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摘要：文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发展特征，指出高新技术正在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价值观的演进，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担负起既能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又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发展空间。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化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文化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篇1：

科技文化视域下的“五大发展理念”研究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7.03.004

摘要：第十三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以“科技文化与五大发展理念”为主题，探讨了科技文化与五大发展理念、科技文化与创新发展、科技文化与绿色发展、科技文化传播与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

关键词：科技文化；五大发展理念；学术研讨会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8月23日至24日在江西省九江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9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杨怀中主任在开幕词中指出，本次研讨会以“科技文化与五大发展理念”为主题，围绕贯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科技文化建设展开学术研讨。他着重强调：第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科技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二，切实把科技文化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第三，努力开拓科技文化建设新境界；第四，为世界科技文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希望与会同仁围绕大会主题畅所欲言、各抒高见，充分展示和分享自己在科技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一、科技文化与五大发展理念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文化品格》的学术报告。他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具有浓厚的科学文化品格：“创新”体现科学文化的求真精神；“协调”体现科学文化的整体意识；“绿色”体现科技生态化发展趋势；“开放”体现科学文化超越个体中心、庸常自守、夜郎主义的秉性；“共享”与科学文化的普遍性和公有性高度契合。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和实施，必将成为进一步弘扬科学文化的契机。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教授提出，“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拓展对科技社会功能的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我国发展全局认识上的深刻变革，“创新”要求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从追踪世界高科技前沿转向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协调”体现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器物层面“四个现代化”到社会诸层面“新型四化”的升华，要求在利用科技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服务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绿色”要求科技从单纯地被应用于改造自然、追逐经济效益转向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经济效益与整体效益并重；“开放”提出建立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求我国科技发展重点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共享”意味着我国对现代化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上“共同富裕”到全面“共享”社会生活质量整体提升的拓展，要求科技从满足经济增长的单一“工具”到全面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求的转变。

二、科技文化与创新发展

清华大学刘立教授在题为《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报告中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是站在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的高点，利用自身优势，采用非常规策略战术、方式方法、途径手段，实现超越竞争者目标的一种指导思想。历史经验表明，“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一些国家成为科技创新强国的重要原因。“非对称”赶超战略思想对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具有指导意义：科技创新要坚持“三个面向”方针；增强创新自信，逐步积累科技创新赶超的比较优势；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要具有前瞻意识，以超前布局提升先发优势；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改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福建师范大学张华荣教授探讨了如何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很不适应，应加强对文化科技创新规律的研究，凝练文化产业发展对科技的重大需求；切实加强相关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装备的自主研发；不断提高文化创新对于先进技术的集成应用能力；加强有利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高校育人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培育更多的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提出了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培育问题。传统工匠的社会历史地位较低，现代科技时代工匠精神淡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视野。然而，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需要大批的能工巧匠。工匠精神所涵括的师道精神、创业精神、创造精神、实践精神是当今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培育当代工匠精神，既要传承传统的工匠精神，更要契合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河北北方学院李振良教授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引发的关于中医药的科学价值之争为例，探讨传统文化的创新价值。中医药理论为获奖成果提供了研究的起点和逻辑基础，但传统文化本身不是创新文化，其创新价值在于在科技文化发展壮大后，为科技创新提供“灵感”与“催化剂”，促进科技创新质变。

三、科技文化与绿色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肖显静教授提出，科学作用于环境应从“规训”走向“顺应”。实验室科学的认识是对实验对象和实验者的“规训”，科学由此获得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工自然规律，这种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不具备自然规律那样的普遍性。要使科学成功地应用于地方性环境，就需要“规训”地方环境，使之尽量与实验室环境相一致，这就势必造成地方环境的破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改变“‘规训’自然的科学”，走向“‘顺应’自然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既不同于“敬畏”自然的古代科学，也不同于“规训”自然的近现代科学，而是直接面向大自然，并且“顺应”自然的“地方性自然科学”。它能够获得关于地方环境的认识，其应用也能够保护地方环境，是发展科学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

长沙理工大学林慧岳教授探讨了技术生态临界点问题。技术生态临界点是技术应用产生的生态负荷由“可承受”向“不可承受”、生態影响由“可修复”向“不可修复”的转折点，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时空、系统等特征。以此为基础，探究技术生态临界点的可观察性、度量性、发生机制、演化机制和问题域。

上海社会科学院吴晓江研究员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态限制问题。在市场机制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的市场行为具有自利性、短视性、盲目性，由此产生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因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命题的正当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设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当补充“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建立在生态文明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之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蒋谦研究员提出，“绿色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技术的或“器”的层面上，而应当深入“道”的层面。“道”的意蕴表现在：第一，重新认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考虑对象世界的尺度；第二，消解“经济唯物主义”和“物化意识”，确立观念的辩证本性；第三，认清“理性技巧”背后非理性的盲目性，质疑人的“需要”；第四，克服自然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不能把“技术”和“技术创新”当作單纯的政治工具。

四、科学文化传播

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讨论了科学文化传播问题。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抽象符号，具有审美、道德评价和意识形态评判的功能。文化的地方性使产生于其中的科学在发生的意义上具有了局部性，这与科学知识的普适性形成了对照。科学知识在文化网络中的广泛传播，使科学话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得到统一。科学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化形态，将来有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消解不同地域中产生的特定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取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兴吾研究员针对储朝晖对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的质疑指出，此次抽样调查采取的“新评定方法”即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方法，是在米勒关于科学素质三维理论基础上进行的表征方法改进，较之以往的评定方法更为合理，调查结果也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科学素质调查要在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开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的调查与评估工作。

五、技术文化与工程文化

重庆邮电大学代金平教授探究了技术的科学基础与美学旨向问题。相对于科学和艺术而言，技术是变革社会的直接力量。但技术的生成、演变以及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作用都源于它所依赖的科学基础。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人类不仅追求技术的功用，而且追求技术的美感；创造美的世界是人类对技术功能的本质要求；人类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追求美的境界，推动着技术的完善。归根结蒂，美学旨向是技术发展的显著特征。科学、技术与美学，是评价人类行为的三个维度，科学维度评价的是人类行为的理论可能性；技术维度评价的是人类行为的现实可行性；美学维度评价的是人类行为结果的理想性。科学、技术与美学的统一，体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美学旨向，更体现了人的类本质。

清华大学鲍鸥副教授探讨了工程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异同，提出从文化学视角审视工程问题，界定“工程文化”的概念，解释工程文化的内容、分层、功能等问题；认为工程文化包括工程的精神理念层、技艺知识层和行为规则层，深刻理解工程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总之，与会同仁一致认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前瞻性和引领性，既为建构中国特色科技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此次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必将对推进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做出有力贡献。

（编辑：蔡秀娟）

（上接第19页）

[4]沈燕明，张思思，许勇.体验式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0）：118.

[5]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8.

[6]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光明日报，20041015（1）.

[7]周济.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EB/OL].（20061125）[20160825].http：//www.jyb.cn/china/leadersldhd/200611/t20061125_51110.html.

[8]王刚.以“五大发展理念”统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6（7）：44.

[9]涂雪峰，李萍凤.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融入生态文明意识教育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3（22）：7374.

[10]J.肖特豪斯.意识形态的不同层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认识论问题[J].刘文璇，译.世界哲学，2002（1）：20.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as New Dimensions of Leading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O Hua， LI Lu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lace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t the core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which ar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development， opening up and sharing. Colleges shoulder the task of fostering the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vide new dimensions gui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Innovation works for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coordin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for updated education style， opening up for broadening scope and sharing for better resources ut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attraction and persuas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rsistently.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guidance

（编辑：段明琰）

作者：夏劲

文化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篇2：

科技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文化发展战略的考量

摘 要：文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发展特征，指出高新技术正在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价值观的演进，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担负起既能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又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科技；创新；文化政策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一方面，一定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造该社会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又会反作用于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时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随着这种科技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不仅为文化发展提供创新的基础和手段，也正在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价值观的演进，科技与文化将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里进一步整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曾指出的：“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并且受文化因素的驱动。”文化问题已经深深地嵌入发展观之中，在科技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发展主旋律下，文化政策应当担负起既能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又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

1 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发展特征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总潮流，只有面向世界的未来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在对于人类发展未来的种种预测中，科技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指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2001年和2006年，美国兰德公司分别发表了《全球技术革命：2015年生物/纳米/材料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简称《GTR2015》）和《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简称《GTR2020》）的技术预测报告。《GTR2015》的主要结论是：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加速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材料科技与信息科技的融合过程。《GTR2020》在《GTR2015》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分析，从应用角度提出了到2020年可能形成的技术系统和产品的56项技术，并对排在前16位的技术进行了评估。这些技术将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V.巴尔诺也有类似的定义：“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2]在科技文明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文化创新的理论建构应当密切关注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实践依据。《GTR2020》报告中所列举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将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在我国重要技术排序前10位的无线射频技术、无线通讯、数据传送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信息访问技术的发展，将创造一个能够随时随地以任何装置，透过无线网路与他人沟通，随处可进行各式各样的资料获取、处理的全新形态的社会。人际关系也开始出现经由各种资讯方式而建立的“虚拟”关系。虽然，人们早已开始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但是，当信息通讯科技与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高新技术体系产生融合与互动后，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力量影响社会运作模式，这一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之中。

在文化领域，这种新科技的发展趋势，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应用，必将影响各国文化政策的总体取向，并在文化艺术的表现内容、传播形式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第三代行动通讯系统（3G）、微波存取全球互通技术（WIMAX）以及无线射频技术（RFID）等高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欧盟正在全方位推动“无间隙网络社会”（Ubiquitous Society），“Ubiquitous”是从拉丁文演化成的英文单词，有“everywhere，anywhere”的意思，在早期欧美所代表的是一种“神无所不在”的宗教观。而如今所指的“ubiquitous”指的是一种服务（service）、网络（network）无所不在、可随时取得的概念。在欧盟“i2010计划”（i2010-A 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中，欧盟执行委员会将提供“全面性、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与生活”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致力于通过高科技的普及化，考量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提供立足点平等与创造发展能力的机会，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3]美国更是将高科技发展的主旋律贯穿在文化内容中，以两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瞩目的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为例，《阿凡达》集中呈现了当今世界顶尖技术研发的未来前景，“可穿戴计算机”、“军事机器人技术”、“大脑中植入芯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智能系统”、“迅速生物测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部建立在世界先进影像制作技术基础上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绝佳的公众科学素养教材，提高了人们对这些将要投入社会应用的高新科技的认知度。同时，影片也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的态度，在剧情中融入了对科技与人文之间矛盾的思考。如果说《阿凡达》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另一部影片《盗梦空间》则展示了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于人类内在空间的探索，表中所列举的“靶向给药技术”、“影响人类记忆力的药物”等生物、医疗技术是支持影片情节成立的依据，影片结尾将这种对于人类心理空间探索的思考留给了观众，引发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在美国，杰出的作家、导演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会被诸如美国宇航局这样纯粹的科技部门请去当科学传播顾问，依靠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家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艺术界与科技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居于全球第一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①也使得美国的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科技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亦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2 理解转型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4]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5]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负面结果，它的潜在危险是什么，事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认识不足。农药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会在生物体内残留聚集，最终危及生命，并对环境有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项高科技的应用，要等到它的负效应完全显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去制止它，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目前，西方国家的政策界已经开始为扭转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国在2000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这一报告强调科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功能，并强调要达成促进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政策转向，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以人为目标”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这一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仅标志着美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和途径。

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我国也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与此同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中，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国家发布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2007年8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一系列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生态文明理念逐渐在全社会的确立。这一转型是在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进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证实：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 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发展的双刃剑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着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约束绝对理性发展这一双重悖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6]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结合我国将要面对的生态文明转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当通过扬弃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对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应当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弗里曼认为：“对工业革命最有影响的是科学文化的兴起。英国对待牛顿的态度与意大利对待伽利略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培根（1605）早在17世纪初就提出实施一种科学、探险、发明与技术的综合性政策。在英国，科学、文化和技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契合，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地将科学，包括牛顿式机械学，应用于各种新工具、机器、运河、桥梁等的发明与设计中。”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这四个亚系统的积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这四个社会亚系统的契合也扩大到政治亚系统之中，而它又促进了这一切。”“中华帝国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些亚系统之间保持契合才导致了中国在维持其世界技术领先地位方面的失败。”“由于在心灵深处觉得企业命运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于是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望，诸如在经营管理上的不负责任、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违背技术规律的决策等弊端，其深层原因往往由此而来。”[7]虽然，人们接受新观念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一旦树立了创新的意识，这些新观念就会对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鼓励创新者以一种执着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品质最终实现创新。文化的创新、演化与变革，是借助一个有生命力的构架模式来取代传统构架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科技创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维持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体现出较传统文化模式更为明显的进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的存在基础。

其二，重视先进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领作用。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8]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一定社会的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模式的建构。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是对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反映，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更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文化不仅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

其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时代文化与制度的阻碍，由此使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在建构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智慧中追求“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理念则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有着相当的契合性，不论是老子的“顺天说”、荀子的“制天说”、还是孔子的“调谐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整体观理念，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同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性地适应自然环境（即《中庸》所云“参赞天地之化育”）。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探寻出来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超越长久以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未来全球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9]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是一项伟业”。对中国在未来所要发挥的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10]西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的厚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文化中“重道轻器”传统精神的认识和推崇。这一传统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因有助于矫正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失衡，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通过中西文明的交融互补，实现“道”与“器”之间在更高水平上的重新平衡，也正是文化创新在面对历史发展机遇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活泼的生命力的，但是这种生命力，必须等到国运昌盛的时候才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我国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同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新一轮以科技为先导的产业升级。[11]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促使我们加速了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步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创新同样“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12]通过保持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我们应当培养一种能够吸纳多元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精神；在实践中，修复科技对社会、环境及人的副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创新等创新要素的整合功能，开拓出文化发展的崭新空间。

注释：①一个国家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也是一个国家人才状况的一项指标。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与美国、日本等相比，仍然十分落后。我国亟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劳动力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化。在2000年，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为17%，日本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1991年就达到了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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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734.

[11] 张先恩.科技创新与强国之路[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27.

[12] 路甬祥.中国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N].人民日报，2009-9-8.

作者简介：肖庆（1977—），女，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作者：肖庆

文化视域下的科技文化论文 篇3：

经济新常态下农产品产业化的对策研究

摘 要：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产品产业化升级势在必行。基于此，分析农业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农产品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当前发展农产品产业化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经济新常态下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在结构与效率上保持平稳有序的态势指明道路。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农产品;产业化;对策

引言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期，要增强信心，保持平常心态，从当前阶段的实际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新常态，直至2014年12月5日，在中国政治局会议上，中国政治局会议公报中三处提到“新常态”这个词，这是首次在国家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公报中三次提到“新常态”，第一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经济有韧性、有潜力、回旋空间大”，第二处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会带来很多变化形成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会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第三处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保持合理的经济运行速度”，这是我们首次正式认识经济新常态。

一、农业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五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华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的需要。我国有三大经济增长点——“消费”“投资”“出口”，我国经济增长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内外市场的消费。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农业在“衣食住行”消费性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农业是当前我国民生需求的导向。

2.国民增收的需要。农业的发展是让我国尽快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居民收入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然而，城乡地区、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却在逐步拉大，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踏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指工业化发展过渡期间受阻，未能实现平衡增长而导致的现象。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运行速度要放缓的原因。南美洲国家智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表率，我们应该借鉴该国的经验，尤其是通过发展现代化新型农业，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型农民，增收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农业发展的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工业之路，一直都是采取牺牲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模式，促使我国工业在短短十年间快速发展，经济实現飞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了第三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同时也是依托着农业的支撑。

二、目前我国农产品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正是因为农业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各个行业应依托创新能力，建立能耗低、污染少的发展模式，农业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我国农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农产品产业结构层次低，发展慢。之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生产方式落后，结构单一。由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我国目前大多数地方还是以精根细作的小农经营模式为主，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这种经营方式在某个时期对农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这种模式因其经营方式不够灵活以及带来的效果不明显，已经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逐步被市场经济所淘汰。

2.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量不稳定。中国目前大部分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低级阶段，虽然较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农产品对于自然灾害承受能力低，农产品的储存和保鲜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无法达到收益最大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起步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对于农业的科技重视晚，科技投入少，技术创新意识不够。

3.生产规模小，以个体经营为主。我国农业的特点是人多地少、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占有量少，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我国目前土地资源的基本情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分田到户，各自经营，各负盈亏，这在当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发展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这种个体经营的模式大大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已经无法再适应市场的需求，不利于农产品产业结构化的升级。

4.产业创新意识不足，集群化意识不强。对比欧美国家的大型农厂制，以及科技化、生态化农业形态，我国的农产品产业化之路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产业创新意识不足，各自为战，靠天吃饭，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集群化发展意识不强，这些极大地制约了农业及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三、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也阐述了新常态的九个特征表现为：消费需求将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形态;投资需求将由高强度大规模开发转变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新技术相结合的新商业模式;出口和国际支出也将仍然保持出口竞争优势，把“引进来、走出去”路子进行到底;生产要素优势将由劳动力优势转变为高新技术优势;产业结构也将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统一市场秩序，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推行绿色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经济体制以及坚持走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这也就要求中国的农业发展首先要从农产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始抓起。关于我国农产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产品产业化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模式。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改变农民老旧的思想观念，从个体经营中解放出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引进先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优化农业发展结沟，提高农产品产业结构化程度，拓宽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融合，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引领农产品走向品牌化，打造品牌效应，促使农业从传统型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

2.政府大力扶植农业发展，制定和颁布利好农业政策。制定和颁布利好农业政策，一方面可以从价格上保护农民，提高最低保护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给予福利政策，让农民的收入有保障，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要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肯定农民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另外，还要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的发展。

3.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生产工具的科研投入，采用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模式代替传统的粗放性的模式，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把人才引进和培养纳入产业结构发展规划中来，发挥科技人才的最大效能，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基础。

4.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农产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据国家产业机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要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金融工具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加强与互联网的联系，通过互联网平台改变原始农产品销售模式，简化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到零售终端的流通环节，挖掘更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从而促进农产品产业结构化升级。

5.打造龙头企业，培养行业领头羊。在未来，应全力打造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培养行业领头军，这是提高农产品产業化程度的重要举措。这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1）做好谋划与布局工作。要做好谋划和布局工作，根据每个地区的农业基础和优势产业，因地制宜，选择一批发展基础好、有创新能力、地位稳固的龙头企业，在政策上、服务指导上、资源分配上给予重点扶持，引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2）给予政策支持。各级地方政府与农业主管部门应重点扶持国家重点项目和特色项目，对优势产业的企业给予科技上、资源上、产品谋划上的政策支持，对于优势企业的企业家进行培养，着力打造一批本土的优秀企业家做坚强的智力后盾。

6.做好专业教育，打造创新人才。任何行业都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支撑其向前发展，做好农业专业化人才培养，极力打造农业教育培训与继续教育，鼓励农业科技创新，是培养农产品产业化发展人才，打造新型农民的重要举措，必须全面布局，认真落实，分阶段推进。

四、总结与展望

农业是国之根本，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必须要顺应形势，抢抓机遇，这也是深化农村改革，培育新型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因此，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应结合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态势和特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势在必行。根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发挥每个地区的农业特色和农产品特色，大力推进农产品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顺应经济新常态的布局，是农产品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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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永敬.移动电子商务视域下新商业模式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4，（18）.

作者：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