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论文

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论文 篇1：

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摘要：我国学术界对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或政策价值观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策科学领域出现的这股“新趋势”，既是对西方该领域学术浪潮的承接与呼应，也是对国内公共政策实践前沿频发问题的道德反思与伦理诉求。当以历史与辩证的眼光，对国内10多年来关于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背景、现状、问题等方面作深入而系统的审视与梳理，对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并对该领域研究的意义与前景作出积极而乐观的勾勒与展望。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反思与展望；理论反思

国内对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或政策价值观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西方晚了近10年，主要研究成果则集中在本世纪初以后。政策科学领域出现的这股“新趋势”，既是对西方该领域学术浪潮的承接与呼应，也是对国内公共政策实践前沿频发问题的道德反思与伦理诉求。本文以历史与辩证的眼光，对国内学术界10多年来关于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背景、现状、问题等作深入而系统的审视与梳理，对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并对该领域研究的意义与前景作出了积极而乐观的勾勒与展望。

一、公共政策伦理的提出及其缘由

首先，重视对公共政策伦理或价值的研究是西方政策科学研究出现的新趋向。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化，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独特学科体系。在西方政策科学的演进过程中，有关伦理和价值因素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的争论时隐时显、不绝于耳。“价值无涉论”或“价值无用论”在政策科学研究的前半段很有市场，从事政策研究的是一帮技术精英，他们奉行价值中立原则，高扬实证分析和技术理性的大旗，凸显实证、技术、量化、过程、手段、方法等在公共政策研究实践中的主导作用，使得技术理性牢牢把持着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伦理因素和价值理性则被视为另类。但公共政策分析技术化的发展趋势却引发了无法克服的悖论，那就是，学者所忧心的“精神堕落的时代”的出现和对“纯粹技术意志状态”的恐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府官员不道德行为的一再曝光、政府失败(失灵)现象的频频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深藏不露的政府德行、政策正当性等问题终于引起了政策学家的关注。而视对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的研究，是政策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也实现了从“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向“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转变。期间，众多有关公共政策伦理学或价值分析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应运而生，如罗尔斯的《正义论》、邓恩的《政策分析中的价值、伦理观与标准》、通格的《伦理学和政策分析：责任问题》、布坎南的《伦理与公共政策》等。

其次，诉诸伦理分析视角是破解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理性选择。公共政策执行失灵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表现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由此，小仅会导致政策的效力锐减，甚至可能造成原有问题的恶化，给政策对象造成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解决加州奥克兰大市的高失业率和种族问题而推行的奥克兰大项目，却在政策条件非常乐观的情况下以失败而告终，“华盛顿的期望在奥克兰市破灭”。2006年以来，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上涨势头，我国相关部委推出一系列调控政策·在一些地方却演变成“调控和博弈一色，房价与政策齐飞”的局面，结果是房价“越调越高”，无房族望房兴叹。以上说明，由于政策自身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执行过程中的走调、变样，使得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收效甚微，甚至走向政策目标的反面。这种政策输入——执行失灵——政策修正——政策再次输入——执行再次失灵的单向度政策执行流程，使政策执行陷入了频频失灵的怪圈。由此，光靠政策科学自身来解决公共政策执行失灵中的问题已显得底气不足，而要挖掘出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内在根源，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解决路径，必须诉诸一种更为彻底、宽宏的分析视角，这就是伦理分析视角。

二、研究视阈、纬度与创新论点

国内公共政策伦理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学者们从不同的视阈、纬度对公共政策伦理或价值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研究，某些见解具有原创性。

国内对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手法，主要从政治伦理、行政伦理、制度伦理三个视角来展开的。

1　政治伦理视角。被唐凯麟教授称为21世纪“显学中的显学”的政治伦理学，以其宽宏的政治理论视野和深邃独到的伦理问题意识而为一些政策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并在勾勒公共政策伦理的雏形和轮廓上发挥r作用。研究政策伦理必然涉及一个逻辑前提：公共政策合乎何种伦理标准。国外学者对此解读不一，争鸣颇多。如功利主义者的“私恶即公利”观、诺齐克的“正义就是正义的持有”观、罗尔斯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观，等等。谢金林认为，这些争论往往都只着眼于政策的一个方面，应坚持以公共利益为伦理标准，这才是公共政策更为基本的伦理原则。

和其他理论一样，政策伦理也应有它自身的理论框架和知识支撑体系。梁平把伦理学理论框架中的两个基本理论，即目的论和义务论，引入到公共政策领域，并针对目的论和义务论在基本内容上相互矛盾的实际，指出应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平衡。张文芳则从构建一门学科的角度出发，为政策伦理勾勒了大致的轮廓：政策伦理是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体系，它具备自身的基本范畴、基本系统、基本功能。

公共政策是按照一种严谨而富有层次的程序展开、运行的，但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其外在的程序性和工具性价值，而忽略它的另一重要属性一一内在的正义。谢金林认为，公共政策程序正义以其程序结构的公开性、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和广泛性、程序结果的公民共识性，而使公民的尊严得到了实现。而顾友仁则从公共政策制定的五个阶段所体现的程序的规定性和正义性，阐发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指出了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正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建构的原则。

2　行政伦理视角。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调控社会利益关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关于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传统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现代团体主义政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它们分别认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是团体利益，或者是政府

官员的个人利益。但胡象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解决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毕竟在阶级社会，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关于科学与价值孰轻孰重的问题，张康之从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到西蒙“管理就是决策”的行政学的演进逻辑，指出，传统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在表现上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分开，归根结底则是科学与价值的二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价值必然是统合于一的。这一点应当成为当代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基点。其他一些学者从行政伦理的视角研究了构建责任政府的政策意义、公共政府的伦理治理要求等方面问题。

3　制度伦理视角。制度伦理是应用伦理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以制度伦理视角来研究公共政策问题，被认为是公共政策分析的新向标。通过考察制度性理性选择·多源流、阶段启发框架对伦理研究的缺失，王仕军等从公共政策分析的新向标制度伦理出发，提出新时期的公共政策分析必须改变过去只从经济学的效率角度来加以认识、考虑的做法，应在借鉴其在理论研究中的有关方法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研究和考察公共政策中伦理问题的框架式思路，以弥补各种理论框架对伦理关注的缺失。张烨则从制度伦理角度审视了我国当前的教育政策，认为这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视角。覃文松从制度伦理角度论述了我国基础教育财政制度改革问题。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当前的核心是增加制度的公正性有效供给，建立健全公正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国内研究者对公共政策伦理的论述，主要从伦理纬度、价值纬度和责任纬度三个层面剖析的。

1　伦理纬度。“伦理维度”被视为公共政策研究中不可缺失的研究向度。因为单纯的“政策分析无法解决价值冲突”。如果在政策应当重视的价值问题上没有共识，“政策分析就不能为政策制定贡献多少东西。至多只能建议如何达到某个确定的目标，但是它无法确定什么是对社会真正有价值的。”Ⅲ“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公共政策理念层面突出伦理精神，公共政策主体层面以公共利益为本位，公共政策目标层面善于体现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公共政策的执行层面注重社会公平，公共政策的评估层面强调社会公平标准。”

2　价值纬度。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题。“公共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在政策科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寻求价值、确认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国内政策研究者对政策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价值冲突与价值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其中，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最为集中。

但大多论述较平，结论有别，倒是某些研究者从政策空间、政策系统的结构分析等角度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问题的择讨，张康之对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在政策领域的适用边界问题的深入阐述，给人以思考与启发。

3　责任纬度。在美国行政伦理学家特里·L·库珀看来，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研究的第一要义。目前，国内学者对政治责任、行政责任、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研究较多，对政策责任的研究不多见。总体说来，政策责任与上述四种责任统属政府责任范畴，故加强政策责任研究为进一步深化政府责任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政策责任有广义、狭义之分，具体表现为道义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四种形式。政策责任机制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政策伦理的确定、政策责任主体的明确、政策责任能力的培养、政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的提高、政策绩效评估体系的完善，等等。根据公共政策主体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周萍认为，公共政策决策层面的责任是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统一。但人类理性长期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过分追求，使内在主观伦理性责任逐渐弱化，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病态。因此，运用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主观伦理性责任双重视角解析公共政策责任的内在结构，探寻其原则，科学地确定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界限，提高履行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综观国内外对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现状，目前，在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连一本专门系统阐释、解读政策伦理的著作都难得一见，这不能不说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国内对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研究力量比较薄弱。撇开西方在政策伦理研究上的“杂乱无章”不说，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呈散兵游勇之状。由于可与政策伦理学归为同一家族的学科如政治伦理学、行政伦理学等在国内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林林总总的学科丛林中根基还很不牢靠，至今仍有部分学者在为证明行政伦理学是一门科学，以摆脱其被边缘化的窘境，恢复其正统的学科地位而作艰苦的学术努力。在这种背景下，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引领者张康之、王伟、罗德钢等，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行家里手万俊人、戴木才、何怀宏等，都未能从自己的主攻领域抽身对公共政策领域的伦理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只有张康之教授在2000～2001年发表过两篇有关政策价值的文章)。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政策科学研究的陈振明、张国庆、严强等学者，尽管在自己的著作或文章中对政策伦理或政策价值有所论及，但从构建一门学科的角度来看，仅仅勾勒了一个侧面或开了个题。众多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缺阵”，就难以为推进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提供充裕的理论储备和强力的人才支撑。

二是研究载体和传播渠道相当有限。目前，专门研究政策伦理或政策价值的著作或学术期刊还未见面市，相关课程也未在高等院校开设。研究载体和传播渠道的空白，也影响和制约了公共政策伦理的进一步传播，缩小了公共政策伦理的受众面。

三是研究的覆盖面较为狭窄。目前，有关公共政策伦理或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著作和研究者发表的文章中，显得较为凌乱。归总起来，主要囊括政策伦理、政策价值和政策责任三个层面。其中，以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为选题的占主体，此方面研究的重叠率、重复率非常高，但大多流于老调重弹，乏善百丁陈。关于公共政策伦理的起源和理论基础、公共政策伦理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公共政策伦理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模式等则甚少涉及。而缺少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就难以搭建公共政策伦理学学科的框架体系和理论躯壳。

四是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不少作者在研究政策伦理时，把政策伦理等同于行政伦理或政治伦理，简单套用行政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概念、语汇、范式和方法，进行部分或整体性的移植，而未认识到公共政策本身独特的学科特质和实践特征，依此“锻造出炉”的文章仅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许多研究者虽在行文中引用了一些政策科学的文献材料，但是，由于对政

策科学的理论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理解，对材料的消化能力较弱，对问题的分析停留在浅层次状态，难以作出深刻的学理阐释。政策伦理研究的“短视”、“弱视”状况，不仅对政策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形成了掣肘，也使为数甚多的政策实践因缺乏正确伦理价值的引导而滑入了失败(失灵)的泥潭。

五是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目前，国内公共政策伦理研究主要采取价值分析、利益分析等方法，总体而言较为单一。既难得一见宏大叙事的方式，也缺乏案例研究或实证分析等的辅助。宏大叙事方式的罕见，多是源自于一些研究者对公共政策伦理宏观把握上知识储备的不足和理论驾驭能力的欠缺；案例研究或实证分析的缺乏，多是因为不少研究者囿于理论探讨，不关注政策实践的实际运作状况，满足于闭门造车、炮制文章。以上问题的存在，使一些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成果要么因为理论阐释上的不全面不到位，要么因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而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有效的应用价值。

四、对公共政策伦理发展的一点展望

特里·L·库珀曾就行政伦理是否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三条衡量标准：一、是否有许多怀有浓厚兴趣的专家学者涉足该研究领域，二、是否有较多的研究载体如书籍、期刊杂志和学术研讨会文集等公开出版物对行政伦理的观点、方法、理论框架等进行分析和探索，三、是否在大学和职业教育计划中开设行政伦理的课程。若以库珀的三条标准来审视、考证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现状和构建该学科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阻力重重、任重道远。但是，从事政策实践活动的行政人员不能始终生活在哲学的真空中，他们及其所从事的政策实践必须有正确而系统的伦理理论的引导，否则就难以走出政策失灵(失败)的怪圈。因此，推进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说，作为政府治理的主要工具，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哈罗德·拉斯维尔)，是“对全社会的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戴维·伊斯顿)。这说明，公共政策与伦理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公共政策内在的伦理属性，如公正性、公平性、合法性、正当性等，如影随形般地影响并贯穿公共政策过程。因此，无论是从深化和拓展政策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抑或是从丰富和完善伦理学学科群角度来讲，加强公共政策伦理研究，都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从实践层面来说，公共政策伦理所具有的强烈的应用性质，策应了政策实践的需求，是顺应政策实践的呼唤而被催生出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公共政策自身的无缝隙、政策分析的深化和政策实践模式的改善等已无法遏止公共政策的失灵与失败，而诉诸于伦理是理性的选择。因此，笔者认为，伦理回应与救治是矫治公共政策失灵的治本路径，这也是公共政策伦理赖以生成的厚实的实践基础。

从构建学科层面来说，诚如行政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科一样，我们要构建的公共政策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与伦理学、政策科学有着内在而直接的关系，也与哲学、行政学、教育学、美学等相邻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总体来说，公共政策伦理学是以公共政策为体、伦理学为魂、美学等相邻学科为用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公共政策伦理是公共部门用来引导和规范有关社会主体的行动指南和准则，而这些也是与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还有整个社会多数人所信奉的主体价值观(也就是价值偏好)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就是要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及过程进行合法性的追问，以确证每一项政策所要达到目标的正当性，防止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平伦理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偏离，以规避公共政策异化的风险。

综上所述，从学科构建、发展的角度来说，国内对公共政策伦理学的研究虽处在起步阶段，但公共政策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和雏形已隐约可见。相信，经过国内外理论界的协同努力，假以时日，公共政策伦理学的发展壮大，将是逻辑之必然。

责任编辑　戴群英

作者：孙云峰

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论文 篇2：

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公共伦理价值问题

摘 要：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我国公民的影响十分深远，本文从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视角，结合正义论、新公共行政理论及相关政策理论模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农民公共伦理价值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就业难、教育难和婚恋难的关系，三是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社会保障、失独家庭的问题，四是单独二胎政策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修正。通过以上思考，加深了对公共政策学的准科学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价值理性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的形势下作出的一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目前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8年写入宪法法条，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有近40年的历史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功绩不容否定，发挥了巨大作用，该政策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已经成功地将大部分独生子女变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拥趸。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贡献，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协调的人口条件和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是为了恢复国家经济，加速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抑制个人生育数量的一项公共政策。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带来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生命周期理论和林布隆的政策渐进主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该政策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城市低，思想观念较城市地区更为保守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处于公共政策伦理公平正义失范的不利地位，集中体现在人口质量、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婚恋困难等问题上。

一、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农民公平正义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和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的倡导，实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进而使中国能够甩掉或减轻因为人口过多所造成的沉重包袱。

计划生育政策通过一系列“组合拳”，例如写入宪法条文、各省市区出台地方性法规、建立各级计生职能部门等手段，具备了程序合法的属性；也会出现为实现计划生育目标而通过暴力手段，诸如打砸抢、强制流产、强制节扎等非人性的手段加以实现的现象，暴露出的不仅是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消极抵抗，也是政策执行者执行方法途径的欠缺。

从建国至今，我国依然有6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成败。然而，政策主体在制定该政策时，却并没有给予广大农村地区合适的缓冲期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论。“重男轻女”的现象不仅是农村而是全国性的存在。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男丁延续香火的传统没有丝毫的减弱，“重男轻女”也从增加男性劳动力的目的转化为男丁为家庭或家族出头的需要，家族中男丁的多寡和能否出人头地直接决定着该家族在村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没有男丁的家族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低人一等，这就是为什么在计划生育政策初期，很多农民家庭甘愿铤而走险，只求一子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打断的不仅仅是农民的求子梦，也把农民推向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更加不公平的形势中。在人口管制的时代，城乡人口流动的空间十分狭窄，城镇户口就意味着要比农业户口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福利待遇。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家庭，也成为了高风险家庭，这一点与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并无二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存在，但必须基于最大限度地使先天最不利条件的那部分人受益的前提。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村民就是“先天最不利条件的那部分人”，他们辛勤地劳作，却往往要看天吃饭，连对下一代最单纯的精神寄托都惴惴不安。按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社会非但没有使他们受益，反而剥夺了他们最朴素的求子之梦。虽然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山杜绝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马太效应”，帮助农民通过少生，减少财富消耗，集中力量培养独生子女，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但是，农民因为政策原因而导致对下一代尤其是男性子女精神寄托的缺失，对他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也不该被忽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是执行者茫然无知，政策客体颓然无力，政策的伦理价值在这一点的表现明显是效率主义和工具理性占据了上风。

二、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就业难、教育难和婚姻难的关系

由于大部分新生人力资源个体作为独生子女，肩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与寄托，在教育投资上很少有家长会主动停止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农村家长的潜意识里，仍然存在着考上大学就是脱离土地、踏入上层社会的坚定信念。因此，作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他们集中所有的财力供养独生子女的学业，帮助子女离开农村和土地。然而，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独生子女考取重点大学的比例可以看出，农村独生子女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中处于劣势地位，就算考取了同一所重点大学，就教育资源的分配现状来看，农村独生子女比城市独生子女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这其中就蕴含着公平性缺失问题。

伴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大学生的含金量不断缩水，有的高校也越来越像企业一样生产毕业生，通过增加专业项目的数量提高毕业生产量，捞取经济利益，完全不顾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检验合格，大都顺利获颁两证。来自于农村的独生子女毕业生，不仅与城市独生子女一样缺乏兄弟姐妹及与他人交流分享的意识，更缺乏在中国城市人情社会的人脉资源和就业机会。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从自己的角度还是面子的角度，都十分抗拒回到乡村生活。通过简单的SWOT分析发现，比之城市毕业生，他们只有不怕吃苦、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优势较为明显，而且这个优点还不是所有的农村毕业生共有的。就业难与“有的工作没人干，没工作的不想干”的现象密切相关，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并不能接受一份不体面的工作，都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入与发展前程，人往高处走，此为人之常情，我们能够理解，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却有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

教育难和就业难带来的共同问题是婚恋难题。中央政府历次调控房价的搁浅催化了中国城市居民价值观的改变。农村子女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农村地区经济本就不发达，基本上竭尽全力供养到子女大学毕业，其他高额消费品诸如房子、车子的负担是大部分农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城市家庭面临这一问题的形势虽然也较为严重，但比之农村家庭，却有较大的优势。此外，催生的婚恋难题使优生学的理论面临实践困境。

三、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社会保障的问题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其实也在无形中分散了养老的压力，就算某一个或某几个子女不孝，但子女都不孝的毕竟是少数。而现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也开始出现“4-2-1”结构的家庭，孙辈的“1”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过分的溺爱甚至使“4”和“2”们忽视了对“1”的孝道意识的培养。假设唯一的子女不孝，农民养儿防老也只能成为一个空想。城市居民享有退休金，虽然职业的不同导致退休金的差异十分巨大，但有退休金，总比农村没有退休金要好得多得多。

此外，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不论是农村抑或城市，都是高风险家庭。尤其是那些子女已经成年却英年早逝的“失独”家庭，他们承受的痛苦，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从政策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依据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执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光荣使命，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比之违法生育的群体都完全占据着制高点。但“失独”之殇，却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这种“老实人吃亏，投机取巧的人得利”的现象有失公允。国家每年都会对“违法”生育的情况进行高额的罚款。应该从社会抚养费中设立专门的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基金；为每一位独生子女购买一定年限的独生子女意外险。

四、计划生育的调整：单独二胎政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了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这一举措，并不代表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动摇，只是政策环境变动中政策调整修正的产物。对单独家庭而言，可以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并自由选择是否生育二胎，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该政策在各省市区的具体放开时间不统一，政策落地时间也较短，更深层次的伦理探究仍需要时间来彰显。

五、结语

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提高有关，如果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更高的阶段，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大幅提升，即使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仅仅出台指导性的生育政策甚至不需要该类政策，人口问题或许也不再需要“计划”了。公共政策很难像其他科学一样设立规范的定量和定性标准，这与复杂的政策环境的动态性、多样性息息相关。根据新公共行政学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的观点，不难得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避免政策主体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个人价值观对政策伦理的影响，绝对理性、公平的完美政策并不存在”的结论，但这并不影响人民追求政策完美的价值理性的过程。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输出的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问题取向，它是针对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而制定出来，因而表现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技术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在长期的政策实践过程中，人们几乎淡忘了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将其降低为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社会之公器”，而将其内含的“社会之公道”置若罔闻，其本意在于解决问题，医治社会之弊病，本来也无可厚非。殊不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政策失灵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之公道”与“社会之公器”的道器分离而产生的恶性结果。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和林布隆的渐进主义模型，均不追求完美无瑕、一劳永逸的政策，特别是渐进主义模型更加主张对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及时修正政策偏差，这也与政策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内容不谋而合，这一方式在政策实践中也体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同样，回到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该政策在调整中更加注意政策伦理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王金营，赵贝宁.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J].人口学刊，2012（04）.

[2]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4-105.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章荣军.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J].云南社会科学，2010（04）.

作者简介：

于思川（1989—），男，山东莱西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和治理理论。

作者：于思川

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论文 篇3：

公共政策与伦理问题相关性分析

摘要：伦理贯穿于公共政策运行的整个过程，其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内核，任何公共政策都深深打着伦理价值的烙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伦理问题缺常常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被忽视，其使得公共政策背离了其产生的基本伦理，而整个社会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成本。本文系统阐述了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的本质联系以及伦理问题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多种表现形式。

关键词：公共政策　伦理问题　相关性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政策蕴含的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经简明扼要地指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在理论上一般将公共政策总结为国家机关、政党以及其他政治团体、公民在特定时期内，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针、条例的总称。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产品，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的，而且在其运行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也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而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伦理诉求——公共性。然而在实践中，伦理问题缺常常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被忽视，政府面临价值冲突问题，最为凸显地表现为政策伦理的失范，如公共政策非公共化，公共政策伦理问题以及公共政策在伦理价值判断上的困境等。因此，需要从伦理视角去考量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并建立价值或伦理问题在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中突出的重要地位。

一、伦理问题是否应在公共政策分析中被排斥

伦理问题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备受争议。重视对“自由”、“公正”、“权利”等规范的分析本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传统，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广泛引进，尤其是在二战后成为社会科学“显学”的公共政策分析中对数学模型、调查统计、心理实验、量化评估等方法的普遍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对道德因素等价值问题日益采取了轻视乃至无视的态度，甚至有人竟提出了要求把政策分析置于“价值真空”之中的极端观点，致使“为追求客观真实而回避伦理问题”的倾向至今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使现代政策科学从整体上显现出一种单纯追求理性化和技术化的特征。西方学者主张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排除伦理因素主要有三：

首先认为政策分析作为一种典型的实证性研究，应当根据实证主义的原则，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手段与目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以准确描述和反映客观事实为惟一追求。由于价值本身具有“相对”和“不可知”的特性，尤其道德判断几乎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因而无法将其纳人客观分析的对象。所以，“科学”的政策研究应尽可能排除伦理性因素干扰，让价值保持在一种“中立”的状态之中。

其次认为政策研究中没有讨论道德问题的必要性。他们强调，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有关道德等问题的争论，一般是在政治层面展开、并只有通过政治过程才能获得解决的。既然“分析者”无力解决价值问题，那么关于政策价值的选择就“最好”交给“决策者”去决定，“分析者”没有必要介人。

最后认为如果政策分析涉及伦理因素，就难免会将“分析者”的个人偏见或成见带人分析过程之中，从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真实性。

上述思想反应了当时的学者们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反对将价值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们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开的观点，主张政策分析的“价值中立性”，认为价值分析势必影响政策分析的科学性，政策分析应把重点放在对事实的分析和对事物发展的预测上，而不应放在主观价值的分析上。政策分析应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政策分析完全是处理“是”的问题，而不是处理“应该”的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历史主义学派已经证明了实证主义哲学的“价值中立性”(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观点的错误。运用“观察渗透理论”，可以证明价值观对于科学发现、理论检验、发展和评价、理论选择等都有着重要作用。在政策分析领域，纯粹的“客观的”事实分析或行为研究是不存在的。事实分析或行为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价值观或价值判断：(1)系统边界条件的界定和分析人员的兴趣问题。系统的确定反映了人们和集体的爱好(价值观)，而当问题出现时其中固有的价值观念又和选择什么样的系统有关。(2)在事实的选择和对事实的观察过程中，行为研究或事实分析就表明了它的价值观，因为每一种这样的选择，都意味着对许多其他选择的直接或间接的拒绝。(3)在对自身的目标进行行为研究时，价值观与这种研究的整个前提关系极大；在人类组织系统中和进行分析的人当中，倾向于用他们的整套价值观来确认事实的性质。

二、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的相关性

伦理学与社会科学诸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分析等学科)的关系紧密，尤其是在研究社会正义的方面。由于伦理学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关注社会伦理而非个人伦理的内容，所以，这些学科必须吸收伦理学的内容，以解决一些关于社会巾的道德问题。政策分析与伦理学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伦理学是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学科基础，而伦理分析或价值分析构成了政策分析的一个基本方面。

西蒙指出，在任何决策中均包含有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两个方面。所谓事实因素就是制定一项决策所依据的外部客观事实。决策者依据这些信息去认识问题，进而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但决策者在进行任何一项决策时都不可能仅仅依据事实因素，在这一过程巾他必定受自己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属于人的价值观范畴，往往与道德伦理因素有关；不同的人其所要追求的目标以及价值观是不同的，对问题的看法和目标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因此，决策总要与一些“值不值得”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仅仅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因素，而是涉及到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精神因素的影响，决策就是这样在决策主体本身已经形成的价值观这一背景下产生出来了，伦理价值的烙印自然也同时被打了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政策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决策者在这个制度框架内综合平衡的结果；而制度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含有制度设计者本身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倾向，一些基本原则随之也就产生了。例如，廉政制度的建立就反映了制度设计者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的一种限定，它包含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本身的职责认定问题，防止个人利益侵害公共利益，从而为权力的正当运行提供了一种保障。从政策过程来看，价值观的影响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人们都是以各自所已形成的价值体系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个人对世界

的感受不同，对自身的需求也就各异。在一项政策的实践活动中，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目的就可能反映了那些涉及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人们的内心主观愿望和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政策研究者对政策问题的分析态度，一种问题在某些人看来是个大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则不以为然，由此产生了对问题的界定不同，进而影响了对方案的选择。同样，政策执行者对一项政策的接受与执行与其所认同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影响到对一项政策的执行力度；公众对一项政策的认同与否也直接与其所认同的价值标准相联系的，否则会因为公众的反对而使一项政策“流产”。价值观还影响了一些公认的伦理道德准则，人们以此来评价一项政策的优劣；同时，价值观也影响着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以使政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整个政策过程都是在价值观的影响下运作的，这些价值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项政策的绩效。这也是人们把价值分析当作政策分析(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方面的原因。

三、公共政策分析过程的伦理问题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基础，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元属性，一般表现为公正性、公平性和公益性三个基本维度，是公共政策分析的整个过程：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一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一公共政策内容的实施一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估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原因却经常导致公共利益的分配中对公平、公正、公益等伦理价值产生的偏离导致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的出现，其在公共政策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伦理问题

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地点。这个阶段是公共政策分析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阶段，其原因在于如果在该阶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将导致致命的“第三类错误”的出现即解决了错误的问题，这比对正确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答案带来的危害更加致命。“第三类错误”的出现其原因正来源于公共政策问题界定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判断错误。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加以分析。就一个社会而言，问题通常可以分为个人问题、社会问题。一般来说仅仅涉及个人或少数人独享性私人利益的问题就是私人问题；而涉及共享性团体利益和社会分享性社会利益就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一般都是私人问题转化而来。是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属于政府的政策范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政府无法也没必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政府关心并且付诸行动解决的是那些属于政府的管理范围，政府有能力解决且列入政府工作议程的社会问题，它们称之为公共政策问题。某一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地完好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对政策问题取得共识。公共政策问题是从大量社会问题中筛选出来的，如何筛选?谁参与筛选?其结果大相径庭。人们对其所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既取决于经验知识，还取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等。在一个社会中，任何时候，只要实际状态与所期望的状态相背离，就会产生一个社会问题。在说明偏差的时候，人们经常用“何种”、“何时”、“何处”、“何种程度”分别讨论，即明确判断“是”与“不是”的偏差；发生在何种事物、何地上的偏差；发生在何时的偏差；偏差的程度大小及数量多少。这既取决于经验知识，还取决于公共政策价值观。不同的人与社会集团，因观点、地位、利益、条件等多方面的差异，对社会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各种不同的人必然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依据自己的价值观表明自己的态度。人们的价值观不同，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以及所掌握的知识背景不同，对政策问题的认识也必然不同，因而所提出的看法与主张也会不同。一个社会问题究竟会被定性为什么样的公共政策问题往往取决于公共政策价值观。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下，会有不同的认知结果。事实上，政策分析对社会问题的选择就意味着取舍，取舍则意味着偏好，这反映了政策参与者对政策对象边界条件的不同理解，自然会引发公共政策中政策对象选择的价值矛盾。因此可以看到政策问题的产生过程具有关联性、主观性、人为性、动态性的特征，这个过程中，价值冲突不断，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

2.公共政策方案制定的伦理问题

一旦社会问题被列入政策议程就需要回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阶段主要针对列入的政策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备选方案并从备选方案中优选满意方案。备选方案从制定到优选主要通过公共决策体制加以实现。公共决策体制一般有决断子系统、咨询子系统、信息子系统和监控子系统四个部分组成。而正是公共决策体制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首先决断子系统一般呈现出团体决策和精英决策的趋势甚至有的发展为家长制和一言堂，致使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首长个人和精英群体的价值观或者成为了利益团体斗争的产物。其次咨询子系统虽能够弥补政府在知识、信息、能力上的缺陷，但其也只能代表社会中少部分精英群体的观点，并不一定能够真实的反应社会的真正需求。最后信息子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真实的传递信息以及监控子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监控职能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需求致使最终公共政策丧失了基本的伦理价值一公共性。而民主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在政治上的首选价值标准也在决策过程中被抛弃了。

3.公共政策执行的伦理问题

公共政策经合法化过程后，已经采纳即进入政策执行阶段。政策执行是将政策构想转化为政策实效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充分性是公共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公共政策的执行阶段伦理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其重要原因在于该阶段涉及面广，涉及层级、人数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应的伦理问题也就多样化的体现出来了。政策执行阶段的伦理问题主要围绕利益展开，首先表现为对影响本地区利益的宏观政策的不执行、部分执行和变通执行等地方保护行为，通常人们将其形容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大政策，下有土政策”。其次表现为在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巾，只考虑政绩或片面注重政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在对公民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管理方面缺乏人性化考虑，滥用行政手段蛮横执法致使公民怨声载道，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降低。如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城市形象对街边摊贩采取强制取缔的方式，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人员无经济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从而引发了“政府面子和公民肚子取舍”的争论。最后表现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有利益的事务上越权管理或通过寻租勾结获得管理权限，再通过设租向逐利者收取租金，在这样的状况下寻租腐败行为层出不穷，而整个社会不仅为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为之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成本和道德成本。

4.公共政策效果评价的伦理问题

公共政策在执行后只有通过科学的政策评估才能判定一项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根据评定结果来决定一项政策应该延续、调整还是终止，也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为新一周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公共政策评估中的伦理问题主要牵涉到公共政策评估者自身以及他们与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关系。

首先，他们由于自身价值取向的原因，对政策评估的顺利进行以及结果的真实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评估者将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等同于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并应用于政策评估，那么无论使用多么精确的评估方法，其结论必然与公众的感觉大相径庭，是“假评估”。此外，评估者也可能出于故意放大或缩小、掩蓋或曲解评估中的某些事实，以求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它使评估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真实原则，却试图经由合法的评估程序得出事先设定的结果，或经由合法的评估形式将评估引向自己期望的方向。

其次，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地位不平等。政府的力量往往大于评估者，因此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其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向评估者施加影响和压力，并不段隐性的表露自己期望的评估结果以及这种结果对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弱势的评估者无奈只能迎合政府的期望，这样组织就成为了评估的巨大障碍，评估被组织化了。

责任编辑：李华

作者：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