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策略探析论文

摘要：本文对消费维权、行政执法衔接意义简要说明，并对其衔接模式加以评价，提出完善协调机制，兼顾特殊情况，以期为二者衔接提供思路。关键词：消费维权;行政执法;衔接消费维权、行政执法之间联系紧密，区别明显。二者衔接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形成良性互动，规避履职风险。因此，探索二者衔接机制十分重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执法策略探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行政执法策略探析论文 篇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与适用研究

摘 要：处于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似乎并未与时俱进，各类城市病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城市中的人们，交通拥堵、秩序混乱、物质流、能量流输入输出不平衡等种种难题不断涌现，城市的发展俨然已经迷失在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浪潮之中，因此亟待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升城市管理质量与效率，有效治理“城市病”。然而，由于城市的执法理论依据、执法组织架构、执法领导关系等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的效果较不理想。故此，本文针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组织的构建进行深入讨论。

关键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执法模式

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为了满足城市建设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城市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合理解决城市管理中产生的矛盾与复杂难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应运而生。对于城市实施综合行政执法，既要拓展行政执法管理的范，围与领域，并且要明确与划转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力，构建独立的执法组织机构。但是，当前城市管理当中，仍然存在着管理体系不健全、职责划分不明晰、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弊端，如何构建城管执法机制体系，完善高绩效城市管理执法模式是横亘在城市管理面前的重要难题。

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与适用性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高绩效执法组织模式的构建

模式，主要是指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经验中，以一种抽象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用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与矛盾，对模式的总结主要目的在于构建高绩效组织。高绩效组织，不同于以往组织形式的特征在于：改善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改善组织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改善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模式的作用在于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经验中总结出：满足于城市环境、城市任务、城市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故此，按照模式界定的不同，城市管理在构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制、体制、方法等高效组织时应该进行科学分类。本文以模式概念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与实地调研，探究对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产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并按照不同因素的特征总结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模式。

（二）对城管执法效果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对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管理执法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执法领域范围、执法法律依据、执法组织机构、执法隶属关系、执法方式方法、执法合作关系等。举例说明：执法法律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为核心，如立法效力、立法形式等;组织机构主要注重人、权责等要素，即执法人员、执法队伍、执法机构、执法任务;执法隶属关系，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区（县）政府与城管执法部门之间、城管执法部门区（县）与街道（乡、镇）之间存在的人事与事权关系等;执法方式更注重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中，是否文明执法、执法宣传力度、执法科技支撑等。

二、基于基层高绩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组织模式与适用性构建策略

（一）按照城市特定情境与问题，选择城管执法组织模式

城市的規模不同，环境不同，人员流动与物质能量流动不同，产生的问题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模式时，应该按照城市的特定环境构建适用于本城市的高绩效执法组织。下面以北京、天津两个城市的主要城区城管执法模式为例进行分析：

其一，北京东城区城市问题复杂繁琐，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采取联合执法模式。东城区作为北京的中心城区，包含天安门广场，经常举行重大政治活动与庆典等，因此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中，不仅要完善城市日常执法管理，同时要保证国家活动顺利开展，任务较重。在执法管理过程中，北京市优化制度管理，落实整治责任主体，提升执法效率，并保证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等，形成多元化的管理目标与交叉型的管理职能。东城区，主要借助于联合执法模式，通过网络管理平台建立合作机制，合理解决碎片化问题。

其二，天津东丽区，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利益断层等问题，因此采取的是属地管理模式。为促进城市化协调发展，天津市按照本市的特殊环境，充分充分发挥街道办作用，明确街道办为责任主体，合并执法要素，如将公安、卫生、城管等职权划归到街道办。东丽区街道办通过行使执法权，如人事、财务、资源配置等权限，有效解决多元利益冲突的问题。

（二）结合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配置，合理选择执法模式

（1）确定决策权限主体

决策权限的设置，主要是按照执法范围、执法依据等确定，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城市以地方上级部门配置决策权，如按照省级政府部门的相关规章来确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主体，并按照执法领域、执法权限、执法范围、执法监督模式以及执法流程等对执法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一些城市如北京东城区，则按照自由裁量形式，决策权相对分散，是一种联合执法模式。

（2）按照条块关系选择执法模式

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条块关系对城市组织架构与领导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城市管理目标在于提升城市执法效率，可以采取垂直式管理模式，确定条块关系，提升组织资源的流动效率;如果要处理城市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问题，则可以采取属地执法模式，保证城市管理执法质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每一个城市的行政执法要素配置不同，因此城市综合执法模式各不相同。可以说，任何一个城市采取的综合行政执法模式都存在合理性与实用性，因此处于互联网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完善高绩效执法组织构建势在必行。城市管理者应该按照本地区城市的基本特征，因地制宜，建立起满足城市发展需求、适合城市管理建设的综合行政执法组织模式，进而促进城市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婷.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制度逻辑与进路探析——以湖南省部分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调研数据为样本[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05）：21-27.

[2]张楠.黄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法建议聚焦可操作性[J].上海人大月刊，2019（09）：16.

[3]刘广珠.基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9，21（04）：26-29.

[4]赵刚.“非接触性执法”助推城市管理提档升级——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启执法新模式[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8，20（05）：76-78.

作者：崔小伟

行政执法策略探析论文 篇2：

探讨消费维权与行政执法衔接有关问题

摘 要：本文对消费维权、行政执法衔接意义简要说明，并对其衔接模式加以评价，提出完善协调机制，兼顾特殊情况，以期为二者衔接提供思路。

关键词：消费维权;行政执法;衔接

消费维权、行政执法之间联系紧密，区别明显。二者衔接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形成良性互动，规避履职风险。因此，探索二者衔接机制十分重要。

1.消费维权和行政执法衔接意义

将消费维权、行政执法高度衔接，利于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将行政调节的不足之处加以弥补，防止消费纠纷快速蔓延，及时打击侵权行为。与此同时，二者衔接还能更好地对消费者权益加以保护，促使监管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在联动的工作状态下，维护消费者权益。此外，将二者高效衔接，能规避相关部门履职风险。当前消费者权利意识较高，职业打假人数量逐渐增多，消费纠纷当中涉及消费维权以及行政处理多项内容，按照不同程序处理需求，可将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调解关系更好的衔接，以主动工作方式，严防履职风险。

2.消费维权和行政执法衔接评价

消费维权、执法按照衔接存在两种模式：

第一， 单独制定衔接机制，较为典型的机制为“诉转案”，就是市场监管部与工商部门针对经营者、消费者二者产生消费争议问题时，处理过程若经营者存在违法或者违章等经营行为时，可以依照法律展开行政调解，还可结合经营者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诉转案”这一工作机制针对法规、实践流程、涉及部门、适用范围以及注意事项多个方面深入研究，打造转化消费者的投诉信息模式，变为行政处罚类案件。使用此模式优势显著，其中规定十分明确，具体操作规范，运行机制复制、推广性较强。工商局于2014年，在《强化12315建设意见》当中，对“诉转案”实际运行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但是“诉转案”运用过程，事先对适用范围与条件展开严格界定，因此，消费维权环节，部分案件若难以和工作机制进行衔接，找到适用的执法程序，可能妨碍执法环节流程的完整性[1]。

第二，在消费维权以及行政执法之外没有单独制定衔接机制。因为二者各自存在操作流程和体系方面的要求。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衔接环节不必通过其他机制，通过涉案事实，找到重点要素以及构成要件之后，通过各自流程即可完成维权和执法。不必考虑到违法案件线索是否符合“诉转案”适用范围，全部通过行政执法这一系统，确定是否立案。运用此模式，方式灵活，不受到适用范围以及条件的限制，但是需要经办员具备较强的能力，能够准确把握涉案事实。

3.消费维权和行政执法的衔接策略

3.1完善协调机制

分析上述衔接模式差异，本质在于衔接机制系统化制定。以“控制人为因素”以及“规范操作”等视角展开分析，系统化衔接机制在运用方面可操作性较强。但是，从执法程序的完整性方面来看，将二者衔接过程的机制制定需要具备灵活性、开放性等，具体应落实如下工作：

首先，确保上下联动，明确各执法主体责任分工，12315举报中心、工商局、检查队等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等工作格局。申诉举报可在12315中心受理，当接到消费者举报之后，对于经营者展开调查，调查过程若其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行为，需对被诉人展开全面问询，并记录信息，鼓励举报人为市场监管以及工商部门提供切实有力证据。执法过程按照事件发生区域，产生危害性大小，紧急程度，事件性质各项情况，根据办案权限划分范围，逐渐向检查队以及工商局内分流，指派专员对相关案件进行接收与查处。

其次，在工商局设置业务科室以及检查支队，确保各下属工商所内权责分工明确，能够在消费投诉和举报分派等环节展开业务指导，并协调举报回复以及案件移送各项配合工作，打造局内联动格局。

最后，鼓励社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力量。具体工作中，需强化引导与宣传，和当地主流媒体展开合作，通过电视媒体、自媒体等展开维权宣传工作，对消费者诉求加以回应，扩大维权工作在社会当中的知晓程度，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维权当中。还可强化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将市场主体的准入管理系统、12315、执法系统、市场主体的信用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实现信息共享，及时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件，收录到信用档案当中，并向社会公示。除此之外，还可建立12315统一标准，关注数据的整合与管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于维权数据展开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当中热点问题，把握执法方向，针对投诉举报过程存在的难点深入分析，及时发出警示信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自律，加速市场经济良性发展。

3.2兼顾衔接特殊情况

在消费维权、行政执法的衔接环节还需兼顾特殊情况：第一，当消费维权和三方平台相关联时，需要重点考虑消费投诉、执法二者分离管辖这一问题。我国网络交易的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借助三方平台实施经营活动，若产生违法行为，责任由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市场部以及工商局监管。若存在异地管辖困境，可将违法案件移交至行为人居住地工商局或者市场监管部展开处理。这样就可能出现下列情形：具备权力对三方平台投诉受理的工商局或者市场监管机构并非平台所在地，从而无权辖管其违法行为。具备管辖三方平台权限的市场监管部以及工商局由于管辖困境，难以及时对消费纠纷展开处理。若规定未修改，消费投诉環节涉及三方平台，导致行政执法和投诉难以高效衔接。因此，需要将管辖权的这一特征考虑其中，处理消费投诉过程严格按照流程进行，强化执法主体协调与沟通，保证依法履职不存在缺位问题，行政管理不存在越位问题。第二，举报违法行为时，对举报环节要求严格。当前人们维权意识较强，因此需要对投诉、举报等流程进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行，保证投诉、举报过程响应及时[2]。

4.结束语

总之，为确保消费维权以及行政执法高效衔接，发挥二者联动功能，及时处理消费纠纷，规范经营者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使市场经济良性运行，需要深度分析衔接机制，建立联动机制，将衔接过程特殊情况考虑其中，保证二者顺利衔接。

参考文献：

[1]张严方.消费维权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对策研究[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6（02）：22-25+43.

[2]张宏.消费维权与行政执法衔接有关问题探析[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02）：53-55.

作者：朱升新

行政执法策略探析论文 篇3：

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范

（300450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人民检察院 天津）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执法活动日益成为公众关心的行政行为。其中，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选择性执法是在时间、空间、客体上有选择的执法，是因为对违法时间、空间和个体始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要确保这些法律有效实施，需要庞大的执法资源，这就导致执法主体对不同的管辖客体，刻意采取区别对待，有违执法公正，如何规范这种行为，就成为了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选择性执法；行政自由裁量权；法治原则

一、选择性执法的涵义和具体表现

选择性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基于一定因素的考量，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的违法行为在时间、空间、客体上有选择的执法，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方式执行，是执法者针对具体事项做出的选择性处理。

选择性执法的具体表现：①执法机关对不同的执法领域投入不同的执法资源；②执法机关对一些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执法、对另外一些行为不执法；③执法机关有时严格执行法律某部法律；④执法机关采用何种执法手段及何种执法强度；⑤执法者对同一违法行为采取不同的执法措施。[1]

二、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原因

（1）执法资源的有限性。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公共事务急剧增多，这就要求必须有充分的资源供行政主体支配，任何一项执法活动的进行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支出，而行政主体的执法成本是有限的，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执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2）法律的局限性。作为成文法的法律本身有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使法律条文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的执法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执法人员也可能对法律作出多种理解，法律规范的模糊导致了选择性执法。[2]

（3）基于社会关注信息而做出的执法调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执法者必须随时关注社会对执法活动的信息反馈，并根据社会关注信息不断调整执法重点及执法方式，所以，社会反应强烈的违法行为，可能会得到优先执法。[3]

（4）执法者自身的素质。因为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执法时机的把握以及对临场处理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业务素质不同而导致的选择性执法。

（5）行政自由裁量权导致的选择性执法。我国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和执法者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行政机关和执法者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出现选择性执法。[4]

（6）人情输送或利益輸送关系导致的选择性执法。人情输送或利益输送关系即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行政权力为亲友牟利或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并从中谋取私利。

三、学界关于选择性执法能不能存在的两种观点

1.选择性执法没有合理性

有的学者认为选择性执法就是执法主体对不同的管辖客体，刻意采取区别对待，任意执法，滥用职权，不履行义务或拖延履行义务，是对法律规定的背离。[5]行政执法应当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相同的，应该同样对待；不同的，应该区别对待是行政执法中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否则有违执法公正，而且选择性执法会导致执法者偏离自由裁量的正确目的，根据自己利害关系在法律给定的自由尺度内从重或者从轻，给权力寻租提供有效的操作空间和责任规避空间，同时选择性执法也破坏了社会对执法的预期，牺牲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从而损害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并进而破坏法律的权威。

再者，法律要求对于任何人的保护或者惩罚，都应当一视同仁，不应因人而异，应当遵循同种情况同等处理的原则，选择性执法破坏了平等原则，而且助长了行政执法中的机会主义，并导致守法上的投機心理和行为，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有违依法行政原则和平等原则，不利于法治。此外，选择性执法的存在也可能导致不公正执法，一旦对其纠错还会降低执法效率，增加纠错成本，从而加大资源消耗。总之，选择性执法违反了平等原则、公正原则、公平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一系列原则。[6]

2.选择性执法具有合理性

有的学者认为选择性执法是指执法主体根据情势变化，而试图获得灵活性和实效性，为了摆脱成文法的僵化而在执法上做出的调整，以保证实现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是行政主体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势和违法行为高度不均衡分布的一种手段。这样有利于节约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益，有利于使行政主体获得高度的灵活性和行政效率，从而有效完成行政执法任务。

选择性执法以其执法的灵活性来保障个案公正，弥补法律僵化的不足。而且，选择性执法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因为违法时间、空间和个体始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要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法律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和执法者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选择性执法如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样，行政机关运用自由裁量通过灵活的个别执法，以点带面，产生广泛的威慑效应和示范效应，激发自省意识和违法风险意识，使法制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从而有利于节约执法资源和执法成本，而选择性执法以较小的执法资源推动法律实施，是必须存在的一种执法策略。[7]

从理论上说，选择性执法违反了法治原则，但是在法治实践中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一部分选择性执法是应当存在的，但大部分选择性执法应当完善或摒弃。例如，在执法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可以将有限的执法资源用在重要或紧迫的行政执法上；当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模糊且需立即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自由裁量适用法律规范；但是，执法者不得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有选择的执法，执法机关也应当尽量减少执法风暴和运动执法，做到常态执法。[8]

四、选择性执法问题的解决措施

1.匹配执法资源，减少选择性执法现象

只有执法资源匹配，法律才能得到更严格的执行，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才能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才会降低。要推进依法治国，在立法时必须统筹考虑执法问题特别是执法资源匹配问题。但在我国，执法资源的匹配一般由各级人事编制部门掌控而不是由立法机构统筹，客观上容易让执法资源始终处在不足或者不适的境地，影响法律的执行效果。[9]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这个责任更多的应由享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承担，只有这样立法和执法才能实现良好对接，才能减少选择性执法现象。

2.减少自由裁量、规范自由裁量，缩小权力寻租空间

立法机关在立法时要尽可能细化处置规定，减少自由裁量的范围。人大应该收回让渡给政府和部门的部分立法权力，尽可能在人大体系内让法律得到完善，克服立法部门化、权利化、自由裁量化倾向。对于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必须差异对待的，可以赋予省、市人大一定权限，按照本地区的实情进行细化规定。[10]

3.加强对执法工作的监督，防止执法过程中的权力寻租

应逐步分离执法机构的选择权和执法权，建立高效透明的执法指挥中心，提高执法的随机性和均衡性，削弱执法权力寻租的能力。应增强人大查处执法违法的能力，主张人大对执法个案进行事后剖析，增强人大监督的威慑效应，遏制权力寻租的冲动。应主张人大对整体执法情况进行效能评估，督促执法机关勤于执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增加执法密度。

参考文献：

[1]戴治勇.选择性执法.《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2]徐文星.警察选择性执法之规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 第3期.

[3]汪燕.选择性执法的法律属性探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

[4]叶小兰.选择性执法的内在悖论与消解机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吕美娜.选择性执法的困境及克服路径.《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年第6期.

[6]王成.选择性执法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7年03期.

[7]罗静静.平等权与“选择性执法”.《法制与社会》，2010年 第23期.

[8]胡智强.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兼及“钓鱼式执法”的法律约束.《学海》，2011年 第2期.

[9]刘璇.选择性执法问题研究.《中国科技信息》，2008年 第20期.

[10]李福清.选择性执法之困境与出路.《法制与社会：中旬刊》，2013年 第32期.

[9]刘璇.选择性执法问题研究.《中国科技信息》，2008年第20期.

[10]李福清.选择性执法之困境与出路.《法制与社会：中旬刊》，2013年第32期.

作者：赵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