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哲学体系研究论文

摘要：以毛泽东1937年以前形成的哲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实事求是”、“认识实践”关系和“矛盾”思想的解读几个方面探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其本土化的表述风格特色三个角度的分析，说明毛泽东早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语言的本土化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孙子兵法哲学体系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孙子兵法哲学体系研究论文 篇1：

周旋于“帮派”

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领导者，事实上，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怎样巧妙处理：与各种帮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就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妥善处理的方法。其实，巧妙与各种帮派周旋，是一门艺术。因此，领导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承认以下客观事实：各种帮派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办到。

各种帮派既然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种帮派，都能在组织管理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每一种帮派，都能对其他帮派，甚至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微妙的影响和牵制作用。

每一种帮派，都有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抛头露面，有的也可能“谦虚”地躲在人群里。各种帮派之间，既相容，又排他；既对立，又统一；既协调合作，又分道扬镳，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排列组合格局。

某一种帮派的壮大，就意味着，必有另一种或若干种帮派的削弱，这种发展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随之产生另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任何帮派都不能永远正确，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一贯正确一样。领导者与各种帮派之间，存在着法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当领导者出现重大失误时，上级组织很可能挑选某种帮派的代表人物，来担任新的领导者。

领导者要妥善地处理好同各种帮派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各种帮派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然后，根据组织管理活动的需要，区别对待，用其所长，灵活巧妙地运用每一种帮派，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领导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对各种帮派起到领导、协调、引导、监督、制约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则，使各种帮派都感到，你没有倾向性，是他们可以信赖的领导者。

什么是“办公室政治”？要了解这个话题必须先从“政治”一词的原义加以探索。政治：政，是指众人之事；治，是指管众人之事。孙中山曾就“政治”两个字做过解释，他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汉刘向把政治分为三个品级，他认为“王道的政治感化人民，霸道的政治威服人民，强横的政治以武力胁迫人民”。

一个人过于迷恋政治，将变成投机分子，过于远离政治，将变成世外之人。通常人们一谈到政治，首先就产生本能的戒备心态，马上就会将政治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打击报复、告密、搞运动、穿小鞋，等等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联系起来，恨不能躲得远远的。

在某种程度上，办公室政治可视为一个单位的“成人仪式”。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出于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甚了了和“复杂”甚至“肮脏”的传说，往往对所谓“政治”不感兴趣而“远离政治”。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发觉，自己从来就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生存游刃，而政治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政治意识”的觉醒，或可算得一种成熟。可以说，没有单位成长带来的必然变化，就没有办公室政治的真正觉醒。

而如何驾驭办公室政治？如何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关系中，保持平衡？如何把握敏感的政策尺度，以规避政治风险，掌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最佳平衡点？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领导，醉心于禅、儒、兵法及毛泽东著作。依靠研读这些充满了驾驭智慧的哲学体系，他们也许能够对自己所统御的单位王国，参与更透。

汉朝刘向在《权谋》一书中说：“权谋有正义与邪恶两种：君子的权谋是正义的，小人的权谋是邪恶的。”中国人历来讲究策划和谋略，《孙子兵法》更是将兵家谋略，升华到“上兵伐谋”的高度和境界，而“权谋”与“权术”两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目的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以权力或计谋战胜邪恶者，被称之为“权谋”；而以权谋私者或用“阴招”排除异已者，则被归入到“权术”一类。

作者：燕山

孙子兵法哲学体系研究论文 篇2：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本土化表述风格简述

摘 要： 以毛泽东1937年以前形成的哲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实事求是”、“认识实践”关系和“矛盾”思想的解读几个方面探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其本土化的表述风格特色三个角度的分析，说明毛泽东早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语言的本土化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关键词：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表述风格 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得到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形态，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20世纪初期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等方面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员的毛泽东，除去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与独特地位，本身在传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本土化的表述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

1.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内容

到1937年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止，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初成体系，兼容并包，但择重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1.1“实事求是”的思想

为了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解决中国革命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各种社会实际，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思想，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早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242这里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21

1.2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认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实践”的辨证途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曾多次批判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并一再强调实践的客观性，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实用主义“实践哲学”的界限。同时，他明确提出关于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2]292也就是说，整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开始接触外界获得感性材料到通过判断推理对材料加以整理改造获得理性认识，最后还是要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

1.3矛盾学说

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和《实践论》一样，《矛盾论》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毛泽东在文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21

通过《矛盾论》一书，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要同时关注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并把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中。他以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当时的中、苏两国国情的不同，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学说过程中，毛泽东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矛盾特殊性的科学分析。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各种事物的特殊本质，才能区别事物，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

2.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但由其深邃的哲学体系需要一个世界化的过程才能为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人民理解。这个世界化的过程需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如思想体系的开放程度，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分子本身对思想的理解，等等。在向中国完成本土化的过渡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基本精神上的区别和共同点，然后进一步把抽象的哲学思想用可读、易理解的语言从外在形式上进行本土嫁接。

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代表作。这两篇哲学论文，从哲学上概括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用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通俗又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采用的是深入浅出、注重实际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格言式的叙述阐述哲理，表现出活泼泼的中国气派。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在表述风格上沿袭了中国哲学不追求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与逻辑推论的特点，结合了民族性与通俗性，达到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理解与接收的目的。这种本土化表述特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2.1哲学语言的简洁化

毛泽东运用的语言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言简单得多，这与各国不同的国家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同样表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么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8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论述就简单多了，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6毛泽东的话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易于领悟了。

2.2文化哲学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文化特点非常明显，一是善于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著名命题解释哲学观点；二是常常引用中国古代成语、寓言和民间俗语说明哲学道理。比如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并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等谚语说明群众观点古来有之；在党内出现思想上的摇摆时及时发出呼喊，并归纳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论点时用的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俗语。

再如他借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矛盾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用《庄子》“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论证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在研究和说明战争规律时多次举出《孙子兵法》中的故事和名言。同时，在表述哲学思想时，他还借助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熟读和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通过对哲学原意的文学解读与引申使受众更易理解，如将“满招损，谦受益”引申为“谦虚是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取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引申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引申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此等等。

2.3用民族的思维形式概括哲学思想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做了本土式的归纳：“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并用老百姓熟悉的“吃一堑，长一智”做比，形象贴切地揭示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与吸收，总是环绕中国问题加以消化，正是通过这个消化过程，他把这些外来的哲学资源中国化了。再如，用言简意赅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对中国社会实际、革命实践、国家建设的具体情况规律性的总结；对“认识”的规律，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通俗语言，将认识与实践既区别又统一的关系说得很清楚；“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述党的群众路线，还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等。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都是用典型的中国本土语言表达的。

这样一来，哲学思想通过本土化的表述大大加速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并由于方便人民群众掌握而更快地成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中西哲学向人们提出的共同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毛泽东对哲学语言本土化的提炼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体现了中西哲学的同一方向。

3.结语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在他哲学思想中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这种语言不是表现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艺术性，而是在于它的人民性和大众性，在于它对生活的贴近，使人们感觉到，这些语言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并无多少隔阂。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大众化的语言又并不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圈子，而是一种艺术的重组，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因此，在阅读毛泽东，走近毛泽东的时候，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找到自己的共同点，显得特别亲近，特别易于接受。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嵌入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在哲学上给予群众文化话语权，另一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从普及到提高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这种哲学思想表述的本土化特点可以看做是把哲学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他曾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这也是教育和科普的目的。而他所做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他在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时，不只是着眼于纯粹的学理式的论证，而是着眼于哲学如何运用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以对现实生活贴近为标准的哲学语言，这种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哲学形式，才应该进入真正的哲学殿堂。

对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方式的研究从理论层面看有助于以一个特别的视角关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展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到的引导和借鉴的作用，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什么因素应当被中国化”的这一问题做一个新的解读。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对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哲学、思政等课程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徐久刚.再谈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答乔秀明教授[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0（05）.

[6]尚庆飞.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J].东岳论丛，2011（07）.

基金项目：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表述研究”（编号：QK12-20-01）。

作者：朱芸

孙子兵法哲学体系研究论文 篇3：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研究

摘要：《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典范之作。孙武在军事理论上的辉煌成就，是与他在哲学上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密切联系的。历久弥新的《孙子兵法》以其蕴涵独特的军事艺术魅力和哲学智慧的灵光而被后世奉为兵学圣典。在哲学领域内，《孙子兵法》并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它所反映的军事哲学思想却有着丰富的内容、卓越的命题。

关键词：孙子兵法； 哲学思想； 朴素唯物主义； 辩证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写的一部著名的兵家专著，这本书共分为十三篇，因此《孙子兵法》又被称为《孙子十三篇》。它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杰出的军事名著，在中国军事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素有“兵家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之称，又被人誉为“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严谨。《孙子兵法》不单是一部军事著作，其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抽象思维、朴素的整体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这部军事专著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孙子对战争规律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孙子兵法》中提出的谋略思想，不仅可以适用于军事活动领域，而且还可适用于政治、外交、经济、企业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各种领域。对于这样一种高度概括和高度哲理化的谋略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谋略哲学。《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战略、战术问题，都贯穿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孙子兵法》阐述兵理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受此影响，后世兵书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哲理谈兵的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因此，《孙子兵法》不仅在兵家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哲学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孙子兵法》在中国古典哲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孙子兵法》中蕴涵了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战争观，对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自商代以来，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至春秋时期以占卜决定征伐之事仍屡见不鲜。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思想上天命同反天命的对立和斗争，宗教唯心主义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发出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而孔子则“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命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命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彻底的反天命精神是那些“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孙武的用兵思想最为可贵之处就是能够摆脱当时的用占卜方式预测战争结果的迷信思想，而从实际出发制定战争方案。

孙武的战争规律可知论的“知”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凶吉和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见《武经七书注释》中的《孙子兵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以下引用的《孙子兵法》原文均出自本书。）孙武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论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如此，孙武在彻底否定天命，摈弃占卜这一决策形式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知敌之情”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显然，孙武是主张从实际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战争的条件和胜负，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十分坚定和鲜明的，在决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体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如“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诸如此类关于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战争服务的观点，无可辩驳地说明孙武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观方面，孙武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战争有它自身的规律，只要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定能取得胜利。

二、认识论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朴素辩证思想是《孙子兵法》最核心的部分，孙武的辩证思想涉及军事领域中的诸多矛盾，如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治乱和胜负等一系列矛盾。分析事物矛盾强调“两点论”，是《孙子》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他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是他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他看到，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敌人的防御由于“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这种触及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战争是运动的，战争中的矛盾现象是发展变化的。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他在（《势篇》）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恃治而怠则生乱；恃勇而骄则生怯；恃强而懈则生弱”，也就是说，事物都可以向正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反的方面转化，为此孙武告诫将帅要勿怠、勿骄、勿懈。同时因战争是一个充满概然性的领域，因此孙武观察问题的方法还体现了透过现象探索本质的思维方式。他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这里所说的“树动”、“草障”、“鸟起”、“兽骇”都是战场上出现的现象，而“来”、“疑”、“伏”、“覆”却是敌情存在的本质。这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同样反映了孙武的辩证思维。

在《作战篇》中，孙武阐明战争是把双刃剑，无论结果孰胜孰败，战争的过程都需耗费双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战争毕竟不是做买卖，没有双赢的。一方取胜，另一方就必须失败。所以，胜者可以用敌国的资源来弥补战争中本国所损耗的各种资源，并可以获得大量的政治利益，因此就会更加强大。而败者不仅损耗了大量的资源，还会丧失国家的领土，甚至主权等各种政治利益，因此，就会更加衰弱。所以，在战略上，孙子主张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究其实质，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等一系列非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全胜战略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一个国家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战争，必须“不打则已，打则必赢”，否则，国家将会面临着覆亡的厄运。正因为战争结果如此重要，所以，在此过程中就需要讲大战略，也就是说不能依靠偶然的侥幸来决定彼此的命运。孙武有云：“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因此，就需要有深谙用兵之道，驭将之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素质将帅来指挥战争。正如孙武所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正是孙武用兵的辩证思想。

三、“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富国强兵思想

孙武是一位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军事家，他拥护封建制度，主张进一步实行封建制度的革命，以求富国强兵。他认为实行“富民少士”，可以富国强兵，实行这些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人民普遍支持。

孙武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政治、天时、地利诸方面的条件。因此，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条件，即“五事之计”。五事中居于第一位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这正是指政治条件。同时，他看重战争，反对轻率用兵，主张在战前充分考察和估计用兵的利害；“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对战争采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态度。

孙武这种富国强兵思想和对战争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兼并战争，称霸诸侯要求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春秋时期，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流行。孙武正是后来战国时期兵家和法家的先驱，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孙膑和法家吴起等人的思想则是孙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二）“不可取于鬼神”与“知己知彼”的朴素唯物主义观

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反对相信鬼神的无神论思想，而主张从实际出发，主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科学的真理，绝不能靠祈求和相信鬼神，也不能依靠占卜和星象。孙武一面要求在战争中“知己知彼”，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还强调要在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全面掌握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论这个对比的具体情况暂时是否对我有利，都可以主动创造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形势，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孙武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要求充分做到这一点，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控制战争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同志一再反对军事指挥中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作了科学的解释与发挥，使孙子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孙子在论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过程中，指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知兵者，动而不速，举而不穷”等等，从战争领域初步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毛泽东指出：“古代中国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根据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能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武“知战结合”的可贵思想，联系战争实践，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把这个命题经过深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孙武即主张战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又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三）“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思想

孙武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在研究战争经验的过程中，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首先，他要求指导战争必须统筹兼顾，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他主张既要了解我方，也要了解敌方，这样才能全面看问题，才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即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规）五个方面，从敌我双方做详尽的了解和分析。

孙武还从一切事物的内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争取矛盾的转化。对战争的态度既要看到用兵的益处，也要看到用兵的危害。从利与害的矛盾中考察，就可以从有利的方面提高信心，从危害的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正因为他认识到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就能从对立的范畴，如纷乱、主客、众寡、强弱、分合、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等角度出发，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一整套战略战术的理论。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中，谈矛盾转化的问题，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关于战势的奇正相生，奇正转化的问题。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穷，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或奇或正，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像无端的环一样，是很难完全掌握和穷尽的。这里所谓正，即指战争态势方面的一般的正规的形式；所谓奇，即指其多变的特殊的形式。“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要充分发挥战争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敌军态势的变化，随时变更战略战术，以出奇制胜。

四、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在论述战争制胜的条件时，首先就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他把“道”放在“五事”之首，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要的问题就是革新政治，其目的在于“令民与上同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战争中使民众和士卒能“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也”。这就是说，只有使民众与君主的利益、意愿相一致，才能使军队和睦团结，使人民安居乐业，他们才能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未战而先胜”的有利地位。孙武首先明确提出把政治作为战争的首要条件，并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这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还是第一人。他比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理论要早2000多年。这也是孙武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贡献，也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

战争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从古至今，就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战争也一刻离不开政治，战争实质上是为国家和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政治的进步往往为战争的胜利造成有利条件。春秋时期，越灭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强大的吴国反而被弱小的越国所灭，追其根源，与越国国君勾践一面卑身事吴，一面反省思过，制订休养生息、抚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如“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密切相关。同时，勾践以复仇雪耻为号召，激发民众积极参与灭吴战争，这正顺应了越国人民要求摆脱处于吴国臣属地位的愿望，因而获得了越国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依靠政治凝聚力，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孙武还认识到，战争还会给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武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

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

2、“因粮于敌”。孙武说，国家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远距离的物资运输，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贫穷。所以，高明的将帅力求在敌国获得粮草。在敌国获取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在敌国获取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为弥补战争时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己方车辆杂在一起使用，给俘虏的敌军士卒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不足。

以上三点，就可以看出2500年前，孙武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了相当的认识。越灭吴也是最好的例证，开始越国是吴国的附属国，勾践回国后，针对越国战败，人口减少，财务耗尽的情况，制订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国家元气。而吴王夫差为了称霸中原，国内因战争频繁，财力和人力跟不上，于是越国抓住有利时机，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一举消灭了吴国，为我国军事史上，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辩证法的弱点在于把转化看作无条件的，因而人们对事物的发展无所控制。同样“弱生于强”这个互相转化的命题，《孙子兵法》比老子更深刻、更正确的地方，在于它提出，在没有转化条件之前，弱还是弱，强仍为强，弱不能胜强。因此，在战争中要避免“以少合众，以弱击强”，不承认这一点，很可能会招致失败。

五、重视将帅主观能动性的“胜可为”思想

“胜可为”（《虚实篇》）是孙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主观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表述，意思是说，胜利是可以争取的。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主观因素是重要方面，因为任何战争都要在人的主观指导下进行，主观因素如发挥不当，战争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厄运，他提出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告诫指导战争的人们，主观因素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保持理智和冷静，避免感情冲动。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感情是不断变化的，但“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凭感情冲动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他把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防止凭主观感情指导战争提到“安国全军之道”的高度，要求“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样，孙武不仅反对以天命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且还反对以主观感情去决定战争的主观唯心主义。

“因”与“制”相统一的认识能动性，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思想。“兵因敌而制胜”，是孙武在《虚实篇》中提出的一个十分著名的原则，对战争中客观实际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很好的概括。然而，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实际为前提，敌人的情况不同，制胜的方法就不能一样。“兵因敌而制胜”中的“因敌”，是对作战对象的考察，是行动的根据；“制胜”是战争的策略手段和最终目的。因此，这个原则阐释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道理，强调的是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古人说“孙子尚智”，这“智”就表现为孙武对战争指导的高标准要求。例如，在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要求“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懂得“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地形》）。这就要求将帅在认识过程中必须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上正确的思维，排除各种错觉和假象，寻求事物的本质，才能科学地预见能不能打，能不能胜的问题。由于孙武重视发挥从实际出发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作战计划执行上，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在实践作战计划时，灵活地随着敌情的变化，作相应的修改，校正自己的军事行动，达到制敌而不为敌所制的目的。他认为，即使是国君，违背这一原则的决定也可以不予执行。“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孙武这样强调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是相当有气魄的。“践墨随敌”，“因敌而制胜”的原则，不仅有军事计划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而且有要依据变化着的敌情，不断修改计划，改变战法的思想，反映出孙武通过实际的军事活动，对知行之间的关系、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有着丰富的辩证因素。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超出战争这一种社会现象的范围，它的哲学思想牵涉到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辩证法思想这两大哲学范畴，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尽管他讲的是战争的规律，没有提高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仅仅从它提示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可看出，运用辩证法思想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战争，是在哲学世界观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是老子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虽涉及的范围比老子狭了一些，但其精度和正确的程度有所提高。

纵观《孙子兵法》，孙武对战争的指导思想，充分显示了兵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统一，正是由于有了唯物主义思想作基础，其军事思想才能大而俯仰宇宙之雄阔，小而详察青萍之毫末，使人领略到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力量。《孙子兵法》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今，《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永葆光华、驰名中外，而且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外交、企业管理、体育竞技、医疗卫生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孙子兵法》以其深奥，古朴的哲学思想和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我国古代哲学的奠基作之一，有着重要的哲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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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勇.先秦兵书通解[M].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沈晓明、江波.千年十大军事名著[M].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吴勇）

作者：周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