著有效的调节优化，地区社会产业经济运作的前景自然也会更为光明。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文系兵团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2QN02）

责编/王坤娜

作者：罗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