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

摘要：心理战的应用在当今国家战略和军事行动中已经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分别被誉为东西方的“兵家圣典”,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思辨模式但同为经典的两部军事理论著作中不约而同的渗透着浓郁的心理战思想，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两部著作中得到了极大关注和着重阐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孙子兵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孙子兵法》论文 篇1：

将《孙子兵法》融合到《公共关系学》课程的几点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共关系学》和《孙子兵法》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两者相似的共通思想，将这些共通之处有机相融合，将会更好地指导现代公共关系的教学和实践。文章以教学实践为探索依据，从共同的发展理念、互惠的沟通原则、公关的流程步骤、公关的专题活动、危机的迅速处理五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抛砖引玉进行课程教学的新尝试，以此推动教学改革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公共关系学》；《孙子兵法》；教学融合；思考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以建立组织和公众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于组织内部追求协作与团结，于组织外部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宗旨。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包括社会组织、公众、传播与沟通三大部分。通过传播与沟通有机地连接起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达到树立组织良好形象的目的。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受到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们的重视和研读，由于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就了它“兵学圣典”的地位。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场这个无硝烟的战场上，《孙子兵法》也同样显示出强大的指导作用，故此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评价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

通过长期的教学研究、比较探索，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孙子兵法》的思想，无论是在宏观层面的理念指引，还是微观层面的实践操作，都可以很好地指导公共关系的操作和应用。大量商业的实战，已经为我们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素材。梳理这些宝贵的实战经验，指导我们的理论研究，这将进一步丰富我们研究成果，也将进一步扩充传统典籍的现代生命力。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总结到：一方面，《公共关系学》课程的完善和创新，需要汇纳百川的学习和跟进，通过这样的比较融合，可以架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领域的桥梁；另一方面，通过有机的融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结合学习的兴趣，也为学生跨学科学习指引学习的方法和思路，以此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习的兴趣。

一、共同的发展理念——“令民与上同意者也”

每个组织要发展需要有一个目标，这在管理学中称之为企业愿景或企业使命。这个目标绝不只是组织高层的独立设计，而是上下齐心的共同认知。《孙子兵法》“计篇”中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这里的道，和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道可道”还不完全一致，孙武提出的道是“令民与上同意”，是上下齐心的共识，是君、将、民一致的认知和见解，这样才可其利断金，才“可与之死可与之生”。

在公共关系教学中首先使学生明白，企业的发展绝不是高层的决策就能完全起作用的，员工的配合、协作、团结才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内部防线；其次，只有在市场中形成被外界认可赞许的良好形象，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这需要大家形成一致的共识。唯有上下齐心的共识才能最大程度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公共关系相对于其他管理领域的操作更具柔性的亲和力，更能在情感方面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能协调多方面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所以，通过公共关系的开展，达到这样的良好局面，将是企业良性竞争的坚实基础。故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开篇思想是可以和我们的《公共关系学》有机融合起来，以此来促进教学的开展与实践。

二、互惠的沟通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现实竞争难免残酷，但公共关系的目的是建立组织的良好形象。其实竞争的残酷不仅仅只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在这个讲究多赢、合作、共荣的时代，通过合作建立开放合作的企业竞争文化，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孙子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通过公共关系，这一柔性的力量，争取到最大的社会支持，从而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这才是最大的竞争优势，这也是公共关系的奇妙力量所在。通过公共关系的沟通，达到相互互惠的效果，从而取得多方公众的支持，这才是公共关系追求的理想效果。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共关系是企业获得社会支持的绿色通行证，是企业获得合作协助的柔性助推器，这和《孙子兵法》讲求的“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谋而合。这里的“全”、“破”应为使动用法，即为，使国“全”为上；使国“破”为次。不难看外出，孙武不追求鱼死网破的战争。所以“慎战”是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追求。故此，不战而能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也”。

三、公关的流程步骤——“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意为，使自己处于不败的地位，而不放过使敌人失败的机会。首先，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需要防微杜渐，需要扎实修炼内功，需要紧盯市场动态积极面对竞争，需要从不同方面完善自己的缺陷、修正自己的不足、改进自己的劣势。这样才能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为堡垒最易从内部瓦解。其次，密切关注对手的动态，调查对手的发展，其目的是找到对方的不足或劣势，从而找到取胜对方的命门。今天的时代不但要善于挖掘信息，更要善于分辨信息，否则如同汪洋般的信息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就是孙武讲求的“知己知彼”的用兵原则。

公共关系的工作流程是：调查、计划、实施、评估。没有调查，一切行动都是盲目、臆想的，今天的企业非常重视调查的原因就在于此；计划和实施不是盲目和冲动，是基于自我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的“顺势”而为，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评估公共关系的实施好坏，也就是将这个有机整体统一起来，以看实施的效果如何。可以看出，公共关系的四步工作法是严谨而缜密的组合，不是可有可无的元素拼凑。通过整合流程，形成公共关系的强大力量，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四、公关的专题活动——“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孙子兵法》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唯物论讲，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用兵打仗，兵法虽有宏观的思想也有微观的操作指导，但事物总是变化的，没有哪部经典可以穷尽事物百态，包罗天地万象。故此，孙武提出，“知用兵”应该“通于九变”。“九变”不仅仅是九种变化，就是虚指，是取极多的意思。从而告诫用兵者，不能拘泥于兵书的本本主义，应该识实情以变化使用。

企业要想取得社会的支持，员工的拥护，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共关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决不能拘于教科书的条条框框，或者其他企业实践的先进经验邯郸学步地进行模仿。从来没有哪种企业专题活动生来就是为公共关系服务的，但是只要公共关系应用该活动得当、合理、有效就是好的公共关系专题活动。这就是灵活的运用技巧而不是僵化使用书本的原则。在教学实践中在这一点可以举得实例非常多，虽然很多企业的公共关系实践都成为教科书式的经验，但很多企业往往都是在盲目学习中败下阵来。

五、危机的迅速处理——“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指用兵都是最实实在在地完善自我，然后迅速运行；没有见过用各种巧妙的技巧久久拖延以示高妙的。这里，孙武充分提到了用兵取胜的核心，是迅速解决问题。因为行军打仗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再优秀的将领也耗不起时间的拖延。所以孙武主张迅速解决问题。但迅速解决问题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老老实实、用最笨的办法完善自己的准备，做好充分的积淀。然后找准对方的不足和漏洞迅速出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共关系平实的柔和效果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慢慢显现威力，但在企业出现突发情况时，公共关系需要挺身而出，为企业化解难题于无形之中，这正是公共关系的魔力所在。这种化解，首先取决于企业的大度和真诚，而不是狭隘的蒙骗愚弄公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欺骗的行径都逃不过市场的明锐法眼，今天这种敏锐尤为神速；其次，这种化解应该讲求速度，决不能无休止地耗费下去，化解的越快越好。并且在化解中把被动变为主当，能在化解中进一步提升负责人的企业形象，则是公共关系的高层次追求。

六、结论

《孙子兵法》的思想和指导方法博大而精深，由于在各行业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故此我们这里将其引入到《公共关系学》的教学实践中，以打通古今中外优秀典籍的相似、相同之处，既可以推动学科本身的发展和提高，又能调动学生积极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还可以教给学生跨专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们大胆地进行这样的教学实践，在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地将《孙子兵法》的部分理念、思想、方法融合到公共关系教学的部分章节中，不做牵强附会的硬套，只求先贤典籍的以经解经地指引，以此来总结和梳理教学的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有不妥之处，望广大师生一起探讨、商榷，以促进《公共关系学》教学的进步和中国化。

注释：

本文所有《孙子兵法》引文，均出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版郭化若导读，今译版《孙子兵法》。

参考文献：

[1]董原.公共关系学[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

[2]郭化若.孙子兵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何英.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公共关系学》的课程改革[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

[4]王吉荣.基于研究性教学的公共关系学教学改革初探[J].才智，2015，（2）.

[5]王秀丽.公共关系学教学方法改革探索[J].新西部（理论版），2014，（4）.

作者：孙振兴

《孙子兵法》论文 篇2：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心理战思想比析及启示

摘要：心理战的应用在当今国家战略和军事行动中已经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分别被誉为东西方的“兵家圣典”,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思辨模式但同为经典的两部军事理论著作中不约而同的渗透着浓郁的心理战思想，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两部著作中得到了极大关注和着重阐述。《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心理战思想的异同分析对当下我军心理战研究的视域拓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争论》； 心理战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这两部战争理论被世人称为东西方的“兵家圣典”，对世界战争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思辨模式但同为经典的两部理论著作中不约而同的渗透着浓郁的心理战思想，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两部著作中得到了极大关注和着重阐述。《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心理战思想的异同分析对当下我军心理战研究的视域拓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心理战思想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诞生于中国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是维系在周王朝下的平和春秋时代即将瓦解，诸侯纷争、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端倪即现背景下的产物，它以朴素唯物思想的方法论，在“非攻”、“止战”、“慎战”的中华传统“合和”文化的内核中，突出“不战”和“全胜”的战略性思考。《战争论》诞生于18世纪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鳞次栉比和激烈的国家间对抗时期的德国，传统而深刻的思辨哲学是《战争论》形成的逻辑起点，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实用”和“具体”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孙子兵法》通篇都体现着一种心理战在国家战略中的宏观运用的思维，认为通过心理上影响敌方的战略手法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也唯有“伐谋”、“伐交”方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1]“全国”、“兵不血刃”的“全胜”境界。当血战不可避免，退而求其次，在战役战术层面，对己孙子强调官兵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对敌则要“以诈”、“以谋”、“以诡”要立足“夺气”、“夺心”。在孙子那里，心理战是战略上“不战”的必需品，是战役战术上“利战”的倍增器。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以朴素辩证法的思维指出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战争中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展开的一种较量，由于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精神力量。”[2]基于这种辩证关系，他得出战争胜利“通常来源于所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优势总和”。在战略层面，他将战略的要素构成进行了区别和分类，并将心理的因素“精神”放在了五种战略要素（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之首。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给战争巨人装上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两只坚实的臂膀。

二、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心理战思想的相同与相通

（一） 战争的最高目标追求心理价值的实现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对战争的最高目标问题都认为在于对敌心理的征服。这种敌我双方对心理价值的争夺既是在战役战术层面中争取战争胜利的有效手段，同时更是战略层面上彻底征服敌手的最高目的。

在中华“合和”、“仁者无敌”大思想背景下，孙子认为具体的，绝对的战争是不人道的和代价高昂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不论具体战争胜负与否，都会“屈力殚货”，民生涂炭。而唯有征服人的心理方能“利可全”，方能“全胜”。在孙子那里具体的、绝对的战争是“其次”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而基于威慑感的心理征服“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也”；基于认同感的心理征服“伐交”、“伐谋”、“全争于天下”才能“兵不动而利可全”。

克劳塞维茨尽管更着眼于具体的、绝对的战争，强调“消灭敌人的军队”、“打垮敌人”，但他的“打垮”具有物质和心理的双重内核。他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的军队时，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的概念并不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指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即使“消灭敌人的军队”，“占领敌人的国家”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征服……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作用已经结束。”可见，心理价值的争夺作为战争的终极目标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具有普遍意义。

（二） 军事统帅的良好心理素质在战争中弥足珍贵

战争指挥者的心理素质，即将领的情商因素对于战争的意义，《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都给予了很高重视。将领的心理素质对于己方士气的鼓舞，敌方心理防线的攻破，尤其是在危急关头的决策制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孙子将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五个方面：“道”、“天”、“地”、“将”、“法”。其中，“将”是重要的人的因素，他认为优秀的将领除了要有“智”，还要有“信”、“仁”、“勇”、“严”的良好心理品格，而不能轻易暴怒，骄横或优柔寡断，这对于己方官兵的凝聚力、信任感、敬畏心，对于敌方官兵的威慑感、感召力、消极性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同时孙子指出了作为将领的五种危险的心理品格：“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即过于刚硬死拼的心理；过于软弱贪生的心理；过于急躁易怒的心理；过于廉洁而注重名声的心理；过于溺爱民众优柔寡断的心理，这些都是将领的大忌。

无独有偶，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个将领若称得上“军事天才”，“就需要智力和情感方面有特殊的禀赋。”他认为“军事天才是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克劳塞维茨把勇气和胆量作为一个优秀统帅的珍贵心理品格，“没有胆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胆量是成为杰出统帅的首要条件”，这种基于“与生俱来的”和“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各种不同的激情”的勇气是情商因素中果断、镇静、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的代名词。而这种情商的因素甚至能超越智力，“非凡的勇气优势也能弥补失误”，这是因为“在紧急时刻，人们受感情支配的可能性大于受理智的支配”。同时，在指挥官面临困难和阻力时还要有“巨大的意志力”，他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力同消极的情绪作斗争，“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那么“统帅必须用他的胸中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此外，“荣誉心”对指挥官来说又是最稳定的情感因素，它能“使每个指挥官像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个军事行动”。

（三） 民心的凝聚是己方战斗力的坚强基石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注重凝聚己方民众和士卒的人心，并依托民众赢得战争。因为无论多么精干的军队，士卒不与统帅同心，民众不与统帅同意，都难以赢得战争。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只要士卒和民众在一个理念下凝聚起来，与统帅同心同德，则可以与国家与统帅同生死共命运而不惧危险。“上下同欲者胜”，士卒民心的高度凝和并与统帅的一致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克劳塞维茨打破了欧洲传统认为民心过于一致，发动民众战争可能引发革命，是纵容“合法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认为必须“从它对付敌人的角度去考察它”，因为“精神力量，甚至只有在民众战争中才能发挥出效果”。克劳塞维茨认为民心和民意是国家力量和军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心高度凝聚下的民众战争是对战争过程的扩大和增强，可以大大提升自己的力量。

当然这种民心的凝聚决不是在战时一簇而就的，它是执政层在平时与士卒民众同心同德，关爱民生；民众对执政层拥护、爱戴、信服在战时的集中体现。

（四） 敌我士气的角力和争夺是战争的重要法则

军队的士气是一种无形而高价的战斗力。在战争中应设法激励己方士气，削弱瓦解敌方士气。这种基于士气博弈的激我气与泄敌气的二元结构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共识。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气，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我国古典名著《吕氏春秋》中也阐释了士气的重要性，“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具体的操作上孙子认为，一方面，激励己方士气要注意“赏”的应用。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孙子强调“掠乡分众，廊地分利”，“施无法之赏”。要将战争的收益给官兵们分享，对于有特别战功的还要给予破格的奖赏。这种物质上的激励和刺激是一种重要的鼓舞士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在削弱敌方士气上，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实施掌握了主动权的持久战，因为“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兵贵胜不贵久。”由我方主导的持久战是消耗拖垮敌人士气的有效手段。

克劳塞维茨在扬我士气，泄敌士气的方法论方面注重以下几点：其一，敌对情感的运用。敌我双方的交战首先可能由于敌对情感而起，其次，纵使不是由敌对情感而起，在交战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这种情感。这种含有复仇色彩的敌对情感对于激发己方士气远强于“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因为“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缺乏这种情感，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斗志了”，其二，阶段性胜利尤其是主力会战的胜利，能大大激发己方士气。“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相对于物质力量的得失来说要更大。”这种由阶段性战争或主力会战生成的“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由此可见，在阶段性胜负和士气高低之间会形成良性或恶性循环。基于此，克劳塞维茨强调必须力争阶段性胜利，纵使谋略上的诈退，由于民众和官兵难以分辨是主动或被动，为了不使官兵误认为败退而影响士气及对统帅的不信任，也应该“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其三，打击“重心”是打垮敌人军队，挫伤敌人士气的重要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重心”是一个国家和军队的精神核心和士气支柱，攻击“重心”对于彻底打垮敌人有着重要意义。如四分五裂的国家，重心在于其首都；赖强的小国重心在于同盟国的军队，同盟国的重心在于共同利益；民众武装的重心在于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等。必须积极识别不同形势下对手的“重心”所在，给予有力打击。

（五） 能动的绝境可造就誓死的战斗精神

处于绝境中的人由于心理的极度负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发出超人的能量，做最后一搏，要么心理崩溃，意志瓦解，甘为鱼肉，任人宰割。人为的设置能动的绝境状态，促使生成积极的精神力量，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共同目标之一。

孙子把这种绝境的状态称为“死地”，客观的指出了“死地”的危险性和可塑性。“无所往者，死地也。”走投无路的境地就是“死地”，陷于死地极易陷入灭亡的境地，但这又不是绝对的，相反，利用得当，“死地”又可以彻底消除官兵的迷茫和侥幸心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战绩。这是“死地”矛盾而辩证的效果构成。因为“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所以同样是“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了获得官兵的积极的，超常的战斗精神和意志，可以能动的塑造“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局面，“死地，我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部队的心理是在能动的绝境中便会勇猛杀敌，而且严守军令。同理，在围攻打击敌人时，又不能将敌人置于“死地”，以免激发敌人的战斗士气，给我方造成不利，所以“归师勿遇，围师必阕，穷寇勿追。”

克劳塞维茨强调一旦战争打响，就要把所有的力量尽可能的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争中去。他强调在绝境中的人的精神力量是伟大的。“一个陷入绝境中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在绝境中的誓死的精神即使不能扭转战争的局面，它的后继心理效果也是积极的和富有深意的，“即使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成效，那么也可以在光荣的毁灭中去寻求将来复兴的权利。”

三、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心战思想的相异与权重

（一） 关于战争性质对于敌我民众和战斗人员心理影响的认识。孙子秉承中华传统的“和”、“仁”思想，强调战争性质对于敌我双方的民心士气有重要影响，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牢牢把握战争的正义性原则。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坚守“慎战”原则。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绝不能暴戾恣睢，穷兵黩武，要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肆意发动战争只能劳民伤财，使民众对战争持怀疑态度，影响军心士气。另一方面，强调“道”的宣扬。孙子的战争的五要素“道”、“天”、“地”、“将”、“法”中，“道”首当其冲。要使敌我双方的民众明白“道”在我方，在“道”——战争正义性的感召下，就可以“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不畏死也。”所以要牢牢把握道义上的主动权。

克劳塞维茨则更注重具体战争的意义。对战争正义性与否甚至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战争不过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已，至于由谁发起，为何发起对战争本身无关紧要。他认为有悖于国际法惯例的非正义性战争也无可厚非，因为和正义性战争一样，它也只不过是一种“暴力”而已，“暴力与它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同时存在，但这种限制微不足道，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这给《战争论》披上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的唯目的论色彩。

（二） 关于战争心理价值实现的主体手段。唐太宗李世民言“至精至微，聪明睿智，神武不杀。”孙子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仁者无敌”的思想出发，力求“非战”、“不杀”的“全胜”境界。在手段上，通过强化对敌认同感的“伐交”、“伐谋”达到“利可全”；通过强化对敌的威慑感“先为不可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总之孙子从大战略的角度出发，追求“不杀”手段而达到“全胜”的至臻至美。

克劳塞维茨则强调有效杀伤敌人的军队，占领敌国的领土才是击垮敌意志的具体的、现实的手段，这近乎“升级控制”的概念，即只有取得具体战争的胜利才能有效打击敌心理，避免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一次胜利或失败产生的精神作用……对战争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他强调“主力会战”的“流血”的重要意义，“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他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但流血永远是它的价值。”克劳塞维茨坚决反对试图不通过具体战争而达到某种胜利的思想，“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我们不想听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故事。”

（三） 关于巩固己方心理防线的侧重方法。在加强己方心理防线方面，孙子注重“情”的作用，认为将帅对士卒感情的力量是凝聚人心，巩固心理防线的重要支柱。将帅一定要做到以情带兵。他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种将与兵之间的感情融合能极大的提高战斗精神。“卒末亲附，而罚之，则不服。”还没有通过爱建立起良好的感情，将领纵使处罚合理，士卒也不会心悦诚服。总之，情感上的爱是孙子凝聚军心，巩固心理防线的侧重手法。

克劳塞维茨则着重谈到了军队的“武德”。就个人而言，武德是指彻底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对军队而言，是指团结战斗，勇往直前的作风和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这种武德就其本质是个人和团体的心理品格和心理素质。一旦拥有良好的武德便形成了最坚实的心理防线。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武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培养的方法在于战争中的锻炼，演习中的训练，尤其是具体战斗的胜利更是促进武德，巩固心理防线的重要因素。

（四） 关于谋略心理运用的重视程度。“兵不厌诈”是中国传统战争观中的重要理念。孙子把用兵中的谋略心理置于很高的地位，因时而用的欺诈和诡道是赢得战争的四两拨千斤之法。他甚至把“诡”和“诈”看作用兵的原则性手段。“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这种真假虚实的结合应用，可给敌人造成认知上的错觉，从而达到对敌的决策误导。此外，孙子还强调运用计谋分化敌人，“无所不用期间”，对敌心理的分化可以极大的削弱敌方的战斗力。总之，孙子反对直接对垒方式的“消耗战略”，强调以谋略惑心取胜的“间接路线”。

克劳塞维茨则认为诡诈是“廉价的东西”，“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他强调只有暴力和流血才能真正意义上打击敌方的心理意志，他崇尚正面作战和实力消耗的“直接路线”战略，他甚至不把诡诈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因为在他看来“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克劳塞维茨既崇尚心理认知的价值又在很大程度上将谋略诡诈的运用排除在了战争的大门之外，陷入了一定的矛盾境地。

四、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心战思想启示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同样重视心理的因素对于战争的影响，孙子更注重宏观战略上的思考，克劳塞维茨强调具体战役战术上的应用。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关于心理战的具体思维与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此外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和注意：

（一） 推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武器本身的心理战功能。通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就会发现，在两篇著作中，都很少或几乎没有单独提到武器对于战争的作用，更没有涉及武器本身的心理战功能，这是囿于时代原因的。第一，在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优势武器与劣势武器之间的功能级差小，这种差距对战争全局影响不大。第二，在当时，纵使优势武器其技术含量也是很低的，极容易被另一方学习和掌握，这种技术垄断的不存在使得优劣差距很容易被填平。在现代武器的作用被极大提升了，成为了战争的重要因素，武器作为一种实力因子其本身所具有的心理战功能也是不可小觑的，拥有优势武器可极大的振我士气，威慑敌心。我国自改革开放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投入和发展是与经济和我们的大国地位不成比例的，我们不能形成对“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的误读，必须立足自主研发，加大对高新武器装备的投入，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二） 强化“仁”与“血”的两极构成，大力提升心理战的作用效果。孙子以“仁”，克劳塞维茨以“血”是《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的重要区别。我们应该交合“仁”与“血”的思想。坚持战争的正义性和中华传统的“仁”、“和”思想是有穿透力和感召力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避免走向麻木和迁就的极端而形成软弱可欺的形象。我们要建筑“仁”与“血”的两极情感构成。我主动与人为善，坚持正义，倡导和平，一旦他人向我挑衅，我则给予有力杀伤，使其重创，决不手软。“仁”基于他人对我的信服与认同，“血”基于对他人的威慑和代价评估。这种“仁”与“血”的两极情感差值越大越能提升心理战的效果。

（三） 引入人才的心理选拔机制，注重军事人员的心理训练。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十分重视军事人员尤其是将领的心理素质。现代战争在高技术的引导下呈现出的打击精确性高，破坏毁伤性大的特点更是对参战人员认知调节、情感冲击、意志考验、处突能力等综合心理素质的考评。一方面，要使更适应的人到相应的岗位上去。引入健全和规范的人才心理选拔机制，将拥有良好心理素质作为人才使用的一条重要依据，促成不同人员和与之相适应岗位的良好匹配。另一方面，要使到一定岗位上的人更适应。在日常训练和演习中加大心理训练课目，使相关人员对特定的情境和状态有更好的心理适应，确实做到在锻炼之中生成优秀的心理品格。

参考文献：

[1]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吕正韬

《孙子兵法》论文 篇3：

《孙子兵法》的三大特点

在具体研读《孙子兵法》的内容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孙子兵法》的整体特点。

由于《孙子兵法》产生的年代很早，又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华夏民族特有思维方式的影响，拿《孙子兵法》和西方近现代的《战争论》和《战略论》相比较，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孙子兵法》“文略而意深”“舍事而言理”，是一部军事哲学和战略哲学著作。

从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关系看，《孙子兵法》的特点是“少而精”，或者说，它有“言简意赅”“言简意丰”的特点。我国宋代《孙子兵法》的研究者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说，《孙子兵法》的特点是“其文略而意深”，也就是说，《孙子兵法》虽然文字少，只有6000字左右，篇幅也不长，只有十三篇，然而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理论很深刻，涉及很多有关战争和战略的基本问题。例如，战争的本质、规律、指导规律问题;战争的目的、手段、方法、战略和策略问题;“大战争”“大战略”“军事战略”“作战战略”和“战术”问题;战争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民生的关系问题;战争所特有的矛盾和运动形式“进攻”和“防御”的问题;指导整个战争的国君和在战场上指导作战的统兵之将的关系问题;统兵之将应该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思想修养问题;在战争中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用“文”“武”两手治理军队的问题;驻军、行军、在战场上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使用的不同作战方法;在本国国内、在国外、进入敌国之后的不同作战方法和注意事项;在战斗和战役中用火器进攻敌人的方法;使用间谍、特别是使用“大战略”间谍，全面掌握敌情的方法，等等。总而言之，《孙子兵法》是一部把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战争和战略理论高度地“浓缩”起来的军事哲学和战略哲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有关战争和战略的方方面面，虽然文字不多、篇幅不长，但哲理性却很强，理论思维很深刻。而且，《孙子兵法》还有“舍事而言理”的特点，它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只讲理论，并不涉及具体的战史、战例。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孙子兵法》“文略而意深”和“舍事而言理”、哲理性很强的特点，我想把它和《战争论》《战略论》进行一番比较。

与《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6000字左右，却包含丰富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不同，《战争论》的文字篇幅却多得惊人。克劳塞维茨撰写的《战争论》共有三卷、八篇、一百二十四章，由德文译成中文约80万字，书中有大量西方战争史和拿破仑战争中的战例，但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主要论述的只是“作战战略”，很少讲“国家战略”和“战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体系很不完整。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的文字篇幅也不算少，共有四编、二十二章，由英文译成中文约38万字，其中有西方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量战史、战例，但是，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主要论述的是“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问题，很少涉及“战术”，其战争和战略理论体系也不完整。

既然《孙子兵法》有“文略而意深”“舍事而言理”、哲理性很强的特点，那么就要求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真正的战略哲学和军事哲学著作来研读。在研读《孙子兵法》时要非常认真、细致，反复推敲，不但要了解其中许多概念、范畴字面上的含义，还要透过其中的许多名言隽语，搞清概念与概念之间、范畴与范畴之间隐藏着的原理;既要掌握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明确说出来的意思，也要掌握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意思。切不可在研读《孙子兵法》时漫不经心、粗心大意、囫囵吞枣。

第二，《孙子兵法》的另一个特点是重方法而轻本体。

从战争和战略理论的侧重点和性质上看，《孙子兵法》全书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指导规律组成的，这些战争指导规律很便于实际应用。整部《孙子兵法》的内容不是侧重回答“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略”“什么是战术”等问题，即不是侧重回答“What”的战争和战略的本体论问题，而是侧重回答“怎么进行战争”“怎样制定和实施战略”“如何使用战术”，亦即侧重回答“How”的方法论问题。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者金典戎说得很对，他说：孙子“十三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应用原则的书，所以对原理的部分，非常简略”（金典戎：《孙子的价值思想与西洋兵法》，见李浴日编《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第3页，世界兵学编译社1943年版）。民国时期另一位《孙子兵法》研究者林夏说得也很对，他说：“外国的兵学是以探究兵学乃至兵术的学理为重心，其应用是适切于一般学理的理解;我国的兵学是以应用为主，指示若干的原则或方法以教示其应用的极致。外国的兵学是以论理的推论以达到条理的结论，我国兵学是以直观立刻把握住事实的本体。两者一般的差别，完全是由于东西两洋哲学的不同点而起的现象。总之，我国兵学是在求应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这点是我国兵学独有的特色。”（林夏：《孙子兵法的特色及价值》，见同书，第15页）

总之，《孙子兵法》是对中国古代战争和战略经验的直接总结，又由于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人特有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基本内容是战争指导规律和方法论的集合，便于实际应用。为了更好地说明《孙子兵法》的这个特点，在这里也有必要把它和《战争论》《战略论》作一番比较。

在《孙子兵法》的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的标题具有动词的性质，如第一篇《计》、第二篇《作战》、第三篇《谋攻》、第七篇《军争》、第九篇《行军》、第十二篇《火攻》、第十三篇《用间》等。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篇章的题目，就知道这些篇中所要讲的内容是“怎样做”，讲的是方法论。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作者自序”中强调的是：“本书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克劳塞维茨著，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作者自序”，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这是强调三卷《战争论》要侧重对战争本体论的研究。而且，《战争论》由八篇组成，这八篇的篇题分别是《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草稿）》和《战争计划（草稿）》。显然，这些篇题都是名词性质，是侧重讲战争和战略的本体。利德尔·哈特《战略论》论述的侧重点也是战争与战略的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战略论》由四编组成，这四编的题目依次是“第一编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六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战略”“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第三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战略”“第四编 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显然，一看这些编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战略论》中，利德尔·哈特论述的重点也是战争特别是战略的本体论问题;至于怎样具体制定和实施战略和“大战略”，他很少论述。

《孙子兵法》重方法、轻本体的特点，既与《孙子兵法》产生的年代很早、古代中国人还不可能洞察到战争现象背后的种种奥秘有关，也与中国人重实践经验、轻分析和逻辑的文化传统有关。这种情形就像在西方的医学还没有传到中国以前，老中医给病人治病：首先观察、询问病人，给病人把脉;然后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和自己以往的治病经验，给病人开几付中草药;病人吃了这些汤药以后，药到病除，就万事大吉了。至于病人的身体构造怎样、中草药里有哪些化学成分、病人吃了这些中草药以后在人体内发生了哪些作用、为什么药到病除，老中医并不做探索。所以，过去的中国老中医给病人治病，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经验主义的作战方法既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其长处在于，在上一次打仗中行之有效的作战指导规律，在下一次打仗中使用这些战争指导规律和作战经验也往往会行之有效，能够赢得胜利。中国古代战争频发，掌握许多行之有效的作战经验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认为不仅要掌握这些战争指导规律，而且要搞清楚这些战争指导规律为什么行之有效才可以打仗，那就失去了战机。但是，经验主义的作战方法也有其短处，那就是从长期看，有关战争和战略的本体论问题搞不清楚，战争指导规律行之有效的内在机制搞不清楚，只凭借以往的经验打仗，这叫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没有完全了解战争和打仗方法的本质和规律，还不算是完备的科学知识。而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要做到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战争和战略理论重本体论的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都想努力搞清楚战争和战略的本体论问题，努力搞清楚战争和战略指导规律行之有效的机制。总之，西方战争和战略理论重本体的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孙子兵法》既重视构成战争事物的整体联系，其思维方式又有模糊性，整部《孙子兵法》大体上是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战术”三大部分内容构成的。

从哲学和思维方式的特点考察，《孙子兵法》还属于朴素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阶段。《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既有重视构成战争事物的整体联系，具有“整体性”“综合性”“辩证牲”“开放性”的优点，同时又有轻分析、轻逻辑、“模糊性”“混沌性”“比喻性”“猜测性”的缺点。这是因为，《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和战略哲学还处于直观的唯物主义阶段，也和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重视事物的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古人很早就习惯把日常的衣食住行、战争与和平、国家兴亡等问题与大自然的运行变化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注重对天下万物进行感性直观的综合分析、判断，而不善于把种种事物分开来，分门别类地进行观察和研究。这就导致了《孙子兵法》里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的包容量很大，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开放性，是发展变化的，但又是模糊的、混沌的。例如，《孙子兵法》中的一个“兵”字，在今天看来就有兵器、士兵、军队、军事、战争、战争艺术等许多含义。又如，一个“形”字，在《孙子兵法》中的三个论断“强弱，形也”（第五篇《势》），“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第五篇《势》），“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第六篇《虚实》）里，就既有内在联系，意思又有很大的不同，指的是三种不同的事物。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这种既有整体性、辩证性，同时又有理论模糊性、混沌性的现象，不但表现在《孙子兵法》的一系列重要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之中，例如“兵”“战”“形”“势”“虚实”“奇正”“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等，而且还表现在《孙子兵法》全书的理论体系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孙子兵法》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理论体系和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不仅关系到怎样理解《孙子兵法》本身的战争和战略理论真相，也关系到怎样掌握中西战争和战略理论的同异，甚至关系到怎样才能从历史的、逻辑的高度了解清楚人类战争和战略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最后掌握战争和戰略的基本原理。我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在《孙子兵法》中确实存在一个理论体系，那就是沿着从战争的全局到局部、从战略的高层次到低层次、从抽象到具体，在《孙子兵法》中大体上可以划分出“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战术”这三大部分内容。可是，我认为这种划分也仅仅是“大体上”而已，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这三部分之间还有一些内容和逻辑方面的交叉和重复。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每一篇里，一些概念、范畴和原理也有“整体性”“联系性”，同时又有理论“模糊性”“混沌性”的特点。换言之，《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每一篇都有一个主题和中心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每一篇所论述的内容并不完全受这一篇的主题和中心思想的限制，有时在这一篇里往往会出现另一篇的主题所要论述的内容。例如，在《孙子兵法》的第三篇《谋攻》中，本来论述的主题是用智谋进行“进攻”，特别是要对敌国进行“国家战略”性质的进攻，但是，在《谋攻》的后半段，又论述了“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问题。这种情形，就像在一章交响乐中，突然之间又出现了另一章交响乐的内容，出现了一支“插曲”，似乎与这一章交响乐的主题无关;可是，我们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反复琢磨，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支纯粹的“插曲”，而是在整体上和这一章交响乐所要表达的主题和中心思想有内在的联系。

总之，既有“整体性”“联系性”，同时又有理论“模糊性”“混沌性”的特点，不但表现在《孙子兵法》的全书之中、十三篇的每一篇之中，而且还表现在《孙子兵法》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原理里。《孙子兵法》是一个既重整体联系，又有一定模糊性的战争和战略理论体系。

（选自《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中华书局出版）

西方战略与《孙子兵法》

作者：吴琼 著

定价：50元

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

本书首先论述了西方战略理论形成的过程，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四部世界战争和战略名著——《战争论》《战略论》《大国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同时考察了《孙子兵法》在清代流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战略理论的发展演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后使用与西方战略理论相比较的方法，论述了《孙子兵法》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和《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具体内容。

作者：吴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