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艺术理论管理论文

2022-07-03

非常感谢李凤亮书记和李心峰教授的邀请，十分荣幸与各位老师在一起讨论问题。李心峰教授给这次研讨定的题目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未来的展望。我在前段时间的一次公开讲座中也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是从五个角度谈艺术学理论学科前景的，但因时间有限，当时谈得比较简略。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互联网艺术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互联网艺术理论管理论文篇1：

美学化的“艺术学理论”与工科化的“设计学”

[摘要]有关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合法性的质疑、关干一级学科“设计学”是否应该继续提升为学科门类的讨论等话题近期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国现有学科设置以及学科目录的制定与修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科的“正名”其实不是学科建设的终点，而应把它看作是学术发展的新起点，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学科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学科建设;艺术学理论;设计学;一级学科;学科目录

这些年来，我国的艺术学学科发展迅猛异常。从2011年开始，“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这一事件应该看作是近10年来我国学科建设领域中一次最堪称“大手笔”的调整。这就使得一些在西方已经形成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的学科，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归属，或是一些在国内业界（专业或实务领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专业领域无法在学科目录中获得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一些已经“正名”的学科门类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尤其是有关一级学科设置的问题在艺术教育界的反应非常激烈。最近，有关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合法性的质疑、关于一级学科“设计学”是否应该继续提升为学科门类等话题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本文结合笔者长期在相关领域的参与、观察和研究实践，对这两个话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回应。

一、艺术学理论：哲学对于艺术的剥夺？

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后，“艺术学理论”成为新设立的“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艺术院校内部，“理论”往往被视作“创作实践”的反面，即将从事艺术史、艺术评论统称为“搞理论”，这个群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获得命名之前就已存在。但8年来，艺术院校逐渐意识到，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很可能并不是原先艺术院校中的历史研究和评论工作者，而是从文艺学、美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介入艺术领域的一批“闯入者”。对此现象，一些学者乐见其成，原因是学科本来就不应该设立画地为牢的壁垒。但另一些学者（主要来自于艺术院校）认为，这一学科的设立缺乏学理上的合法性，容易造成与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的重复设置。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一门学科之所以独立，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但是，从“艺术学理论”和过去从属于哲学门类的“美学”、从属于文学门类的“文艺学”（或称为“文艺美学”“文艺理论”）学科的关系来看，“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却有些“重复建设”之嫌。这几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高度交叉，并且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替代关系，而是并存。这就无法达到涂尔干关于学科独立的基本标准。而且，已经建设了多年的“文艺学”（文学理论），目前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

笔者认为，设置这一学科的合法性是存在的。有关“艺术学理论”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讨论，延续了中世纪以来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二者之争当然是由经院哲学中关于“三位一体”这一神学概念是否是实体触发的，唯实论（实在论）者认为存在“共相”，而唯名论者认为所谓的“共相”并非实体，而仅仅是一种概念。举例来说，唯实论者认为“水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唯名论者则争辩说，世界上只有苹果、橘子、香蕉……而并不存在一个叫作“水果”的实体。与此同时，这个研究“水果”却不研究具体的苹果、橘子、香蕉的专业，却并非以往各门类艺术史论的集合体，相反，各具体艺术门类的史论仍由各自的专业人士负责，“艺术学理论”是一个研究抽象艺术一般原理的学科。问题在于，各门类艺术中是否存在抽象的、一般的共同原理？这种原理是各门类艺术之间的交集，还是仅仅是一种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不妨认为，这些正是有待于艺术学理论学者去探索和揭开的未解之谜。由此看来，支持“艺术学理论”学科成立的学者往往是唯实论者，但面临着在全球甚嚣尘上的“艺术终结论”，古老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本身也能给这个学科增加许多思辨的魅力。

早在民国时期，究竟是用“美术”还是“艺术”一词来翻译西方的“an”还没有形成共识，当时全球范围内人文社科理论发展的阶段性也决定了艺术学理论学科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效法苏联的体制，将民国时期的各级“艺专”更名为“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具体的“门类艺术学院”。这样做的后果，是艺术院校按照专业领域各自独立，而作为文学艺术界组织者的文联系统则又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各门类艺术的共性问题除了在美学领域内有学者涉足外，在一般专业艺术院校内部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由于和具体门类艺术实践的密切联系，在一些专业艺术院校中甚至出现了重“历史”、轻“理论”的局面，认为艺术理论问题属于哲学问题，艺术院校则就是研究“艺术史”的。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为例，金唯诺等前辈学者便曾表示：“在中央美院，我就主张把这个系明确叫美术史系，而不叫什么美术史论系，或美术理论系。我也不太同意把它叫成美术学系，那样它的研究范围就太广了。”但是，在我国各门类艺术大发展大繁荣、门类艺术学院规模化发展的今天，在一些综合大学中将“艺术学理论”这一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迟到的补给。

既然“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确是以往的藝术院校的门类艺术史论所不关心的，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学理论”必然就应该设立为一级学科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事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很多是从过去的哲学、美学、文艺学乃至人类学等学科介入本学科的，容易缺乏对于各门类艺术本身的“同情之理解”，甚至造成人文学者“到艺术家的盘子里抢肉吃”的局面。的确，目前已经有一些设有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高校，在设立高校博物馆、捐赠品鉴定等方面暴露出缺乏基本审美判断和艺术素养的弱点，以至于为舆论所诟病。设想一位夸夸其谈的艺术研究者，倘若一旦碰到具体的艺术作品，就分不清好坏，误把江湖杂耍当作专业艺术家，甚至对于形式美本身都缺乏分辨和接受的能力，这不应该是专业艺术研究者的常态;这种一方面谈论艺术（理论），另一方面却不懂艺术（审美或实践）的情况，的确不利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其实宗白华、朱光潜等老一辈美学家早已给出提醒。既然是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艺术学理论研究者还应该了解各具体门类艺术的史论，并且至少对创作水准的高下具备专业的判断力，他们所倡导的“不通一艺莫谈艺”在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学科之间的交融互渗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例如研究医学的当然最好也学一点文学、哲学，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是不同的学科这一事实。因此，在目前“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理论”三种学科并存的学科目录中，强调“艺术学理论”与各门类艺术实践天然的血缘关系，让“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艺术实践，“文艺学”研究者精通文学作品，“美学”研究者则侧重艺术美、自然美的一般抽象原理，至少是将这几个重合度较高的学科从学科管理层面加以区分和引导的一种合理方案。

第二，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应该包含哪些二级乃至三级学科？这是一个自从学科设置之初就曾有专家思考的问题。直到目前，这个问题也是言人人殊，其主要矛盾在于，设若有一个大学本科生，以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尚且很难得到社会认同，更遑论在这个学科下进一步划分出各种互斥的二级学科了。比如，我们很难设想把“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专业，也很难理解把从事具体门类艺术史（如美术史）的学者，和从事一般艺术史论的学者完全划分为两个一级学科的做法。

针对这一问题，近期学术界有一种方案，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为契机，整合以往分散在各个艺术门类之中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这种不执着于研究“一般”而是兼顾“个别”的方案，似乎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者的初衷有所偏离，但已经开始在一些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中实践。其实，在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领域，比如美术史界，长期以来就有一种把“美术史”学科从美术学院移到综合大学中设置的呼声，因为这类史论类专业附属于艺术院校，难免各种场合都排在创作实践类专业之后，成为艺术实践的附庸。笔者此前曾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两所机构供职，深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设置就是以研究人员为中心，这与中央美术学院内部“画画的瞧不起搞美术史的”局面大相径庭。但这种方案限于各专业艺术院校彼此之间的专业壁垒，目前只能适用于综合大学，似难以在专门的艺术院校中操作。通常的情况是，综合大学中美学、文艺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转向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高校（特别是专业艺术院校）来说，短时间内建立起兼顾各个门类艺术学科的史论研究团队，则绝非朝夕之功。

第三，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具备独立的基础？在实践中，我们国家的一级学科，往往具备一定的规模和体量，因而能够独立成为学校中的院系，甚至独立的学院。比如“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其在学理和应用层面的必要性都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全国各主要综合类大学大多也已设置“新闻与传播学院”;再如“美术学”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了全国“八大美院”的学科规模。这些学科的从业人员规模、招生数量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同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而如果出于逻辑上的标准统一而把“艺术学理论”设置为综合大学中的院系，无论称其为“艺术学理论学院”还是“艺术理论学院”，都是一件有些荒谬的事情。由此，也势必带来同为一级学科在资源分配时的困难与矛盾。

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艺术学理论”这个有些拗口的学科名称提出一点质疑。2011年版学科目录中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其前身是一级学科“艺术学”（广义艺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狭义艺术学）。这个“小艺术学”的提出者，最初是张道一等我国老一辈学科评议组成员。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设立“艺术学”二级学科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当“艺术学”一级学科提升为学科门类，为了避免与门类名称重合，才勉强在“小艺术学”后面加上了“理论”二字以示区分。但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一种懒政思维。其实，“学”（-ology）本身就包含“理论”的意义，在“学”后面再加上“理论”二字，实属重复哕嗦。例如，相对于建筑，“建筑学”就是对于建筑的理論研究，叫作“建筑理论”亦可，但没有必要叫作“建筑学理论”。试想，如果把这个学科命名翻译成英文，无论是翻译成“antheories”还是“an studies”，都无法同时表达“学”和“理论”这双重意义。笔者建议，今后“艺术学理论”学科不妨直接改回“艺术学”这一最初的学科命名，至于学科门类，则大可直接叫作“艺术”，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学科”的属性而刻意加上“学”字。

无论如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已经是既成的事实。艺术学理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绝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也许在学科草创阶段，这个学科的建设者多是人文学者而非传统的艺术学者，但随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会不断凝聚并形成这门学科的主体性和核心竞争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各种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努力，走出学科建设之初的起步状态，进而打造艺术学理论的中国学派，如同李心峰所说：“用新的表达方式与世界交流对话，进一步凸显或者建构我们的主体性，呈现我们独有的面貌，从而对世界文化、世界艺术或世界艺术理论，作出我们更加充分、更加巨大的贡献”。

二、设计是否可以成为学科门类？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学科建设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当时许多的新兴学科，纷纷从“科学中的科学”——哲学中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地。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往往根据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设置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方法。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往往被看作是学科独立的两个重要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以上所说的还仅限于学术话语本身，学科的独立还呼吁一系列外部条件的建立，如独立的专业协会（学会）、专业期刊和本学科公认的奖项等。20世纪以来，除上述学科外，还有传播学、设计学、广告学等许多新兴学科，在西方正是经历了类似的建设过程，甚至一度成为“显学”的。

对于中国来说，1997年出现在国家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设计艺术学”正是这样一门学科。此前的学科目录中，只有“工艺美术”，而没有“设计艺术”，设计艺术学在当时的横空出世，也是以牺牲了“工艺美术学”这个学科为代价的。但是当时人们即已认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科更名，而是学科根基的重建。学科目录中出现设计艺术学，标志着“设计艺术学”从“美术学”中独立了出来，学术界倾向于承认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尔后，通过各高等院校设计学科的建设，设计学在中国初具规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时，原定目录中的“美术与设计学”最终被分开设置为“设计学”和“美术学”，并将设计学明确为学科目录中唯一一门文理兼收（“可授予艺术学、工学学位”）的学科。短短15年不到，设计学完成了从无到有、从二级学科到一级学科的华丽转身。

然而，艺术学理论研究面临哲学“入侵”的同时，传统的设计研究也正在面临工科的“入侵”。有消息表明，在我国，有包括多位院士在内的人士正在关心设计研究，主张把“创新设计”提升为国家的战略规划。不止于此，还有专家建议设计学在下次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时，上升为与文学、艺术学并列的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此前，设计学和美术学一样，同属于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种局面，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设计艺术学”成为二级学科之初的从业者们所无法想象的。这样做当然是提高了设计学的地位，当然也是利弊兼有的。无论如何，过去由美术院校主导的学科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还有待观察。

学科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国家对设计的重视，但也使得设计脱离了艺术的母体，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这势必在国家战略、设计创作、设计教育方面造成一系列的后果。此前，在“设计学”尚未明确为一级学科之时，艺术院校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尽管学科设置中也逐渐出现了“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并列的局面，但都从属于艺术院校，工业设计从艺术院校、艺术学背景中独立出来发展的趋势并不明显。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设置为例，既有装潢、环境、染织服装等“艺术设计”系，也有工业设计系。当然，虽然那时的学科建设者也呼吁艺术和科技的互动与跨界，但那是在不更改工业设计的“设计艺术学”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更不会产生院士亲自从事工业设计学科的专门研究与创作，甚至为整个“设计学”立法的局面。但现在，由于工科设计学的强势发展，“艺术设计”尤其是传统的视觉传达（平面）设计、染织设计、设计史等学科，在整个设计学学科门类中已经被边缘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忧虑。

笔者并不反对将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整合为“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努力，但这必须是在充分尊重两个学科共同特点之下的对话与协商，而不是以此代彼。设计学的工科化发展趋势当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应该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不应以消解或无视艺术设计的存在为前提。毕竟，现在一级学科设计学还设置在艺术学门类之下，将来即便设计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它的学术史也不容篡改。当然，由于圈子的不同，工业设计与艺术设计常常有不同的关注议题与评价标准，所以对于这两个领域究竟是否有共通的“内核”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简单说，既然都是“设计”，那么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一定有可沟通之处，无论这个共通点是“本质”抑或仅仅是“家族相似”，都是存在对话空间的，而这种对话本身就是设计学的学科特点。

笔者曾把这种对话概括为“学科间性”，提出讨论“设计学”时，既要考虑艺术设计的具体情况，也要同时考虑工业设计的特殊问题，而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所从事的“这一个”领域的特殊问题等同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特征。在这种理想下，工业设计既不可能对艺术设计形成话语霸权，艺术设计也不应该反过来对工业设计画地为牢。一次笔者参加一个大型设计论坛，就有一位工科背景的学者使用图表的形式详尽地描述了“设计学”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所谈论的“设计”已经详尽到包含规划设计、工程设计、航空器设计乃至集成电路设计等内容，他的提议对于笔者来说不无启发，但在他所构想的“设计学体系”中，笔者就是找不到“平面设计”的位置。

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一些从事工业设计的学者意图绕开字体设计、书籍设计、染织与服装设计、广告与CI设计、室内设计、景观与环境设计等具体的设计门类，直接对整个“设计学”的学科建设立法。事实上其中很多学者并未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设计艺术学学科建设，他們对于设计的经验，往往来自于材料、能源、计算机、建筑、城市规划等和“设计”打擦边球的其他学科。笔者的态度是，设计学当然需要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和对话，但应该保持自己的学科底线和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当眼下设计与艺术渐行渐远，以往设计学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变得并不那么明显了。

其实，目前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传播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部环境使设计学科、设计教育面临的危机，要比美术学等其他学科更大一些。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对设计学的挑战，应该说不仅仅针对艺术设计，也对工业设计的很多理念形成了冲击。这时候，设计学科应该联手整合，而不是故步自封。工业设计由于与自然科学的血缘关系，使得其评价标准和学科积淀更接近自然科学，属于设计学里面的“硬”学科，但总体而言，设计界目前倾向于认为，设计就是设计，它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和工科一样的学科，那么设计学的边界也就没有了。

与此同时，艺术设计由于脱胎于美术学的原因，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量化，但经过了这么多年来的学科建设，艺术设计也并非很多工科背景的学者所想当然的那样一无是处，它对于形式美的探索、对创意规律的思考等都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代表了设计学的“软”实力，这些同样是工科所不能提供的。否则，就会出现上述技术更新迭代，但产品的外观、形式、品位等却难以跟进的局面。君不见，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上所展示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研制的新能源汽车等在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两个领域评价两极分化为代表的“土味审美”“雷人设计”这些年来不断成为话题。举例来说，一些主张“大设计学”的工业设计背景的学者，片面注重功能、制造，反而对于艺术设计的核心问题——视觉形式、创意及其表现非常陌生。难怪我们今天在很多场合看到一些工程设计类的教材、讲座PPT，其色彩、字体和版面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经过专业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而与此同时，尽管人工智能、程序化创意取代传统平面设计师的“危言”一直在业内“耸听”，但设计师黄海设计的电影海报仍然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成功“爆款”。个中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深思。

十几年前，笔者曾针对艺术设计忽视实证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但在当时笔者即意識到，对于传统的设计史等艺术设计的研究方法来说，这些借鉴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式，对于设计研究来说应该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这样看来，“设计学”并非是一个水果沙拉，无论把设计学放在美术学院，还是置身于综合大学，设计学目前所从属的“艺术学”学科门类，本身就规定了设计学的艺术学科属性。现行学科目录中所标注的设计学一级学科可以同时授予艺术学和工学学位的提法，是在这一学科基础上设计学“学科间性”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研究作为艺术一般原理的“艺术学理论”的时候，本来也应该将设计学的这种“间性”的特点考虑在内。这一学科间性，不应随着工科人士对设计的关注、介入和立法而被忽视和泯灭。

综上所述，对于设计这样一门20世纪90年代末才在我国得到正式命名的新兴学科来说，现有的一级学科的定位已经并不算低。如果要“乘胜追击”，进而倡导设计学从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则需要进一步追问这门学科的根基是否牢固，盲目扩张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未来设计学从现行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学科门类的尝试，就是为了剥离设计学的“艺术”属性，消解设计学的这种“学科间性”的话，那么这种“学科升级”恐怕未必是一件符合学科建设发展规律的好事。与设计学作为应用学科对于种种新技术、新理念的应对策略相比，基础理论建设对于学科发展和设置来说似乎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就现阶段而言，维持现状，待学科发展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而不是观念先行、拔苗助长，人为地改变现有的学科布局，或许才是仍在襁褓之中的设计学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结语

由于特殊的国情，在我国，学科设置需要在学界公认的基础上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证，才能完成最终的“正名”。没有在学科目录中的“正名”，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博士点、基金、奖项、人才头衔等一系列国家资源。由此也就常常引发专业领域内关于修订学科目录，或是把某专业正式明确为某级学科的呼吁。学科目录往往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专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学科类型，并结合中国国情来制定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学科目录，虽然按时进行修订，但这种调整往往要等到五年一次来集中进行。每次更新学科目录，都可谓是“几家欢笑几家愁”。艺术学理论和设计学两门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学科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现行的学科目录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也没必要每隔五年就来一次大变。在现有目录下对学科的“正名”也并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建设的终点，应把它看作是学术发展的新起点，公开地进行讨论与思辨，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学科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祝帅

互联网艺术理论管理论文篇2：

时代机遇与艺术学理论学科前景

非常感谢李凤亮书记和李心峰教授的邀请，十分荣幸与各位老师在一起讨论问题。李心峰教授给这次研讨定的题目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未来的展望。我在前段时间的一次公开讲座中也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是从五个角度谈艺术学理论学科前景的，但因时间有限，当时谈得比较简略。今天特别选择从一个角度去谈，集中讨论时代机遇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前景问题，也就是要考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艺术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机会。我所讲的问题大致是学科现状、学科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简单谈一下，更多是谈学科前景的问题。我的考虑并不一定很成熟，愿意和大家交流，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学科现状问题，王一川教授刚才也谈到一些数据，我的数据和一川教授讲的数据有点出入，因为一川教授可能没有考虑到最近两年新增或减少的学位授权点。据我初步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有2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约有 16个博士后流动站。我根据6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数量可以推算出这个学科从业的专职教师在1000人左右，这是我们这支学科队伍的基本状态。

就学术组织而言，目前有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这个学会已经开了15次年会，该学会下面还有三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是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和2019年在东北大学开会时刚成立的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还有由仲呈祥教授担任主席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个协会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跟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就联合主办过三次以上的会议。该学会还在全国建立了众多评论基地，组织各种培训班，举办长安论坛、西湖论坛，创办了刊物《中国文艺评论》，从艺术批评方面为艺术学理论作出很大贡献。此外，还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个学会的会长是方李莉教授。该学会从2006年成立以来也开了十几次年会，每届年会都会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跨界学者很多，研究很综合。目前，从学术组织上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主要就是这三个机构。

就专业期刊来说大家都比较清楚，除了各个艺术门类的专业期刊外，综合性的艺术类专业期刊相对较少，如《文艺研究》《民族艺术》《艺术百家》《艺术评论》《中国文艺评论》《民族艺术研究》《艺术学研究》《美育》《文艺争鸣》等。此外，还有《艺术学理论》这个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近年刚创刊的期刊，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强的引导作用，所选文章多数都很权威。还有《艺术传播研究》，这个期刊是由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原来叫作《音乐传播》，现已改成《艺术传播研究》，扩大了研究范围，也会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师生发表文章提供方便。

以上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的基本家底，也从一个角度体现出我们这个学科的基本现状。如何盘活这个家底，如何挖掘这个家底的潜力，如何再进一步扩大一些资源，都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未来应当考虑的问题。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还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学科授权点虽然比较多，但不是很精。

现在学科点有很多都是临时组建的班底，其师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从各个具体的艺术门类转过来的，从师资队伍上来看，学科背景显得较杂，再加上在建设过程中还没有成熟的模式，所以在许多方面的做法还显得不够清晰。另外，从这么多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也有不少优秀论著，但能够担当起时代力作的著作仍然缺少，能够让我们感到大开眼界的书还是不多，能够引领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观点更是稀少。艺术学理论学科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应该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目前还看不到这种作用。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原创性不足，这一点从这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许多文章都在引述西方艺术理论资源来讨论问题。西方艺术理论资源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从许多文章的引述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不少作者所引述的观点华而不实，对这些观点产生的背景也不清楚，就用来支撑自己的看法。文章看上去资料很丰富，但不能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很有问题。前两天我还跟仲呈祥老師聊到这种现象，我感到我们的艺术理论研究对艺术现象关注不够，有人研究了一辈子艺术没看过几场戏、没看过几场电影、没听过几场音乐会、没看过几场画展，不清楚艺术实践领域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这些实践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大概看了几本理论著作或文章，就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写一通，所引用的一些观点连自己都没吃透就拿来作为文章的支撑。这是我们艺术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遗憾的现象。我们的学术研究原创性之所以不足，根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自己也熟悉不少西方艺术理论著作，他们的成果为什么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因为他们能从实证角度出发、从现象出发思考理论问题，所以他们所抽绎出来的概念和范畴才是经得起推敲的。而我们的许多研究，所针对的研究对象还没有把握清楚就拿一堆食而不化的概念来套，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感，这样的学风我不太提倡。

第二个问题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特点认识不够清晰。

虽然说这么多年来艺术学理论在从二级学科到一级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讨论，且不少讨论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有价值呢？因为这些讨论是有依据的。但据我观察，近十年来我们这个学科队伍中毫无依据的嘈杂之声也非常多。有的学者根本就没有看过前人的成果，也不懂得这门学科的历史，就信口说这门学科好或者不好。有的学者是把前人讨论过的已有成熟看法的问题再拿来讨论一遍，直观的、感觉性的提法多，学术脉络不清晰。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其位不谋其学”，甚至反对其学，自己吃的是艺术学理论这门学科的饭，不去认真思考这门学科的价值、思考这门学科的理论问题，反而毫无依据地攻击这个学科，我认为这是很有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还是太少。

1000名左右的教师，还有众多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都有发表论文的诉求，但专业期刊少就会导致学术成果的出口太少。学术成果出口少，就会削弱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个问题很关键，我觉得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还有待解决。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时代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带来的机遇呢？我大致从四个方面判断：第一，就是国家对艺术研究的重视，这个可以从国家政策和经费支持来判断;第二，是从艺术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来判断;第三，是从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来判断，科技发展对艺术的强力推动，也会为艺术以及艺术理论提出众多新的命题;第四，是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建构这个大命题来判断。判断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前景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我觉得这四个方面是最值得关注的。

首先，从国家重视的层面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2011年艺术学升格成一个学科门类。仲呈祥先生对这个很清楚，他当时作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与一批学者一道亲自操刀做了这件事。当时语言学、体育学等学科都想升格为门类，唯有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个事件标志着艺术学科将在更高的平台上运行，学科的学术话语权、人才培养话语权被大大加强。自2011年来，艺术学门类下五个一级学科设置了90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学科升格为门类的直接效应。近十年来，艺术学科更多是在借助学科升格的良机搭建平台。从未来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继续夯实这些平台，要让其不断地优化，从而让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教育成果出现。还有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仅从目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类型大概七八种，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重大项目到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从后期资助到对学术期刊的支持，乃至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文库等，可以说类型非常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学术研究的应有角度，而且每年的经费和立项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这个基金的作用表明国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十年以前了。此外，国家还从高等教育建设的角度支持学科建设，每年也会投入大量资金，在高等院校工作的老师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国家的重视可以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带来什么呢？最为直接的效应就是推动艺术学平台建设，推进学术成果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众多学科平台将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而不断完善，并直接涌现出大批优秀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成果。

其次，从艺术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来判断。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42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取得了众多成就，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升至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数量在2014年已经达到7400美元，超过3000美元的标准。到了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基本收入的增加标志着我们国家中产阶级规模的上升，标志着我们的国民开始有能力尊重艺术的价值。根据国际通行惯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可以达到井喷状态。从人均教育文化的消费数据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据统计，2018年全国人均文化教育和艺术消费是2226元，占消费总额的11.2%，一个人生活中有很多支出，但在各项支出中教育和艺术的消费支出排名第四。食品和烟酒排名第一，因为“民以食为天”，吃的东西支出占比较大，占28.4%;居住排名第二，因为这么多年房价一直在涨，占23.4%;交通通讯排第三，占13.5%。我们可以大致和十年前比较一下，2008年全国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只有736元，占消费总额不到10%。從这个数据可以估算，14亿人口在GDP增加的过程中对文化艺术和教育的消费上升了。艺术消费的增长直接推动艺术业态的丰富，现在每个小区附近走不太远就有一个电影院或者一些娱乐场所，因为这么多年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了很大功夫，文化产业领域也已发展出非常不同于以往的业态了。这些丰富的业态也会给艺术学理论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现象资源。我刚刚说我们在研究艺术学理论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对于现象的关注。在42年前，也就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艺术现象非常少，也十分单一。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局面、艺术的繁荣局面，已经让我们很难看清楚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这些都说明我们所面对的现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都需要从艺术理论角度深入思考。

再次，可以从科技的发展来判断。因为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关键的东西，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科技是占第一位的。科技力量不强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四个多月以来国内外发生的种种事项，可以看出科技对于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科技飞速发展，单从网民数量的增速就可以看得出来。据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网民已经达到了9.0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超过了许多大国的人口总数。而在2009年，中国网民规模只有4.2亿，互联网普及率是31.8%。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网民数量包括互联网普及率已经翻了一番。这跟这么多年国家互联网科技的进步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从网民数量增加的现象中会发现什么问题呢？会看到人们的网络行为日益丰富，从最初只是查一点简单的资料，到现在的互联网和手机、电视网络联通之后，越来越多的网络行为出现了。就艺术而言，便捷的网络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网络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消费艺术，这种现象在未来也会成为常态。

近几年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是5G网络和人工智能这两种现象的出现。2019年是中国的5G元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可能在5G基站布局上比其他地方要快。这意味着艺术将会在更加快速和智能的网络中生存。发达的科技环境可以加速改变我们的艺术创作、传播和消费。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草根族”的网红作家和艺术家是不会出现的，网络IP也难以形成。正因为有了网络空间，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各种艺术的“粉丝”才能在网络聚集，也才会催生出众多新的艺术形式。科技对艺术形式的改变力量可以说太大了，这种改变涉及创作工具、传播工具、作品形态、批评形态、消费形态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科技是观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前景非常有价值的角度。科技让艺术与万物互联，将会大大扩展艺术的生存空间、丰富艺术的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在研究艺术理论时要充分考虑到对于艺术与科技之间关系的研究。我相信，这些研究也将会直接推动新型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涌现。我们以前做的一些纯粹的史论评的基础研究固然都很重要，但是这个时代也需要更加新型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在未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应用型成果将会有力支撑学科自身的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为什么会遭到质疑？除了在基础史论研究领域缺乏标志性成果外，更多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这个学科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艺术家认为我们没有用处，门类艺术学的专家认为我们做得不实。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跟进科技动态，在科技视野中对整个艺术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包括对艺术创作、传播和消费的新方式及时关注，就很有可能推动更多应用类的成果出现。这些应用类成果对国家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包括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一定是有价值的。

最后，从国家对于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诉求来看。这么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问题，涉及艺术学理论学科就是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可以有信心、有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命题关乎国家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大命题。要想完成这个命题需要大量投入，更加需要我们在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上能够站在新的高度，让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浮出水面。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在现代社会影响不大，尤其对西方的影响微乎其微，不是因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没有体系，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笔资源用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把这样一个体系讲清楚。因为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很少和西方人打交道，我们的理论家很少有机会跟西方理论家对话。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机会来了。我们需要用好我国古代的优秀艺术理论资源，需要吸收和消化好国外的艺术理论资源，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来回答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建构的时代命题。而这个时代命题的完成，可以让艺术学理论学科大有作为。

以上是我对时代机遇与艺术学理论学科前景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艺术学理论是一个视野广阔、兼容并包、充满想象的学科。我们所处的时代为建设好这个学科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因此，我相信这个学科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也愿意在未来跟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各位同学一起努力把这个学科建设得更好。

责任编辑：赵东川

作者：王廷信

互联网艺术理论管理论文篇3：

基于管理理论的内部控制研究

摘要：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支持。本文分析了战略管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理论最新成果——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论述了相关管理理论对内部控制要素的理论支持。通过对管理理论新发展的认识，对内部控制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管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一、引言

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急速变化和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因素的日益增加，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选择，关于内部控制的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也成为国内外管理实务界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与内部控制的管理实践日益普及和日趋完善相比，理论研究无疑是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李连华，2007），这将影响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发挥，甚至将成为内部控制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障碍。要推进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其他相关理论中寻找恰当的理论元素，为其指明发展方向和提供理论支持。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管理学理论的支持，管理理论的发展对内部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主导着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对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认识，从更具体的内部控制要素角度对内部控制的管理理论基础追根溯源，聚焦战略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管理沟通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等相关管理理论对内部控制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要素等提供的理论支撑，并对内部控制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加深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理解，为内部控制理论基础的研究提供些许贡献。

二、内部控制理论基础及框架

（一）内部控制理论基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者以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工程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权力配置理论、系统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人性假设理论等为基础，让内部控制的研究拥有更多的理论支持（朱华建等，2011）。（1）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Power（1998）、Eilifsen et al（1999）、杨雄胜（2005）、贺欣（2006）、徐虹（2009）、刘金文（2009）、周继军（2010）等国内外学者主要运用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揭示内部控制的本质，认为内部控制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者和企业雇员之间的不完备契约和委托代理关系，契约的不完备性使企业的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系统产生需求，需要建立适当的内部控制系统来保证企业员工按照其管理要求履行合约，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刘明辉等（2002）、林钟高等（2007）、缪艳娟（2010）等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内部控制的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张杰明（1991）、何燎原等（2005）、王玉蓉（2006）、董卉娜（2008）等学者从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入手，分析不同阶段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状况，寻找管理理论发展与内部控制理论演进的契合点和历史对称性，认为管理理论诱导着内部控制理论的变迁；Merchant（1998）、杨雄胜（2006）、谢晖（2007）等学者从管理控制论中为内部控制寻找理论依据，如：杨雄胜（2006）具体分析了自我控制论、控制过程论、控制系统论等管理控制理论，解析内部控制的管理渊源；杨海平等（2009）提出基于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内部控制理论的概念，对内部控制模式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周琳（2012）基于人本管理视角从内部控制理念、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企业文化三方面分析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3）以其他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林钟高等（2007）以法学为理论基点看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性，对内部控制理论进行拓展性分析；杨周南等（2007）提出用工程学的方法将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钟玮等（2010）借助系统理论和动力学的相关方法，对当前的内部控制系统功能障碍进行分析，进而对内部控制系统要素和功能进行挖掘；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2012）通过研究内部控制的哲学基础，试图揭示内部控制制度赖以存在的人性假定。总的来看，管理学相关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一样，也是内部控制理论的主要支持理论，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理论基础的研究也已经着眼从管理理论中寻找恰当的理论元素和理论支撑。

（二）内部控制理论框架着眼于企业内部分析和外部综合分析的战略管理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而且已形成了包括资源论、钻石模型和企业社会关系理论等在内的多种范式并存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徐二明等，1999）。战略管理是在充分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控制和评价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强调适应环境、全过程管理、全员参与、整体最优和反馈修正等原则。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背景下，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进行了改进和扩展，提出“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是由一个主体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该主体的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要素、企业组织层级构成了COSO风险管理框架的三个维度，而且上述三个维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是为风险管理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组织层级都要坚持风险管理目标；各个组织层级都必须从八个风险管理要素入手进行风险管理。该框架拓展了内部控制，将内部控制置于企业风险管理这一更宽泛的领域；同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控制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层次高于经营目标、报告目标以及合规目标的“战略目标”，指出在确立了发展计划后应先制定出战略目标，随之保证运营、报告、遵循目标与其一致，企业在实现前三个目标的同时也要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明确提出终极目标为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内部控制目标层次由管理的业务层，上升到自战略层向下层层分解的整个管理过程。总之，战略管理视角下的COSO风险管理框架使内部控制摆脱了传统内部控制封闭运行、控制标准和控制方法过于僵化等弊端，促使内部控制与企业的终极目标链接起来，顺应了21世纪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对内部控制提出的新要求。

三、基于管理理论的内部控制要素

（一）内部环境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科学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人和组织活动过程，如群体和个体行为，人和组织的关系、沟通、参与、激励、领导艺术等，梅奥的霍桑实验、巴纳德的均衡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麦克格雷戈的X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都是其代表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以人为本，即以尊重人的人格、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为基本原则的企业文化理论迅速发展，为企业管理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和活力，企业文化理论强调成功企业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在于资金、技术、设备、建筑物、销售网络等硬件，而在于有致力于人的发展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企业员工可以起到很好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被誉为“21世纪的管理圣经”的《第五项修炼》中首次提出学习型组织管理观念，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面临变动剧烈的外在环境，组织应力求精简、扁平化、弹性因应、终生学习、不断自我组织再造，以维持竞争力。与人的发展、企业文化、组织环境、经营理念等相关的管理理论对内部控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内部环境要素不仅仅关注一切可控的或与控制相关的事务，而且考虑了一些看似不可控，却与企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如风险文化、操守和价值观、管理方法和经营模式、职责和权限的分配等。引入包括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在内的企业文化，倡导完善组织结构，以帮助企业有效管理和防范舞弊风险，为企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提供重要支持；将员工的诚实性和道德观、胜任能力、管理层的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等内容融入到传统控制体系之中，以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目标管理（MBO）概念，指出企业的目的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管理人员通过这些目标对下级进行领导并以此来保证企业总目标的实现。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权变理论的核心在于，管理取决于所处环境状况，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张砚等，2007），企业只有不断适应环境变化才能得到长足发展。1963年Mehr的《企业风险管理》和1964年C.A. Williams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出版，标志着风险管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一种方法、一种管理过程，而且是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进入21世纪以后，风险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从更加综合、全面的视角来分析和管理面临的风险，为企业风险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王稳等，2010）。此外，战略管理中常用的“SWOT”（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分析法和“决策树法”是风险管理中常用的分析和评估方法。目标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评估方法等对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推进和突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将风险定义为“一个事项将会发生并给目标实现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先制定目标，管理层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事件，从而进一步识别给目标实现带来负面影响的风险；而且管理层参与目标制定时应保证其所选择的目标不仅和企业使命方向一致，而且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符。受权变理论影响，COSO风险框架提出，必须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识别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内外事件，分清风险和机会，而且管理层在制定战略或目标时要考虑到机会。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为风险识别和评估等提供了支持，框架中提出要对识别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既要对固有风险进行评估，也要对剩余风险评估，而且要考虑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以便确定管理的依据。

（三）控制活动作为对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发展，管理过程学派主要致力于研究和说明“管理人员做些什么和如何做好这些工作”，侧重说明管理工作实务，其核心是，无论组织的性质多么不同，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杨雄胜，2006）。管理存在着一些普通运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发现的。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把控制活动定义为帮助确保管理层的指示得到实施的政策和程序。由于控制活动是被作为适当的管理风险的工具，所以控制活动和风险评估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管理过程学派理论为控制活动提供了有益指导，从确定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能入手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基础；而且把管理的任务和非管理的任务加以明显地区分，能使员工和经理层各司其职，更好地保证风险评估过程以及其他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得以实施。

（四）信息与沟通 20世纪90年代，以现代信息和互联网为特征的网络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给现代沟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支持和动力，推动现代沟通理论正在进行革命性飞跃（崔佳颖，2005）。以国际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沟通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无论是西蒙决策理论的沟通、彼得斯的感情沟通、德鲁克的知识型沟通、圣吉的学习型组织沟通还是萨维奇的知识网络沟通，都体现了“人际沟通”、“网络化沟通”和“全方位的知识共享沟通”的趋势。管理沟通理论的发展为内部控制的信息与沟通要素提供了重要支持。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指出，企业必须收集信息并向适当人士传达。管理者制定恰当的决策时既需要内部信息也需要外部信息；为了运作内部控制，管理者也需要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信息是沟通的基础，沟通必须满足不同团体和个人的期望，使他们能够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沟通越有效，管理层就能更好的行使其监督职能，企业就越容易达到既定的目标。基于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的当代管理沟通理论的发展，将更好地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可理解的信息，无疑对管理者成功地运转和控制业务、达成既定目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监督德鲁克指出，在目标管理体系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比较实际结果和目标来评估自己的绩效，以便做进一步改善——这就是“自我控制”的原则。绩效还可以由老板和下属定期共同评估，有利于采取必要的行动，上下级间的沟通因此会得到改善，双方的困难和期待也会更清晰，从这个角度来看，目标管理可以培育团队精神和改进团队合作。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组成部分的“平衡计分卡”（BSC）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只注重财务指标的绩效管理方法，提出组织应从四个维度审视自身业绩：学习与成长、业务流程、顾客、财务，从而获得组织发展的动力（Jack et al.，2003）。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把监督看成评估企业各个时期的风险管理质量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包括持续监督、个别评估或者两者的结合，而持续监督和个别评估的频率则取决于评估过程中所包含的风险水平。绩效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对内部控制的监督要素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有适当的“自我控制”和相关人员评估控制的设计及运作情况，并通过绩效考核等管理方法跟进，促使企业风险管理处于有效监控之下。

四、结论与展望

21世纪管理理论的新发展也必将会为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为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开拓更宽广的视角。（1）战略目标将着眼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培育和发展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基于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日益成为管理理论发展的重点之一。核心竞争力理论提供了一个认识企业本质的全新视角，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独特、稀缺和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源和能力，企业发展的重心是要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并需要TQM（全面质量管理）、MRPⅡ（制造资源计划）等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助力（吴士刚，2001）。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部控制战略目标的确定和实现应着眼于形成或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分析和识别自身核心竞争力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来塑造竞争优势。（2）内部环境将强调“软实力”的打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和保证，管理学者更多地关注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运用等问题，知识管理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进，越来越多地重视知识的分享和交流，不仅仅依赖信息技术，更强调人际间的交流与互动。系统管理理论也从系统工程的硬控制理论逐渐向软系统控制理论转变，通过重视社会系统的人的行为动机的研究，实现人的行为与系统目标的有机融合（付彦，2004），人力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保证系统目标的实现。知识管理理论和软系统控制理论反映了知识经济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柔性化趋势，知识、文化、人力资本的作用愈发重要。这些重要因素也将成为内部环境的核心要素之一，传统的硬性管理将不能满足内部控制的需要，必须将增强知识要素的作用、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纳入内部环境的建设之中，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环境的基础作用。（3）控制活动将探寻与组织变革结合的路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以顾客、竞争和变革为特征的三股力量使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垂直型科层制组织架构下，流程分工过细、权力层级冗长、部门壁垒森严，很容易忽视顾客利益，最终会使得企业越来越难适应市场变化。迈克尔.哈默提出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BPR）提出构建面向流程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组织内部纵向的权力等级划分和横向的部门壁垒，层级的精简提高了信息传递质量和反应效率，跨越职能部门的业务协作小组促进了沟通和协调，最终可以促进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季晓云，2012）。面对以流程为导向的组织结构扁平化发展趋势，内部控制活动也应积极探寻与组织变革有机结合的合理路径。在对企业流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控制活动应着力于对企业价值链中的核心流程和关键点进行控制；扁平化组织结构下，动态工作单元、小组团队等组织形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活动应更多地重视团队内部的信息传递与沟通、政策执行效率与效果、绩效评价与反馈等。

参考文献：

[1]COSO（方红星译）：《企业内部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杨雄胜：《内部控制的管理渊源解析：管理学的视角》，《中国注册会计师》2006年第4期。

[3]朱华建、张盛勇、高宏伟：《21世纪以来我国内部控制研究主题及述评》，《会计研究》2011年第57-64期。

[4]徐二明、王智慧：《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流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5]王竹泉、隋敏：《控制结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6]崔佳颖：《管理沟通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7]吴士刚：《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8]付彦：《企业知识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年第6期。

[9]IFAC .Internal controls——A review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New York， Aug.2006.

[10]Power M. The audit implosion： Regulating risk from the inside. London： Icaew， 2000.

[11]Jack PC Kleijnen，Martin T Smits.Performance metric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