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论文

〔摘要〕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必然倾向于消费而减少储蓄，所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家庭储蓄的不利，进而降低社会储蓄率，再结合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养老保障不足，反而会加强人们储蓄的动机，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变化。文章从理论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人口红利理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论文 篇1：

永州新型城市化道路问题研究

摘要：新型城市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永州城市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在推进新型城市化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应该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城市 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 工业化

Vinhchau new urbanization path question research

Li Yuejun

城市是国民经济的精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推进现代化应当首先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占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业经济（工业和服务业）占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两个方面：数量过程是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等；质量过程是指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进步、城市建设的风格与艺术，以及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这是城市化的本质。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一般都有要经历这两个过程，即从数量过程上升到质量过程，最综合利用实现城市文明。

1.永州市城市化的现状与特点

1995年，原零陵地区撤地建立永州市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市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牵引作用，成效显著。人口和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城市化程度测评指标都有显著提高。

1.1 城市聚集效应较明显。

1.1.1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永州市城镇人口为121.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21.48％，到2007年城镇人口为198.4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4.20％；2001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41.5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8.59%，2007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9.50%。自撤地建市以来，永州市委市政府为城市化建设从规划管理体制、土地政策、投融资政策、户籍政策等方面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措施，有效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全市城市化率以年均提高2.1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市辖区以年均提高1.8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速度缓慢，经历时间长，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相应的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化率在25%~75%为城市化中期分阶段，又称加速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资本迅速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增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化率在75%以上为城市化后期阶段，又称成熟阶段。在这个分阶段，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增长，区域中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根据这一理论，从数字上来看，永州市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1.1.2 城镇的聚集与辐射功能显著增强。一是人口聚集能力大幅提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07年，永州市下辖的零陵区、冷水滩区总人口为108.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比2001年增长29.25%。二是产业的空间集聚功能增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设施的逐步完善，推动了经济的向心增长和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社会发展集约效益。2007年零陵区、冷水滩区以占全市14.2％的土地面积和18.7%的人口，创造了29.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34.2％的工业生产总值。三是要素的空间辐射功能提升较快。城镇化发展使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区，充分发挥了离心增长和空间扩张的作用，既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增强了城市群体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同时,旅游业也取得迅速发展，吸引了较多的海外游客来我市旅游观光。2007年海外入境旅游人数达3.1万人，比2001年增长3.4倍，旅游外汇收入达248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3.9倍。2007年永州县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9％，近几年，其比重以年均0.8个百分点在提高。

1.1.3 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城市运行与发展的空间物质载体，是促进城市各项功能良好发挥的重要保证，又是城市产生聚集效益的基础。2007年全市共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7亿多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2.4%；市辖区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54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5.4平方米；市辖区园林绿地面积1373公顷，人均园林绿地面积41.9平方米；市辖区城市使用液化气人口42.7万人，气化率100％；市辖区自来水供水总量达到10287万吨/年，管道总长度283千米，用水人口达到46.2万人。近些年，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公路等级和路网密度，铁路也加快路网结构及主要干线的延伸建设，民航新改建了零陵机场，使公路、铁路、民航运输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2007年公路、铁路、民航客运总量为7895.3万人，比2001年提高76.8％；货运总量为5864万吨，是2001年的3.1倍。现代通信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年末移动电话用户达91.9万户，是2001年的4.3倍；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为57.7万户，比2001年增长38.7％；国际互联网用户为9.9万户，是2001年的2.1倍。日臻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永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2 小城镇建设成效显著。

近些年来，各县区认真按照“小城镇，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把小城镇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形成了一批以工业、农产品加工、商贸、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型小城镇，“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已初具规模，小城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各地广开渠道，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加快对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截止2007年末，全市75%以上的小城镇具備了硬化路面，建成标志性大街，相关配套设施基本到位。

经过不懈努力，小城镇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快

速提升城市化的新亮点。

2.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永州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初探

2.1 新型城市化是传统城市化的升华。

2.1.1 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及弊端。

传统城市化道路，又称传统城市化，是指片面追求城市化的数量过程，片面强调扩大城市规模，扩张城市面积，增加城市人口等，甚至把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考核城市化进程的唯一指标，忽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在许多方面没有把握好城市化的本质。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城市化道路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容易把人们引城市化理念的误区，单纯用城市化率衡量城市化水平，导致人们把城市化片面地理解为城市人口增长化、城市规模扩大化和城市数量增加化等，放松了对城市本质的追求；二是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有不少城市，修宽马路、建大广场、搞开发区，占用了大量耕地。据资料，全国有6000多个开发区，其中约有50%的开发区“开而不发”，严重浪费土地资源；三是降低了城市人口素质。由于片面追求城市人口增长，大量地吸收农民进城，而这些进城的农民并没有被城市文化所同化，由农民转化的“市民”素质比较低；四是引发不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为扩张城市面积，滥征滥占农民耕地，对失地农民又没有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安置，导致失地农民冲击城市政府事件和上访事件不断发生，造成社会不安。

2.1.2 新型城市化的内涵。

新型城市化是根据国内、外各种不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特别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来的。所谓新型城市化，是相对传统城市化道路而言的，它主张合理地增加城市人口，科学地扩大城市规模，不赞成片面地追求城市化的数量方面，更加注重城市化的质量，突出强调把握城市化的本质。具体说，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2.1 要有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推进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空间和优良的社会环境，促进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强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它构成新型城市化的基础内容。可以说，没有新型工业化就没有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如同“火车头”，牵引新型城市化前进。

2.1.2.2 要有优化的产业结构作支撑。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指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一座城市的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是由城市的产业功能决定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新型城市化的支柱，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没有产业的城市化，是“空心”的城市化。没有合理产业结构的城市化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化。因此，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

2.1.2.3 要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创造优良的城市人居环境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新型城市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良的人居环境主要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优美的人工环境和优良的自然环境等，它的外表特征具体表现为：“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花园城市”和“卫生城市”等等。

2.1.2.4 要有良好的市民素质。广大市民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在现代社会，具备优良素质的人，已成为生产力要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具备优良素质的市民，是推动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要素，成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在爱尔兰首都，由于市民富有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其从一个一般性的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软件生产基地，是优良的市民素质把城市做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要高度重视教育和培训广大市民，提升市民素质。

2.1.2.5 要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推进新型城市化所创建的城市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推进新型城市化，需要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治安状况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的人群缺乏宽容精神，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充满矛盾或暴力。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就没有心思去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不能推进新型城市化，反而还会阻碍新型城市化。可见，社会和谐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保障。

2.2 永州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方式。

永州市地处湖南西南部，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區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中心城市、城市带发展很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同时友好并存。永州市应以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为主，小城镇发展为辅，即集中力量实现零、冷两区联城，形成城市一体化，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才是首要的选择。

3.永州市新型城市化中自身的特点

根据以上定义，永州市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其自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 人口众多,乡村人口占绝对多数。永州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多，基数高，增长快，就业总量大，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是永州的一个基本市情。2007年人口统计年报显示，全市年末总人口580.16万人，乡村人口381.75万，占总数的65.8%。

3.2 劳动力素质差,生产率低。调查资料显示，永州市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综合素质偏低，全市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工人中现有高、中级工约10000余人，不到职工总数的10%，高、中、初级工的比例与国家要求的合理结构相差甚远。2007年，全省城市每万人拥有高、中等学校学生数为272.21人，比我市多121.57人，落后全省44.66%；全省城市每万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为226.70人，比我市多42.90人，落后全省18.92%；全省人均GDP为14405元，比我市高4518元，落后全省31.36%。

3.3 耕地面积少,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多。我市现有耕地面积492.3万亩，年出栏生猪约760万头，据调查，我市现在每个农村劳动力可耕种10亩土地、年出栏生猪80头（规模养殖），由此推算，全市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不超过70万人，而现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达174.2万人，还有一百多万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

3.4 人均能源少，能源紧缺。2007年湖南省人均用电量（含工农业、居民生活用电等）为1257.9度，永州市人均为774.7度，我市比全省落后38.4%；全省城市人均用液化石油气56.6公斤，永州市城市人均为38.9公斤，我市比全省落后31.3%。资料显示，2005年永州市万元GDP能耗为1.39吨标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煤高13.9%，仅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7%。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属高能耗行业，2005年永州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省14个市州中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旅游大市张家界；而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5位；万元GDP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8位，高于长沙、邵阳、怀化、益阳。可见，我市工业边际效益偏低，能源消耗过大。

在炎夏或者寒冬之际，我市为保居民生活用电，经常需要对工业企业拉闸限电。

3.5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2007年永州市发展最好的冷水滩区人均GDP为16488元，最低的宁远县人均GDP却是5991元，差距达2.75倍。一个市内的发展差距竟然如此悬殊，需引起所在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3.6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永州市的自然环境总的来讲还不错，山川秀美、空气清新、湖水洁净及天空湛蓝。但是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旱涝灾害频发，对持续性极端天气的抵抗力不强。此外，我市生活污染也比较严重，在2006年全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考核中，我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仅20.54%，远远低于全省42.7%的标准，并且由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尚未正式投入运行，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湘江，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严重损坏了市容市貌，成为破坏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3.7 政府作用力强，投资结构相对单一。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我市也不例外，即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过多的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对事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等待政府财政部门的投入才进行建设，这就造成了投资结构单一。特别是像我市财政收入较低，一旦遇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银根紧缩时，政府财政就会很吃力。如何进一步促进投资结构多元化，这是一道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永州市新型城市化的差距及原由

4.1 城市化率低。与全国和湖南省城市化平均水平比较，永州市差距很大，城市化水平较低。2007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4.94%，湖南省为40.45%，永州与之比较，分别低了10.74、6.25个百分点。说明我市尚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

4.2 区域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永州市各县区城市化发展呈明显的不平衡性。2007年，南部六县城市化率普遍低于30%。城市化率最高的冷水滩区已达59.96%，最低的双牌县为23.56%，相隔2.5倍多，差距非常悬殊。

4.3 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在过去的几年中，永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交通、供水和信息化等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湖南城市的平均水平比较，差距明显，以三个基本指标来简单说明。2007年全省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8.4平方米，比我市多了3.0平方米，我市落后35.2%；全省城市人均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年均为317.5立方米，比我市多了155.5立方米，我市落后49.0%；全省城市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为2984.2户，比我市多了1191.7户，我市落后39.9%。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更远了。

4.4 中心城市规模小。中心城市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它的强大与否，对周边各城镇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2007年中心城市的人口约为53.65万人，只占全市总人口的9.2%，城市规模偏小，带动效应与辐射动能不强。对于一个加速发展的地区来说，拥有一个强大实力的中心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4.5 城市就业质量不高，失地农民就业率低。一是职业不稳定，普遍干不了多久就换地方。二是工资待遇低，据对中心城区酒店的调查，一般服务员的工资待遇只有600元左右。三是合同签订率低，一般企业的雇员多数是临时性合同或者就干脆不签订合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的尊重。据调查，我市农民转户后的就业率不足35%，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5.永州市新型城市化建设发展的建议

湖南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目的非常明确：确立“3＋5”城市群发展战略，围绕“长株潭特大城市”核心城市圈，带动岳阳、常德、娄底、益阳、常德5个城市，构筑全省新型城市化密集区，打造湖南省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具活力的地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要达到45%；2015年要超过50%，其中长株潭达到70%以上，培育出一批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很明显，永州并不在“3+5”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等到“3+5”的城市达到目标后才行动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按照《意见》中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甩开步子，走具有永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紧跟“3+5”城市中“5”的那部分发展步伐，到2010年，争取全市城市化率达到45%；2015年超过50%，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5.1 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全局的指导思想，它一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永州新型城市化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导地位，就是要在城市化的全过程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发展城市的核心指导思想，并且把它贯彻落实现新型城市化的各个方面。

5.2 立足点：思想观念要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基本建设思路。

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对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创新问题。

5.2.1 建设理念要革新。要树立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理念，把宜人、宜居、宜业作为根本取向，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贯穿于新型城市化进程，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的问题；要树立节约集约、统筹协调的理念，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建设成效，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科学谋划决策，协调推进新型城市化。

5.2.2 建设思路要革新。要变传统的自内而外为内外并举的推进模式，高起点推进新型城市化。坚持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统一、城市建设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突出规划、生态优先，坚决杜绝人为因素随意变更规划，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努力做到先保护后开发、先配套后施工、先绿化后建设。

5.2.3 建设方式要革新。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借鉴外地一些好的做法，要注重整体策划，成片推进，由政府统一进行规划设计，提出具体的建设要求，先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成片招商招标；要注重基础建设功能配套，充分考慮城市规模的发展预期，坚决杜绝昨天建好今天挖、明天补的现象；要注重精细管理，提升品味，提高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精美工程。

5.3 破发点：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

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我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因此，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总的目标：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任何一个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条件，就可以在当地落户。通过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使户口管理向人口管理过渡，人口管理手段向证件化过渡。按照《意见》中提出的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永州实际情况，应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具体而言，就是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就业准入、工资待遇、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劳动培训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进城务工人员在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平等享受社会福利；要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纳入城市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建立起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应体系。

5.4 着力点：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

5.4.1 积极发展新型工业。所谓新型工业，就是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其间，IT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关键。永州的工业底子薄，内功不足，除了一台车、一支烟、一张纸外，拿不出别的响当当的东西跟别人进行比较。然而，面对省委省政府“敞开南大门、对接粤港澳”战略部署及商务部授予永州“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同时推广IT信息技术在这些产业的应用以推进新型工业化，把永州的内功提上来，只有内功扎实了，才能够谈得上新型城市化的建设。

5.4.2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永州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制约了其发展，2007年，永州市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分别为54.2%、16.1%、29.7%，第一产业从业比重比全省高出9.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全省分别低了5.9、3.4个百分点，比全国分别低了10.7、2.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因此，在壮大发展第二产业的时候，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提高二、三产业的比重，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4.3 运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城市化。以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一次新的城市化革命。用信息化推动城市化，归根到底就是大力推进城市信息化，即在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下，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整合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有迹象表明信息化代表了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许多发达城市正在打造各自的数字化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运用信息化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争取跨越一些中间发展阶段，进而实现城区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永州市应尽可能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直接应用信息科技新手段，重塑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数字化永州。

5.5 关键举措：以市场化机制引导新型城市化建设。

按照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允许各类投资进入国家许可的范围与领域，解决城市建设投资结构单一及建设资金瓶颈问题；要注重资本运作，坚持用经营的理念搞建设，用市场手段吸纳建设资本，用集约开发的方式提升建设效益，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开发的成功经验；运用市场机制管理城市，本着“风险共存，利益共享”的原则，合理分配各方权益与义务，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化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良好格局。

作者：李跃军

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论文 篇2：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摘要〕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必然倾向于消费而减少储蓄，所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家庭储蓄的不利，进而降低社会储蓄率，再结合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养老保障不足，反而会加强人们储蓄的动机，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变化。文章从理论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人口红利理论。同时，由于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可以影响到居民储蓄，在此最后利用中国数据探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和养老金角度分析了构建中国家庭较好的储蓄和资产配置的社会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家庭储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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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题提出

个人生命周期中消费和储蓄会随着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变化而变化，这种个体现象上升到宏观就是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的关系。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是随年龄而变化的，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所以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储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

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也面临新常态挑战，那么人口老龄化与居民的储蓄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人口老龄化关系是怎么样？国际上的居民金融资产的对比情况有说明了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后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这个理论认为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1][2]。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成了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农业部门滞留者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与土地来说基本上是冗余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因此现代经济部门在提供一个基本生存工资的条件下，就能够从农业部门汲取充足的劳动力。这个被定义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还是过多的，但此时农业劳动人口已不再是无限制供给，劳动力变的短缺。为了吸引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水平开始提高。当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或者说两者的工资水平相近时，即到达了“刘易斯第二拐点”，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结束二元经济过剩劳动力的状态。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代表着经济自我可持续增长时代的到来[3][4]。

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称为“人口红利”。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出现可以通过生育率的水平来反应。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是由一个较高的水平逐渐降到一个较低水平，这时有：（1）当总的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相应比较低的（其他条件不变时）；（2）当生育率逐渐下降，劳动人口比例增加，相应的低龄和老龄的人口较少，抚养率低，获得了人口红利；（3）当生育率继续下降时，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又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图1中虚线部分展示的就是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即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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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6H〗〖STFZ〗图1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HT1.〗〖TS）〗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传导机制：第一，人口红利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变得更有生产性，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在劳动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均比较低，导致了更多的居民储蓄。

人口红利除了以上通过人口结构的直接作用，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还有第二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人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期，拥有更强的储蓄动机，形成额外的积累。此外，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则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甚至可以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5]。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往往依据生命周期假说构建实证模型加以验证。Leff（1969）与Modigliani（1970）均为这一方面研究的早期经典文献[6][7]。Leff（1969）该文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Modigliani（1970）更是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此后，很多学者利用单一国家数据说明人口结构对一国储蓄的影响。例如Horioka（1997）对日本的研究，Modigliani and Cao（2004）对中国的研究。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老年抚养比与一国总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Leff，1969；王德文等，2004）[8][9]。

前面的理论综述指出第二人口红利取得的关键环节是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的形成及资本转化，而第一人口红利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王德文等，2004）。可见，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均强调储蓄形成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但二者所强调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储蓄产生影响的驱动力是有差别的。本章前面所述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然可以从储蓄形成视角解释第一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均需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经济增长等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目前还难以说明第二人口红利的直接影响。

三、 中国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

我国是人口大国，过多的人口数量给社会资源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近几十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并于200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10%，正式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的是社会抚养比的变化，同时也就伴随着人口红利和社会老龄化的先后到来。表2列出的是1995年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画出对应的少儿抚养比曲线FC、老龄抚养比曲线FO和总抚养比曲线F，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近十几年内，老年抚养比是逐年增加，少儿抚养比是逐年减少，但开始趋于平稳。而对于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趋于平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2011年开始逐渐有了上升的势头。

如果以人口负担的轻重来衡量人口红利，并且以50%的人口抚养负担作为分界线，那么中国 “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大致是1990年开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总的抚养比已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步趋于消失，而伴随着的就是社会的老龄化。

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工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关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红利”效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的角度，我们也可预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此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很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大量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近些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成本开始升高，我国不得不面临产业转型等诸多问题。

四、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多方面的，这里将主要研究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一般来所，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并且是通过投资完成的。而一国投资主要是依靠于内部储蓄，因此储蓄对经济拉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大致有：（1）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来源；（2）人口抚养负担。在“人口红利窗口”时期，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高，有利于人们的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从第二人口红利出发，其影响路径有：（1）养老预期。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养老的目的，将会提前对自我储蓄做出调整；（2）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对于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的预期，会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它包括推迟下一代工作年龄，延长教育时间，以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图3为人口红利对储蓄影响路径的示意图。

下面将主要探讨人均收入与老龄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自变量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储蓄额度函数。公式如下：

在做回归之前，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首先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最常用的ADF检验，以此来观察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单位根的存在会使得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而关于单位根检验，其实是一个随机过程的问题，需要引入白噪声这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可以得到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ΔS、X1、Δ（ΔX2）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即这三个时间序列数据是一阶单整的。

下面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我们以迹检验为例，在5%水平的临界值下，迹统计量44.80208>29.79707，即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这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以5%为显著水平，ΔS、X1、Δ（ΔX2）三个变量存在着一阶协整关系。

最后通过OLS回归，得到代数表达式为：

以上计量方法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从计量结果上，可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分析。回归结果说明了：人均储蓄的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以及人均GDP加速度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X1的系数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储蓄产生的正的影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预计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将会继续增大。在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未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将强化人们的储蓄动机，使人均储蓄不断上升，将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结论让我们意识到人口红利还需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同时需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

五、 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理论上来说，因为人口老龄化中存在养老储蓄的动机问题，所以养老金制度也会影响到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如图4所示，是部分国家金融和家庭资产配置的数据。

从这几个国家情况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属于养老金资产较高的国家，养老金政策也倾向于积累制，但是德国属于传统强调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积累并不高，结果导致德国家庭中投资性和储蓄型积累的比例较高，这是明显的养老金政策影响到了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10][11]。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养老金的积累性不足，人们储蓄的意愿会很高，这就是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储蓄依然居高不下的一个解释。综合来看，如果未来中国养老金政策偏向于积累制，则可以为家庭建立较高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人们养老的压力减小，有可能够释放消费的潜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Fang， C. & Yang， D. Wage increases， wage convergence，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 601-610.

2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4-13.

3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 139-191.

4Ranis G. and Fei， J.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4）：533-565.

5Hu， N. & Yang， Y. The re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inadequacy of public pension finance in China [J]. Population Ageing， 2012，（5）：61-70.

6杨娟. 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08.

7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06-3.

8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经济研究，2004，2.

9何立新.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J]. 经济研究，2007，（3）.

[10]李实.1998，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98，4.

[11]王鑫，白重恩，吳斌珍. 赡养系数与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J]. 第38卷第1期，财经研究，2012，（1）.

（责任编辑：北纬）

作者：胡乃军

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论文 篇3：

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转型分阶段进行分析，阐述各个阶段的特点；接着对我国的三大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和人均收入增长分析；最后从GDP增长次数分布和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两个角度考察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收入分析

1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以克拉克（C.Clark）、库兹涅兹（S.Kuznets）为代表的增长核算学派，从产业演进这个广阔视角考察工业化问题，把结构转变看作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技术手段。按克拉克三次产业的分类原理和标准，库兹涅兹指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在一个长时段内总是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转移，最终表现为人均GDP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学派认为，结构转变是市场趋于均衡的要求和结果。当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需求必然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从而使资源配置趋于帕累托最优。而结构主义则强调，只要存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使用，产出收益存在系统差别，就会使资源自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这是生产结构转变。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前提条件不同。但结构主义更注重对“典型化事实”的证实，其经验性和实用性更具吸引力。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变是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库兹涅兹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人口很少的一些国家获得了现代经济和增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其增长潜力未能被广泛地挖掘，或者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然而，要素转移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因素。

2 我国经济转型的两个阶段

我国的经济转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5-1978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集中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外延规模扩张，工业增加值从1955年的191.2亿元上升到1975年的1245亿元。但由于受到二元分割体制、重工业优先及单一国有化的多种约束，工业部门的扩张仅局限于“自我增长”，未能带动整体结构的有效转变。一方面，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受传统经济理论的约束，即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领域，从而把第三产业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人为地限制、削弱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大历史视野角度来看，这个转型阶段是我国自14世纪后经济下行、停滞时段中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此转而上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我国人均GDP增长了将近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35%。

从1978年至今，我国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试错和纠错之后，成功地消除了在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中的操作缺陷和非理性行为。从前期的国有资本积累转向后期的社会资本积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在30年中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结构体系。从2004年后，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纵观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结构转变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经济增长的快慢则受到结构转变效率的影响，换言之，结构转变意味着生产要务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流动，表现为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产生了帕累托最优问题。

从增长的特点可以看出，转型的第一阶段波动明显大于第二阶段，经济的增长每年依据政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而第二阶段的增长较为趋于平稳，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的起点就是从结构转变开始，其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向上演进过程。人们使用多种统计尺度和计量工具，从阶段性和分期性视角通过工业化进程阐释一个经济体的转型特征和过程。

3 结构转变与人均收入增长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变动增加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传统农业经济体的统计特征是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但农业增加值的产出份额却远低于劳动力投入份额。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则一般表现为生产要素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实现人均GDP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1955年至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逐年下降，增加值份额降低34.1%，从业人员下降38.5%，但基于初始结构约束，第一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从0.56降至0.27，下降了0.28。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与第一产业呈反向变动，即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在持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的结构份额从1995年后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稳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仍在上升之中，而且其劳动力份额的提升要快于增加值份额，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进入服务业，从1995年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显示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要素的转移显著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水平。从1955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21元上升到1964元，增长15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始终低于非农业部门。1955年，以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为基数，第二产业为其5.1倍，第三产业为其6.5倍；2005年第二产业为其7.4倍，第三产业为其4.7倍。所以，只要各产业之间在人均产出率上还存在悬殊差异，特别是还有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停滞于农业部门，我国的结构转变尚待进一步深化，结构转变仍然是重要的增长因素。

4 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从GDP增长次数分布来看。1953-1978年的26年间，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增长率为负数的有6个年份，分别为1960、1961、1962、1967、1968和1976年；增长率在5%以下的有3个年份，分别为1954、1972、和1974年；增长率在5%-10%之间的有7个年份，分别为1955、1957、1959、1971、1973、1975、1977年；增长率在10%-15%之间的有4个年份，分别为1956、1963、1966和1978年；增长率在15%-20%之间的有5个年份；增长率在20%以上的有1个年份；总体来说，在这26年间，GDP增长率最小值为-27.3%，GDP增长率最大值为21.3%，年增长率均值为6.68%，增长率标准差为10.32，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度过，增长率的稳定性极差，这种情况是随着结构转变尤其是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的反复调整而波动的，每次超量要素资源投入后都会导致经济的紧缩期，基本上相差5年就有一个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过大，严重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相比而言，1978-2009年这31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体都在5%-15%这一区间上，其中1992-1995年间及2003-2008年期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可见我国在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之迅猛，且发展保持良好的态势。

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1953-1978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较大，为1.545；而1978-2009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仅为0.280，这表明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稳定性较1978年以前较强，同时没有出现负的增长率，大多数年间都维持在5%-15%之间，波动性相对较小，1978-2009年经济增长率标准差仅为2.83，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 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2] 张鸿武.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

[3]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