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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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论文 篇1：

当代植葛用葛的缺失与补救

摘 要：先秦时期是葛类作物种植与利用的辉煌时期，已具有非常娴熟和完备的植葛技术。当代西南地区仍保留有植葛与用葛的传统，与先秦时期相比，却出现了观念认识上、培植技术上和用葛形式上的差异与缺失。当代学术研究已表明，该作物在生态安全建设、食品安全维护、医疗保健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通过对怀化市地笋苗寨的田野调查资料，对比古今植葛技术与用葛方式的差异，分析当代植葛、用葛上存在的缺失，为充分利用这一优秀作物和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植葛；用葛；葛类植物；葛根技术

一、引言：植葛有用

葛在中国历史上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古文尚书·周书》记载：“葛，小人得其叶，以为羹；君子得其材，以为絺绤，以为君子朝廷夏服。”[1]由此可知，葛类作物可作为粮食食用、亦可成为衣服原料，上启国君、下至平民，都在充分利用这一作物。而这样充分利用的前提，显然得始于对葛类作物的规模种植。关于历史上的植葛技术，较早有完备的记载可见诸于我国重要的先秦典籍《诗经》，可以为当今种植葛类作物提供参考。先秦时期，华夏先民的生计方式中还较多的保留有狩猎采集，而葛类作物的优势能够满足当时的生计方式，故而，能够得到充分的种植和利用。秦汉以后，由于葛类作物具有无法保鲜和长期运输的特点，导致它无法纳入国家的税收体制，只能成為贡品，这无疑会促使人们减少对它的规模性种植，从而渐渐导致葛类作物只能野生化，人们也开始将其作为“野生作物”去对待，这种认识一直延续至今。

有幸之处在于，秦汉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仍然将葛类作物视为粮食作物去对待。这在《苗防备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泸溪汉人）岁歉，入山采蕨、葛根，漉粉充食。比春作，复还其家焉。”[2]249这段记载反映了泸溪汉人冬季入山采蕨、葛为食，至第二年春季才返还家中。而蕨、葛作为粮食能够支撑他们长达半年，说明葛的产量非常丰富，这应当是他们精心种植培育的结果。当地除了汉人，还有生息在山里的苗族。苗族的生计方式以游耕采集为主，因而将葛根为主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3]。故而，苗族人民应更加懂得如何植葛和用葛。

查阅中国的历史典籍，可以发现葛类作物在中国历史上的利用，实际上从未中断，只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其认识存在观念上的差异。当今社会，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渐被重视，葛类作物的价值也随之被做出新的评估和定位，规模性的植葛产业也开始发展起来。笔者对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三锹乡地笋苗寨开展田野调查，无意间发现植葛产业在当地还得到较好的传承。通过与中国古代的植葛技术相比，却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失。故而，希望通过对古今植葛产业的对比研究，揭示当代植葛产业中的技术缺失，从而使之能在当代社会中发挥更好的利用价值。

二、植葛有别：当代植葛中的技术缺失

（一）植葛区位

据地笋苗寨种植葛的乡民介绍，某植葛公司所要求的是将葛苗种植在用于种植水稻的稻田里，具体的操作手段有以下2个方面。首先，将稻田里面的水排干，将泥土晾干，再挖沟，沟深20公分，宽40公分，行距14米，株距1米到15米。两沟之间挖出的泥土堆成垄，将葛藤苗种植在垄上。其次，将肥料和稻田土混合后装满专用的塑料袋，每袋大约5-6斤左右，再将袋子翻转口朝下，置于垄上后，将准备好的葛苗穿过塑料袋插入袋中的泥土上，种植操作即告结束。

汉族的传统稻作文化，将稻田看得十分神圣、贵重。因而，选择稻田种植葛根，在汉族看来，稻田土壤肥沃，葛根肯定会长得很好。然而，该公司的这一技术，却无意间违背了葛的生物属性，这样种植葛根，根本达不到预期的产量和质量。其一，葛类作物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因而，在草坡灌丛、疏林地及森林边缘，随处都可以旺盛生长。葛的强大根系能够扎入土壤很深，因而耐寒、抗旱、耐瘠薄都不成问题。可是，葛的根系却不耐水淹，当地下水位过高时，根系就会腐烂。而在稻田中种植，无论怎么排水，地下水位都很高，遇到暴雨季节则更加严重，这就导致即使是将葛种植在垄上，葛根的根系也会被水淹而无法正常生长。其二，葛的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高，微酸性的红壤、黄壤，花岗石砾土、沙砾土及中性泥沙土、紫色土均可生长，也能生长于石质山地、光山秃地、石骨子地及喀斯特砾质土上，只要土层中有缝隙即可扎根，以深厚的腐殖壤土和沙质壤土栽培为佳[3]。从中不难看出，由于葛藤的地下根很长很深，根系扎入地面也会很深，如果土壤的透水透气性能不高，便会使根系的发育受到障碍。乡民们所选择的稻田种植，基本不具备透气性能，这对水稻种植而言并无大碍，而将葛根定植在稻田中，却恰好与葛的生物属性相左，最终必然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综上所述，某公司指导地笋苗寨乡民种葛的技术操作，虽然把稻田土堆成垄后，再种植葛根在垄上是为了防止根系被水淹。但是，稻田泥土湿润，透气性能差，地下水位也高，即使是垫高了种植葛根的台面，可以让葛根一时不被水淹，但只要下雨，水位抬升便会将葛根浸泡在水里。即使通过人力将水排干，但土壤的透气性不好，仍然会影响葛根的生长。用塑料袋装好泥土再将葛苗插在里面，是为了防止葛根被水淹，却在无意中更加使得泥土的透气性能变差。这样的植葛技术操作，使得乡民们需要经常投入大量的劳力去疏通水道和预防水淹。这些操作既浪费劳力的投入，又无法让葛根达到预期的收成目标。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种葛，某公司的植葛新方法反而显得徒劳无功，多此一举。

《诗经》中《葛覃》篇载：“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4]4“中谷”二字已表明，历史上先民们的种葛区位，是一片狭长的山谷地带。这里通常是山麓的次生堆积带，动物频繁迁徙，排出的粪便可以提供肥料，加之植物的腐殖质从山地冲积至山麓，故而土壤湿润肥沃，土质疏松，且地下水位低，次生堆积带土石混合物的透气性能也非常好。因而，将葛种植在这种地带，既可以保证葛根的营养吸收来源，又可以保证葛根不被水淹，这是最佳的植葛区位，种植出来的葛根又大又嫩，可以获得丰收。

同样，关于植葛的错误方法，《诗经》中的《葛藟》篇也做了明确的说明，“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4]65这是根据葛的生物属性而创作的诗篇。葛蔓延生长到了“滸、涘、漘”等濒水地带，水位较高，葛的根系非常容易受到水淹，从而无法实现正常生长。因而，乡民们在地下水位高的稻田里种植葛，本身就违反了葛的生物属性，但相关公司为何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呢？这反而是值得深究的重大问题。

（二）插棍技术与施肥

按照某公司的技术要求，葛苗开始长出藤条时，便要给葛藤插棍，木棍大概1米左右高，人工牵引葛藤缠绕在木棍上，让其沿着木棍生长；或者用木棍搭架子，让葛藤爬在上面横着生长。这样的技术要求是为了增加葛藤的透气性能和光合作用，防止葛藤主藤触到地面到处延伸，既不方便管理也不利于葛根的生长。然而，这样的技术要求，却加大了人力的投入。

《诗经》中关于这一技术在《葛覃》篇中亦有载：“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4]4诗句所反映的是，葛藤种植的“谷中”，伴生着灌木，这些灌木是自然长成，只需要人工适当进行处理使其矮化，就可以作为葛藤蔓延的支架。其作用在于，支撑葛藤的藤条使之不触及地面，提升葛藤生长环境的透气性能。这样的支架，到了采收葛根的季节，便能够一眼辨明主根的所在位置。而且，灌木丛是黄鸟最为喜爱的栖息地，黄鸟成群结队到灌木丛上觅食葛藤新发出来的嫩叶、嫩芽，以及喜欢在葛藤上觅食葛虫，黄鸟所排出的粪便还能为葛根提供肥料。黄鸟在葛藤上得到了食物，妨害葛藤生长的葛虫也被黄鸟除掉，更加利于葛藤、葛根的生长，从而出现了一种双赢的局面。

而某公司所要求的种植技术中，为了防止病虫害影响葛根的产量，往往要给葛藤打农药，这不仅不利于维护生态环境，还加重了乡民的劳力、财力的投入，结果非常不理想。农药虽然可以杀死害虫，但以害虫为食的天敌也一并被杀死，结果导致农药越打越多，效果却越来越差。

种葛根自己食用的乡民告诉笔者，自己种来吃的葛根，施肥的肥料都是自己家的农家肥，绝对不会使用公司所要求的专用肥料。乡民们使用的农家肥有猪粪、牛粪、人粪以及烧火的灰。其中烧火灰效果最好，既可以给葛根杀虫，又可以给葛根提供营养，洒一次灰可以管很久，而用化肥效果很快就没有了。从这样的话语中反映出来的是，乡民确实熟知植葛的本土知识技术，也深知某公司提供的所谓现代技术不靠谱，但卻很无奈，只能照办，甚至还误以为这种技术可以解决意象不到的难题，但结果却很失望。

总而言之，不管是植葛还是对葛的管护，乡民们的认识和理解与先秦时代基本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先秦时代的植葛技术，在今天少数民族乡民中依然得到部份传承和利用。而这些所谓的新技术既违反了葛的生物属性，也与历史上的植葛技术背道而驰。所种植出来的葛根，产量不高，质量不高，也就不足为奇。

（三）修剪技术

待葛藤发出新的嫩芽之后，便要去修剪新发出来的嫩葛芽，只要留一根主藤即可，其他的全部剪掉，不允许长出侧根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为了挖葛根之时能够一眼辨明主藤的立地位置，挖掘葛根容易操作；其二，将多余的葛芽和藤条剪掉，有利于葛的营养物质输送到根部储存起来，长成硕大的块根，确保获得丰收。而修剪葛芽的次数全凭乡民们的喜好来，次数不定，勤则修剪多次，修剪下来的嫩芽可以拿回家作为猪饲料，或直接扔在稻田里面作肥料使用。

中国古代的植葛，也有这样的农事操作。《诗经》中《葛覃》所载的“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4]4。就充分表明，在植葛过程中，要将葛藤移动到灌木丛上，以防止不定根长成定根，而新长出来的嫩芽，则要不断的采。在《采葛》一诗中亦有体现，诗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4]65说明每天要去采摘新长出来的嫩芽和嫩根。先秦时期，不剪只采，并且采得很勤，对葛藤生长能够适时适当的干预，反而有利于葛根更好更快的生长。而采下来的葛芽则是作为蔬菜食用，直到民国时期，都还有此菜。民国《台州府志·卷六十三物产下蔬之属》有载：“葛菜，苗可煮食，根有横纹，似人参，食之益人气血。”[5]

由此看来，某公司这样去指导乡民植葛，尽管宣传葛种出来后他们全部收购，但是由于采葛对乡民而言，不是为自己获取食物，事实上并不能达到严格控制葛藤分枝和不定根的技术处理要求，结果肯定会影响到葛根的产量。

（四）收葛

乡民们说，霜降之后便可以开始收葛根，要先将之前用于牵引藤条的木棍收了再挖葛根，这样种植的葛根虽然较山里的好挖，但产量并不理想，长得大的葛根仅1至2斤左右，且须根又多又密，出售的时候，需要将多余的须根剪掉，商家才会接受。无奈之下，有的乡民就把小须根拿回家酿酒，有的便拿回家制作成葛粉食用。乡民们认为，这样种的葛根还不如山上的野生葛根，既占用了土地，收来的葛根比种水稻还不划算，产量低下。乡民们都纳闷，这些公司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去种葛根？种来收成又差，价格又低，花的成本又高，投入的劳力财力又大。直到今天，乡民们还不得其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乡民们自我介绍如何收葛根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地笋苗寨的乡民，掌握了一套关于挖葛的本土知识技术。乡民们知道葛根是多年生植物，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挖，但一般都选择冬季去挖，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到了冬天葛藤的叶子全部枯死，要找长成的大葛根比较容易；第二，冬天淀粉全部富集在葛根中，块根硕大、纤维少、淀粉多，利于加工成为葛粉，作为粮食食用；第三，冬天葛根里所含的水分少，吃起来味道可口，营养价值高。而其他季节的葛根里则含有大量水气，不仅口感不好营养价值也低。

葛根虽然好吃，但却非常难挖，由于葛根多年生长在地下，其根不会腐烂，所以可以一直生长，要挖葛根就会挖很深。乡民们一般都会选择黑色砂土或者黄色泥土挖，一是因为这种土壤生长的葛根大、淀粉多；二是这种土壤土质较为疏松，相对于其他地方挖葛就比较容易。挖葛根的工具一般是小锄头，用小锄头慢慢挖开土，才不会挖坏葛根，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很多乡民即使喜欢吃葛，也不会经常去挖。

为何葛根如此难挖？这与葛根的野化有关系，历史上葛根是主粮，因而人们会花精力尽心种植培育，培育时便会考虑挖葛的问题。首先，是种葛的区位，便是《诗经·葛覃》一诗中提到的“中谷”，“中谷”位于次生堆积带，山上冲积下来的砂石堆积在此，葛根要钻入砂石下面较难，同时植物的树干木枝条也会堆积在此，不仅使得土质疏松，还能够为葛根提供肥料，因而葛根鲜嫩易拔。其二，古代收葛并不等到冬季才收，而是随种随收、即收即用，这样的葛根又鲜又嫩，非常容易挖。随种随收，不仅不影响葛根的产量，反而使葛根生长得又快又好。而今天乡民们认为葛根难挖，则是由于葛不再作为粮食食用，不再规模性种植，无人精心培育使之野化，常年不去挖葛，葛根深入地下变大变老才出现的难题。

三、当代用葛的缺失

中国历史上，对葛的利用是多角度、多手段、多样化，将葛的每一个部分都做到了高效利用。葛根作为粮食食用，葛藤作为纺织纤维使用，葛花作为解酒药用，葛叶作为饲料使用，葛芽作为蔬菜使用，葛渣作为造纸原料[6]。而当代，对葛的利用方式则走向单一，以下就结合古代的利用和田野调查资料中的实例展开相应的讨论。

（一）葛根——从主粮退变为零食

用葛根作为主粮，在中国历史上曾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如《苗防备览·风俗考》记载： “岁歉，入山采蕨、葛根，漉粉充食。比春作，复还其家焉。”[2]249苗民用葛作为粮食长达半年之久，充分反映了葛在粮食结构中的地位是作为主粮。据地笋苗寨乡民介绍，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吃过葛根，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以葛根作为粮食食用，某些特殊时段甚至又变为主粮。今天该地还仍然保存有吃葛根的传统。

地笋苗寨乡民们吃葛方法多种多样，可以生吃，烧吃，煮吃。葛根用来生吃是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当地乡民上山干农活的时候，便时常去挖葛根来解渴，中医药认为有解渴退凉的功效。烧吃是乡民们最喜欢的吃法，烧熟后，剥皮即可以直接食用，烧来的葛根又香又甜，像吃红薯一般。乡民们冬天在山上干活的时候，挖葛根直接生火烧吃。煮吃或蒸吃也是乡民们常见的吃法，将挖来的葛根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煮熟或蒸熟即可食用。除了以上的吃法，还可以将其制作成葛粉食用，但这种这种法已经极为少见。

通过调查，笔者认为葛根在地笋苗寨乡民的生活中曾占据重要地位，在古代甚至近代的某些特殊时期，葛都是主粮，而现在则完全将其作为零食小吃。他们认为葛是野生植物，以前是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才会吃的东西，这是认识上的偏颇。然而该作物的价值不应被贴上“野生植物”的标签而被淘汰掉。

实际上，随着葛根被国家卫生部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天然植物名单，作为重点开发的功能性保健品以来[7]，葛的价值就已被重新定义。葛根可开发制成葛粉、葛根茶、葛根饮料、葛根挂面等食品，也可开发成葛冻、葛根冰琪淋、葛根豆腐等多种产品，对抗癌、降脂、解酒等都有作用[8]，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葛根的根系强大，在生态维护和治理中又具有“优秀先锋植物”之称。因而，相关部门可以将葛类作物作为扶贫开发项目，引导乡民充分利用自己的本土知识种植该作物，乡民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对生态具有维护之功。

（二）葛藤：从纤维到废物

提取葛藤纤维用作衣服原料，在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块织物残片，其最下层的遗物中就有葛织布，经鉴定其原料是葛，其年代为距今6000多年左右[9]。据此看来，使用葛纤维的历史悠久，葛产品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苗族居民用葛做衣服也有悠久的历史，据《百苗图》所载：“今亦男耕女织。女工纺织，其布精细，入市，人争购之。”“女子善纺织棉、葛二布，其葛布颇精细，多售于市”[10]。可见葛布非常精细且十分畅销。三锹地笋苗寨一带历史上也生产葛布，据光绪《靖州乡土志》载：“葛，土名葛麻藤，藤长一二丈，叶有三稜，如枫叶而长，面青背淡，茎如指大，取其皮和稻草灰煮，洗去粗皮，绩之，可织布，其根捣之有粉。”“葛布，取葛藤和稻草灰入锅煮透，洗去皮骨晒干，分细成丝绩长，用纺车揽紧织布。按：靖人绩麻、葛，皆用双丝，他处皆系单丝，不纺自紧，故布较此地土产较细”[11]（卷三“志物产”）。该条是记载在靖州的常产之物中，可见当时产葛布的规模之大，在生活中的用处颇多。在光绪《靖州乡土志》商务条中还有如下记载：“布，本境仅略制麻布、葛布，其湖北之黄州布、葛仙布、扣布、四印布，常德之漆河布，以及竹布、洋布皆自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处由水路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六万两，其转运至黔、粤境内销行者，约值银数十余万两，又宝庆之旱路，布由陆运入本境者，每岁销数，约值银一万两。”[11]（卷四“志商务”）根据本条记载可知，当时，靖州一带所产布匹仅有麻布和葛布，尔后，才不断的传入各种布匹。这些布匹的传入，冲击了传统的葛布生产，导致生产葛布的高超技艺渐渐丢失，葛布也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被淘汰。

笔者去田野调查时，地笋苗寨已经遗失该项优秀传统工艺。葛藤这一资源也被严重浪费，他们种植的葛藤用来作为柴火或者直接扔掉，野生葛藤则更加不会利用。这显然是当代用葛的一重大缺失，面对这样的浪费，完全可以从历史上各民族对葛的利用中汲取精华，通过当代纺织工艺，使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在当代重放光彩。除此之外，葛藤覆盖面广、生长迅速的特性，也可在当代生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葛虫：从乡野走向华宴

葛虫是经紫茎甲成虫啃食葛藤嫩茎皮层，产卵分泌物堵塞所啃之处，从而形成膨大的虫瘿，葛虫便在虫瘿内生长[12]。葛虫含有高蛋白质，似花生米般大小，两头尖，中间大，呈白色，是地笋苗寨的一道特色美食。

地笋苗寨的乡民基本上都吃过葛虫，他们认为葛虫的味道很香，一到产虫季节就很乐于去山上寻觅这一美食。葛虫主要寄生在葛藤里面，有些被葛藤缠绕的树木里也有葛虫寄生。有葛虫生长的葛藤处会突然变大形成虫瘿，葛虫就在里面驻窝，形成像蜂窝一样的孔洞，每个孔洞里面都有葛虫。

一般吃葛虫的时间是7月至12月，9月至11月是葛虫最多的季节，该季节葛虫已经成蛹，又肥又嫩，口味极佳，成为当地乡民必备的下酒菜，其味比蜂蛹还美。所以乡民们都乐于9月至11月上山去找葛虫，运气好时，一条葛藤就可获得1碗葛虫。曾有人把找到的葛虫拿去市场上卖，可卖到200元-300元1斤，这常常是饭店、宾馆买去用于招待贵宾所用。

在古代，则是人工有意培育葛虫，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据。《葛覃》载：“黄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4]4诗中的“黄鸟”是人工引诱的结果，当人移葛和采葛时，会使葛受伤分泌出粘稠汁液，这会引来寄生虫取食葛汁并产卵在葛藤上形成虫瘿，葛虫就在虫瘿里面繁殖生长[13]。这样培育出来大量葛虫，成为乡野美味。而为何今天乡民要去山上找葛虫？为何其经济效益如此之高？则与葛的野生化，没有规范种植葛藤，没有培育葛虫息息相关。从而使得野生的葛虫产量不高，变成稀有美食，导致了曾经的乡野美味走向了华宴。既然葛虫营养丰富，口味鲜美，在当代的植葛与用葛中，就完全可以将其纳入植葛的培育范围内，形成产业发展。

（四）葛花：从药用到废弃

中国历史上，曾将葛花用于解酒。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有载：“葛花、小豆花等分，上二味，合为末，服三方寸匕，饮时仍进葛根汁、芹汁及枇杷叶饮，并能倍酒。”[14]明·兰茂在《滇南本草》中有载：“葛花，味甘平、微苦，性微寒。治头目眩晕，憎寒壮热，解酒醒脾（胃），酒毒酒痢，饮食不思，胸膈饱胀发呃，呕吐酸痰，酒毒伤胃，吐血呕血。消热，解毒。”[15]当代的自然科学研究发现，葛花中含有皂角成分，具有强大的保肝作用，而其异黄酮成分则有强烈的消除活性氧的作用，二者能分别在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发挥协调作用，可以改善酒精引起的新陈代谢异常[16]。因此使用葛花，能起到解酒保肝的作用。

地笋苗寨乡民也曾用葛花解酒，将葛花晒干后用礌砵或碓碾成粉末，然后用纸包起来或装在瓶子里面，需要食用的时候便取粉末直接和水吞下即可，可以缓解酒精、解酒毒。但今天，已很少有人再使用葛花解酒。

葛花作为解酒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曾非常盛行，当今不仅可以开发用于解酒。还可培育葛花作为蜜源植物，发展养蜂业[17]。

四、植葛与用葛的启示

葛类作物在中国历史上曾被精心种植和充分利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容低估的创新利用价值，但却存在着植葛与用葛上的缺失。要将葛类作物更好的创新利用和发扬光大，如下几个方面就值得认真反思和匡正。

第一，当代植葛用葛要尊重当地的民族文化，充分挖掘和利用该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生态民族学强调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融，二者共同形成一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就是文化生态共同体的产物，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制衡互动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在笔者的调研中，了解到地笋苗寨乡民对葛类作物非常了解，也掌握相应的本土知识，包括品种、土壤的选择以及动植物的匹配等。但在某公司指导下的植葛过程中并没有利用当地乡民所熟知的本土知识，从而使得乡民们既投入了劳力、财力，又未获得丰收。这无疑为当代植葛产业发出警钟，植葛要注重产品品种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兼容性，若不能兼容，既影响产量，又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而，当代的植葛产业，需大力挖掘和利用各民族已有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实施创新利用和发展，凭借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获，既坐收葛类产品丰收之利，又维护了生态环境之功。

第二，植葛用葛需要认真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历史上用葛形式多种多样，而当代种葛则只为葛根，造成了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要匡正这样的错误，可以实施仿生式种植，仿生式种植可以形成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制衡的复合体，能够充分发挥每一个物种的作用，这样不仅能够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还能获得丰收。

仿生式种植在《诗经》中已有详细记载，当代植葛用葛可以参考《诗经》进行创新利用。动物粪便可以给葛的生长带来营养，葛叶还是牛、羊、马十分喜爱的饲料。为了满足葛的生物属性，植物可以配种小灌木，以支撑葛藤的生长，保证葛藤的透气性和光照，这样既可以减少人工砍木的繁重劳动力投入，还可以长期循环利用。而人在不违背葛的生物属性时，可利用本土知识进行适度的干预，用草木灰给葛根除虫，用农家肥提供营养，这样的本土知识不仅不会杀死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还能避免农药化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样的仿生式种植，使得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可以相互制衡，相互利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也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人工只要进行适度干预，即可获取丰收。既可以避免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过大，又可以同时发展畜牧业、种植业和林业，还兼及为生态环境的维护做出贡献。在当代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如果按照仿生式种植，葛必然必然会成为健康绿色的生态食品之一。

第三，生态问题是关切人类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植葛用葛的过程中，要将生态问题纳入种植和利用的考虑范围之中。对植葛而言，要遵循葛的生物属性，决不能实施纯粹人力控制的生态改性，否则，便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对用葛而言，也可以充分利用葛的生物屬性，进行创新利用。葛藤的生长速度快，覆盖面广，蓄水功能好，可以在石漠化、荒漠化治理中充当“优秀先锋植物”；葛根根系多，扎土深厚，可以很好的治理水土流失。当代的生态建设与维护中，应当充分利用该作物的生态优势，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葛类作物的价值与其自身无关，而与人类的认识和利用息息相关。当代植葛产业如若能够从历史当中汲取精华，充分挖掘和利用各民族的本土知识，围绕其生物属性去创新培植和利用这一作物，必将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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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Key words： pueraria planting； pueraria plant； pueraria； pueraria technique

作者：杨秋萍 耿中耀

当代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论文 篇2：

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游牧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骆驼虽然仍然在实施放牧，但人们对骆驼的管理方式，却从“艰群放牧”发展到利用望远镜、摩托车、手机等实施远距离搡控放牧，甚至给骆驼戴上GPS定位仪利用网络实施远程放牧操控。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之所以坚持饲养骆驼，其目的是使优良牧草得以自然播种、确保草场的自然更新、土壤得以自然活化，灌木得以适度修剪，微生物、矿物质和营养物质得到合理的匹配，使动植物与环境得到和谐共荣。因此以骆驼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关系为视角，可以合理解读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关键词：游牧，骆驼，牧草，草原生态学

文献标识码：A

一、游牧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游牧文化拥有5000多年的灿烂历史，而长城以北的地貌起伏很大，山地、沙漠、湖盆、滩地在空间上相互穿插交错，各地的气温、雨量、大气与土壤湿度的时空分布复杂而多变，这一切都是游牧牧民必须面对的自然本底特征。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还会进而使得草原牧草的生长在时空上也极不均衡，牧民应对的手法只能实行“逐水草而居”的生计方式，其目的是使牲畜的放牧能够均衡地利用自然长出的各种牧草资源，从而实现对牧场的利用与维护达成和谐平衡。对人类社会而言，通过游动放牧，还能连带达成牧民间的经验交流，同时又实现了对子女的知识和技能的传递，牧民之间通过种畜的交换和改良，不断地优化畜群，畜群的改良和多畜种的合理搭配又能进步推动牧草种子的传播和草场的更新。此外，草原的微生物也实现了合理的匹配，草原矿物质也可以通过人和畜群的流动，从而实现合理的搭配，确保了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新和穗态延续。

游牧生计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时代的发展，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游牧作业也在与时俱进。这里的蒙古族牧民，至今还在较大规模的放牧双峰驼，其放牧方法仍然保持着尊重自然规律，均衡消费饲草资源的好传统。他们目前还在实行跨越承包草场、跨越嘎查、苏木界限的长距离放牧方式，温暖的季节转场到到贺兰山区附近的丘陵高地和滩地放牧骆驼，寒冷的季节则转场到沙漠腹地和湖盆地带去放养骆驼。这样的传统放牧路线不仅保持了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尊重自然，均衡消费天然长出的牧草资源。而且能从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不过，具体的放牧作业却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蒙古族牧民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实施跟群放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分牧民（主要是青壮年）离家实施游动放牧，另一部分（老弱小孩）牧民则定居下来建设家园。从20世纪70年代起，蒙古旗牧民开始用上了望眼镜，对畜群实施远距离监管，这就大大减少了牧民的放牧移动距离，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的投入。20世纪80年代后，放牧小畜（主要是养羊）的牧户基本实现了定居固定放牧，放养骆驼的牧民则依然实施骑马放牧，这就大大减少了牧民跟畜移动的劳动力投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摩托车的引入，放牧时间和劳动力投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降低。到了21世纪，牧民配上了电话、手机，从而只需要相互打电话，就可以有效地跟踪畜群的移动，对草场畜群的监管更其准确合理。从2010年起，蒙古旗牧民在城镇化和吉普车普及的背景下，部分牧民即使住进了城镇也可以做到驱车到牧区放牧。近几年来，随着科技推广的加快，连骆驼也带上了北斗定位仪，牧民往往可以做到在城市电脑上观测，准确把握骆驼群的行动轨迹，真正实现了信息化放牧。

回顾这一系列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牧民定居与牲畜的游牧绝非水火不相容。游牧生计与现代化其实并不矛盾，反倒是现代化促进了游牧生计的升级换代，催生了现代化生态畜牧业的确立。

游牧文化并不是孤立的自行发展，而是在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推进中去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与此同时，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也吸收了游牧文化的精髓，而得以不断地健全与完善。草原畜牧业为了适应草原生态环境时空分布不均衡的这一本底特征，就会很自然地通过牲畜的移动去寻找最适合利用的牧草资源；农业文明为了对付耕地的异质性差异，也会很自然地对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实施轮作、间作去确保不同的土壤资源，都能得到合理地利用；工业文化也不例外，企业的选址和新建也得兼顾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背景的配置，资源和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企业也得有规律的移动。由此看来，在实际的生产作业中，实施有规律的移动，不能理解为落后和愚昧，反而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这是适应自然的通则。那种把游牧作业视为落后愚昧的传统偏见，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情。不过，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国家工业文化走到了前列，有的国家农业文化一枝独秀，而有的国家和民族则较长时间的延续游牧文化。然而尊重自然的本底特征，均衡利用生物资源，推动人、物、信息的快速流动，则是世界各国求得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各民族显然需要共同建构相互尊重的现代化新秩序，共同承担起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职责，这样才能确保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从事任何一种生产都需要推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但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移动的内容和形式却可以互有差别。但这样的差别并不能成为贬低任何一种文化的口实，这是因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那种认为畜牧业只能是人跟在畜群后面亦步亦趋的实施监控，而今已经成了历史的记忆。当代的畜牧业已经吸收了工业文明的技术装备，已经用上了摩托车、手机、北斗定位仪、电视网络，传统的畜牧业正在向现代畜牧业过渡。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还要将畜牧业经营的范围框定在省、盟、旗、苏木、嘎查的有限空间内，甚至是控制在牧户承包地上，自然也就显得不近情理了。事实上，只要具备现代装备，而且只要用好这些装备，传统的转场游牧完全可以突破人力和畜力的限制，实现长距离的转场监控操控，也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实行规模化的畜产品转移和信息互达。如果不看到这样的生态文明发展趋势，而是一味的苛求畜牧业只能在有限地域内徘徊，显然是违背时代要求的偏见。

二、骆驼与草原生态关系

家畜的生物进化历史已经超过5000～600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草原畜牧业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代的草原生态早已和家畜结成了协同进化关系，两者之间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密不可分。可是当前却有人主张对阿拉善荒漠草原实施长时间禁牧，误以为这样做才可以收到草原生态保护的功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牧民不得不放弃熟悉的产业、处理掉牲畜、废弃传统的生产设施、离开故土、流浪他乡、重新创业，事实上他们为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调查：不仅89.7%的牧民认为围封禁牧后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还加快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消失。然而几千年来家畜在草原上游牧，草原生态并没有像今天那样明显的退化。那么今天能够观察到的草原退化，有理由责怪传统畜牧业的过失吗？看来我们需要反思的显然不是传统畜牧业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认识问题。为此，这里仅以阿拉善地区的双峰骆群与荒漠草原生态关系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意在反思习惯性看法的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骆驼能充分利用人们无法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同时给人类提供原生态产品，阿拉善双峰驼的游牧半径大、能利用其它家畜不能利用的戈壁沙漠草场和苦、咸、带刺的植物。在大半径放牧中，能够将那些极其分散的饲草资源做到均衡的消费，给人类提供了骑乘、绒毛、奶、肉等原生态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又不妨害戈壁草原生态系统的不断再生和可持续利用。

骆驼的放牧并不是简单的觅食活动，而是有点像农业生产中的播种那样，是在为自己准备来年的美餐。骆驼根据不同季节、气候、地形、土壤等在不同时空场域内的差异去有选择的采食不同的植物，采食的过程同时也为相关的植物实施了播种。原来骆驼身披长毛，在其觅食过程中会很自然地将不同地区的种子，如沙米草、沙竹等禾本科植物，以及一年生的菊科、百合科植物的种子，带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从而实现了牧草远距离的播种。骆驼觅食后排出的粪便中，还包含着很多没有消化的植物种子，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就可以以粪便为培养基，来年就能长出新鲜的牧草来。与此同时，粪便还增加了土地的有机物，活化了土壤，加速了草场的更新。因此，只看到骆驼采食植物这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看到骆驼与草原生态之间是一种协同进化关系，没有骆驼采食，草原反而会断绝其生机。

事实上，在漫长的协同进化中，不仅是骆驼适应了这里的荒漠生态环境，荒漠上生长的牧草也适应了骆驼的存在。他们的种子都极为细小带刺，种皮极为坚硬，不会轻易被骆驼消化。这样一来，在被骆驼吃掉的同时，植物的种子也会很自然的被骆驼带到草原各地，实现其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一旦骆驼消失，这些长期进化而来的植物，也特会因为无法播种而失去了传宗接代的机会。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反而会快速退化。就这个意义上说，人为淘汰了骆驼，不仅不能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反而是在制造草原生态灾变。因而那种将草原生态保护与骆驼对立起来的，反而是在违背辩证法。

家畜的适度放牧采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对草原牧草的单方面利用，其实骆驼的采食如同农业操作，要给树木实施修剪，要对杂草实施中耕一样，都是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灌木是荒漠草地寒冷季时家畜的主要采食的牧草，骆驼的采食具有修剪灌木，促进其新枝再生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灌木度过极端干旱的恶劣气候环境。如果长期实施围封禁牧，那么一般草地在5年以上，荒漠草地在3年以后，植被的生长就受到抑制，很多灌木就会自然死亡，这一切都充分表明，骆驼与荒漠灌木、骆驼与牧草之间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利用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因而有计划的适度放牧反而更有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更符合可持续利用的要求。

温暖季节家畜的适度放牧，就实质而言，也与农业操作中的中耕除草和间苗相似，干旱草原上水资源非常稀缺，降雨量的时空分布又极不平衡，以至于那些耐干旱、对水分要求不高的植物就会在温暖季节率先发芽生长，而对水分条件要求高的植物发芽生长就会相对推迟。荒漠地区每年降雨时间不同导致每年长出的牧草会各不相同。荒漠地区牲畜的采食行为是：冷季采食灌木为主，暖季采食对象恰好是刚长出的鲜嫩牧草，这就为耐旱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机遇，确保他们能够积累更多的生命物质。而鲜嫩牧草被采食后，又可以为耐旱的牧草节约可贵的水资源，支持它们生长。荒漠草原上的鲜嫩牧草其生长季都很短，或者有地下茎储存养料，因而，畜群的采食仅是起到了间苗和节制其生长速度，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命。因而，温暖季节的适度放牧，同样是一种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行为，而绝不是一味的简单消费。这才是荒漠草原不同生物物种间协同进化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必须实施松土。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同样需要松土，不过在这里不是人去松土，而是靠家畜的适度放牧，靠牲畜的蹄去对土壤实施松土。牲畜走动过程中，其蹄子对土壤实施践踏和刨动，这就是对草原的土地实施松土。阿拉善左旗大部分地区累年平均降雨量在64.0-208.5毫米，全旗各地累年平均蒸发量在2347.7-3993.2毫米，而沙漠的渗透能力极强，在腾格里沙漠内形成了的绿洲湖盆有306处，在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大型动物对土壤的践踏和刨动，雨季过后地表都会结皮，甚至形成一个盐碱化的土壳。这就改变了土壤水分传导，使有限的降水在沙土层中的时空分布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深根系的灌木逐渐枯萎，浅根系的植物却得到了发育。但如果实施适度放牧，那么牲畜的蹄子就会打破地表的结皮和盐碱化的土壳，从而改变水资源在沙土中的分布，水分可以迅速渗入沙地深层，起到储养水资源的作用，使深根系的灌木都可以得到均衡性的生长。这一过程对阿拉善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至关重要。失去了家畜的存在，牧草的生长量和生长周期都会极大地缩短。绝大部分水资源都会在未加利用的情况下无效蒸发。如果不把适度放牧理解为对荒漠草原实施松土作业，那么对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利用就不可能准确到位，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对荒漠草原的生态维护极其不利。

家畜的适度放牧还能起到防火和增进植物光合作用的功效。荒漠草原上雨水稀缺，冬季桔死的植物难以自然降解，这就会导致植物会因为肥料缺乏而造成植物光合作用受阻，从而影响到牧草的产草量，甚至会造成草原失火的隐患，这些枯草还会退化为植物化石使其中的有机质白白的浪费掉。可是，只要有骆驼等家畜在寒冷季节啃食这样的干桔牧草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草原失火，同时又能使这些植物转化为牲畜粪便，而只有这样的牲畜粪便才可能快速降解，转化为营养物质以满足草原牧草的利用，从而增强草原牧草的光合作用，最终极大的提高荒漠草原的产草量和载畜能力。

骆驼等家畜的草原畜牧业是一种节水型产业。骆驼能利用其它动物和人类无法利用的水资源，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植物水分解渴，因而骆驼是是水资源利用率最高的动物之一。北京大学（2007-2012年）对阿拉善骆驼饲养的研究显示：停止了草原放牧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仅为39.9元/m3，比如L（孪井滩农业）和Y（巴润别立农业）两地甚至低至0.66元/m3和0.84元/m3。分别相当于牧业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的1/60和1/48。2007年中科院专家在阿拉善调研中了解到：50只骆驼和50亩（玉米）地的年收入一样，但种地用的水量是养驼的500倍。由此看来，在阿拉善地区，停止畜牧业经营就会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不管是什么样的农耕，更会加剧阿拉善的缺水。据此可知，维护双峰骆驼在阿拉善的适度规模，不仅对生态维护无害，反而是一种高效利用水资源又能推动当地生态快速恢复的正确决策。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耕作都需要实施间苗。而阿拉善地区的春季适度放牧其功效与农业经营中的间苗并无二致。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土地贫瘠，每当遇到好的雨水时植被茂盛，这就会导致土壤中水资源被超强度利用，进而引发草原植物发育受阻，而对骆驼的适度放牧却可以极大地抑制草原牧草的疯长，起到了农业操作中间苗作用。在农业生产中，为了确保玉米丰产，绝对不允许种植得像小麦那样密，果树的株距也不能像玉米一样密，同样的道理，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至今又没有办法实施饮水灌溉，草原广阔得无法用人力施肥，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生长必然需要极大的空间，加上降水量的时间变化巨大，如果不通过适度放牧去对疯长的牧草实施间苗，使之变得稀疏，以此降低对有限水资源的消耗，那么，牧草的疯长最终必然会因为大面积缺水而等不到结实就枯萎，其结果就会导致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只有从农业需要间苗这一视角切入，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适度放牧其实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态维护举措。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操作都需要破土播种，都需要控制病虫害的蔓延，阿拉善的适度放牧也具有同样的功效。骆驼在灌木中行走会在不经意中将鼠洞压塌，遏制鼠害的蔓延。对灌木和其他牧草的觅食，又会在无意中将害虫吞食掉，从而起到了控制虫害、鼠害蔓延的双重作用。据调查，灌木枝条上发现大量虫卯时，放入骆驼等大牲畜高强度采食一遍后，可有效控制大面积虫害发生，而囝封禁牧区虫害大面积蔓延却会年年发生。结果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引发了草原上农药的大面积污染。阿拉善禁牧后草原鼠害不断发生，特别是当地的梭梭林更有甚焉。不久前为了防范草原鼠害，曾经实行过人工饲养狐狸去对付泛滥的鼠害，但狐狸又会传染狂犬病，伤害牧民和家畜的健康，反而给畜牧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最终不得不动员牧民捕杀狐狸。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违背了骆驼与当地生态系统的依存关系，而人为制造出来的生态祸患。面对这种祸患只须在观念上多一点辩证法，让骆驼保持适度规模，时下面临的种种生态灾变，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

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操作，都需要翻地播种，阿拉善的骆驼和其他家畜的放牧也可以发挥相同的功能，家畜的蹄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锄和犁的功能。当前为了饲养家畜，阿拉善的有关部门实施了飞机播种牧草。但结果并不理想，播下的比较适合当地生长的牧草种子，颗粒很小很轻，播下后一遇狂风，种子都会无一例外的被吹走，花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播下的种子却不见发芽长出。有关部门只会一味的强调环境恶劣，生态恢复艰难。而当地的牧民却另有说法，蒙古旗牧民都知道干旱草原土壤疏松，适度放牧后，牲畜的蹄子会在无意中将适合当地生长的牧草种子通过踩踏而陷入沙土深处，不管是遇到多强的风，都会有很大比例的牧草种子，不会被风吹走，来年肯定可以长出丰茂的牧草来。由此看来，即令是动用现代化的技术，只要靠牲畜蹄子播种这一环节缺失，草原生态恢复依然达不到预期的成效。看来蒙古族在草原实施五畜合群放牧，只要规模适度，完全可以弥补现代技术的不足。

农业操作中的一项生态技术就是实施秸秆还田。与此相同的是草原的适度放牧也是在实施特殊的秸秆还田。骆驼在过夜和休闲时都会在不长草的地方卧倒，屁股都会很自然地对准灌木丛，排出的粪便直接堆在灌木丛根部及周边地区。从而起到了秸秆还田作用。同样，其他家畜在草原上一边采食一边排粪，也是在实施秸秆还田。更关键的还在于，由于阿拉善地区适合耕地，直接实施秸秆还田，由于微生物生长弱，根本不会直接降解，而牲畜排出的粪便却能快速降解，从而使得秸秆还田的功效更其明显。

干旱地区土地的退化主要标志为土壤的退化，土壤有机物含量的减少，致使土壤中的微生物生长非常微弱。如果没有放牧活动，没有了食草性动物的干预，后果是微生物很难分解牧草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有机物难以在短时间转化为营养物质，从而就会影响土壤中的氮循环，导致土壤退化。而退化的原因正好是缺乏适度放牧，使得当地的微生物无法正常生长。由此可见，阿拉善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家畜在其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缺了这个环节，草原生态系统的生命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因而不加区别的围封禁牧，不仅起不到生态恢复的作用，反而是阻碍了生态恢复的正常运行。

生态农业往往都要采用轮作，而草原骆驼的放牧也是一种草原轮作。骆驼按照不同季节、植被、温度、风向、地形、超越承包草场界限和围栏阻挡，按照传统自然规律游牧。牧民利用望眼镜、摩托车、手机等现代交通、信息工具替代了传统长期人跟群游牧，这种现代化游牧方式有利于保护阿拉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研究表明：阿拉善传统游牧通过“敖特尔”季节性转场及通常放牧的方式，以便适用于草原生产力的时空变化节令，使不同类型的草场得到有规律的休养生息。20世纪80年代实施草畜双承包以后，牧民定居点的增加和固定放牧，致使传统游牧方式基本消失，使草场失去了休养生息的空间，加上内地外来人口的增加及由此引进的农耕文化观念，如打机井、农业开垦（内地农区人员往往把草原通称为“荒地”），结果都会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水资源的枯竭及草场的退化。事实上，由于阿拉善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又极不均衡，对不同地区的草场实施“轮作”才能更好的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而强制实施定居和禁牧必然会导致定居区和农耕区段失去了轮作的可能，而禁牧区的牲畜缺失，又会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和草场更新的受阻。有鉴于此，从农耕轮作的视角切入阿拉善的双峰骆绝对不能够缺位，其他畜种的放牧也应当兼顾到为草原轮作这一客观需要。阿拉善的生态恢复才能指日可待，对此，国外的研究也可资参考。

在西班牙，停止转场放牧方式使用50年之后，草原反而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该国研究者的工作表明：移动中的牲畜本身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通道，撒播牧草种子和改善草地土壤的营养状况上具有极其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96年，西班牙政府通过了一项国会法案，重新开放了12万公里的转场牧道，让当地的牧民得以重新转场放牧。结果发现很多有趣的证据都一致表明这一法令对于生物多性的保护，对当地的生态恢复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西班牙的游牧环境比阿拉善要好得多，西班牙上策停止转场放牧都会引发草原退化，那么阿拉善将更其如此。压缩适度放牧特别是压缩双峰驼的种群规模，显然是一项失策，需要仿效西班牙政府做出及时地匡正。

蒙古族传统的“五畜”合群放牧，与农业耕作中的间作放牧具有相似的生态维护功效。刘书润等人2013年在阿拉善研究发现骆驼等大畜和小畜比例适当，适度放牧不仅能提高草原载畜量，而且还能促进草场植被的茂盛度，使草场的健康状况良好。在生产实践中，往往是几个畜种的共同搭配，才能达到对草地的充分利用，也能做到最佳风险防范和生态维护；不同牲畜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马总是觅食草原上营养最好的牧草，而且不反刍，因此马粪最有营养，在饲料枯竭的季节，小畜如山羊和绵阳可以靠马粪越冬，应当看到这也是对饲草资源高效利用的一个途径。分折阿拉善左旗畜牧业历史数据发现：承包推行20年前大小畜平均比例约1：4，冬春季节需要填补的越冬饲料畜数量很少；1957年调查的47户牧户，冬季所需补给的草料占各户总支出的10.92%，说明大小畜比例结构合理，草原的利用合理；承包推行的20年后，大小畜平均比例达到约1：9，草原采食量比承包前平均下降了27万个绵羊单位，但冬春季节必须追加的越冬饲料却反而剧增。2011年调查的54户牧户，各户追加饲料的占到了生产总支出的54.06%。这表明需要补充饲料的牲畜大大增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越冬饲料补充基本上是局限于乏弱牲畜，而以后的发展趋势则走上了从仅针对乏弱牲畜过度到对全部牲畜实施添加饲料。与此同时，追加越冬饲料的时间长度也从80年代开始不断地延长，80年代前仅是在春季增补饲料，其后的发展趋势却表现为对整个冬春夏都要增补饲料，这充分说明畜群比例的改变不仅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且还造成了载畜量的降低，生产成本的剧增，不仅生态受损，牧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损失。

新近的研究表明，包括骆驼在内的“五畜”放牧，其生产效益普遍高于所谓的高于集约化畜牧业。对阿拉善圈舍饲养羊与草原放牧养羊的经济效益核算，连续5年跟踪调查后表明，草原放牧畜牧业的经济效益远高于舍饲养羊业。关键处在越冬饲草的追加上，此外舍饲等装备的投入，也抬高了生产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牲畜的健康情况还会因为舍饲而蒙受多重风险，然而这并不是孤证，因为在国外也有相似的研究成果。

从国外研究来看，放牧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是舍饲畜牧业经济效益的数倍。如非洲传统放牧系统每公顷草地的经济回报比集约化牧场饲养高2倍，而每只牲畜的回报比牧场饲养高3倍。对比埃塞俄比亚传统放牧畜牧业和澳大利亚工业化牧场系统，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能量利用，还是蛋白质利用方面，传统放牧系统都比工业化放牧系统的回报率高，非洲的津巴布韦经济回报为1：10。放牧地区每公顷的生产（现金、能源、蛋白质）比集约化牧场高出至少3倍，如果用生产率指标分析来看则更低。非洲的马里移动放牧系统的年均单位面积平均产出至少是定居的澳大利亚、美国牧场的的2倍。

对阿拉善的游牧生计而言，光核算经济成本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传统产业，还兼具生态维护的功效。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了全球的热门话题，但气候变暖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行为的产物。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矿物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多种温室气体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既要重视森林，也要重视草原。草原植物对其固碳能力决不容小视，碳成本相对低廉，固碳形式比较稳定，且能有效地发挥碳汇作用，如：适度发展草原畜牧业可加快碳的利用和循环。所以，草原是地球的温度调节器，草原不仅是生态型碳库，更是经济型、社会型碳库，应对气候变化，草原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样大面积长时间禁牧，如同农业的大面积长时间抛荒，都会阻碍碳的循环利用。

三、草原畜牧业未来只能是生态畜牧业

生态畜牧业的确立需要合理调整牧区畜牧业产业结构。时下草原生态系统的主要问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既得不到合理的均衡使用，生态维护的措施也因为产权的分割而难以到位，因而只要抓住生态补偿机制，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内的禁牧补贴，财政支付转移为现代化游牧补贴。根据草原生态容量，按照水、草、畜、人的协调关系，将草场和牲畜向放牧能手集中的原则，调整牧区人口；按照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办法，鼓励草原资源有序流转，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游牧），才能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为了骆驼等地方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保护共赢为目的，地方优良畜种允许在公益林等禁牧区内模拟野生动物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内游牧。使公益林的利用与维护融为一体，实现辩证统一，不仅使公益林的维护更其有效，而且生态游牧也能获得极大地发展空间。

生态畜牧业是尊重自然，鼓励放牧，同时生态畜牧业也不允许游牧操作对自然环境构成负面影响。这与现行的生态保护政策是一致的，生态畜牧业是对传统畜牧业的传承与创新。生态畜牧业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市场价格一种社会性适应，因为生态畜牧业的产品其市场价格可以提升50%-100%。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市场杠杆去推动阿拉善生态畜牧业的成长，同时又收到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实效。

总之，以游牧办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以有机特色畜牧业发展来提高草原畜牧业经济效益，利用现代科技来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利用适合牧区的政策来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草原畜牧业风险，这一切的总和才是生态畜牧业的真正价值，只有实施这样的生态畜牧业，草原生态系统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利用，生态建设的目标也才能达到。

作者：乌尼孟和

当代畜牧业资源的循环利用论文 篇3：

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形态及其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建设生态文明，要求高度重视近自然农业的有效发展。近自然农业以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为基点，以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以当代生物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应用为支撑，既能确保农业产出及其效益的最大化，又可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和良化培育。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与其要求相适应的近自然农业产业结构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经营组织与政策保障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近自然农业；农业发展方式

文献标识码：A

建设生态文明，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主题，它与农业密切相关。农业的本质，在于更好地维护自然资源和良化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坚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重视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强力促进新型农业形态的加快形成与发展。

一、农业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及运行状态的影响

农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纽带，是人类有效利用生物有机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本身进行的一种生物生产活动。农业发展一方面受到既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同时又能够在保护和良化自然生态系统，使其功能不断改进、健全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又对自然生态系统实施改良的一个产业部门。

在农耕文明形成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人类通过狩猎、采集和捕鱼等途经获取自然之物，以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食品需要。这时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对它的干扰与破坏程度极小，因此不存在后来相继出现的种种问题。然而其生物生产能力及其稳定性却十分有限，非但无力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对于生物生产的实际需要，而且一旦出现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人类与其他群体或大型动物之间围绕食物而产生的激烈竞争，还往往导致整个系统生存的严重危机。因此，与人类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必然不是原生的或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有农业加入其中的自然—人工生态系统。

农业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栽培、林草抚育，或是动物饲养、微生物繁殖，作为人类有目的的一种行为活动加入到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对自然之物进行人为改造，必然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因子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营养关系结构(即食物链)和生物因子与非生物环境因子间关系结构，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状态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作为对自然生态系统原有平衡状态的一种破坏，既使生态系统运行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也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良化提供某种可能。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因子和某些非生物环境因子的人为控制，可使自然生态系统按照人们的目标预期及其运行设计，向着适应人类需要、更具活力、更加健康、更为稳定的方向演化发展。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对某些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实施改变，然后加以有效调节以进入新的平衡状态的过程。

因此，农业作为整个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活动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既存在损害、破坏作用的一面，也有保护、良化的一面。非适宜的农业发展活动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某种性质及程度的损害或破坏；而因地、因时制宜的农业发展活动则能够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有效的保护和良化作用。

农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良化，主要通过以下途经加以实现：(1)通过农业发展及其结构配置活动的科学安排，改进、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和其平衡发展能力，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抗逆抗干扰能力、抵御治理污染的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提供良好基础。(2)通过对农业人为活动的有效控制和人工物品的合理投入，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生产率，以便用较少的资源，生产种类不断增多、数量持续增大的农产品，从而减缓因生产发展而可能导致的资源耗竭速度及负面环境效应，确保生物圈生命系统的延续与进化发展。(3)扩大对自然资本的再投资，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促使生物圈生产出数量更多、更大、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根本上杜绝资源耗竭与生物圈退化现象的发生。(4)利用广泛展开的各种农业活动，密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加深对大自然的认识，以便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行为传统，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良化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内容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农业对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的内在影响，决定了农业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和因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发展、经济增长进程中，通过积极主动地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和对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与良化，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让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与目标包括：(1)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2)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利用体系，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3)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强包括水土流失防治及荒漠化石漠化治理在内的国土整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促进生态修复。(4)有效遏制物种及自然资本储备减少的变化态势，保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本储备的不断增加与扩大。(5)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农业的有效发展来加以保证并完成。

由此，必须对现有农业发展方式实施合宜的改造。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主要内容。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中国现有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1)农业自然资源的非合理利用。一方面是对部分土地、林木等资源的过度使用，另一方面又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未被利用，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基本上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对于未被开垦成耕地的自然土地和与之相匹配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经济利用，以及如何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和系统的自组织能力等问题始终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2)农业活动取向单一化。除土地利用过于集中有限的耕地外，作物栽培、动物饲养、林木抚育与种植等也都限于为数不多的一些品种，甚至是几个品种，既影响农业总产出的有效增加，还成为引发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 (3)农业增长过度依赖于人工物品特别是农用化学物品的大量投入。为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土地及劳动生产率，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化学杀虫剂、除

草剂、动植物助长剂等，虽然在弥补趋于枯竭的土壤肥力和在免除农作物种植及畜禽饲养过程中出现的病虫害方面作用显著，但也因此引发出瞩目的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问题。(4)农业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现有农业发展活动基本集中在食品和少量的工业原材料生产供给方面，属于生计农业范畴，农业的其他功能特别是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功能基本未能得到应有的显现和发挥。

消除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上述问题，要求全力促进近自然农业的加速形成和发展。近自然农业以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固有的自然生产力为基点，以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以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作用为特征，以当代生物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应用为支撑，是一种旨在通过对自然资本投资，采用符合目标动植物生长发育要求的经营措施，在确保农业产出及其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农业生态系统及其自然环境进行有效保护和良化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形态。近自然农业具有对天然资源利用的自然性、系统产出的高效性与环保性和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突出特征及属性，是目前农业最为有效的一种形式，能够最为充分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人工物品特别是各种有害物品的使用量，从而有效防止农业发展活动可能引发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损害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近自然农业的具体特点及其作用表现是：

1，以对农业天然资源的直接自然利用为基础及目标

近自然农业无须将农用土地资源中的非耕地部分转化成为耕地，而是可直接利用自然土地和与之相匹配的优势生物资源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使植根于自然土地上的野生动植物群落的生产能力能够得以充分有效地利用，以防止过多土地垦为耕地和追求单一化农作物品种而引发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近自然农业的这些特性，使得地球生态系统能够在为人类社会生产种类更多、数量更大的有用产品的同时，不断增加其自然资本储量和为地球生命系统提供更为完善的生态服务。

2，确保农业活动及其发展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农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近自然农业最为重要的特性之一。农业进步与发展所要求的多样性包括：(1)土地资源利用的多样性，除耕地外，还包括山地、草地、湿地、荒漠、沙地和水域等多种土地资源。(2)生物资源利用和农业物种资源及其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利用范围从纯野生动植物到半野生、半人工栽培及驯养动植物和完全由人工栽培、饲养的动植物等众多的物种种类及其品种。(3)农业生产方式及其行业部门、农业生态系统、农业产出的多样性，农业生产多方式、多部门和多种农业生态系统及其产出形态同时并存、有机结合。近自然农业的这些特性，不但能够更加充分、更加广泛和深层次有效利用各种农业自然资源，增加农业产出总量及其产品种类，而且有助于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状态的改进和优化，从根本上消除现有农业活动单一化倾向所引起的各种生态及环境损害问题。

3，重视并不断强化向自然资本投资

近自然农业从有效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及其完善的生态服务出发，着眼于自然资本和其生态服务价值的培育、提升与优化，努力使农业建筑在“大自然的智慧和其提供的免费服务”之上，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生产过程的人工物品投入量，特别是农用化学肥料、化学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助长剂等有害物品的使用量，从而在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从根本上消除自然资本和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对农业发展的限制。对自然资本投资的内容及途径包括：(1)加强农田生态建设。通过休耕、轮作、改土、施用生物肥料、推广生态植保等措施，恢复、改进和不断提高耕地的土壤肥力和农田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及其自然生产力。(2)促进林业建设与发展。在确保对天然林和人工幼林实施有效管理、保护和抚育的同时，充分利用宜林荒地、砍伐迹地、待更新改造的老残林地和难以成林的未成林地、灌木丛地等，积极发展高质量、多类型的人工林，包括生产木本粮油和水果及干坚果类产品的传统经济林，生产生物质材料及新型能源的工业原料林和能源林，用于环境保护及旅游观赏、保健休闲的生态林、景观林等等，将林业建设发展置于农业发展的核心位置。(3)进行大规模、广范围的天然草地及湿地资源开发利用建设。建立天然草原、湿地经济与生态利用的产业体系，建立草原、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环境变化的监测预警体系和草原、湿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对草原、湿地的有效改良和施肥、植保等人工措施，提高草原、湿地的生态恢复及其自然生产的能力。(4)扩大国土整治的领域和范围。通过以治山、治水、植被修复与保护为重心的流域治理，加强水土保持；有序开展对荒漠化、石漠化、沙漠化土地的有效治理和城市建成区内间隙土地的农业利用，增加农业自然资本储备。(5)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建立自然及人工生物基因库，拓展自然保护区和物种保护的领域与范围，加大对濒危物种的抢救与保护力度，等等。

4，将开发、利用和完善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置于重要位置

农业生态保护功能包括保护土地和水资源，促进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维系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与扩大，农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治理，生产日益增多的生态服务与生态文化产品等具体内容。农业生态保护功能的开发、完善和有效显现，意味着农业发展广度与深度的有效拓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使农业有效保护和良化培育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得到空前加强。

三、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举措

改变现有农业发展方式，促进近自然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需要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的近自然农业经济与产业运营模式机制。

1，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相适应的近自然农业产业体系

具体措施包括：(1)调整农用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利用结构。积极开发利用农地资源的非耕地部分和与之相匹配的各种优势生物资源，大力发展山地农林业、适水农业、海洋农业、草原草业、草地畜牧业等非耕地农业，建成高效耕地农业和多样化非耕地农业有机结合、协同发展的近自然农业行业结构体系。中国具有发展非耕地农业的丰富资源。中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8 493万公顷，荒地面积10 800万公顷，天然草原面积近40 000万公顷，湿地面积3 850万公顷，水域总面积49 050万公顷(其中内陆水域面积1 750万公顷，海域面积47 300万公顷)；野生植物30000多种，其中木本植物8 000多种，陆生野生动物2 400多种，鱼类2 000多种(其中海洋鱼类1 300多种，淡水鱼类700余种)。这些都是近自然农业发展极其重要的宝贵资源，若

加以有效利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之后，有技术保证的经济产出即可数倍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2)开发新型产品生产部门。在继续重视食品及传统工业原料生产发展的同时，加快新兴生物质能源和新兴生物质原料以及生态产品的生产，形成生计农业、生物质能源及原料农业和环境绿化与生态服务农业有机结合、协同发展的近自然农业产品结构体系。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原料生产是极具发展前途与潜力的朝阳产业，以生物质为原料几乎可以生产出人类需要的所有产品，而且具有双环保(即生产过程本身是一种环保行为，其产品也是清洁、安全和环保的)、可循环、高清洁、更安全和对环境友好、资源储量极其丰富等多方面的突出特点。中国仅森林资源一项，现有能够用于生产新兴能源的原料生物量即达3亿多吨，可替代2亿吨标准煤；利用现有林地，还可培育生物能源林2 850万公顷，每年可生产生物柴油7 760多万吨，木本燃料近4.5亿吨，折合标准煤约3.85亿吨，相当于2008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4.5％。可见，在中国，生物质能源生产足以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产业，年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可达人民币5 890亿元以上。(3)优化农业生产方式。由以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动植物助长剂为标志的化学化、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农业转向以使用有机肥、生物农药和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免费服务为主的有机化、生态化、低投入、低能耗、高效益农业，形成传统农耕技术、耕作方法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有机结合的近自然农业生产方式及其技术结构体系，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复合农业等以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为特征的新兴农业生产方式。(4)加强对农业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多层次的综合利用。促进以“投入品减量、废弃物再利用和整体物质再循环”为原则的循环农业的加速发展，使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中国具有加快循环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及其丰富资源，中国目前的年农林牧业废弃物包括作物秸秆、畜禽排泄物、林木废弃物等总量高达21.5亿吨，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10年后预计每年可达30亿吨以上，成为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若加以资源化处理，用于生产代用燃料，每年可生产与石油热值等量的4.18亿吨代用燃料，相当于目前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4，是不容忽视的一笔巨大资源和财富。

2，建立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近自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

总体思路是增加近自然农业发展的科技研发及其成果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全方位、多角度组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近自然农业科技项目工程，加快相关领域的应用科学研究及其技术的研制和试验发展。具体内容包括：(1)组织实施生物能源、新兴生物质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及其产品工业化加工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建设行业配置和地区布局合理的专业化原料生产示范基地及其产品加工示范园区，按照先示范、后推广的基本思路，有计划、分步骤引导近自然农业产业的创新发展。(2)进行水土保持与污染防治技术，荒漠化、石漠化治理技术，土地休耕、轮作技术，有机肥、生物农药制造使用技术和农业投入品减量、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和整体物质再循环技术的创新研发与集成，强化科技进步成果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近自然农业发展进程中推广应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近自然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上的全面保证。(3)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经济利用的开发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大范围充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生产所需产品提供必备的技术前提。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包括野生动植物的近自然管理抚育技术、人工引种技术和作为自然之物的利用加工技术等。(4)充分调动农林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进行人才、人员培训的积极性，加强相关专业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人才培养和对农民的培训，健全、完善农业农村科技成果应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近自然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应用奠下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3，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近自然农业经营组织与政策保障体系

具体措施包括：(1)深化政府农业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按照大农业、大部委概念改组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及其职能，将农业与涉农产业归口由一个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加强政府部门对近自然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与规划工作，提高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有效处理农业事务发展和提供高质量服务及政策保障的能力，确保政府农业管理及其服务与政策的效率、公平及规范性。使近自然农业发展的协调、效益预期得以保证和实现。(2)重视培育、发展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中介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组建以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的跨地区专业联合组织和具有一定规模及经济实力、带动力强、覆盖地区范围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和完善近自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民间活动协调组织体系，为近自然农业发展的顺利运行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3)建立健全完善的近自然农业发展信息服务体系、产品标准及其质量检测体系和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培育健康的市场运行机制，推动和促进近自然农业的快速发展。(4)强化近自然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通过经济、行政、立法和道德规范等多种手段，加大对环保农业、能源农业、生物质原料农业、绿化农业等非耕地新兴农业及其产品加工、消费和水土保持、荒漠化石漠化治理等国土整治、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政策支持力度与强度，鼓励其发展；与此同时，强力控制高资源消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和对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作用项目的建设投资，最大限度地减少农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动植物助长剂等有害物质对农业过程的投入和使用，优化和提升农业发展活动的生态保护效应。(5)加强对农业发展环境效应问题的有效监测，建立农业自然资源开发、重大农业开发项目的环境质量标准及其健全、完善的监控组织体系，对农业开发的生态失衡与环境损害问题实施有效的事前评估和事中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作者：周淑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