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论文

2022-04-16

摘要：生态伦理学说到底是关于人与生态环境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但生态伦理学的根本还是要归结到责任伦理，才能获得理论奠基，并发挥其实践指导能力。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国情不同，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建设情况都各不相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依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所以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尤其重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规划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规划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论文篇1：

城乡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应用的初步分析

【摘要】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城乡建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伦理思想在今后的城乡建设发展中突显出十分重要的意义，将生态伦理思想融入城乡规划中，使得城乡规划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建设的发展，文章从我国城乡规划的观念、生态伦理思想的概述为切入点，分析了生态伦理思想在城乡规划中的重要意义，并讨论了城乡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应用，以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城乡规划；具体应用

前言

在自然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城乡规划作为城市建设的龙头，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城乡规划中来指导经济、城乡建设的发展，可以使用地合理布局，保护自然生态条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得城乡规划更加科学、合理，因此，将生态伦理思想应用在城乡规划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就城乡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进行探讨。

1. 我国城乡规划的主要观念及生态伦思想的概述

1.1 我国城乡规划的主要观念

目前，我国城乡规划的观念主要有三种，一是人本主义观念，二是实用主义观念，三是效率优先观念。其中人本主义是我国城乡规划工作一直奉行的思想，因此城乡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有效地解决好人怎样更好地生活和工作，自然生态环境于规划工作中只是以实现人类生存目标的一些附属物，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之间只存在着给予和索取的简单关系，导致自然生态环境逐渐被城市发展所破坏。实用主义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这种规划理念注重追求短期的社会效益。在城乡规划中，特别注重技术标准和效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目的。效率优先观念，大多城乡规划则以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城乡自身的建设工程快速开展作为根本目标，将建设效率作为城乡规划中的核心价值准则，最终导致城市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了无序蔓延，造成整体性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城乡规划工作作为目前社会理性的核心代表，其所对应的那个承担的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城乡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大效益的功能也将有所缺失。

1.2 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生态伦理思想是一种新型的应用型与实践型相结合的伦理学科，随着现实性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伦理思想应运而生，并且被当成解救当前生态危机的重要手段。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涵可以从生态思想价值观和生态道义思想两方面进行理解，生态思想价值观是指人们在了解大自然的基础上，积极主动的保护大自然，从而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在以往人们很少保护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要改变征服大自然的偏差观念，树立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生态道义思想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是平等的，人们要树立敬畏生命的思想，改变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 生态伦理思想应用在城乡规划中的重要意义

将生态伦理思想融入城乡规划中，对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城乡规划学科起步较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而生态伦理思想的出现，为我国城乡规划增添了色彩。在以往的城乡规划中，人们往往会将一些重点项目设置在人口、交通、信息相对集中的地区，使城乡承担更重的发展任务，但这种行为对城乡规划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新环境下，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传统的城乡规划观念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城乡建设发展的需求，因此，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是当前城乡发展的需求。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存在的矛盾，可以使城乡规划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城乡规划的长远发展。

3. 生态伦理思想对城乡规划价值观的作用

3.1 科学的掌握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是一项宏观性、综合性工作，在编制城乡规划时，需要科学、全面的进行调研、合理布局，全面性、科学性的探索应是整体城乡规划领域不懈追求与努力的根本目标。因此，在发展社会文明时，将科学精神当成其最高精神，在新时期下，科学和生态伦思想精神内涵不断拓宽，并赋予新时期的特征，也就是说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城乡规划中，能科学的掌握城乡规划。

3.2 城乡规划是公共政策的一种体现

城乡规划是公用政策的体现，因此，城乡规划需要具备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调节功能、导向功能，也就是通过政策及行动明确城乡发展的方向，从而将复杂、漫无目标、多方面冲突的行为归纳成一个统一的目标，最终能以既定的科学目标有序地实现发展。

4. 城乡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应用

生态伦理思想在城乡规划中的具体应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城乡规划思维，使得城乡规划向多元化发展；二是优化城乡规划方法，使得城乡规划更加科学、合理、严谨。

4.1 创新城乡规划思维

在城鄉规划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完成城乡规划工作，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应用成果，从而为城乡规划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生态伦理思想涉及到的领域十分广泛，将其应用在城乡规划中，能有效地拓宽城乡规划学科的视野，在城乡规划中将伦理道德思想体现出来，同时还能促进城乡规划学科的交叉，使得城乡规划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这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合理、有效协调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要求。生态伦理思想的引用，有效地改变了以往人本主义、实用主义、效率优先观念的现象，避免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合理、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质量的下降，使得城乡规划从单一“以人为本”价值转变为“人、社会、环境”多元化价值，城乡规划思维的转变，对城乡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2优化城乡规划方法

生态伦理思想的融入将会改变以往相对传统的城乡规划方法，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处理方法及手段也会使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更为合理的安排。从而加强了城乡规划方法的全面性、严谨性，使得城乡建设与布局更为合理，城乡生态环境更加友好，人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也使得城乡规划实施与管理工作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总结

将生态伦理思想融入现代城乡规划中，并得到具体应用，能改变以往单一思想价值观念，使得城乡规划的思想价值观更加完善，更能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协调发展，加强生态伦理思想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发展更好地服务，有效地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孙晓红.解析城乡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J].江西建材，2014，（22）：125-126.

[2] 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一从理论走向实践[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 应云仙，汤坚立，李王鸣.生态伦理思想在城乡规划中应用的初步探讨[J].城乡规划，2012，（09）：16-18.

[4] 吴志强，于泓.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J].城乡规划学刊，2005，（06）：141-142.

作者：吉娇高毓林

规划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论文篇2：

当代责任伦理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建构探索

摘要：生态伦理学说到底是关于人与生态环境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点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但生态伦理学的根本还是要归结到责任伦理，才能获得理论奠基，并发挥其实践指导能力。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国情不同，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建设情况都各不相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依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所以生态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尤其重要。文章探讨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价值定位、生态伦理学本土化面临的现实挑战和责任伦理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建构问题。

关键词：生态伦理；本土化；责任伦理；党的十九大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无限制发展技术却忽略了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在当今时代尤为迫切，对于适应各国生态发展的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研究更为重要。

一、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价值定位

生态伦理学要求确立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展现出了伦理与道德辩证互动的生命姿态。

（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对生活物质需求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

（二）道德价值范畴的扩大

最初的生态伦理研究范围是在学术理论中，为了顺应时代的变迁，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价值范围逐渐扩大，对个人、群体和社会提出更多要求。推进绿色发展重点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对人们的道德要求更加广泛。

（三）人类思想与行动中的作用

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意义是为形成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形态，要求大家重视起生态文明的建设。但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价值最后要落实到行动中，在生态建设过程中不能因小失大和急功近利。

（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用“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等概念来说明生产力的丰富内涵，这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是一种生产力。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命，是人類之所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以建设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二、生态伦理学本土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在理论上，指的是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理论成果结合一国文化传统、具体发展和本国特色、适用于一国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学。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有诸多契合之处，使得生态伦理学在中国有实现本土化的可能，同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也使得我国有进行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的必要。但是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本土化问题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多元文化的渗透

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的问题，是适用于一国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理论，但现在是全球化发展时代，各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难免发生碰撞和相互渗透。改革开放后，各种文化蜂拥而入，形成了转型期特有的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势必会对个人、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弱化，造成了本土化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生态方面也会受到些许影响，导致人们无法正确定位生态文明建设，与别国现状混为一谈，造成生态伦理学价值观的迷失。

（二）个人生态责任意识的缺失

随着生活速度的加快，人们往往追求及时的利益，尤其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导致了人们追求利益而忽略环境的现状。大自然往往以无言的方式给予我们深刻地提醒，启发了人们开始保护环境的意识。但是以往养成的习惯，让人们无法明确个人对生态影响的责任意识，总抱有侥幸的心态和自私的心理。但是对于生态的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新时代提出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责任意识，这样才能打赢“蓝天保卫战”，夺回绿水青山。

（三）本土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间的悖论

悖论是指在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相互对立又都能自圆其说的结论。本土经济与生态平衡间的悖论，实质上是利益与道德的悖论关系，也是导致环境污染的最大原因。人们往往关注利益的得失，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有了工厂污水排放和尾气污染的现状。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问题，人们要注意自己对环境影响的行为，不能只追求利益，而是保持中庸的态度，找到二者间的平衡。

（四）责任分担的不平等

对于环境的保护，人们没有完全达到思想的一致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一个国家人们群众间也存在差异性，深刻理解环境保护的人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和承担更多义务，但是缺乏责任意识的人依旧不会改变，这就导致了追责的时候，躲避责任和承担责任的不公平现象。

三、责任伦理视阈下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建构

（一）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的责任伦理基础

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强调的是发展本国特色对一国人进行生态伦理保护，在此着重于人们有义务去做。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在《责任的原理》一书中，对义务的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就是著名的“责任原理”。

1. 对自然的保护责任

对社会与自然负责，是为了确保人类未来得以生活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人类与其他生物有一致的利益，同为自然之子，人类为了满足自己而牺牲社会与自然，是对自然的不尊重。为了行使责任，人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然的其他子孙负责，人类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优先权不过是因为力量强大。倘若依据自利行为，除人以外的事物同样具有优先权。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我们不能把其他人的利益当做个人的赌注，社会向善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影响其他人的理由。“这种关护显然必须包括对这个星球上整个大自然的未来的关护，这星球是人类自己的未来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2. 对未来人类的责任

《责任原理》中提到“只有在我的‘赌博’中包括了他人的时候，轻率才是不允许的”。“生存优先”，所以绝不许拿他人的全部利益尤其是生命做赌注，那是不负责任的。个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威胁到他人，置他人于危险中。

未来责任强调的是对本土生态伦理保护的动机，这是涉及未来人类的责任，首先我们要确保未来人类的存在，其次要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负责。“这种关护显然必须包括对这个星球上整个大自然的未来的关护，这星球是人类自己的未来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3. 对行为后果负责

汉斯约纳斯认为，对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行动伦理只强调行为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责任伦理来加以补充，人们做决定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行为的动机，还要行为与后果间的必然联系，并对其行为后果负责。所以我们在面对自然环境时，要慎重做出决定的行为，并必须对行为后果负责，对自然负责。

（二）个人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的责任伦理修养

1. 勇于承担个人对于生态保护的责任义务

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每个人的行为决策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所以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动机前提下，培养自己对行为后果负责的意识。做成行为决定之前，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尽量避免破坏环境的举动，面对他人的破坏行为，及时制止，这是个人的义务。

2. 尊重生命和本土自然环境

保护自然的基础是我们要敬畏生命和自然，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到“除非人类能够将爱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找到和平”这不仅是关乎生命伦理，也是对生态伦理的保护。人与动物平等，人与自然也是平等，应当和谐发展。尊重自己本土的环境，是尊重自己的生存环境。

3. 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

绿色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做到“节约优先”，力所能及的循环利用资源，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积极践行党的十九大的要求，节约用水、降低耗能、低碳出行从我做起。反对奢侈的浪费和不理性的消费，做一个理性健康生活的好公民，为生态伦理学本土化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

（三）基于责任伦理取向的生态伦理学本土化社会规范

1.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生态保护思想建设

本土化要求的就是結合我国特色来进行生态保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牢牢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形成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建设以资源节约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 建立明确环境责任和追责的管理运行机制

应当明确人们对环境责任，社会应建立追责机制，应该负什么责、怎样负责，都要进行明确的规定。通过强制力保证责任追究机制的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排污者责任”，并且“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3. 健全本土的生态保护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包括社会舆论监督、部门监督。加强部门监管力度，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由国家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整体把控，具有法律的权威性，这是由国家强制力为生态伦理本土化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由于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法律制度和执法制度都不够完善，国家管理部门的监督不能确切的进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明确权责边界，面对国内综合监管的多元化监管模式，多机构同时监管，会出现目标不同、管理办法冲突和相互推诿的情况。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包含媒体舆论监督和大众参与监督两方面，具有广泛性的特征。现在国家大力宣传生态保护，就是想引导一个正确的媒体舆论导向，引导大众保护环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宣扬生态建设中的失责问题，通过报道公开在大众面前，都能激发全民责任情感的作用。大众全面参与进来，选出环保典范和榜样，相互监督。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形成人们自觉培养责任伦理情操的自律意识。

4. 加快完成生态环保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时第一次把“保护环境”列入政府的五大核心职能，加快了生态保护体制改革。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此，可以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等，来加快完成生态环保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人人培养责任意识，担负起个人责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生态伦理学本土化进程，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6.

[3]汉斯·约纳斯.责任原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M].方秋明，译.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

[4]阿尔贝特·施韦泽.陈泽环，译.敬畏生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孙鑫

规划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论文篇3：

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

摘要：生态伦理观念源于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而提出，经过一个世纪的孕育和思想准备，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区别于传统伦理的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学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居于主流。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

文献标识码：A

生态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样，它不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研究，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德学说。它要求改变传统伦理的两个决定性概念：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本身的关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赋予它们按照生态规律永续存在的权利。[1]

一、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据统计，近十年全世界制造业每年约产生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这些废物有的具有对人体直接造成危害的毒素，有的通过对环境的破坏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的损害令人们反省过去漠视环境的保护，从宏观到微观，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始创于20世纪初的生态伦理学，便是直接针对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恶果而提出的。最早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是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Albert Schweizer），其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伟大创造，“生命本身是神圣的”，人类对一切生命都要给予极大的尊重；应将“崇拜生命”作为伦理的核心和基本原则，“保护、完善和发展生命”应是“人类与自然的准则”和“善”的观念的重要内容，“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害生命”[2]。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于1933年写成、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被誉为“拓宽道德研究的范围，实现伦理观念的变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主张：扩大伦理学的边界；改变人类的地位；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他提出“大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的一切生物也不是仅为人类而生存的奴隶，人和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这个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3]。其他的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顿、史托斯、特来普等，也都主张“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和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以“协调”为宗旨的道德目的，创建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

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与同时出现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是在20世纪60年代于发达国家兴起，对20世纪晚期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主义者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人是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非人类存在物是否具有对人类的工具价值以外的价值？如果有，这类价值的性质如何？人对自然的正当权利和必要义务是什么？最后，自然的本质是什么？人是什么？如今，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被归于“生态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这些并不太确切的名称之下。生态伦理学，按照多数人勉强接受的定义，是指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应用伦理学科。在生态伦理学界，由于理论倾向不同，对于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一般地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拥有道德价值，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中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4]，因此所谓“生态伦理学”（如果有的话）研究的是与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非人类存在物，如生命个体、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生态伦理学是研究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的新的伦理学分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生态伦理学目前不妨归入应用伦理学范围，但从发展看，该学科的成立关乎整个伦理学基础的改造，因而通向一种新伦理学。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居于主流。[5]

非人类中心主义按立论基点不同大致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谱系。个体主义发轫于早期的动物解放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和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theory），分别以辛格（Peter Singer）和雷根（Tom Regan）为代表，成就于泰勒（Paul 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泰勒延承史怀泽的“敬畏生命”观念，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至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整体主义通常被等同于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提出一个基本道德原则：“一件事物，当它倾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一原则被环境主义者视为“金律”。克利考特（J.Baird 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的客观价值论从两个不同立场为之提供证明，而奈斯（Arne Naess）等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则代表着此类努力的最高成就。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无论就著作、学说、派别的数量或争论的激烈程度而言，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都可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与此种热闹场面形成对比的是，这门学科在短短的历史中已陷于实践和理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各派观点都相持不下，能够开出一长串处方，但无处去找药店和熬药的人。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主要为一些激进环境组织所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问题，但是，不管是德性伦理学还是规范伦理学，总体来说，都处在哲学的末端。一种全新的伦理学说的成立，必定是和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元伦理学等更基础的哲学领域的改造联系着的。尽管他们对此作了种种努力，从结果看明显准备不足。这两方面的困难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点与研究的基本问题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西方生态伦理学家认为，它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雷根1981年的观点认为，一是必须承认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拥有道德地位；二是必须主张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仅限于有意识的存在物。[6]两者主要区别是，在道德对象和道德目标上，罗尔斯顿1987年的观点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 “过去，人类是惟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一种新伦理学，增加了对植物（和动物）的尊重。”[7]因此，“生态伦理学超越了康德伦理学，超越了人本主义伦理学，因为它把其他存在物也当作与人并列的目的来对待”。在道德学说上，“康德仍然是残留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只有‘自我’（个人）才与道德有关；他还没有足够的道德想象力，从道德上关心真正的‘它者’（非人类存在物）——树木、物种、生态系统。他只是一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还不是一个环境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在理论上，第一，要求确认自然价值的理论，认为不仅人有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包括它的内在价值；第二，要求确认自然权利的理论，承认不仅人拥有权利，生命和自然界也拥有权利。在实践上，它要求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保护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护生物物种、生物遗传物质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伦理学经过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个世纪的孕育和思想准备，在20世纪中叶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中产生，逐渐提出一种新的区别于传统伦理的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

国际生态伦理学会会长，来自美国的Jamieson先生曾经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解释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某个小岛上，盛产海参，居住在这里的贫困的居民，大量地捕捞，以供给富裕的日本居民食用。捕捞海参成了当地人唯一的致富手段，而过度地捕捞，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Jamieson先生说，从表面看，是当地居民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从生态伦理学角度看，是富裕的日本人的需求真正导致了并不断助长这种破坏。他说，贫困的当地居民即使意识到了严重的后果，也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另谋出路。生态伦理学就是要为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矛盾提供理论的支撑。Jamieson先生承认，生态伦理学是一个受哲学、文化支撑的学科，因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地区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核心观点，而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环境问题还是必须也有可能以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他认为，存异求同，把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统一起来的焦点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改善我们的环境。他说，不同的部族对森林有不同的信仰，有的部族认为森林中生长着精灵，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他们的祖先，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受魔鬼保护的，等等，其后果是一样的，这些部族保护了他们的森林。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并对自然界施加更加巨大的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角色的转换就成为更加紧迫的课题。我们必须尽快从大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角色转换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自觉地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通过主动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这种伦理信念就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当代的生态伦理学家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四种不同的伦理理念，即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人应该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对动物的关心，对生命的爱护和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这种伟大的情感有助于稀释和冲淡人们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有助于把人们从对人际利益的永无休止的算计和纠纷中解救出来。只有当人们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人类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内部为争夺权势和财富而进行的争斗是多么的琐碎！人与人之间过分精明的尔虞我诈和斤斤计较是多么的卑微！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环境的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只有当我们不仅仅把环境保护理解为人的一种“聪明的自利”，而且还理解为一种需要用生命来承担的道德义务，承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可靠的保护。

三、生态伦理学的走向与未来

从关注“环境”到关注“生态”，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8]生态伦理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发明和应用科技，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特别是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的物质文明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则是：人类正面临着极大的全球性危机，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等等。地球正在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这一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工业化时代，由于“利”的驱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粗暴掠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剥削，人类使自己陷入了危机。

如何走出困境，在21世纪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关键是人类必须转变价值观念，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道德伦理观。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绿色浪潮”起源于“绿色消费”，主要针对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品。1978年，联邦德国最早实行了绿色产品制度，由国家权威部门对产品实行审查评定，并贴上绿色标志。从绿色食品、绿色日用品到绿色服务、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浪潮”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全球《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随后，我国政府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并制定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章程》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而确立于80年代的一种新文明观——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实质同生态伦理学一样，也是以新的价值伦理观去审视人类的行为，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再次揭开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共同生存问题关注的序幕。[9]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全球性的保护环境运动由此开始。继而，1980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明确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对该概念的明确界定则是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1991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九大原则：各种生命社团都应受到尊重和爱护；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习惯，建立人的行为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使各社团能参与其自身的环境保护；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与秩序，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再是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人类发展的目标，而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荣，追求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三大转变：生产技术的大转变、经济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自然观的大转变。其实，三大转变的同时，必须有第四个大转变，即道德观的转变。人类的新道德观以及相应的生态伦理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必然。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学几乎同时提出，是人类在经历了反生态性、不可持续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大危机——“人类究竟能否还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之后，在对工业文明进行重新审视、反思、检讨以至否定之后的一次思想飞跃。

可以预料，未来的人类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可持续发展则必然要求构建新的关系与秩序——生态伦理，也就是说，21世纪的生态伦理问题，必将是全人类关注的热点。未来人类生态伦理的基本内涵，是建立真正平等的、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共荣共存。它建立在两个道德原则基础之上：一是人类平等原则；二是人与自然平等原则。

人类平等原则，具体包括“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前者体现的是全球共同利益，后者体现的是社会未来利益。“代内平等”原则是说，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以损害别人、别国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必须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同舟共济。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具有联系性和整体性，同样地，地球也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类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贫困和污染也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损害他人必然危及人类整体。因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确立代内平等的道德原则，即公平、平等地对待代内间的人际关系，注重维护弱者的发展。这样，建立新的生态伦理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必然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倡导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患难与共，唇齿相依。

代际平等，是生态伦理所要求的人类平等原则的另一个内容。代际平等原则要求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也就是说，生态伦理在人类内部关系上，不仅着眼于建立同代人的人际伦理关系，即人类横向的伦理关系，而且还注意建立当代与后代间的代际伦理关系，即人类纵向的伦理关系。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的毁弃，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10]，对后代欠债，违反了代际平等原则，危害他人而必将危害甚至毁灭自己的“类”的生存。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人与自然的平等，以及“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这就必然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不再以人为唯一尺度，不再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是有目的、有理想的存在物，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所产生的“人类中心”意识，是对人类价值的信仰和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由此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索取和掠夺，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污染就是“人类意识的污染”[12]。鉴于此，生态伦理的建构，必然以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原则为基础。

生态伦理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以及崭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已经不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道德学说，而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逐渐渗透到人的实际行动中。例如，政治生态伦理，要求公正平等地分配社会和生态资源；自然生态伦理，要求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森林生态伦理、土地生态伦理和资源生态伦理，要求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企业生态伦理，以新的伦理理念推动企业的经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人口生态伦理，主张适度人口、尊敬老人、爱护儿童等；消费生态伦理，崇尚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公正消费；科学生态伦理，科学和科学家承担对自然的责任；战争生态伦理，高扬“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统一的伟大旗帜，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等等。在所有这些实践应用领域，它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在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积极力量。那么未来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吁的是建立新的道德原则、扩大道德对象范围，在注重人与人平等的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平等，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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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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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红梅.关于动物解放主义的分析与批判[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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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J].哲学译丛，199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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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4.

[10]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N].人民日报，1995-09-28（0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