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行政管理论文

［作者简介］王丽荣（1954-），女，河北沧州人，安阳工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摘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快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农村行政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农村行政管理论文 篇1：

加强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对策探讨

摘要：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诸多挑战，致使我国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重和要实现对农村食品的日常监管难等现象的发生。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农村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设置不科学、农村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不规范和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难度大。在此基础上，文章就如何完善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对策

“民以食为天”，农村已经构成我国最大的食品流通市场，农民是我国最大的食品消费群体。随着农村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刻不容缓。

一、我国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现状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出的挑战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一般是指特定国家监管部门对相关农村食品生产、流通企业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

（一）我国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我国当前的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农村食品生产环节来看，大量从事农村食品生产的企业卫生条件不合格，并且这些企业大都规模小，生产设施设备极其简陋陈旧，此种情形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质量没有保证，并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证照不全甚至无证无照的小作坊和加工点多，并且这些小作坊和加工点隐蔽性大，大多藏身于比较偏远的农村和山区，没有食品安全意识的农村食品生产企业和商户从业人员多。二是从农村食品流通环节来看，农村食品经营设施和经营场地陈旧简陋，投资少、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很多农村食品经营户的食品陈列和储藏条件根本达不到相应的陈列和储藏要求。农村食品经营者的相应购销记录不完整，普遍存在食品进货、配货渠道不清晰的问题，并且食品采购、销售记录亦不完善等现象，一旦所售食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就会导致召回和追溯难以实现。三是农村食品经营户办理健康证的少。农村食品经营者文化程度不高，综合素质普遍偏低，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常识，普遍缺乏守法经营观念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四是从农村食品消费环节来看，“三无”食品多，食品安全知识匮乏的农民多，农村餐饮行业安全隐患多，农村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少。

（二）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对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提出的挑战

1. 农村食品经营主体流动性大，农村食品安全实现日常监管难

从我们平常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实践来看，农村食品经营场所选址大多是自家居住房屋或在乡村公路边和乡镇集市搭建的临时经营点，某些小商小贩如“货郎式”的流动销售，没有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一旦看到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执法就收摊或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场所，还有某些个体工商户甚至无照个体户随意按挂放心示范店、诚信工商户等牌匾。在以上情形下，一旦其经营的食品导致了相关的人身财产损害时，要找到相关的责任人员却并不容易。现阶段我国农村食品监管部门设立的站点少，加之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数量少、监管成本偏高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频率低、次数少，要实现对农村食品市场的日常监管非常难。

2. 农村点多面广，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重

以笔者曾经调研的某县为例，县域面积1715平方公里，辖1个经济开发区、16个乡镇、28个居委会、898个行政村，总人口92万，而全县现有食品经营企业和涉及食品经营的工商户 2500多个，而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仅102人。按地域面积计，每人要监管35平方公里；按人口面积计，每人要为约14000人的食品安全负责；按企业数计，每人要监管约30 个。特别是某些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加薄弱，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的食品生产加工点更具有隐蔽性。当今环境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亦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对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职能，因此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担子几乎都压在相关政府职能监管部门身上，监管者力不从心。

3.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不足

有效监测难以实现由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不足，相应的职能监管部门在检测设备配置上严重不全，监测食品安全的科学技术手段缺乏，检测方式也较为落后。特别是派驻农村地区的基层工商所在具体的食品监管过程中，上级配发的“简易式食品检测箱”是其主要的监测工具，但这种检测箱检测性能差并且功能单一，要实现对部分假冒伪劣食品的有效检测较为困难。因此，在日常监管中，监管人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看、二闻、三触摸”等原始传统手段，往往只能凭经验和肉眼对市场上的食品从简单的包装、外观、索证、索照、有效期来进行检查识别，无法检测食品的内在质量。在检测过程中，往往大部分抽检样品需要送往省、市级食品检验机构检测，这样导致检测成本偏高、周期较长、效率较低。因此，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日常的食品安全检查抽查时，往往抽检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很多情形下干脆不抽检，因此不能及时发现一些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食品，也难以实现有效监测。

二、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不完善

我国目前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依据，同时辅以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是，在具体的监管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基本是从对某类产品或其生产经营的某个环节的专门规定，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贮藏等环节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系统管理，因此存在法律调整结构安排不完善，门类不全，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第二，现有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相互矛盾的多，政出多门，导致监管执法过程中职能部门的相互扯皮和推诿，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现有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的具体法律条文规定较为概括笼统，出现某些领域法律的缺失和模糊，需要进一步细化。第四，现有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严格责任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远远不够，不能很好地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二）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设置不科学

单一监管和多部门联合监管是当今世界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两大主要模式，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采取的是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监管、分段监管与品种监管相结合的体制。具体到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管，现阶段我国农村食品监管职能部门配备专业监管人员少， 在实际执行中很多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是由乡镇政府来承担，而乡镇政府监管人员主要来自于基层政府，大多身兼数职，乡镇政府监管人员大都忙于政府本职工作，由他们来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既不专业，也几乎没有执法证件，因此引发农村食品经营户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排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乡镇工作人员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行为，农村食品经营户往往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抵触情绪较大，导致乡镇政府实际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较差。

（三）农村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不规范

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视，我国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也相继制定了一些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各民族的食品的品种和饮食习惯等都有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有较大的差别，虽然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要求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事实上要从国家层面针对所有的食品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不太现实，譬如地方特色小吃就没有办法制定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因此，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存在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其中地方标准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企业标准则是由企业来做决定的，这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食品质量安全认定不一致。

（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难度大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并且也相继采取了很多得力有效的措施。但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仍然困难重重，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量不够。由于我国农村区域广，特别是大多数的农产品并没有能够形成规模化生产，仍然是以单个农户为主要生产单元。由于广大农户食品安全意识不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初级农产品的产量，在养殖、种植过程中，违规添加非法饲料、滥用激素和超标使用化肥、有毒农药等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因为经营户数量多，并且很多食品经营户流动性大，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量不足，设立的监管站点也少，有限的监管执法人员难以挨家挨户上门执法。第二，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设备跟不上。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和食品安全的认证认可体系的不完善、政府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致使检验检测设备的缺失，使得对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监管难以实现。第三，多头监管执法导致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空缺。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对农产品安全的监管是由政府、工商、质检等多个部门进行，但是多部门之间监管职责的划分并不明确，所以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冲突，甚至还会因为监管职责的不明确致使对某些农产品安全出现监管空缺。第四，监管执法阻力大。农村食品安全的基层监管部门多数情况下并非专业设置，而是由基层政府来承担监管职能，但基层政府不具备执法资格也不具备执法证件，因此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农村食品经营户的抵制。在特定情形下，地方政府顾及本地的GDP 增长水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考虑也会对监管执法进行施压和干预。

三、加强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虽然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但是有关农村食品安全的立法零散，法律条文规定过于概括笼统，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和程序性规定和制定进展缓慢，因此其操作性不强，现有的法律处罚较轻、效力不够等都是农村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此，首先要对现有农村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使其形成一个内部协调统一的结构框架，避免某些人钻法律的漏洞，同时加快对相关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和实施细则的制定进程，增强其操作性，从而使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有法可依。其次，在相关法律中提高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额度，通过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治力度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刑法的打击力度。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其法律支撑，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为推动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当前，我国应主要抓紧以下两项工作。一是修订农村食品安全标准制度；二是对农村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强制检验制度。

（三）健全农村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大部分的农村食品经营企业存在规模较小、生产简陋、卫生条件较差等现象，并且我国农村食品经营市场较为混乱。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我国目前农村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备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严格的《食品进货査验制度》及《食品索证索票制度》，通过农村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构筑起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四）完善农村食品安全溯源管理制度

我国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针对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不断摸索和建立一种适合的农村食品安全溯源管理制度，这样既便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又能彻实保障农村食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问题食品通过相关手段和机制追溯到该食品经销商、生产加工企业，通过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也达到惩戒的目的。

（五）加快推动我国农村食品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

农村食品安全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政府的加强监管，同时也离不开公众的监督。加快推动我国农村食品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能够较好地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督功能。要加快建立与完善农村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网络制度，同时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公开透明，及时将食品安全信息公之于众，实现对农村食品安全的透明监管。

参考文献：

[1]程芳云.农村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9（04）.

[2]李国.浅析农村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06）.

[3]陈季修，刘智勇.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08）.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作者：李灿

我国农村行政管理论文 篇2：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思考

［作者简介］王丽荣（1954-），女，河北沧州人，安阳工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

［摘要］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快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阐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和创新的思路，即在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目标定位的基础上，政府和市场要多渠道投入，应用财政补贴机制、利用利益诱导机制和农税减免机制等，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

［

［文献标识码］ A

［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特点

公共产品是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成员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所有社会成员均能够从消费这一产

品中受益。因此，公共产品具有供给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的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村公共产品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农村的教育和科研、农业生产信息和技术服务、农业生产的技能培训、农村公共秩序、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等。

农村公共产品是社会公共产品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1）农村公共产品是特定区域内的公共产品，即对城市以外我国广大农村提供的公共产品。（2）农村公共产品是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即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10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3）农村公共产品是特殊历史条件或制度下的公共产品。其特殊在于：一是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它将使农民告别“皇粮国税”时代，同时，它将使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更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二是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它为我国财政向农村“倾斜”提供了物质基础；三是由于农业体制的转轨，农村人口从业的多样性，使当前公共产品的提供显得既复杂又多样。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存在巨大的缺口

1．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类的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农村的道路、电网、通讯网络、清洁的饮用水、燃用气等项目的供给严重不足。在城市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比较充裕，提供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的管理，也有比较完备的管理体系。而农村地区，这些基本的公共产品供应较为匮乏，除了少数农村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外，大多数农村至今基本还没有享受到这种公共产品，即使有的地方建设了生活所需要的道路、自来水等公共基础设施，但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当地农民的集资，并非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财政拨款方式向当地居民提供。在城市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在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还在进行之中，移动通信在农村的普及率也不高。城市的有线电视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但农村很多地方还很难看到有线电视。这些都是制约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因素。

2．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信息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农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常因缺乏市场供求信息而盲目生产，所以会经常出现产量增长而收入反而下降的现象。家庭承包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但各农户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过程存在着共性，都需要有诸如农作物耕种与收割、水利浇灌、良种培育、农药喷洒等方面的信息指导，这些信息作为公共产品是农民所急需的，需要由政府提供。

3．提高农民素质方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农村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加强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基础卫生防疫等的建设。但在农村这些供给严重短缺，从而制约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取胜的机遇。在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下，大部分农村的教育资源供给匮乏，学校的数量和教师的质量无法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我国现在有不少城市都已经在普及高中教育，但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连义务教育的普及都还不能很好地完成；在卫生方面，80%的卫生资源在城市，农村却只拥有较少的卫生资源，普遍缺乏医疗保障。

4．治理农村公共环境的供给不足。由于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局限，农村社区的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与城市社区存在很大差别。要搞好公共环境，除需要农民树立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意识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

5．恢复农村生态平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迅速，水资源匮乏，旱涝灾害频繁，土壤肥力减弱，环境污染严重。虽然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治理风沙、南水北调等，使环境恶化的程度有所下降，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缺乏政府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

6．对农民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现在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正朝着完善的方向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7444万、10648万、13709万，各地的救济制度都基本到位，包括城市低保等。但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没完全起步，许多方面还是空白。就目前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基本上还在建设当中，医疗保险还没有完全推广和普及。另外，对贫困人口的关注，农村也不及城市，因此在救济方面，农村也比城市差很多。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1．城乡供给制度不均衡。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工农发展模式，政府“重城市轻农村”，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失衡状态。在现行的公共品供给的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中，而对农村的投入较少。城市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包揽供给，而对农村所需的公共品的供给则很少，很多需要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来分摊解决。

2．农村政府机构改革乏力。农村基层政府机构膨胀，导致基层财政经常性费用开支规模过大，地方财政不堪负重。现在很多乡镇级政府为了养活机构管理人员占用大量的税费资源，而为当地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甚至更多情况是给农村居民带来麻烦和负担。基层政府从计划体制沿袭而来且不断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因资金制约而供应不足的直接原因。

3．城乡自然条件的差异。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域广阔，而居住人口相对分散，公共产品的提供与享用往往存在着成本—收益不对称的现象。以农村道路建设为例，尽管设施完善的公路将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道路建设投资额较大，而使用人口主要是特定区域的少数农民，当投资主体缺少投资资金时，很容易出现公共产品投资的盲点。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和山区尤为明显。所以，城乡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高于城市。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和创新的思路

（一）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定位

应转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真正把农村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度政策方面，坚持以城乡统筹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农业投入的力度，强化各级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一是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三是改变支农支出主要用于“人头经费”的状况，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个农民，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每一个农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四是调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五是适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循序渐进，有重点地加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二）改革和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1．广泛应用财政补贴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例如，农村公路建设，政府可试行补贴沥青、水泥以及部分现金的方式，鼓励农民出工出力，共同提供乡村道路这一种公共产品；新村庄建设和旧村庄改造，政府可以试行补贴钢筋、水泥、自来水管、电缆电线、电话座机等；可在贫困县试行发放义务教育券和免费午餐方式等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入学率。在我国还要继续推行村村通（通路、通电话、通电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彩电进万家，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包括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在内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用足用够WTO允许使用的“绿箱”、“黄箱”政策。“绿箱”政策中，我国目前政府所能利用的仅有一部分，如一般政府服务中，有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服务、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营销和促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等，在这些方面一定要用足用够。我国还可以利用“黄箱”政策，对国内农业进行必要的补贴。如通过对农业生产化肥、农药、良种和灌溉等投入品的价格补贴来减少农民种田的成本支出。

2．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要改变过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只有政府和农民参与的状况，鼓励企业、集体、私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投入，要建立多渠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多鼓励第三方参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我们要构造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企业、私人联合进行供给。如农村水利灌溉系统、农村道路建设等成本较高的公共品可以由政府与企业、私人联合起来进行供给。二是农村合作组织供给。对于那些受益范围小、外溢性小、受益群体相对固定的公共产品，可由受益农民群体的合作组织进行提供，这样可以提高供给和管理效率。三是私人供给。一些农村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进行投资，对消费该公共品进行收费，进行市场化运作，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四是非营利性组织的参与。鼓励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这样可以改变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渠道。

3．为专业合作社提供风险担保、贴息支持。要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必须从“社会化、小生产”的现实出发，为农民建构“大服务”的体系，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化需求。如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服务。

（三）改革和创新农村行政管理制度

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农村地区行政管理制度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如果一级政府的行政成本大于或等于可能产生的收益，那么该级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则可以考虑撤销乡镇级政府和财政，将原来由乡镇级政府执行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职能收归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由县级相关职能机构执行，县级辖区内不同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通过建立乡公所或中介机构来实施。农村自从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府的收税功能不复存在，义务教育作为纯公共产品由各县级财政分担，乡镇政权已经是一个空架子，而且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相当严重，可以说基层政府志不在此。如果乡镇政府改制为乡公所或中介机构，乡以下实行村民自治。通过这样的改制，既可以精简机构，节省资金，加大农村投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也可以减少腐败现象。

（四）改革农村财税制度

对参与新农村建设投入的企业，应该明确其可以纳入“所得税扣除项目”的捐赠款和捐赠物。在新农村建设中，产生了很多种类型的捐赠方式，这类捐赠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纳入所得税扣除项目”问题。目前，我国制度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进入企业成本。3%这一数额太小。国外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一般都可以全额免征公司所得税。二是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涵盖面问题。我国现在对公益、救济性捐赠涵义为：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在这个定义中，没有明确“矿村联动”、“村企互动”等直接捐赠形式。“矿村联动”、“村企互动”是新农村建设中产生的一种崭新形式，这种形式中的企业方，作为政府之外最大的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应该有选择捐赠对象的权利。因为，如果捐赠的溢出范围较小，基本上是社区受益，容易刺激捐赠人多为社会作贡献，减轻社会和政府的压力，并且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应该给予鼓励。如果缴税给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税款用途被模糊了，反而抑制了缴税的积极性。我国制度应该明确规定：纳税人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供社区居民免费消费的公共产品投入，应该纳入捐赠的范围，给以“全额纳入所得税扣除项目”的待遇，但应该在国家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下进行。可以考虑建立“新农村建设基金”，指定捐赠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卫生防疫、道路、通电、通自来水、沟渠整治疏通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防止捐赠被用于营利性项目和用于修庙建赌场等低俗项目。

（五）公共产品的供给应由以货币投入为主改为以实物投入为主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村容村貌的建设，因此，对建设材料种类、品种的需求大致相同。为了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村容村貌建设的速度，可以考虑采取由上级财政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钢材、建材、水利设施、电信广播器材、家用电器等产品，向农村进行实物投资，形成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这样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有效避免货币形式投资所容易发生的资金被层层截留、挪用的问题；二是可以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三是可以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村容村貌建设的工程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1]徐理结.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创新[J].经济问题探索,2007,(3):23-27.

[2]胡宝珠,杜晓.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原因及对策[J].云南社会科学,2004,(4):14-17.

[3]刘鸿渊.农业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J].求实,2004,(2):92-94.

[4]张国富,孙金华.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新农村建设[J].经济问题,2006,(2).

[5]彭斌,刘冰子.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与对策[J].商业时代,2006,(36).

[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王丽荣

我国农村行政管理论文 篇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基层民主的关联影响分析

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众多，其大规模的流动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稳定和发展既有正面的包括发展经济、培养政治参与和稳定社会秩序等影响，也有负面的包括村级治理人才断层、民主权利边缘化和农村“空心化”困境等影响，对这些关联影响进行厘清，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民主；关联分析

0 前言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自1982年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开始，我国“村民自治”正式开始。时至今日，我国农村已经完全建立了以村民委员会为权力行使方式的基层民主自治，广大农村农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权利，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农村各项公共事务和重大行政活动民主自治，成为了我国最大范围的和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伴随着我国农村改革关键步骤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沿海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潮，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开始离土离乡进城务工，并呈现出数量持续上升、跨区域流动日渐频繁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大，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影响全球经济产业布局承接转移的重要社会现象。仅199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就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而这些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举家外出的又占了近三分之一，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1 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产生的正面影响

这些影响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正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们不能获得最基本限度的物质生活保障，就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这样将会迫使成员们主要或者完全是首先要保障和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就不可能再有多少心思去考虑社会的民主问题。实际上，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为了获取自身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些转移劳动力经过外出务工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必然会连带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之后，广大农民的基层民主政治关注度将显著提高。因此，切实保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权益，也就是为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1.2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提高农民的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度

培育和引导合理的政治参与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参与是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政治参与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政治行为能力，能有相应的政治态度、政治思维和政治选择能力，这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存在前提。再完善的政治制度，如果缺乏赋予这些制度以生命力的政治参与者及其参与行为，本身都是一个摆设。这些参与者的心理、态度、思想及其行为方式都必须要和制度层次相适应。农村流动劳动力经历了区别于其他农村人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其相对广阔和先进的经历与视野，既能促进他们的综合素质，又能提高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意识，使其逐渐演化为合格的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参与者。

1.3 农村劳动力转移能提高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一切民主政治能得以发展的环境都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已经发现，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主要都是由于城市化在外围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横向流动的机会和平台。我国的农村优良耕地少、人均土地占有量偏低、地区发展水平不均、相对贫困人口较多，因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成为了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土地矛盾、水电矛盾以及各类治安问题的频发就成为了很多农村的现实写照。伴随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外出务工产生的现金流大量回流农村，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多资源少而产生的争利矛盾，缓解了因为经济利益之争带来的直接压力和冲突，为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2 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

凡事都是利弊兼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解决了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劳动力资源转变成了劳动力资本，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起到了重要积极的正面影响。同时，这么大量的持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对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大量优秀的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导致村级治理人才相对短缺

对较为封闭保守的农村落后地区来说，外出务工是各方面要求相对较高的市场逐利行为，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相对优秀的中青年农民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外出就业冲动更强，更易成为骨干。他们的外出转移流动对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造成较大的影响，而留守农村的大多数农民的文化、思想和身体素质都明显处于相对弱势，致使村委选举难以选出大家都满意的村级治理人才，也就难以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同时，这种流动带来的高额利益回报也使得大量在外务工的优秀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参与自治，充分贡献自身才能。甚至包括一些被选上的村委干部也会深受影响，一味借势外出打工，忽略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严重弱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2.2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其民主权利逐渐边缘化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需要相应的组织系统保障的。我国目前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基本都是根据户籍来确定选举权利，在外务工的流动农民工限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一般难以参与和行使其民主权利。虽然他们也会保持与本村的接触联系，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层次、要求以及离土离乡的权利意识淡薄和利益关联性减弱的原因，实际上等于已经变相放弃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权利。已有学者研究指出，仅有19.3%在外务工农民工参加过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 。由此可见，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民主权利边缘化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较大负面影响。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形成农村的“空心化”困境

相对于整个农村人口来说，文化程度、身体素质较高的大量中青年农民的外出务工，会大幅降低农村既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际上，留在农村的大多数都是妇女、老人、幼童、病患、体残等情况。这种局面一来将会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留存的这些劳动力很难保质保量的完成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将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耕地荒废以及农业产出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将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形成重大冲击和挑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于农民通过自治方式自主行使权力来保障权利，但是如果很多农民都不在农村了，这种民主就很难具有全面的代表性和真正的内涵。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流动势必为农村的发展带来大量资金、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但是也有可能因为缺失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持而成为离心力式的流动，空有流动而没有实质的发展，陷入“空心化”的发展困境。

3 小结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既具有发展经济、培养政治参与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正面影响，又具有导致村级治理人才断层、民主权利边缘化和农村“空心化”困境等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审慎的加以判断和分析。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要环节，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这种劳动力转移还将继续。对于我们来说，怎样科学、合理的引导和安排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外流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转移的正面效应，最大化化解负面效应，深入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注释：

① 徐增阳，黄辉祥.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2（6）：110-116.

参考文献

[1] 王浦劬.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 竺乾威.公共行政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 科恩著.聂崇信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 孙立平.守卫底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徐增阳，黄辉祥.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2，（6）.

[6] 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2）.

[7] 亨廷顿（著），李盛平，杨玉升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王生（1980-），男，四川成都人，攀枝花学院土建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

作者：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