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利用的林业发展论文

【摘要】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所以积极的利用有利的资源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意义显著。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做具体的分析发现土地对于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各个地区因为土地利用情况的不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十分的明显，所以为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文章就经济发展和土地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旨在阐明各类土地的具体利用效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于资源利用的林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资源利用的林业发展论文 篇1：

基于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看松针利用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摘要]：全面掌握我国松针利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更好地研究利用可再生松针资源奠定基础。本文从文献计量学出发，对CNKI的基础科学等7个子库，采用主题“松针”或含“利用”的模糊方式，检索197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文献（含专利），用Excel和SATI对载文量、基金项目、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统计与可视化图谱分析。检索得载文3 477篇（中文2 592篇，占比74.55%），专利文献3 222件（发明专利3 125件，占比96.99%，实用新型专利62件，占比1.92%）。我国松针利用研究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在抗氧化、生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也创新性地为胃癌和乳腺癌这些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案。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在环境治理应用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同时，近期关于松针褐斑病和黄酮成分研究的载文量较大，虽然我国松针的开发利用在提取物方面研究较为深入，但是存在研究方向缺少创新的局限。松针药物生产标准制定研究前景广阔，医疗、保健开发和环境优化方面的发展空间巨大。

[关键词]松针;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现状与前景

松针，即松树的针状叶子，是松树主要副产物。我国松树主要品种有马尾松、湿地松、五针松和黄山松等110余种[1]，产区分布在西北、华中和华北地区，种植面积约20万hm2，年产松针量约为500万t[2]。松针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既能治疗高血压[3]、中风[4]和风热牙痛[5]等疾病，又能促进血液循环[6]、扩张动脉血管[7]和提高免疫力[8]，还能制成天然保健饮品松针茶[9-10]、松针酒[11]和镇静安神枕[12]等众多产品。由于松针是一种可再生资源，生存条件简单[13-14]，对生态保护有所帮助[15]，近年来对松针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国内对松针利用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从文献计量的角度，结合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16]的聚类分析，对CNKI197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收录的松针利用研究的文献，从作者、关键词、机构的可视化聚类图谱切入，研究在松针利用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机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1 数据统计及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文献源于CNKI，高级检索下以“松针”为主题对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农业科技和医药卫生科技数据库进行模糊查找，时间为197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共查得3 283条，其中中文文献2 495条（占比76%）。为寻得学科热点，以导出的文献为样本，用Excel统计并作图，以SATI为工具从作者、关键词和机构角度做知识图谱等可视化分析。

2 统计与分析

2.1 年份分析

所得文献统计结果见图1。松针载文量总体处于稳步上升状态，松针行业正在不断壮大。外文量浮动程度大，2005年陡然下降，这与CNKI对外文的收录总量少和不稳定有关。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业开放度与包容度提高，重视学习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科研成果，所以外文阅读量和下载量反而高于中文文献。中文载文量在上升的总趋势下出现了几个低谷，一方面是由于和松针一样具有天然保健功效的植物众多，例如常用于护肤品生产的石榴和山茶花等，给松针产业带来了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为生态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退耕还林[17]、建立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和“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19]等，后续应深入对松针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行研究。

从图1的文献及研究的特点，可将我国松针研究分为五个阶段：（1）1979—1984年，载文112篇，占比3.41%，其中中文88篇，外文24篇，无专利。此時处于松针开发与利用的初始阶段，其特点是总量少、层次单一。改革开放初期，工农业生产力水平开始恢复，研究集中于生产动物饲料和寻找病虫害成因，少量涉及松针粉加工设备的设计原理。（2）1985—1992年，载文355篇，占比10.81%，其中中文312篇、外文43篇，专利11件，占比0.34%。该阶段特点是出现了专利，这受益于1985年《专利法》的实施。研究则侧重于虫害防治，如：松茸毒蛾、马尾松毛虫和松突圆蚧等，并开始将松针提取物应用于医学。（3）1993—1999年，载文509篇，占比15.51%，其中中文392篇、外文117篇，专利34件，占比1.05%。该阶段特点是发展十分平稳，开始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松针的化学成分，并应用于养生产品开发。（4）2000—2009年，载文1 029篇，占比31.34%，其中中文739篇、外文290篇，专利224件，占比6.92%。该阶段特点是开始出现养生产品的研究，主要探究松针的营养元素、药用价值、保健功效和生物防治，这与21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密切联系。（5）2010—2019年，载文1 278篇，占比38.92%，其中中文964篇、外文314篇，专利2 968件，占比91.69%。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初有成效，与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专利意识显著提高，该阶段专利占比激增。同时人民思想开放，更加重视身体健康，促进了松针抗氧化养生产品[20-22]和脱毒作物[23]的开发。

2.2 载文机构分析

2.2.1 数据分析

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见表1。

表中机构数只占所有机构数的25%，而发表的文献量却占47.98%。由表1可见：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发表论文量远远高于其他机构。表中机构以农林业高校为主（占比50%），其他综合类院校中贵州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林学也是发展较好的专业，这类机构通常林业发展历史久且经验足，支持的基金数多[24]，并位处松树覆盖较多的区域，因此在松针的发展研究中长期占据优势。

2.2.2 知识图谱分析

在SATI中选择文献去重、词干提取、应用停用词、应用分词、智能清洗，设置高频字段显示个数为50，矩阵大小为50，去重后文献总数为251篇，再选择知识图谱-机构，强度设置为-350，距离设置为170，可得到知识图谱。

CNKI中检出的“松针利用”文献的机构关系群最多为3家，绝大多数机构独立存在。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和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处在图谱的中心区域且圆圈较大，两者的研究更核心[25]，但缺少与其他机构的交流，难以将研究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不同种类的松树对于热量的要求有很大差异，如樟子松和五针松极耐寒，对热量要求低，在新疆等西北地区较为常见;黄山松和华山松对热量要求中等，分布范围最广，多生长于中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或低山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而马尾松和云南松等松树的分布更靠南方，它们要求高热量。因此，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机构所研究的松针种类也会有很大差异，难以进行合作交流，从而造成机构间的低关联度。

将独立存在的机构去除后发现，载文量排名前列的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处在最大关系群中，与其他机构之间连线较粗，代表关系较紧密，学术交流更多。高校间加强交流需要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个机构协同配合，但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高校要求拥有办学自主权，拒绝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科研成果被限制在几个小范围内。随着近年来大学战略联盟机制[26]的高效运行，机构间的合作大大加强。

2.3 关键词分析

2.3.1 数据分析

将同类关键词合并，得到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虽然我国松树种类超过110种，但由于南方的马尾松、西北的雪松和西南的云南松分布广、面积大且方便取材，湿地松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利于研究，油松是中国特有树种，所以研究还是集中在上述五种松树之间;松针提取物的医学价值[27-28]、保健功能[29]和病虫害保护[30]研究已趋于产业化，但在环境监测和微生物作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失。

2.3.2 知识图谱分析

在初始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选择知识图谱-关键词，强度设置为-880，距离设置为450，去除噪点，得到其知识图谱见图2。

由图2可见：“松针”和“松针粉”是两个主要支点，处于核心地带，从这两个笼统的概念一层层深入下去，渐渐细化成具体研究点。目前的科技水平很容易提取的“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红素”和“叶绿素”，已经发展成熟的“饲养”“饲喂”“饲料添加剂”和“特种饲料”，它们之间的线条较粗，各自形成了小体系，是研究重合度较高的方向。由2.1已知，近年来关于抗氧化、保健功效和作物脱毒培养的研究增多，因此与之相关的“松针精油”“黄酮”和“生物活性物质”等关键词处于中间位置，在未来会长期占据行业前沿，但同时也会造成资源聚集，不利于多元化发展。松针本身对环境保护和土壤修复[31]有巨大作用，但近年来的研究大多看重其经济效益，忽视其深层价值，成为行业一大痛点。

2.4 基金分析

1979—2019年，我国支持松针研究的基金共有39个，其中国家级项目7个、省级项目27个，覆盖江苏、浙江、广东等16个省份。为找出支持力度较大的基金，给研究人员提供参考，本文选取了载文量前10的基金进行分析见表3。

由表3可知，排名前10的基金载文量占全部的7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下的文献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基金项目，占比达到37.74%，其他基金之间差距不大。松针国家级项目占比17.94%，支持力度大，但我国典型树材杉木占比达30.77%，可见虽然两者都具备覆盖范围广、资源来源多的特点，但由于杉木抗重病效果更好，在建筑、桥梁和家具等领域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国家对杉木更为重视，松针产业在这些方面的价值有待发现。就地方而言，松树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河南（3个）和黑龙江（3個）等省基金数量相对较多。在基金列表中未发现民间机构，松针研究应用于实践的水平还不够。

2.5 研究层次分析

目前，松针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至少16个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基础与应用基础（自科）、工程技术（自科）、专业实用技术（自科）、行业技术指导（自科）是最主要的四个领域，载文量共占96.02%（见表4）。

由表4可见：前两者在研究层次中占比极高（76%），我国松针利用还处在前期基础开发阶段，研究集中于松针提取物性质鉴定，从而促进牲畜发育[32]、植物生长[33]以及养生和医疗产品开发。中国是人口大国，对于畜肉和保健品的需求量极大，这类产品还将长期成为松针开发的主流。专业实用技术载文相对偏少，原因在于目前的松针粉、松针土和精油提取等工艺已能满足生产需求，精加工技术开发意义不大。至于行业技术指导层面，无论是虫害防治还是饲料添加方法都已经形成规律，短期内难以改变。

2.6 学科分类分析

松针应用领域众多，研究松针的学科十分丰富，见图3。

由图3可见：松科植物属性决定了林学研究是基础，另外，松针还具有很多实用价值，譬如被制成天然的保健食品;医学上能治疗多种常见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鼻炎、便秘、痛风和老年性痴呆症等;野外探险时可以用于蚊虫叮咬后的应急处理，烧水时加入少许松针也可有效杀死细菌[34]和寄生虫;缺少食物时，松针还能提供维生素等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非常时期救人性命。因此，松针也广泛存在于医学、食品、生物等学科的研究中。

2.7 文献来源分析

刊载松针文献的期刊共有15种，本文选取了排名前10的期刊进行分析，见表5。

由表5可知，松针褐斑病是松针生长面临的一大问题，也贯穿了整个松针研究历史，因此关于病虫害防治的《中国森林病虫》高居榜首，这也与前文关键词分析中“松针褐斑病”高居第八名相符。目前，虫害每年会给松针产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成了重中之重。松针粉和松针土能增加牲畜饲料和植物培养土中的营养成分，这帮助相关期刊位列前十。

2.8 作者分析

利用SATI，在初始设置不变的情况下选择自动聚类-作者，得到所选高频字段基于共现矩阵的聚类，在整个大框架下这些作者被分成了两大类：（1）应用开发型：包括抗氧化和抗瘤功能开发、饲料改良、生物活性和环境保护功能研究等，偏向松针产品的实际应用，成果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2）理论探究型：包括比较研究和应用可行性研究等，在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松针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的优缺点。

3 结 论

我国松针研究水平总体不断上升，原材料来源广泛，研究机构分布范围广，支持基金多，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稳步上升。但研究重点集中在精油提取、饲料生产、病虫害研究和单纯的成分分析方面，内容重合度高，研究方向扩展缓慢，对新型工艺技术的探究太少。

因此，对未来松针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充分利用我国松树分布范围广、种类多和易获取的优点，以及人民生活观念改变的契机，大力开发创新型食品和药品，把握广阔的市场。（2）响应“863”计划和“十三五”规划等政策，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交流与良性竞争。（3）明确产业目标，集中政府、高校和企业的科研力量共同推动市场化发展。

综上所述，松针产业前景广阔，一旦走出研究方向闭塞的困境，在实用性上有所突破，松针将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郑光耀.松针资源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生产技术[J].中国科技成果，2013（22）：19-20.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18[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8.

[3] 杨泽填，赖锦茂，黄锦菁，等.松针提取物对肾性高血压大鼠的治疗效果观察[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5（1）：60-63.

[4] 王健，包永欣，相永梅，等.通松针刺法治疗中风后上肢痉挛性瘫痪25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7，15（14）：120-122.

[5] 唐成芳，阮建平，石明娟，等.马尾松针提取物抑制根面牙本质脱矿的理化性能研究[J].口腔材料器械杂志，2017，26（1）： 11-16.

[6] 杨务彬，李元宏，兰鸿.松针提取物对小鼠肠系膜微循环障碍的影响[J].中国药房，2010，21（35）：3292-3294.

[7] 陈良胜，方应权.松针黄酮类物质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外医疗，2012，31（17）：5-6+8.

[8] 戴艺，徐明生，上官新晨，等.松针多糖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J].动物营养学报，2017，29（2）：670-677.

[9] 郑芳，曹丹丹，皮婷婷，等.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武当松针茶”中总黄酮的含量[J].中医药导报，2018，24（2）：44-46.

[10] 朱雪松，李鵬，叶芳健，等.“武当松针茶”中莽草酸含量测定及提取工艺优选[J].安徽医药，2017，21（1）：49-53.

[11] 姜志杰，杨小翠，苏立杰，等.松针红枣糯米复合保健酒的最优发酵工艺[J].食品与发酵科技，2017，53（2）：63-68.

[12] 赵桂芝，寿旦，俞忠明，等.松针不同提取物镇静催眠作用及对脑神经递质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8）：847-849.

[13] Pauliina S A，Annikki M.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needle and shoot elongation before bud break in Scots pine[J].Tree physiology，2017，37（3）：316-325.

[14] Jankowski A，Wyka T P，?ytkowiak R，et al.Does climate-related in situ variability of Scots pine （Pinus sylvestris L.） needles have a genetic basis？ Evidence from common garden experiments[J].Tree physiology，2019，39（4）：573-589.

[15] Holt E，Kocan A， Klanova J，et al.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furans （PCDD/Fs） and metals in scots pine （Pinus sylvestris） needles from Ea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potential sources[J].Chemosphere，2016（156）：30-36.

[16] 刘启元，叶鹰.文献题录信息挖掘技术方法及其软件SATI的实现——以中外图书情报学为例[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2（1）：50-58.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退耕还林条例[EB/OL].[2017-3-14].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0/20170314/459878.html.

[18] 赵琬婧，王清波，王瑜，等.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天然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J].湿地科学与管理，2018，14（3）：58-61.

[19] 张莹婷.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J].工业炉，2019，41（3）：41.

[20] 周思杰，张智红，段久芳，等.雪松松针多糖超声波酶法提取及其抗氧化性[J].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19，31（2）：284-291.

[21] 樊梓鸾，张艳东，张华，等.红松松针精油抗氧化和抑菌活性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7，39（8）：98-103.

[22] Jae-hee P，Peunji S，Eunju P.Optimization of Mixing Ratio to Improv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ged Garlic with Pine Needle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J].Preventive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2017，22（3）：241-245.

[23] 周平，付业春，王朝海，等.松针土栽培脱毒马铃薯品种比较试验[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8）：4458-4459.

[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EB/OL].[2019.12.08].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tj/pdf/2018_table.pdf.

[25] 王学勤.竹子栽培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图谱分析[J].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6，33（2）：330-339.

[26] 郭兆龙.我国大学战略联盟运行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5.

[27] 李启照，孙维浩.松针黄酮氧化石墨烯组装抗胃癌实验研究[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9，34（3）：28-30+72.

[28] REN Peng，REN Xiang，CHENG Lei，et al.Frankincense，pine needle and geranium essential oils suppress tumor progression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e AMPK/mTOR pathway in breast cancer[J].Oncology reports，2018，39（1）：129-137.

[29] 黄佳銮，邓丽映，卢铭瑜，等.松针芹菜复合保健饮料加工工艺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2013，34（5）：47-50.

[30] 方珞，吴小芹.抗松针褐斑病湿地松体细胞的悬浮培养[J].生物技术通报，2019，35（3）：13-18.

[31] 石丽芳，李法云，王艳杰，等.不同生物质炭对辽河油田石油污染土壤总烃及各组分修复效果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 2019，28（1）：199-206.

[32] 司马博锋.松针粉在养猪生产上的应用研究进展[J].养猪， 2019（2）：25-28.

[33] 魏亚平，任玉会，马雪范，等.盆栽月季营养基质选择试验[J].安徽农学通报，2015，21（16）：53-55.

[34] 楼英彪，陈菲，高素华.雪松松针提取物抑菌活性及抑菌稳定性研究[J].中国药业，2013，22（8）：39-40.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Pine Needle Uti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d Visual Analysis

Hu Yanjun，Qin Yihang，Liu Xiaogeng，Yang Yiming，Zhou Zhiwei，Wei Qi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Modern Grain Circulation and Safety/Key Laboratory of Grains and Oils Quality Control and Proces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Jiangsu210023 ）

收稿日期：2019-12-24

基金項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PPZY2015B15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2014-2016）;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实践研究项目（201910327061Y）。

作者简介：胡妍君，女，本科，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与安全。

通信作者：刘晓庚，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化学与食品科学。

作者：胡妍君 秦怡航 刘晓庚 杨奕明 周志伟 韦清

基于资源利用的林业发展论文 篇2：

浅析经济发展与土地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

【摘要】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所以积极的利用有利的资源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意义显著。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做具体的分析发现土地对于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各个地区因为土地利用情况的不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十分的明显，所以为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文章就经济发展和土地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旨在阐明各类土地的具体利用效果。

【关键词】经济发展；土地；合理利用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分析来看，土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利用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从未来经济的发展入手做土地利用的分析十分的必要。简单来讲，土地利用率的高低与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影响着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价值发挥，准确的掌握土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在未来经济发展规划中更好的计划相应因素，从而保证经济发展效果的最优。

1、土地利用现状与经济发展的表现

土地利用现状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土地利用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面貌，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1.1土地利用率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分析

首先是土地利用率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分析。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资料分析来看，土地利用率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较快，尤其是土地商业化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成都市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这与其土地利用率的提升有重要的联系。收集了成都市2005年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发现从2005年到2010年，成都市的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由1047320.76下降到了1027292.41，建设用地由174957.43增加到了205320.19。从土地利用来看，成都市的整体土地利用率在明显的提升，而在土地利用率提升的过程中，其经济在发生明显的增长。

1.2土地利用类型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分析

其次，土地利用类型与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有明显的不同。从当前的土地利用分析来看，具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农业用地，就调查显示，农业用地率比较高的地区，其农业必然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亮点，而且农业的商品率相对较高，整体农业基础相对较好。比如我国目前的种植业、林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是农业用地率比较高的区域。其二是工业用地。一般来讲，工业用地的规模不大，而且标准也相对较低，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工业用地的占有率处于中间水平。其三是商业用地。商业用地的成本是所有土地类型中价格最高的，所以商业用地是比重比较大的区域，其商业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其四是基础上建设用地，一般指的是公路、铁路以及电力设施建设的用地。此种类型的用地对具体的经济发展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1.3土地利用合理性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分析

最后，土地利用合理性与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有不同。从当前的调查分析来看，土地利用较为合理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而且经济结构类型的合理性较强，可持续性也比较的突出。举个简单的例子，上文中提到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四种，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实现持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上述四种土地利用类型处于合理的状态。假设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工业为主，商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相对较少，那么该地区的商业活力必然不足，农业安全也会有问题。众所周知，农业、工业和商业是相互影响的，只有产业结构合理，产业才能够实现相互的促进，以此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多地区存在土地不合理运用的情况，要么农业用地集中，二三产业发展落后，要么商业用地规模庞大，一二产业的基础保证不够，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产业结构失衡，所以需要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做规划。

2、土地合理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当前的具体分析来看，土地合理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土地合理利用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土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不合理的利用分析兩种情况：第一是土地资源的具体利用与经济发展现状失调，换言之，土地规划利用没有做到与经济发展持恒，这样，土地对经济的发展支撑不足，这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所以其能够转化的经济价值有限，具体推动的经济发展也会十分有限。第二是土地资源的利用没有合理的规划，使用毫无节制，这会导致区域可利用土地资源消耗速度的加快，当土地资源被消耗，无力支撑经济继续发展的时候，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的放缓。

其二，土地的合理利用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的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追求量，也在追求质，目的是要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为稳健。基于经济发展稳健的考虑，在资源利用的时候需要做长远的规划，而土地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在“质量”观念的引导下，土地利用必须要科学规划并做好落实，这样，土地的价值才会真正的发挥。总而言之，土地资源是否合理利用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需要注意一点，虽然土地利用率的提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土地有效利用率会影响土地的利用价值。就拿成都市的建设来讲，为了发展城市，成都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开发出来的商业和工业用地，其使用率较低，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土地利用结构构建，对于土地资源的价值发挥也十分不利，所以在土地利用分析中要强调有效利用与合理利用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在近年来，房地产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土地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所以其合理性运用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鉴于此，全面性分析土地资源利用中其各种利用类型对经济的影响，并就土地资源利用与经济质量的关系做讨论，这能够为我国今后区域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提供参考和帮助，实现真正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使土地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王安立.浅析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区建设土地的合理利用[J].工程技术：全文版，2016（10）：00292-00292.

[2]彭光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研究——因子分析法的视角[J].经济师，2016（11）：149-150.

[3]彭光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研究——因子分析法的视角[J].经济师，2016（11）：149-150.

[4]双叶.呼和浩特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10）.

[5]许磊，史德通.浅析土地节约集约的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经营管理者，2016（26）.

作者简介：

肖文昆，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四川绵阳。

作者：肖文昆

基于资源利用的林业发展论文 篇3：

“林权”概念的误读与理性认知

摘要：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与相关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恰当地泛化了林权概念，并由此引发了明显的在林权概念认知和理解上的法律逻辑混乱。基于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可将林权的应然功能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实现对农村集体所有森林的“非所有利用”，确认并保护林农对森林的开发利用权益。以此作为前提，林权的基本内涵应限定于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及收益的权利，具体表现为森林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

关键词：林权；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

以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为起点，集体林权改革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引人瞩目的领域，尤其随着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更是将我国的集体林权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官方人士将其称为“实现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与此同时，“林权”作为我国近年来集体林权改革的核心概念，其广泛影响和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从理论上来说，林权无疑应该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实际上，林权则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政策用语，而且其指向并不明确，其中的法律理性表达更是明显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林权改革政策与相关立法衔接的障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对林权概念进行辨析并对相关权利形态进行合乎法律逻辑的界定，以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国林权改革的法律内涵，并为我国林权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必要的法律资源支撑。

一、林权相关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概述

(一)林权相关立法实践

长期以来，在相关立法实践中实际上是将林权作为了与森林相关的一系列权利的统称，这在我国不同层次的立法中都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宪法》第9条第1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以该有关森林所有权的原则性规定为基础，《物权法》、《森林法》和其他相关立法对森林所有权以及相关的权利都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物权法》第48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58条规定：“集体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一)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第125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森林法》第3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第7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森林法实施条例》中还有一些更具操作性的细化规定。

(二)代表性的林权理论研究观点

针对上述与森林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在立法上不同层次的诸多规定，学者往往在理论上将其概括为林权，但对于林权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却见仁见智。有学者指出，从物权法的视角，“林权”并非一种具体的物权类型，而是“涉林物权”的统称，包括森林资源所有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具体物权形态，涉及物权体系中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种类型。也有学者描述性地指出：“林权是一项复合型的权利，可能是所有权或用益权，其客体可以是森林、林木或者林地，其权能也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还有学者仅从所有权的角度对林权进行解释，认为：“林权，又称森林所有权，是指森林法律关系的主体对森林、林木或者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将林权作为研究对象之外，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有采用“森林权属”这一概念概括与森林相关的一系列权利，还有有关“林业产权”的研究，尽管称谓不同，但也都涉及与上述林权概念界定相关的权利内容。

二、林权概念所体现的法律逻辑混乱

从有关林权的立法和相关的理论研究不难看出，在林权概念的立法表述和理论解释上存在着明显的法律逻辑混乱。

(一)不同层次立法之间权利客体界定不一致

我国的《宪法》和《森林法》分别将森林和森林资源作为权利客体，设置了国家和集体所有权，但在客体的外延界定上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宪法》第9条第1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3条第1款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若探求立法本意，有学者指出，《森林法》第3条第1款规定显然是有意与宪法相对应，但采用的概念是森林资源而非森林，理论上，此处“森林资源”应与《宪法》中之“森林”同义。但实际上，相关立法对森林资源概念的界定却将其与森林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森林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据此，森林资源被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森林、林木、林地以及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显然，仅就表面上来看，森林资源和森林是不能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二者之间表现为明显的从属关系，森林是森林资源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在实际上导致了《宪法》与《森林法》在权利客体的外延界定上不一致，容易引发从法律角度对权利内容理解的混乱。同样问题在《森林法》和《物权法》之间也客观存在。

(二)使用权设置重复

根据立法参与者对《森林法》有关条文的解释，林权包括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关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据此，有理由认为，除了林地使用权之外，森林使用权与林木使用权也同时并列存在。但森林使用权和林木使用权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么样的区别，以至于必须在立法中将这二者作出分别规定，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中都无法找到明确的回应。实际上，森林使用权和林木使用权同时并列存在，是立法中存在的明显的在权利设置上的重复。从使用权设置的本意上来看，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公有的处于资源状态下的森林的“非所有利用”，以对森林开发利用中的利益关系构建为基础，在所有者和实际的开发利用者之间搭建合法的权利通道。而就对森林的开发利用行为而

言，作为开发利用的对象，对森林和林木的区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规定：“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由此可见，根据立法的界定，森林和林木之间只存在量的区别而没有外延上的差异。。因此，在立法中和理解上将森林使用权和林木使用权相提并论是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的。试想，在已经确认成片森林的使用权的前提下，难道还有必要就每一株单独的树木设置使用权吗?显然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与既有的权利形态相互重叠

如前文所述，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等四个组成部分，如果以此为前提对《森林法》所确认的森林资源所有权进行分析，显然，森林资源所有权与其他自然资源单行立法中既有的权利形态存在明显的重叠。首先，有关林地的所有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3款的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毋庸置疑，在我国的土地立法中，是将林地作为土地的一种类型的，因此，土地立法所确认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林地的所有权。其次，有关野生动物所有权。野生动物所有权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早有定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第1款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难看出，《森林法》中森林资源所有权的确认，实际上导致了对林地和野生动物的双重所有权，这既使相关立法实践存在明显的悖论，也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一物一权理论要求：“一物上仅能成立一所有权，一所有权之客体，以一物为限而言。推而言之，一物只能有一权，故物之一部分，不能成立一物权，一物就有一权，故数个物不能成立一物权，物权之计算以一物为单位。”所以，森林资源所有权明显地违背了“一物只能有一权”的基本前提，其合理性值得质疑。对于该问题，也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我国的林权客体为森林、林木和林地，不包括森林资源。”

三、以集体林权改革初衷为基础对

林权功能的应然分析

对林权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立足于对其权利功能的应然分析，而对林权功能的应然分析则必须立足于我国的集体林权改革实践。因为林权作为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其影响和重要性是随着集体林权改革的逐步推进而日益突显的。

从2003年《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的要求，到2008年《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晰产权”的改革目标，不难看出，尽管不同阶段在实施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初衷和既定目标从未发生改变。即在保证农村森林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有效解决森林集体所有权长期存在的在事实上被虚置和异化问题。具体的途径是：以森林的实际开发利用为基础，在作为所有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实际开发利用者的林农之间搭建合法的权利通道，以规范农村集体所有森林在开发利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形成有效的林农发展林业生产经营的政策激励机制；在确保林农增产增收的同时，增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有效性。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将林权的应然功能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实现对农村集体所有森林的“非所有利用”，确认并保护林农对森林的开发利用权益。这应该是构建林权法律逻辑的起点。

四、林权概念内涵的合理化改进与重新定位

基于林权所应具有的基本功能，林权的基本内涵应限定于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及收益的权利。这种权利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一种“非所有利用”的权利，与其他自然资源立法领域中的水权、矿业权等权利形态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权利内容的相似性。从性质上来看，林权类似于用益物权，与传统民法物权理论中的用益物权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该角度对林权概念的重新定位，必须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林权不应包括森林资源或森林所有权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集体林权改革的基本初衷在于改变森林资源集体所有权被虚置或异化的局面，通过开发利用权利的合理设置，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为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注入活力，在不改变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确保林农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合法权益。因此，森林资源或森林的所有权应该是被排除在林权的概念之外的。如果将所有权作为林权的组成部分，那么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将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前提下，任何有关林权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改变《宪法》及相关立法已经明确确认的为公有所垄断的森林资源或森林所有权，而只能就所有权实现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和变革。因此，那些有关林权包括森林资源或森林所有权的理论解释或立法实践，实际上是不合理地泛化了林权应有的内涵，在认识上是存在误区的。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在我国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领域也曾经存在，比如水权。在理论研究中，曾经一度对水权的内涵众说纷纭，有“一权说”、“二权说”、“三权说”、“四权说”等四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对水权这一概念的泛化。实际上，如果作为一个严谨的法学理论研究中的概念，“水权，系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分享了后者中的使用权与收益权而形成的物权眦”。与此类似，林权也只能限定于从森林资源或森林所有权中派生的开发利用并进行收益的权利，不能与森林资源或森林所有权相混淆。

(二)使用权意义上林权客体的理性界定

林权作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在立法上首先应表现为使用权。但如何界定使用权的客体并以此为基础合理确定使用权的范围，在当前理论研究和相关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前文曾提及，在现行的相关立法中，森林使用权与林木使用权的并列存在明显的法律逻辑混乱，这是从使用权意义上理解林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该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对森林和林木法律意义的深入探究为前提。

森林这一概念在《宪法》、《物权法》、《森林法》中都有使用，但《森林法》并不是与其他立法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森林这一概念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相关立法存在着明显的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对此，前文也曾有提及。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其根源在于传统法学理论及相关立法实践对于将自然资源作为权利客体在理解上的局限和在操作层面的粗糙。对自然资源的公有垄断是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对此，在立法中必须作出明确回应，即必须在法律上确认自然资源国家或集体的所有权。换而言之，要从法律上将自然资源作为国家或集体所有权的客体。而实际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公有垄断和将其作为法律上的权利客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对于前者，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在公有制的前提下顺理成章；而对于后者，在理解上和操作上都引发了诸多问题。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对于权利客体尤其是物权的客体——“物”已经形成既定的思维模式，而该思维模式在根本上无法兼容自然资源，这导致自然资源向物权法上的“物”靠拢的过程举步维艰。

对此，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吗?它具备所有权完整的属性吗?”实际上，该问题在我国各单行自然资源的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法学理论中，长期以来一直对水权、矿业权、渔业权、林权等概念在理解上的争论和分歧，是该问题的集中体现，而这一问题在与森林相关的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对森林资源这一概念的引入和界定缺乏法律的理性。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2条的界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等四个组成部分。据笔者推测，立法中对森林资源的如此界定，想必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森林在生态学上的含义。因为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说，森林主要是指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包括其中的各种物种资源和自然条件。将这些物种资源和自然条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立法规范并加强保护，其出发点无可厚非，但在操作层面上是不具备可行性的。

具体而言，在立法中界定的森林资源的四个组成部分，对于林地和野生动植物而言，已经有了针对性的立法规范，因此，将森林资源作为法律上权利的客体，其着眼点只能限于森林和林木。而实际上，这二者对于森林资源应有内涵的表达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法律意义上对森林和林木含义的探究，实际上涉及自然资源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自然资源与资源产品在法律上的区分。对于自然资源的立法而言，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是不能并列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自然资源是指处于自然赋存状态下的各种自然要素，比如森林、矿藏、河流等；而资源产品则专指那些通过人力作用介入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而形成的产物，比如通过对矿藏发掘获取的矿产品、采伐森林所得的木材、从天然河流中取得的水等。在对自然资源相关的立法中，对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的区分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因为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的权属主体范围是不同的，我国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都属于国家，而且禁止流转，但资源产品的所有权主体是可以多元化的，也是可以流转的，所以，必须对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进行明确区分。”实际上，除了权属主体范围上的差异之外，自然资源和资源产品作为权利的客体，其特定化的标准和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应该从自然资源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森林的法律含义，即具有一定整体性的林木自然赋存状态，而林木则应归属于资源产品，是森林开发利用的产物。以此为前提，可以较好地解决林权作为一种使用权在客体范围界定上存在的法律逻辑混乱。

如果从自然资源的意义上确定森林的法律含义，那么在使用权意义上的林权只能限于森林使用权。其理由在于，从内容和功能上来看，林权主要表现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其权利客体无疑应该是森林资源。但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现行立法对森林资源界定出发点在于对其生态学含义的回应而缺乏法律理性的支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尽管林权是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但在法律意义上将森林资源作为林权的客体是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的。如果从自然资源的意义上确定森林的法律含义，那么就可以将森林作为森林资源在法律上的概念表述，于是在使用权意义上的林权作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也就顺理成章地表现为森林使用权。

与此同时，将林木归属于资源产品，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从使用权意义理解林权只能限于森林使用权而将林木使用权排除在外。因为，林权作为一种使用权，只能针对处于自然赋存状态下的森林；而林木作为资源产品，则是森林开发利用的结果，或者说林木是森林通过森林使用权转化的产品形态。因此，在林木上设置使用权并将其与森林使用权相提并论，在法律逻辑上是个明显的悖论。

(三)以森林使用权为基础对林木所有权的合理解释

森林使用权作为对处于资源状态下的森林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林农对权利行使的目标是既定的，即通过对集体所有森林的开发利用获得以林木为主要内容的收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是以确认林农的林木所有权为前提的。因此，森林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权利体系。森林使用权的一个基本功能在于实现森林的集体所有权与林农的林木所有权之间的转换，推动森林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真正得以实现；而林木的所有权则是对林农开发利用森林收益的法律确认。这样的权利结构设计，在其他类型自然资源的立法中也有相应体现。比如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通过矿业权实现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实际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的。采矿权作为矿业权的主体，不仅表现为采矿权人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权利，而且同时也包含采矿权人获得开采所得矿产品所有权的内容。这一点，与森林使用权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就此意义而言，林木所有权不能作为林权的组成部分，这与不能将矿产品的所有权作为矿业权、不能将商品水的所有权作为水权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作为自然资源的森林与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确有不同之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完全是天然形成并赋存的，而森林除了有天然形成的之外，经人工植树形成的成片的树木也在很多场合被称为“林”，但实际上这种“林”只能在法律上将其界定为林木。根据民法物权的相关理论，这种林木作为林农劳动创造的成果，林农当然对其取得所有权。在该情形下，法律对林农的林木所有权的确认和保护是鼓励林农植树造林积极性的重要保障，而这一点也正是我国当前正全力推进的集体林权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木所有权可以作为林权的组成部分。当然，从这个角度对林权的解释，使林权与矿业权、水权等类似权利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是由森林与矿产资源、水资源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四)林地使用权与森林使用权的关系

林地使用权是林权理论研究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虽然实际上林地只是土地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对于土地问题我国已经有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理应与森林在法律意义上划清界限，但事实上，林地与森林同时作为使用权的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说，森林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虽然其主体应该是出于自然赋存状态下的林木整体，但林地作为林木赋存的物质基础，同样是森林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要对森林和林地进行明确区分，否则就必然出现前文所提及的对林地的双重所有权的设置。所以，根据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森林使用权与林地使用权实际上是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权利体系的。森林使用权是从森林所有权派生出的对森林的开发利用的权利，林地使用权则是土地权利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实践上来看，森林使用权与林地使用权确实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对二者关系的处理要区分不同的情况。真正意义上的林权实际上是对于天然赋存的、自然资源意义上的森林而言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森林是为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才产生对森林的非所有利用问题。而如前文所述，在法律意义上的森林不应包含土地，这也就意味着对森林的非所有利用对象在法律上不能包括林地。因此，林权不应包括林地使用权，二者应分别存在于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之中。这类似于，针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另外，对于人造林而言，实际上是林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林农在承包经营的林地上种植的树木，虽然在很多场合也将其称为“林”，但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森林；它的法律地位与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并无根本差异，林农当然取得对其的所有权，不存在对集体所有森林非所有利用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林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存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尽管在实际上，林地承包经营权也是在相关政策中集体林权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在理论上有必要对于在不同情形下林权与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进行清晰界定，以阐明林权应有的法律逻辑。

五、结束语

虽然林权概念更多地被运用于政策领域，但其更应该是一个法律概念，必须以法律理性为基础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将森林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作为林权的基本构成，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也更能体现林权所应有的法律逻辑。在我国今后森林立法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当前存在的对相关概念缺乏法律理性的界定以及对林权概念的泛化，应适时进行针对性调整。

作者：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