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

摘要：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绿色发展，多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对以往的发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除了强调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之外，更加体现了对人的发展的深刻关切。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 篇1：

中华民族精神所彰显的自然与生命

摘要：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文化意义。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表达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对于我们合理求解人与自然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启示。顺应自然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它启示我们要摈弃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要自觉培养一种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

关键词：中国精神;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生命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2.006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秩序，也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节奏。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重大威胁，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正遭遇严重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举国上下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迅速汇集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经过全体国人的艰苦努力，我们的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应当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拿出更大决心和行动。全世界各国应淡化意识形态之争，深化抗疫协调交流合作，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构建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

反思有利于进步。这场空前的抗疫防控阻击战，也许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太多的思考和启示。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应该痛定思痛，深化理论的自觉意识，特别是努力结合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精华，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现代性的进程与危机，以期助力国家总结疫情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升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

一、解读“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和积淀中逐渐形成的，集中彰显着本民族的特色和本质，因而体现和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灵魂。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华夏各民族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原生动力。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诉求就是《周易》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史上，《周易》被称为万经之首、大道之源，因为《周易》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框架。而这两句话，分别出自“乾”“坤”两卦的“大象”。“乾卦”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是《周易》中唯一的纯阳和纯阴之卦，既代表了阳之范畴与阴之范畴，又代表了不同于人类社会生活系统的“天”与“地”两个概念，最终所谋求的是天人合一之文化境界。

“天人合一”的信念是中华文明创生的大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中国“和合”文化，是中华人文传统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2014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天人合一”集中体现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之所以能够“统一”，究其根本，源于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来源于自然，因此“人道”不可能与“天道”相冲突，毋宁说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赓续。恩格斯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强调：“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人类只有深切地意识到与自然的相互印证、互养相成，才能够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价值诉求。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哲学中，“天道”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于人伦世界的纯粹“自然”观念，而是被把握为一个含蕴至善价值规定的本体或万物统一体。人是可以通过“尽心”“知性”而达到“知天”的，在人性或人道中内在地就拥有天道，因而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则必然是一种以人性或人存在目的的实现为前提的“天人关系”，而其最终的指向性必然是天与人的合一。

在中国哲学看来，大自然的运行刚强劲健，有其固有的周期与规律，有道是“天行有常，不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宇宙在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奋进前行。《周易·系辞》指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是秉承了天地之大德而生成的，因此人要力求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性天相通”的观点，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之理是由“天”而赋予“我”的，人们只要自觉做到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把握自然，“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道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老子》第七章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此处的“不自生”意指不自私其生、自营其生。生命是在与“他者”的相互成就中绽放的，因而，“生命”与“自然”具有着天然的亲缘性。而儒家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就是道，就是自然规律，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运行的机理，所以需要依“天道”而行，与自然同道。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态度上。如果说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那么西方文明则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信念。这一点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滥觞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人们对生命的感受日趋经验化、物质化。以当代西方社会为例，在科技文明与资本经济结构的冲击下，人们的传统生活根基正遭受严峻挑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生产日趋专业化，消费日趋大众化，生活节奏越来越加快。人口的大量迁徙流动导致人际关系的表面化，使得个人的生活方式日趋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外在世界，越来越难以确立真正的自我。在此种复杂且无法捉摸的状况下，个人便无从确立自身的生活原则。而科技文明本身所特别强调的又是技术，当个人的生活为外在的分裂世界所瓦解时，个人便丧失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原则，从而被物化了的存在所淹没，人的内心世界亦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注重物質而忽略精神，注重当下而放弃将来，最终造成这样一种现实：生活技术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原则。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狂风下，一般人在生活上只问“如何”而不知“为何”，只问如何生活，而不问为何而生活，人生逐渐失去了庄严的目的。

而天人合一的核心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主张天人协调，追求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相类相通，以达到统一。中国哲学强调只有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之下，去展开人的文化创造、展开人的生命与奋斗，这个世界乃至个人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毋宁说就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展开。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此为楷模，自强不息。华夏民族栉风沐雨，一路走到今天，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前行。作为君子，既要“善利万物”（道家），还要“厚德载物”，即以自己宽厚的德行去承载万事万物（儒家）。这是知与行的统一，既深刻体认这种精神，更要身体力行地加以自觉实践，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而信念弥坚，饱经磨难而斗志更强，正是得益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深层精神信念的支撑，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灾难中所积聚成的强大实践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突如其来的疫情，唤起了全体国人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无数人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守望相助，勇于担当，共克时艰，从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并没有随着岁月而褪色，它必将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中国精神所彰显的自然与生命

当前，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警示着人类社会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共同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报告称：“2019新冠肺炎病毒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的考验”，呼吁全世界共同行动，采取果断、包容和创新的政策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减轻对人类的打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也再一次提醒人类：人的生命在浩瀚的宇宙自然面前是何等的无助、何等的脆弱。尤其是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类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让人文精神照亮时代危机的重重阴影？人类应该如何去对待生命、对待自然？

时代的紧迫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在这一语境下进一步去体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恩格斯曾经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

的确，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似乎越来越让位于“人与文化的矛盾”，文化铺天盖地包围着人类。因此，以反思人的文化世界为主旨的“文化哲学”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哲学思潮。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遮蔽了，绝非意味着人类可以挥舞文明的解剖刀肆意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早在1991年，笔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意在说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是现代人类文化自觉的重要结果。因为人类文化的突飞猛进，展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对立、冲突乃至和谐，人类只有真正达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意识，才能把握真正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诉求究竟是什么。也许这种历史的进程是必须的，否则人类便无法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这方面，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作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自有史书记载以来强调敬畏自然，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如孔子讲君子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首要的就是“畏天命”，天命是超人间的主宰者，万事万物乃至于人的一切行为均需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在孟子那里，心、性、天三者的内涵与意义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尽心即可知性，知性也就能知天，心性本指向人，既然尽心可知性，则知性又能知天。《庄子·天道》篇中讲：“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既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因此必须敬畏自然、敬畏天地，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宇宙自然充满了神秘感，它每时每刻都在创生着新的灵性，孕育着新的生命。中国文化从未将人看作完全孤立于自然的存在，也从未将自然视为纯粹的客体，而是坚信自然给予人类以生命，人类也在自然中成长，并在对自然的敬畏中获得生命自我的确证。人类和各种有生命的物种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借助大自然的赐予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自然界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又是维系物种生命活动的必要环境与条件。

人类起源于天地万物，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莊子讲“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孟子认为，人性作为生命之根据，它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所构成，而这四心又对应着四种道德，即“仁、义、礼、智”。人性作为内在于人心中的潜在性，需要“扩而充之”，去实现这种潜在性和“未完成性”。人性的潜在性之完成与生长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绽放过程，故《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道”既是自然也是人的生命，因此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毋宁说它就是人生命的内在超越根据。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我们唯有对自然深深敬畏，对生命无上尊重，才能够在本真的意义上发现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领悟人生的意义。

诚然，今天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人化的世界”，并且这“人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巨大威力，使得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自然平衡稳定的需求不相适应，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大。同样，由于对自然规则的破坏，导致了运用资源的过程不能达到可持续的要求，竭泽而渔，一方面自然对其基本“稳态”的维持会对我们的破坏行为乃至人的生存进行阻碍;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破坏也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

对于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恩格斯曾经有过明确的强调。他认为从人的进化史来看，人来自自然，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对人说来有两种意义：一是人的来源，二是人的对象。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其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为了生存，人需要自然，而自然却不是人的产物，它外在于人的需要，因而自然就成为人所需要克服的活动对象。这样，在人的生存需要和自然的外在性、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强制性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显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逻辑与历史前提决定了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人就秉承了自然之灵性，理性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在此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关联性。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决定了人类与宇宙自然受一种相同的规律制约着，在精神主体的超越与升华中，人们必须同时感到，这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就是自然母体所赋予人们的禀性，人们是在与宇宙自然的对话中完成这种超越的，所以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既不会因为外在自然的无限广大神秘莫测而感到自我的消失，偶然的生命存在淹没在必然的宇宙演化变迁中，也不会因自我能动性的伸张而把宇宙自然的目的寄托在个体之自我完成之上”。因此，在对自然的超越中同时保持对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这是人类在现时代所应采取的文化态度。

尊重并敬畏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中国哲学讲求敬畏自然，要在与自然的圆融相处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体味生命的意义。敬畏自然，这同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从生命的主体出发显现自身的力量，是母体自然赋予了人类以生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将自然把握为一种宇宙本体存在，并对其采取认同的意向;既然自然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必然具有某种智慧，可以将其视之为自然智慧，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智慧是自然母体智慧的部分显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永远不要奢望去战胜自然，而要始终将自然视为自己的智慧之源。

在今天，我们重提敬畏自然，已经不是因为对自然“无知”而畏惧，而是在科学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一种敬仰和尊重，这其实也是一种真正的文明进步。生命只有一次，地球只有一个，自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学会敬畏自然、亲近自然，既要珍爱我们的生命，更要爱护我们的地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美好的发展。

三、“顺应自然”凸显中国智慧

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关涉当代人类的发展，更关涉未来人类的命运。诚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但是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而言，它必然表现为由简单的抽象向日益丰富的具体上升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大致表现为如下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适应的、受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类全部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一种则是实践的、需要的关系，人类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多样需要的财富的源泉，人类通过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种为伦理学的、道德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人类向大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与保护，与自然和睦相处。此外还有美学的或审美的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最高体现，大干世界的宏伟、秀丽、宁静、幽深所激发出来的人的美感，对自然美的体验、认识及其教育，都是这种审美关系的表现形式。”这三种基本形式，折射了人类自然观由自发（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向自觉（人与自然的互养相成）的文明提升。

对于上述人与自然关系所展现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有过生动的说明，这具体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理论”之中。对此马克思的完整表述如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从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存在关系入手，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个形态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如果说在马克思所称的“最初的社会形式”下人对自然的适应、依赖、受制约的关系占优势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大形式”的社会形态下，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征服形成了更能显示人的能动性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实践和“多方面的需要”的关系。大工业文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的实践需要，将愈加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伴随而生的人类对自然界征服索取的恶果也日益显著，物质财富的增加助长了人的占有欲与傲慢，而忽略了与自然所应保持的和谐与统一。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顺应自然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秉持的文化理念。对于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显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适应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党中央提出了“顺应自然”这一新发展思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契合自然发展规律。“以辅万物之自然”（《老子））第六十四章），赞天地之化育。这既是一种现代生态文明观，更是一种现代化发展实践的中国智慧。

的确，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但这里的“精华”与“灵长”所表达的是人的明智与责任，即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全面而深刻地观照天、地、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恣意宰制天地，人之可贵在于处于天地之间，就要顶天立地、化育万物、顺应自然，不可恣意攫取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要“敬天保民”，始终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顺应自然”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實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要摈弃对自然的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和谐发展。工业革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是巨大的。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自从近代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改变了地球上75%的土地和66%海洋生态系统。确实，从人类的发展速度来讲，未来能够在地球上找到一份“净土”，可能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的人类掉进了现代生活的深渊中，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了现代生活的三大支柱，这导致人的现代生活渐趋物象化、理性化、程式化和技术化。然而，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彰显的仅仅是人的经验生活维度，这种经验生活维度一旦走到极端，必然要遮蔽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维度。

由此看来，对于自然，我们必须慎言“改造”和“利用”，尤其对于种种涉及自然命运的重大决策，也必须谨慎论证，节制操作，因为自然的命运可能以种种复杂和难以预知的方式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相关联。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无数自然灾难告诫人们，我们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不断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还不自觉反省，更多的自然灾害也许还会降临。我们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自然万物都是有其“边界”的，边界保证了万物是它自己而非其他。这个地球是一个既美丽又容易受伤的星球，如果不加节制地开采、肆意地破坏，必然会导致地球千疮百孔。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努力将人对自然的改造控制在大自然能够消化和吸收的范围之内。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让有限的资源能充分地循环利用。这就彰显了尊重自然、崇尚绿色的中国智慧，为人类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贡献了中国方案。努力找回我们曾经遗失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境，让顺应自然真正成为国人现代化实践生活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其次，要自觉培养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人是一种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需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来完善、充实自身。人的这种“身一心”二元结构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应有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强调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生存”提升为“生活”。在他看来，“生存”只是一种物理事实，而“生活”才标示着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需要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极限意识，去重塑我们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更需要从顺应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展开历程。

“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诉求。现代文明推崇节俭，在其根本点上是基于我们对有限资源的珍视。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消耗，但这一切更离不开节俭。现如今，中国正在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社会化建设时期，需要我们每个公民在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朴素节俭，珍惜财富，合理使用各种资源。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生活领域，都应该倡导节俭，反对奢华铺张浪费，尤其是注意对过度消费的抵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发扬节俭的精神，崇俭朴戒奢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共同维护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自律是一个人根据自我和环境等状态，选择与自己最匹配生活方式的一种能力，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获得更大的身心平衡与享受。自律源于我们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自律的生活可以让人走得更远，自律应该成为一个人自然显现的一种生命状态，良好的自律性会带给我们健康和乐观的生活。摒弃虚荣、浮躁和无知，拒绝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回归真实、从容、淡定的心态，培养自己的恒心和耐力，明晰未来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承传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遗产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等。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和人之间的生命情感，一个人只有守护住人文情怀，才能搞清楚“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才能超越单向度的经验与物质欲求，让生命洋溢人的目的性关怀。

再次，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它的文明神经往往越敏感和脆弱，因此需要居安思危，对其进行精心呵护。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追求自然与生命的圆融，是人生的重要追求目标。从哲学层面来看，居安思危源于人的忧患意识，它是人对某种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状态事件的防范和谋划。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价值内涵，它表达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如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就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赓续繁荣的重要基因。

今天，面对自然，我们需要培养忧患意识。因为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安全，人类就必然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之中，就像恩格斯所警示的。而今受伤的自然已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如果不改變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后果将不堪设想。从顺应自然的角度说来，人类应当承认，自然将永远大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这是由认识对象（自然）的复杂性和人类心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盲目的理性乐观主义常常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他们相信人对自然的控制就像对机器的控制一样容易实现。人类应该自觉认识到，我们所强调的“顺应自然”恰恰是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的，它因此不再是对人的单纯束缚，毋宁说是人自由的真正表达。

在此价值关切之下，人类需要提升和优化人的生存观念，改进人的生存品质，凸显人的生存意义。今天，我们尤其应该倡导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既正人德，学会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又正物德，做到物尽其用、富裕民生，最终达到兴利除弊、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只有人的生存观念有根本性提升，人的生存品质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人生存的意义才可能凸显，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经过这场新冠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我们的确应该反省，让这场灾难成为真正改变人类行为的契机，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大自然与地球所有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进而去认真敬畏自然、呵护自然，让未来人类文明脚步继续前行。也许这种人类行为的改正首先要取决于生存观念的提升。人作为能动的、目的性存在，需要葆有健全的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范导下，让我们的发展目标充满人文关怀，让我们的实践行为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们专注于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让我们真正构建起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社会共识，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责任编辑 付洪泉]

作者：邹广文

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 篇2：

绿色发展理念的人文意蕴

摘要：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绿色发展，多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对以往的发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除了强调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之外，更加体现了对人的发展的深刻关切。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双重释义，既有以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内涵，又有以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社会各领域变革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意。同时，绿色发展理念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的发展；自由全面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地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作为“十三五”和更长一段时间必须坚持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评价了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并明确提出，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活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首次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新的发展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延续和发展，是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成果。新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其中，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之中。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西方工业化以来主体性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也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的总结。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体现了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生态发展三者关系的探索和关注。因而，绿色发展理念并非纯粹的是一种关切自然的发展理念，其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对人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发展的人文内涵

关于人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哲学家探索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十分重视德性的完善，对人性问题和人的修养进行过持续的探索。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为宗旨，认为认识的中心任务是照顾自身的心灵，自此开启了西方哲学对人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转向。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以人性关怀、尊重人权和个性自由为价值诉求的理论家。康德认为：世间万物存在一种复杂的目的结构，其中的诸多事物既是其他事物的目的，也是另外事物的手段，而在这个复杂的链条中，“人是创造的最后目的”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是唯一不以他物为目的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及人的本质，以具体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提出了建立新世界的伟大构想。

可以说，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因此，一种健康、科学、顺应历史潮流的社会发展理念必定将人作为核心，以人的眼光看待问题，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却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作用进行了过度发挥，反而制约和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思想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不加遏制地增长所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明确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需要依靠自然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源。自然界既是人的肉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精神世界丰富的物质对象，离开自然界，人类身体无法维系，人的精神也无从满足。因此，倘若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地发展，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不是表面看到的自然资源短缺或者生态环境破坏这么简单，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機。

对人的发展的考察应当放置于具体的关系之中才能进行，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应当在各种关系处于平衡、和谐时才能实现。具体的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以往的发展理念中是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传统的发展理念是以物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的发展观，这种观念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被直接归结于利润和GDP的增长。同时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其它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不去考虑其内在蕴含的生态危机、道德伦理危机等社会问题。在这种观念之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乃至人本身都是无条件为经济扩张服务的，它既没有考虑人的发展，也不曾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是将人和自然都作为实现资本扩张的手段。

绿色发展理念也体现着对人的主体性的深刻反思。人们利用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研究、开发、应用，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自身的发展程度。但在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合目的性的背后，还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具有受动性、适应性、合规律性。因此，人的主体地位不能通过破坏自然而实现，自然界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客观保障，没有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别也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在认同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要求对主体作用进行合理发挥。绿色发展的理念并非是要求人类无为而治地适应自然，而是要求在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以对人和物的双重尺度的辩证把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持续发展，以及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致力探索的问题。文明的发展过程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人的本质力量越完善，经济越繁荣，社会就由此呈现出日益进步和文明。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遭遇到了一个明显的桎梏：工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对自然的巨大破坏，使得自然界成为了人类的对立面，人之于人的自然本质以及人的自然存在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异化。工业文明的确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并未给人类带来最初设想的幸福生活。相反，自然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破坏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家园。人与其自身生存环境的异化，成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基础，这一价值理想最终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在当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单纯从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程度的提升等视角来审视人的发展已然不足以充分彰显人的发展的深刻内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现实条件，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在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中，利用公共资料进行劳动，并且个体劳动成为社会劳动之后，才具备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因而，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自然界又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就无从谈起。2014年习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实现这一理念，就意味着要将绿色产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习总书记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这里强调了，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发展”，这种发展既有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经济社会效益的生成，更有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交往的普遍性说明只有当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呈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而自然的关系之时，才具备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相应的交往关系。而绿色发展提出了要以绿色的方式去发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进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发展。

同时，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呼吁以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来实现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变革，进而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改变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通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协调，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绿色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美化和优化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使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实现全新的变革，在推动生态文明的不断进行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就此意义而言，绿色发展应当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运用智慧在研究、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和保护自然，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是以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发展，进而实现社会整体的永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具有深刻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全新的发展理念。

二、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把自然界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在中国古代，自然的最初内涵就是“自成”、“自然而然”。《道德经》中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要顺乎自然而为，人的行为要遵循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自在性是自然的根本特性，自在首先是指存在物的独立性和自立性，既没有被创造，也没有被改变，而是自生的、天然的、非人工的，没有加以修饰或改造过的。因而自在自然是指，在人类历史出现之前那部分没有人类行为干预过的自然界，以及尚未被人类认知或尚未被人类活动涉足过的自然界。而人化自然，在马克思看来，既是人类发展的客观现实，又是认识论，也是社会历史观。人化自然是指，在人类实践的影响下已经被人类认识、掌握、开发、利用的自然界，是打上人类劳动烙印的，经过人类改造过或是已经认识到但尚未改造的那部分自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自然界已经离最初的自在自然愈来愈远，而日益成为了人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作为自然的能动的部分和组成，通过劳动实践互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时获得之前没有获得的真理性认识，自然规律和自然界逐渐从自在的存在转化为为我的存在。

马克思是在人的发展的视野中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在感性的生产活动之中，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存在关系，正是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据此，马克思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具有同一性，在人类出现之前，没有时空之分，自然界本身是一片混沌。人类出现之后，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一步步增强，认知、开发、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一步步提升，由此开始了对自在自然的探索和利用的过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改造自然的历史，因此自然史和人类史具有同一性。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自然界和人本身都成为了资本运行的一个环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发展就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就意味着利润的增长，因此物质财富和消费品数量的大幅度提高成为了发展的目标。人的欲望不断被生产出来进入资本的再生产，而对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也毫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逐渐触及底线。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也就是失去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方面，自然（感性的外部世界）日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其生活资料，另一面，这个外部世界日益无法为其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这样的自然，虽已被人类认识和改造，但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在这个阶段，人同劳动、同自然、同自身都发生了异化，人的发展处于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只是看上去是独立的个体，但实则深受资本的支配和奴役。因此，显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和谐发展的阶段，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

无疑，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其它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但物质资料的生产却并非是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和向往，以及当代中国要追寻的中国梦都告诉我们，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这种忽略了手段和目的的观念，无疑对于自然界和人都是一种损毁，不仅可能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崩溃，更有可能致使道德危机乃至人类文明危机的发生。

在当代，地球上大部分面积都已被人类探索和利用，成为了人化自然。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意味着依照自然规律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利用与保护，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同时促进自然资源的再利用，进而使自然界不仅成为当代人而且成为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源泉。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保护和重建，更重要的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共生、互动和发展。2015年9月，习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他指出：“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蒂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自然界变成了人的无机身体，成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但人作为物质的感性的存在始终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必须把自然当作自身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对立的方面，才能够与自然实现和谐发展。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可持续发展是指，当代人的发展不以牺牲和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也就是说其着眼点是立足于让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持续为经济增长所用。仅仅立足于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仍旧是立足于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前提下的一种保护，并没打破工业文明固有的思维模式。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而言还不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绿色发展理念所要求的，是需要人们去不断地探索、挖掘，寻找出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之路。绿色发展理念中囊括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不仅仅是保护环境一句话这么简单，它要求人自身的智慧、能力、素质进一步提升，从而对自然规律进行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和把握。促使自然界既成为人自身发展的源泉，也使其能够通过人类智慧实现再生、再造、再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发展和再挖掘，体现了人与自然这一主客体关系的双重互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的发展道路的反思，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重要的突破和改变，在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改变着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倘若无法实现绿色发展，人类文明也将无法前行，被人类历史发展所碾压的自然资源和遭到重创的生态环境迟早会给人类文明的发展以致命的反击。人们必须通过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理性认知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重新选择，自觉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应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这不仅关系着民族发展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更关系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长远利益和最终目标的实现。

三、绿色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革命实践的根本目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人的生存发展的异化状态，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现实关怀。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仅仅将人看作政治公共领域的无差异的个体，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异化状态。而绿色发展理念，不再仅仅是一种价值诉求，更多是要从现实的角度，通过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个性、人格等各方面的完善和健康发展。这要求发展既是为了人、服务人，也要求发展需要通过人、利用人。因此，人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做好这二者的平衡，方能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正是通过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合理诠释，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是目的自不待言，人需要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但是人并非孤立的个体，“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人也不可能孤立地摆脱各种现实关系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人自身也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也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和付出来满足生存发展的条件”丰子义：《生态文明的人学思考》，《新华文摘》，2010年第7期。。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识到，人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利，同时更是一种义务。绿色发展的理念强调改善自然环境是每个个体为实现自身发展的权利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任何以牺牲自然生态来获得的发展都最终会因为人类责任意识的缺乏而伤及自身。

绿色发展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的生态基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获得更加丰富的内容。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物质对象，也是人的精神世界关照的对象，因此自然界之于人，不仅具有物质关系，也具有审美关系等精神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自然界对于人而言，并非仅仅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它同时也可能是美的源泉，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人们在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精神享受，进而培育出健康的心态和高尚的审美意识，获得丰富的创造乐趣和生活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也是人利用智慧建设新型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明样态，是对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与环境对立和人对物的深刻依赖的反思，也是人的发展过程新的转折。建设生态文明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是人的智慧的进一步发掘和审美意识的萌发和建构。绿色发展理念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智慧，这就将自然界的物质价值融入了人的精神文化价值，与人的需要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新发展理念强调社会发展从整体上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建构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因此，綠色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可能。绿色发展观是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新发展理念，对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都具有指导意义。在经济发展层面，绿色发展理念是要进一步实现由以物质投入驱动转向以人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培育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当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难以为继，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将面临转变。张梧：《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文精神的重建》，《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对人的自由创造精神进行全面的释放和培育。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公平的推进，能够带动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为人的自由个性、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绿色发展理念还进一步改变着以往社会发展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方式，努力推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将公共资源保护、社会财富分配等都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另外，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构建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绿色的发展理念也意味着变革当前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文化。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消费问题是整个地球发生环境危机的最核心因素。要实现绿色发展，解决生态危机，必然要改变现有的消费模式。在当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一切都应消费，一切都被消费”和“我买故我在”成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念丰子义：《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学审视》，《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同时，过度消费、象征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比比皆是，甚至身体、发肤都成为了当代人的消费对象。这种不合理的消费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掠夺和享用。这种过度消费，表面上看是人的主体性的自由发挥，但实质上却导致了更大的不自由。因为人产生了对物的深刻依赖，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在物的支配下变得更加不自由。而要想摆脱这种不自由，就必然要倡导以满足合理需求为出发点的消费方式，也就是重新确立人在消费中的主体地位。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人们在活动中，从自然界索取自然资源和占用环境空间之时，在享受自然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的一切服务功能的同时，避免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和破坏，这就势必要重新构建合理的消费文化，建立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绿色的思维方式，确立绿色的价值取向。要建构合理的消费文化和建立绿色的生活方式，不仅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盲目消费本身就是一种人与自身无法和谐相处的表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焦躁心态导致非理性的投资和消费，非理性的投资和消费从长远看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会导致泡沫经济甚至经济危机。合理的发展必然是健康、平稳和理性的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让绿色、生态成为生活消费的新导向，让优质的生态产品成为附加价值的重要组成。绿色的发展理念及其所倡导的绿色生活方式能够让人的心态日益平和，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使人不断摆脱异化状态，进而成为自由、全面、丰富的人。

绿色发展理念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理念，也是人的发展理念，它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体现了深刻的人文意蕴和人文关怀。绿色发展理念关切环境本身，更关注人本身，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界发展关系的全面把握。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不仅要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理解，更要从经济、生态、文化、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全局进行把握。通过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进而建设美丽中国（责任编辑：石洪斌）

作者：王颖杰

利用有限资源协调人与环境论文 篇3：

试论生态意识的特征

摘 要：生態意识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和永续性（未来性）等四大特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立足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把握人与自然的系统性；要遵循公平性原则，保证在资源配置和环境权益上实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要以和谐性为要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以永续性为目标，避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积极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词：生态意识；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永续性

提高全民族的生态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识支撑。所谓生态意识是指，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在这种正确的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生态意识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公平性和永续性（未来性）四大特征。其中，整体性是前提，公平性是要求，和谐性是要害，永续性（未来性）是目标。对生态意识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能够为美丽中国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意识支撑。

一、生态意识的整体性特征

人与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整个现实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而，生态意识作为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也必然具备整体性特征。只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才能完成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

生态系统作为生态意识的整体性的生态学基础，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群落与周围环境组成的自然体。人、植物、动物、土壤、阳光、水等紧紧地联系在生态系统这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共同体之中。“在自然的面貌中，人也看到了自己，作为成员，作为整体的一部分。”[1]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要有人的存在，同时，生态系统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审美客体、价值客体。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人没有能力制造出一个完全人工的生物圈或者生存环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类认识自然的时候必须树立全局性的眼光，认清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人与自然同是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生态意识整体性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但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不是否定人的主体能动性。虽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3]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也就是说，人在与自然相统一的过程中不仅是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能动性的存在。人能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结成了各种联系，“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 “自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中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能够认识到自然界的存在以及利用自然规律。而人的意识是在社会交往联系中产生，也就是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和发展更多的社会意识。因此，劳动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在社会中，人的交往是以物质交往为前提，因为人的社会交往是从物质的交换开始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能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物质基础。否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无异。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统一于社会之中。

生态意识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野，必须统筹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不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而且必须以维护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为前提。不能孤立地、机械地考虑某方面的发展，要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综合考虑某战略政策对人、对自然以及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充分考虑结构性、互补性问题。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同时，建立一个人、社会、自然协调的三维复合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三角形的结构是最具稳定性的，只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的永续发展统筹起来构成一个三维复合系统，就能保证发展全面性和整体性。

二、生态意识的和谐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和谐性是指通过人的主观作用而达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自然生态潜力再生产的协同发展，技术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所谓和谐，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简言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达到一种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状态。

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就必须找出不和谐的根源，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素朴的和谐。资本主义出现后，大工业的发展促使人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同时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冲突。因此，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来寻找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在私有制产生以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混沌不分的。人没有对自然进行掠夺；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是统一的，也就是人的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人与自身的劳动之间也是统一的，人的劳动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不是为统治阶级生产剩余价值。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以及原始社会的解体，人有了剩余产品，也就有了对这些产品的所有权，私有制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异化仍没有威胁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后，人的欲望的膨胀对自然界造成压力，同时也使人自身相应地异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人压迫人、机器统治人、人统治自然的异化社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的开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4]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对自然进行大肆地掠夺以及对工人进行疯狂的压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表现出四种异化形态。首先，从生产结果上看，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一个对异己的对象的关系。”[3] 自然界为工人提供劳动原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只能从资本家手中获取一定的工资，也就是购买一定生活资料的货币。其次，从生产活动过程来看，劳动者与其生产活动相异化。“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 再次，从人的类本质的层面上看，人与人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本质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生产出供生活所需的劳动产品。“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 人的生活对人来说是意识的对象，人是有意识的存在，因此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异化劳动使得人把自己类本质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最后，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看，人与人相异化了。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 人的其他方面的异化都表现在与他人的异化关系当中。人的异化劳动产生出了异己的力量，产生出了一个不劳动却能占有劳动产品的阶级。在这种异化状态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疯狂压榨的同时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不和谐来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工人阶级必须承担起自身的使命，消灭私有制。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5]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水平极高，物质产物极丰富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得以消除，人能够对人自身的本质实现真正的占有，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消失，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将得到真正的解决。人类社会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向。

当今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樹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就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和谐社会是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除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之外，还应注意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兼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生态意识的公平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公平性是指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包括了发展机会的平等以及保护资源环境的责任上的平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生态意识的公平性。

首先，生态意识的公平性要求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之间的平等。人生而平等，这里的平等是指生物学上的平等，每个人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要素，都在享受着自然系统提供的生存资料，同时也对自然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 每个社会成员就其生物学身份上说，也就是就其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同时也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做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权利。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个别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更不只是环境研究者们或者是环保团体机构的责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其次，生态意识的公平性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证明了他们对于任何一个跳蚤、任何一个墩布、任何一块石头的平等。”[6]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与自然界中的其他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具有平等的地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的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为什么要分人、兽、植物、石呢？我们都是物体[6]！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4]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界之间仅仅是物质利益关系，自然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其对人类，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有用性上，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中心和主宰者。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自身视为宇宙中心，不能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到自然系统的平衡性。但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性并不是泯灭自然系统内部的差别性和否定人类的主体性。相反，人能够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性这是人类主体性的体现。“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人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物质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人具有意识，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平等关系，并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公平性是一种公平性的考量，是生态理性的扩展。

最后，生态意识的公平性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就是国际正义原则。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示出国际化特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的解决也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也是基本单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双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对环境影响的感受也不同，由此做出的环境优先性选择也不同。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在先进的科技水平下，发达国家能够较低成本地利用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国家的支柱产业往往是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工业，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在国际环境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被非难的一方。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起步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同时，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并且，正是因为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把发达国家中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才产生了当今不平衡的国家生态环境污染局面。为此，必须各国对环境的保护应该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原则。第一，各国有根据自己国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权利。在选择权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在节能减排方面应该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规定相应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急需通过发展改变自身的落后条件，如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方面承担相同的义务，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引发国际环境保护的争论和冲突。第三，在制定国际环境法规时各国应享受平等的话语权。在制定国际经济和法律规则时，应该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保证话语平等权。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公平问题。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人的发展问题。只有在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时，才能真正消除不平等。因此，中国应该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时，应该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在保护环境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发挥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负起自己的责任。同时，要警惕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为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四、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未来性）特征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是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目标。永续性关注人类未来和后代发展，以人类行为长期性的生态意义为尺度。环境问题只有置于发展过程之中来审视，才能获得对其的正确分析和解决。永續性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把目光停留在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应考虑长远利益。只有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有其哲学基础。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的，在时间上有继起性和连续性。“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2] 人与自然的发展是处于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7] 单个具体的事物的存在是有限性的存在，有其出现、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具有暂时性。但是，就物质的运动本质而言，是绝对的、永恒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类社会，都时时刻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不存在绝对不变的事物。“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2] 事物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把运动的永恒性以及运动的规律性运用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来就可得出生态意识的永续性特征。永续性特征的一个首要立足点在于关注未来，也就是我们在利用资源，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时候，要关注我们的行为对人与自然的发展方向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任的体现。

生态意识的永续性要求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贯彻三点。首先，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具备前瞻性的眼光。也就是当我们审视我们的发展政策策略的可行性时，必须看到这些政策策略在未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只有有助于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将之贯彻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关注“再生性”问题。再生性的涵义非常广泛，它包括自然资源环境的再生性、社会有机体的再生性、人类系统再生性。其中自然资源环境的再生性是基础。人与自然要达到一个永续发展的状态，前提条件就是保持资源的再生性。资源再生性并不是指让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不断再生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因为资源包括了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耗完就不可能再次出现，至少在人类存在的短暂历史中无法更新。因此资源再生性指的是尊重自然资源环境自身的循环系统，也就是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可再生资源中寻找相应的替代物。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 “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2] 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须尊重人与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事物是运动发展的，而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只有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无数的偶然性中把握事物发展中的必然性，才能避免人为地破坏事物发展的永续性。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永续发展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行为。必须等待事物发展到其成熟的阶段，才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的急于求利的行为会打破事物自身发展的常态，使发展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生态意识的四个特征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之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整体性，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有机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的系统性；遵循公平性原则，保证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权利；以和谐性为要害，以永续性为目标，在发展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有机体的永续发展。人们可以同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一个立足于保持和发展地球资源库的政策的新时代可以来到；在未来的岁月中，全人类都可以经历一个世纪以来一部分人所了解的那种进步[8]。全人类可以在一个生态良好的地球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30.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5-56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7-116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9-48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62-36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50-567.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2.

[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赖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