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约束维护出资者权益论文

摘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提高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将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目前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股权过度集中，董事会的独立性不够，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对公司真实情况的信息披露缺乏应有监督等现实使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导致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激励约束维护出资者权益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激励约束维护出资者权益论文 篇1：

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摘要]高等学校管理者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操作者,对高等学校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高等学校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不但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规范,还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目前高校激励约束机制的主要问题是激励不足、信息不对称,所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风险问责机制和高校管理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资本和人才市场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约束;不对称信息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高等学校管理者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操作者,对高等学校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这些管理者的参与和积极努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将缺乏生机和活力,高等教育改革也很难迈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必须迅速有效地改善高等学校管理者的成长和工作环境,在高等学校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实现创新,真正培育和形成一支跨世纪的专业化高等教育职业管理队伍。

一、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现状

(一)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机制的现状

当前高等学校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可以概括为: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没有建立起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建立起了一套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机制。这一激励机制以讲贡献、比奉献为宗旨,以经常性地评比先进人物、模范人物和典型人物为手段,同时附以很少的象征性的物质激励。这一激励机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实行平均工资制,不同岗位的工资差别很小,即使发放奖金也重在奖励集体而非个人。这种激励机制被形象地称为“大锅饭”。由于这一激励机制对人的本性考虑不足,所以激励效果很不理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高等学校的激励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逐渐转变为物质激励为主、精神激励为辅。高等学校开始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并通过增加奖金、福利来刺激员工的工作热情。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物质激励机制的设置存在重大缺陷,所以这一激励机制的激励效果也并不理想。

20世纪90年代以物质激励为主的高等学校激励机制的主要缺陷表现在:高等学校各类人员的收入没有根据工作的责任大小和复杂程度拉开档次,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对高等学校中的低层次人员激励过度和对管理者激励不足,出现了激励的严重偏差。激励偏差与高等学校的约束不足结合起来,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高等学校管理者普遍利用手中权力损害高校利益的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校扩招和大学建设高潮迫使高等学校将收入和教师所在基层单位的状况挂起钩来。高等学校在各个基层单位之间的收入逐步拉开了档次,但各个基层单位内部的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拉开档次。高等学校之间收入档次的逐步拉开,使高校基层单位的激励状况大大改善。在高等学校基层单位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的同时,高等学校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

当前高等学校的激励机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1.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物质激励的手段非常丰富,除了中国最常使用的短期激励如工资、奖金和福利激励外,还大量使用长期激励的手段,如股票期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激励等。而在中国,高校的物质激励手段则只有短期激励,激励手段不足。

2.最需要激励的高等学校高层管理人员却存在着激励严重不足的情况

虽然高等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需要给予激励,但对不同层次员工的激励效果是不同的。基层员工的工作比较简单且容易监督,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严重,因此对这部分员工应重在考核。管理者的工作复杂且监督难度很大,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对这部分员工重在激励。而中国偏偏是在高层员工中存在着激励的严重不足。

3.中国高等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

最新的研究表明,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收益分为合同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两个部分,而且不同层次的人员,两种收益的搭配方式也不同。职务越高,控制权收益在总收益中占的比重越大,反之就越小。合同收益是高等学校员工根据一系列文件可以享受的待遇,如工资、津贴、住房,乘车、休假、出差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和舱位、出差的住宿标准等。合同收益具有合法和稳定的特征。合同收益仅仅取决于职位和岗位的不同。在高等学校内部,总体来说合同收益在不同职位和不同岗位员工之间的差距不大。控制权收益是指高等学校的员工由于职务不同和岗位不同,通过自己合法掌握的对高等学校某方面控制权而获得的收益,如通过审批权、人事调配权、设备采购权、报销签字权等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是通过公款消费、优先选择住房、优先参加各种培训和会议、各种酬金,甚至回扣和贿赂等实现的。控制权收益属于灰色或黑色的收益,具有合法性差和不稳定的特征。控制权收益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职位和岗位的差别,而且取决于员工的个人品质。在存在两种收益的情况下,升官成为发财的必由之路。加上中国长期的官本位历史和浓厚的官本位文化,升官成为高等学校激励的重要手段。

(二)高等学校约束机制的现状

高等学校的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约束,二是契约约束,三是市场约束。目前,高等学校对员工的约束在这三个方面都很不完备。

在制度约束方面,首先,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各种法律法规还存在许多漏洞;而且即使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也往往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次,高等学校的规章制度还很不完善,规章制度的执行也不够严格。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高等学校的员工来说,来自制度方面的约束还不够严厉。

在契约约束方面,一方面,由于契约固有的不完备性,即使西方国家也无法完全通过契约达到约束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长期实行工作终身制,即使后来实行了合同制,合同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而非可执行合同,除非高等学校的正式员工严重违规违纪,否则很难被辞退。

在市场约束方面,由于中国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因此,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证明其价值,市场对他们的约束几乎等于零。

由于三个方面的约束都很不充分,所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学校的员工都处于约束不足的状态,而且越是拥有重要职务和处于重要岗位的人,约束的难度就越大,约束不足的状态就越严重。

这一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所好转,高校教学质量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迫使高等学校加强了对教职员工的约束,高等学校的规章制度逐步完备,内部控制得到加强。由于对低层员工比较容易实施约束,对高层员工的约束难度较大,而且员工的职务越高,从事的工作越复杂,越难以进行约束,所以,目前高等学校对基层员工的约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对高层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二、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约束软化的原因、特征与问题

导致高校管理者激励约束软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基于现代组织理论来看,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首先,在政府和高等学校管理者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即政府作为出资者对高等学校的资产享有事实上的财产终极所有权,通过任命代理人即高等学校管理者管理高等学校,并促使代理人完成政府赋予的使命,即为全体公民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发展。而高等学校管理者对高等学校的财产拥有经营权。长期以来,由国家或政府投入在高等学校而形成的有形资产实质上都是国家所有,公立高等学校归全民所有,全民委托政府经营,政府委托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再经过层层中间环节委托给高等学校管理人员直接管理,而国有资产与其他公有资产的产权边界模糊。国家未经法律形式确立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的委托程序,人人所有,但人人都没有责任。政府管理的高等学校资产的所有权与高等学校自主运用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的界限未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没有法人财产权,国有资产缺乏人格化代表,必然产生代理问题,如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效率损失等,高等学校资产保值增值问题难以解决。[1]

其次,在高等学校中,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政府部门)拥有剩余控制权但却并不索取剩余,从而并不真正承担经营风险。这种权责不对等导致了廉价投票权,即不具有经营才能但偏好于控制的人可以通过游说、贿赂等手段,从拥有剩余控制权的政府官员手中获得经营权,出现所谓的任人唯亲、权权交易、钱权交易等现象。这样一来,复杂冗长的选拔程序最后挑选出来的人可能恰恰是最不具有经营能力和教育家精神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国有产权的不可退出性与高等学校经营目标的多元性相结合,往往会造成事后对高等学校进行业绩评估时发生双向的道德风险。因为经营目标的多元性、社会职能负担、业绩的非货币性以及评估技术的不完善,经营者往往会将主观上的懈怠和失误归咎于外界的客观因素,有裙带关系的在位经营者的影响活动甚至可能会干扰正常的业绩评估程序,同时,国有产权的不可退出性又极大地降低了其谈判地位,容易形成软预算约束。这些双向的道德风险行为无疑都将导致代理成本增大。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高等学校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往往无法匹配,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选择管理者的机制无法到位,导致目前高等学校效率低下,经营目标和激励发生偏差,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突出,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综合来看,由于中国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虽然有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但也有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在:第一,委托代理关系的多环节性、多层次性。中国高校属于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归全国人民所有,但由具体的高校管理者和教职员工运营。而这中间存在各级政府的人民代表、中央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的高等学校等代理链条。第二,委托代理关系中参与人的双重身份。在中国高校的代理关系中,参与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委托人,同时又是代理人。高校管理者既是受托代管国有资产的运营人,同时又不得不继续委托给基层管理人员进行直接的管理,多环节的委托代理管理导致高校管理者基本上都具有双重性质。[1]第三,代理关系中终极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体现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授权关系,这其中所有者的财产权是明确的,也是可执行的。但是,中国国有资产产权状况是人人所有,人人又不拥有。所以,国有资产的产权虚置现象非常严重。这一所有权虚位问题在高校管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显著特征。正是终极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受托人的无约束,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2]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内部人控制”是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经理层有损所有者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由于终极所有者缺位,受托人实际上不必顾忌所有者的监督管理,因此受托人就将所有者利益作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支配,导致损害受托人权益行为的泛滥。比如,高校的大兴土木、扩建新校区等,无不和内部人控制直接相关。二是合谋问题更加复杂。在复杂的多级委托代理结构中,由于所有者缺位,政校不分,市场发育不成熟及剩余索取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合谋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中层合谋”,即地方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合谋,其目的是在总经费的分割中尽量增加所属高校的份额。“中层合谋”主要表现为高校及其管理者对国有资产的侵蚀以及无人维护国有资产利益。另一种是“底层合谋”,即高校管理者与高校教职员工之间的合谋,其目的是在高校收益的使用中,尽量减少积累,增加消费。三是寻租问题异常严重。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租在中国非常普遍地存在着,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在中国高校委托代理关系中,寻租活动的蔓延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结果产生了更多不公平的竞争,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使政府的宏观管理更加复杂,处于两难的境地。

三、构建符合高等学校特点的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制定高校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必须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入手,因此,

政府要制定高等学校管理者激励约束的法律政策。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政府主导调节、辅以市场调节,应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

政府在宏观上、法律规范上、政策环境上对高校管理者进行激励和约束,是管理者行为和业绩的重要外部条件,通过教育政策和法律规范引导与约束高校管理者的行为。教育法律法规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法律规范来限制高校的教育服务行为和部分社会资源配置的自主权,实施行业准入,表现为禁止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通过政策导向,建立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利益诱导,激励高校管理者积极主动地依法行使权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与之相关的最大收益。政府要建立相对合理的教育费用支付方式和补偿渠道,引导高校走注重内涵的发展道路,规范和调节市场秩序,反垄断、反倾销、监控教育服务价格、防止价格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取缔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教育服务提供者,维护教育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市场信号能真实地反映高校的效率指标和经营绩效,使高校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佳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建立完善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

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恰当安排,可使因两权分离产生的目标差异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交易或代理成本)尽可能降低,并将这种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一方面可通过激励制度的安排,同化出资人与经理人的效用函数,以降低道德风险;[3]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机制,迫使管理层释放信息,均衡信息分布,瓦解经理人的超级信息地位,阻止其逆向选择。内部控制是基于高校经营管理当局与次级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处理的是决策层、执行层和次级执行层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行为引导和权力制衡功能,其核心是效率经营和防范舞弊,它通过划分职责,包括组织规划、分工、授权审批、独立负责制度,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和员工职责,指定作业标准等,使高校内各部门、各岗位间相互牵制,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制衡、科学决策和效率经营。[4]

(三)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高校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高等学校高层管理者而言,很重要的权能就是人事权和分配权,这既是保证管理者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的必要条件,也是对管理者的一种激励制度。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的产权交易,对不同市场合约进行自由选择,实现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达到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在用人机制上,高等学校尚未真正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职业经理人是以管理为职业,按照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独立决策。高校要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规范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根据经营成果决定其去留,从而保证经营效率。激励的力度在于贯彻报酬与风险匹配原则,使管理者从内部产生动力,主动加强自我激励。从分配机制看,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建立客观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形成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形式,以岗位和业绩为导向的高校薪酬制度应包括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岗位津贴、年薪制、股票期权、退休金计划等。实行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给管理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将其个人利益和高校长远发展相结合,可使经营管理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形成稳定持久的显性激励机制,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对高校管理者,应从高校资产的数量和责任大小、高校资产经营的保值增值情况、高校收入及成本承受能力、高校长远发展潜力等方面确定其工资待遇。

(四)建立职业风险机制和问责制度,加强对管理者的职业风险约束

职业风险机制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约束代理人的重要机制。经营者经营业绩的好坏会对其职业生涯和职业声誉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其人力资本的未来收益流。职业的安全是管理者的首要目标,管理者的收入、声望、特权等大多植根于职业,如果失去职业,管理者追求的目标也就失去了实现条件。管理者职业风险机制将管理者的职业安全与高校资产的增值状况联结起来,管理者一旦经营失败,则会失去职业,降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问责制则是在某项活动中针对相应的权力明确相应的责任,并对相应责任履行进行严格科学地考核,及时察觉失责,依据相应的失责度量对当事人追究和惩罚,靠“问”的制度化来保证权责对等的一种机制。建立严格科学的问责制,并严格执行,可以增加内部经营活动各方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各方互利合作的可能和绩效,促使高校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五)建立高校管理信息披露制度,保护学生、教师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经济关系领域中,个体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相应制度所能提供的利益激励或所施与的惩罚。对高等学校而言,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学生对知识缺乏,而教师具有自身经济利益的服务中,供方往往利用其作为学生的代理人和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对服务的种类、数量、方式等作出主导性选择,这样可以创造额外需求,这时代理人教师追求自身收益的激励与委托人学生少花钱、多学知识的激励发生了冲突。为了克服这种市场缺陷,必须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分析、发布和惩罚机制,降低学生择校的边际成本,形成高校降低服务成本的社会倒逼机制。高等学校要向社会公布高校基本信息,向政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尤其是结余用途,公布教职员工工资,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定期接受财政、税务、物价和审计检查,提高高校经营活动的透明度。政府要建立面向教育服务对象的信息平台,及时公布量化的评价结果,加大向社会公示教育信息的力度,以求重大信息的对称和信息信号的正确导向功能,并形成社会的教育监督评价机制,促使高校强化内部管理。

(六)完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

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是激励、约束经营者行为的外部条件,可流动性产权和经理市场的竞争是现代高校治理结构中激励代理人和防范代理风险的重要手段。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资本可自由流动,投资者对高校经营状况就拥有用资本投票的权力,从而促使高校经营者不断改善经营状况,争取更多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经营管理人才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从目前管理干部的任用方式看,上级任命仍是主要方式,因此,取消高校领导行政级别待遇,变干部任命制为竞争性的聘任制,向市场的法人经营制过渡是非常必要的。当前,需要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和市场竞争方式来公开选聘管理者。人才市场若形成,高校可根据其需要,自主挑选合适人才;同样,各种人才也面临可挑选的高校,若高校经营状况不佳或人事分配制度不合理,便会造成高校人才流失,这样从客观上对高校管理者形成约束。

[参考文献]

[1]杨长青.不对称信息与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5):104|105.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5|22.

[3]金锦萍.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3|91.

[4]陈玉琨,戚业国.论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权力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1999(3):40|41.

[责任编辑:夏畅兰]

作者：王爱秀

激励约束维护出资者权益论文 篇2：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摘 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提高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将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目前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股权过度集中，董事会的独立性不够，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对公司真实情况的信息披露缺乏应有监督等现实使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导致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本文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优化股权结构，发挥机构投资者的权利制衡作用等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会计信息披露

一.绪论

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股东、债权人等组织外部相关者同组织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在公司治理权、责、利三者之间起到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作用，同时促进公司治理系统中内外监控机制的有效运作和作用发挥。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又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其中内部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内部治理由一系列协同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组成。内部治理机制解决权责利的安排，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机制，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会计信息受托责任的评价，可以解决真实性问题。因此研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析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权结构

在我国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管理层与股东矛盾，还要解决国有股东与中小股东的矛盾。过高的国有股比例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意味着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价，形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有控股企业可利用其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政府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这种行为在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更为明显。在内部人控制下，极大的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

（二）股权集中度

在股权分散情况下，众多分散的股东存在集体行动问题，使得股东实际上拥有控制权，外部股东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增强，从而对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股權集中的情况下，公司利益主体的主要矛盾是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控股股东作为经理的委托人及小股东的代理人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其通过选派代表进入董事会，使之影响经理人员的任命，从而取得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了解公司内部信息，因此他们对公司会计信息充分披露要求不高，甚至他们会利用对公司会计行为的控制侵犯小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制度

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核心是保持独立性，其不仅维护大小股东的利益，还维护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债权人等。而监事会是以出资人的身份进行监督，对股东大会负责的机构，具有独立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我国独立董事在法律上缺乏地位，难以行使职权，且激励机制不健全。此外监事会功能弱化，监事会已成为事实上的董事会的附属机制，并且监事会成员有公司职工或股东组成，行政上受董事会或董事。因此，其监督作用是软性的，只是一个受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

（四）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

由于“一股独大”，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人员的确定往往不能按全体股东的意愿去选择，几乎全为政府人事部门任命，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并没有受竞争性的经理市场的约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的价值取向必然向经营者倾斜。大部分企业激励程度、激励手段的市场化程度与业绩关联度较差，报酬对经理人员无显著激励作用。激励机制不足，使得经理层注重短期利益，轻视长期利益，工作积极性不高。由于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缺乏，经理来自股东的约束较弱，而监事会、董事会由于属于内部人其约束作用不大，外部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也难以约束经理。因此，经理人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操纵，收益高而成本低，造成大量的信息不对称。

三.对于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强化对大股东的监管和约束

第一，加强企业股东构成及持股变动情况的披露。通过该信息的披露可以使市场对这些股东行为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这种信息披露本身就是对股东操纵股价行为的有力监管。第二，强化事后的惩罚机制，加大对大股东的问责力度。大股东一旦出现了操纵股价的行为，投资者就有权利和途径对大股东及相关责任人提出赔偿要求。

（二）发挥机构投资者的权利制衡作用

我国的主要机构投资者有：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等。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并引导组建新的机构投资者，在严格规范、加强监督的基础上，允许他们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政府可在机构设立时加强政策引导，根据行业发展要有针对性地批准设立些从事专项发展的机构，以确保形成相对集中的持股；对机构投资者的内部管理层进行适当的激励与约束，避免代理问题，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证券市场上的生力军、大股东的制衡者，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及时。

（三）加大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力度

加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在公司治理原则中特别强调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并将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思想体现到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中，比如实行完善投票制度、规定大股东投票比例、限制投票股权以及建立有力的民事赔偿制度等办法。此外应该提高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中小股东对于有前景的企业应该发挥出他们应有的监督和决策的作用。

（四）完善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制度

应明确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职权。企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并存，看似增强了监督力量，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实际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某些权限上出现了交叉现象，分不清该由监事会来监督，还是该由独立董事监督，两种监督制度并存，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引入独立董事的同时，只有对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职能进行更清晰的定位，才一能够发挥二者的监督作用。

（五）推进公司管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从整体上看，我国国有上市企业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偏低，应重视对管理者的激励，激励可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方面入手。在精神激励方面可对高管人员也可以建立信誉登记制度，定期向外公布。在物质激励方面，应该实施短期收入分配激励与长期财产分配激励相结合的机制，首先是将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经营绩效挂钩，具有短期激励效应的收入分配激励；其次是经理人持有公司部分股票期权，具有长期激励效应的财产分配激励。通过长短期激励机制的实施可以把经营管理人员的利益紧紧地同股东利益、公司利益“捆梆”在一起，让管理人员分享剩余索取权，与股东共担风险，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创造利润的积极性，使管理者减少短期化行为，更多地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不仅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而且还有效地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斌.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的披露质量[J].会计研究，2008

[2]崔学刚.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J].会计研究，2004

[3]刘立国.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

[4]刘德发.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监督的影响[J].商业会计，2006

[5]翟嵘.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会计核算和监督[J].财经科学，2004

作者：邱德军

激励约束维护出资者权益论文 篇3：

大学治理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产权结构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基础。中国公立高校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高校没有法人所拥有的完整独立财产权，无法完整履行从国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章程规定的处分权。公益信托制度有助于这种产权结构的确立。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分离，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然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法人治理机关事实上不存在，导致中国公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是残缺的，与之相匹配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也未形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顶层结构设计有待完善。

关键词：大学治理结构；产权结构；信托-受托；委托-代理；现代大学制度

一、大学治理的产权基础：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相分离

（一）大学的产权与产权结构

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专指“一种所有权形式内部多种权利及其相互组合，是对一种所有权内在权利结构或既定所有权中每种权利形式的研究……主要用于对经济当事人的具体权益、义务、责任区别或确定，属于一定社会制度下权利市场运行范畴”。费希尔（I.Fisher）认为：“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产权是财产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这一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产权主体对拥有的财产具有完整独立的处置权，“可以占有、使用、开发、改善、改变、消费、破坏、出售、捐赠、遗赠、转让、抵押、出租、借贷，或者阻止他人侵犯自己的财产”。

合理有效的高等教育产权结构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市场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完善的高等教育产权制度可以通过促进外部性内在化成为促进大学发展的激励性制度，同时还可以通过对违反产权规则的行为进行法律惩处和接受社会道德批判，从而在大学运行过程中发挥监督和约束的作用，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以美国大学为例，1817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案”，终结了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大学公私不分的状况，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私立大学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不仅鼓励和保护了私人办学和捐赠学院的传统，而且使州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支持转变为直接创办州立大学的努力，从而形成了各类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及高等教育事业多样性的发展”。但是，如果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的话，那么不仅这一制度对大学发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会削弱，而且还很有可能形成相反的功效，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大学治理的产权制度安排

要明确中国公立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而产权结构是法人构成中首先需要考虑的要素，产权的明晰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拥有独立的财产或者经费，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参加民事活动，因此可以说，“产权制度是治理机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公有制形式。中国的公立大学最主要的举办者是国家。国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前所有大学的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然后以“国有资产”投资给大学，成为大学最主要的股东，享有大学最大股东的决定权。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表现为大学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合一，从而使得公立大学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只有唯一的产权主体，即国家（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国家是公立大学产权唯一主体的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公立大学的产权结构体现为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高等教育资源的财产权之后，大学法人人格即切断了国家与这些财产之间的物权法意义上的直接支配关系。公立大学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属于公权，不得转让，不得纳入破产；与此同时，公立大学所享有的法人财产权则具有私权性质，大学法人对所拥有的财产（经费和资产）具有完整的处置权。

纵观世界各国，都赋予公立大学法人地位，其前提就是确保其拥有法人财产权。从制度设计来说，美国的教育公益信托制度，是最有利于保障大学法人财产权的。信托是围绕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制度设计。一般而言，信托制度指的是财产的所有人基于信托将财产交付受托人进行管理，受托人在信托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对委托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以实现信托双方建立合同时所确立的目的（如图1所示）。

在维护信托方面，董事会本身就是信托的受托者，被赋予监督组织发展的信任，因而董事们要自我要求达成其任务，不辜负社会及政府的托付。“如果一所高校是公共信托机构，那么它的董事就必须承担公共受托人的特殊受托责任，为公众的教育收益管理信托财产。”因此，信托可以理解为“信托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了信托受理人，信托受托人虽然取得了所有权，却不享有为自己的利益或按自己的意志来支配的权利，只是为信托委托人或其指定的其他人利益，按照信托委托人的意愿来支配他人的义务。”

美国的公立大学被认为是属于人民的，其董事会（理事会）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以公共信托的方式为人民持有学校。事实上，美国大学董事会一般被称作“board of trustee”，原意就是“信托受托人委员会”。克拉克·科尔指出：“他们（高校董事会）曾经是并且至今仍然是伟大信托的监护人。”所以美国州立大学的信托人是全州的公众，大学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是全州人民的信托受托人。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州立大学的董事会或理事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的州政府机关一样，属于州代理机构（state agencies）。美国公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是继承私立大学管理模式的结果，跟私立大学相比，最主要的区别是公立大学的董事会主席是州长。

中国财政部和当时的国家教委制定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1997）规定：“学校资产是指大学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具体而言，高等学校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国家投资建设公办大学，很自然地成为学校的投资主体。因此在界定中国公立大学教育产权时，一般认为公立大学的所有权理所当然归属于国家。但在实际运作中，这种产权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所有权的主体属于国家，但是实际控制权归属大学。国家只是“虚位”的所有者，大学产权的所有者实际处于缺位的状态。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大学作为法人实体，法人财产的主体地位是不明确的”。虽然公立大学各自都实际上占有并使用着一部分国有教育资产，但是由于各种经费一般都会指定用途或其他的严格限制，因此并不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决策，更不能享有剩余索取权和资产处置权。简而言之，高校并没有法人所拥有的完整独立财产权，无法履行从国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高等学校法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章程规定的处分权。在这种情况下，法人财产主体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无法建立，很有可能导致资产流失、资产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人财产权是大学最为重要的自主权。在考量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时候，首先应当从产权的角度加以考虑。赋予公立大学公共信托受托者的法律地位，即信托委托人为政府或私人捐赠者；信托受托人为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信托受益人为社会公众，从而真正实现大学财产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分离。

二、大学治理的核心命题：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与均衡

财产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分离，必然会由此产生委托-代理关系，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由此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委托-代理问题

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最早由罗斯提出。他认为：“当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时，则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张军认为，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主人（委托人，principal）和代理人（agent）所面临的风险分享、收益和动力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设计动力机制的原理，建议可以把“代理人”看成是律师（lawyer）这样的角色。更多的经济学家将“代理人”看作代表他人（主人）从事某项活动的人，“研究委托-代理的目标是设计一种机制或合同，能给代理人提供某种激励和动力，使他按有利于委托人的目标努力工作。”

总的说来，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出最优的契约来激励代理人。李福华指出，双方之间如果要构成委托-代理的关系，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一般应具有谈判、订立契约的行为能力；第二，委托人必须拥有控制权；第三，代理人必须拥有信息优势；第四，委托、代理双方都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的风险，而且他们之间掌握的信息是非对称的；第五，委托、代理双方如有其中一方违反合约，另一方可以选择自由退出其契约关系。

（二）大学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回顾大学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由于中国公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多变，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确立最高治理机构——法人机关，即使1993年获得法人地位后，法人机关也一直是缺位的，这意味着中国公立大学一直是缺少最高治理机构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校长作为管理主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尽管从法理上说，法人机关既可以由合议机关（即董事会或理事会）构成，也可以由独任机关（董事长、理事长或校长）构成。但是，基于大学治理的复杂性，法人机关一般都是由合议机关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绝大部分时候校长扮演着政府与大学之间命令一执行关系的承接者角色，即大学校长是大学内部的最高行政长官，隶属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美国公立大学普遍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校长负责决策执行，向董事会负责。部分公立大学的校长及董事由州政府任命，但这种任命方式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治任命，而更趋向于是政府的一种聘用。学校董事会独立于州政府，其权利行使在法律框架范围内不受州政府的约束和限制，州政府的机构或人员变动不会对大学的董事会、校长和学校领导层产生影响。尹晓敏认为，在任何一所大学中，校长不是资产意义上的“所有者”。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必须对国家或政府负责；在私立大学中，校长必须对董事会负责。所以就财产所有权的角度而言，大学校长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大学的代理人或受托管理人。无论什么类型的大学，大学校长都是一个反映利益相关者利益，并具体实施决策的执行人。

对于中国公立大学而言，尽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还比较多，大学校长也高度重视上级部门行政指令的执行，但是由于大学已经获得了法人地位，大学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已经被法律切断，大学校长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也已经不再是行政隶属关系。然而，由于最高法人机关的缺位，中国公立大学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缺少了委托人角色（或者理解为委托人与代理人在校长角色上是合一的），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是残缺的。事实上，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法人机关）如何运行，即权力结构；二是学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三是学校的监督与信息公开机制。

三、大学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法人（董事会或理事会）-校长制度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要保障其法人地位落到实处，就需要确立法人机关，并赋予其大学一切事务的最终决策权。法人机关为了专业化地实施大学管理，则需要遴选校长担任大学的“职业经理人”。两者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

（一）董事会（理事会）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章程一般在醒目位置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即法人机关，一般也是最终决策机构，或称为最高管制机构）做出规定，具体包括人员产生、规模及人员构成。如表l所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学的最高决策（治理）机构是董事会（或理事会），并且董事会（或理事会）负责任命校长担任学校的最高执行长官，只有德国、法国、中国有所例外。德国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是大学评议会。《法国教育法典》规定，法国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三个委员会。中国公立大学由执政党在高校的基层委员会担任大学最高决策机构，但是法律又没有赋予其法人机关的地位。事实上，政党组织担任大学这一民事主体的法人机关，在法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职权的角度来说，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扮演的是治理的角色，而非管理的角色。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六个优先问题》的报告中，叙述了大学董事会在决策和管理中的六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对大学的长远发展负有责任；第二，在大学和社会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既防止外界对大学不正当的干预，同时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中帮助大学与外界建立联系；第三，在解决大学内部如学生、教授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中，提供最终仲裁；第四，推进大学改革，并决策大学改革的日程和改革的内容；第五，对大学的经费保障负有基本责任；第六，对上述这一切，董事会对大学拥有决策权。

（二）校长

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必将是科层性的。斯特鲁普（Stroup）指出：“大学具有以下科层特性：技能是大学聘用的标准；校长和其他一些行政人员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教职员工的工资是固定的，由所在组织支付；大学的级别往往得到认可和尊重；……在个人财产与组织财产之间有严格的区分。”㈣大学是一个法人组织，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政府通过委托一代理形式和大学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大学则依据治理理论建立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来实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最终大学需要校长履行“经理人”的责任，来经营一所大学。

以校长为首的大学行政系统属于官僚组织，强调明确分工、等级节制、规范协调、追求效率。欧阳光华指出，美国大学校长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扮演的是大学科层首席行政官员的角色。董事会作为法人机关履行整个社会的公益信托，无需亲自执行自己所指定的政策，而是通过聘请大学校长作为其特定的代理人，借助大学校长的专门的智慧和才干，为大学董事会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应对大学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胡赤弟认为，为了提高大学的管理效率，大学行政系统通常是一个科层结构，校长处在这～结构的顶点，他有权任命其他行政人员，并有效指挥整个行政系统运转。而影响大学校长行使管理权的大学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出资者和政府等。

四、大学治理的控制性制度安排：激励约束机制与信息披露机制

在构建了“法人（董事会或理事会）-校长”这一基础性制度安排之后，还需要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这两种控制性的机制，来防范大学代理人（即校长）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一）激励约束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上，放在如何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代理效率上。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所谓激励，就是指委托人使用某种价值标准或某些社会福利指标，促使代理人在选择或不选择委托人标准或目标时，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所谓约束，是一种反向的激励，是指通过组织内外部的监督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代理人形成很强的自我约束，从而在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减少偷懒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努力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激励机制主要包括（1）物质激励，（2）控制权激励，（3）精神激励等。约束机制的形式主要包括（1）权力约束，（2）市场约束，（3）道德约束等。

李福华认为，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代理人和教职员工不享有剩余索取权，不可能实行类似企业的“分享制”，只能让物质利益、行政权力和道德力量共同协调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般来讲，大学校长的预期任期是个未知数。经营者不努力的可能性大小与预期自己的任期数成反比关系。经营者预期任职时间越长，经营者越努力。最为关键的是在遴选经营者时候的竞争机制，要改变现在由政府官员任命的用人机制，让市场来选择优秀的校长。在此基础上，给校长建立较为稳定的职业预期，按照自己的经营策略管理学校。如果缺少了职业化的大学校长市场，委托人很难准确评估校长的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加上委托-代理关系先天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代理人在契约中处于优势地位，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格局，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目前，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仍然遵循党政干部管理制度，由政府行政委派和任命，无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只有引入竞争机制，建立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才能出现职业化的校长，保障大学实现高效的运作。

（二）信息披露机制

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阿尔钦（Albert Alchian）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一些没有股东的不被拥有的企业”，“所有这些组织都缺少在企业中的私人所有权，没有可资本化，可分离的股份或权利”，“有人会做出诸如既定的资源如何用于企业内和企业的活动范围的决策，却无人或集团有权从企业中带走财富，把组织的财富转化为私人的利益”。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有两个特征：一是所有者缺位；二是不存在剩余索取权。这种产权性质使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缺乏一种来自所有者的强有力的监督，为保证非营利组织的健康运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至关重要。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捐赠人、受赠人、受益人等跟组织直接密切相关的群体，也包括政府、社会公众等间接相关群体。为了达到有效监督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目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但是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者拥有大量的组织内部信息，利益相关者处于组织的外部，缺乏获取组织内部信息的渠道。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利益相关者无法观察和评价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行为，从而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加强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提高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对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与监督至关重要。

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在信息披露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以美国为例，首先，大学一般都会设立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IR，institutional Research），主动向社会公众发布大学运行的基本信息和数据。任何一名社会公众都可以要求大学的IR部门提供某方面的信息和数据。第二，大学必须向以下机构进行强制性报告（Mandatory）：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隶属于联邦教育部教育统计中心，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美国研究理事会（隶属于美国科学基金委，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全国中学后教育学生资助研究（隶属于美国联邦教育部，National Postsecondary Student Aid Study），治理董事会（Board 0f Governors）。与此同时，全美还有诸多高等教育行业协会，对各所大学的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披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的信息披露主要有三种途径和方式：第一，大学自愿披露，这是大学的非营利属性决定的；第二，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规定大学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第三，社会中介机构的补充性信息披露。

结论

和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密切相关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产权结构、信托-受托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公立大学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法人团体，是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尽管中国公立大学已经取得了独立法人地位，但是由于在现有的中国公立大学制度设计中，大学党委扮演着最高决策机构的角色，但是并不具备法人机关的资格，导致中国公立大学法人机关的缺位。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既扮演了委托人的决策，又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这实际上导致了中国公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残缺。

从产权结构来看，中国公立大学法人财产的主体地位是不明确的，大学并没有法人所拥有的完整独立财产权，无法履行从国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大学法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章程规定的处分权。教育信托制度对于明晰大学的产权归属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以这项制度为基础，大学资产的所有、占有、处分、使用、收益等各项权利都转移到法人机关（理事会），理事会拥有完整的决策权，从而为大学建立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供了必备基础。

与法人机关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主体是举办者和管理者。举办者与法人机关之间应当是信托-受托关系，举办者是信托人，法人机关是受托人；法人机关与管理者（大学校长）之间应当是委托-代理关系，法人机关是委托人，大学校长是代理人。在教育信托制度下，大学通过信托合同获得了独立自主处理大学事务的权力，对于保障公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降低政府行为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当行政干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是大学的最高行政首长，承担着管理大学的角色。为了坚持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建议在全体党委委员的基础上，扩充国家代表、地方政府代表、校友代表等利益相关者角色，组建公立大学理事会，扮演法人机关的角色。其主要职责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审定和解释大学章程；二是行使法人财产权；三是遴选校长；四是学校冲突的仲裁。学校的日常重大决策则继续由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履行，并支持校长独立自主地行使行政管理权。

作者：张端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