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诞生不过十几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曾经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在那个时期，不规范似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催化剂，但华夏证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原东四营业部）却走出了这个悖论，以规范赢得了全国老大的地位交易佣金是证券公司营业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2002年5月开始施行的降佣政策，无疑给券商营业部迎头一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1：

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探究

【摘要】我国的退市制度自2001年建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完善，虽然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体系，但是仍然存在量化过于宽松、执行力度不够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许多长期亏损的上市公司长时间存在于资本市场，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利益，破坏了证券市场的秩序，这也使得退市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迫在眉睫。本文以主板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研究，解读我国十年间退市制度的发展，并找出其中的弊端，探究我国主板市场退市制度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退市制度 弊端 制度改革

一、引言

2001年4月23日PT水仙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退市制度的正式启动。十多年来，我国的退市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过程，目前，我国的退市制度主要包括退市的数量标准、质量标准、程序以及退市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整个退市制度比较符合我过目前证券市场的基本状况，但是由于在细节之处存在一些漏洞和瑕疵，使得退市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同时有关退市的其他配套措施不到位也使得退市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很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退市标准非常宽松，退市数量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协调，许多公司都是挣扎在退市的边缘，出现了“退市难”的奇怪现象，当下的退市制度不能很好的起到实现证券市场优胜劣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亟须做出进一步的改革。

二、我国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

（一）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发展

1.发展初期。我国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真正开始的时间是2001年，到2001年与上市公司退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等。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论述了一些质量性的标准，并且这些质量标准有些是模棱两可、不明缺的，仅有的能称作是数量标准的是“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但是并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值限制，也没有在具體日期上做规范，因此在这一阶段的退市制度是形同虚设的，许多公司通过做假账逃避了退市。

2.过渡时期。2005年《证券法》对退市制度的修订标志着我国的退市制度进入规范化阶段，因为在这次该改革中，明确的数量标准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退市制度开始转变“模棱两可”的局面，向严要求高标准的时代迈进。具体数量标准为：最低股本总额为3000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至少占公司10%以上。同时，在质量标准上也增加新的要求，凡有下列违规行为且限期无法整改的都将给予退市处理：不按照规定及时公布财务信息，披露虚假信息；公司股权结构、股本总额变化不再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新发展。我国的退市制度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12年的上半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在4月29日同时对外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上交所新增六大主要指标，分别为：净资产指标、增加营业收入指标、纳入审计意见类型指标、市场指标（不适用于仅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扩大适用未在法定期限披露年报的指标、纳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深交所也做出重大变革：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年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暂停上市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报、股票累计成交量过低（不适用于仅发行B股上市公司）；股票成交价格连续低于面值（不适用于仅发行B股上市公司）、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不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这其中深交所也修改了二板市场和创业板的相关规定，在此我们仅对主板市场进行分析。在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改革方案中，我们发现，退市的数量标准和质量都有了一定的规范，“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面值”、“连续120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低于500万股”这三个数量标准的出现使得退市的标准更有执行依据，是退市制度发展的突破。而另一重大突破是深交所取消了退市风险警示程序。

（二）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弊端

1.量化宽松。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的指标主要为数量指标，但是十年来这些数量指标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总体来说不够严格，量化的宽松使得许多经营不好的公司长期摇摆在股市当中。

2.监管不严。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以及相关的司法、审计部门都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但是这几家的监管分工目前来看并不明确，而且在地方企业的监管过程中，这些机构的驻地部门不能进行高效的监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整个监管体系漏洞百出。

3.执行力度不够。执行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相关监管部门不能有效根据数量指标对公司进行退市处理，另外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保护也是执行力度不够的重要原因，很多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本应该退市，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当地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惜动用大量资金去扶持，或者作出一些违规行为。

4.退市程序复杂不易执行。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程序相对于国外市场而言，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退市需要办理的手续多，经手的部门机构多，使得退市要经过很长的额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国主板上市公司在经营财务出现问题时，首先会给予“ST”、“*ST”处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市预警处理，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给予公司缓冲期，给他们去整改的机会，但是从现实来看，这种处理往往是大多数公司不能及时有效退市，还会出现大量造假账蒙混过关的情况。

5.缺乏退市相应的辅助措施。在我国目前的退市制度体系中，上市公司退市后的道路似乎只有申请破产，或者被收购或者彻底消失。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场外市场，也没有相应的退市辅助措施，这使得退市公司在退市后无路可走，这样是濒临倒闭的公司为何迟迟不愿退市的重要原因。

三、对我国主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逐步强化退市数量标准的监管

1.单一数量标准的量化。基于我国目前退市量化标准过于宽松的现实，在今后的退市制度改革中，我们需要在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中，逐步加强这一数量标准的监管，提升最低标准。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巴塞尔协议》在三次改革中的一些经验，把数量标准的提升分为多个阶段去实施，每次提升一个百分点，比如我国上交所目前的退市标准之一是连续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在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一标准提高到1200万、1500万，在考虑通货膨胀、利率等因素下，可按年度执行不同的改革标准，如2015年最低标准为1050万，2016年最低标准为1100万，以此类推。如果上市公司不能达到这些标准，就应该立刻让其停牌并责令限期整改，在规定期限内仍然无法达到最低标准的公司给予退市除牌处理。

同时，我们要关注公众股东人数、公众股东持股数及持股市值，以及持有百股、千股以上的股东的人数，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纳斯达克的退市指标，并根据我国目前股市的基本情况设定一个基本指标。这些指标不仅可以实时监控公司是否位于退市标准之下，还可以减小股权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

2.指标体系数量标准的量化。通常，在一些情况下，一些单一的数量指标并不能完全显示一个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资本结构及其存在的风险。一方面，一味地提高退市标准，会出现大量业绩差的公司面临退市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这个不成熟的市场中，如果在某个时间段里有大量公司退市，势必会引起股市的动荡和仁心的惶恐；另一方面，许多公司虚假舞弊，利用监管漏洞摆脱目前这种退市要求地束缚，长期存在于股票市场，使得社会公众地资金面临巨大地威胁。为此，我们可以尝试把一些复杂地量化指标引入退市标准中，比如股东持股数地标准差、一年内股价变化地标准差、股价变化与公司税后净收入的比值等等，同时可进一步建立指标体系函数，用一个函数值来相对准确地估计一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当某个公司的这个指标低于退市标准时，便可给予退市的处理。

3.质量性标准的监管。在证券市场中，质量性标准又叫主观性标准，所谓主观性是指这些标准是有一定弹性的，与监管当局的执行力度有直接关系。质量性标准涵盖了一些数量标准无法估计到的情况，是对退市制度的有力保障，在未来的市场中，我们要把重心放在数量标准的改革中，但同时我们也要兼顾质量标准，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和监管机制，对于不能及时披露信息、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交易的，证券监管当局要立即对其进行调查并给予一定的处罚，情节严重者给予退市的处理。在此，本文不再对我国当前的质量标准提出修改意见，只是呼吁有关监管部门能够有效执行当前的质量标准要求。

（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

1.加强对公司高層管理者的约束。公司的管理高层往往是大股东或者是大股东的代言人，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一个公司的发展前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许多公司退市就是由于管理层的腐败行为造成的。因此需要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加强对高层管理者的约束。在此提以下几点建议：实行高层管理者财务透明公开，定期披露公司高层的资产状况以及近期的资金往来记录；建立民事赔偿制度，由于公司高层的不当经营致使公司面临退市危机或者退市的，证券监管当局及相关司法部门要追究相关违规者的民事责任，并结合《证券法》中的相关条款给予严厉处罚。

2.适当分散股权结构。限制大股东的控股比例，限制大股东及其亲属及附属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公众持股数量。

3.提高监事会等公司自我监管部门的作用。监事会等公司自我监管部门要定期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进行检查，并且在公司的季度、年度报表审核过程中全程跟踪监督；强化公司内部的监管标准，实行“平时记录、季末汇总”的策略；同时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意识和市场道德，不能放过或者隐瞒任何虚假做账的行为。

（三）简化退市程序，建立高效的退市程序

1.成立专门的退市管理小组，由多方共同组成，简化手续。成立退市管理小组，小组由证监会、公司注册地审计部门、公司注册地工商行政部门、为公司注册的证券公司、托管银行及上交所（以上交所上市公司为例）组成，这个专门小组为代表制，由上述的机构出人出资组成，平时在上交所设秘书处及监管部。在出现退市公司时，专门小组集结并为公司统一办理各项手续。

2.全面取消退市风险警示环节，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缩短限期调整的时间。目前深交所已经取消了退市风险警示程序，上交所仍然保留，这一制度给许多公司留足了时间去弄虚作假，并且执行效率极低，应该取缔。同时在发现公司的经营状况达到退市标准以下时，我们通常采取给予一定限期整改的时间，在此，我们需要去完善这一机制，根据公司的亏损情况给予不同的时间限制，限制期内没有整改好的要立即对其进行退市的处理，这个标准要参考公司亏损的额度、连续亏损的时间、公众股东利益损失等指标。

（四）弱化政府对上市公司退市的干预，保证退市标准的有效执行

1.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股比例。对于国有企业，国家要逐步减少对企业的控股比例，扩大公众股东人数和持股比例，同时在企业内部，要减少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能高于中小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个人持股比例应该限制在5%左右；对于地方企业，地方政府不能以扶持名义大量持股，证券监管当局要定期对地方政府的持股数和扶持力度进行调查。

2.政府要杜绝对垃圾股的扶持。对于连续亏损的公司，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持续注资，政府官员不能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对于违规的官员和公司要连同处置，并给予公司停牌整治的处理。

3.逐步实现上市公司“财务自由”。这里所谓的“财务自由”是指上市公司要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国家要逐步放开市场，实现资本的市场化，实现竞争的自由合理化，对于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控股银行允许其破产清算。在未来的退市制度的改革中要重点关注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本运作情况，要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视同仁”。

（五）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为退市公司提供后续交易平台

退市制度是证券市场的一部分，而证券市场又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退市制度处在这两个层面的市场当中，就要受到它们的影响，而只有建立多层次的市场结构，才能充分发挥退市制度的作用。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不仅有利于退市制度的实行，更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首先，我们要完善场外市场（OTC）各项制度，帮助一些目前经营状况差的公司退出主板市场并在场外市场重新融资，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我们需要从宏观体系入手，建立包括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地方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健全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

（六）设立退市保险，保障小股东利益

所谓退市保险，即指公众在认购公司股票时购买相应的退市保险，保险的金额为所购股票市值总额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等比例，并且不同比例的保险金将会获得额度不同的担保范围和金额。退市保险虽然在目前看来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市场化的进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退出主板市场，这种退市会对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损失，而退市保险的设立可以减轻投资者的损失，保障小股东利益。

四、结语

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是一个畸形的演变，体现在退市制度上，就是证券发展的前十多年里没有明确的退市制度，更没有公司通过退市制度退市，到如今，即使我们的退市制度已经在慢慢的完善起来，我们的证券市场上还是“只进不出”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到底是我们的制度不行，还是我们的制度不符合市场，还是我们的市场存在太多的不合理性。中国证券市场退市制度的改革之路还有很长，不过我们更希望看到国家能够多一些市场的引导，多一些资本的良好运作，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的优胜劣汰。

作者简介：刘浩（1992-），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研究方向：金融学；袁梦（1993-），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研究方向：金融学。

作者：刘浩 袁梦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2：

大者恒强

诞生不过十几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曾经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在那个时期，不规范似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催化剂，但华夏证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原东四营业部）却走出了这个悖论，以规范赢得了全国老大的地位

交易佣金是证券公司营业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2002年5月开始施行的降佣政策，无疑给券商营业部迎头一击。而华夏证券公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即业界著名的东四营业部)总经理陈利初闻降佣，心中却感觉到些许平衡—“在2002年5月以前，证券市场的价格竞争是无序的，很多小券商的营业部为了争取客户，拼命降低手续费。我们营业部由于受到公司严格的限制，无法与它们进行公平竞争。”

平静面对降佣

降佣前，价格暗箱操作让东直门营业部的实力无用武之地。因此，“很少张狂”的陈利在证监会召开的会议上“放言”：“既然把我们推向市场，能死、能活，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上搏一下、拼一下。”陈利出此豪言实出无奈—如果市场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也不想在价格战场上做一番厮杀，既然已无退路，东直门营业部的厚实“家底”，使性格稳健的陈利心中充满了拼杀一番的豪气。这豪气多少充斥着悲壮。陈利坦陈，他当时做了充足准备，迎接价格战。结果价格战没有打起来，证券业反倒被“大熊市”拖到了冰点。

2002年，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全年交易量是750多亿元，与A股市场同步下跌了30％。上交利润1956万元。这样的业绩对曾经年利润上亿元的东直门营业部而言，显得有些“寒酸”。但对很多挣扎于盈亏线上的营业部而言，已是羡慕不已了。去年，东直门营业部周围的8家营业部中，两家彻底关门，两家关闭了散户厅与中户室。而整个证券业界也是一片萧瑟。

降佣政策出台后，经过成本核算，东直门营业部将现场交易客户的佣金定为2.5‰，非现场客户定为2.3‰，网上交易客户定到1.2‰。这个佣金标准在业界算是高的。但在陈利的年终总结里，这个佣金标准却被他列为“去年最大的失误”，原因是“降多了”。“我没有想到，降佣后市场没有出现大行情，否则我不会这样制定佣金政策。”

在行情清淡时，散户的交易相对比较活跃，因此，他们是降佣的最大受益者。而对于营业部而言，尽管散户交易活跃，但交易量毕竟有限，利润贡献率比较低，往往难以覆盖营业部提供散户交易的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东直门营业部附近的其他两家营业部关闭了散户厅。而拥有1500平方米散户厅的东直门营业部，却至今没有关闭散户厅的打算。在陈利看来，散户厅除了是“东四文化”的一个延伸外，“家底”厚实的他们也并不想跟在人家后面走。他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体现一家公司或营业部实力的时候，如果我们挺住，就有可能迎来更加好的前景。”

由此看来，陈利和东直门营业部真有些傲雪寒梅的气概。

面对持续的熊市，东直门营业部也没有采取简单硬挺的作法。陈利表示，想通过引进银行、保险公司的储蓄服务和理财服务等，将散户大厅打造成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平台。

在陈利的年终总结中，去年工作中第二个“失策”是，“只把眼光盯在没有开发的客户身上，而没有关注周围那些关闭、萎缩的营业部的客户”。“今年，我要调整策略。”陈利盘算着：“要是我能够将一个营业部的客户全部接受过来，我的力量就很大了。”

东直门营业部多年积淀的信誉、企业文化、品牌等，使得陈利既不惧怕佣金放开、也不害怕证券经营机构放开。他相信大者恒强，也相信东直门营业部能够在行业洗牌结束后，占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规矩成就方圆

1993年8月，华夏证券公司营业部（华夏东四营业部前身）迎来了它的第三任总经理—现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范勇宏。当时摆在30岁的范勇宏面前的这个营业部，开业不过两个多月，但由于前任管理松懈造成股票透支，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已然亏损了600多万元。“破旧的沙发连棉絮都露出来了，老员工觉得看不到前途，士气低迷。”范勇宏回忆说。

华夏证券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三大券商之一，其第一家营业部开业不久即形成巨亏，在全国影响很大。这个“大窟窿”使金融专业毕业的范勇宏“贴身”认识了金融行业的高风险。“如果金融业风险控制不到位，它的每个机构都有可能变成导火索。只需要几秒钟，这种风险便足以摧毁一个企业。”范勇宏谈起这段经历仍感触颇深。正是这种战战兢兢的感受，让范勇宏和陈利等管理层认识到规范管理、严控风险是金融业之本，这也成为东直门营业部日后发展的信条。

1989年，范勇宏被派往日本学习证券。在日本期间，他深深感觉到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此，“中国必须要建立、发展证券市场”的想法，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1993年，当他决定接手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时，尽管刚萌芽不久的中国证券市场前景尚不明朗，业界、理论界对证券市场争论不休；尽管面对600多万元的“大窟窿”，压力很大，范勇宏最终还是选择了在第一线经营管理证券营业部的机会。基于对证券市场前途的认可，范勇宏与他的管理团队摒弃了当时业界盛行的短期行为。

将风险控制作为经营管理的“天条”，与范勇宏严谨低调的性格也不无关系。“金融这个行业是很严谨的或者说是很保守的。谁不希望开放一些？但金融行业没法开放。太开放了、太浪漫了，就会出问题，操作资本不是艺术家在创作。”范勇宏说。他的风控理论得到了大部分来自机关的其他管理团队成员的认可与不折不扣地执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不规范运作与“黑洞”频出的伴随下快速发展。身处其中的华夏东四营业部的管理者选择从规范入手，从而避免了被吸入“黑洞”的危险。1995年，华夏东四营业部出台了在当时看来既前卫又保守的“五不准”—对客户不融资、不融券、不允许挪用保护金、不允许动用国债、不搞任何账外经营。“五不准”执行之初，营业部的某些客户由于无法透支资金，失去了一些获利机会，很不习惯。待“五不准”严格执行一段时期后，华夏东四营业部良好的客户保证金管理体系却为他们赢得了信誉。

“比如说，客户出售股票后，只要他的钱清算到他的账户上，他当时就可以把资金取走。”陈利说。当时，很多证券营业部都做不到这一点—“客户要取的钱如果数额比较多，需要提前几天预约。”东四营业部曾经有一个机构投资者一次就取走了数亿元资金，也是当时开票、盖章，马上拿走。渐渐地，“不压资金、资金周转没有问题”为东四营业部吸引了很多大客户。

由规范运作赢得的信誉很快便转化为收入和利润：1993年年底，东四营业部实现持平；1994年，其证券交易额与利润即飞速攀升至北京地区营业部之首；1996年，其利润是5508万元；1997年，东四营业部净利润更是高达1.5386亿元；1998年，其净利润是1.3445亿元。

作为东四营业部的缔造者，范勇宏与陈利都喜欢用“幸运”与“运气”来诠释东四营业部的辉煌业绩，但同时他们也会加上一句“运气总是照顾有准备的人”。

1994年4月，东四营业部正式开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交易业务，成为全国首家异地开通这项业务的营业部。“每当开展一个新业务时，一定要敏锐地意识到它能带来什么利益，同时又有什么危害。”范勇宏说。在国债期货开通之前，东四营业部专门派人到上交所学习。开通后，他们的电脑部人员还自行设计了国债期货委托申报及清算交割系统，控制交易风险。规范的操作使东四营业部通过国债期货赚了几千万元，靠准备获得的“运气”使他们逃过了“3·27之劫”。

在“3·27事件”之后，东四营业部鉴于期货交易所蕴藏的巨大风险，果断地停止了几项商品期货的代理交易。几年后，我国许多商品期货交易逐步被停止。规范与严谨为东四营业部带来过多次类似的前瞻决策。

独特的投资文化

1998年初，范勇宏离开了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第二年2月8日，东四营业部顺利搬迁到新址，更名为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营业部面积由不到2000平方米扩展为4000多平方米。

回首在东四营业部5年多的日子，最让范勇宏欣慰的是东四营业部独有的文化—“崇尚完美、追求卓越”。范勇宏将其诠释为“一种独特的证券文化或者投资文化，一种人的文化，互相认同的合伙人文化”。在范勇宏看来，他接手东四营业部后，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便是引进了一批有着相同价值观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对这个行业有很深的理解，认真学习、认真做事，不搞短期行为，求的是阳光下的利润，或是一种人生价值与尊重。”

随着“东四”成为证券行业的一个品牌，“崇尚完美、追求卓越”文化下熏陶出来的东四管理人员也越来越成为业内各企业渴求的人才。据悉，东四营业部这块金字招牌最少能为从这儿走出去的人增值50%。

在范勇宏看来，独特的“东四文化”除了蕴涵于营业部内部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跟客户共享。“我们在这个地方培育了一批投资者”，陈利说。

1994年，东四营业部经营情况稍微好转后，他们便成立了咨询研究服务部门。这个部门的员工一直是营业部平均学历最高的。目前，它有5名个员工，4位硕士毕业，1位博士毕业。

东四营业部成立研究服务部门的重要任务是培训股民，“逐渐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投资能力。”培训从给股民讲什么叫会计报表，怎样看会计报表开始，再进一步告诉他们如何分析报表后蕴涵的企业经营信息。“在证券市场上只有相信自己。我们就是想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投资能力。”对东四营业部而言，他们服务的对象是投资者，而不是买卖股票的股民，因此，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不要把我们的利润建立在投资者血汗的基础上。不要误导投资者频繁买进卖出，以赚得手续费收入。”

独特的投资文化给东四营业部沉淀了一批核心客户与基础客户。在佣金放开前的价格战中，他们并没有跟着低价走。据陈利介绍，其核心客户与基础客户的交易量占营业部总交易量的70％。

2002年5月，华夏证券东直门南大街营业部被中央金融工委授予“全国金融系统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去年，整个证券行业获此殊荣的只此一家。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居全国证券营业部之首的东四营业部曾连续好几年做过一个这样的排名—将自己的业务量与利润等与全国各券商进行比较。作为一个证券营业部在这个排名中一点都不逊色—位居14。也就是说，那时的东四营业部比许多券商都有实力。

范勇宏认为是中国证券业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造就了东四营业部的辉煌：“当时我们开展了所有证券公司能做的业务—国债期货、商品期货、投资银行业务、B股、自营等。”那几年，证券交易的佣金收入占东四营业部收入的60%～70%。显然，范勇宏喜欢用“特殊时期”来指代人们口中的证券暴利时代。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进入规范发展时期，证券营业部纷纷开始归位——为投资者提供经纪服务。

尽管大者恒强是生物界通常的生存之道，但适者生存才是自然界最终的法则。历尽辉煌的东四营业部是否能大者恒强，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本刊记者　杨小薇／文

证券市场利益分析毕业论文 篇3：

对现阶段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充分披露的思考

【摘要】 论文在剖析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诸多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上市公司 会计信息 充分披露

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还存在不少不规范的现象，损害了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也使广大投资者蒙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和风险，因此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试就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化问题作些研究探讨。

1.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所有公开上市公司都必须严格遵循信息披露规范的各项要求，提交并公开披露具有真实性、及时性和充分性及可比性的各种会计信息。但是当前在上市公司中，会计披露质量还不尽如人意，存在的问题较多，其中主要有：

1.1信息披露不真实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或欺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有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严重失实，从招股说明书到临时、定期报告，一直是谎话连篇。例如，准备上市的公司为了取得上市资格，在披露财务信息时，人为地操纵蓄意歪曲或直接造假对企业业绩进行粉饰；部分公司效益下降，去能过指标技术处理夸大业绩，等等。这些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屡见不鲜。从前几年的琼民源事件，到现在出现在银广厦、黎明股份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

1.2信息披露不及时

根据有关规定，当发生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应当即编制重大事件公告及明向社会披露。但仍有一些公司违反这一规定，不接法定时间正式披露会计信息。在证券市场上，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及时性，一方面无异于为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创造良机，从而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则降低了信息的使用价值。

1.3信息披露不充分

不少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对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过量披露，而对不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企业偿债能力的揭示不充分；很多企业存在大量应收账款情况下，都不对后收账款的构成进行分析，或者对企业的对外担保情况、或者负责的具体内容进行隐瞒等等；对资金投放去向和利润构成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对一些重要信息的披露不够充分；借保护商业秘密披露不够充分；借保护商业秘密为由隐瞒对企业不利的财力信息尤其是涉嫌违规行为的披露。

1.4信息披露不可比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同一项业务通常有几种会计方法可供上市公司选用，其结果仅造成各个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同，致使同类报表数据在各个上市分公司之间缺乏可比性，而且为上市公司中的操纵利润行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2.基本结论及对策建议

结合我国国情，本人认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措施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2.1制定科学、配套的会计规范体系

会计规范体系是上市公司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和准绳，只有先规范了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生成客观公允的信息后，才谈得上信息如何披露，因此，建立并严格执行一整套科学的会计规范体系，是实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前一步必须做好的事。目前我过国上市公司会计的规范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几个具体会计准则和若干补充规定，它使得上市公司的会计处理规定不正规、不完备，很多问题得不到系统解决。下一步一定要建立以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内部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完备的上市公司会计规范体系。现行的《会计法》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修改补充，并要制定《实施细则》，便于真正施行，要建立健全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要制定完善并尽快出台，企业会计制度一定要严密详细，使会计工作有章可循，并得于切实执行。

2.2建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控制机制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控制机制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控制和证券监管部门控制三个要素组成，通过它们正常执行自己的职能及各职能间的相互制约，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由上市公司内部各相关部门组成，通过公司内部会计部门、审计部门、各经营部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活动来完成。其机制主要从以下向个方面来实现：（1）必须合理、有效地设置会计机构。目前必须将上市公司的会计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分立，分属不同领导，分担不同职能。财务管理部门由总经理领导、会计部门应由董事会领导，主要会计人员由董事会任命，并向董事会负责，让会计人员真正成为会计信息供给的主体，使会计人员有责任也有能力拒绝管理人员的不合理要求，避免管理人员舞弊。同时，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人员各方面素质，包括职业道德水准。（2）上市公司必须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建设，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归属监事会领导，对会计业务进行日常的内部审计监督。

2.3加大证券市场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督力度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随着《证券法》的出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已经颁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有些内容不统一，有些相对滞后，有些比较分散，不易全面执行，因此相对于市场规范的要求来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其次，改变多头管理的体制。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明，不利于对之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因此，必须参照国际惯例，对现行证券市场管理体制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相应改革。目前，证券监管部门的设置应集中到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中央级的证券监管部门。负责对全国上市公司进行宏观监管，统一制定证券市场政策和上市信息披露规范；另一个层次就是证券交易所。它遵循中央监管部门的规定，对上市公司的日常活动和会计信息披露進行具体的详细监管。再次，建立上市公司信息监查员制度。由中国证监会及其驻各地派出机构委派信息监查员到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包括招股说明书、中报、年报、股利分配信息等的生成和披露加以监，防止外界各个相关利益集团对会计部门的信息供给横加干涉。信息监查员在企业中行使职权时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不得待有公司股份，一切工资、待遇均在证监部门享受，任免考核均由证监部门进行。最后，证券监管部门要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管理办法，对违规行为邓以明确界定，坚决杜绝“你讲你的，我做我的”这种不规范行为。对于业已颁布的法规制度，要加大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尽快在上市公司及证券市场参与者心目中树立法制意识。尤其对财务状况异常的ST公司更要加强监管。

2.4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

必须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包括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由其审计的客户提供管理咨询业务，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优化执业环境，政府不能干涉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各个环节，使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法制建设。

2.5完善游戏规则，加大处罚力度

制定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规则》，对目前的上市公司在财务信息披露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从法制的角度加以严格规范，逐步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建立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错误与舞弊责任追究制度办公法律、内部行政、经济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证券机场淘汰制度；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建议对不同类别的证券市场参与主体分别提取一定比例的违规风险金，以避免违规发生时出现无法赔付的尴尬。

参考文献：

[1]刘泉军.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 （2）.

[2]江金锁.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 （2）.

作者简介：姚云飞，男，汉族，1983年生，经济师、会计师，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管理学学士学位。工作单位：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从事财务相关工作近6年。

（作者单位：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作者：姚云飞