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行政补偿思考论文

摘要：行政通知行为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手段之一，它是以公开方式告知公众特定事项的外部行政行为，具有主体的职权性、方式的公开性、形式的多样化等特征。当前行政机关违法通知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相对人通常很难通过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因此，研究行政通知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税务行政补偿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税务行政补偿思考论文 篇1：

浅析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

摘的要: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判定征税机关是否违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征税机关行政行为上的体现,通过分析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的效力范围,可以为更好的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约束征税机关的行为。

关键词:税务行政行为 确定力 相对性

一、税务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的理由

1、税务行政行为是一种承诺。它是关于纳税人分配公共利益或要求纳税人承担公共负担的承诺。这也就是说,征

税机关已经向纳税人承诺,将某种公共利益分配给纳税人享受,或者要求纳税人只承担某种公共负担,那么就应当信守和兑现这种承诺,而不得任意予以改变。征税机关只有取得每个纳税人的信任,才能取得纳税人的支持与合作,才能得到力量。

2、信守承诺使税务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但这并不是为了保护违法或错误承诺,而是为了信赖保护。从信赖保护来讲,征税机关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承诺,而应将它的合法性及其争议交由作为第三方的复议机关或法院去判断。即使征税机关的承诺有错即税务行政行为有瑕疵或者环境在后来发生了当初不可预料的变化,而纳税人对此却已经发生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的情况下,征税机关也不能任意改变其税务行政行为,不能不履行其承诺。如果征税机关非要改变其税务行政行为,或不按照原来的承诺履行义务,那么就应当以金钱等方式来代替原来的履行方式,使纳税人取得与未改变原税务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效果。

3、信守承诺和信赖保护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诚实。征税机关信守承诺和保护信赖是以纳税人的诚实为前提的。具体的说: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承诺已发生信赖,即已经根据这项承诺实施一个行为;纳税人对税务行政行为即承诺的信赖具有正当性。这里的信赖正当性,是诚实信用原则对纳税人内心状态的一种道德要求,一般是指纳税人对征税机关所作税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深信不疑,并且对所信赖的税务行政行为具有善意而无过错。正当性、善意或有无过错的判断主要是审查纳税人对税务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具有欺诈、胁迫或贿赂情形,对其中的重要事项是否具有提供不正确资料、作不完全陈述、明知违法或因重大过失而不违法等情形。如果纳税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那么其信赖为不正当,因而就不值得保护。

由前述论证可知,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税务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这里确定力是相对的确定力,也就是说,合法税务行政行为和可撤销税务行政行为原则上具有确定力,除非法律上的明文依据,否则不受改变;无效税务行政行为不具有确定力,但为了保护信任,在必要时对已存在的权利义务可予以转换;对具有轻微瑕疵的税务行政行为可予以补正。法律如果要规定允许改变合法和可撤销税务行政行为,就必须以试图追求的公共利益大于信任这一公共利益为前提,必须以赔偿或补偿为前提。“瑕疵的行政处分原则上其法律效果为无效或者得撤销,但是其无效或者撤销之行政处分,相对人已真切信赖,且危害法律生活之安定对于社会公共福祉造成重大的影响的情形下,并不拘泥于其瑕疵之存在,而不主张其无效或撤销,不得不将其作为有效来处理。即所谓的瑕疵行政处分的治愈或者无效行政处分之转换。原龙之助先生认为瑕疵行政行为之治愈或者无效之转换理论上均是诚信原则的一种表现。”

二、税务行政行为确定力的含义

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税务行政行为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它包括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两方面。税务行政行为的形式确定力,是指纳税人不得任意以诉讼等方式要求改变已确定的税务行政行为,又称不可争力。税务行政行为的实质确定力,是指征税机关不得任意改变已确定的税务行政行为,又称不可变更力。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形式确定力,并无太多争议。税务行政行为原则上具有实质确定力,但并非绝对,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改变。张载宇指出:“现代法律,不直为保护私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公益。行政处分,不宜绝对地具有不可变更力,宜适应变化无常之社会情势,而得随时变更,以求进步。”

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理论来源于司法上的既判力。“确定力之观念,系由诉讼法而来,某一判决业已确定,不许其变更之力,故也称既判力。” “‘存续力’一词明显是从诉讼上的‘确定力’概念发展而来的。”“诉讼法区分形式确定力和实质确定力……诉讼法规定法院受自己裁判的约束,不得变更或者偏离。诉讼上的确定力制度及其对法院的约束力源自审判权的本质,即对法律争议作出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调处。这种调处虽然并非绝对,但只有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并经重审程序才能撤销。”在税法上,这种确定力就成为征税机关的自我约束力和自缚力。

确定力的目的或使命是为了使权利义务关系尽快得到稳定,减少纷争及解决纷争的成本,从而实现法的目的。田中二郎就认为,确定力的使命就是为了维持权利义务关系的安宁与稳定并合乎诉讼经济原则。

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不同于税务行政行为内容的确定性。《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97年)第 37条第 1项规定:“行政行为之内容,应充分确定”。《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123条第1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行为必须具备的内容。该条第2款又规定:“应以清楚、准确、完整的方式载明上款所要求具备的内容,以便使人能易于确定其意义、范围和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25条第2项也规定:行政公文应做到情况确定、观点明确、表述准确、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述不曲、字词规范、标点正确、篇幅力求简短。税务行政行为内容上的确定性,是指税务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确实、准确和具体,而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或似是而非。学界认为,这是税务行政行为有效成立的要件之一,而不是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税务行政行为能否受改变的问题。

三、税务行政行为确定力的根据

1、法律规范的安定性。所谓法律规范的安定性是指法律规范必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法,尤其是民意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无论被认为是理性意志的体现,还是被认为是所有参与者意志和利益的协调,都应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人们的行为有所遵循,并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有所预见的基础。法律的持续性不比下述事实更神秘:裁判员在两对竞赛的第一局所作的裁决,应当向在第二局中接任的裁判员所作的裁决一样,与最后的竞赛结果相关,尽管各队队员发生了变化。当然,法律规范的安定性,并不排斥法律的正当的立、废、改,而只是要求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对法律作快速、频繁、急剧及不可预料的变动。

2、法律秩序的安定性。所谓法律秩序的安定性是指通过发挥法律的功能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即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秩序本身就是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安全是法律秩序的实质性价值。它要求依法取得的权利不能被突然、任意地收回或侵犯,依法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被任意破坏、中断。法律的安全目的,集中体现在霍布斯的格言中: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法律的安全目的——它所关注的是坚定保护重大需要和利益,而不是关注形成有序的法律技术——是试图减少任意变化的频繁度,只要这种频繁度危害了社会必要任务的实施。当然,秩序的安定性并不意味社会的停滞,而只是要求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反对社会的动荡和社会关系的破坏。正像《对法律与秩序的重新思考:(美国)全国法律与执法委员会特别工作组就暴力行为的起因与预防的报告》所指出的:需要得到满足“这一要求是在一种具有合理程度的一般安全的、和平的和有序的基础上加以实现的,而不是在不断的动乱和冲突状况中加以实现的”。

3、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这里所说的公共利益,基本上包括庞德所说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两类。在庞德看来,和平和秩序的要求、公共安全以及健康状态、占有物和交易的一般保障是最重要的社会利益,而和平和秩序的要求又是上述社会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他把和平与秩序的要求称为得到法律承认的第一个社会利益,把公共安全称为早已得到法律承认的最高法律准则。我国的现实也是如此。社会稳定即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我国领导人看来已经是中国压倒一切的最高利益。这是因为,稳定是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改变税务行政行为所要追求的只不过是单一的公共利益。征税机关任意改变税务行政行为,导致权利义务关系的过度动荡、变化的过分频繁,并不符合稳定这一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因此,我们坚持稳定性这一公共利益原则上高于单一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只有在单一意义上的公共利益高于稳定性或不影响稳定性这一公共利益时,实定法规范才能授权征税机关改变税务行政行为。

四、税务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

法律规范的安定性,要求税务行政行为本身不受任意改变;法律秩序的安定性,要求税务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得到持久维持。如果允许纳税人在任何时候对税务行政行为进行争辩,那么税务行政行为及所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将始终潜伏着危机。如果允许征税机关任意改变其所作的税务行政行为,那么只能意味着税务行政专横、税务行政随意性,只能导致对法安定性的破坏。

当然,正像法律规范的安定并非法律规范不能被修改或废止,法律秩序的安定并非法律秩序的停滞一样,税务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并非绝对,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税务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并不具有绝对禁止征税机关改变其税务行政行为的效力,而只意味着对征税机关改变税务行政行为的限制,对所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安全保护。只要有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征税机关仍可以改变所作的税务行政行为。

正像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针对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所说的那样:行政行为确定力只具有相对意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同一性,因而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公共利益,没有公共利益也就没有个人利益。这就要求征税机关对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具有真实性,对分配公共利益的意恩表示具有公正性。然而,这种意思表示毕竟是征税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其不可争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只是基于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上的一种推定,并非基于客观存在。即使这种意思表示的不可争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有纳税人的信服或承认。

经纳税人承认为适法的税务行政行为,即由推定确定力转变为最终确定力。但是纳税人不承认税务行政行为适法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否定税务行政行为被推定为适法的效力,而只能是对税务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怀疑。为了使纳税人信服税务行政行为的适法性,消除可能存在的不适法性,法律允许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将此疑问交由法律审查,并由法律来确认该税务行政行为是否适法。法律确认税务行政行为适法的,即使纳税人仍不予承认,也具有最终确定力。法律确认税务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法予以改变,从而实现对征税机关的监督和对纳税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因此,税务行政行为只具有相对的形式确定力。

税务行政行为也不具有绝对的实质确定力。税务行政行为的实质确定力,只是征税机关对符合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不得任意改变的效力。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税法并没有禁止,反而要求征税机关及时改变违背公共利益所作的意思表示。对违背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或因情势变更而不再符合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不论是否有利于纳税人,征税机关都应及时予以改变。否则,既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也不利于个人利益的保护。但是,这种改变应遵循比原意思表示更为严格的规则,并且只有在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原意思表示违背或已不再符合公共利益时才能进行。因此,只有税务行政行为的相对实质确定力,才能真正维护公共利益,才能真正维护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1]谢孟瑶.行政法学上之诚实信用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221.

[2]根据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研究,确定力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见解,有的甚至把它与拘束力相混同.参见(日)田中二郎:行政行为论,199,日本:有斐阁,1955.

[3]张载宇.行政行为要论:349.

[4]林纪东.行政法原论(下):435.

[5]哈特穆特·毛雷尔.德:行政法学总论:266-267.

[6]田中二郎.日:行政行为论,214.

[7]哈特穆特·毛雷尔.德:行政法学总论:230―239

[8]哈特.法律的概念,英: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65.

[9]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290.

[10]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291.

[11]美庞德.美: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40.

[12]林纪东.行政法,台湾三民书局1988:323.

[13]林纪东.行政法原论(下):433.

[14]叶必丰等.论行政行为的补正.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1).

[15]叶必丰.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178,213.□

作者：刘 升

税务行政补偿思考论文 篇2：

论行政通知行为的可诉性

摘 要：行政通知行为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手段之一，它是以公开方式告知公众特定事项的外部行政行为，具有主体的职权性、方式的公开性、形式的多样化等特征。当前行政机关违法通知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相对人通常很难通过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因此，研究行政通知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通知行为；法律性质；可诉性分析

一、行政通知行为概述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通知行为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仅对其进行类型化的讨论，很少作出一般性的界定。在实践中，由于不同的行政机关作出的通知行为各不相同，种类繁多，很难将其归为某一种行政行为。尽管如此，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自己的思考，笔者试图作出如下界定：行政通知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达到的特定的行政目的，以公开的方式将某些特定事项告知公众的要式行政行为。行政通知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主体的职权性。行政通知行为是行政主体依职权所为的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效力。这里的行政主体既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辖行政机构，也包括国家公务员，还包括法律和行政委托的其他主体。其他主体也可以发布通知，但不属于行政通知的范围。

（二）方式的公开性。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是以个别告知的形式直接将具体事项通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普遍公开性，而行政通知行为是行政机关以公开的方式向行政相对人发布特定信息、事项的外部行政行为。

（三）形式的多样化。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性质上一般是单一的行政法律行为，而行政通知行为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可能是事实行为，包括程序性行政行为、实体性行政行为，也可能是法律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

二、行政通知行为的法律性质

不同的行为应设置不同的救济方式和手段；同样，救济方式和手段也应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应根据被救济行为的特殊性质，设置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的制度和程序。在行政诉讼中，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方式通常是由该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行政通知行为可诉性问题，需要先分析行政通知行为的法律性质。

目前理论界对于行政通知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且多进行类型化讨论。事实上，在当今行政行为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达到行政目的，会采取各种形态的行政行为方式，不可能采取单一的类型化的行政行为，仅对行政通知行为进行类型化讨论很难揭示行政通知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行政通知行为不具有单一的法律性质，而因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政行为等形态。总之，行政通知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在性质上具有多态性、复合性的特点，在研究其可诉性时应依其形态不同而区别对待。

三、行政通知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一）抽象行政行为形态通知行为的可诉性。在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形态的通知行为是最为常见的行政通知行为，此类通知多为公告、通告等规范性文件，因此对于此类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可以转化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研究。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抽象行政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以此来保证规范性文件的稳定性和执行力，然而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可以反复适用，且适用范围较广，一旦行为违法，即具有较强的破坏力，而行政相对人却无法通过诉讼方式寻求救济，其合法权益往往受到严重侵害。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日益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也严重影响司法监督功能的发挥，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现代行政理念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具体行政行为形态通知行为的可诉性。一般而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在研究具体行政行为类通知的可诉性问题时，有必要借助行政法上的成熟性原则来分析。成熟性原则是指某一行政行为需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达到成熟的程度时，才能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以此原则为依据，我们可以将行政通知行为划分为成熟的行政通知行为和未成熟的行政通知行为。在行政实践中，若某一行政通知行为是成熟的行政处理行为，即成熟到可以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度，那么此类就是可诉的，比如某税务机关对税务违法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后，应该直接送达却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行政相对人即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行政通知行为。相反，一些行政通知是以行政过程的形态或者说是未成熟的行政行为的形态出现的，此行政通知行为就不具有可诉性，行政相对人只能寻求其他救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事实行为形态通知行为的可诉性。所谓事实行政行为，又称单纯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不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发生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性质的通知行为不对行政相对人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对行政相对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此类行政通知行为一般是不可诉的。笔者认为，在探讨此类行政通知的可诉性时，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行政事实行为合法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虽然行为是合法的，也存在行政补偿的问题，相对人对行政补偿存在异议时，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救济；当行政事实行为合法且没有损害相对人权益时，此时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如果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且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此时行政行为是可诉的，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王艳（1987— ），女，山东省临沂人，辽宁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昭阳,赵锋.论行政告知制度[N].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1.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4]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王艳

税务行政补偿思考论文 篇3：

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对策

摘要: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完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是要用私权保护理念来保护农民的财产权,防止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侵犯。因此,提高土地征收标准,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寻求政府和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分配结合点,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农村土地 征收 补偿 制度完善

DOI:10.3969/j.issn.1672-8289.2010.10.068

一.土地征收补偿的基本概况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活动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我国有近8 亿农民在土地上生息、劳作,土地是他们的 “命根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土地征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农村,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和解决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存问题,国家建立了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但《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救济程序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实践中引发大量土地征收补偿争议,影响社会稳定。从农民自身来讲,并不希望把土地拿出去,但从经济发展来讲,又需要征地,征地本身又是一个强制行为,农民不得不服从,这是一对矛盾。因此,解决好我国农村土地的征收补偿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总体来说是不断地进步和合理,比如补偿标准逐提高;审批权力不断上收,基层政府的审批权限越来越小;土地征收补偿程序趋于规范和细化;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办法也越来越灵活多样;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依据也不断得到修改,以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在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补偿条款,为土地征收补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

土地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命脉,也是整个国家的命脉,解决好土地问题,不仅能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保持农村和社会稳定,而且使国家征地工作走向市场化、法制化的轨道。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土地征收与征用

1.土地征收的含义及特征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前提,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之间发生变动。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宪法的征收权,重要的是对征收的法律限制。其法律特征在于:(1)土地征收是强制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是物权变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2)征收主体一方是政府,且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从农民集体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权,集体必须服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3)土地征收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绝对禁止任何商业目的的征收,且必须对被征收人以公平合理的补偿。

2.土地征收与征用的区别

《物权法》第44条中规定了有关征用的概念,即:“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共利益为目的,运用国家强制力,经过法定的程序,并依法给予补偿。土地征收、土地征用虽然都是国家为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方法,但它们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的行为效果不同。土地征收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由于使用后应当返还给被征用人,因此是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而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发生改变。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第二,二者所征收的对象也有所差别。我国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土地征收的对象为农村集体土地。土地征用的对象既可以是农村集体土地也可以是城市国有土地。

第三,二者行为的依据不同。土地征收的依据和程序必须由法律规定,这是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六项所要求的,即“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土地征用的依据除了法律之外,还可以是法规。这是因土地征用一般具有暂时性、紧急性,而且强制取得的只是使用权,所以其严格度要低于土地征收。

第四,从二者的适用条件看,土地征用一般适用于紧急状态下对土地的临时征用。而土地征收则不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即使不存在紧急状态,也可实施土地征收。

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现状及问题

(一)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征收补偿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1.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补偿范围和标准是:“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2.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现行的征地补偿范围只是对征地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而对因征地形成的残地损失及土地使用价值的下降等间接损失并未提及,事实上,这些损失是必然会发生的,如果不在补偿范围之内必将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及问题

1.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

早期征收土地补偿机制主要采取的是“货币补偿加安置”的补偿形式,即以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作为经济补偿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经济损失后,由征收土地使用者根据征地项目的需要为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但是,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数量增加以及征地用途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已经难以执行,各地开始探索新的安置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的安置模式。从此以后,征收土地补偿机制就演化为“一次性给付货币补偿”的单纯经济补偿形式。

2.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存在的问题

补偿方式单一。目前的补偿以一次性货币补偿为主,一次性补偿只能解决农民暂时的生存问题,而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长期生活的保障,生存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采取此种简单的补偿方式只能暂时解决农民生活上的问题,由于缺乏就业安置引导,无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地失业的农民提供长久的保障。

(三)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及问题

1。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程序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2.农村土地征收的补偿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从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来看,有些程序制度仍存在缺陷,影响了土地征收的顺利实施。(1)征收补偿程序可操作性不强。我国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对于一些重要事项未予以明确。例如,征收行为何时发生效力,是批准征收决定作出后、还是支付补偿安置费用后;被征收的土地所有权何时发生转移;《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条规定:“征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 3个月内全部支付,”但在实践中,征地补偿费的发放显得很随意,基本都是滞后,对于未按期支付补偿安置费用的,征收决定是否依然有效等。(2)补偿程序不公正,缺乏听证。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补偿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农民。而由于补偿安置标准早在批准征收补偿方案时已确定,虽然规定要听取意见,但被征地人只能就获得补偿的面积等提出异议,对补偿安置标准无权提出任何意见,补偿过程缺乏农民实际参与听证的程序保障。(3)补偿纠纷发生后,救济程序缺失。对于补偿决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将裁决权交由政府行使,缺乏中立性,更重要的是对补偿决定或者补偿裁决决定不服能否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等问题也未作规定。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 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形成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尤其是现行的补偿制度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行的补偿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此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期,现在从制度方面、思想观念和执法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时候了。

2 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土地征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仅牺牲了农民的当前利益,而且还损害着农民的长远生计。大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劳动技能,打工没人要,创业没本钱,最后导致生活无保障。而农业的发展会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农村的现代化又会影响到城市的现代化。故此,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如何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1.丰富补偿制度补偿方式

关于补偿方式,我国社会各界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有学者针对我国一次性货币补偿的缺点,提出留地安置、工作安置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安置。也有学者借鉴东南沿海征地补偿中采用政府、集体与个人共同缴纳保险费的办法,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应当重视社会保障的安置方式。

(1)采取留地安置方式。即征地过程中,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兴办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农民可以通过在此土地上发展二、三产业来壮大集体经济,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同时政府应在在政策、资金、工商、税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优惠和支持。

(2)采用工作安置方式。即由政府或用地单位对于被征地农民有计划地安排其就业。这种主要适用于企业因生产需要建设用地的情况,如建设大型工业项目需要征收农地,而项目建设过程和建成后会需要大量工人,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对失地农民进行必要培训和考核,录用其为企业的员工,享受与正式员工同等的待遇。

(3)采用社会保障安置方式。即在农地被征收后,政府不再向农民支付全额补偿费用,而是将部分补偿费用用来为农民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费用。由劳动保障部门与农民签订合同,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到一定的年龄后,定月发放养老金。目前,社会保障安置日渐受到重视。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要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相比《土地管理法》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今后应将确保社保资金足额到位和规范社保资金的管理作为社会保障安置方式工作的重中之重。

2.在政府部门建立专门的土地补偿裁决机构

征地补偿争议裁决案件的专业性极强,需要由土地法律方面的专家来做这项工作,然而由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各处室业务工作的庞杂性和专业人员的缺乏,再加上随着征地争议裁决制度的不断完善,各类裁决事件件将逐渐增加,原有的各部门无法完成日益增加的裁决任务。因此,必须设立专门的征地争议裁决部门,配备充足的高素质专业人员,才能与目前征地争议裁决制度的不断完善相适应。

3.建立完整的补偿程序及司法救济程序

“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无程序即无法治。在一国法律体系内,程序法的滞后将直接导致有关的实体法形同虚设。补偿程序的公正是补偿合理的重要保证,因此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程序,才能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1)完善土地征收法律法规,使土地征收程序明晰化。如在解决征地补偿争议问题上变为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为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上一级政府裁决。这样征收土地的批准方和裁决方分离,可以保证争议得到公正的裁决。(2)建立批前协商、听证制度。土地征收过程中应充分听取被征收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使其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增强征收程序的民主性公开性。例如:集体农民对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政府部门应告知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3)完善复议和诉讼制度。农民如果对征收补偿和安置方案不服,可以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起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4)改革补偿金发放程序。建议在征地过程中将土地补偿费设立专户,存入银行,做到专款专用,补偿金应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发给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截留、克扣。同时,法院应将司法程序引入土地征收补偿争端解决机制中,逐步扩大对征地农民的司法救济,减少政府对征地纠纷裁决的参与,这样既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也有利于监督行政主体征收权力的行使。

结论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前提和保障,征收农村土地对农民而言无疑是影响巨大的。承认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并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建立征地补偿款分配监督体系等也是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的途径。总之,必须善现在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使补偿合理、公平、有效,让农民不因被征地而贫困,让农村不因被征地而放缓发展的速度,最大限度挥有限土地资源的效用。农民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三农”问题就解决不好,而“三农”问题又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完善、健全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意义重大,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能够充分享受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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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超、赵勇奇 《对我国土地征收问题的思考》中国房地产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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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窦衍瑞,王珍行.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法学论坛,2007,(2)

[5] 温雅,胡亚辉.论我国土地的征收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06(12),

作者简介: 王晓东,男,职称:房地产经济师,单位:包头市房地产产权管理处; 赵一多,女,职称:房地产经济师,单位:包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作者：王晚东 赵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