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文化研究论文

商品文化研究论文 篇1：

创造未来的责任与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

引言

2010年，美国著名文化理論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以新著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文化研究的未来》），拉开了新一轮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大幕。时隔仅仅一年之后，2011年，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出版了基于他2006—2007学年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主持的“Cultural Studies：The Way Ahead”（文化研究前行之路）系列讲座的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重建》）;同一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开拓者之一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出版了聚焦文化研究教学的专著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怎么啦？》）2012年，穿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研究专家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出版了关注数字媒体的力作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这些旨在规划和展望文化研究未来的著作的集中出现，引起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出手撰写评论文章，联袂造就了文化研究共同体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造就这番风景的动力何在？

对体制化的再反思

相较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格罗斯伯格、特纳、哈特利等后生可谓是纯粹的学院中人，即他们几乎是在学院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与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有着复杂的纠缠，在积极推动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同时，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持续的反思。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赢来了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第一次热潮，见诸一系列深度检视和反思渐成趋势的体制化、学科化的著述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未来》（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霍尔的《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以及格罗斯伯格等人1990年筹办的“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Cultural Studies：Now and in the Future）大会。这些著述与活动证明文化研究体制化的风险已经引起关注，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的文化研究的发展。比如，国际文化研究协会会刊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曾在1998年发专刊讨论文化研究学科体制化的问题。所以，联系到格罗斯伯格等作者首先是大学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教授，联系到他们的著作面世之际幽灵般回荡的“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等“杂音”，我们不妨大胆设问，这些原本志趣各异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消除“杂音”的未来形塑，这是否是他们思考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结果？

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特纳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大多数地方，文化研究被视为一个合法的教学和研究领域”[2]16，呼应了霍尔之前的判断：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以“伯明翰的中心”为起点，开始了其体制化之旅。体制化为文化研究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史密斯发现，体制化的诉求已然让文化研究变得一如幻肢。[3]245这里姑且不论有人基于“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浪漫想象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体制化，但我们既要知道英国文化研究孕育于战后成人教育运动的文学课堂，显影于作为一个实体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发展和播散更是直接联系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公司型“新大学”，又要深知“倘若文化研究没有被体制化，它便已然消失，但体制化过程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让它失去了锋芒”。[4]体制化、学科化固然不是每个文化研究学者的追求，甚至也不是他们所擅长之事，但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体制化、学科化之于文化研究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这里的成功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文化研究的头上，有阻碍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之虞。一旦被赋予学科合法性、获得制度性空间，文化研究便成为整个学术景观拼图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收编行为，其间既有对文化研究作为新学科的吸纳和承认，更有对它的“规训”，让它遭遇同质化处理、被制度结构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成功会让大学（体制）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获得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最终危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地位。就英美的情况而言，文化研究成功经受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强烈打击和猛烈攻击之后，得到了体制的深情拥抱，但它获得体制成功的那一刻恰恰是它遭遇“权力”毁灭的开始，日益为所有学科都必须面对的制度性压力所左右：教师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学生数量激增、师生比陡降、业绩标准不断提高、用于处理证明业绩成果的文书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都在为晋升东奔西走;同行从患难与共的朋友变为狭路相逢的冤家。一如伯明翰大学以科研水平低下为名关闭文化研究专业所暗示的，既然大学需要充当利益生产的实体，而不是为社会、国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务，既然大学已在工具主义逻辑的驱使下，变为公司实体的形式，大学教师不得不受制于会计量化制度，受支配于教学效果考核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难免会遭受体制化之害，即使它是“赚钱机器”。

另外，文化研究学者大多自诩其工作具有政治维度，但事实是，随着文化研究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一门学科，其政治视域却变狭隘了。这一情势的出现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袭的、复制的研究范式，虽然它最初的研究范式确曾帮助它开辟一隅之地，后来居上，尤其是在性别、种族、性事（sexuality）、族群、流散群体、身份认同等“前沿”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研究并未引发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显著变化，比如，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和其他群体依旧无权享受平等待遇，尤其是在美国。一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教授、《文化研究的审美》（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主编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借《文化研究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一文所言：

文化研究改变了人文科学诸学科吗？文化研究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手段吗？文化研究让美国大学变成了更加平等或者进步的机构吗？在我看来，这些是需要提出来的有益的问题，而一个回答它们的有益的办法是难过地说，没有。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5]

正如“文化转向”所暗示的，“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但想必不会有人反对的是，这一观点的形成关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者在大学内部的位置。一如新时期以降的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所证明的，国家在怀疑大学的同时，依赖大学机构来使自己存在并长盛不衰。这种情势让文化研究学者日益处于一种霍布斯主义的自由竞争境地：纯粹为保住职业和饭碗而混战不休，让他们因为自感未尽职守而怯懦畏缩，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职称晋升、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这样一来，一切个人的当下时刻都被延宕，去追求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实现的某个更大更远的目标;目标总是“将到来的”，其未来的维度既使我们得到解放，也让我们变得衰弱。我们必须以敏锐的批评眼光关注问题何以至此;或许，这就是格罗斯伯格等“学院派”学者勉力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动机之一。

研究范式突围

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是一项“重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6]。马克思主义促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运动的开展，而英国新左派及新左运动则直接联系着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自己在“二战”前后的“活生生的经验”、“二战”后的社会情势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有效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显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供了社会和政治资源。威廉斯能够实现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主义者再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蜕变，《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能够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圈外的一个政治灵感之源”[7]，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价值系统及文化的作用。虽然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曾一度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尤其如此，但2008年金融危机有效地促成了马克思“骑马归来”，引发了如下观点的流行。

重新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是有某种急迫性的。一方面，研究文化不考虑政治—经济基础的影响或者文化活动的政治—经济后果，这无疑是极为天真的。这些忽视可能让人把压迫曲解为多元主义、把劝说曲解为民主、把精英主导曲解为大众自由。它们也可能需要从生活状况转移到语言或者话语的安全港，因此使得对比如社会正义的追求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人的意志和自由同样是有害的。否认或者贬低人的能动性等于贬损人的尊严，宿命地淡化社会改革的可能性。[8]

既然“如今的情势已经大为不同。在很多领域，或许尤其是在文化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已然在经历意义重大的复兴的同时，经历了理论发展上相应的开放性和灵活性”[9]，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联合”，通过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而实现研究范式突围理应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必需。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格罗斯伯格回顾了他曾深度参与的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争，继而受霍尔的“耦合”概念的启发，呼吁文化研究以一种“激进语境化的价值理论”，接受并探讨经济问题，以期实现对“复杂性、偶发性、争议性和多重性”的追求。[10]54与此类似，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大多认为，文化研究忽视了劳动和经济因素，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虽然“英国文化研究是一种日渐怀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叙述”，或者说文化研究“极不愿意被视为马克思主义”。[3]252比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显而易见，劳动、工作和职场政治一直被人忽视”[3]252，而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对此则深表赞同。

经过30年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与基于不平等、排斥异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罗斯所凸显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工作（或者求职），或者投票，当然还有消费;很难想象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有意义的文化研究项目不处理人们如何体验经济和社会等更加广泛的问题。[11]10f

或者借用马可斯·布林（Marcus Breen）的话来讲，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的时代，对文化研究而言，“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优先地位的时机已然来临，其办法是重新耦合经济与文化，而不是假装某种不确定性将魔法般地赋予文化研究可信性”[12]。由于劳动问题依然是文化研究的盲点、文化研究没有给予经济以足够的重视，加之体制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下的文化研究虽然依旧抱有“追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效能的残存欲望”，但已经“日益脱离实践”，[11]10不知道“能够和应当做什么？”[13]3所以，史密斯等人认为，文化研究唯有经过重建才能拥有未来，抑或说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即“帮助文化研究重新界定身份”[13]2。

哈特利在认同文化研究正遭遇危机这一判断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耦合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的观点。哈特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对文化经济学有所关注，但其方法太具挑战性，而且假定“整个体系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14]55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因为“没有与经济学展开持续对话”，“在动荡的经济学变革中置身事外”，[14]35最终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开拓精神，迷失在“无限扩展的微观”之中，没有“将足够注意力放在宏观层面”。[14]28所以，哈特利指出，鉴于媒体与文化研究建基于并且总是坚持媒介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发现“日常文化实践……全方位地受制于更为隐蔽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在同时为迥然有别的政治和企业目的而剥削寻欢作乐的消费者”[14]1，未来的文化研究应该更加重视数字媒体和以“人人都是生產者”为特征的“传播的对话模式”。

不难发现，在格罗斯伯格等人看来，当下的文化研究已处于必须重建的情势之中，而文化研究重建的不二选择则是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重新思考它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格罗斯伯格宣称，文化研究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经济问题，更加有效地区隔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更加广义地阐释价值概念。史密斯认为，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为“回避经济问题”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的修辞，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对研究对象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态度”，因此走进了死胡同和危机，无力“实现其至高的智识和政治抱负”，[15]所以，“进一步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是重建文化研究的必要条件”[16]。哈特利提出了他所谓的“文化科学2.0”（Cultural Science 2.0），一个他希望可以借助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来实现的目标，旨在强调当代文化产业的价值源自大众和社交网络用户的共同创造。

可见的未来

当然，格罗斯伯格等人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准确诊判了文化研究的危机现状，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体现出了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让人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未来图景。比如，透过《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格罗斯伯格何以通过“对令人沮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欧式现代性传承倾向的反叛”，有效地“创造一种足以反映和力图解析当代世界的文化研究”。[10]3在他看来，欧式现代性或者自由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就像中国、南非等非欧式现代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的那样，欧式现代性实则已然陷入诸多危机之中，尤其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以及在各种宗教运动和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之中”[10]69-70，因而正遭遇各种质疑与批评，于是出现了混杂的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然而，“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理论事实上将‘现代’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这种对现代的理解视为其他可能现代性的边界”[10]90，可选择的现代性不过是欧式现代性的一个补充，束缚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正因如此，格罗斯伯格提出了一种走向本体论的现代性，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基础则是情势分析;情势存在于由多種要素所共同营造的瞬时性空间之中，是多种变化、接合与冲突彼此交织形成的一种暂时性平衡的结果。所以，情势分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激进语境化，不仅能够在理论的层面上让我们看到复杂情势之中的多重现代性，而且可以在现实的层面上促成人们更加有效地认知文化经济之类的新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这些著作孕育期间发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没有消退迹象的全球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关系、无保障的劳动和失业已然构成当下社会，尤其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富悬殊、工资水平与利润的差距、工作时长与失业人数之间的反差，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节节攀升。所以，对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而言，关乎文化生产的经济问题理应从背景中显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汉姆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加汉姆于1990年指出，虽然不乏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分析和考察媒体大亨及其公司，但“令人愕然的是，有关文化生产者的个人背景却是匮乏的”[17]。然而，在10年之后的2000年，加汉姆发现这一问题依然如故：“因为普遍的语言学转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的作者之死，在近年的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实际上在所有社会理论中，媒体生产者的问题是被忽视的。倘若作者并不存在或者完全没有意图力量（intentional power），为什么要研究她或者他呢？”[18]所以，当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再次成为热点的时候，《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之一、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痛陈“劳动依旧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的同时，大声疾呼“在文化研究创建的议事日程或者规划中，劳动需要被优先考虑”。[19]

诚然，这一情势近年来有所好转：一如富克斯等批评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劳动尤其是数字劳动已然成为若干批评性研究的主题，集中见诸媒体与传播研究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凸显了出来，被作为理论资源挪用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既是因为马克思第一个把劳动概念的历史性视作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也是因为他迄今最为详尽地分析了何为工作与劳动，可以有效地启发人们对经济和文化构成因素的理解。比如，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分析的钢琴制作和钢琴演奏的区别而言，当下最为重要的不再是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而是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和文化。倘若经济与文化是彼此分离的，那么制作钢琴就是劳动，因而是经济的一部分，而演奏钢琴则不是劳动，因而只属于文化。但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同意演奏钢琴是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它因为满足人类的耳朵而成为一种形式的劳动。所以，音乐的生产一如钢琴的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20]

众所周知，数字媒介已然构成当下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比如，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他们虽然选取了不尽相同的视角，但大多都认为脸书、推特和视频网站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民主经济和参与式经济的兴起，并大加赞美，因为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可以操控传播手段和知识产品，消费者可以自主和有创造性地形塑经济。但是，从一种动态的劳动价值论来看，企业型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对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首先记录并分析用户在平台上的时间，然后据此制造出数据商品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则基于这些数据，制造针对特定用户的定向广告;用户的劳动是无偿的，其劳动力的价格为零，资本因此获得了利润最大化的可能。在当下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因为世界工厂的出现、全球性劳动者的出现，基于这样一种劳动价值论的认知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它可以促成我们认识到互联网用户被剥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计算机网络这一庞大价值链的一部分：非洲的奴隶开采原材料，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劳动者组装硬件，欧美的高薪工程师开发软件，各地客服中心的不稳定劳动者提供技术支持。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让人看到资本主义的价值是降低人的地位的价值，让人成为附属在机器上的一个只能受剥削的无声的齿轮，虽然他们自以为一直在发声，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并不产生任何效用。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达成消解经济价值的目的，让它不再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

结语

特纳指出，如今的文化研究已然从一个政治项目演变为一种“仅仅是自我服务”的“学术表演流派”。[2]128这一情势的主要诱因包括文化研究的学科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威廉斯、汤普森、霍尔同是文化主义者，但威廉斯和汤普森更多是受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霍尔则喜欢自由地穿梭在马克思主义内外。所以，文化研究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借助文化研究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来实现对文化研究的重建，从而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所表征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申与拓展，而且是基于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描绘一份承诺;文化研究是否会寿终正寝不是取决于未来的缺失，而是缺失的未来，以某种方式诞生于此时此刻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未来这个问题上很坚定，而不是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本身注入到了它之中，我们自己对它将走的方向的感受，将构成所产生之物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部分。因为一种规划与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决定性的;文化研究的重点恰恰在于它要与这“二者”打交道，而不是把它本身限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21]

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努力毋庸置疑将有助于文化研究重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一些观点依然有待商榷。比如，按照哈特利的“文化科学2.0”，文化研究的“批评性”将演化为“非批评性”，而他对互联网作为“民主的自组织网络”的分析，则暗示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并非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民主的自组织网络”，而且缺乏对被抛弃者、被遗忘者起码的同情。所以，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努力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观点，哪怕是令人信服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

注释

[1]专题文章《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格罗斯伯格对话》.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05-339;郎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J].中国图书评论，2017（7）;“特约书评人专栏”——“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8（12）：9-53.

[2]Graeme Turner.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11.

[3]Andrew Ross and Paul Smith.“Cultural Studies：A Conversa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45.

[4]Colin McCabe.“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Critical Quarterly，50 （1-2），2007：12-42，28.

[5]Michael Bérubé.“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The Popular Discipline Loses Its Bearing”，in The Chronicle Review，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14，2009：1.

[6]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1996：98.

[7]R.Smauel and G.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n.London：Routledge，1982：378.

[8]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5.

[9]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78：1.

[10]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Nick Couldry.“The Project of Cultural Studies：Heretical Doubts，New Horisons”，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Marcus Breen.“Do the Math”，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08.

[13]Paul Smith.“Introduc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John Hartley.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

[15]Paul Smith.“Loo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t Cultural Studies”，in Toby Miller，ed.，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2006：338-339.

[16]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6.

[17]Nicholas Garnham.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0：12.

[18]Nicholas Garnham.Emancipation，the Media，and Moder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84.

[19]Vincent Mosco.“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Labour”，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30.

[20]Christian Fuchs.“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in Culture Unbound，2014（6）：64.

[21]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of 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2007：151.

作者單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程成）

作者：徐德林

商品文化研究论文 篇2：

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探析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认真的､批判的学术工作中,既没有‘绝对的开端’,也很少有不间断的连续性｡”①霍尔意在说明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就无法追根溯源｡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一批左派学者在思想领域内进行探索的活动｡其中,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1957),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内建制化的标志｡

文化研究的实践活动虽然早已有之,但对其概念做出比较明确的界定却一直悬而未决｡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在就任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的演说《英语流派与当代社会》(1963)中,明确指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1)历史的和哲学的领域,关注当代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普遍争论所展开的条件;(2)文艺社会学领域,关注各种文化生产的社会背景和意义,不同种类艺术和传媒的受众性质,传媒的种类和层次以及对受众的影响和效果;(3)批判—评价的领域,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做深入研究,目的在于发展一种适当的批判性语言②｡1973年底,霍加特正式辞去英语系教授和中心管理职务后,中心对他做出如下评价:“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概念的最早提出,以及在大学里作为研究生研究焦点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形成,几乎全部都要归功于他｡”③

鉴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文化研究领域里产生的重要影响,人们把围绕它从事文化研究活动的一些学者称为伯明翰学派,而伯明翰学派甚至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伯明翰学派的思想渊源基于对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批判｡早期伯明翰学派一方面继承F. R. 利维斯的文本细致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对利维斯的文化定义进行改造｡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样就冲破了利维斯主义“少数人的文化”的限制,扩展了文化的内涵,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他们基于对英国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眷恋和热爱,对破坏这种本真文化的大众文化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然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却非伯明翰学派首创,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早就对大众文化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其重要成果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这本著作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详尽论述｡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什么内在的关联｡虽然伯明翰学派也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无论从思想渊源､基本立场上,还是从研究路径､批判方式上,都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着明显区别,两大学派的机构组织之间､代表人物之间也是鲜有往来｡

首先,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 P. 汤普森等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精英主义立场持反对态度,对英国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具有天然的感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多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认为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艺术性,其“批判理论”的形成建立在鲜明的精英主义立场之上｡

其次,伯明翰学派对传媒､亚文化､阶级､种族､性别感兴趣,大众文化只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研究姿态,批判只是一种手段,重点在于强调文化的政治参与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一词来代替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及其生产机制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文化工业是统治阶级操控大众的工具,这种批判的背后充满着悲观忧郁的气氛｡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不热心,无论是霍加特还是霍尔,都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而对其有意回避｡整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寥寥,专论文章仅有菲尔•斯莱特(Phil Slater)在1974年秋季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第6期上发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以及克里斯•鲍灵(Chris Pawling)在同一期报告上发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索引表》④｡除此之外,伯明翰学派的后起之秀托尼•贝内特曾写过两篇论及文化工业理论的文章,即《传媒理论､社会理论》和《“大众”的政治与大众文化》｡但是这些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任何承继的打算,相反对其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过于悲观地低估了大众的力量,总体上缺乏建设性的意义｡对此,美国批判理论学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深入研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及谱系之后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倾向于极度藐视或恶意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还原论者’,或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事业的探讨中被彻底地忽略”⑤｡通过极度藐视､恶意丑化､彻底忽略这几个词组,我们不难体会到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之间有多么清晰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注焦点远不止大众文化,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当然也不局限于大众文化｡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体现了三个传统:第一个是19世纪“文化与社会”的争论,文学家和其他社会评论家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增长做出的反应;第二个是美国在大众传播和可测量效果的社会学领域的贡献,同时也包括关于“大众社会”的更广泛的讨论;第三个是欧洲社会学的传统,这一传统的起源是对新工业文明的响应,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相似,但是却导致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德国“文化和社会”传统的晚近繁荣,对此,中心关注的代表人物有圣西门､孔德､涂尔干､马克思､韦伯､滕尼斯和曼海姆⑥｡中心认为,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及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开始,能更容易界定哪些学科或学科部分属于“文化研究”的范围:“文化研究是一个学科的整合体,包括文学批评､历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而且,我们的研究迟早将跨越这些领域之间的边界｡”⑦从这些线索当中,我们依然对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并不乐观,它们好像真的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一样｡

虽然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但狭义的文化研究,特指伯明翰学派(或者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探索活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理论渊源和研究路径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或是重要的关系,倒是在一个宏观的框架内,二者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内再考察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态度也应当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而相应地发生一些改变,看起来文化研究已经超脱传统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其研究框架的扩展足以容纳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随着文化研究在国际上的迅速发展,有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旗帜鲜明地以文化工业理论为批判的标靶,借以开展自己的理论探索｡例如约翰•费斯克⑧认为“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可谓矛盾透顶｡一方面,它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为大众所有,而大众的利益并不是产业的利益”⑨｡费斯克明确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愚钝论,强调大众在文化消费当中的主动性,只是他过分强调大众的力量,又走上民粹主义的道路｡

广义的文化研究,早已脱离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传统,它的界定更加模糊,它可以泛指一切以文化为对象､基于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理论探索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研究既包括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同时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纳入体系之内｡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机构形式虽早已不复存在,但为文化研究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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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②Cf. CCCS Second Report 1964-65.

③Cf. CCCS Seventh Report 1972-74.

④Cf. CCCS Eighth Report 1974-76.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载《问题》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Cf. CCCS Third Report 1965-66.｡

⑦Cf. CCCS Third Report 1965-66.

⑧费斯克是否属于伯明翰学派的一员存在争议,托尼•贝内特认为他不应该算伯明翰学派｡

⑨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陈书毅

商品文化研究论文 篇3：

以科学发展观指引地域文化研究

摘要:地域文化是推动地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地域经济建设中,必须深刻地理解文化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发动机。为了正确处理地域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地域文化研究,重视和加强地域文化建设,以形成和强化地域特色。

关键词:地域文化地域经济科学发展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均从文化入手抓经济,因此必须深刻地理解文化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发动机。要发展、建设地域经济,各地自然看重地域文化,利用地域文化来打造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政治、经济品牌。因而,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这当中出现了一种不良的现象,常常将地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割裂开来,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闭主义的出现,便出现了“抢夺”文化。为了制造一种“名人”效应,常常对文化名人不顾历史事实地争夺,甚至将神话、传说中的人、事,移花接木地硬栽在“自我地域”之中,严重损害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因此,用科学发展观指引地域文化研究,很有必要。

1 地域文化研究首先要讲科学性

所谓地域文化,就是在某一地域具有独特于其它地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文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沿革形成的传统特征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的地域差异,导致文化形态发展不平衡,并就此构成各自的文化生态特征,即地域文化的构成。具体说来,包含着各自地域的山川地貌、名胜古迹,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形态,语言特征和乡风民俗、道德规范及该地域产生的各类文化名人。一个个地域文化的总和,便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因此,一个个地域文化的奇花异彩,应该是中华大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朵鲜花,一个个瑰宝。因而,要研究中华民族大文化,必须从一个个地域文化着手。

近年来,各省市、各地区对地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及党史地方志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有很多举世瞩目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研究成果,以中华民族文化瑰寶的形象闪亮地独傲于世界之林。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代表作”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并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传承人的技艺。这一切都源于地域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无不显示出地域文化研究的硕果。这一切地域文化研究成果的获取,无不得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科学指引。

2 地域文化研究必须为经济社会服务

地域文化研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同行。在改革开放现实中,激发研究热情,用优秀的研究成果参与服务于时代,与人民一道,推动历史前进。在全面学习和贯彻落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国各地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正在开创新的大好局面。这也必然给地域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深层矛盾的凸现期,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更加纷繁复杂。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加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现实观、社会观、价值观,深入探究建构和谐社会中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牢牢地把握时代精神,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真正地担负起地域文化研究为时代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的历史使命,即是说,地域文化研究必须为经济社会服务。

农村,是经济社会建设中最广大的地域。党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策正在广大文化工作者中产生强烈共鸣共识。广大地域文化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嫘祖文化”研究为例。如果要将“嫘祖”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的“大文化”,纳入某一地域文化作具体研究,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要将“嫘祖文化”打造成某一地域的品牌文化,也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研究“嫘祖”的什么？是研究嫘祖的具体出生地吗？是研究嫘祖的生日年谱吗？是研究嫘祖的姓氏吗？是研究嫘祖的几十代几百代几千代的具体传人吗？这等研究,其科研思维的出发点,就犯了一个将“神话”、“传说”当成“半信史”、“信史”的可笑的科学错误。再从它研究的现实意义看,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与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南辕北辙,当然谈不上科学发展观。

嫘祖是谁？是干什么的？嫘祖是“传说”中的“黄帝”的妻子,发明养蚕。嫘祖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是养蚕及和养蚕有关的蚕桑丝绸。再扩而大之,嫘祖文化就是蚕桑、丝绸文化。如果要说“嫘祖之乡”,就是“蚕桑、丝绸之乡”。要继承、发扬、开发嫘祖精神,就要继承、发扬、开发养蚕栽桑、缫丝织绸精神。然而,遍观一下如今某农村地域,“大桑树”何在？“道旁、宅周、堤岸、河边遍植桑树”的景象何在？养蚕的农户还剩几何？如花似朵的蚕花姑娘的身影飘向何处？遍布四处的缫丝纺织厂还剩几家？丝妹织妹尚有几人？当然,更谈不上“缫丝、织纺、比户机声轧轧,所产甚饶……远近商贾贸贩云集”(《盐亭县志》)了。如今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远远不同于嫘祖所处的原始时代,如果照搬嫘祖及其以后的若干时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但是,围绕嫘祖文化的“栽、养、织”这种农村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仍然存在,仍然会长期存在,仍需传承、发扬、开发。用创新精神培育出包含“栽桑”在内的栽培业品牌,用创新精神培育出包含“养蚕”在内的饲养业品牌,用创新精神培育出“缫丝”在内的织纺业品牌。这应该是农村地域的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因而嫘祖文化研究,应围绕产生嫘祖文化地域特征的植物栽培文化、动物饲养文化、抽丝纺织文化等等研究。为地域农村经济催生出“栽培”品牌,“饲养”品牌,“缫织”品牌,切实实现地域文化研究为地域经济社会服务的美好愿望。

当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包括一切文化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那种走马灯式的,甚至是杀鸡取卵、吹糠见米的追求政绩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违背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当然,更不是“科学发展观”。

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农民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一切社会进步,科技进步,只能由人来实现。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当然就谈不上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村文化研究建设,目的在于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要造就一代新农民,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谈得上地域文化研究实现了为经济社会服务。

如果“嫘祖文化”是一地域文化品牌,那嫘祖文化研究的对象重点就应该放在对新一代“蚕农”的研究上。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渴望什么,我们的地域文化工作者应认真研究,并积极参与培育新一代“蚕农”的实际工作中去,这才是地域文化研究工作把准了大方向。

3 地域文化研究应该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对繁荣当今文化发展有若干启示。从发展的目的来看,应是人的全面发展观念。从一切文化是人的活动观念看,地域文化当然是地域人的活动。地域文化研究无不从“人”开始,又终止于“人”。科学发展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研究则从关心人的精神角度成为科学发展观不可缺少的一环。文化研究,又让我们认识了自己,又让我们得到了美感享受。总之,文化让我们成为自由的实现自己价值的个体。从发展动力看,在当前的商品化社会,文化的很多领域已被边缘化,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种种危机面前,文化要求得到发展,成为社会和人民的必须,就需要文化工作者对劳动大众、对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怀有无比的热爱之情,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该抱有强烈的历史创造意识和责任意识。文化是崇高的,却也是艰难的。只有对文化事业虔诚、对生命的热爱,才会真正抵达文化理想的彼岸。

我们必须面对当下复杂的文化挑战。这挑战来自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也来自于现实的要求。这一要求,将我们置于一种紧张的文化环境之中。这当中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文明的,也有颓糜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具有地域特征的地域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拷问,这自然给地域文化研究带来了挑战。地域文化研究必须面对中国新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一方面为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表现;另一方面,将地域文化已建构的研究传统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不能固步自封,摒弃一切地域保护主义,将地域文化很快融入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大文化之中。但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不能兼收并蓄地照转照搬,用鲁迅的话来说,那就是“拿来主义”。

文化的特殊使命之一是拷问人的灵魂,诱导提升人的灵魂或设法安妥人的灵魂。因而,作为地域文化工作者,你要拷问人的灵魂,首先应拷问我们文化工作者自身的灵魂。研究地域文化的动机是什么？是为地域经济社会服务,还是为自己成“家”成“名”,出人头地呢？是从科学出发,为地域社会提供智力帮助,还是为个人或狭小的地域利益驱动而胡骗乱造、欺世盗名、窃利呢？拷问我们是否有荣辱不惊的艺术定力,拷问我们是否有处变不惊的人生定力,拷问我们是否树立了高远宏大的文化理想,拷问我们是否在保持住自己的热情和敏锐的同时,还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沉下心来对生活和时代进行反复的审美思考。

地域文化的纷繁复杂也带来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多姿多彩,不同理念的纷争也自在必然。因而,如果要打造某一地域文化品牌,就不能一刀切地以某一种“地域文化”的追求与否来划分境界。要包容所有的文化门类。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搞文化研究中的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协调和谐与“自我文化”相对立的其他文化,这同样是地域文化工作者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

因而,地域文化的研究,要始终保持对地域现实的敏感化,及时把握地域时代变革,快速跟踪地域社会变迁,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生活、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有新的发现,充分体现地域文化在记录和反映该地域时代大变革中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要始终保持对地域大众的人文关怀,让地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化,各种矛盾突显,各方利益纠葛的情勢下,研究地域文化能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研究地域文化如何引领和抚慰人的精神,如何协调和化解矛盾,如何给人以美的享受,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提高道德修养,促进安定和谐、健康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成。

4 结语

直面现实,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始终不能断裂。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壮志,这是现实主义文化的核心,这也是地域文化研究者研究的核心。生活中还有很多悲剧时刻发生,还有无数严肃话题等待我们去探讨和述说。和谐社会毕竟还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财富在积累,但距和平、公正、富裕和文明这一我们的终极理想之间还有漫漫长途。仁爱、慈善、信义、真诚,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的荣辱观念,我们的伦理行为,我们的情感,都需要升华,都需要净化。我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需要感动,需要悲悯。需要正义和崇高的震撼。换句话说,严肃的“人学”语言,仍旧是我们时代被忽略和淡忘的文化主流,注定了“以人为本”,应是一切文化工作者的永恒主题。

有鉴于此,地域文化研究要始终保持开良好风气之先,保持十分可贵的勇气和锐气。用科学发展观,指引地域文化研究,为地域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与建设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吴祖缃.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J].文史知识,1992,5.

[2] 于平.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J].艺术百家,2010(2):1～4.

[3] 于平.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文化发展道路探索[J].艺术百家,2010(4):1～4.

[4] 朱妙宽.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地域文化建设[J].中华文化,2010(2):47～50.

[5] 钱雪峰.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发展县域文化产业[J].文化与社会,2010(6):152～153.

[6] 吴道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推进城市文化建设[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10,4(27):32～33.

[7] 陈永力.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5:36～38.

作者：赵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