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法律教育论文

【摘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是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除了终身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已经取得共识之外，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关注和争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法律定位、立法策略、立法内容等三个方面。2005年，福建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终身教育法规，其实践探索对国家和地方的终身教育立法具有许多启发。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电大法律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电大法律教育论文 篇1：

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研究

【摘 要】通过法律实现我国社区教育相关资源的科学配置，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行城市社区教育立法具有合法性，可以采用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的形式进行，对社区教育开展机制、社区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以及社区教育法律责任进行规定，推动社区教育不断完善。

【关键词】城市社区教育；立法；规范

一般认为，社区教育是指由社区提供，或者在社区开展的，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公益性教育活动。我国目前的社区教育是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1]

随着超越学校范畴的教育活动对社会建设和民族兴盛的意义不断彰显，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提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发展社区教育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与方针。在中央政策的正确指引和地方政府的积极督导下，我国社区教育事业在近年取得显著的进步，很多地方利用社区学院搭建了深入基层的终身学习体系，极大提升了社区群众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得到一致认可。

为进一步实现社区教育的治理功能，需要对其进行体系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中，通过法律规范使社区教育的实施得到有效保障，是其今后发展的基本方向。

考虑到不同地方的社区教育各具特色，在全国范围内对社区教育进行统一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经由基层根据顶层设计率先完成地方立法是一种有效方式。为使社区教育能够立足地方并符合社区实际需求，应按效力位阶排序，由低至高逐步完成法律体系的构建，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完成城市社区教育立法，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享有地方立法权和政府规章制定权的城市通过立法对社区教育加以规范。

一、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的社区教育虽然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社会效应，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较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仍有明显差距。总结各国社区教育的发展经验，凡是社区教育发展较好的国家，基本都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2]而我国目前对社区教育的调整主要通过政策完成，弹性很大且缺乏明确规范指引和效力保障，因此，对社区教育进行立法，通过法律实现相关资源的科学配置，以法律保证社区教育有序运行，推动其不断完善将势在必行。[3]

首先，社区教育的社会共识需要立法予以宣示。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尚未在我国形成共识。成熟的社区教育一方面是居民受教育权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是终身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绝非简单的群众文娱方式，或者一种补偿或者补充教育。更重要的是，社区教育的发展能够产生优化社会治理的联动效果，它能够有效沟通基层民意与国家宏观政策，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推动群众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合法、理性的社会行为。具有立法权的城市应当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对社区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社会功能、综合意义和战略地位加以规定，明确宣示对社区教育的高度重视，承诺为社区教育提供所需的各类资源。唯有如此，才能使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社区教育，并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推动其发展。

其次，社区教育的开展机制需要法律予以明确。结合本地情况对社区教育的實施方法进行规定是立法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社区教育开展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教育的质量。其经费保障、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和日常管理以及调动群众积极性等方面，需要确保合理且相对稳定，同时还能够进行某些调整。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立法，对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人、财、责等相关重要问题予以规范，既明确社区教育运行的基本方法，也要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以便于日后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最后，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社区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而潜移默化，难以在短时期内全部显现，因此必须确保长期开展，仅通过文件和政策对社区教育加以规定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通过立法改变社区教育依靠政策获得阶段性供给的现状，创立其内源性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以法督促各级领导将社区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和社会民生问题，从人员配置、财政支持、规范建设三个层面形成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社区教育可持续开展。

二、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

1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合法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中获得立法权的城市主要包括直辖市和设区的地级市、自治州。根据该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州具有相同的权力。该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修改后的立法法扩张了地方立法的主体范围，明显增强了地方开展社会治理自主力度，使城市社区教育的地方立法成为可能。

据上述条文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进行地方立法在内容上有两个基本的要求，首先不能与已有的上位法存在冲突，地方立法是对上位法内容在开展过程中的具体规定，也可以是上位法尚未进行规定的某些空白领域；其次地级市、自治州的地方立法的内容一般包括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三个方面。

我国目前关于教育的主要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尚缺乏对社区教育进行专门规范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4]教育部曾在2004年出台过《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该文件并不属于部门规章，尚不属于我国广义的立法范畴，效力有限，而省级地方法规是否涉及社区教育内容则各省情况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一条指出，国家会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社区教育属于终身教育的体系之中，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因此，地方依据实际情况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也符合教育法的规定。总之，我国社区教育的相关规范在国家层面上主要为文件和政策，其中亦没有将社区教育的立法主体进行限制，故开展城市立法与国家政策并无冲突。社区教育立足社区建设，辐射范围较广，可以在城市社区、街道以及乡镇展开，是居民文化生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通过提升居民综合素质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治理手段，符合“城乡建设与管理”的范畴，故对其立法也符合《立法法》之规定。

2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法律形式

法律形式又称为法源，即法所具有的表现形式，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对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立法规范时，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应采用上述法律形式中的一种。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在开展立法活动时，一般具有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两种形式，前者由地方人大制定，后者则由地方政府制定。前文已经论及二者皆可以对社区教育进行规范，但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法律效力上，二者均不能与上位法的规范冲突，相较之下地方法规位阶较高，立法程序更正式，更具强制力，对于维持地方社区教育长期发展意义重大，其内容一旦确定，则不宜频繁修改；而地方规章的优势则是在规范内容上可以对社区教育的操作方式做出更详细和具体的规定，且便于根据具体发展情况进行调整，故实践指导意义更突出；在制定效率上，地方法规对稳定性有更高的要求，故必须有相对较长的酝酿期间，需要全面征求社会意见，而地方规章则由政府主导，故制定相对便捷。

综上，对社区教育进行规范，选择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各有优势，可以分别或者综合使用。例如，若上位法对社区教育有涉及，则应倾向考虑通过地方规章规定具体事项，以更好地实施上位地方法规；如上位法尚无相关立法，则可以考虑由地方法规率先进行规范，待日后上位法对社区教育进行规范时，予以废止或进行修改。当然，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如果认为制定专门地方性法规的条件尚不成熟，则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以初步实现社区教育开展的规范化，待制定社区教育地方法规的条件成熟后再行立法。

3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基本程序

在城市开展社区教育立法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全方位的系统工作。无论是制定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都应按立法规律实施充分缜密的运作，确保立法质量。

第一，对本市目前的社区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普查，以明确立法目标和基本内容。对于社区教育处在发展和摸索中的城市，立法则应突出规范指导作用，结合国内外立法经验及本地实际情况，对构建本市社区教育的核心机制，开展的基本流程以及相关部门具体职能等内容做出规定，确保社区教育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开展。至于社区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立法目标则在于通过责任倒逼方式，集中力量迅速完成社区教育的突破，实现初期规模化，为日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故立法内容可更加轮廓宏观，不足之处可留待日后不断协调完善。

第二，立法目标明确后，地方人大或政府可以组织专业团队起草规范草案。社区教育立法并非某个部门单独可以完成，它涉及财政、教体、党团、社区等多个职能机构，故需要统一协调，共同谋划。起草规范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际条件，不保守亦不能过分冒进，草案内容至少应实现对社区教育运作机制、部门分工、财政保障、配套设施、人员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做出详尽规范，确保立法通过后具有实操价值，不会因过于原则化而被束之高阁。

第三，草案完成后应向基层群众广泛汲取意见，尤其需要向社区教育组织者、承担者、社区教育教师以及广大学员征求立法建议，并根据反馈对草案进行调整。在此之后严格按《立法法》的规定履行地方立法的相关程序，使草案获得相应法律效力。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规范本身并不意味着社区教育工作完成突破，更关键是在立法之后严格落实执行，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社区教育发展。

三、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的规范构成

不同城市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社区教育的实际需要制定相关立法规范，即使地域差别较为明显，一些具有共性的核心内容也必须具备。

1社区教育的开展机制

对城市社区教育而言，需要立法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合理布局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构建社区教育开展的合理机制，为社区教育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方略。

第一，应明确各相关机构在社区教育中的职责地位。可以借鉴日本《社会教育法》的形式，对社区教育工作各机构团体的具体权利义务做出规定。[5]为确保社区教育的公益性和课程质量，仍需要由政府职能部门作为主管机关，进行统筹安排，明确实施社区教育的社会实体，推动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成立或转型成为社区学院，[6]由社区学院等具体实施机构组织师资力量，按社区需要安排课程，提供相应教学设施，与企业、街道和社区合作，组织员工或者社区群众参与课程。领导者、实施者和组织者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政府、学院和社区缺一不可，[7]以此确保社区教育有序开展。

第二，保障社区教育经费的基本供应，并尝试拓宽社区教育经费来源。财政拨款是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核心经费来源，所以财政支出的稳定与社区教育的存亡直接相关。为了确保社区教育有基本的资金支持，应当通过立法将该笔支出在城市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予以明确规定，以法律保障社区教育的财政供给。[8]伴随着社区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参与者逐步增多，则可以逐步借鉴美国社区教育经费的多元化经验，扩展社区教育经费的来源，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承担的体制，既不能影响社区教育的公益性质，也有利于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9]

第三，规划社区教育课程的供给方式。我国目前的社区教育的课程基本上由承担具体任务的社区学院、广播电视大学提供，在得到领导部门批准后公布，由居民自愿进行选择，属于比较传统的教育模式，即由教育的提供者决定课程内容。这种方法限制了社區居民对于课程的自主选择，使自主学习变为被动选择，与社区教育的目标和价值定位并不符合，不利于社区教育长期发展。应当将课程的选择权利归还于社区居民，承担社区教育的机构只需要提供一定的课程初选范围，社区居民可以直接提出其对具体课程的需要，如果符合开班的人数标准，社区教育即应提供相关的课程，同时如果对课程的要求较高，参与课程的社区学员需要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以保持社区教育收支的总体平衡。此外，社区教育根据学员需要，开设一定数量的高阶课程，并用收取的服务费进一步推广普及性课程，使社区教育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推动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开展社区教育立法时，立法者结合城市实际状况探索最科学合理的课程供给方式，通过重构供需模式的方法，实现社区教育的持续完善。

2社区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

社区教育立法应解决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社区教育教师并不在我国正规教师队伍序列之内，参与社区教学的主要是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另外还有根据课程需要在社会上另外聘请专业人士。这种机制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对社区教育造成影响，但却并非长久之计，它缺乏对社区教育教育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使社区教育教师除了微薄的课酬外没有对应回报和发展空间，导致两类教师都无法长时间对社区教育工作进行全心投入，课程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所以，设计完整可行的社区教育教师组织办法和激励机制，对推动社区教育至关重要。

不少学者提出社区教育教师也应纳入职称体系，但由于高等教育职称的评选需要由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地级城市不具有此种权限，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补偿机制调动社区教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实现社会认同感和待遇的双重提升，以此形成稳定的社区教育教师队伍。

第一，应明确社区教育教师的独立身份，他们并不是零散的个体行动，而应以“智库”、“教师团队”等名义进行组织，认可其社会地位，尝试将原本兼职的教师逐步专业化和专门化，最终实现社区教育教师的专职化。为此，可以在立法过程中参考高等教育职称的方式，定期组织教师考级，形成级别可上可下，而待遇随级别变化的机制，不断促成社区教育教师内部的良性竞争。

第二，加强对社区教育教师的培训。社区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与传统教育迥异，在社区教育过程中，传统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被削弱，教师在传授知识内容的同时要更多指引学生获得自学的技能和方法，同时社区教育对教师制作微课等现代网络教育技能有更高要求，因此社区教育的实施机构对社区教育教师开展系统培训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理论方面侧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使专业教师队伍能够适应社区教育的时代特征；在教师个人成长方面，应注意相关的职业发展规划培训；[10]在教学技能方面，要求专职教师熟悉现代网络远程教学的相关内容，能够制作各种自媒体教学内容，供社区教育学员通过网络客户终端随时进行学习。

第三，保障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的待遇。应当通过立法保障社区教育教师的福利和待遇，可以将其课程的选课人数与效果反馈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指标，根据该指标确定课酬。通过一定的奖惩机制，鼓励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区教育中，实现教学水平和学习效果的全面进步。

3社区教育的责任落实机制

城市进行社区教育立法时，还应设立专门章节规范各主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落实机制。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相较于一般的政策和文件，其最大的不同即可以明确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通过法律责任的倒逼机制，落实社区教育的工作，确保社区教育能够按计划开展，并取得相应的效果。此外，为确保责任落实，应由社区教育的监管部门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共同设计对社区教育进行考核的指标与评分标准，从需求满足、课程设计与实施、教学资源建设等几个方面定期对社区教育的开展工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对社区教育执行机构的工作开展考核。因为工作失职，导致社区教育未能有效开展的，社区教育监管部门的相关责任人和承担机构的负责人员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结束语

我国目前已经启动或完成社区教育立法的城市数量非常有限，而未来十年是我国社区教育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战略时期，因此加大力度推动城市社区教育立法，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资源更有效、理性地分配，使更多群众享受社发展成果，适应时代需求，实现终身学习，将成为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助推力量。

【参考文献】

[1]吴遵民，陈玉明.电大型社区教育何以可能[J].开放教育研究，2015（4）.

[2]李艳云.国外社区教育立法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5）.

[3]李艳云.我国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成人教育，2014（5）.

[4]邓思平.社区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分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4）.

[5]徐浩斌.美、日社区教育法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J].成人教育，2006（5）.

[6]朱蘊丽，陈丽霞.中美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5（11）.

[7]徐卉，李岩.美国社区教育[J].城市问题，2013（4）.

[8]简吉梅，郑淮.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与原因分析[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1（1）.

[9]张军果.中美社区教育经费来源与比较[J].继续教育，2012（2）.

[10]杜君英.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培训方式新探[J].职教论坛，2013（3）.

作者：陈思

电大法律教育论文 篇2：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摘 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是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除了终身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已经取得共识之外，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关注和争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法律定位、立法策略、立法内容等三个方面。2005年，福建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终身教育法规，其实践探索对国家和地方的终身教育立法具有许多启发。借鉴福建、上海、山西太原、河北等地立法的经验，未来终身教育立法应当以“终身学习”为调整对象，突出公民受教育权利保障、各类资源整合、制度与措施保障等。

【关键词】 终身教育；立法；主要问题；对策建议

通过立法方式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保障公民学习权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如美、韩、日等在上世纪后期陆续颁布了专门的终身教育法，我国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但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在一些省市人大、政府及相关研究者的推动下已开始先行先试，如目前已颁布并施行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05年）（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11年）和《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12年）。《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也已颁布并于2014年7月1日施行。福建省的《条例》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终身教育法规，对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做出了尝试性努力，为国家和地方的终身教育立法提供了案例与经验，其法规在法律定位、调整范围、立法内容、立法策略、促进措施等方面，对未来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和实施均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终身教育立法的背景

终身教育理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进我国以后，迅速深入人心并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从上世纪90 年代至今，我国也始终把“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促进和保障公民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是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

（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

终身教育是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而教育和学习的基本目的是充分发展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此，贯穿人一生的终身教育的本质即促进人的持续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法国教育家朗格朗认为：“数百年来，把人生分为两半，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劳动，这是毫无根据的。教育应当是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在每个人需要学习的时候，随时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2]

终身学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拥有的知识总量迅速增长，知识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学习、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将替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3]因此，社会对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通过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为全体劳动者提供自我学习完善的机会和途径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终身学习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今时代的学习已不仅仅是谋生与就业的手段，而更多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各种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网络教育、休闲学习等的蓬勃兴起，让各年龄段的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按自身需求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终身学习让教育走出学校围墙、走出象牙塔，走进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更好地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使生命存在更加有尊严、有价值、有质量。

（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客观要求

“学习型社会”这个概念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在1968年出版的《学习型社会》中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学习型社会”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人性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是以社会全体成员充分发展自己能力为目标的社会。“学习型社会”不仅是一个好听的概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倡学习，而是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战略要求，其前提是信息化、高科技化、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5]学习型社会要求学习行为的社会化和普遍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建设学习型社会”。

（三）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现实需要

1995年《教育法》规定，“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新要求。传统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国民教育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必须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三大转变，即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由在校学生为主体向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的转变，由满足单一学习需求向多样化学习需求的转变。这是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及学习型社会的关键。[4] [10]

（四）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有的教育法律体系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7部教育法、国务院制定的14项教育法规和教育部制定的370多项教育法规。但国家层面还没有制定专门的终身教育法规，仅福建、上海、太原、河北四地已制定并颁布了终身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加快国家和地方终身教育的立法工作既是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贡献，也是对我国教育法部门的完善。

二、终身教育立法的主要问题

我国终身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终身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其中关键的问题是终身教育立法，它是规范和促进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法制保障。当前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策文件多，法律法规少；相关法规多，直接立法少；现有终身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终身教育法律定位、立法策略、立法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法律定位

从法律定位看，终身教育立法将是教育立法中最富挑战性的任务，其法律定位的难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大教育法”还是“小教育法”问题。如果基于终身教育是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的“大教育”概念进行立法，如何处理与现行《教育法》的关系？如果基于非国民教育系列的“小教育”概念，如何解决由此产生的理念混乱和立法概念不清等问题？

二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问题。《终身教育法》是一般法，其立法重点是“规范”终身教育发展；《终身教育促进法》是特别法，其立法重点则是“促进”终身教育发展。如何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终身教育的政策姿态，而应基于对当前我国终身教育主要任务和矛盾的科学研判。

三是“教育法”还是“学习法”问题。制订《终身教育法》还是《终身学习法》，实际是以“终身教育”还是以“终身学习”作为规制对象的问题，选择的难点在于：通过立法主要在于规范政府和办学者的义务与行为，还是在于明确学习者的地位与权利，哪个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终身学习的权益。[5]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已经颁布的福建、上海、太原、河北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都有所体现。

（二）立法策略

从立法的步骤来看，目前地方性的终身教育立法已陆续开展起来，并已在福建、上海、太原、河北等地施行，国家终身教育立法也正在调研和起草之中。终身教育法规建设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缺乏教育上位法授权；二是教育单项立法不健全。教育上位法授权问题，与终身教育的属性相关。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从启蒙教育到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的所有教育内容，又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和无固定形式学习的各种教育和学习形式。终身教育纵横延伸的覆盖性及其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决定其立法定位属于国家教育基本法的范畴。教育单项立法不健全问题，可以从先行终身教育立法国家的经验中获得启示：首先，将终身教育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和教育改革计划，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然后，通过设立特别法、修订或健全单行法方式推进终身教育的立法保障。[6]

有学者提出了渐进式立法策略：即制定国家和地方终身教育特别法——健全或修改相关的教育单行法——修改教育母法和宪法——形成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一般法。[7]另一立法策略是一步到位式，即按照一般法的要求直接制定《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定位为《教育法》的下位法，重点规范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框架和运行体制机制。尽管这样会与现行教育法律在规范主体和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可以把重点放在对我国现有的终身教育途径和方式进行系统规范，并对现行教育法律没有涉及或者比较原则的内容予以补充方面。

（三）立法内容

在立法内容方面，至少应涉及终身教育概念界定、公民终身学习权、终身教育管理制度、学校教育变革、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融通、公民终身学习成果认定、经费投入保障、终身学习机构权利与义务等重要问题，但就立法的现实紧迫性而言，有学者提出在内容的选择上应着重理顺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指导思想的选择——法条的“粗”与“细”。粗即对已经有专门规定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做原则性规定；细即对非正规教育应作出详细规定，如开放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社会公益场馆等。

二是学习机会的保障——措施的“刚”与“柔”。刚即对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的义务和责任方面，应制定刚性的相关措施；柔即对学习者权益的保障应体现人性化、自主性的一面。

三是学习结果的评价——考试纪律的“宽”与“严”。宽即对非学历教育、特别是非功利目的的学习要建立适合的评价监督机制；严即对提供学历教育的机构要加强监督，从严治教。

四是办学主体性质——教育机构的“营利”与“公益”。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明确地将民办学校划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类，对公益的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对盈利的依法实施税收政策。

五是终身学习法律体系的构建——相关法律的“存”与“废”。存即在宪法、教育法等中增加终身学习条款，提供法源依据；废即废除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终身学习的内容。[8]

三、福建省立法的实践与成效

（一）立法过程

2003年9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将《福建省终身教育条例》列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2007年地方立法规划》的立法项目。这是福建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条例》经历了提出人大议案→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草案稿→草案修正稿的过程，经过省人大常委会三读三审，于2005年7月正式通过，并于同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起施行，并把9月28日设定为“终身教育活动日”，体现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立法意图。

福建的立法借鉴了欧美、日本、韩国的立法经验，特别是借鉴了台湾地区2002年6月颁布的《终身学习法》立法经验，并聘请了台湾相关专家参与立法过程，是闽台交流合作的成功案例。《条例》既为福建省终身教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又为国家立法与兄弟省市立法提供了案例与经验。

（二）立法基本内容

1. 适用范围

《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把适用范围界定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有组织的终身教育活动”，不包括国民教育内容，上海、太原和河北的法规中也采用了这个适用范围。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现行国民教育法律法规比较完善，而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终身教育法律法规比较薄弱；二是避免教育立法重复与交叉；三是体现“促进”国民教育之外教育的短板与不足的发展（如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满足公民终身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四是从立法技术上对立法概念与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予以限定，避免过多争议，也拓展了立法空间。

2. 实施主体

终身教育由谁来推动，首先要明确实施主体是谁。这需要明确“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后者强调的是学习者个人（公民）。福建经过反复讨论形成“共识”，即“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并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为主体，发展终身教育，推动终身学习，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以学习者个人（公民）为立法主体，政府也必须为其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与保障。其次，考虑到终身教育处于发展初始阶段，主要是靠政府的主导与推动，所以把实施主体定位为政府与社会，重点规范政府与社会的义务与行为，以及政府与社会举办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活动。第三，考虑到地方立法一般属行政法范畴，主要立法功能是规范行政行为，所以确定把政府作为实施主体。

3. 组织协调

终身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教育、发展改革、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劳动、经贸、工业、农业、科技、文化、体育、财政、民政等部门，所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政府分管领导当主任）来统筹协调，促进与保障终身教育的实施，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组成，主要职能为“协调、指导、推动和评估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作用是避免只由教育部门单兵独进，有利于各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整合各类社会教育资源发展终身教育。《条例》规定了机构与职能，这在地方立法中是个突破。

4. 促进措施

《条例》规定了具体促进措施，有一定涵盖面，包括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当制定终身教育发展规划，各级财政安排相应终身教育经费，用人单位及社会各方面开展终身教育活动，教育机构和公共场馆向全民开放并提供学习便利，完善社区教育设施建设，创建各类学习型组织等。《条例》还特别规定政府要对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等制定减免培训费等优惠政策，体现了终身教育理念中扶助弱势群体的内涵。

5. 规制对象

《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和社会必须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专技人员、管理人员、职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老年人、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残疾人等11类人群提供终身教育条件、机会、便利和保障。这11类人群基本涵盖社会各阶层，体现了全民终身教育、惠及社会大众的立法理念。

（三）立法成效

福建省立法9年来推动了全省终身教育的发展，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终身教育工作格局，如：先行先试、依法推进、闽台交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学习平台搭建、社会网络形成、形式载体拓展、社会氛围营造等。

体制机制方面，依法成立了协调机构。2006年，省政府成立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由21个厅局级职能部门组成，省政府副省长担任主任委员，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到2009年底，全省县级以上政府已全部成立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2007年，省政府出台了实施《条例》试行意见，细化立法要求，明确部门分工职责；制定了检查督促制度、评估表彰制度、总结报告制度等三项制度；建立了成员单位联络员制度，推进终身教育工作深入开展；2008年7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我省社区教育的意见》；2008年成立全国首个终身教育民间社会团体——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加强督政督学，2010年，省政府把终身教育工作纳入教育强县评估指标，并加强省对县终身教育工作督导。

服务平台方面，搭建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如建设“福建终身学习在线”“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工程网”“福建干部学习在线网”等；建设终身教育资源库，目标是到2015年建成千门终身教育课程、万门网络学习课件；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和数字化学习资源，实现学习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便捷、多样的学习支持服务。建设福建开放大学，作为发展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平台；开展各类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如书香校园、职工书屋、农家书屋、海西大讲坛等。

社会网络方面，通过创建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发挥先行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目前全省国家和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已达43个，设立示范区、实验区的县市区占全省县市区的51%，其中，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4个、实验区5个；实施“十百千”与“百千万”计划，建立覆盖全省城乡的终身教育网络体系和工作队伍，目前全省已建成社区大学8所，社区学院与中心291所，社区学校1，024所，社区学习点4，711个；有社区教育专职工作人员 1，023人，兼职工作人员6，490人，志愿工作者 84，959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活动，与六进社区（科教、文化、法律、卫生、环保、涉台教育）和三下乡（文化、科技、卫生）活动相结合，形成“以文化广场为纽带、社区学校为载体、社区组织为中介、学习型组织为依托、远程教育为手段”的福建省社区教育创新模式；创建并评选省级社区教育品牌15个，推动社区教育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优质发展，提升社区教育的品位与水平；推进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城市、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家庭等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10]重视发展老年教育，建设老年大学体系，开通“福建老年学习网”，评选“老年学习之星”。

闽台交流方面，重发挥闽台“五缘”优势，打造两岸终身教育交流合作前沿平台，每年举办海峡两岸终身教育研讨会；在全国首创社区大学与台湾社区学院“结对子”活动，开展闽台职业教育合作培训；[10]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社区教育机构开展两岸终身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的比较研究。

宣传氛围营造方面，每年9月28日终身教育活动日，开展主题活动；利用宣传媒体营造终身教育的氛围，如在《福建日报》开设终身教育专栏，福建省电视台、教育台拍摄“终身教育在福建”系列宣传片，出版终身教育画册；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定期制作和下发简报，打造全省终身教育的交流平台；加强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与工作交流，出版全国唯一的《终身教育》专业杂志；集美大学、福建电大等高校成立终身教育研究所、社区教育研究院；建立省级终身教育专家库，现有专家95名；鼓励各地以“课题+项目”模式，开展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四）立法不足

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具有许多先行性与前瞻性，但由于既无上位法，又无兄弟省市法借鉴等局限性，《条例》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规定过于原则。《条例》的规定较为粗线条，宣示效果明显，但不够细化，尤其是操作性不强，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与障碍。如对有关行政部门职责、经费来源问题规定过于原则性，无法落实。《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如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农业行政部门等的部门职责；在经费预算方面规定“一线职工职业培训经费应当高于培训经费总额的60%”等。

其二，结构过于笼统。由于涉及面广，新概念（术语）多，《条例》在表述上多是点到为止，一些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采用列举法的条文方式，难免有疏漏，特别是对新兴终身教育形式把握不足，加上立法时间早，对开放大学、社区学院、网络教育（在线学习、慕课）等都没有涉及。2011年颁布的《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就增加了开放大学、社区学校、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定期发布统计信息、教师职务评聘制度等内容。

其三，规制过于柔性。《条例》立足于“促进”，侧重于运用引导性资源，而非压制性资源，属于“软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对制约措施、救济渠道的规定比较泛化，促进多、规范少，倡导多、制约少，尤其对违法行为与执行不力没有作出明确的惩戒规定，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

四、终身教育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教育部已全面启动国家终身教育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云南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已公开征求对《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江苏、湖北、湖南、杭州、成都等地也已开始地方立法的准备工作。从终身教育立法的目的、调整范围、基本内容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出发，借鉴福建、上海、山西太原和河北的立法经验，未来国家和地方终身教育立法应突出以下方面。

（一）突出公民受教育权利保障

福建与上海、太原、河北立法不足之一即对立法的核心问题——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四个《条例》在开篇都点明立法的宗旨在于“满足公民（市民）终身学习的需求，发展终身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立足点放在鼓励与促进公民终身学习上，而没有放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与学习权上。未来国家与地方立法应当突出依据宪法与教育法规定，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与终身学习权上。

（二）突出以“终身学习”为调整对象

终身学习的概念要比终身教育的概念出现得晚一些，它是随着人们对终身教育概念的不断学习和理解而产生的。[9]终身教育强调的是受教育权，终身学习强调的是学习权。学习的范围大于教育，已经突破教育的范畴。规制对象从终身教育转向终身学习，其实也就是从规范公权转为规范私权（保障公民学习权益），体现了立法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利于体现公民主体地位，又有利于避开关于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的争议问题。目前，教育部将立法名称定为《终身学习法》，拟以广义的终身学习为规制对象，目的在于超越教育范畴，统合各类教育和学习行为与活动，扩大立法调整范围，提高立法效率与效益。

（三）突出各类资源整合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资源的供给与保障，关键问题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体制与制度障碍，实现各类资源的统合。立法规范领域既涉及教育资源整合，也涉及社会资源整合。从社会资源整合方面来看，涉及区域、部门、行业等资源整合，应当突出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从教育资源整合来看，应当取广义而非狭义的终身教育概念与范畴；不仅指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教育活动，而且应当包括以学校教育为核心的国民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既不是离开国民教育体系，另起炉灶搞一个新体系，也不是架床叠屋、在国民教育体系上加盖终身教育体系，而应在国民教育基础上，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构建一个开放、协调、立体的大教育体系。

（四）突出立法规范重点

目前，终身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是立法讨论的重点问题。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来看，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可采取“粗”与“细”相结合的办法，首先应当明确“终身学习指个人在生命全程中所从事的各类学习活动”的总和，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与学习活动。但在法律条款中对正规学校教育只做简要规定，强调其要融入终身教育体系，适应终身教育需求，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服务；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活动中应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态度、习惯、能力及方法；重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层级衔接，加强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沟通等。而把重点放在规范和促进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无固定形式学习），特别是新兴终身教育形式与途径上，如继续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社区教育、学习型组织、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自考、网络学习、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学习成果认定等。

（五）突出制度与措施保障

终身教育不是一种或几种教育形式与手段，甚至也不仅是一个教育体系框架，而是一种理念、制度与原则。因此终身教育立法应注重“顶层设计”，突出制度的总体设计，目的在于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同时还要针对福建《条例》规定过于原则、不够细化，尤其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注重具体措施的保障，该明确的要明确，能具体的就具体，这样才能提高立法和实施的实效。如关于经费投入保障问题，既要明确政府主导的责任与任务（公益为主），又要明确社会、市场与公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政府投入上，不仅要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本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并保证逐步增长”（如上海、太原《条例》），还要明确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预算的比例、预算与开支渠道、明确的额度（如太原《条例》规定按照常住人口每年每人不低于2元标准安排社区教育经费），这样才能真正落实。

（六）突出规制措施的刚性与细化

针对福建《条例》规制措施过于柔性与比较泛化的问题，未来国家与地方终身教育立法应当强化规制措施的刚性与细化，一方面应对保障措施与救济渠道作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应对违法行为与执行不力作出惩戒规定。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既要明确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推进公民终身学习、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方面的职责与义务，又要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在实施终身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与职责。同时，还应明确惩戒条款与制约措施，增强法律的刚性与实施成效。如太原、河北《条例》专门设立了“法律责任”章节，对违反《条例》的行为和情形作出惩戒规定，上海《条例》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明确了管理职责，规定了遏制“挪用办学经费、恶意终止办学” 的惩戒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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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红平.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概念解读与关系辨析[J]. 成人教育，2012，（3）：36.

[10] 沈光辉. 积极构建我省终身教育体系[N].福建日报，2012-02-21.

收稿日期：2014-10-15

作者简介：沈光辉，教授，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社区教育研究院院长（350003）。

责任编辑 池 塘

作者：沈光辉

电大法律教育论文 篇3：

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改革探讨

【摘要】法学教育是培育学生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以及法律品质的有效途径。本文就我国法学教育现状入手，提出应当确立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同时通过现有的法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等方面提高法学教学水平，以期提高我国法学教育质量。

【关键词】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实践；素质

法学教育是每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一项政治性、知识性、实践性的综合性教育，然而，近几年来法学专业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鉴此，笔者对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就怎样促进法学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法学教育水平，浅谈如下。

一、当前法学教育现状及问题

（一）招生过于大众化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教育进入了—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粗略计算我国高校的法学院系30年来增长了近100倍，目前在国内绝大多数院校中都设有法学专业科目。在从招生的方向看，法学教育从中等的职业教育再到博士后方面的教育是一应俱全；在类型看，在全日制的招生到一些函授、电大、职大，法学专业也是遍地开花；还有政法学院进退维谷，教研室体制割裂了法学与各个学科间的有机联系。法学教育培养的是未来工作在国家重要位置的法律工作人员，应是以培养高素质、高品质现代化的法学精英，而从目前法学教育和招生方面直接导致了法学教育的质量下降，使素质偏低的法学学习人员进入到了基层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中。同时，一些院校在法学教育中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开办法律专业，影响了法律方面人才的素质。

（二）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协调性较差

在法学教育方面我国法学系与国外法学系在教育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国外教育主要采用案例法教学，而我国法学教育还是主要以讲授法教学。而且，在英国法学院的学生学习毕业后，如果要从事法律职业还必须需要再就读为期一年的法律培训课程，再进行专业的1年至2年时间的实习，才可取得从业资格，成为正式的法律工作者。但是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基本采用灌输基础理论和阐释法条内容的讲授方法进行法学教学。教师仅仅就理论进行系统的阐释，而没有从法学学科本身的实践性、技术性出发来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其原因是实践教育的地位没能确立，资金投入的缺乏使实践教学受到质疑，实践教育的系统化受各高校的教学水平不一发展的极不平衡，难以形成实践教学的整体氛围与难以形成各学院之间的借鉴、参考等；虽然现有很多的法学院中也设有进行实习方面建设，但是往往实习时间也是有限的。因此，我国现在的培养模式其实是一种非职业化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方法会使得学生较难洞察实务和理论中存在着的本质差距。所以，很多学生毕业之后需要花费较长的一段时间去适应工作，本应由法学教育进行的职业培训，其实转移到了从业后在实务中进行。

二、法学教育的改革思路

（一）树立法学人才培养目标

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重职业培训性还是重学术研究性方面，将直接影响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法的选择。因此，重新定位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提。很多国家将法学教育定位为精英教育，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我国也应适当的摒弃一些层次过低的法学教育，来整合我国法学教育，从而避免一些层次过低或急功近利的教育，追求法学教育更高品质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应首先树立正确的专业培养目标，培养不仅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完善的人文知识、严密的逻辑分析、突出的语言表达，还应更应该具备法学修养和法律人的精神，信仰法律，坚守职业道德的高素质人才。

（二）改进法学教育的方式

高校法学教育，还是依靠传统的、枯燥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起到良好的教学反映，现在比较适宜的是让法学学生在直观、生动的法学实践活动中感受自己所要学习的以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美国法官霍姆斯曾经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由此可见，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生命力是在于其实践性中的。”法学教育的方式可以参加一定的实际工作，如开展有关于法律咨询活动、进行法制的宣传、观摩审判等，使学生得到实践中的更多锻炼。在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掌握法学的。

1.重视课堂案例教学与讨论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可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课前交与学生，给学生留出充分的时间查阅资料，然后在课堂上与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案件展开讨论与分析。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分析，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的思维加深相应的讨论知识点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提高法律的意识、观念和素质。

2.重视学院文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

院校加强法制宣传，在院校形成浓厚法学教育氛围。可以通过校刊、广播、院校活动等途径将法律知识、法制教育的内容渗透给学生，增强学生们自主的法制观念。

3.加大教学实践

法学院可以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官等来法学院开展讲座。组织庭审旁听等审判活动，让学生在庭审中面对面的去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使学生在感受的过程中理解法学，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针对学生的实习时间较少的问题，可以通过开展实践性的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如，在法律宣传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开展法律宣传和讲座，树立服务意识，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及实践中的运用能力。

法学教育是我国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这年来我国法律专业被广泛重视，法律专业人才也越来越多。我国法学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此，必须要积极进行改革，相信对通过对我国法学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改进教学方式以及注重对法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的深化，必定会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法治国家要求的优秀法律人才，我国法律教育也将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于颖.高校计算机教育的现状与改革探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34：181.

[2]袁明圣.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政策调整[J].法学杂志，2006，01：121-123.

作者：倪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